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主體地位應體現在“控制力”“相對規模”“目的性”三方面
近日，《習近平在上海》系列采訪實錄引發各界熱議，尤其是習近平在上海國資委調研時明確指出的，“我們講‘公有制為主體’，這個‘公有制’不是抽象的，是要具體量化的，如果沒有量化，那就是‘玩’概念”，更是引起高度認同。這句話中提到的“公有制為主體”，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內容之一。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更是明確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既然反對在“公有制為主體”這一基本經濟制度上“玩”概念，強調要具體量化，也就從另一方面說明了當時確實存在“玩”概念的現象。并且，就對“公有制為主體”進行具體量化而言，雖然也有學者進行了探索，但是學界尚未對此問題達成一致，有關部門也未推出具體的衡量公有制主體性的計算指標。顯然，要對任何一個概念進行量化，首先要清晰地界定其內涵，如果在內涵的規定上存在模糊性，那“玩”概念就有了空間。黨的十五大就對“公有制為主體”進行了政策性闡釋：公有制經濟不僅包括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還包括混合所有制經濟中的國有成分和集體成分。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主要體現在：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對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這是就全國而言，有的地方、有的產業可以有所差別。公有資產占優勢，要有量的優勢，更要注重質的提高。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控制力上。要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布局。對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有經濟必須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領域，可以通過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以加強重點，提高國有資產的整體質量。只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國家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和競爭力得到增強，國有經濟比重減少一些，是不會影響我國社會主義性質的。然而，要準確理解概念的科學內涵，還需要進行細致的學理分析。借鑒以往的理論研究和現實中的實踐現象，本文試圖從“控制力”“相對規模”“目的性”三個維度出發談談對“公有制主體地位”概念內涵的認識。
一、應進一步清晰界定公有制“量”的優勢
對于“公有資產占量的優勢”，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界是一致認可的，但對于何為公有資產在“量”上的優勢，學術界尚存在爭議。在很多情況下，“量”指的是公有資產所對應的資本價值量，所謂優勢就是高于50%。然而，在實踐中量化公有資產的價值，無論國有資產還是集體資產，就需要一個產生價格的交易市場。對于公有制資產中的企業資產、政府資產、事業單位與集體組織資產和可進入交易的土地資產（即已開發資產）等，利用市場價格評估其價值都較為容易。而公有資產所包含的未進入生產運營的大量潛在資產（即未開發資產），則難以利用市場對其進行價值評估，例如龐大的尚未開發的自然資源。如果主觀地認為公有資產中的未開發資產的價值量巨大，那是否意味著即使將所有已開發資產私有化，公有資產依然可能具有“量”的優勢呢？這種“合乎邏輯”的推論顯然是荒謬的，這應當屬于“玩”概念的一種，所以公有資產合理的量化應當著眼于“已開發資產”。然而，有的觀點還認為，公有資產不只是公有制企業中的資產，還包括國家所有和集體所有的各種資產，如國有和集體所有的事業單位的資產、政府部門的資產以及土地、各種自然資源等。因此，盡管現在很多指標上已經顯示出非公有制企業在數量上占了優勢，但并不能改變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量的優勢。反對“玩”概念的現象，是一個不可輕視的意識形態問題。嚴謹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始終在公有制主體地位量化問題上進行探索和闡發。馬克思指出：“資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會的、屬于一定歷史社會形態的生產關系，后者體現在一個物上，并賦予這個物以獨特的社會性質。”因此，基于反對拜物教的角度，有觀點就指出，只有透過資本的物的形態（或資本的價值形態），用反映人與人在生產中的社會關系形態的統計指標，才能直接反映出所有制結構的本質關系。從這個觀點來看，只有在第二、第三產業中的國有經濟、集體經濟中的從業人員占從業人員總數的比重不低于50%，才能說公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如果轉換到主流認知所強調的資本價值量指標上來，考慮到公有制經濟所在行業的資本有機構成較高，單位資本可吸納的勞動力較少，不能再把公有制的企業實收資本、企業資產、國內生產總值和工業總產值所占相應總量的比重超過50%，視為公有制占主體地位了，要達到60%、70%甚至更多才行。
二、應進一步闡明國有經濟控制力和相對規模的一致性關系
相比于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黨的十五大以來，黨和政府對國有經濟的定位是“主導作用”，并且強調要增強“控制力和競爭力”。這里的“競爭”主要是指市場競爭，并且其指向不僅是國際競爭，也包括與國內其他所有制經濟的競爭。由于“競爭”始終是同一時期的橫向競爭，“競爭力”就是一個指向其他主體的相對性概念，不存在相對于自身的縱向時間序列上的絕對性內涵。另外，控制力的增強會帶來競爭力的增強。因此，黨的十五大早就提出：“在這個前提下，國有經濟比重減少一些，不會影響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如果確定“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和競爭力得到增強”的前提，那么在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中，國有經濟的比重只會上升，不會減少，這是顯然的。如果私有經濟相比于國有經濟增強了其“控制力和競爭力”，其比重也自然會上升。只有在通過結構優化提升競爭力的過程中，國有經濟才可能出現占比下降，并且這也包含了調整不當造成國有資產流失的原因。一旦階段性結構優化完成，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和規模將進入正反饋循環階段。反過來說，如果國有經濟占比持續下降，并且未出現回升趨勢，這只能說明國有經濟相對于其他主體的競爭力下降了。關于增強的國有經濟的控制力，主要存在直接占有（直接控制）與股權控制（間接控制）兩種方式。對于前者，黨的十五大報告的闡釋是，“對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有經濟必須占支配地位”。對于后者，黨的十五大報告指出：“不能籠統地說股份制是公有還是私有，關鍵看控股權掌握在誰手中。國家和集體控股，具有明顯的公有性，有利于擴大公有資本的支配范圍，增強公有制的主體作用。”雖然兩段表述都提到了“支配”，但前者的支配強度顯然高于后者。在以直接控制方式取得“支配”的情況中，控制范圍所涉規模與國有資本投入規模直接對應；在以間接控制的方式取得“支配”的情況中，控制范圍所涉規模可以遠超國有資本投入規模。因此，增強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存在兩個維度：強度和范圍。理論上，基于股權的金字塔結構，國有經濟通過間接控制的方式可以覆蓋所有非國有經濟的范圍，并且至少按股權比例分享非國有經濟的利潤，因此，在股份制企業中處于控股地位的國有經濟不會出現相對規模（占比）的下降。而對于以直接控制方式占據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的國有經濟，因其主要處在產業鏈上游，具有較強的市場議價能力，其市場價值增長速度在理論上也不應低于全國資本的平均增速，相對規模（占比）也不會降低。除了結構調整過程中不合理的國有資產流失，國有經濟相對規模降低的另一種情形是：股份制企業中處于小股東地位的國有經濟被非國有經濟的大股東侵占利益。這種結果恰恰對應著國有經濟控制力的降低。因此，正反兩方面情況都表明：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和相對規模具有一致性關系，國有經濟控制力的增強需要體現于相對規模的提升。相對規模是對控制力的最底線的量化，即“控制力”不是“虛”的，也不應當“玩”概念。當然，增強國有經濟控制力還可以超出相對規模的提升。從股權金字塔的層級結構出發，國有經濟在第一層級中控股的非公有制經濟成分實際上具有了一定的公有性，可按照一定的折算系數統計為公有經濟，依此類推，股權金字塔中層級越低的非公有制經濟可折算為公有經濟的系數越低。筆者認為，這在對公有制主體地位進行量化時是應當考慮的因素。
三、應進一步廓清公有制主體地位的“目的性”內涵
從目的意義上說，我們并非為了公有制而堅持公有制，而是為了確保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已然指出：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能夠從根本上克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同生產社會化的基本矛盾，消除生產力無限發展的趨勢和群眾消費力相對有限之間的矛盾。這正如江澤民在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閉幕時的講話中所指出的，“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是社會主義的一條根本原則，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標志。在整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我們都要堅持這項原則。只有確保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才能防止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決定分配，不同的所有制關系決定了不同的收入分配制度，正是生產資料公有制為按勞分配提供了基礎，為依靠勞動共同致富提供了可能。因此，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進一步明確：“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在政治經濟學邏輯上，分配領域的“按勞分配為主體”和生產資料所有權領域的“公有制為主體”是對應的。因此，如果在實踐中完全堅持了“公有制為主體”，分配領域內的收入差距應當處于以勞動價值量供給差異為參照的較合理范圍內。而依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由基尼系數所表征的我國收入分配差距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美國接近，持續高于國際警戒線0.4，遠高于東亞資本主義國家日本（0.25左右）。這種收入分配上的不合理差距，除了有來自非公有制經濟的因素，也有來自公有制經濟內部的因素。有學者就發現：2006年，國有上市公司管理層最高年薪開始高于民營上市公司，為職工平均收入的20倍。因此，在當時，很難說作為公有制的國有企業在何種程度上堅持了“按勞分配為主體”。正因為在實踐中非公有制企業是以“按生產要素分配為主體”的，如果公有制企業和非公有制企業遵循相似的分配法則，那么在社會主義意義上，兩者的實質區分度便降低了。雖然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但在公有制企業和非公有制企業中，“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的結合方式理應存在顯著差異，在公有制企業內，無論如何結合，都不應淡化“按勞分配為主體”。依此原則，公有制企業不僅應當是形式性公有，而且更應是實質性公有。因此，在具體量化公有制主體地位時，應當依照按勞分配的實現程度對公有制企業進行系數折算，如果公有制企業內部的收入分配差距大于或等于私有制企業的平均水平，折算系數應為0。綜上所述，習近平關心的公有制經濟主體性的量化問題，是一個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理論與實踐上都具有重大意義的問題。我們需要從外部與內部兩個維度去審視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的實現程度，必須破除很多似是而非的觀點。唯有如此，才能在增強控制力，保持相對規模與確保社會主義目的性的過程中實實在在地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作者系北京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授權】，原刊于《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2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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