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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當今世界唯一的社會主義大國，是最大的發(fā)展中國家，在世界格局中、在世界歷史發(fā)展進程中具有特殊的位置。我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發(fā)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但同時也出現(xiàn)了一些新問題，突出的問題是發(fā)展不平衡，特別是居民收入差距拉大。進入新時代，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我國快速地消除了絕對貧困現(xiàn)象，但相對貧困問題還十分突出，低收入人口數量很大。在今后的發(fā)展進程中，我國要堅持社會主義改革方向，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fā)展，加快建設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強國的步伐，扎實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保持國家持續(xù)繁榮昌盛、長治久安，成功應對國際風險挑戰(zhàn)，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切都需要加強公有制經濟建設。對我國來說，在新時代加強公有制經濟建設具有極端的重要性。

十九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規(guī)定：“必須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這里，黨章明確強調了公有制主體地位。2018年3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六條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憲法明確講了，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也明確強調了公有制的主體地位。

大力發(fā)展公有制經濟符合黨章要求，符合憲法規(guī)定，也是維護黨章和憲法莊嚴地位的必然要求。在新時代，只有不斷促進公有制經濟的發(fā)展，才能長期鞏固和加強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公有制經濟的發(fā)展，反復強調要把國有企業(yè)和國有資本做強做優(yōu)做大，反復強調要發(fā)展好集體經濟。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fā)展公有制經濟也是黨中央的一貫精神。加強公有制經濟建設就是在維護黨章權威，維護憲法權威，維護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權威。在新時代，我國各級干部應該高度重視公有制經濟的發(fā)展，采取切實措施加強公有制經濟建設。要排除一些人認為國有企業(yè)效率不高的錯誤認識，堅決防止在國有企業(yè)改革過程中把國有企業(yè)搞垮了，把國有資產流失了。公有制經濟的強與弱，關系到我國能否堅持社會主義道路，能否堅持共產黨執(zhí)政，能否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fā)展。我們決不能犯顛覆性錯誤。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必須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這就要求我們大力發(fā)展公有制經濟，而決不能削弱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是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要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么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1】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堅持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公有制主體地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核心要義。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指出：“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就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2】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中，毫無疑問，核心內容是“公有制為主體”。“公有制為主體”這一條是決定我國基本經濟制度性質的，即決定我國的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只有鞏固和加強了公有制主體地位，我國國民經濟中其他所有制經濟成分才能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組成部分；失去了公有制主體地位，其他所有制經濟成分則會失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組成部分的性質。當今世界，不少資本主義國家也存在著一定量的“國有企業(yè)”，或曰“國有經濟”，但它在國家經濟生活中不占主體地位，是私有經濟的附屬物，是為壟斷資本主義服務的，或者說是為占統(tǒng)治地位的壟斷資產階級利益服務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企業(yè)與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有企業(yè)有著本質的不同。不言而喻，在任何資本主義國家，不管是發(fā)展中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民營企業(yè)”或“外資企業(yè)”都不可能是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組成部分。在新時代，大力發(fā)展公有制經濟，鞏固和加強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是防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演變?yōu)橘Y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關鍵步驟。

我國實行改革開放，四十年多年取得了偉大成就，舉世矚目，永載史冊。但我們也必須正視，在改革開放進程中也出現(xiàn)了不少問題。一個突出的問題是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一方面出現(xiàn)了少數暴富人群，一方面還存在著為數大量的低收入人口，面臨不小的生活壓力。隨著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和一些領域的市場化，多年來出現(xiàn)了廣大群眾住房難、上學難、看病難等尖銳社會問題。近年，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這些問題，群眾面臨的難題得到了一定的解決。但我們要充分認識到，居民收入差距拉大趨勢一旦形成，要遏制和扭轉也是很艱難的。今天出現(xiàn)的一些重要社會現(xiàn)象，是與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不少人群陷入較大“相對貧困”所造成的。例如，近年我國人口出生率持續(xù)走低，就是值得特別注意的問題。有報道講，2018年我國人口出生比預期的少生200多萬。2018年我國出生人口為1523萬人，人口出生率為10.94‰；死亡人口993萬人，人口死亡率為7.13‰；人口自然增長率為3.81‰。【3】2019年、2020年，我國人口出生率進一步大量下滑。2021年末，全年出生人口為1062萬人，比2020年又減少140萬人；人口出生率為7.52‰，比2020年下降1.00個千分點。【4】當然，這兩年新生人口下降與全球新冠疫情有一定關系，但我國人口出生率下降是這些年來的大趨勢，這種趨勢不下大力氣是難以扭轉的。這是我們必須高度重視的。今天的人口出生率下降，不是過去計劃生育政策造成的，與過去實行的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沒有什么關系。過去實行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是當時發(fā)展條件下的需要，而今天人口出生率持續(xù)下降或走低，主要是與廣大青年人收入低、工作生活壓力大分不開的。有的年輕人處于待業(yè)或半就業(yè)狀態(tài)，生活壓力大。許多年輕人不愿意生孩子、不愿多生孩子，也是與住房難、上學難、工作壓力大等社會問題直接相關的。穩(wěn)定的就業(yè)，穩(wěn)中有升的收入，是家庭穩(wěn)步發(fā)展的基礎。現(xiàn)在許多年輕夫婦從懷孕、生孩子到孩子上幼兒園，處處都面臨著經濟壓力。據日常觀察，身邊的年輕夫婦主動想要生兩個三個孩子的可以說比較少，而30歲左右還沒有結婚的青年人卻不少。年輕人結婚難，結婚后又不愿生孩子或不愿多生孩子，是與他們“基本生活水平相對下降”分不開的，與我國社會居民收入差距拉大趨勢直接相關。而居民收入差距拉大趨勢，又是與公有制經濟比重下降趨勢分不開的，兩者是成正相關的，是在同一個歷史時期發(fā)生的重大社會現(xiàn)象。我們必須高度重視，深入研究，尋求科學對策。

進入新時代，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精心謀劃下，我國現(xiàn)在已經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完成了幾千萬貧困人口的脫貧任務。但是，要鞏固脫貧攻堅戰(zhàn)的成果，進一步解決好基層群眾面臨的生活困難，提高廣大農村人口的生活水平，還需要持續(xù)發(fā)力。發(fā)展廣大農村經濟，振興鄉(xiāng)村，防止新的貧困問題的發(fā)生，要大力探索發(fā)展集體所有制經濟。一些報道表明，有的集體經濟發(fā)展較好的鄉(xiāng)鎮(zhèn)、村社，群眾的住房、上學、看病等問題就得到了比較好的解決。公眾輿論比較關注的南街村的快速發(fā)展，就是集體經濟成功的實例。近年，筆者曾到湖北省嘉魚縣官橋村進行調研，對官橋村八組的發(fā)展情況有所了解。改革開放以來，官橋村八組發(fā)展經歷了巨大變化，現(xiàn)在經濟實力十分雄厚，集體經濟比重較大，基層組織運行較好；村民住進了集體興建的別墅式的房屋，小孩上學也能得到補助，村民就業(yè)有保障。

習近平總書記在《扎實推動共同富裕》一文中強調：“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xiàn)代化的重要特征。我們說的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這里，總書記論斷的核心要義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而要實現(xiàn)這樣的共同富裕，就必須“堅持基本經濟制度。要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兩個毫不動搖’。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大力發(fā)揮公有制經濟在促進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同時要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fā)展、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健康成長。”【5】這里總書記講得很清楚，要實現(xiàn)共同富裕，就要堅持我國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并再次強調了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發(fā)揮公有制經濟在促進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但是，這些年來，在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我國學術界一些人盲目崇洋媚外、崇拜資本主義制度，鼓吹私有化，實際上就是極力主張資本主義市場化，照抄照搬西方資本主義一套。這些對資本主義制度頂禮膜拜的學者群，與國際壟斷資本勢力和我國政界腐敗勢力相呼應，產生了嚴重的影響和誤導，對我國改革開放事業(yè)造成了不良影響。這一點我們必須高度重視和警惕。在新時代要大力發(fā)展公有制經濟，扎實推進實現(xiàn)我國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歷史進程。

宣揚和推行私有化，是與實現(xiàn)全體人民共同富裕背道而馳的，不可能達到共富目標。在推行私有化的資本主義國家，即使像美國這樣的典型的發(fā)達國家，貧富兩極分化也是無法避免的。據《21世紀資本論》一書，在2010-2011年，美國最上層10%人群占有美國財富的72%，而最底層的半數人口僅占2%。【6】長期以來，美國貧困人口數以千萬計；其中有“極貧者”就達數百萬。根據2013年和2016年的調研數據，美國的“極端貧困”（extreme poverty）人口有370萬人。【7】美國許多貧困家庭可能設法擁有了電視機等電器產品，但在食品保障上卻會碰到困難，越來越多的貧困家庭一年當中會有沒錢買食物的時候。美國貧困問題另一個可見的極端標識是“無家可歸”。進入21世紀，在整個美國，發(fā)生無家可歸和食品無保障的現(xiàn)象越來越多。【8】美國作為發(fā)達資本主義大國，在國際經濟活動中占有一定的優(yōu)勢，總體上處于國際分工的高端，甚至可能通過在落后地區(qū)培植“買辦式”企業(yè)，從廣大發(fā)展中國家源源不斷地攫取大量高額利潤或超額利潤；美國還可以利用軍事實力，推行霸權主義，打壓他國，遏制競爭對手，達到不斷掠奪財富的目的。就是這樣的一個富裕的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貧富兩極分化卻依然如此鮮明。這就充分說明，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是無法實現(xiàn)共同富裕的。像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如果落入資本主義道路的陷阱，那是絕不可能實現(xiàn)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極少數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人口極少，有的甚至只有幾百萬人，這類國家的所謂“共富”模式，根本上是不適應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的。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人口最多的國家是美國，而美國社會貧富兩極分化是很突出的。一方面極少數人暴富，一方面成千上萬的家庭收入很低。前些年美國發(fā)生“占領華爾街運動”，抗議者就明確指出了美國社會1%對99%的貧富兩極分化的尖銳問題。我國是人口最多的發(fā)展中國家，印度是僅次于中國的發(fā)展中人口大國，中印兩國有較大的可比性。無疑，印度社會今天貧富分化是十分突出的，而且還殘存著濃厚的種姓歧視。印度的低等人稱作“達利特”（Dalit），傳統(tǒng)上被高等種姓視為“不可接觸者”，即賤民。根據2011年的人口統(tǒng)計，“達利特”群體占印度人口的16.63%。【9】2011-2012年度，印度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占總人口的21.9%，而在不少邦貧困線以下人口占比仍超過30%，在貧困人口占比較高的邦，其農村地區(qū)貧困問題更為嚴重。【10】顯然，在發(fā)展中資本主義大國印度，根本不可能實現(xiàn)共同富裕。

我國是人類社會進入文明階段后發(fā)展進程中的大國。我國的發(fā)展與人類社會的前途命運密切相關。我們要從人類社會發(fā)展大趨勢來深刻認識當今中國加強公有制經濟建設的極端重要性。人類社會總趨勢是不斷向前發(fā)展的，不斷從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演進。但是，在幾千年文明史發(fā)展進程中，在中國歷史上和世界歷史上，卻都充滿著曲折，王朝興衰劇目不斷上演。在漫長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時期，沒有一個國家一個王朝是長治久安長盛不衰的。根本原因就是：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存在著鮮明的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政權掌握在少數統(tǒng)治者手中，廣大人民群眾是受剝削者和受壓迫者。這樣的國家，這樣的王朝，一旦貧富分化達到難以駕馭的程度，人民就會造反，社會就會陷入動亂，改朝換代就可能隨之發(fā)生；或者由于社會分化嚴重，在面臨外敵入侵時，缺乏足夠的抵抗力，國家被征服或被分裂，王朝土崩瓦解。

在人類社會進入資本主義發(fā)展階段后，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國家興衰“周期率”的現(xiàn)象。如果從15、16世紀算起，在率先進入資本主義發(fā)展階段的歐洲或西方，大國的地位也是不斷發(fā)生變化的。15末16世紀，西班牙、葡萄牙比較強大，率先進行殖民擴張，兩國曾劃出“教皇子午線”，在世界范圍內瓜分殖民擴張勢力范圍。17世紀，西班牙、葡萄牙國際地位下降，荷蘭成為“海上馬車夫”，在亞非地區(qū)大肆殖民擴張。18世紀，在國際格局中，荷蘭地位下降，英、法地位上升；在19世紀，首先完成了工業(yè)革命的英國成為世界“超級大國”，建立了“日不落帝國”。然而，從19世紀末期起，德國、美國快速崛起，隨后是日本的崛起，英國的國際地位開始下降。進入20世紀，隨著英國的相對衰落，美國成為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然而，今天，雖然美國仍然是超級大國，但其國力已呈現(xiàn)出相對下降趨勢，國際地位也呈下降趨勢。

世界近現(xiàn)代歷史表明，資本主義強國也可能因為內因和外因的作用而出現(xiàn)衰落或相對衰落，不能保持長盛不衰。資本主義社會也是私有制占主體地位的社會，生產資料主要掌握在少數人手中，存在著鮮明的階級對立。社會財富的過度集中，嚴重的兩極分化，必然激化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引起社會動蕩不安，削弱社會發(fā)展?jié)摿ΑＹY本主義國家內部矛盾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相互交織，不斷引起社會內部動蕩和國家之間矛盾和沖突。資本主義道路不是人類社會前進的方向。人類社會的前途是社會主義，并經過社會主義社會階段，逐步向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演進。

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fā)展中國。這是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再到習近平幾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深刻認識到并始終堅持著的真理。只有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我們才能在本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強國，實現(xiàn)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我們離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目標也不遙遠了。按照現(xiàn)在的發(fā)展步伐，在國內生產總值（GDP）上，我國在數年后就可能接近美國，并進一步成為國內生產總值最高的國家。

從歷史發(fā)展長遠進程上，我們也應考慮在實現(xiàn)偉大復興之后，如何才能保持長盛不衰，如何才能成功打破人類社會歷史上不斷上演的國家興衰“周期率”。中華民族實現(xiàn)偉大復興決不是僅僅“瀟灑走一回”的事！我國要保持長盛不衰，一直保持強盛，與世界先進民族攜手逐步地邁向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毛主席講過，依靠實行人民民主，就能夠打破興亡“周期率”。這一論斷有其深刻含義。無疑，人民民主是不能建立在私有制經濟基礎之上的。私有制經濟基礎上的民主，只能是統(tǒng)治階級的民主；在當今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所謂的“民主”實質上是壟斷資產階級的民主，而不是人民群眾的民主。我國在實現(xiàn)偉大復興的征途中和實現(xiàn)了偉大復興之后，都必須具有強大的公有制經濟。

強大的公有制經濟在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中發(fā)揮著關鍵作用。而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就有利于保障我國社會人口良性發(fā)展。人口出生率過高不好，但人口出生率過低了也不好。我國要著力防止人口出生率過低，防止人口過度老年化，力爭保持整體上人口處于良性發(fā)展狀態(tài)。這是保持我國國際競爭力的需要，是保持國家長盛不衰的需要。生產力是社會發(fā)展的根本動力，人是生產力中的決定性因素。讓廣大青年人能夠正常結婚、生育孩子，一對夫婦生育兩個孩子或三個孩子，這關系到社會生產力的再生產，關系到國家的持續(xù)繁榮昌盛，是國之大者，決非小事！

世界歷史發(fā)展是不斷向前的，經濟全球化大趨勢不可逆轉，但是在這一歷史發(fā)展進程中，存在著各種挑戰(zhàn)。在所有挑戰(zhàn)當中，來自金融領域和軍事領域的挑戰(zhàn)是最嚴峻的，前者表現(xiàn)為和平的形式，后者表現(xiàn)為戰(zhàn)爭的形式。

當今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仍占主導地位，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集團占主導地位。因此，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仍將發(fā)揮作用，不同形式的經濟危機將會不斷上演。我國要防止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防止國際金融壟斷集團的侵襲和掠奪，防止我國廣大人民群眾被國際壟斷資本勢力不斷“割韭菜”、不斷吸血，就需要有強大的公有制經濟基礎，有自我掌控能力的金融體系，有一大批強大的國有企業(yè)和眾多集體所有制企業(yè)。只要我們發(fā)展好公有制經濟，鞏固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筑牢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我們就能防御來自國際上各種經濟風險或金融風險，面對國際經濟領域的各種動蕩，我國經濟就能夠做到“任憑風浪起，穩(wěn)坐釣魚船”。

從軍事角度講，我國在今后一個較大時期內，最大的威脅來自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軍事集團。北約是當今世界最大的軍事同盟，70多年來北約一直呈不斷擴大之勢，已從1949年的12個國家擴大到今天的30個國家。北約并沒有停止擴張步伐。例如，北約國家仍然積極地持續(xù)地在中東地區(qū)和東歐地區(qū)制造危機和社會動蕩，對有關國家不斷施加壓力，干擾有關國家的發(fā)展，可以說是在對有關國家進行“反復揉搓”，為今后北約東擴創(chuàng)造條件。北約在成員國不斷增多的同時，內部軍事一體化程度也在加強。盡管北約國家之間也有一些矛盾和分歧，但他們之間合作是主流。在可預見的將來，看不出北約會解體，而進一步擴大的趨勢卻很明顯。隨著我國的實力不斷增強和北約的不斷擴大，我國與北約發(fā)生軍事面對面的危險性將會增大。北約對我國構成“世紀性挑戰(zhàn)”，反對北約繼續(xù)擴張是我們面臨的艱巨任務。我們要清醒地認識到，美國主導的西方國家集團構建全球霸權的狂妄野心短期內是不會消失的，北約不會放棄擴張企圖，而會千方百計制造與尋求進一步擴張的機會。從長遠的發(fā)展趨勢講，中國必須做好與北約面對面較量的充分準備。我們要有長遠的謀劃，要為可能發(fā)生的軍事斗爭做好準備。那么如何才能應對這種可能的軍事沖突呢？那就是，我們必須擁有強大的軍隊，也必須擁有強大的自成一體的軍工體系。這就需要我們有自成體系的強大的國有企業(yè)，以國有企業(yè)為中樞，融合民營企業(yè)，構建強大的軍工體系，能夠“獨立自主地”為人民軍隊持續(xù)提供充分的先進軍事裝備。

注釋：

【1】《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 版，2015年1月第3次印刷，第22頁。

【2】《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出版社2019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第18頁。

【3】中國政府網：

ttp://www.gov.cn/shuju/2019-01/21/content_5359797.htm，2022年2月18日訪問。

【4】國家統(tǒng)計局網站：

ttp://www.stats.gov.cn/xxgk/jd/sjjd2020/202201/t20220118_1826609.html，2022年2月18日訪問。

【5】習近平：《扎實推動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第20期，第6頁。

【6】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63-264頁。

【7】《貧困與共同繁榮2018：拼湊貧困之謎》（Poverty and Shared Prosperity 2018：Piecing together the Poverty Puzzle），世界銀行集團出版，2018年版，第45頁。

【8】桑德拉·M. 阿爾特斯：《世界貧困》（Sandra M. Alters，World Poverty），大風/圣智學習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94-95頁。

【9】迪維亞·瓦伊德：《不平衡的機會：當代印度的社會流動》（Divya Vaid，Uneven Odds：Social Mobility in Contemporary India），牛津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46-47頁；參閱蘇林德·S.喬達卡：《當代印度的種姓》（Surinder S. Jodhka，Caste in Contemporary India）（第2版）的前言，勞特利奇出版公司2018年版。

【10】埃薩努爾·哈克：《印度貧困的文化構建》（Ehsanul Haq，“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Poverty in India”），《印度人類學家》（Indian Anthropologist）2019年第2期，第23-2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