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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勝 張弛｜新集體經濟：農民不用進城，耕地不再拋荒，共同富裕指日可待

點擊：  作者：王立勝 張弛    來源：紅色文化網  發布時間:2022-03-04 12:57:42

 

新型農村集體經濟：中國鄉村的新變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社會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都迎來了新的發展階段，農村也正在發生巨大的變革。一種明顯的趨勢是，越來越多的農村走向新型集體經濟之路。這種集體經濟與之前人們理解的集體經濟已經有了根本性的變化，是一種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以壯大集體利益為基本原則，進行財產聯合或者勞動聯合，實行共同經營、民主管理、利益共享的經濟組織和經營方式。

 

為弄清現階段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情況，總結其特點和經驗，中國社會科學院相關單位舉辦了專題研討會，組織各地高校、科研院所等力量對全國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較好的村莊進行實地調研，在2018～2019年一年左右的時間里調研了近30個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強村。通過我們的調研發現，新型農村集體經濟能夠促進鄉村“五位一體”發展，是實現鄉村振興戰略的可選之路。

 

一、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類型劃分

 

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是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特殊表現形式，是廣大農民為謀求發展，長期在市場經濟環境中進行探索的結果。這一形式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大幅度提升了農業生產力水平。當前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形成了多種實現模式。我們根據實際調研的情況，從以下幾個角度對新型農村集體經濟進行分類。

 

從始發狀態來看，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可分為原發性和繼發性兩類。原發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一般發生在改革開放后沒有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村莊，這些村莊在計劃經濟時期發展較好，或是擁有經營效益較好的村辦企業，一直維持土地集體經營的狀態，在市場化進程中以集體經濟為主體參與市場經濟，不斷調整集體經濟的組織經營模式，以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逐步形成了適應市場經濟的新型集體經濟模式。此次調研的河南省新鄉縣劉莊村、遼寧省金州區后石村、四川省彭州市寶山村等屬于這一類。繼發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所在村在改革開放之后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農戶單干形式不適應市場經濟的弊端出現，村莊轉而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這類村莊占了此次調研的絕大多數。繼發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帶有明顯的問題導向性質。例如，山東省蘭陵縣代村為了發展農業規模經營項目，先是通過“返租倒包”的形式從農民手中集中土地，隨著農業規模經營項目做大，在土地“二輪延包”時將土地重新收歸集體統一經營，建成全國第一個“國家農業公園”；北京市密云區蔡家洼村因為遭受旱災，農民種地積極性受損，許多村民選擇外出打工，產生土地撂荒現象，村組織通過農民土地入股的形式集中土地，統一種植熱帶蔬菜水果等高附加值農作物，既有效利用了土地，又壯大了集體經濟。

 

從經營方式上來看，新型農村集體經濟主要可以分為全資公司、股份公司、經濟合作社等幾種形式。早期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形式不規范，相關政策也不到位，無法作為獨立的市場主體參與市場經濟。以村集體為依托形成的鄉鎮企業在市場經濟中也存在許多缺陷，后來都發展為以公司的形式來與市場對接。發展集體經濟較早的村莊，多采用全資公司的形式經營集體經濟。村委會代表全體村民拿出一部分集體資產作為資本金成立全資公司，以此為主體在市場上進行經營活動。股份公司的形式是，村民通過現金或者土地經營權入股，與村集體資產共同成立股份公司。經濟合作社是隨著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規范化而逐漸發展起來的，現階段經濟合作社已經能夠作為獨立法人在上級主管部門登記，辦理銀行開戶等手續，可以在市場上開展經營管理活動。從我們此次調研的情況來看，采用全資公司形式的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占到調研對象的一半左右，這主要是由于全資公司的經營范圍和經營方式更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不過，隨著現階段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推行，有關經濟合作社的法律法規逐漸完善，最近幾年發展起來的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多采用“村委會-經濟合作社-企業”的形式，經濟合作社相當于總公司，在其下設立相關子公司或子企業。

 

從發展的動力機制上來講，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可以分為自我積累型、城鎮化引致型和企業家返鄉型。自我積累型是村集體通過農業或者工業方面的經營不斷積累資金，逐步擴大集體經濟的經營規模，形成規模化生產的一種模式。有許多走上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村莊，是在城鎮化進程中被納入了城市的發展范圍，村集體獲得了發展集體經濟的有利條件，通過統一經營土地，發展房地產、房屋租賃等產業分享城鎮化的紅利。這類集體經濟在北京、上海等城市規模急劇擴張的地區出現較多。企業家返鄉帶領農村發展集體經濟也是常見的一種類型。企業家在外經商積累了一定的資本和經驗，有強烈的回鄉造福故土的愿望，同時村級組織也給了他們平臺。比較典型的是山東省莒縣陵陽街村，80年代初新上任的村支書將自己的3家企業和5萬元現金無償捐獻給村集體，作為集體經濟的啟動資金；經過30多年的發展，2016年，全村工農業總產值突破30億元。

 

從空間位置來看，可以將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類型分為城中村型、城郊村型、鄉野村型。距離城區的遠近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模式。城中村占據特有的區位優勢，有機會在城中村改造過程中取得大量的初始資本，能夠發展服務業、物業經濟等產業。此次調研的山東省壽光市屯西村比較典型。該村在2012年獲得政府用地補償款2億元，村集體用這部分補償款建設一所學校出租給教育局，并建設一些商鋪出租，僅此兩項就可以使村集體每年獲得2000余萬元的收入。城郊村集體經濟比較典型的發展模式是發展物流經濟。這些村莊利用其區位優勢，作為城市外圍物流的中轉中心。山西省陽泉市河下村距離陽泉市區5公里，交通運輸十分便利，該村利用這一優勢建設了現代產業服務園區，形成包括汽車城、二手車市場、建材、倉儲物流等多樣化的物流經濟形式，村集體每年可從園區獲得租賃收入約200萬元。鄉野村距離主要城區較遠，不具有明顯的區位優勢，一般根據自身的特點發展農業規模經營或者工業企業。

 

從產業類型來看，可以將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分為農業型、工業型、服務型、六產型。以農業作為主要產業的新型集體經濟一般都是集體統一經營土地，發展規模農業。山東省創新提出“土地托管”，即由供銷社作為托管方接受農民委托，對農田實行統一管理，提供農業專業化服務。這一模式用“服務規模化+農民組織化”的方式實現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的有機銜接，特別是通過供銷社與村“兩委”共同創辦土地股份合作社，能夠實現農民、村集體、供銷社多贏的局面。山東省滕州市東王莊村就采取了這種模式。農民通過土地入股，村集體通過農業基礎設施入股，供銷社通過服務入股，收益共享，風險共擔。一方面，農民每畝地獲得800元保底收入，再按股份獲得分紅；另一方面，土地的利用效率提高，東王莊村在土地集約化時溢出61畝土地，劃歸集體所有，享受“保底+分紅”，增加了集體收入。工業型集體經濟以發展工業集體企業為主，這類集體經濟是關注焦點，卻不容易實現。早期鄉鎮企業生產技術落后、管理水平不高、人才十分匱乏，很容易被淘汰。經過多年市場的洗禮，仍然能夠通過工業發展集體經濟的，大多形成了集團化混業經營的集團公司，具有在市場經濟中自我生存和自我發展的能力，比如為人熟知的河南省新鄉縣劉莊村。我們此次調研的山西省陽泉市河下村和山東省萊州市朱旺村，都在發展鄉鎮企業過程中吃過虧，企業破產，村集體背上了沉重的債務。這兩個村痛定思痛，都不約而同地選擇轉向發展服務產業，準確地說是“二物經濟”，即物流經濟和物業經濟。“二物經濟”經營較為簡單、市場風險小；缺點是前景有限，且對村莊的區位優勢要求很高。

 

在此次調研中，我們發現許多新型集體經濟選擇了一種新的產業發展模式，即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六產模式”。許多新型集體經濟強村通過土地集中經營發展規模農業，同時適當發展農產品加工產業，并以農業為依托，著重發展農業旅游、農業觀光、農業科技示范園等項目。這種發展模式契合了現階段我國第三產業蓬勃發展的勢頭，充分利用居民消費升級、休閑娛樂需求增加的機遇，且對發展初始條件的要求也不是特別苛刻。這種模式發展較好的有山東省蘭陵縣代村，僅該村“國家農業公園”一年的門票，就給村集體帶來四千余萬元的收入。

 

二、發展較好的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特征

 

發展較好的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模式有很多種，雖然初始狀態各有不同，成功的因素千差萬別，但仍然有一些共同特征。

 

（一）“黨政經一體”的領導模式

 

“黨政經一體”的領導模式是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必然選擇。在市場經濟中，合格的市場主體應該有能力充分調動該村的生產資源，具有完全的決策權和支配權，而村集體生產資源的決策權和支配權掌握在村兩委手中，只有通過“黨政經一體”的領導模式才能使集體經濟更好地適應市場經濟。“黨政經一體”的領導模式是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應有之意。集體經濟發展的好壞事關村民的切身利益，村“兩委”應參與集體經濟的決策過程中，把握好集體經濟的發展大方向，并處理好集體經濟收益的分配問題。

 

我們調研發現，“黨政經一體”的實現形式多種多樣。比如，山東省莒南縣溫泉村實行村黨支部、村委會和村屬企業總公司一套班子，并且“兩委”班子成員大都切身參與了企業的發展，對企業懷有很深的情感，形成發展經濟的合力。四川省彭州市寶山村實行黨委領導下村企合一的管理體制，村黨委、村委會和寶山企業集團“三套班子、一套人馬”，村黨委處于決策地位，黨委書記兼企業集團董事長，重大決策由領導層集體討論，董事長最后拍板。山東省蘭陵縣代村的村兩委成員則身兼村集體經濟不同項目的負責人，每位村兩委成員具體分管一個集體經濟項目，需要決策時由村兩委開會統一商討。

 

（二）“外圓內方”的發展方式

 

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新在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與市場經濟接軌，適應市場競爭，才能夠在市場環境中存活發展，這是“外圓”；“內方”強調新型集體經濟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對內要堅持理想信念、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能用市場的邏輯處理村集體內部問題。從經營層面上看，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無論處于哪種行業，都充分以市場為導向進行經營決策，形成了適應市場的經營機制。比如遼寧省大連市金州區后石村。該村在改革開放后一直堅持土地集體經營，走出了一條“專業集體承包”之路，創造性地貫徹了統分結合的經營原則。具體做法是“五統五定加兩分”，即統一使用生產資料、統一使用勞動力、統一核算、統一積累、統一分配；定人員、定產值、定支出、定利潤、定基本工資；分業經營、超利分成。經過40年的發展，村集體經濟總資產從1978年的550萬元增加到2017年的10億元左右，村集體年收入1.5億元，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近5萬元。

 

從分配層面來看，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在內部實行按勞分配，對村民提供普惠性的基本生活保障。此次調研的農村對村民提供的公共福利保障十分完善，基本都用村集體收入負擔了村民的水電費、取暖費等。許多集體經濟實力較強的村，還負擔了村民的部分或全部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例如，針對矛盾十分突出的農村養老問題，山東省鄒平縣西王村投資建設了設施齊全的老年公寓，65歲以上老人全部免費入住，費用由村集體統一承擔，每人每月還發放100元的老人補助。河北省正定縣塔元莊村的老人60歲以上可免費搬入老年公寓，根據年齡、身體狀況統一分配樓層，基本生活設施配套齊全。

 

 

（三）“五位一體”的發展成就

 

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較好的村莊，可以充分整合利用農村的各方面資源，為發展農業、工業、服務業或者融合產業提供便利條件。農民一方面可以通過參與集體經濟提高收入，另一方面也有機會從土地上解放出來，從事其他工作，拓寬收入渠道。調研發現，新型集體經濟發展較好的村莊，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一般高于當地平均水平50%~80%以上，工資性收入和集體經濟收入占總收入的一半以上。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五個方面同時推進、協調發展是難點。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較好的村莊，村兩委有較強的組織能力，并且村集體資金充裕，能夠在生態、鄉風、社會治理等工作上實現全方位突破。比如，北京市密云區蔡家洼村認識到“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重要性，村集體建設了日處理污水3000噸的污水處理廠。山東省萊州市朱旺村先后投資1.8億元用于道路“四化”，村內綠色植物、樹木覆蓋率達到28%，并修建文體廣場、文化大院。通過村集體統一規劃建設，新型集體經濟發展好的村莊，農民生活滿意度都很高。村民生存發展得到充分保障，生活環境宜居舒適。

 

（四）好帶頭人的引領作用

 

俗話說“火車跑得快，全靠車頭帶”，新型集體經濟發展好的村莊，都有一個好的帶頭人。一般來說，好的帶頭人都是本村人，對本鄉本土有熱情，了解當地情況，能夠迅速融入當地環境。好的帶頭人也必須是“能人”，具有出色的領導能力、大公無私的精神、堅定的意志力，以及適應市場經濟的經營能力。從調研來看，“能人”的來源主要有兩方面：一是在本村成長起來的；一是在外地經商或打工，事業有所成之后返鄉的。后一類占比更多一些。

 

山東省蘭陵縣代村書記王傳喜比較有代表性。他在接任村支書之前在縣建筑公司任項目經理。受益于在外多年打拼的經驗，他帶領村領導班子積極推進農業產業化，在2005年抓住機遇，將全村2600余畝土地進行集體經營，領導代村由一個負債300多萬元的窮村發展為總資產12億元的新型集體經濟強村。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推動和發展，需要帶頭人有大公無私的精神和一往無前的氣魄。山東省鄒平縣西王村書記王勇在1986年上任之初，帶頭把自己價值20萬元的面粉廠無償獻給村集體，其他村委班子成員也把準備給子女蓋新房、結婚的錢拿出來，籌集了創辦集體企業的第一筆資金。西王村現已成為擁有4家上市公司、總資產高達上百億元的全國文明村。浙江省平湖市姚浜村書記姚道中在2009年帶著村干部挨家挨戶做工作，最終使姚浜村全部2801畝土地實現了整村流轉，成為我國第一個實現土地整村流轉的村莊，并在此基礎上發展集體經濟。2017年，該村集體經濟總資產2878萬元，集體經常性收入達到了257萬元，其中土地流轉收益占到了45%。

 

 

（五）完善的民主制度

 

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需要村民的廣泛認同和持續參與，建立良好的民主制度，在決策、管理、監督等環節確保新型集體經濟的發展方向符合大多數村民的利益。村集體領導班子都格外注意在各個環節發揮民主制度的重要作用，充分調動村民參與集體經濟的熱情和積極性。這樣也能夠較好地避免集體經濟變成個人牟利的工具，防止帶頭人或者領導班子按個人意愿把控集體經濟組織。

 

福建省龍巖市溪南村進行民主自治管理，對社區全年收支、賬目等進行全面公開，確保全體居民對社區的全部情況都能做到“要知道、能知道，要參與、能參與，要做主、能做主，要監督、能監督，要滿意、能滿意”。內蒙古呼和浩特市賽罕區后巧報社區集體重大決策都通過民主制度進行，3萬元以上的開支必須公開，保障了村民的知情權和監督權。山東省新泰市于棗林社區成立了集體經濟的理事會和監事會，成員在黨員代表、村民代表、村委會班子成員中選舉產生，對集體經濟合作社的事務進行決策表決、對賬目進行實時監督。遼寧省金州區后石村特別強調對黨員干部的廉政監督，一是設檢舉箱，定期收取檢舉信件，鼓勵村民檢舉揭發黨員干部的腐敗行為；二是監督村兩委班子和村辦企業廠長行為，要求堅持“六不”“三退避”的廉政行為。

 

三、新型農村集體經濟蓬勃興起的原因

 

樸實的實踐邏輯背后總是有著深刻的理論內涵。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逐步建立，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面臨新的問題。其一，農業市場規模不斷擴大，以家庭為生產單位的普通農戶難以適應大市場的要求和節奏，往往無法有效滿足市場需求、承擔市場風險。其二，大量農業人口轉移進入城市，農民耕種土地的積極性明顯下降，甚至出現土地撂荒的現象。其三，村級組織凝聚力下降，農村政治秩序面臨挑戰，社會治理問題凸顯，鄉村文化建設停滯。發展好新型農村集體經濟能夠較好地解決以上問題，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幾點。

 

1.新型農村集體經濟順應了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從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視角來看，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必須適應生產力發展和生產方式演變所提出的新要求。一方面，科技革命極大地提高了農業生產力水平，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材料技術等領域的發展使得農業生產方式發生了巨大變化；另一方面，農民素質也迅速提高，勞動能力比之前有大幅度增強。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較好地適應了生產力的變化。

 

新型農村集體經濟能夠促進農業現代化，有利于先進生產技術的運用。農業現代化必定以大規模采用先進農業生產技術為基礎，這些技術多從外部輸入農村。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將以家庭為單位的農戶組織起來，使先進生產技術在農村的引進、推廣、普及更為高效。這種優勢在許多新型集體經濟強村中明顯反映出來：集體經濟組織主動尋找合適的技術供給方進行對接，首先理智地判斷這種生產技術是否適應當地，其次通過自身在當地的組織能力迅速推廣這種技術，大大減少了技術供給方與農戶直接對接造成的各種摩擦。生產力發展的一個重要標志是分工不斷深化，協作不斷加強。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有利于整合農村內部和外部的人力資源，使得農民勞動專業化，提高了生產效率。大多數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強村都雇用了外村專業人才，本村村民的職業選擇更為多樣。新型農村集體經濟還有利于資本積累和資本集中。生產社會化需要擴大資本規模，依托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能夠迅速實現資本集中，生產經營的利潤由集體統一分配，能夠將更多利潤用于資本積累，從而不斷擴大資本規模。

 

2.新型農村集體經濟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需要。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我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一方面，我國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反映在農村就是堅持土地公有制，只有這樣才能保證農民平等地占有基本生產資料，最終實現共同富裕，任何農村經營方式的改革都應以此為基礎進行。另一方面，市場又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以小農戶為單位參與市場經濟，缺少進行市場博弈和市場競爭的力量，難以在市場中獲得與其他市場主體對等的地位。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有能力進行廣泛的市場調研和充分的信息分析，做出正確的生產決策，更好地應對市場變化。通過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既能夠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制不變，又能夠形成規范的市場主體，保護普通農民在參與市場經濟時的利益。

 

3.新型農村集體經濟順應了農村社會基礎的變化和傳統文化因素。新型農村集體經濟能夠蓬勃興起，不僅由于經濟方面的原因，也包括社會和文化方面的因素。改革開放以后，市場經濟給農村社會基礎帶來巨大沖擊，農村人口外流，大部分傳統集體經濟組織瓦解，“村兩委”失去了組織勞動的職能，也就沒有了維護社會秩序的直接手段。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能夠重構社會基礎，將農民重新聯結起來。新型集體經濟推動的農業產業升級，可以容納更多的勞動力，農民不必背井離鄉打工；新型集體經濟組織成為農村社會新的黏合劑，村集體獲得了集體經濟收入，相關工作能夠展開。農民基本生活得到充分保障，農民具有發展新型集體經濟的熱情，從而使得村組織獲得很強的向心力，填補了農村基層組織力量的缺失，重新夯實了農村的社會基礎。

 

 

傳統文化因素也是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成功發展的重要原因。我國傳統農耕文明有很強的集體主義觀念，有著互幫互助的傳統，注重血緣、地緣關系，強調公平和倫理秩序。新型集體經濟的內在基因與傳統文化基因存在共鳴，成為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運行的潤滑劑。我國農村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熟人社會”，這種文化氛圍使農民新型集體經濟組織在運行時少了很多摩擦力，有效減少了溝通和管理成本。傳統文化因素的另外一個積極作用就是吸引企業家、黨政干部、專家學者、技能人才等返鄉創業，帶領村民實現共同富裕。

 

四、鄉村振興戰略的可選之路

 

習近平總書記在20世紀90年代初曾將集體經濟的重要作用總結為四點：其一，加強集體經濟實力是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證；其二，發展集體經濟實力是振興貧困地區農業的必由之路；其三，發展集體經濟實力是促進農村商品經濟發展的推動力；其四，集體經濟實力是農村精神文明建設的堅強后盾。這些重要作用在今天看來對新型集體經濟仍然適用，新型集體經濟與市場經濟融合程度更深，組織機制更加完善，對集體利益保障更加健全，是新時代農業農村工作的重要抓手。人民群眾關于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鮮活實踐，對我們準確理解新型農村集體經濟這一新生事物帶來許多啟示：

 

首先，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道路可以是多元的，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是一種重要的選擇方向。廣大人民群眾通過不懈地探索，走出了多種多樣的鄉村振興之路，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是其中的一種重要選擇。我們在調研過程中發現，新型集體經濟能夠蓬勃發展起來的村莊，一般都有一些有利條件作為支撐。第一，具有一定規模的可利用土地。一般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強村可利用土地規模都至少在一千畝以上，如果村莊本身土地資源較少，則一般通過流轉鄰村土地的方式增大土地規模。第二，多以行政村為單位發展新型集體經濟。行政村是歷史傳統形成的農民生產生活共同體，以行政村為單位發展新型集體經濟能夠更為順利地整合村內資源，容易獲得村民的認同感。第三，區位優勢是發展新型集體經濟的重要有利條件。許多發展較好的新型農村集體經濟都位于城郊村，能夠充分享受城市化帶來的紅利，又具有相對靈活的土地使用政策，有利于村集體整合利用土地資源。第四，集體文化影響較深的地區更易于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有些地區對于村集體的歸屬感和凝聚力很強，發展新型集體經濟就更容易；改革開放前傳統集體經濟發展較好的村莊對集體經濟也會有更強的認同感。第六，要抓住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合適契機。許多村莊都是在原有發展模式遇到問題時，選擇走上新型集體經濟道路。因此，鄉村振興道路的選擇應根據當地實際情況合理引導，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一陣風。當農民自發走上新型集體經濟道路時，政府應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積極鼓勵引導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健康發展，不能為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設置阻礙。

 

其次，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本身的發展形式是多元的。我們上文中從不同維度歸納了新型農村集體經濟類型，反映出其多樣性和復雜性。而我們認識新型農村集體經濟要抓住其本質，從根本屬性上準確把握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內涵，認清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存在形式和發展方向。通過調研過程中的不斷總結，我們認為，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是以適應市場經濟為核心特征，在社會主義土地公有制前提下，通過財產聯合或者勞動聯合進行共同經營的經濟組織。實現人民共同富裕是其根本目的。無論從事哪種產業，處于產業鏈的哪個環節，或選擇怎樣的組織結構和經營方式，只要符合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本質，我們都可以將其看成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不同形態。

 

再次，農業農村發展應充分重視農民的主體性。在“三農”問題中，農民始終處于主體地位，這在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中表現尤為明顯。一方面，農民是農業農村發展的行為主體。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蓬勃興起，主要依賴農民的主動創造、積極實踐和農民自身的智慧和力量，使得農業經營生產模式適應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另一方面，農民是農業農村發展的利益主體。符合農民發展需要、能夠實現共同富裕的發展模式受到農民衷心的支持和擁護。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較好的村莊，生產經營的收益都用到了農民身上，農民的切身利益得到充分保障，從而使得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獲得了正向的反饋機制。另外，在引入外部資本、外部人才參與農業農村發展的過程中，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能夠有效保證農民的主體性地位，防止農民被邊緣化，防止農村的稀缺資源被低價剝奪。

 

最后，新型農村集體經濟能夠發揮綜合功能。之前的農業農村發展方式主要從產業振興切入，只注重產業發展的思路存在著先天的不足，難以統籌兼顧五大領域的振興。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一方面能夠鍛煉農村基層組織的動員組織能力，另一方面能夠顯著增加農村集體收入，有了組織和資金的保證，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組織振興便有了可以實施的支點。

 

調研也發現了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基于基層實踐中普遍反映出的問題，我們總結了以下幾點問題和建議：

 

提高對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認識。許多地方對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認識還很滯后，常常一提到集體經濟就聯系到“人民公社”，認為是重走“吃大鍋飯”的老路，這種對于新型集體經濟的認識是很片面的。許多新型集體經濟強村都在發展過程中遇到了來自基層政府的不理解或阻力。無論是在改革開放初期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還是“二輪延包”時期，抑或最近的集體所有土地確權工作，都或多或少遇到政府部門的不理解、不支持，甚至勒令改變新型集體經濟的發展模式，將資產和土地分給農民個體。鄧小平曾指出：“在一定的條件下，走集體化集約化的道路是必要的。但是不要勉強，不要一股風。如果農民現在還沒有提出這個問題，就不要著急。條件成熟了，農民自愿，也不要去阻礙。”這實際上為我們用何種態度對待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指導性的原則。

 

從國家層面支持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我們在調研中發現，由于國家層面對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定位還不夠清晰，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在參與市場經濟過程中依然有許多不便之處，作為市場主體的許多權利無法實現。與此同時，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本身的運作過程中，也還存在許多政策法律模糊的地方，容易發生糾紛和損害集體利益的行為。2018年7月，新修訂的《農民專業合作社法》給予農業合作社更多的市場權利，通過法律的形式規范了農業合作社的組織構成。今年年初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將農民專業合作社納入簡易注銷試點范圍，使得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能夠更加靈活地應對市場變化。不過現有的這些政策法規，對于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實踐需要來說還是不夠的。接下來應進一步完善關于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政策法規，明確其市場主體地位，讓新型集體經濟的經營運行有明確的法律法規作為依據。

 

調動縣級政府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積極性。調研發現了一個較為突出的矛盾：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較好的村莊與周圍村莊的關系問題。當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原來以村莊為單位的土地資源無法滿足新型集體經濟的發展需要，勢必向周圍的村莊要土地。在這個過程中，如何處理好原村莊與輻射村莊的關系、合理分配集體經濟收益，便成了一個難題。現階段許多地方的做法是給征地農民一部分土地租金，集體經濟的福利和收益與輻射村莊無關。這勢必會造成村莊間的矛盾，也無法充分發揮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帶動作用。這一現象發生的原因在于僅從村莊的角度來考慮新型集體經濟的發展。我們認為，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無論是在起步期、成長期還是成熟期，都離不開縣級政府的理解、支持和統籌。鄉村振興具體工作雖然要從村莊抓起，但是不能簡單地理解成為村莊振興，真正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必須以縣為基本發展平臺和推進單元，實施整縣推進。

 

樹立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樣板，發揮示范帶頭作用。在此次調研中，我們通過口口相傳，找到了更多走新型集體經濟道路的村莊，遠比之前掌握的數量要大。許多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好的村莊，都在切切實實地帶領村莊走向共同富裕，逐步實現鄉村振興。這一方面與社會上普遍對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缺乏深入理解有關，許多村莊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而選擇低頭做事；另一方面也和各級政府對新型農村集體經濟不夠重視有關，沒有充分認識到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重大意義。樹立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樣板，可以讓更多人了解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成就，了解其運作方式，推廣成功經驗，將為社會更全面地認識農村新型集體提供機會，也有助于為廣大農村提供可選擇的鄉村振興道路。

 

積極選拔培養合格的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帶頭人。許多人質疑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模式的可復制性，一個主要的論點就在于好的集體經濟帶頭人很難復制。這種觀點過分夸大了人的主觀能動性，而忽視了客觀因素。好的帶頭人是在一定環境下成長起來的，是在黨的培養下產生的，其能力也是在客觀因素相互作用下發揮出來的。許多集體經濟確實沒有處理好帶頭人與集體經濟發展的問題，帶頭人的更替往往直接影響集體經濟的興衰。政府可以通過選拔、培訓、考察等方式，將有潛力成為合格新型集體經濟帶頭人的人才發掘出來，培養一批能夠勝任帶頭人工作的村干部；同時積極從外部引入新型集體經濟經營人才，特別是返鄉企業家，既能提供發展初期的資本，又有豐富的市場經營經驗，促使更多的農村走向新型集體經濟之路。

 

加大對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金融扶持力度。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過程中，缺乏資金是一個普遍問題。政府相關部門要積極為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提供資金支持。可以通過建立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專項基金，整合目前各部門支農惠農資金，對發展計劃可行、經營風險小、管理科學的新型集體經濟項目，采取貼息、獎勵、補助等方式予以扶持，并按國家稅收政策規定，依法享受企業所得稅稅收減征、免征優惠政策。農村信用社等金融機構要延伸農村服務鏈條，加大對新型集體經濟組織信貸支持力度。加強農村擔保體系建設，積極擴大農村有效擔保物范圍。

 

加強和規范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黨建工作。黨的基層組織是確保黨的方針路線和具體政策貫徹落實的主要抓手。如何捋順村級黨組織與新型集體經濟黨組織之間的關系，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比如我們調研的一些村莊，甚至出現了集體經濟黨組織領導村級黨組織的情況，造成了黨的工作的混亂。我們認為，“黨政經一體”的領導方式是較為適合新型集體經濟發展的。加強新型集體經濟組織黨建工作，能夠進一步增強凝聚力，提升戰斗力，防止損害集體經濟利益的事件發生。

 

“集體有思路，村民有出路”“承包解決溫飽，集體才能致富”，我們在調研中聽到的農民樸實的話語，真切地體現出農民對于發展新型集體經濟的認可。習近平總書記對如何認識集體經濟有著深刻的思考。2010年12月17日，習近平同志在全國組織部長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要堅持黨在農村的基本經濟制度和基本政策，把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作為基層黨組織一項重大而緊迫的任務來抓，著力破解村級集體經濟發展難題，增強基層黨組織的凝聚力，提高村級組織服務群眾的能力。”2018年由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中也明確指出要“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對于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意義已經不言而喻，我們有理由相信，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在新的歷史時期一定會發展得越來越好，為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貢獻重要力量。

 

作者：王立勝 張弛  來源：《文化縱橫》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