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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今朝：當代西方經濟學數學化的歷史、困境與經濟學的未來

點擊：作者：王今朝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2-03-09 07:23:55

【編者按】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先是在80年代以介紹批判的名義引進了西方經濟學。在90年代中葉后，在海外歸來的經濟學子看到國內的經濟學狀況，認為頗為落后。他們以真誠的責任感擔當起了大量原版引進西方經濟學的重任。之后幾年，國內有重要出版社開始組織翻譯西方經濟學。而國內經濟學的課程設置也把西方經濟學設為中國經濟學教育的基礎課，國內重要經濟學期刊也逐漸采用西方模式來安排論文的發表了。大批中國經濟學者開始向西方經濟學范式靠攏了。中國經濟學教育的格局改變了。在這種改變中，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逐漸在中國一些重要場合失聲失語失蹤了。考察現在國內已經出版的國外經濟學著作（如霍奇遜的《演化與制度》、阿瑟的《復雜經濟學》等）不難發現，正是在西方宏微觀經濟學開始在西方衰落的時刻，中國卻把它們當作重要的知識引進了。中國經濟學的這種變動是不是烏龍一場呢？有人可能說，引進西方經濟學還是促進了中國經濟學的進步。但拿一個已經在西方沒落的經濟學來改進中國經濟學，到底能夠取得多大的進展呢？十八大后，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出，馬克思主義沒有過時，《資本論》沒有過時。國家也出臺了破五唯的重大舉措。包括中國經濟學在內的教育、研究的航向開始重新得到校正。然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打破歷史車輪的慣性還面臨很多阻礙，還有許多工作要做，還需要付出艱苦的努力。所有努力都以對西方理論、學科的認知開始。這里發表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導，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王今朝的文章（這是他正在撰寫的經濟學建模方法論專著的一部分），試圖將我國經濟學教育、研究的改革在正確的方向上引向深入。

當代西方經濟學的數學化：歷史、困境與經濟學的未來

一、引言

萊昂內爾·羅賓斯關于經濟學是研究資源配置的科學的定義被認為是一個與政治、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無涉的純經濟學定義而為諸多西方學者接受，成為西方經濟學教材中的基本定義。中國一些學者和許多學生未加思索也接受了這個定義。可是，如果問他們什么是資源配置，很少有人能夠答出來。如果我們把這個概念明晰，那么它不過是假設有若干個資本主義（即實施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制度）企業，它們生產出若干種商品（或產品）為若干個家庭所購買和消費。而羅賓斯所謂的資源配置指的是一組讓市場供求均衡的價格和在這組價格體系下的消費以及投入組合。然而，這并不是真正的適合所有社會的資源配置，而只是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的資源配置。在這種資源配置之下，私人利潤與工資之比趨于無窮大，也就是它的兩極分化的社會，也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要求私人利潤與工資之比趨于0。為此，社會主義國家消滅私有制，而替換以公有制。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市場價格、生產什么、如何生產（會不會帶來污染）與資本主義條件的市場價格、生產什么和如何生產具有重大的差異（想一想蘇聯解體后俄國能夠生產什么）。西方經濟學以資本主義制度為前提來展開研究，中國經濟學則應該以社會主義制度為前提來展開研究。羅賓斯通過抽象掉私人利潤與工資之比給出了一個看似普世的定義。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是非常善于使用這種手法的。百度搜索就可以發現，羅賓斯在二戰期間，擔任過英國戰時內閣辦公室部門的負責人，1944年還與凱恩斯一起，代表英國出席了布雷頓森林會議。羅賓斯決不是一個簡單的學術界人物。

如果你觀察社會，學習歷史，應該就會發現，社會是人的社會，而不是物的社會。在任何一個社會中，人與人的關系是最重要的。物只是一個介入因素。什么人是否擁有物以及擁有什么物（特別是生產資料），借此對其他人產生什么影響，在塑造著社會的面貌。這是一個社會的最重大的利益問題，在決定著一個社會的根本制度。

一旦有了這種見解，再有對經濟問題的一些研究經驗，那么，你馬上能夠認識到，或者同意，經濟學是研究重大經濟利益的科學，而不是研究資源配置的科學；經濟學是研究人與人的關系（特別是階級與階級的關系）的科學，而不是研究財富的科學。如果把經濟學定位為研究財富的科學，那么，一個社會只要生產力發達就行了。資本主義生產力發達，所以，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就必然言之成理了。可是，資本主義是一種沒落的制度。如果中國陷入并被鎖定于這個制度之中，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不可能了。資本主義英國衰落了，資本主義美國正在衰落，中國雖然與英國和美國都不同，但這種不同不足以使中國采取資本主義制度來實現復興，更不用說將復興永遠保持下去。任何新的財富都必然是在某種人與人（私人老板與工人抑或公有企業的管理者與工人）的關系中產生的。公有企業的管理者指揮、管理之下的工人當然不同于私人老板指揮、控制之下的工人。他們有著不同的命運和前途。因為公有企業限制了私人老板和管理者的權力，這樣，工人才可能有權力。如果中國工人的命運交給了資本家來控制，那只能激起幾億、十幾億人的憤怒、反抗。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可能建立在這種尖銳的對抗的基礎上。有了這樣的見解，我們就可以考察西方經濟學的數學化了，就可以理解為什么中國經濟學應該與數學化了的西方經濟學劃清界限了，就可以很好地推動中國經濟學教育和研究的改革了。

二、西方經濟學數學化的政治社會學史

西方經濟學被引入中國，部分是因為它的數學外觀吸引了中國人（另一個原因是國內重要學者認為西方經濟發展的經驗可以借鑒）。西方經濟學，從威廉·配第開始，到亞當·斯密，到李嘉圖，到J.S.穆勒，到馬歇爾，到凱恩斯，再到20世紀諸多學者的理論，基本上都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學，都基本上是以文字的方式來呈現的。直到19世紀末，西方經濟學還基本上是政治學的一個分支，數學才剛剛開始被引入到經濟學之中，還主要是用于衡量，而不是建模（韋瑟羅爾，2015，p.21）。

直到20世紀30年代，在西方人眼里，經濟學還主要是歐洲人，特別是英國人的事業。大英帝國已經衰落了，而且正走在進一步衰落的漩渦之中。這時的英國經濟學還處于其最后的輝煌之中，主要由少數幾個名人，如馬歇爾、庇古、凱恩斯、瓊·羅賓遜等人支撐。凱恩斯出于對馬歇爾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的不滿，花費數年時間寫作，在1936年出版用純文字寫成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旋即引起了經濟學的一場“革命”。活躍于19世紀末和20世紀前20年的馬歇爾以及活躍于20世紀上半葉的凱恩斯本科都畢業于劍橋大學數學系。然而，與馬克思主要使用文字來呈現自己的作品一樣，馬歇爾、凱恩斯的經濟學理論作品也幾乎沒有使用數學。20世紀八九十年代，凱恩斯理論對中國人也有很大的吸引力。中國的宏觀調控雖然名詞是自己的，但里面裝的政策包含著凱恩斯主義政策。

也正是在20世紀30年代，挪威學者弗里希（R. A. K. Frisch）、荷蘭學者丁伯根（J. Tinbergen）出于對彌漫于當時經濟學的條理缺乏、軟綿無力、因襲過往、廢話連篇、以偏蓋全、以假亂真的作品（今天的中國依然存在這種情況）的不滿，寄希望于數理經濟學、計量經濟學的方法來改進經濟學的研究（1930年，他與歐文·費舍爾發起成立世界計量經濟學會），試圖把經濟學發展為一門數理闡明及定量決定的科學。這種努力對于經濟學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在這時的美國，經濟學剛開始起步，對世界還沒有多少影響。耶魯的著名金融學教授，歐文·費雪，僅僅留下貨幣數量論方程和費雪公式而為后人知曉，因其把自己、母親、妹妹的錢財全部投資于股市，在1929年的股票市場危機中損失殆盡，甚至賠上了自己的住宅。1935年時，美國哈佛、芝加哥、哥倫比亞等大學在世界經濟學中還沒有多大的地位。僅有少數人如霍特林、亞倫使用稍微復雜的數學符號，但也沒有矩陣，最多有一些簡單的行列式，更沒有可以與馬歇爾和凱恩斯相媲美的著作。

在1940年代，美國經濟學開始取代英國經濟學在世界的地位。原本產于英國的凱恩斯理論在發生了大蕭條的美國找到了它的傳人。這些美國傳人開始大量應用數學來研究經濟學。生于1915年薩繆爾森在1931年進入芝加哥大學學習經濟學后非常注意學習數學。他很快就感覺到，數學將會給現代經濟學帶來革命。在哈佛大學讀研究生的薩繆爾森得到漢森教授的關注和幫助，白天學習新古典經濟學的著作，晚上讀凱恩斯的專著。他持續用數學研究經濟學，成果豐碩，很早就形成了如下的方法論觀點：一個定理是一個關于經驗數據的假說，它只要在理想的情況下能夠令人信服地被證偽，就是有意義的。在許多人做夢都想不到可以以及怎樣用數學來研究經濟學的時候，薩繆爾森就開始寫半數學化的論文了。他所撰寫的半數學化的經濟學論文令人耳目一新，很快被視為新一代經濟學的方向。薩繆爾森的博士論文《經濟分析的基礎》先后獲得哈佛的威爾斯獎、美國經濟協會的克拉克獎（1947年）。薩繆爾森1948年暢銷教科書《經濟學》出版。有書評曾預言，新生代的經濟學將是來自《經濟學》一書，也真的應驗了。

20世紀中期的美國已經擁有了使用數學來討論經濟學問題的社會基礎，這使得薩繆爾森的數學化研究代表了一種很有潛力的方向。第二次世界大戰本身就給美國送去一批歐洲大陸精英（華沙之外的波蘭人聚集于芝加哥；瑞典人聚居紐約，以至于紐約的瑞典經濟學家數量僅次于斯德哥爾摩；奧地利學派的成員幾乎全數為美國羅致）。僅僅在二戰后，美國經濟學者在數量和質量上就比所有外國都占上風了。之后，受美國實力吸引，有更多人移民美國。薩繆爾森一個人就在諸如國際貿易與計量經濟、經濟理論與景氣循環、人口學與勞動經濟學、財務金融與獨占性競爭等等廣闊領域進行數理化的研究和教學。他撰寫的論文數量之多，以至于他發現連期刊都來不及容納。這給予許多人以啟發。新方法、新典范、新好手與新問題（新政與福利國家、戰爭、作業研究）結合在一起，使得美國經濟學蓬勃發展，變成世界經濟學的中心。經濟學在美國發達起來，數學模型也在經濟學中發達起來，西方經濟學在數理化上遠遠超過了它的前輩。自阿羅-德布魯（1954）以后，數理嚴格性甚至成為經濟學在方法論上的崇拜偶像。羅伯特·盧卡斯認為，“如果我不能以數學的方式闡述經濟學理論中的某個問題，那么我就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甚至認為，數學分析不是研究經濟理論的諸多方法之一種，它是唯一的方法。經濟學理論即數學分析。”

如果經濟學的數學化僅僅是少數人的運動，那么，西方經濟學的數學化本來是不會產生這么的影響的，數學本來也不會成為西方經濟學主流學術精英建立自己學術地位的不二之術的。可是，既然經濟學的數學化在歐洲和美國，都得到了最著名的學術機構的人士的認可和實踐（這可以由下面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工作得到證明），那么，它就可能得到第二推動力了。在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國家學術院、美國哲學學會、美國經濟協會、國際經濟協會等單位的同行對薩繆爾森給予快速和不斷的肯定，使他在四五十歲的時候就已經成為國際經濟學界的領軍人物。有學者指出，在二戰后的美國，一批系主任在行政當局授權下，積極行動，四處延聘薪資也許比他們高一倍的搶手明星教授。到了20世紀60年代，瑞典有人發現，可以借諾貝爾的名聲來設立一個經濟學獎項，以促進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發展，提升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影響力，借以為私人壟斷資本繼續實施私人壟斷提供理論背書。對于西方經濟學學術和西方壟斷資本來說，這無疑是一個很好的戰略。弗里希、丁伯根于1969年獲第一屆“諾貝爾經濟學獎”。薩繆爾森因1948年出版的博士論文《經濟分析的基礎》系統地使用數學來研究經濟學而獲得第二屆（1970年）該獎。他也是美國首位該獎得主。希克斯和阿羅因他們在1930年代和1950年代通過傳統微分分析及更現代的數學方法更新和拓展了一般均衡理論于1972年得獎。里昂惕夫以他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投入產出模型于1973年獲獎。坎托羅維奇和庫普曼斯因應用線性規劃方法來解決資源分配問題于1975年獲獎。克萊因依靠經濟計量宏觀模型于1980年獲獎。德布魯因為把集合數學理論納入經濟理論于1983年獲獎。阿萊斯因對市場經濟的嚴謹數學描述于1988年獲獎。哈維默以闡明計量經濟學概率理論基礎于1989年獲獎。福格爾和諾思因將經濟史計量化于1993年獲獎。1994年、1996年和200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表彰了博弈論學者的數理性戰略互動分析，赫克曼和麥克法登因處理離散個人選擇的微觀計量經濟學成果2000年獲獎，恩格爾和格蘭杰的時間序列分析2003年獲獎。其他許多屆諾貝爾獎，如對社會選擇理論、經濟增長理論、公司理論、貨幣理論、國際經濟學、信息經濟學和金融學的獎勵，也包含許多數理經濟學的工作。在這種由私人機構設立的獎項的宣傳推動之下，經濟學數學化就成為了一項無法逆轉的運動。對于大多數西方經濟學者來說，只要不用數學模型，就是“非科學”的經濟學，在美國的經濟系、管理系就都沒有發展空間。這樣，經濟學數學化就借少數幾個大學的精英教授之手成為世界經濟學發展的一種運動潮流了。

以薩繆爾森為代表的美國經濟學家似乎大大地拓展了經濟學分析的領域，房租管制、關稅和進口配額、財政政策、外包、農業補貼、財政赤字、最低工資等無所不包，應有盡有。借助數學化，借助這些獎勵，在一大批人的專業化研究之下，西方經濟學變得似乎更加學術化了，呈現出一種科學的表象，似乎上升到了一種非常現代化的水平。經濟學家常常以公共知識分子、社會改革者、政策建議者、制度設計者等面目出現。經濟學不僅在公共政策的討論中具有強大的影響力，而且在社會科學中占據崇高的地位。許多外行人不明就里，以為他們寫的、講的很有道理，分析非常嚴密。這就使得這種潮流又大眾化了。在這樣的時代，只有少數幾個人，如科斯、威廉姆森、諾斯、奧斯特羅姆等人憑借純文字的分析獲獎。而這可能還是因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委員會認為，如果不獎勵一些支持資本主義的文字作品，恐怕就顯得太過偏激了。有人可能認為，數學化是經濟學發展的內在規律使然。這是對的。但排斥文字分析，把數學作為經濟學研究的唯一、至高工具就不是數學化的本意了。使用數學所研究的許多問題（如上述房租管制等）太狹隘、太瑣碎了。西方經濟學家們還極少使用數學來研究社會最重大的問題（如馬克思所關心的那些問題），很少發表圍繞社會最重大問題的見解（社會痛苦、社會危機、社會前途），西方經濟學中的大批頂級專家們就這樣排斥了社會改造的可能性。這就使得他們所塑造的西方經濟學失去科學的本意而不得不具有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屬性了。

三、數學化了的西方經濟學的非科學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屬性

事實表明，在經濟學中推進數學化有著無盡的潛力，但想跳出他們所理解的幾百年前亞當·斯密就已經劃定的界限，是很難的。

（一）當代西方經濟學的非科學屬性

所謂新古典經濟學，在馬歇爾看來，就是用新的方法（供求分析范式）把他所認為的古典經濟學的核心思想重新表述出來。作為后來的主流經濟學的核心方法的供求分析本來是在金融市場發展起來的，只適用于金融市場等少數市場。然而，1890年，它在馬歇爾手中被系統地用于單個商品市場（局部均衡分析），用于展現沒有政府干預，市場也可以運作得很好。這是一種適應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是如馬歇爾等人所理解的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進一步的學理化。如果斯密的理論還具有反封建的性質，那么，在資本主義已經完全建立起它的統治之后，這種更加學術化的分析就是在維護資產階級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既得利益了。在它之前，馬克思已經對資本主義做了致命性的分析。在它誕生的時候，如列寧所說，資本主義正在從完全競爭走向壟斷。然而，這不妨礙馬歇爾把自己的理論說成是經濟學原理，不妨礙他成為新古典經濟學的集大成者，也不妨礙它構成21世紀流行的西方經濟學教科書的基礎內容。1929年西方發生大蕭條。也許，這是資本主義經濟耗盡1918年一戰結束所帶來的十年經濟景氣的必然結果。凱恩斯1936年創建的宏觀經濟學，建立了一種新的分析范式，然而，它不過是挽救資本主義于危機的一種學術努力罷了。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世界歷史的最重大的特征不是資本主義得到挽救，而是一大批社會主義國家和獨立國家的興起（和舊殖民主義體系的瓦解）。也就是說，世界產生了對新的經濟學的需要。這種需要將會在21世紀繼續推動經濟學實現對西方經濟學的徹底否定。

當西方經濟學建立和接受了供求分析范式，把人一分為二地分為消費者和生產者而不是如馬克思那樣分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時候，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對立這一現代社會最重大的政治經濟結構就在西方主流經濟學中消失了，經濟問題仿佛僅僅是消費的優化、生產的優化、二者的均衡以及均衡的變動了。結果，西方經濟學越來越呈現為關于均衡世界的經濟學，而經濟學也變成神話了。這種神話不講條件，不試圖從具體的條件得出具體的結論，而是從虛假的假設得出普世于神話世界的結論。這種神話甚至不講真正的邏輯。供求理論實際上僅僅是基于資本家賺錢的角度而提出的理論（這種理論對于沒有多少錢的廣大工人和農民有多少意義呢？！）。需求曲線的推導依賴于一個主觀的效用函數，而供給曲線在壟斷的情況下并不存在，在這樣的基礎上構造出的供求分析怎么能夠成為普世經濟學教科書的核心的排他性的分析工具呢？怎能成為普世經濟學的核心框架呢？

其它模型呢？現實世界具有復雜性本質。為了使用數學進行推理、演繹，為了得到“假設-那么”格式的嚴謹性，許多研究不得不做出許多違背基本事實的假設（如理性人假設）。在這種種假設所構成的框架下，真實世界的一些重要的不可忽略的事實都被排除在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學術之外了，而留在西方“主流”經濟學學術之內的，都剩下一些表面的東西了。其中人要么被假設為精于計算的貪婪，并且完全同質，要么就不存在（廣大工人和農民會設想自己與過著燈紅酒綠醉生夢死的生活的人是同質的嗎？）。不僅社會規范、習俗、情感和人際道德關系完全消失了，階級以及由階級分化、階級對立所導致的問題、經濟危機在西方經濟學中也消失了。許多西方經濟學家甚至試圖把基于種種假設所構造的“假設-那么”框架來進行的經濟分析作為經濟學的主流分析范式。這種違背事實、追求形式的經濟學研究在將本來重大、復雜的經濟問題簡單化、虛無化的同時，還有可能將本來只是表面的經濟問題深刻化。

馬克思歸納了四大經濟領域，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并且認為生產決定分配，生產和分配決定交換和消費。對于中國來說，生產和分配無疑具有相對交換更為基本的重要性。沒有產品的生產，交換什么？產品怎樣生產，難道不是決定了交換的條件嗎（中國房地產企業的私有化不是決定了中國的高房價嗎？中國汽車產業的外資化不是決定了中國企業的高價格嗎？）？如果生產比交換更重要，以交換為核心的供求分析怎么能夠成為主流經濟學的核心框架呢？馬克思說，世界日益分裂為兩大對立的階級，可是，階級對立在西方經濟學中被替換為生產者和消費者在價格協調下的和諧。價格這只看不見的手仿佛是上帝之手一樣奇妙了。

一些學者認為，由一系列模型所構成的、不同的模型用于處理不同的場景的經濟學是孤立的、近親繁殖的、拒不接受外部影響的學科，是象牙塔中癡迷抽象模型和花哨數據卻不能為促進社會理解和解決公共問題作出貢獻的學科，是誘導人們相信經濟學家的答案總對的學科（羅德里克，2017，第205頁）。一些西方經濟學學者認為，西方經濟學不是科學，而是修辭。西方經濟學盡管宣稱采取實證主義，但在實踐上，它更接近于實用主義，而不是實證主義（羅德里克，2017，第81頁）。普遍性、可驗證性只是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只說不做的原則。西方學者宣稱自己在用科學方法進行研究。照此本應建立假說、模型、進行驗證。如果這個理論在驗證中失敗，就應該放棄它，改進它或者替換它，從而使得經濟學取得進步，然而，這并非事實（羅德里克，2017，第64-65頁）。即使他們所謂已經取得較高共識的問題（羅德里克，2017，第149頁），也并不缺乏相反的更加可信的命題。如果你問自己，這種鋪陳以各種公式、表格、數字的聚焦于小范圍的、局部的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短邏輯鏈條的理論化（羅德里克，2017，第VIII頁）是學術嗎？如果不聯系實際，你很難給出否定的回答。按西方經濟學們所設定的標準，它們甚至是很好的學術，但它們與多樣的個體，絕大多數人痛苦苦難的生活、以及西方和東方的人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相去甚遠。西方經濟學把社會前途已經預設為資本主義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痛苦已經被預定了。因為在眾多的資本家眼里，工人階級只是下等人，只能是工具。西方經濟學家們對1954年阿羅-德布魯證明之后的一般均衡微觀經濟學、博弈論和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迷戀不是代表著西方經濟學的真正進步，而是代表著西方經濟學失去了解決真實世界問題的興趣。

（二）當代西方經濟學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屬性

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學家能研究一點科學嗎？當然可以！可是，研究科學的自由是有限度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學家只能在資產階級所劃定的范圍內騰挪，只能服務于資產階級的利益，只能屈從于資產階級的意志。對于資本主義國家的絕大多數經濟學家來說，他們集體地強烈的反對資本主義，在資本主義繁榮的時代，是不可想象的。在資本主義繁榮的時代，如果不服務于資本主義，不為維護大資產階級的統治立下大功，一個西方學者是很難獲得巨大的名聲的（斯密和李嘉圖之所以享有盛名，不是因為理論做得多好，而是因為理論做得適應了他們所在時代及其身后時代的資產階級的需要；曾有學者指出，斯密生前的名聲遠遠沒有洛克的名聲大，只是在死后幾十年中才超過了洛克）。資產階級不會讓一個人無功受祿的。更不用說，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學者在他成長過程中，他就可能在諸多方面受到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熏陶了。當代西方經濟理論很顯然是嚴重地建立在大資產階級的利益之上.

西方經濟學構建的基礎模型，諸如供求理論、創新理論、二元經濟理論、公地悲劇理論、集體行動理論、GDP理論、IS-LM模型、增長理論、信息理論對復雜的社會經濟問題做無歷史、無結構和無倫理的極度簡單化、表面化處理，其實質是論證資本主義是美好的，至少是過得去的，同時也論證社會主義是多么不好，讓人們聞之生厭的，因而是化解中西方廣大無產階級反抗資本主義和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的意識的。當西方經濟學炮制出消費者剩余、生產者剩余并用它們來論證均衡市場達到帕累托最優配置并排除其它意義上的效率觀念的時候，它也就排除了無產階級的解放這一重大社會革命的可能性。一些看似普世的命題，例如個體和群體都面臨權衡取舍、所有人都會對激勵機制作出反應（所以社會保障并不總能產生預期效果）、公平和效率之間存在取舍關系（為了追求效率，必須犧牲公平；要改善收入分配，就必須付出經濟成本，犧牲經濟效率），實際上都是試圖阻止通過政府來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社會大眾。在它們基礎上建立的福利經濟學兩大基本定理的理論是隱藏著資本主義不能被打敗的論點的（鮑莫爾，2004，第21頁）。

西方經濟學不僅是關于國內階級結構的經濟學，還是關于世界經濟秩序的經濟學。當西方經濟學的貿易理論把現實存在的世界不同國家之間甚至是對立國家之間的貿易僅僅看成是兩個或多個個人之間的交易，或者是物物交換的時候，它就蘊含了貿易可以改善交易雙方國家的福利，而忽略了這種改善可能誘導一個落后國家鎖定于低水平均衡收入陷阱的可能了。這種理論只能適用于那種有著完美的社會團結（social solidarity）和共識，有完全相同的個人，有相似的發展階段的國家的世界。西方經濟學還嫌其貿易理論對于維持有利于資本主義國家的舊秩序是不充分的，還發展了資本自由流動理論。在富國和窮國共存的世界里，資本自由流動難道不是西方的資本家們在世界市場上找到最有利的投資、投機場所的說辭嗎？西方經濟學因此難道不是最具有政治性的經濟學理論嗎？

由于數學化成為時尚，經濟學的經典被普遍認為是不重要的。經濟學家們可以說其它社會科學條理缺乏、軟綿無力、因襲過往、廢話連篇、以偏蓋全、以假亂真了！數學化的經濟學把許多了解實際而不懂數學的人排除在經濟學之外了。數學化了的經濟學學者完全可以因為這些人不能使用數學而斥之為不懂經濟學了。在這種共識之中，在對“以某種方式了解真實世界的復雜性以及其中的典型元素”（實際上是盲人摸象）的滿足中，以純文字出現的文獻，特別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著作，就不再被人們廣泛認為是科學的知識，更不用說是最高等級的知識了。盡管許多西方學者私下認為，馬克思的一些著作，如《資本論》依然是重要的，但在西方經濟學界，關注《資本論》是一種不能輕易觸犯的政治錯誤。這是因為西方的統治者深知，任何試圖論證某個觀點合理性的人都對其他否定這個觀點合理性的人構成否定。你可以反對西方的權威，如像弗里德曼那樣去批判薩繆爾森，但你不能反對現有制度，你不能贊成反對現有制度的權威，你不能研究反對現有制度的理論，不能把它現代化。在這種學術共同體的共識之下，馬克思主義只能在西方被邊緣化了。數學化了的西方經濟學主要是用來維護資本主義制度和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就成為了西方經濟學的最高機密了。

所以，西方經濟學作為在資本主義國家產生的意識，其中是滲透著深刻的資本主義結構、倫理和價值判斷的。貌似實證的經驗分析被用于得到預先設定的結論，無效的誤導性的理論很少被摒棄。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伴隨著中美關系的進一步發展，世界各地鏟除資本自由流動的障礙又成為市場經濟學的最新邊界（羅德里克，2017，第163頁），并且得到了富國和國際組織的高度一致的支持。在這種廣泛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支配之下，一些主流經濟學家甚至認為，經濟危機根本不是一個事實，不是問題。大量的失業后備軍的存在不是一個問題，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也不是問題，人民收入的停滯與物價的飛漲也不是問題。即使承認其存在，承認其是一個問題，也認為它是一個可以被挽救的錯誤，至于如何挽救，挽救的力度多大，都無關緊要。他們把用還原主義得出的缺乏社會文化和政治背景的簡單化結論說成是普世于現實世界的真理，既適用于西方，也適用于中國。這就失去科學研究的本意了。略加思索，你就不得不得出這個結論。

許多在美國拿到了經濟學博士學位而為中國引進西方經濟學做出重大貢獻的人其實也沒有對西方經濟學的科學認識，他們被西方經濟學的科學外貌欺騙了。他們都沒有意識到，西方經濟學的所有理論都是在服務資本主義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西方經濟學家從而西方經濟理論是以一種早已被資產階級所固定的方式來看待世界的。這一點毫不奇怪。因為僅僅在西方讀了幾年書，怎么可能就那么了解西方社會呢？如果連中國留美的經濟學博士都被欺騙，都無意識，那么經濟學中的一般人、經濟學的外行人就更容易受騙，更容易無意識了。

四、西方經濟學數學化的困境

有人可能不關心經濟學是否是非科學的，是否是意識形態的。他們不關心科學的事業，不關心政治，僅僅關心他們“職責范圍內的事”。從他們“職責范圍內的事”來看，任何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許多事物并不如它看起來那樣的光鮮。西方經濟學在數學化上仿佛取得了重要的進步，實則陷入越來越深的困境。時代在發展，矛盾在發展。西方經濟學內在的矛盾已經走到了否定之否定的局面。

第一，普遍的人力資源困境。使用數學來研究經濟當然會有所收益，否則，它也就不可能在經濟學中流行了。一開始，這種收益看起來是方便研究（對于掌握了數學工具的人來說），使研究表述嚴謹化，得出一些令人新奇的結論。這種收益使得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用數學來研究經濟學了。問題的數量足夠多，足以支撐起眾多的數學化成果。但慢慢地，數學化成為了主流范式之后，大批經濟學專業的學生、學者也參與進來了。他們只有發表數學化的經濟學論文，才能獲得學位，取得職稱。對于絕大多數經濟學人來說，經濟學研究只是一種職業，他們沒有受過數學的科班訓練，缺乏對數學的精湛把握，他們絕大多數只是濫竽充數者。他們不是基于對社會重大問題的理解，不是基于解決社會重大問題的迫切需要，而只是照貓畫虎地撰寫數學化的經濟學論文。這樣，就把經濟學論文的整體水平降低了。雖然不能說沒有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人的學術成就都不行，但按照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評獎規則，很顯然，西方99.999%以上的經濟學家是處在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水平以下的。這意味著，絕大多數的經濟學人在大多數情況下使用數學來研究純經濟所達到的智識是基本無效的。他們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一些精英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使問題更加嚴重的是，大多數經濟學人被經濟學的數學化趨勢俘獲了，他們也排斥非數學化的研究了。這樣，越來越多的人不敢使用非數學的方式來研究經濟了，越來越多的雜志不敢發表非數學化的經濟學論文了。這就使得經濟學研究、經濟學研究這個職業陷入嚴重的內卷了，使得誰能在最好的期刊上發表論文取決于誰能跟隨數學化的時尚，誰能與經濟學屆的大佬發生聯系，誰做的還比較好了。中國開始的破五唯就是意識到這種情況普遍發生在中國自然科學研究和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了。

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有學者指出，今天美國經濟學界的情況是自相矛盾的。經濟學者在包括運用精確的數學推理和復雜的統計方法上所受的訓練和所達到的造詣，都遠遠超過了僅僅一個世代以前的人所達到的水平，而且人數迅速增加，書籍、報告和論文源源不斷的涌現，所受資助也前所未有。然而所有這一切力量強大的活動，對于社會的運轉方式及前進方向很少提供什么重大的新鮮見識。又有學者指出，一流的學者忙于構建模型，二流的學者忙于做計量實證，僅僅是為了發表，以取得教職、職稱的晉升或者更大的名聲。解題技巧比掌握有關經濟現實的全面知識更能決定經濟學家的學術成功。美國經濟學會的一個委員會在1991年指出了美國經濟學教育的這樣一種現狀：大批大學生成了過度“良好”教育的白癡，大量研究生成了技術熟練，但對實際的經濟問題知之甚少的低能專家（idiots savants）（賴納特，2010，第95頁）。

2007年經濟危機之前，西方經濟學大都以為，經濟形勢大好。一些經濟學家可能擔心美國經濟的健康，儲蓄率過低、財政赤字過高、經常赤字過高、匯率過高，但很少有人認為樓價過高是對美國經濟的真正威脅；很少有人認為包括了大量不受監管的影子銀行的金融體系是美國經濟的軟肋；很少有人認為華爾街會做錯事。華爾街做錯事后，也可以免除處罰。因為，美國政界已經形成了一種共識：華爾街的利益就是美國的利益。如果沒有華爾街，好多對于美國利益關系重大的事情就沒有人做了。華爾街不僅是向華盛頓輸送政府高官，不是華爾街綁架華盛頓，而是他們本來就是一伙的。在這伙人的統治下，西方經濟學家不憚于產生誤導效果。他們對錯誤視而不見，是因為他們在有意誤導。有時候，只有誤導別人，誤導大眾，自己才能從中得益。誤導的人越多，得益越多，就像傳銷伎倆和龐茲騙局一樣。然而，當資本主義開始在美國再次衰落之時，這個邏輯就難以延續下去了。

第二，高級學者的形式化、簡單化、表面化困境。數學是高度形式的東西。是否能夠應用數學、應用什么數學以及怎樣應用數學取決于問題的結構。在現實世界里，有許多重大問題所涉及的概念是難以嚴謹的數量化的。即使數量化了的概念也是有著這樣那樣的局限的。比如，一個國家的國民收入概念是有許多衡量手段的。是用GNP還是用GDP，還是用工業產值？西方GDP高是值得羨慕的好事嗎？是不是GDP越高越好呢？顯然都不是。即使高GDP高是值得追求的好事，西方70%的GDP來自于服務業是中國可以做到的嗎？西方97%的GDP是城市創造的，中國也要搞西方那種城市化嗎？這還不說GDP的分配問題，不說GDP所造成的污染問題，不說GDP所蘊含的產業結構的合理性問題。而一旦經濟學研究中把GDP作為核心變量（如新古典增長理論和新增長理論那樣），上述這些對于中國極為重大的問題都被忽略了。中國的經濟學期刊和職稱晉升獎勵什么樣的研究呢？從中央做出的不唯GDP論英雄決策看，那些GDP研究整體上到底是做了好事還是壞事呢？實際上GDP最初起源是英國為了獲得應對二戰所需要的經濟資源的了解而設計的，后來在聯合國那里逐漸變成了各國進行經濟比較的工具。中國需要和西方比較GDP嗎？不需要。只需要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圍內比較工業產值就行了。中國計劃經濟時期就是這樣做的。在鋼鐵上超英趕美的戰略就是如此。這就說明，即使GDP是西方的高級智識，中國也無需采取拿來主義。對中國來說，它是無用的，甚至是有害的。對于物價指數可以做類似分析。對于西方來說，一度流行的新古典增長理論、新增長理論也不過是被美國技術進步推動的強勁經濟增長所激發。當美國經濟增長乏力之后，這些理論就不那么時興了。至于發展問題，更是比那些西方高級學者想象得要復雜的多。比如，新古典發展經濟學攻擊結構主義發展經濟學忽視農業，但中國按照與西方新古典發展經濟學搞的人口自由流動導致中國農村出現什么狀況了呢？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有西方學者指出，“發展……（已變成）大國進行國際統治的一種替代‘文明’的思想產物”（巴蘭，2000，第99頁）。

從理論成果來看，薩繆爾森并沒有深刻地推敲他的方法論，對美國社會缺乏如馬克思對歐洲社會那樣深邃而系統的理解，盡管他對馬克思主義不無同情之處。他的即使不那么極端的觀點對于模型的簡化功能也給予了過高的估計。他的博士論文本來可以推導出馬克思主義的結論，但他在列出供求函數后就話題一轉，去研究均衡和比較均衡了。他被新古典經濟學的概念和方法俘獲了！他的教科書后來逐漸把供求理論作為它的基本研究范式。供求理論可能是有用的，但還不足以成為經濟學的基本研究范式。因為這樣一來，就把更為重要的生產的地位降低了，甚至排除在外了。新古典經濟學很少仔細研究技術產生的機理。而這無論對于資本主義國家還是對社會主義國家，都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決定生死的。

薩繆爾森雖然聲名遠播，但就連他的同行中也有許多人并不贊同他的方法，他的結論，他的體系。西方經濟學并沒有統一于薩繆爾森的新古典綜合派的旗幟之下！21世紀的計量經濟學可能仍然處于煉金術的階段。薩繆爾森本人曾對計量經濟學報以厚望，后來是基本失望了。試想一下，如果數據研究發現了一些關系，那么，這些關系對于當事人來說，應該是比較清楚的。當然，計量經濟學研究如果用于賺錢，是有可能有大用處的。如果說讓它去發現和展示一些重大的因果關系，估計就難了。值得指出的是，盡管主張使用數理方法來研究經濟，但他們的著作中的大部分內容是由文字構成的。

第三，無序、混沌困境。有人對西方經濟學的浩瀚無比嘆為觀止，其實，西方經濟學只是一個無序、混沌的理論叢林。奧地利學派、新古典綜合派、貨幣主義學派、制度主義學派、行為主義學派你方唱罷我登場，邊際主義革命、凱恩斯主義革命、理性預期革命此起彼伏。教科書宣揚的基調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市場有效論，但信息經濟學、產業經濟學的市場失敗理論也充斥著教科書，甚至成為一些學者的主要學術貢獻。信息經濟學、行為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等作為新古典經濟學的對立物，雖然使得人們更加不確定到底是否信任新古典經濟學，但并沒有為社會解決問題，指明方向。可以說，西方經濟學并沒有給人們以比較確定的信息。它造成了無序而不是秩序，造成了混沌而不是清晰，它使得社會停滯，甚至倒退而不是進步。有學者認為，經濟學已經因放棄宏大敘事而變得貧瘠陳腐（羅德里克，2017，第VIII頁）。

學術成果的無序、混沌不僅讓許多非經濟學者有幻滅之感，而且也打擊了美國經濟學家的自信心。他們四處搜尋新的理論范式，仿佛煉金術士期盼能點石成金的法寶。巴蘭（2000，p.6）說：“如果把現有經濟和社會秩序看作天經地義的事情，并且只從反映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范疇來思考問題，即使最能干的學院經濟學家也不可避免地會陷入所有資產階級思想的基本困境：被迫不斷在幾個同樣有害的辦法中做出選擇”。人們不禁要問：有沒有一種“一統江湖”的理論？

五、經濟學的未來

當下，反西方經濟學的西方社會基礎已經形成。雖然一般說來，資產階級應該是歡迎西方經濟學的，但資產階級也會有一些杰出的人物。畢竟，無論西方經濟學怎樣論證市場的均衡，不均衡總是會成為西方企業家們所面臨的重大挑戰。一個企業家只要在他的職業生涯中工作二三十年時間，就必然碰上這種問題。他們會發現自己不得不面臨深刻的社會矛盾。花旗銀行的總裁約翰·里德就不滿意西方主流經濟學。他出資支持了一些年輕人搞經濟學，只要不是主流經濟學就行。復雜性經濟學就是這樣興起來的（阿瑟，2018，第9頁）。而復雜性經濟學等西方經濟學流派，通過提供一些有用的科學的見解，使得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統治地位越來越下降了，越來越不入流了。

不僅資產階級的企業家會反對西方經濟學。大批受過現代理工科訓練的學者也會反對西方經濟學。在經濟學界如雷貫耳的一般均衡理論，在有物理學常識的看來，完全是荒唐的市場神教理論。主流經濟學因此被這些人認為是“理論神學”。當然，也不能說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學者全無良心可言。不少學者是發現了西方經濟學學術的危險性的。因此，一些學者盡量遠離政治。比如，薩繆爾森就遠離華盛頓。華盛頓雖然與波士頓近在咫尺，但他很少去那里。而且，在許多西方經濟學家的實踐中，他們因為研究得非常深入，因此抱著同情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態度。他們與支持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一些高級學者有著這樣那樣的聯系。比如，薩繆爾森與美國哈佛大學出身的保羅·斯威齊就關系密切，提出一般均衡理論的瓦爾拉堅決地主張土地國有化。有一些代表發展中國家利益的經濟學家是受到新古典經濟學的訓練的。甚至有學者指出，今天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中所展現的新古典實際上與真正的新古典（由被歸類為新古典經濟學代表人物的實踐所定義）是兩碼事。比如，德布魯在他的研究一般均衡的經典之作中就明確指出，他研究的是西方資本主義制度。言外之意就是，社會主義國家不要用這種理論作為它的指導理論。與德布魯共同提出現代一般均衡理論的阿羅則推動了復雜經濟學的發展（阿瑟，2018，第6頁）。其實，就連極右如米爾頓·弗里德曼、哈耶克這樣的人物，想必都是知道馬克思主義的厲害、社會主義的可行的，只不過他們寧愿反其道而行之。他們采取了攻其一點不及其余的形而上學手法！

早在1996年，西方經濟思想史專家戴維·科蘭德（D. Colander）就對西方經濟學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末的發展史做出了一個判斷：一百年前，西方經濟學家還站在兩座山峰的底部，而兩座山峰都隱藏在云層之中。他們不得不決定要爬哪一座山峰。他們選擇了有明確定義、遵循數學秩序的山峰。當他們千辛萬苦地登上了那座山峰之后，才發現另一座山峰要高得多。那是一座過程和有機主義山峰（阿瑟，2018，第26頁）。這就為至今為止依然為一些人稱為主流經濟學的西方經濟學定了性：它遠沒有看起來那么高大。科蘭德還沒有指出，西方經濟學19世紀末其實不是站在兩座山峰的底部，而是站在三座山峰的底部。第三座山峰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這座山峰。而且，這座山峰沒有隱藏在云層之中。也有學者早就指出，當西方經濟學在西方貌似強大的時候，西方大學的經濟系實際上出現了縮小的趨勢，而其他社會科學中則有強大的反對西方經濟學的勢力。

在西方反對西方經濟學的社會基礎已經形成、趨勢已經明朗的時候，中國經濟學中的一些人物還沉迷于西方經濟學的幻境之中。中國經濟學界還過分重視論文，而不重視專著（至少在一些重要高校在職稱等評審中還把專著僅僅等同于一篇論文，這就違背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了；有兩位歐洲重量級學者先后訪問武漢大學，都指出中國大學采用美國經濟學教科書進行經濟學教育是低效率的）；還過分重視國際發表，而不重視國內發表（向國外支付大量發表費用）；還過分重視期刊等級，而不重視文章質量；還把西方經濟學作為自己的經濟學專業基礎課程，而繼續忽視馬克思的《資本論》。——這里，要插一句，在大學，衡量學術水平那么難嗎？對于有經驗的學者來說，把幾位教授、副教授候選人的文章、著作放在一起，很容易找出優勝者。當年，蔡元培選北大教授時就是這樣做的。——中國大學經濟學課程忽視馬克思的《資本論》是一個學術損失巨大的錯誤。因為在目前所有的經濟學專著中，《資本論》的邏輯是最強大的，它的內容是最實證的，它的理論是中國最需要消化吸收、改進和發展的。今天中國經濟學界強大的正能量主要是由計劃經濟時期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教育和發展提供的。正如巴蘭、斯威齊所說的，馬克思主義集中注意于整個社會秩序，而不是其各個部分；它包含一種方法論和一種理論，也許更正確的說是若干理論，它很能說明我們社會是怎樣運轉的，正向何處去。在馬克思的基礎上應用現代基本數學概念，我們可以為未來的世界提供一種可以容納細節的基本的框架。這，恐怕只能依靠中國人來完成。這，需要中國人以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的緊迫感去完成。中國要登上世界經濟學的頂峰，唯有這一條路可走。

參考文獻：

布萊恩·阿瑟：《復雜經濟學：經濟思想的新框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

保羅·巴蘭：《增長的政治經濟學》，蔡中興、楊宇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

王今朝、龍斧：《馬克思關于供求決定價格規律的假意識性質的交叉科學詮釋》，《經濟經緯》，2011年第4期。

Foley, Duncan K., Adam's Fallacy: A Guide to Economic The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Samuelson P. A., Welfare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Am. Econ. Rev., 28, 1938: 261–266.

Samuelson, P. A.,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4.

（作者系武漢大學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博導，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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