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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今朝：對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及其關系的本體論再認識
點擊：  作者：王今朝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發布時間:2022-04-26 10:0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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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引進了西方經濟學，希望從中獲得對中國改革發展有益的經驗。然而，事實證明，中國在此方面投入巨大智力、人力、物力、財力資源，所得極為有限。這已經成為國內學者共識，越來越多的學者承認，西方經濟學不能解釋中國成就。然而，中國經濟學的教育依然陷入在西方經濟學基礎課的教學之中未能自拔，中國經濟學的研究依然沉浸在計量經濟學回歸參數估計的范式之中樂之不疲，中國經濟學的思維依然未能實現在高質量的基礎上向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模式的轉化。造成這一切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未能從本體論的高度認識馬克思生產力生產關系框架。馬克思高度哲學化的語言對于普羅大眾來說是有所隔膜的，馬克思基于自己所設定的研究人類社會形態發展規律而提出的歷史唯物主義即使對于高級人士而言也可能是難以跨越的。今天，中國面臨的主要理論問題不僅是相信共產主義的必然性，而且是如何按照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來發展自己的社會主義的生產力。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二元對立看，要發展生產力，只能搞好生產關系。生產力是果，生產關系是因，生產力在后，而生產關系在前（在十幾年前的一次學術會議上，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胡鈞教授就曾指出，計劃經濟時期中國發展生產力是先調整生產關系，中國改革開放后發展生產力也是先調整的生產關系）。因此，對于中國而言，更重要的問題是強調生產關系的反作用。這是一個發展理論問題，是一個既定社會形態保持自我、發展自我的問題。它與歷史唯物論是相輔相成的。徹底澄清這個問題，我們需要一個關于生產力生產關系及其關系的本體論再認識。該文曾以同一標題發表在《政治經濟學研究》2021年第2期上。這里發表時去掉了腳注！

 


一、引  言

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這兩個二元對立的概念所構成的理論框架是馬克思對經濟學和哲學的一個卓越貢獻。而“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成為馬克思主義的一個經典命題。然而，圍繞對這一經典命題的解讀、理解和運用，存在著兩大對立的范式，并且都宣稱自己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正確的理解。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等人在俄國（及之后的蘇聯）和中國推動了生產關系的革命并在其基礎上發展生產力。按照斯大林的表述，這是由于現代生產力的社會化性質決定了蘇聯必須采用社會主義生產關系。1952年，斯大林把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相互關系的原理概括為“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認為當時俄國的“生產力，特別是工業中的生產力，是具有社會性的，但所有制的形式卻是私人的，資本主義的。蘇維埃政權依據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這個經濟規律，把生產資料公有化，使它成為全體人民的財產，因而消滅了剝削制度，創造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并且，“如果沒有這個規律，不依靠這個規律，蘇維埃政權是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務的”（斯大林，1958，第4-6頁），其實也表達了在社會形態變革時代，生產關系對生產力起到革命性的作用的觀點（張德霖，1989）。確實，斯大林的這個表述將蘇聯的公有化政策牢牢地建立在客觀、唯物的基礎上。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政策和策略上看，斯大林的這個表述是完全正確的。當蘇聯實施公有化時，所依據的“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實質上是將建立新型生產關系而不是將發展生產力，置于了優先性的位置上，不如此，就不可能對抗“社會上衰朽力量的極強烈的反抗”。斯大林說，“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這一經濟規律，早已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為自己開辟道路。它之所以還沒有為自己開辟出道路來，還沒有獲得發生作用的廣闊場所，是因為它遇到了社會上腐朽力量的極強烈的反抗”（斯大林，1958，第5頁）。

與斯大林相反的是，考茨基根據馬克思的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論點來反對列寧在俄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指責他“過早地發動革命”，因為俄國生產力遠遠沒有得到充分發展，遠沒有在新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發揮其全部潛能。托洛茨基也認為，社會主義只有在生產力高度發達時才能夠建立起來。在20世紀50年代中國，圍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究竟孰為優先者，也發生了諸多爭論，至今依有余響（馬社香，2013ab）。其實，無論是考茨基、托洛茨基，還是中國一些人，都是把生產力數量上的大小而不是生產力的社會化性質作為了決定生產關系的變量，從而與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所理解的馬克思的觀點背道而馳了。

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等人的理解和考茨基、托洛茨基等人的理解雖然是對立的，但其實，他們都認為，為了發展生產力，需要首先確定生產關系，因此，都可以定義為“生產關系優先論”，只是他們所主張確立的生產關系的性質不同。一個是主張只有確立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生產關系才能發展生產力，一個是主張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生產關系應該緩行才能發展生產力。蘇聯的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已經基本瓦解，而中國的生產力則已經使中國GDP達到世界第二甚至第一的高度。在西方，法國哲學家Althusser（2014）和英國歷史學家里格比（2012）都直截了當地認為，生產關系具有相對生產力的優先性。他們還都認為，甚至馬克思也在有的場合認為生產關系具有對生產力的優先性（里格比，2012，第17頁）。科恩（G.A. Cohen）曾堅定地支持生產力的優先性，科恩（2008）雖然沒有否定生產力的優先性，卻認為，究竟如何論證生產力的優先性，依然是不清晰的。這樣，科恩就從自己早期的為生產力優先性辯護的立場上后退了。威廉姆·肖認為，馬克思、恩格斯“沒有去陳述他們為什么深信生產力在物質生產的社會基本領域中起決定作用的情況和理由”，因為他們把生產關系隨著生產力的變化而變化“看作為一種經驗常規，因此無須尋求進一步的說明”（肖，1989，第57頁）。然而，綜合考慮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實踐以及一些論述和阿爾都塞、里格比、科恩的論述，即使馬克思關于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原理在一般意義上是正確的，從政策和策略的角度看，生產關系決定生產力的命題也有可能是客觀成立的。這樣來看，究竟怎樣理解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命題及其第一位的地位，究竟怎樣理解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及其第二位的地位，就依然是需要探討的學術問題了。在這樣的背景下，如何理解“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這一命題，如何理解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命題與生產關系作用于生產力的命題的關系，就成為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中的一個根本理論問題，也是當下中國深化改革的核心政策問題。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命題與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的命題的關系可以被定義為哪個命題具有優先性。這個優先性問題也與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哪個具有優先性具有緊密的聯系。馬克思恩格斯顯然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命題是第一位的，生產力是第一位的。這個觀點也被斯大林所承認。而如果承認，在某些時間（如20世紀上半葉）和某些地點（如俄國和中國），從作為黨的生命線的政策和策略的角度看，生產關系具有優先性，那么，很顯然，在這些時間和這些地點，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的命題就比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命題更重要了。這是一個對馬克思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框架的更為學術的思考角度。為此，本文首先精確地定義什么是生產力，其次精確地定義什么是生產關系，然后確定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關系，即哪個在何種情況下以及為什么優先于哪個。這樣，我們就能把生產關系優先性命題和生產力優先性命題統一起來，從而就能為更有效地改造世界提供理論基礎。

二、生產力的本體論

很少有人意識到精確定義生產力概念的必要性，已有的定義還缺乏數理的表現形式。這部分是因為生產力概念看似簡單實則非常復雜的緣故。“沒有一個概念像生產力或者更確切地說生產力水平（或發展程度）這一概念那樣具有表面的簡單性，而在實際上卻包含著許多難題”（阿爾都塞、巴里巴爾，2008年，第226頁）。事實上，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中，它已經成為一個永恒話題（馬俊領，2009）。趙家祥（2012）總結了馬克思《資本論》及其手稿中6對共12個生產力概念，然而，依然不能讓人滿意。面對這些難題，結合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運用數理來有力地重建生產力概念恐怕是在它與生產關系的關系問題上取得突破的最有效解決方案。

馬克思主義者一般都對西方經濟學中的生產函數概念持徹底批判態度，從而在他們的研究中很少出現這種形式?？墒?，褫掉西方生產函數概念的庸俗因素而保留其合理的形式，就可以發現，有兩種方法來清晰地定義生產力。一種方法是從生產力的條件、原因和可能性的角度來定義。這正是標準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所使用的定義。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生產力指勞動資料（means of labor）與勞動力（身體、大腦和知識）的組合，以及勞動力之間的合作、管理。勞動資料“是勞動者置于自己和勞動對象之間、用來把自己的活動傳導到勞動對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綜合體”。在馬克思的著作中，它包括“土地、農具、作坊、手工業工具”、“原料、工廠、機器”、“礦山、礦井”和“工具、交通手段”等，現在一般記為工具、機器、設備、土地、基礎設施、原材料，甚至包括技術、知識和技能等。1938年的斯大林《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一書這樣歸納道：“用來生產物質資料的生產工具，以及有一定的生產經驗和勞動技能來使用生產工具、實現物質資料生產的人，——所有這些因素共同構成社會的生產力”（斯大林，1985，第218頁）。有了勞動資料、勞動力、勞動力之間的合作和管理，一切人類生存和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即適應于各個社會形態的各種生產資料、生活資料就有能力生產出來了。從數學上看，這種方法不過是把馬克思所列舉的和斯大林所歸納的主要生產力要素表示為一個向量而已。

另一種方法是從表現生產力的結果（產品數量、產品質量、產品性質、產品價值、產品價格）來定義。這樣，企業產值、社會總產值、GDP等就分別是從企業和社會層面對生產力結果的度量了。這種度量方法在微觀上產生了企業的市場競爭等微觀理論和相關問題，在宏觀上產生了宏觀經濟理論（西方的宏觀經濟學只是宏觀經濟理論的一個部分，甚至是帶有高度扭曲性的部分）和相關問題。這種方法不過是把馬克思所列舉的主要生產力要素映射到產品空間罷了。

上述兩種方法雖然不同，但是，借助改造后的西方經濟學生產函數的概念形式，我們可以把這兩個定義統一起來，即在一個生產函數中同時包含生產力的上述兩種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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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1）式，我們有時可以把上述兩種生產力的定義看作是等價的。但由于二者的不同，對于我們后面討論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關系而言，使用不同的生產力定義可能方便程度不同。但無論如何，（1）式都可以被視為馬克思生產力概念的現代表達。這反過來也表明，西方經濟學中的生產函數概念是馬克思的生產力概念的一種（扭曲的）表達。

值得指出的是，（1）式并沒有表現出所有的生產力因素。比如管理和勞動力之間的合作等也是生產力，就沒有出現在（1）式中。這一方面可以看作是一種抽象，但我們也可把它們看作是生產關系，留到下面去處理。還值得注意的是，在具體運用時，（1）式可能變化形式，它所包含的變量可能變化，變量的數量也可能增加。但（1）式對于我們的研究目的就夠用了。

很顯然，在上述對生產力本體進行的數理描述中，我們已經把生產力的歷史融入進去了。機器、廠房是現代社會中的概念，而不是古代社會的概念。然而，只要我們對（1）中的各個變量做新的解釋，我們的本體論解釋也可以適用于古代社會。這樣，就可以避免許多本體論研究可能具有的形而上學的色彩了。這點對于如下的生產關系的本體論討論也適用。

三、生產關系的本體論

公式（1）雖然可以看作是對生產力所下的兩種定義的統一，但它已經蘊含了生產關系的概念。這從如下的生產關系的本體論闡述即可看出。

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就廣泛地討論了人們在生產中所處的各種各樣的關系，在《哲學的貧困》中則第一次出現了生產關系這個術語，并且明確了所有權對于生產關系的重要性。馬克思還曾在《資本論》中在人們在他們的社會生活過程中、在他們的社會生活的生產中所處的各種關系這兩個廣泛意義上使用生產關系這一概念，如見馬克思（2004）第一卷第8-21、93-113、165、312、438、556-582、631-649、711、744、878頁，第三卷第53-54、279、441-442、702-703、876-941、992-1000頁。馬克思《資本論》主要是以19世紀的英國為例證來敘述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的。對其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的目的而言，從各種不同的角度來展示生產關系是必要的。但這就使得生產關系可以包含家庭關系、群內關系、組織內部關系、國家內部關系、國家間關系了，這就使得生產關系泛化了，從而也就難以抽象地整體地把握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關系了。

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歸納了馬克思的生產關系概念而認為，生產關系即經濟關系，包括三個層次，即（1）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2）由此產生的各種不同社會集團在生產中的地位以及他們的相互關系，或如馬克思所說的，“互相交換其活動”；（3）完全以它們為轉移的產品分配形式（斯大林，1961，第58頁；李匡夫，1984）。生產資料所有制是人們在生產的物質條件上結成的復雜的關系，就是生產資料（土地、森林、水流、礦源、原料、生產工具、生產建筑物、交通工具、通信工具等等）歸誰所有，歸誰支配——由全社會支配，還是由個人、集團和階級支配并被用來剝削其他的個人、集團和階級（斯大林，1961，第58頁）。基于斯大林的表述，很顯然，在上述三個層次的生產關系中，生產資料所有制是最具有根本、支配意義的生產關系。各種不同社會集團在生產中的地位以及他們的相互關系是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基礎上產生的。所謂不同社會集團在生產中的地位以及他們的相互關系實際上就是一個社會的階級、階層關系（包括管理關系，即企業內部關系，以及不同人群關系等）、企業間關系、產業間關系、區域間關系，甚至國家關系。

斯大林（基于一國內部）對生產關系的歸納性定義是本質的。只是從當代經濟學學術看，斯大林的定義都缺乏一種基于形而下的現代成本概念的實證主義形式。這就使得他的論述對許多后人而言帶有一種不必要的靜態色彩，仿佛它們與經濟的運行、企業的核算沒有多大聯系似的。這也因此使得他的論述帶有一種不必要的神秘色彩，使得在他身后的西方經濟學家得以有機可乘，篡改、顛覆他們的理論。在中國，也有人實際上把斯大林對生產關系的定義說成是一種教條（張聞天，1979）。我們可以吸收西方經濟學中的基本公式形式來表達斯大林所定義的生產關系的大部分內容，使它與馬克思（2004）所探討的資本主義的多個收入范疇（如工資、利息、利潤、地租）聯系起來，借此證明斯大林的定義的科學性，從而為本文接下來的分析打下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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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分析，我們就可以知道，斯大林對生產關系的定義，即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和由此產生的各種不同社會集團在生產中的地位以及他們的相互關系，以及完全以它們為轉移的產品分配形式，是完全正確的。斯大林使用文字來定義生產關系就使得他的定義有可能包含-式所無法包含的內容，如生產過程中的管理問題。毛澤東說：“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后，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即全民所有的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集體所有的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這也就是人與人的關系問題。在這方面，我們做了很多文章。”很顯然，毛澤東所強調的作為生產關系的管理問題屬于斯大林定義中的“各種不同社會集團在生產中的地位以及他們的相互關系”。管理問題是-式所未能包含的（巴圖里亞，1982）。同一種所有制完全可以有非常不同的管理關系，斯大林在生產關系定義中把不同的管理作為對立的生產關系是完全正確的。毛澤東還在1956年提出了十大關系問題，既是對斯大林的生產關系定義的發展，又處于斯大林生產關系定義之內。這樣，我們就可以理解，斯大林的表述是嚴謹的（雷恩，1997；史密斯、希特，2010）。

在厘清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本體后，我們就可以討論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關系了。

三、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機制

從上述框架看，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機制是明顯的。第一，沒有相關的人（勞動力、奴隸主地主或資本家、管理者）和物（各種資本的物質形式、土地以及無形的生產要素），就不可能有包括生產資料所有權、人與人在生產中的關系以及產品如何分配在內的生產關系。所以，生產力中的每個因素的存在及其客觀性質是生產關系形成的物質基礎。但是，這并不是說，一種作為物質基礎的生產力所決定的生產關系只有一種。也就是說，從生產力到生產關系的映射是一個一對多的函數。一個社會到底呈現出怎樣的從生產力到生產關系的映射取決于一系列條件。比如，在當代世界，現代生產力基礎對應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社會制度、兩種生產關系，現代科學技術的興起才使得知識產權制度在西方建立起來，但知識產權在科學技術快速發展的蘇聯和中國長期并不存在。

第二，既然生產力涉及到如此多的變量，就必然涉及這些變量所代表的客體（包括人和物）之間的關系以及客體的所有者之間的關系，也即必然涉及人們所擁有的既定的生產力之間的關系了。這就使得生產力中的每個因素不僅都各自孤立地對應一定關系，它們所對應的關系還要彼此一致起來，并且，這些互相一致的關系不是并列的，而是具有從屬關系。比如，在封建社會，土地歸于地主的關系是主導性的生產關系，而佃農依附地主是從屬性關系。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資本歸于資本家所有是主導性生產關系，而生產力中的勞動者擁有并且只擁有勞動力，土地歸于地主所有屬于從屬性生產關系。正是因為資本歸于資本家所有，土地歸于地主所有，勞動者才只能擁有勞動力；而且，資本的力量極大地限制了地主的經濟權力：僅僅擁有土地的地主不可能獲得資本家所擁有的經濟權勢。

第三，上述兩種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機制是靜態的。動態的，一般說來，從一種社會形態所擁有的穩定關系模式看，如果一個生產過程是以某種關系模式完成的，再生產過程往往就是以這種關系模式完成的。因此，在一定的生產力基礎上，一種生產關系形成后，就必然延續于之后的再生產中。由此，形成了一個個的社會形態。這就使得生產力對生產關系的決定得到不斷地加強。這可以被稱為生產關系的路徑依賴屬性，即一種生產關系在一定的生產力基礎上一旦形成，就可能長期處于一種鎖定的狀態，并且會自我強化。這就使得從一種生產關系轉型到另一種生產關系只能通過強大的外力作用（如革命）才能達到。

第四，生產力對生產關系的決定具有可變性。在每一個社會形態內部，一種生產關系模式的穩定性是相對的。每一類人、物的變化都必然引起生產關系的某種變化。在同一個社會形態內部，每一類人、物的變化都是量變，因此，生產關系的變化也只是量變。但當人和物都同時出現質變時，生產關系和社會形態就會發生質變。比如，蒸汽磨一旦出現，就是由資本家所有的，它就根本性地改變了生產力的組合，從而也改變了生產關系。在歷史上，蒸汽機、紡織機等機器的出現使得土地（La）作為生產要素的地位大大下降了，這終結了封建社會（王今朝，2019）。這也就是說，生產關系的路徑依賴屬性并不是永恒的。

以上主要是從生產資料所有制的角度來觀察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機制。

第四，在每一個社會形態內部，一種關系模式的穩定性是相對的。每一類人、物的變化都必然引起生產關系的某種變化。在同一個社會形態內部，每一類人、物的變化都是量變，因此，生產關系的變化也只是量變。只有當人和物都同時出現質變時，社會形態才發生質變了。比如，蒸汽磨一旦出現，就是由資本家所有的，它就根本性地改變了生產力的組合，從而也改變了生產關系。在歷史上，蒸汽機、紡織機等機器的出現使得土地（La）作為生產要素的地位大大下降了，這終結了封建社會（王今朝，2019）。因此，從探尋社會形態變化的規律的角度看，必然得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規律。生產力根本不同，生產關系就根本不同；生產力僅僅發生量的變化，生產關系也就僅僅發生量的變化。

第五，當我們把觀察生產關系的視野從生產資料所有制轉移到交換、分配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轉移到生產資料所有者的命運，更容易發現，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從歷史的長河看，只有在發達的社會化的生產力基礎上，才能生產出來的產品主要用于交換，而不是滿足于生產者自身的需要。這種大規模交換關系（即所謂市場經濟）確實是一種與資本主義以前的生產關系都不同的關系。馬克思指出：“我們越往前追溯歷史，個人，從而也是進行生產的個人，就越表現為不獨立，從屬于一個較大的整體：最初還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擴大成為氏族的家庭中；后來是在由氏族間的沖突和融合而產生的各種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十八世紀，在‘市民社會’中，社會聯系的各種形式，對個人說來，才只是表現為達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現為外在的必然性。”也就是說，人類的生產力本來就是社會化的，但在資本主義社會呈現出一種特殊的社會化形式。正是這種生產力的社會化屬性及其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一致性決定了資本主義取代封建社會的必然性，但它與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之間存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決定了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必然要取代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一個共性之處在于，它們都是大規模交換經濟。

理解了上述機理，就很容易理解馬克思關于社會形態變遷的如下表述了：“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因此，從探尋社會形態變化的規律的角度看，必然得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規律。生產力根本不同，生產關系就根本不同；生產力僅僅發生量的變化，生產關系也就僅僅發生量的變化。比如，在一種社會形態內部，一種創新性的產品將會對生產和生活帶來巨大的變化：它可以是創造一個新的全新產業，也可以對已有的產業產生巨大沖擊。這樣，我們也就可以理解，在馬克思看來，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原理是有時間維度的：生產力對有些生產關系的內容的決定是即刻產生的（比如，一旦引進某種機器，就會馬上改變管理關系，也改變不同所有者之間的關系），但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中的生產資料所有權安排，或者說，在一定的生產力基礎上形成的所有權關系要成為社會的主導的所有制關系，是必然經歷相當長的時期的。在這種意義上，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還不是一蹴而就的，往往必然經歷上層建筑層面的革命或革命性的變革才能完成。

值得指出的是，馬克思的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表述基本上是基于英國歷史發展做出的歸納，因此是在封閉經濟模型中做出的結論。盡管如此，它在開放經濟模型中依然有一定的適用性。當資產階級的廉價商品“就像一門重炮，把一切中國式的長城轟為平地，迫使頑固仇外的野蠻人俯首投降”時，西方國家的生產力有可能促使經濟落后國家的生產關系發生變化就是一種證明。今天的世界已經在發生轉向，中國的生產力發展有可能促使西方國家的生產關系發生變化了。比如，今天中國所擁有的高鐵技術已經對生產關系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而圍繞5G技術的發展，也已經引起了生產關系的重大變化。

 

四、生產關系決定生產力命題的合理性論證


我們前面論證了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機制，是以承認生產力的變化為前提的，它因而必然導致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結論。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工具的變革是劃分生產力不同發展階段的標志。然而，也不是所有生產工具的變革都構成劃分生產力不同階段的標志。對于一個現代社會（比如中國）而言，如果我們問這樣一個問題，即生產力是如何變化的，那么，我們就只能從生產關系決定生產力的原理來尋找答案了。

（一）生產關系決定生產力：邏輯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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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產出所表示的未來的生產力就是由現在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所決定的了。但從因果關系上看，不能用過去的生產力來解釋未來的生產力，否則，就是循環論證了。于是，只能舍象掉生產力，留下生產關系作為決定生產力的變量，只能得出生產關系決定生產力的結論了。馬克思在《資本論》第2卷中指出：“不論生產的社會形式如何，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始終是生產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離的情況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產因素。凡要進行生產，它們就必須結合起來。實行這種結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會結構區分為各個不同的經濟時期”，特別是區分為不同的社會形態。很顯然，這可以作為馬克思也認為生產關系可以決定生產力的證明了。

毛澤東1937年則上升到國家生產力的發展的高度而指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生產力是主要的；理論和實踐的矛盾，實踐是主要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經濟基礎是主要的；它們的地位并不互相轉化。這是機械唯物論的見解，不是辯證唯物論的見解。誠然，生產力、實踐、經濟基礎，一般地表現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誰不承認這一點，誰就不是唯物論者。然而，生產關系、理論、上層建筑這些方面，在一定條件之下，又轉過來表現其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這也是必須承認的。當著不變更生產關系，生產力就不能發展的時候，生產關系的變更就起了主要的決定的作用。”雖然毛澤東并沒有界定這個“一定條件”究竟是什么，但應該說，毛澤東一生的革命和建設的實踐就是生產關系優先性的實踐。因為革命就是發動群眾來改變生產關系，而不是依靠發展生產力來改變生產關系，而建設是建立在革命的基礎上的。毛澤東1945年在《論聯合政府》里，有這樣的理論闡述：解放中國人民的生產力，使之獲得充分發展的可能性，有待于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在全中國境內的實現。這一點懂得的人已一天一天地多起來了。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獲得之后，中國人民及其政府必須采取切實的步驟，在若干年內逐步地建立重工業和輕工業，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1956年，中共八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重新表達了這個觀點：“我國在近百年間，經濟和文化的發展遠落在世界先進水平之后，廣大的覺悟的愛國人民一直要求把我國從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我們黨早就指出，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必須首先推翻束縛社會生產力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并且指出，在現代中國的條件下，只有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才能真正解決我國的工業化問題。”1959年，毛澤東進一步總結：“生產關系的革命，是生產力的一定發展所引起的。但是，生產力的大發展，總是在生產關系改變以后。”“首先制造輿論，奪取政權，然后解決所有制問題，再大大發展生產力，這是一般規律。”

就連西方學者也敏銳地觀察到了生產關系決定生產力的規律。比如，布倫納（Robert Brenner）就斷言，“不同的階級結構、特別是財產關系或剩余剝削關系，一經確立，就會給一個社會的長期經濟發展模式設置非常嚴格的界限和可能性范圍”（Brenner，1985，第12頁）。而他的財產關系指“直接生產者之間、剝削階級之間（如果有的話）以及剝削者與生產者之間的關系。它明確并決定了個體經濟行為人（或家庭）與他們的生產資料和經濟產品相結合的方式和制度。這樣的財產關系存在于一切社會經濟活動中，是直接生產者和剝削者（假如有的話）確立其階級身份的前提條件（Brenner，1985，第26-27頁）。”可以說，布倫納認為，（社會）財產關系決定生產力的發展與否。

西方國家也是在運用生產關系決定生產力的規律來破壞其它國家發展生產力的努力。蘇聯解體從實踐的角度表明，維護一個國家經濟制度首先在于生產關系而不在于生產力。無論是俄國、蘇聯建設社會主義還是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都曾面臨，今天也正面臨著一個重大理論問題，即在捍衛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與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來發展生產力兩個策略之間究竟選擇哪個？也就是，哪個更具有優先性？而且，連已經失去影響力的華盛頓共識都是生產關系優先。西方正是通過破壞蘇聯和中國的生產關系來破壞他們的生產力的。諸多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所擔心的當權派和官僚主義其實也是破壞生產關系，從而使廣大人民的生產力轉變為資本和少數官僚的生產力。如果我們認為生產力具有無條件的優先性，就難以克服來自國內外的危險。

（二）生產關系決定生產力的機制

生產關系決定生產力的機制有很多，這里我們主要討論兩大機制。

1、儲蓄-投資機制

投資決定資本增長，儲蓄增長決定投資增長，而生產關系決定儲蓄增長的潛力和性質。任何國家為了得到生產力，必須首先要有儲蓄，才能有投資，有生產。所需要得到的生產力越大，就需要得到越大的儲蓄。為此，不得不在國家水平上做出生產關系的安排。這對于俄國蘇聯和中國所建成的社會主義國家尤其適用。比如，當新中國剛剛建立的時候，到底是用公有制還是用私有制的方法來得到儲蓄，就是中國面臨的一個重大選擇。在工資水平不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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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總供給-總需求機制

生產力發展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必須持續。為了實現無危機的生產力的持續增長，必須采用公有制為主體的生產關系。這是因為當一個國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時，公有制經濟的平均工資可以明顯高于私有制經濟。這使得公有制經濟的宏觀經濟更具有穩定性，更不容易甚至不會產生經濟危機，從而容納生產力的更高發展。更重要的是，在國家發展（產量由增加到）的過程中，公有制可以實現共同富裕和人類的真正解放。這再次說明，對于如俄國和中國這樣的在經濟落后基礎上建立社會主義的國家而言，首先的問題是解決生產關系，也就是說，從政策和策略的角度看，應該是生產關系優先。

從當今世界生產力發展的迅猛也可以看出生產關系決定生產力的機制。當今世界，隨著互聯網、機器人等新技術新應用的迅猛發展，可以預見，在未來三五十年內，如果采用生產資料私有制，那么，隨著大量的勞動力被排擠，甚至無人工廠在世界生產中占據統治地位，勞動生產率大幅度提高，產品生產出來無處銷售，這樣的生產力實際上就沒有價值實現的場所。因此，只有公有制才能容納這種生產力的發展。這是馬克思所說的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的情況，也就是生產關系決定生產力的情況。正是這種情況對于當今的中國具有最緊密的指導性。

總之，無論是從儲蓄-投資關系還是從總供給-總需求關系看，只要認為經濟落后國家為了實現經濟增長應該用公有制的辦法而不是用私有制的辦法，實際上就是承認生產關系決定生產力。值得指出的是，圖1無法顯示的公有制社會所積累的資本可以在整個社會范圍內最優化地配置從而可以使它能夠比私有制社會實現更快的經濟增長的機制也是生產關系決定生產力的機制。實際上，在生產力愈來愈具有社會性的今天，私有制實際上構成經濟發展的重大障礙。比如，諸多國家和地區就是由于土地私有導致的高昂的交易成本而無法修建高速鐵路。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對于經濟落后國家而言，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無論是維護本國安全還是維護生產力的發展，都應該遵循生產關系決定生產力的規律，也就是遵循斯大林所說的“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更一般地看，人是先于產出而存在的。因此，為了得到將來的產出需要事先確立人與人怎樣的關系以及人與物之間怎樣的關系。也就是說，生產關系在時間上是優先于生產力的。既然生產關系在時間上是優先的，就不可能是適用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只可能是適用生產關系決定生產力。把此命題應用于和平時期就是，社會主義的生產資料公有制企業因為比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私有制企業能夠產生更大的生產力（在其它情況一樣的條件下），平等的勞動者和管理者關系也可能帶來更大產出。

（三）對一些可能的否定意見的否定

有人可能認為，資本主義對經濟落后國家的殖民和帝國主義對經濟落后國家的侵略證明了生產力具有優先性。其實，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關系的研究上，不能用外國的生產力對本國的生產關系的決定作為一個經濟學的基本規律來看待。從理論上看，這是一種外因決定論。從實踐上看，它只能被理解為偶然現象。人類歷史充斥著經濟落后國家、民族侵略經濟發達國家、民族的事例，因此，侵略并不證明生產力具有優先性。即使是經濟發達國家、民族侵略經濟落后國家、民族，也離不開生產關系的因素的作用，不能用它來證明生產力具有優先性。而中國共產黨成功領導的革命也證明，經濟落后的國家、民族可以通過生產關系的改善（如沒收地主土地、平均分配土地、減租減息等）有效地抵抗經濟發達國家、民族的侵略，因此，也證明生產力不具有持續的決定性。實際上，如果認為生產力具有決定性，那么，由于日本侵華時具有遠比中國為高的生產力，必然導致中國失敗論、速敗論，日本的勝利論、速勝論，而且中國的生產關系應該按照日本人的意志來安排。而其實，即使日本曾產生速勝論，也不僅是基于生產力優勢，而是經過長期準備（包括長期調研中國）所產生的。

有人可能會說，公式（1）其實表明，生產關系的存在總是要建立在一定的生產力基礎上的。因為如果沒有生產力，就不可能有對生產關系的安排，即就不可能有對各種生產資料的所有權等的安排。因此，生產力具有對生產關系的優先性。然而，這個分析是先假設生產力的存在。如果我們追問，生產力為什么存在，就可以發現，一個特定的生產力的存在一定是因為一定的生產關系，而一個一定的生產關系卻可以不依賴于生產力。比如，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就是在遠比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更為落后的生產力基礎上設立的。

還有人強調科學技術的重要性（從而忽視、貶低生產關系的重要性）。其實，任何科學技術都是在一定生產關系中產生的。瓦特改進蒸汽機是在一定的生產關系中進行的。愛因斯坦提出相對論也是在一定的生產關系中進行的。即使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如果這種生產力產生于錯誤的生產關系之中，科學技術所代表的生產力并沒有為廣大人民群眾所享有，最終生產力也會停滯。愛因斯坦等科學家就發表宣言，反對使用核武器。與美國等國用核武器做威嚇相比，中國則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美國在科學技術領域已經擁有數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優勢，但美國在衰敗。因此，科學技術對發展生產力也不具有最終的決定作用。對此，恩格斯曾有經典表述：“生產力按幾何級數增長，而市場最多也只是按算術級數擴大”，這樣，就幾乎必然發生每十年反復一次的停滯繁榮。在越高級的生產力水平上，距離人民群眾的需求就越遠，因此，即使生產過剩和危機的周期看起來已經結束，但也只是陷入持續的和慢性的蕭條的絕望泥潭。因此，用科學技術重要來反對生產關系的優先性是錯誤的。

反對生產關系優先性命題的人可能認為這個命題與歷史唯物論相矛盾。馬克思強調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表述是針對社會形態的自發演化而形成的。當資本主義國家在西歐、北美、日本興起而形成列強時，清政府時期的中國由于生產關系落后，不可能獲得列強已經獲得的生產力。為了獲得這種生產力，必須破壞封建的生產關系，破壞列強所強加給中國的生產關系，破壞中國在向現代化轉型時期所形成的以四大家族為代表的官僚資本所代表的生產關系，為此，不得不組織民眾進行革命，不得不在革命成功之后建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否則，如果建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必然出現生產過剩，必然壯大和鍛煉無產階級隊伍作為掘墓人，激起新的革命。而且，馬克思主義把社會主義從空想變為科學，就是讓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具有物質性了。李達（1958）總結到：“生產關系也具有物質性，而不是心理性，因而是物質關系”。于是，在近現代中國，唯物論就不是僅僅建立在生產力的基礎上，而是也可以建立在生產關系的基礎上了。因此，生產關系決定生產力并不與歷史唯物論相抵觸，而是它的必然推論。這樣看來，把生產力概念被看作是整個歷史唯物主義大廈的基石（趙家祥，2012）就是并非總是必要的了。即使這個觀念是馬克思本人理論的硬核，也可以不是所有馬克思主義者理論的硬核。

再進一步看，如果把生產資料所有制定義為最重要的生產關系，那么，由于生產力的革命性，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生產力必然發生巨大的變化，但生產資料所有制并沒有發生重大的變化。比如，在兩三百年中，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私有制并沒有發生變化。如果只承認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那么，科技革命應該會促使資本主義被顛覆。然而，無論是奴隸社會、封建社會，還是資本主義社會，都是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都經歷了生產力的重大發展，但社會形態依然沒有發生變化。因此，都無法用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來解釋。更嚴重的是，如果認為俄國的生產力還沒有得到充分發展，因此十月革命是早產兒，那在過去是機械的歷史唯物論，而在今天就是歷史虛無主義了。同樣道理，如果認為中國1949年生產力還極低，因此還不宜發展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那就最多只能堅持新民主主義的經濟路線，就必然要否定社會主義工商業改造了。而在既有的社會主義社會里，一旦片面強調因生產力落后而必須發展生產力（理由可以是不能滿足人民生活需要），就必然否定既有的計劃經濟（的合理性和歷史必然性），就必然過分強調市場，過分強調依靠個人的自發力量，過分強調“市場經濟”的不可避免性，而這必然導向削弱黨對經濟的領導，削弱國企和集體制企業。而且，片面強調發展生產力，必然導致否定革命。這樣，就必然無法真正實現生產力的發展了。而在一種社會形態向另一種社會形態轉型的時期，生產力的變化反而是較小的，我們也難以用生產力的變化來解釋重大的生產關系的變化。如果沒有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資本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就不能取封建的生產資料所有制而代之。于是，馬克思的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文本就是在一定語境下產生的，并且有其具體用法的事實就清楚了。至于在短期，生產關系決定生產力就是一個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命題了。

總之，生產關系決定生產力的命題是完全成立的。其實，在馬克思看來，生產關系的生產比所有形式的物質資料的生產更重要、更具有實質性意義。因為一定社會生產關系除了為一切物質資料的生產提供強有力的指導與保護外，還是社會整個上層建筑得以確立、發展與完善的堅實基礎。因而，它是任何社會的統治階級維護自身利益與鞏固政權的根本所在。所以，歷來的統治階級沒有一個不重視生產關系的生產與再生產的，尤其是近代社會的資產階級。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在論述資本主義文明觀時指出：“一般剩余勞動，作為超過一定的需要量的勞動，必須始終存在。……資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勞動的方式和條件，同以前的奴隸制、農奴制等形式相比，更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有利于社會關系的發展，有利于更高級的新形態的各種要素的創造。”

五、兩個決定作用的一致性問題

既然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也決定生產力，那么，這兩種決定作用的是否具有一致性呢？

馬克思的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理論在歷史的極長時期無疑是正確的。它對于認清歷史的發展的必然性極其重要。因為馬克思旨在揭示人類社會形態變遷的規律。而社會形態是以生產資料的所有制這種生產關系的最主要方面為劃分依據的（靳輝明、洪光東，2011）。今天，我們可以這樣理解，既然馬克思設立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這兩個二元對立的框架，為了解釋生產關系的變化，就只能使用生產力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上述歷史唯物主義的表述是受代表蒙昧卻又頗有影響的費爾巴哈的“歷史唯心主義”和黑格爾的“絕對精神”理論的刺激而產生的，是與后者對立，旨在取代后者的歷史觀的。也因此，這些表述中就缺少馬克思本人所強調的人的主觀能動性的影子。但這并不意味著人的主觀能動性不能發揮巨大的主觀能動的作用。

馬克思決不是主張人類被動地等待生產力的充分發展。馬克思的存在決定意識、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命題決不是否定意識和生產關系的反作用。馬克思的存在決定意識、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命題正是為意識和生產關系的反作用開辟道路。按照馬克思的話語，由于大規模交換的需要，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本身是高度社會化的了。進而，資本主義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導致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必然周期性地發生經濟危機，只有社會主義公有制才能加以解決。而這就要求我們遵循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的規律，來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生產關系，也就是在發展生產力的政策和策略上，要遵循生產關系的優先性。也就是，我們應該如毛澤東那樣承認生產關系的優先性，應該如馬克思更加重視的是生產關系決定（反作用于）生產力的原理。對于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而言，尤其需要在未來一個時期獲得一定的生產力，即實現一定的經濟發展（在生產力和生活水平上對美國實現一定程度的趕超）。新中國也是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先（基本）設定好新的生產關系，再在此基礎上發展生產力的。在西方工業化以后，很顯然，如中國這樣的經濟落后社會只有在先進的社會生產關系之下，才能獲得自己所需要的工業化。一個經濟落后的社會為了發展生產力（獲得國外已經獲得的產品），應該首先設定好生產關系，而不能聽憑既有生產關系的支配，更不是依據生產力落后就斷言只能采用舊的或他國所采取的生產關系。實際上，當馬克思寫作《資本論》時，他的問題也轉化到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如何影響生產力的問題，實際上也認為生產關系決定生產力。生產關系決定生產力的命題是顯然的。一個社會想要一定的產品，就必須設立一定的生產關系；可以說，有什么樣的生產關系，就有什么樣的產品，因此也必然有什么樣的生產力。

搞革命就是搞生產關系，破舊立新。從當代發展經濟學看，革命是生產關系的發展，是人的發展，是為后來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發展及其基礎上的生產力發展奠定基礎，因此，革命本身就是發展。因此，盡管人類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都是社會化（廣義）的生產力在私人生產資料所有制基礎上的發展，但馬克思主義者對這些社會形態中發生的革命都給予高度的評價。今天，在馬克思所指明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對立的時代，當我們認識到生產力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的矛盾后，我們就應該更加主動地利用一切條件去發展適應社會化生產的生產關系。

六、結  論

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二元對立是馬克思運用一分為二的方法抽象出來的政治經濟學基本框架。本文分析表明，與運用形式邏輯經常進行的分類不同，這兩個概念既有不同，也相互聯系、相互滲透、相互影響，從而構成一個對立統一體。這是因為二者都離不開人和物，都離不開它們的相互作用，所以，不得不相互聯系、相互滲透、相互影響。然而，這樣一來，也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即在具體的學術研究中，在具體的歷史實踐中，究竟是生產力具有優先性，還是生產關系具有優先性。特別是，究竟是讓一個國家的生產力先發展，再校正生產關系，還是先校正生產關系，再發展生產力呢？我們認為，在這個問題上，應該是強調生產關系的優先性。

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是第一位的。我們強調生產關系的優先性則是在現當代世界的生產力已經決定了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現實性的基礎上才成立的。這樣，我們實際上也就是承認生產關系決定生產力是第二位的了。但是，就當前中國實際而言，起作用的已經主要不是生產力對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決定性，而是建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現實性了。我們說生產關系的優先性，就為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來改善生產關系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這對于社會主義國家具有根本的重要性。毛澤東晚年擔心政權變色就是擔心生產關系變化（宋方敏，2016）。

生產關系優先性的實現機制可以是模仿，也可以是理論的指導。資本主義從完全競爭走向壟斷的過程，首先由一些壟斷者成功了，引起了另一些領域的廠商的模仿。福特制作為美國汽車制造家和管理學家福特首創的一種生產管理制度，就是在生產力基本沒有變化的基礎上通過首先改善生產關系再來發展生產力的，也引起了眾多工業企業的模仿。中國建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則既有模仿蘇聯的因素，也有馬列主義指導的因素。模仿和理論的指導共同構成生產關系優先性的具體實施機制。

我們的生產關系的優先性命題是與馬克思的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命題完全一致的。馬克思用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命題證明了社會主義的必然性。而我們的生產關系的優先性命題是強調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堅持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澄清這個問題，中國到底是用科學社會主義的方法去發展生產力，還是用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去發展生產力，就是不言而喻的了。這關系到中國乃至世界的前途和命運。這就是本文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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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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