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今朝：中國金融體制應避免走入美國的模式之中

點擊：4503 作者：王今朝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2-01-01 11:43:25

【編者按】中國改革開放后形成了迥然不同于計劃經濟時期的金融結構。這種金融結構的轉變不無西方人、西方理論（如金融深化理論）的影響。面對金融發展對中國提出的挑戰，中央提出了去杠桿和脫虛向實的政策思路。然而，如果任由中國金融結構與美國趨同，去杠桿和脫虛向實的功效就可能大打折扣。而當前的中國金融界似乎對于中國的金融發展還未能形成一致意見。為此，我們特別需要一種關于金融的本體論的認識。這里發表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王今朝的文章，以幫助大家理解紛繁復雜的金融叢林。

對金融的政治經濟學本體論再認識

——基于中美金融體系的視角

王今朝

【摘要】在某些方面，中國金融模式與美國金融模式趨近了。然而，美國金融，從以貨幣、股票和債券為工具以銀行、保險公司、投資銀行為機構的傳統金融到以期權、期貨、次級貸款為工具以投資銀行、影子銀行、各種基金為機構的衍生金融，都決不是中性的。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的金融體系是由偏向有錢人的金融工具、金融機構構成的能夠影響甚至控制國家的體系。美國這種金融模式所存在的問題無法由金融監管來解決。中國的金融體制應該避免走入這種模式之中。

一、引言

中國古語“錢能通神”，“有錢能使鬼推磨”，顯示中國古人對貨幣的力量已經有了科學的政治經濟學的認識了。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管仲就已經把貨幣作為一種戰爭的武器實踐過了。近代中國經營貨幣達到很大規模的也不在少數，晉商、胡雪巖等等，都是代表。可惜的是，近代中國沒有能夠在工業上迎頭趕上，致使金融也必然落于西方之后。但金融落后未必不是好事。早在19世紀，美國的創立者們就對美國金融體系的制度安排和規模都非常警惕。1809年，在卸任美國第三任總統之際，托馬斯·杰斐遜說：“我確信，威脅我們自由的，不是（外國）常備軍隊而是（私人）銀行體系”。應該說這是美國乃至歐美諸多政要、學術權威所表達出的一個基本核心觀點。他們非常了解普通人所不了解的銀行家對金錢和由大量金錢所帶來的特權的渴望，非常了解看似體面、頗有教養的金融家的殘忍、殘酷和可怕，因此有了關于銀行的非常人所及的深入本質的認識，并把它們表達了出來。從18世紀后期建國一直到1860年，美國多位總統（如托馬斯·杰斐遜、安德魯·杰克遜、亞伯拉罕·林肯）和政要（如本杰明·富蘭克林）以及后來的肯尼迪總統都曾花費巨大力氣防范美國被金融資本綁架。林肯、肯尼迪堅決主張，貨幣發行和信貸創造的權力應該掌握在政府手里。然而，這些西方政要在與金融資本的斗爭中都失敗了。美國不僅沒有能夠防止金融的野蠻生長，而且成為一個由金融資本掌握政治權力的國家了。與西方國家不同，在戰爭年代里，中國共產黨就建立了紅色金融，在建國后建立了一種建設金融體系，因此，計劃經濟時期的中國，金融成為黨的有效工具。改革開放之后，中國不僅重建了商業銀行，而且開始引入大量原來已經取消的金融產品（保險、理財產品、股票、債券等等），重建和新建了許多新的金融機構（證券交易所、商品交易所等），在金融領域進行了諸多探索。這種探索既取得了相當的成績，也產生了不少問題。不少人深受其害，其中不乏專業人士，甚至政府官員。總體而言，中國對金融還是保持了一個比較慎重的態度，但中國學術界似乎依然迷戀“完全市場化”（即搭建盡可能多的市場）的美國金融模式，而中國和其它許多國家關于貨幣、金融的認識和制度安排還籠罩著一層由西方金融學著作所編制的迷霧（包括獨立央行制度、金融定價理論、利率市場化、金融深化、證券化等），這就使得中國金融體制依然有成為一匹脫韁的野馬的危險。今天，關于金融家、金融黑幕、金融危機雖然已經有了大量著作，但還缺乏關于金融體制的整體主義的研究。為了擺脫這種危險，就需要一個關于金融的本體論再認識了。不對金融本體有一個基本的理解，就不可能了解金融能夠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就不知道中國金融體系應該如何搭建，就不知道如何保中國人民于萬全！

二、傳統金融體系

按照現代金融學教科書，傳統金融體系是由貨幣、債券、股票和保險這樣的金融工具和銀行、保險公司、投資銀行等金融機構構成的。這種體系的形成以及它在不同時期的樣貌由參與其中的主體的博弈決定。在不同國家，能夠參與其中的博弈的主體和作用也不同。

（一）貨幣和銀行、保險公司

1、貨幣本體

貨幣是金融乃至現代經濟的基礎。從國家的層面看，它不是商品交換的中性中介，也不是簡單的價值符號，而是代表著巨大的經濟權力。從資本主義原始資本積累開始，尋找和開發金礦、輸入黃金就成為西歐國家關注的重大問題。為了獲得金礦所有權、為了保障黃金運輸安全，西方國家不惜派出軍隊、不惜發動戰爭來建立它們所需要的秩序。當西方走入金本位時代后，黃金的作用就更重要了。哪個國家、哪個城市擁有了世界最大規模的黃金，哪個國家、哪個城市就是世界金融中心。而在那些金銀復本位制的國家，擁有黃金資源的公司當然愿意把這個國家轉化為金本位的國家，因為這意味著它們的經濟利益的擴大。而這同時意味著對白銀集團、銀本位國家的重大打擊。當世界轉向紙幣本位后，貨幣發行權也構成諸多銀行覬覦的對象，然而，毫無疑問，只有那些最大的與政治聯系最為緊密的銀行才能獲得這種權力。而資本主義國家就這樣做了，它們雖然可能憲法將貨幣發行權賦予給了國會，但一項法律就可以把這種權力轉移給私人銀行。這在英國是英格蘭銀行，在美國是美國聯邦儲備局。當英格蘭銀行獲得這種權力后，美國的銀行家也非常羨慕英國銀行家的這種地位，它們決心要學習英國同行。這些英國同行與他們是有著包括個人關系、業務關系在內的種種的密切聯系的。獲得了貨幣發行權，也就有了操控貨幣數量的工具，也就免除了一般的金融機構從事金融交易經常面臨的流動性不足導致資不抵債的重大風險。如果這種貨幣是世界貨幣（先是英鎊，后是美元），它就有了在國際市場上呼風喚雨的能力。這樣，貨幣地位就與國家的國際地位聯系起來了。

基于貨幣的權力觀，一個國家的貨幣主權在民，而不在少數人，更不在國外。一個國家應該審慎確定它在對外經濟交往中的商品的記賬單位。很顯然，如果一個國家的出口商品價值用美元來記賬，就是對美元價值的承認，就是對美元國際貨幣地位的背書。而這反過來可能被美國利用來損害這個國家的利益。美國曾利用其在二戰中取得的優勢確立了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在20世紀70年代遭遇美元危機后，又迫使中東國家石油出口采用美元來計價。石油具有了類似黃金的地位。雖然它不是貨幣，但在相當程度上就等價于貨幣。1994年外匯體制改革以后中國實行的強制性銀行結售匯制度實際上將人民幣的供給與中國的凈出口、凈對外投資獲得的美元聯系了起來。一個國家本來應該基于自己人民的利益來確定自己的貨幣供給的。現在，世界各國都看到了美元作為世界貨幣的危害了，它代表著一種經濟霸權，可以通過對沖操作等方法無償地卷走其它國家的財富。有學者指出，美元金融體系成為了一種對世界許多國家都具有殺傷力的武器。在美國華爾街，金融大佬把金融交易看作是殺戮的工具。世界著名的銀行家梅耶·羅斯柴爾德曾說，“只要我能控制一個國家的貨幣發行，我不在乎誰制定法律”。這樣看來，關于貨幣的五大功能（交易媒介、價值貯存、價值尺度、記賬單位、世界貨幣）理論只是理論家們的一種形而上學的總結了。它不能說是錯的，但對于正確理解貨幣本體是遠遠不夠的。不僅貨幣理論如此，現代見諸絕大多數金融教科書的金融理論都是如此。

貨幣作為財富（它的一種變形形式是把黃金或外匯作為儲備）和權力的地位不是絕對的。在歐洲歷史上，西班牙因獲得了大量的金銀而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損害了它的實體經濟，進而又由于無敵艦隊的毀滅失去了海上霸權。1870年前后的英國，通過鴉片貿易、戰爭等獲得了巨額收入，但它的資本在1846年廢除《谷物法》后也可以并且愿意向國外輸出了，因為它發現得自國外的回報遠遠高于國內。英國的工業在這個過程以及1873年開始的長達23年之久的蕭條中衰落了。1870年，已經成為世界金融中心的英國的GDP被美國超過，1913年，它的人均GDP也被美國超過。而美元霸權也岌岌可危了。這就說明，把貨幣作為絕對的財富和權力的觀點對于一個國家來說是危險的，它只是金融資本家的觀點。對于金融資本家來說，貨幣是終極目的，而對于國家來說，它作為財富和權力，只是一種工具。這就決定了貨幣決不能超發。

2、銀行和保險公司本體

銀行本來只是低利率吸收包括窮人和富人在內的人的（短期或長期）存款并進而發放（短期或長期）貸款的競爭性的私人機構。后來，它提供結算服務了（中國古代票號就提供結算服務），甚至擁有投資銀行的功能了，再后來，它成為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決策的重要支配者了。銀行本身從窮人或富人那里吸收存款時，存款條件本身可能就已經偏向富人了，但在它放款時，就更加偏向富人了。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從銀行借款是富人的專利，一般很難被窮人享受，貧窮地區甚至通過銀行借款給富裕地區。越大的銀行一般就追逐越大的生意。越富有的人借款條件就越寬松，所支付的利率越低，抵押物越少。一個大客戶（如貴族、國王、政府、大公司）向銀行貸款時，它對銀行而言的吸引力的可能并不是它所能支付的利率，而是它能提供的其它東西，如政府給出的貨幣發行權。私人的英國的英格蘭銀行和美國的聯邦儲備局都是這樣設立的。獲得貨幣發行權的私人銀行能夠得到比利息更多、更保險的包括鑄幣稅、代理國庫收益、通貨膨脹收益、再貼現收益、戰爭貸款收益等等在內的收入。借由貸款能力獲得貨幣發行權的銀行對于窮人和其它國家（包括富國）有著超級影響。這種影響如此巨大，以至于諸如袁世凱那樣的軍閥在向外國借款時要簽訂一個賣國的條約了。銀行的結算服務、投資銀行服務以及私人中央銀行的設立當然不是面向窮人的。如果說，早期的商業銀行還只是滿足于追求利潤，中期的商業銀行追求控制產業，控制一個國家的貨幣發行，甚至自己成立新的產業和控制國家（通過提供或削減貸款），那么，20世紀中后期的銀行就不僅追求國際市場利益（通過戰爭貸款、國際借款等），而且追求對國際經濟秩序的控制了。銀行甚至開發出國際支付系統（如SWIFT）來對國際經濟實施控制。

保險公司傳統上是為風險資產提供有條件的賠償服務的組織。就一般的商業保險來說，誰最需要保險業務呢？當然是有錢人。窮人沒有多少資產可以保險。即使保險公司為窮人提供了保險服務也無關大體，因為資本主義正是通過使窮人陷于一種不保險的地位來維持自身的。與其說保險公司為窮人服務，毋寧說窮人為保險公司服務，因為保險公司并不是在一個公允價格下向窮人提供保單的。當保險公司獲得了大量保費收入后，它就不再滿足于經營純粹保險業務，而是要涉足到投資領域了。這種投資領域既可以是實業投資，也可以是金融投資。當大型公司（實體的或金融的）從事高風險項目從而需要保險時，保險業從事大型公司的業務或參與大公司的業務的激勵就形成了。因為它可以為自己的公司索要較低的保險價格，或者獲得額外的收益。今天世界上的保險公司在一定程度上商業銀行化了（如吸收存款和發放貸款），但它又不受商業銀行所受到的一些限制（如資本充足率限制）。保險公司的所有者從保費和投資活動中得到了巨額的財富。這從保險公司大樓的豪華裝飾以及高管們的高收入就可以得知。而在歷史上，保險業還和國家、軍隊相聯系。比如，英國由于擁有強大的海軍，就免費地為英國國際商船隊維持主要海上航道安全，而迫使競爭國家的船隊購買英國勞埃德辛迪加保險來預防海盜、海灘和戰爭損失的危險。

銀行和保險公司都是盈利機構。任何逐利活動都是有風險的。西方有不少私人銀行家和保險家都以審慎的方式來進行經營，但銀行、保險公司的金融業務如此之多（企業貸款、消費貸款、抵押貸款、銀行間互借、為投資銀行融資、為不同的項目產業融資、信用違約互換，等等），貸款和投資對象如此之多，風險很難避免，有時為了追逐利潤，甚至有意地追求風險。特別是，當一種金融產品成為時尚后，這些銀行就蜂擁而上了。巴林銀行就是由于放任其在新加坡的一個交易員從事期貨期權交易而倒閉的。德意志銀行購買了大量的抵押貸款衍生品。銀行和保險公司的風險應對策略之一是提取風險準備金。然而，如果銀行和保險公司過度追求利潤，風險準備金就可能無法應對出現的風險了。因為當銀行和保險公司過度追求利潤時，它貸款和投資的對象也會過度追求利潤。貸款對象的高收益是以高風險為代價的。當它的風險發生后，銀行和保險公司就可能既缺乏流動資金，又缺乏資本了。當銀行和保險公司危機發生時，遭到最大損害的不是它們的所有者，不是它們服務的富人，而是窮人。因為窮人的經濟地位岌岌可危，難以承擔經濟上的任何風吹草動。資本主義對陷入危機的銀行提供救助，原因之一就是要盡可能地避免太多的窮人陷入困境。在社會主義國家，有時，銀行是根據政府命令來發放貸款的。中國曾經建立了四大資產管理公司來處理銀行所形成的壞賬。而中國的保險公司也在貨幣化、市場化、利潤化的過程中發展到了非常驚人的程度。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貸款業務真的就必須由商業銀行來進行嗎？甚至貸款本身是必需的嗎？保險功能真的就必須由保險公司來提供嗎？保險公司業務需要大發展嗎？計劃經濟時期的中國取消了商業銀行，也消滅了保險公司，其中所蘊含的機制和道理至今還未得到真正的挖掘。

（二）股票、債券和投資銀行

僅僅有貨幣、銀行和保險，還不足以應付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的需要。因為經濟發展需要越來越大的投資，超出了一般私人銀行所能承受的限度。因此，在貨幣籌集需求的刺激下，晚近的（從1870年到20世紀70年代）西方金融體系發展成為主要以貨幣、保險、股票、債券為工具的體系。

1、股票、債券本體

股票一般被視為股份公司為籌集資金而發行給各個股東作為持股憑證并支付股息和紅利的有價證券。債券是債務人向各種主體發行債務的法律憑證。債券的融資期限與銀行貸款的融資期限不相上下，有短期債權和長期債權去對應短期貸款和長期貸款，而股票就是無限期融資了。通過設計一種或有控制權機制、參與利潤分配和股票交易機制（主要作為一種風險轉移機制），股票相對債券具有自己的獨特的吸引力。股票和債券的價格在金融學的教科書中都被定義為收益（分別是股息和利息）除以利率。然而，因為這個公式是在極為特殊的情況下推導出來的，實際的股票和債券價格很少遵循這個公式。這是所有金融工具都面臨的一種兩難困境：一方面，它需要一個定價公式才能進行交易，另一方面，它的定價公式只適用于特定的情況。

與獲得銀行貸款一樣，發行股票只是有錢人的專利。對于股票發行人來說，發行股票意味著用一張紙就可以換來巨額現金：它首先把一個私人公司的資產證券化，使其可以表示為1,150萬股股票，然后再對其進行社會化。社會化可能意味著只公開發行65萬股，每股股價16美元。流通股總價值為1040萬（=65萬×16）美元，公司市值為1.84億（=1,150萬×16）美元。假設公司原來的所有人賣出了32.5萬股，就可以從中得益520萬美元。這為超市盈率發行和上市后推高股價及之后的賣空做出了合乎邏輯的安排，因為流通股很少，很容易操縱。如果是在場外發行股票，就有一個場外交易的估值問題。一個有錢人能以3.25美元買入市價24美元的非流通股票，以3.25~ 24美元之間的任何一個值，比如16美元來估值，他就在這筆交易中得到了接近400%的利潤。窮人沒有足夠的資金，即使有這樣的信息，大量買入這樣的股票也是不可能的。有時候，這種股票發行可以讓一個企業不花一分錢，就可以把巨大的經濟資源（比如一個公司）收入自己的囊中。收購公司的股票一般并不支付現金，而是以信用債券、普通債券甚至垃圾債券的形式支付，在收購完成和新公司穩定后，收購成本就可以轉移到被收購的公司賬上，讓它為自己的被收購買單。這樣，一個高度溢價的小公司甚至可以支付得起買進藍籌大公司并取得控股地位的價格，因為至少在某些時候，藍籌股的價格會比較低。這時，藍籌公司的并購者可能會發現，它利用藍籌公司自己的現金余額白得了這個公司。有記錄顯示，在20世紀90年代中國的國退民進中，一些管理層利用銀行貸款支付了購買低估的國有企業資產的價格，然后用購買來的國有資產再去償還銀行貸款。這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僅從這一點就可以理解，不可能有人民資本主義這個事物了。

從股票交易中獲利也只是有錢人的專利。一種金融學理論說，股票遵循高風險高收益規律。而其實，這既不適用于一般的投資者，也不適用于金融家。首先，存在低風險高收益的股票，但真正有價值的股票只掌握在少數人的手中，這些股票的價格一般都很高（反過來，價格高的股票不一定有持有價值）。高價值股票的換手率一般很低，平均交易量占流通股的比率及換手率一般只有1%。這就是通常所謂的價值投資戰略的實質。其次，絕大部分人并沒有潛在的投資對象和投資主體的特殊的知識和經驗，沒有長期的數據，更沒有處理這些數據的手段，不可能對一個普通的信息進行基于全球經濟發展概況和和前景政治和政策、市場環境新的信息以及市場反應方式等的組合分析，以去除大量冗余虛假信息，得不到掌握這些手段的人的服務，更沒有用于進行大量投資所需要的貨幣，也不可能進行保證金交易。普通大眾往往只能接受證券分析師的糟糕的建議。而分析師們建議買入的股票的種類可能是建議出售的股票的種類的100倍。有時，證券分析師發布信息就是為了推動交易量上升，從而使得持有大量這種股票的人能夠拉高出貨。如果普通股股民的股票交易是由股票經紀人來執行的（他假設經紀人對委托者是誠實的），就又會產生一個利益沖突：經紀人的利益在于增加交易頻次，放大交易量（機構交易者抽取的傭金通常是每股幾美分，買賣價差可能僅僅是1~5美分），但委托人的利益并不在于此處。他們也不理解，每一次投資浪潮的性質都不同，價值投資準則并不完全適用。因此，在股票交易中，普通大眾處于不利的地位，只能買到一些垃圾股票（即根本沒有實力的公司的股票）。比如，大公司可能不會發放股息，其股票卻受到投資者的鐘愛，不知名的行業的公司的股票分紅則可能高得多，卻難以得到他們的注意。因而也不可能科學確定資金流向哪種品種的金融工具，做多還是做空、什么組合、杠桿多少。廣大股民也根本不可能如高盛公司那樣作為戰略投資者投資其它國家的股市，廉價獲得其它國家公司的股票，在幾年后獲利退出。普通股民很難獲利，即使獲利，也很難做到全身而退，帶著利潤離場，在股票市場發生危機時尤其如此。也就是說，廣大股民屬于金融市場上被操縱、被洗劫的對象。當然，這并不是說，大的金融公司不會面臨虧損。他們在采取什么交易模式（如對沖交易）上有一種羊群效應。這種羊群效應在市場開始時使得市場交易規模迅速擴大，而在下降時，如雪崩一樣下降，很少有人能夠幸免。在經歷了股票市場的過山車之后，唯一肯定賺錢的就是拿經紀傭金和管理費的人。即使中產階級能夠通過共同基金進入股票市場，也不可能憑借股票交易實現富裕。

債券的最早形式恐怕是政府債券，而不是企業債券。現代銀行的先驅者威尼斯銀行大概是最早的債券的實踐者。它發行政府債券來籌措資金，以便與君士坦丁堡打一場戰爭。此后，政府發行債券就變得越來越多了。美國進行獨立戰爭也未能離開債券來籌集資金。美國這個國家自獨立戰爭開始時就與政府債務結下了不解之緣。亞歷山大·漢密爾頓被視為美國的國債之父。1775年，馬薩諸塞州海灣殖民地發行了第一筆革命公債。在美國，政府債務與富有的私人的關系密切。有的富有的私人甚至為美國獨立戰爭發行個人擔保的債券。有的富有的私人成為政府的要員，不失時機地利用所獲得的政府信息進行債券投機。毫無疑問，相比20世紀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美國的獨立戰爭花費的成本是極高的。因為中國共產黨并沒有通過發行債券來融資，也沒有從國外獲得貸款。馬克思早就指出，發行國債是實現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一種重要途徑。到美國進行墨西哥戰爭時，美國的一家私人銀行已經能夠為政府承銷6000萬美元債券中的大部分了。南北戰爭在相當程度上也是依靠債券發行來融資的。一個能夠提前半天甚至幾小時得知戰爭勝利消息的人可以在證券市場上先大肆賣空戰爭債券，然后再在低價大量吸納，待戰爭勝利的消息傳到交易所時，就可以大賺一筆了。這是金融市場上的時間差之戰。

如果說戰爭時期發行公債是不得已而為之，那么，在和平時期，美國政府就會被銀行家誘導而發行本來無需發行的債券了。對于已經建立了自己的優勢地位的銀行家，誘使政府發行不必要的債券并不困難。在銀行家那里，政府債券是一門好生意，大銀行可以首先從政府手里低價購買債券，然后再賣給中小銀行或其它金融機構，從中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賺取巨額利潤。而僅僅是承銷政府債券本身就代表著這家銀行在金融體系中的地位。這是某些金融家新秀孜孜以求的。在承銷政府債券時，在途資金就已經能夠為承銷銀行提供巨額的利潤了。當然，從事政府債券發行也是不無風險的。黃金價格、貨幣供應的多少都會影響債券發行收益。特別是，當黃金被囤積時，債券價格只能降低。

當美國人對于政府長期債券習以為常后，1929年，美國財政部又發行了短期國債。這很快就成為美國最重要的貨幣市場工具。因為美聯儲可以通過買賣短期國債來改變貨幣供應量，進而調節利率。能夠參與這個市場的主體當然都是大金融機構、大企業。而其實，調節利率只需要支付發布一項命令即可。然而，如果只發布一項命令就能調節利率，還有誰能夠從中賺錢呢？

當政府債券流行后，企業家們也會發現，可以發行企業債券來融資。特別是19世紀50年代美國鐵路的發展需要債券的支持。承銷企業債券索要的利率要比承銷政府債券的利率高一些，而每筆的承銷數量一般要少一些。很顯然，只有大企業才有發行債務的實力。然而，1900-1963年間，股權融資占據了發達國家公司外部融資的主要份額，投資者將其財力和注意力更多地投向了股票，對公司債券的關注和需求相對較少。到1970年，企業債務發行額已超過3000億美元，與國債、股票一起成為美國金融市場上占統治地位的金融工具。這時，垃圾債券在美國出現了，它的風行延續到1988年。它還被用于為20世紀80年代美國興起的杠桿收購（借債收購公司）提供資金。美國稅法規定，企業債務利息可以在稅前得到抵扣。這種規定對于大公司而言，非常具有吸引力，因為它可以降低企業稅負。而且，發行企業債券可以為股票回購提供資金，從而提高每股盈余和股價。2005年，美國有2200多家企業發行企業債券，為企業融入的資金是股權融資的9倍，美國公司開始由股權融資向債券融資實行轉變。與股票價格一樣，債券價格也受到利率的強大影響。當然，與流動性供給相比，利率的影響是第二位的。這就是為什么所有的救市活動都需要注入資金。

債務和債權是債券發行交易的兩個方面。擁有大量貨幣的主體如果能夠加重其它主體的債務，那無異于給它們套上一個絞索。在中國封建社會，許多農民就是因為借債而破產從而走上起義道路的。在當代中國，許多企業的快速擴張也是通過借貸來實現的，最后都倒在了債務到期無法兌付的問題上。企業有時在低利率的條件下借債，卻沒有預料到，甚至根本不考慮利率的上升會對自己造成巨大打擊。不僅過度借債是高風險的，而且企業經營本身也是高風險的。20世紀80年代的拉美債務危機和墨西哥債務危機讓人們看到，國家債務怎樣構成對一國人民的絞索。當企業界發現這種風險存在后，純粹的債券又發展為可轉換為股票的債券。在企業無法兌付債券時，債券可能被安排轉化為股票，或者企業考慮到經營風險，一開始就發行可轉換為股票的債券。發行可轉換債券，本身可能意味著債券發行者對于企業融資需求的擔心。發行可轉換（為股票）債券還將稀釋股權，拉低股價。這時，買賣和持有這種債券的風險就如買賣和持有股票的風險一樣了。當國家債務出現違約后，也必然進行債務重組。現在，債務絞索開始套在美國的脖子上了。但或許，美國能夠找到賴掉債務的辦法。

如果沒有股份公司的發展，晚近的現代金融便不可能存在，因為它將缺少股票和企業債券這兩種重要的金融工具。而有了股票、債券，股票、債券的一級市場、二級市場才得以形成。有了股票，也就將衍生其它交易，如合并套利交易、信息套利交易。有了債券，固定收益證券交易（包括國際債券收益互換）也就有了基礎，它成為許多投資銀行的重要業務。有了債券，當股票市場發生危機時，資金會大量流入債券市場，尋找最優的債券（特別是短期國債）。最優債券價格的上升可能摧毀那些看空這些債券的金融機構。這樣，股票市場危機就可能傳導到債券市場上，甚至傳導到整個金融市場。有了股票、債券，美國這樣的國家甚至可以誘使其它國家發行股票、債券，從而可以操縱其它國家的金融和實體經濟（通過購買其它國家的股票和債券以及進行相關的操作）。

雖然證券化仿佛是一種世界的潮流，但許多重要的企業都沒有證券化。美國聯邦儲備局事實上也是私人企業，卻沒有證券化，更沒有上市交易。如果說，美國聯邦儲備局執行的是國家央行職能，那么，作為其股東之一的羅爾斯柴爾德家族企業既沒有證券化，也沒有上市。在美國，諸如摩根銀行這樣的“非股份制銀行”的經營不受法律規定的股份制銀行經營的地域限制，從而可以在全美范圍內配置資金。中國央企也并沒有整體上市，華為也沒有上市。原因不僅在于，證券化、上市不僅構成企業的一種負擔，而且上市會使企業暴露太多戰略信息，會使企業受到資本的操縱，遭受惡意收購的威脅，一個有著強大實力或有著強大信心的企業看起來是不能上市的，而且更主要地在于，一個國家根本無需證券化，因為企業發展所需要的資本可以由國家財政來提供。當然，這個結論意味著世界金融業的極大壓縮。由此可以理解，在計劃經濟時期的中國，其主要的注意力是建設現代化的生產設施，因此，它必然把金融壓縮到極低的限度。這就說明，毛澤東一代人對于金融的理解是非常到位的。

2、投資銀行

投資銀行是資本主義國家為企業發行債券和股票服務的機構。在1869年，高盛公司成立，主要從事商業票據交易。1870年，雷曼兄弟公司的前身搬到紐約市，并參與創建紐約棉花交易所。大概是因為這個原因，有人把1870年作為投資銀行進入美國金融舞臺的標志性的年份。但在19世紀，商業銀行也做今天被稱為投資銀行的業務。1873年，摩根公司承銷政府債券成為美國的金融領袖，并開始利用股權信托控制工業公司，這種控制既可能是控制這些公司的管理權，也可能是控制它們的股權。長期以來，資本主義國家沒有形成對投資銀行加以管制的必要性的共識。因為作為早期的投資銀行業務，其生意規模還不大，也為美國資本主義發展所必需。投資銀行在證券發行中可以保留部分證券，以獲得利潤（投資銀行所獲得的現金和證券的比例是可變的；早期美國投資銀行的報酬是證券）。到了20世紀20年代，投資銀行業務的風險性開始顯現。原則上說，承銷股票、債券必須以價值為基礎，但這個價值本身是一個依賴于諸多因素的不確定性變量。長期證券價格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可能下跌80%。這就使得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的關系問題成為傳統金融體系的一個核心關系。

如果投資銀行能夠從商業銀行得到資金，或者自身就是商業銀行的一部分，它就可能持有過多的自己發行或由其它投資銀行發行的證券。反過來，如果商業銀行可以從事投資銀行業務，那么，對于商業銀行的所有者來說，其利益最大化的行為就是用商業銀行的存款去購買其投資銀行承銷的證券。這樣，商業銀行的所有者就可以從投資銀行業務中獲得巨額的僅從商業銀行業務中所無法得到的利潤。這既為操縱證券價格提供了可能，也為發生金融危機提供了一個機制。這就是為什么美國在1933年出臺迫使美國商業銀行退出投資銀行業務和保險業務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即《1933年銀行法》）。

獨立的投資銀行成為金融明星僅僅是20世紀70年代才開始的。到了80年代，世界已經進入浮動匯率時代，美國開始變為債務國，而美國的企業并購浪潮也帶來了企業債券發行的繁榮，利率互換、抵押貸款支持證券等衍生工具和對沖基金也繁榮起來。這都為投資銀行的獨立發展提供了機遇。期貨期權交易可能帶來的利益也吸引了商業銀行的進入。即使有1995年巴林銀行因期貨期權交易失敗倒閉，也沒有阻止美國在1999年把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這個基礎性法案廢除。因為美國的金融監管者這時已經是華爾街的使者了。而在這個法案被廢除后，抵押貸款支持證券在21世紀初基于次級貸款的再次繁榮將會導致2007年的金融危機。

歷史為西方傳統金融體系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眾多的技術、經濟和商業模式上的機遇。公共交通設施（鐵路、高速公路、航空系統）的建設、科技和產業的革命、大規模生產、電影的出現、奢侈品的大眾化，以及國際經濟聯系、新興經濟體的發展、原來社會主義國家的解體，等等都為資本主義金融業的發展提供了市場計劃。因為不僅建立和改進工廠，開設分廠、分店，建設配送系統、倉儲系統、采購需要資金，而且，經濟失衡本身、戰爭也需要資金。當連鎖經營剛剛起來的時候，為連鎖企業提供融資本身就能支持金融企業的成長。許多國際金融企業依靠為戰爭融資獲得了巨大發展。沒有二次世界大戰，瑞士銀行、美國銀行可能都難以取得其今天的地位。一旦一個人或者幾個人發現有利可圖的市場，則新的金融企業（獨立的或半獨立的）就會建立起來，金融業務就會發展起來。雖然美國的金融早就非常發達了，但一種觀點認為，美國的金融化開始于20世紀70年代。外匯市場每天有數萬億美元的外匯交易，國際間的套利交易也非常盛行（如國際利差互換交易）。原社會主義國家的私有化、企業海外上市也給美國的投資銀行帶來了巨大的生意。僅社會主義國家的私有化規模就達到了7000億美元。到了1990年代，美國金融占美國企業利潤的份額在21%-30%間波動，如果加上保險、房地產，它們在總利潤中所占份額超過了制造業的份額，而金融占其企業利潤的份額在21世紀的前9年達到了41%。

在這個發展過程中，美國金融企業經歷了從合伙人到私人公司再到股份公司的轉變。而就某個銀行機構而言，它的業務部門也經歷了從消費市場部（營運小資本或大投資者或其它存單的資本管理賬戶、信托管理賬戶）、資本市場部（作為分銷商或直銷商的投資銀行業務）到房地產及保險市場部、國際市場部（20世紀的私有化和自由化浪潮為此提供了機會）、研究部、風險管理部、信息服務部等的發展，經歷了從經紀業務（給出投資建議，由客戶來承擔風險）到風險業務（需要金融公司自己承擔風險）的發展。在互聯網交易導致經紀費用收入下降80%的情況下（這時，許多金融交易以及相關信息的了解不需要通過證券公司來進行了），許多原來主要進行經紀業務的金融公司開始更多地從事風險業務，而一些主要從事風險業務的公司的成功也誘導了經紀公司的加入。所有這一切都給了世人以驚人的印象，仿佛美國金融是世界最為現代最為發達的體系。然而，美國金融業的發展是充斥著欺詐和危機的。它在20世紀70年代后向衍生金融體系的發展在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造成了一場巨大的波及整個世界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如果說這個危機還局限于西方，如果東方國家不摒棄西方的金融觀念，那么，當前東西方的生產消費失衡、儲蓄率失衡、投資失衡、財政不平衡可能在未來會給東方國家造成巨大損失。

三、衍生金融體系：期貨、期權、次級貸款

衍生金融體系是傳統金融體系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必然發展。買入一個若干時間內以某個價格進行某個交易的合同，并交付完成交易的保證金，這是期貨。支付一筆錢，以獲得以某個價格進行某個交易的權利，這是期權。從期貨、期權的本質來說，它是一種非常古老的存在（支付定金就是一種期權交易）。這種交易至晚在17世紀就出現了，以至于荷蘭在1609年禁止這種交易。然而，后來，這種交易在美國復活了。在20世紀80年代，美國人更是把一個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出現的次級貸款市場變成一個高度衍生的固定收益債券市場。

（一）期貨、期權

芝加哥期貨交易所是由芝加哥82名谷物交易商于1848年4月3日建立的。1973年，1402位會員創辦了世界第一家期權交易所——芝加哥期權交易所，1975年推出了第一種金融期貨合約—政府全國抵押協會抵押擔保證券的期貨合約；1982年上市了第一個期貨期權產品——美國長期國債期貨期權。1982年2月24日美國堪薩斯農產品交易所推出以價值線為基礎的股票指數期貨交易，宣告了股指期貨的誕生。2005年4月14日，芝加哥交易所全體會員以99%的絕對優勢投票決定芝加哥期貨交易所由非營利性、會員制的交易所改制為營利性股份制的公司制，組建芝加哥期貨交易所控股公司，芝加哥期貨交易所成為控股公司的全資子公司，10月9日開始延長電子交易時間，每天22小時為交易者提供服務，10月19日芝加哥期貨交易所控股公司發行320萬股股票，在紐約股票交易所上市。毫無疑問，這些交易所都是有錢人創辦的。金融期貨交易出現于20世紀70年代，但其發展速度顯著快于農產品期貨交易的發展速度，金融期貨交易的絕對額從80年代中期起就超過了農產品的交易額。隨著20世紀70年代西方主要國家開始采取浮動匯率制，規避匯率風險成為跨國企業和進行國際貿易的企業的一件大事。西方國家的外貿企業可以使用外匯期貨或外匯期權來規避匯率等價格風險，石油企業可以購買油價下限期權和利率上限期權來規避油價下跌和利率上升（因為它有大量債券和貸款）。金融期貨品種繁多，包括房地產價格指數期貨、國債期貨、外匯期貨、利率期貨、股指期貨、認股權證（相當于一種期權）等等。它們的出現與發展被視為期貨業的一次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革命”。也許，由于金融期貨的高風險，美國金融期貨市場本身還沒有創造出危機，但它已經被多次用于做空其它國家和地區的經濟。

雖然期貨有套期保值的功能，但農產品期貨基本上是一種有錢人的事業。1987年在農產品期貨交易占全國60%以上的芝加哥期貨交易所，玉米、小麥、大豆實物交割數量分別只占全國供給總量的1.54%、0.88%、4.9%。主要還是大農場主，中小農場主期貨交易不多。隨著它向金融期貨發展，它就越來越成為一種有錢人的事業。而當美國經濟空心化后，期貨更是變成經濟的空轉了，即使它有穩定市場的功能。從國家層面看，交易本身不創造任何價值，它只能實現價值的轉移，因而，它最多成為少數人在不斷變化的國際國內環境中實現資產、收入保值增值的工具。當然，期貨業可能成為掠奪其它國家的武器。在大國之間發生熱戰的可能性越來越低的情況下，市場常常被作為武器來應用的。如果說，外匯期貨難以避免，那么，很顯然，如果一個國家不發行國債，不發行股票，不使利率市場化，那么，國債期貨、股指期貨、利率期貨就無需建立，“股票投資組合保險”（一種對沖策略）之類的交易也無從產生。而如果一個國家貨幣處于強勢，對于外匯期貨的需求也就必然降低了。如果一個國家的定價體系基本滿足勞動價值論的預測，那么，對商品期貨的需求也就降低了。一個擁有現代生產力、現代金融的國家卻有那么多的無家可歸者和貧困家庭，這是多么奇特的一種景象啊！

如果說美國的期貨、期權市場還沒有產生過什么危機，那么，期貨、期權交易至少在美國股票市場危機和在東南亞金融危機和美國2007年金融危機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假如中國沒有及時定下保衛港元的決心，香港在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中就會十分危險了。或許，對于中國而言，期貨市場能夠具有一定的大宗商品價格發現功能，但其實，只要中國企業控制住購買的欲望和節奏，就能影響國際定價。這是一種比期貨市場更為簡單的方法。

（二）次級住房貸款

次級住房貸款是向收入較少、負債較重的家庭提供的住房貸款。這或許是美國與人民生活最直接相關的金融部分。美國次級住房貸款政策由來已久。老實說，美國有不少政治家對于普通人的生活是關心的。美國為此成立了大量的金融機構、政府機構，出臺了大量法律。1934年成立的聯邦住房管理局（FHA）和1944年成立的退伍軍人管理局（VA）主要是為低收入群體和退伍軍人等特定人群購房提供擔保。FHA和VA擔保的貸款相對于普通貸款具有成本低、限制少、首付比例低（如 FHA貸款的首付最低為3%，甚至沒有首付）、期限較長、貸款數量有限等特點。因此，次級貸款實際上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出現了。1977年，卡特政府為了實現人人有屋住的理想，通過了《社區再投資法》，次年又通過了《平等信貸機會法》，迫使銀行向低收入家庭和社區提供住房貸款。按照這兩個法案，銀行如果因為貸款人的收入低或者信用不好而拒絕向申請貸款購房者貸款，有關社區組織就可以向監管部門投訴。這是美國次級貸款市場的進一步深化。1992年美國國會通過“聯邦住房企業安全和穩健法”（Federal Housing Enterprises financial Safety and Soundness Acts）要求美國的住房和城市發展部（HUD）為少數民族和低收入者購買住房提供貸款幫助。小布什就任美國總統后，把“居者有其屋”政策發揮到了極致。前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認為，雖然放寬次級貸款抵押貸款市場會加大金融市場的風險，卻能夠幫助實現“居者有其屋”的計劃。擴大公民的自有房屋所帶來的利益值得承擔金融風險。而所謂放寬次級貸款抵押貸款市場，就是允許這種貸款被證券化，被證券化到連金融界人士也難以理解的程度，就是允許這種證券化資產被交易，被交易到遠遠超過GDP的規模。到2004年時，美國住房和城市發展部還要求“兩房”增加購買次級貸款和Alt-A貸款（介于次級貸款和優質貸款之間的抵押貸款）的數量。小布什政府沒有想到，次級貸款與衍生金融工具結合如此之深，規模如此之大。實際上，如果美國政府不把居者有其屋政策變成居者有產權政策，那么，美國的次貸危機應該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四、美式監管的無效

美國應對金融資本無序擴張的基本戰略就是金融監管，甚至是在法律基礎上的監管。但由于以下原因，這種監管是基本無效的。

第一，金融家把他們自己貪婪說成是普遍的人性，無法控制，把金融投資者所承擔的風險、所遭遇的悲慘的命運說成是風險自擔，并且這種觀點被美國的政界廣泛接受。在這種自由放任的觀點主導之下，任何監管都是第二位的，都可能被突破，美國金融監管的無效就是必然的了。尼克松把信奉自由放任的人放進證監會以放松對證券業的監管。而由里根任命的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先后被布什、克林頓、小布什任命為美聯儲主席，他在21世紀第一個十年中將把金融衍生品看作是企業和商業銀行管理風險的完全合法的工具。他的這個觀點背離了美國金融界一種重要的傳統：風險控制是金融機構最重要的業務之一。

第二，美國金融不是沒有監管，但受法律滯后性的限制和立法的困難，美國的監管無法趕上金融創新的速度。本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迫使美國銀行退出資本市場。但這個法案沒有反對金融衍生品的明確規定，而且不適合外國公司。比如，美國對商業銀行實施監管的法律基礎，巴塞爾協議在1988年才出第1版，到2004年才出第2版。它們都沒有來得及考慮對衍生品市場的管制。這就為金融衍生品交易提供了法律空間。客觀上，這可以說，美國衍生品金融發展是在國家不設防的狀態中進行的。而且，既然不設防了，美國政府機構甚至出臺文件要求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購買金融衍生品。連傳統的金融部門也找到了規避監管的操作模式，連金融的監管者或最高權威都可能推波助瀾。甚至監管部門本身都可能僅僅是一種私人組織。

第三，即使已有的金融監管是可用的，也很難全面實施。對金融實施監管的人，實際上往往是金融圈子里的人，至少是包含了大量金融圈人士。他們很難對金融創新的最優速度、金融交易的最優規模做出實事求是的回答。因為這可能導致他們被排除在金融圈之外。有的時候有監管，但監管的責任不明確，分散在不同的政府機關中，而每個政府機關并不知道自己是否負最后的責任。而即使是負最后的責任，到底有哪個人來負責，負責多少金額的救助，是否會出現公權私用，累計的風險有多少，都會有不同的意見判斷。監管執行起來，耗時耗力，面對大量的違規交易（內幕交易、內部人拋售股票等等），根本就是無能為力。這就使得監管本身也充滿著矛盾，從而實際上形成不受金融監管的金融活動領域。

第四，金融機構為了追求利益，有動機和能力游說監管當局和立法機關，改變監管規則。比如，隔斷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聯系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就被立法機關拋棄了。有理由可以爭論，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如果不在1999年被取消就好了，就不會有2007年的金融危機了。確實如此。但金融企業的利益在于取消監管。有時，有的監管規則本身可能引發或加重金融危機。因為當危機來臨時，銀行可能需要充實資本金，但又失去了貨幣來源，于是，只有銷售它們所擁有的證券，這樣，就讓本來已經下降的證券價格進一步下降了。這也給了反對監管的人以一個有力的理由。

第五，美國艾森豪威爾總統在卸任時曾經提醒美國人防止形成軍工聯合體，在軍工聯合體的威脅沒有解除時，美國金融界的利益集團就形成了。本應代表國家利益和社會利益的金融當局卻被金融機構俘獲了，或者是由金融機構的代表來充當其領導人，結果形成一個強大的以華爾街（高盛、摩根等）為代表的金融既得利益集團。這個金融集團通過對政府的滲透，足以影響美國的國家政策了。對于這種力量，美國的監管體系是無能為力的。有觀點認為，美國一些總統為了限制金融的權力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這就足以威懾那些想動金融利益集團蛋糕的人了。

第六，美國的金融監管機構無法監管其貨幣供給量和國家債務。美國貨幣供給的問題主要在于，它在本國和向全世界供應都太多了。這還不僅僅是貨幣的問題。向世界供應貨幣是通過進口其它國家的商品的手段實現的。這樣，美國實際上就讓渡了它的國內市場，從而消滅了它本國的大量的生產能力。而其它國家在這種過程中實現了資本積累和產能擴張以后，必然降低對美元的需求。因此，美元必然遭遇重大的貶值的壓力。原來，美國是通過服務貿易的順差和吸引外國投資來抵消這種貶值壓力的。但當包括中國在內的國家實現了技術追趕之后，美國服務貿易的順差必然降低，而在實現技術追趕后，本國的市場必然擴大，對外投資必然縮小。在2007年的大危機后，美國實施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使得它的央行資產負債表極度膨脹了。因此，從長期看，美元貶值壓力是美國難以克服的。當美元喪失其原有的價值后，反過來又會引起一系列連鎖反應。

美國作為資本主義國家，難以向資本家增稅，反而不斷地減稅，但財政開支不斷增長，因此，美國長期是作為財政赤字國而存在的。當外國持有大量美元時，美國還能依靠外國來購買美國國債，現在，諸多國家都在減持美債了。這同樣是金融監管無法改變的。

美國所形成的金融體系是建立在美國發達的生產力及其基礎上的外國對美國、美元的信任的基礎上的。現在，一切都變了。世界金融市場歷經幾十次甚至上百次危機后，現在，現有的金融制度無法有效運作得到了越來越多的認可了。就連長期浸淫其中的一些曾經不可一世的金融家也有這種感覺了，認為它不僅不能有效運作，而且瀕臨崩潰邊緣了。

五、結論

本文分析表明，無論是美國的傳統金融體系還是衍生金融體系，都是偏向有錢人的。美國最基礎性的金融機構都是有錢人建立的。它們所交易的金融工具也主要是為有錢人服務的。中國如果對于金融家對金錢的渴望估計不足，對金融體系的危害性（除了本文涉及的以外，還有它對實體經濟的控制、對政府政策的影響以及對其它國家的掠奪等等）估計不足，而繼續與美國金融趨同，就必然面臨長期性、根本性的危險了。為了防范這種危險，中國必須采取如下四種措施：

第一，必須限制私人利潤動機發揮作用的空間。有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認為，社會主義企業也要講究利潤。現在，應該認為，過度追求利潤是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征了。馬克思認為勞動創造財富，而金融家，特別是西方的金融家一般信奉交易創造私人財富。所謂的交易不過人們進行談話以確定買賣什么和買賣的條件而已。因此，金融幾乎是最賺錢的事業。經過幾百年的發展，一些金融家不僅參與控制貨幣發行，而且參與控制一個社會的意識形態，進而可以說參與控制軍隊、政府、法律，甚至參與控制了世界。而中國最近的一些案例表明，為了進行資產交易這種生意，為了最快最大限度地賺取私人利潤，金融家不僅可以出賣祖國，而且可以出賣自己的靈魂。這已經使他們成為極為危險的人物。

第二，必須主動限制金融創新和金融機構發展。美國金融業的發展每次總是受危機推動。所有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都可以看作是資本主義和自由資本主義的一次崩潰。每次大危機總是會給金融帶來巨大的變革，比如，1929年、2007年大危機就給美國的金融業帶來了巨大的變化。從中對于中國的教訓是，與其讓危機被動地帶著走，為什么不把事后的必須進行的被動變革變成主動變革呢？中國已經在實施脫虛向實的政策。然而，如果僅僅只是數量的變化，那么，金融在合適的條件下（如未來的領導人不能實施脫虛向實政策）就又會泛濫了。這樣看來，只有消除復雜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機構，才能遏制金融的生財之道，才能正確處理國家與金融的關系（是金融權力掌握國家，還是國家掌握金融權力）。

第三，為了限制金融創新和金融機構發展，必須防范私人企業無序擴張。實際上，正是因為私人企業的無序擴張，才需要那么多的貨幣、銀行、保險公司、股票、債券、投資銀行、期貨、期權，才迫使一個國家不能不出臺大量難以維系的社會福利制度。金融工具越多，金融工具的組合可能性就越多，諸如信用違約互換（CDS）、債務抵押債券（CDO）這樣的新型金融工具就越會出現。本來，諸如索羅斯、巴菲特等金融家就對貨幣過多、信貸過多、衍生品過多嗤之以鼻，現在，許多世界政要、金融家、經濟學家都公開表示那些把金融搞復雜的人都是騙子了。可怕的是，這些騙子或許就是為了造成危機。有大量文獻表明，許多危機都是金融家故意為之的。為了防范這種可能性，就只有防范私人企業無序擴張了。這里，私人企業當然包括私人金融企業。

第四，由于私人資本在中國的力量已經相當強大，進一步落實防范資本無序擴張，最理想的情況是消除私人壟斷。在達到這種結果之前，需要設定一個過渡期，在這個過渡期中，實施控制證券價值的政策，使其每年的上升值帶來的資本收益率不超過銀行存款，那么，就不會產生證券價格暴跌的可能。從國家角度看，證券價格需要保持大致穩定。沒有證券價格的上漲，就沒有交易量。在短期，這就幾乎與取消證券市場等價了。當然，消除了私人壟斷，其市場地位必然需要得到另外的組織形式的企業來擔綱。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觀點看，它只能是公有制企業。

可以用一句得到諸多人認可的話來概括我們的觀點，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金融從不創造價值。金融是有用的，但相比物質產品生產，它的有用性是第二位的。不管它交換的是什么，如果沒有人們的勞動，沒有人們的需求，那么，這種交易的基礎就不可能存在。交易有其獨立性，但不是無限的獨立性。必須聯系生產來看待金融工具、金融機構、金融交易。中國必須嚴格控制金融業的發展。更簡單的金融工具和更低的杠桿率將創造一個更加強健和更有生命力的市場。只有秉持這樣的觀點來看待金融，才不會發生金融危機，人民才不會陷入金融機構所編織的絞索之中，才不會因金融危機而遭受恐慌，中國才有可能在未來的發展中行穩致遠！

【注釋略】

（作者系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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