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社會主義既是許多國家的人民夢寐以求的一種社會制度，又是一種運動。作為一種社會制度，它有它的共同富裕的規定性。作為一種運動，它必然是在各種矛盾中發展的，難以做到純而又純。也就是說，社會主義社會可以允許資本主義因素存在，但一定要限制它的發展的程度。資本主義社會也允許封建主義的因素存在，但已經做到了限制封建主義因素，使其僅在極小的范圍內存在。資本主義社會對封建主義因素的限制是在先進的生產力和先進的生產關系基礎上通過暴力革命完成的。社會主義要限制資本主義，使其局限于狹小的范圍內，如果不使用暴力，就只能使用全面建立起公有制經濟的統治地位的辦法。為此，必須澄清經濟學說史上至今為止依然混亂的一個基本理論問題：即生產要素理論。本文提供了這樣一種澄清。
生產要素是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然而，圍繞這個概念，今天的世界人民還沒有一個清晰的正確的認識。從社會學的角度看，生產要素的概念存在許多問題。在社會學看來，經濟學把人作為一種類似牲口一樣的生產要素是極具有侮辱性的。因為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然而，經濟學把人作為一種要素也不無道理，因為人確實是生產所必不可少的一個因素。人不僅是目的，也是手段。人必須為自己生活而進行生產。所以，經濟學把人作為生產要素，本身沒有多大問題。馬克思也把人作為生產力的最主要要素。當一個人去考慮生產的時候，只能這么想。然而，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問題的另一個方面是，人作為生產要素，他是否得到了他提供的勞動所創造出來的所有產品。【1】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力作為生產要素所創造出來的價值中有相當一部分被奴隸的主人（奴隸要素的所有者）、土地要素的所有者、資本要素的所有者拿走了。所以，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勞動力是否作為生產的工具，是否被當成了牲口，而在于他是否能夠擁有他作為生產工具所生產出來的全部產品。在社會主義社會，從原理上說，勞動力應該占有自己所生產出來的全部產品。當然這種占有一部分是以勞動力占有個人生活資料的形式而存在的，另一部分是以勞動力集體占有公共產品的形式而存在的，也就是說，社會將會拿走勞動力作為生產要素所生產出來的一部分產品。社會主義與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本質差別，就在于勞動力的剩余產品到底是歸其他少數私人所有還是歸社會共同所有。一個社會主義社會的勞動力的剩余產品，越歸于少數土地所有者所有或少數資本所有者所有的時候，這個社會主義社會就越異化為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這樣的一個社會主義社會就必然出現貧富的兩極分化。這樣一個貧富分化的依然堅守科學社會主義原則的社會，在世界的資本主義的汪洋大海中，是無法使用稅收、個人慈善等方法來實現共同富裕，從而堅守其科學社會主義本質的。因為當這個社會同意少數人拿走普通勞動力的剩余產品的時候，這個少數人的權利就得到了最基礎的制度的肯定。這種制度肯定的效力是第一位的，征稅的權力必然受到這種制度的限制。這就是為什么中國雖然一直在意識形態上堅持社會主義原則，房產稅、遺產稅卻都難以出臺，而收入累進稅的程度也遠遠不夠的原因。所以，只靠稅收制度和倡導個人慈善，不可能讓一個兩極分化的社會變成一個共同富裕的國家。離開勞動者對生產資料及其勞動產品的占有關系（即離開公有制），所有通過稅收或慈善來獲得一個共同富裕社會的指望都是空想，所有通過稅收或慈善能夠獲得一個共同富裕社會的說辭都是在騙人。二次世界大戰讓美國積累了巨大財富，二戰以后，美國是在蘇聯共產主義和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壓力下，不得不對私人資本施加限制，不得不保障工人一定的權利。正是，也只是在這樣的經濟實力和外部壓力的作用下，美國中產階級出現了，仿佛美國是一個令人羨慕向往的人間天堂了。而實際上美國的這種狀態是不穩定的。一旦美國的壟斷資產階級覺得在和蘇聯和中國的競爭中占據了優勢，他們就會取消美國中產階級已經獲得的權利，美國社會也就兩極分化了。這正是美國1980年后發生的事情。因此美國的稅收制度、慈善制度即使有一定作用，也難以持續。既然在資本主義社會，資本所有者要拿走每一個私人工廠中的每一個勞動者所創造的價值的一部分，那么，資產階級經濟學就不可能把勞動作為唯一的生產要素。由于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相對封建社會，一個顯著的特征就是生產工具的改進，如蒸汽機、織布機等，而且這種生產工具的改進大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因此，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就必然把資本作為生產要素了。這樣，資產階級的生產“三要素論”就形成了，薩伊的“三位一體”公式就似乎順理成章了，勞動者得到工資，資本家得到利潤，地主得到地租也就似乎天經地義了。這是經濟的規律嗎？不是。它只是并非從來就有也不會永遠存在的資本主義的生產和分配的模式。這種“三要素論”迥異于威廉·配第的“土地是財富之父，勞動是財富之母”的“二要素論”。因為“二要素論”是適應于封建社會的生產函數理論和分配理論。“三要素論”與“二要素論”的不同，說明“三要素論”并不是從來就有。馬克思實際上主張了一種“一要素論”。他把勞動作為了價值創造的唯一源泉（馬克思的價值概念有其特殊的規定性）。如果我們認為馬克思的這種觀點是正確的，那么，“三要素論”就不可能永遠成立。而實際上，無論蘇聯還是中國，都踐行過“一要素論”，取得了偉大的建設成就。因此“三要素論”不可能是一個規律。它只是作為一種模式經常出現，客觀存在，許多反抗資本主義的人一時拿它沒有辦法，仿佛就是規律了。而實際上，全體勞動人民特別是工人只要團結起來推翻資本主義，就可以把自己創造的財富歸于自己，排除少數人剝削自己勞動成果的權利了，就可以讓“三要素論”在實踐中破產了。這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解放，也是對人類生產力的最大的解放，因為少數人剝削多數人就意味著生產力被控制在少數人手里，就意味著廣大勞動人民沒有辦法發揮積極性來創造出盡可能大的生產力。所以，僅從發展生產力的角度看，必須解放全體人民，必須使全體人民從“二要素論”“三要素論”的枷鎖中解放出來。這是人類最高的社會科學智識。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把廣大的農民和工人從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的剝削和壓迫中解放出來，極大地解放了中國的生產力。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二元對立看，要想發展生產力，必須首先設立好生產關系。資本主義由于擁有相對于封建社會的更好的生產關系，因此創造了封建社會所沒有創造出來的生產力。社會主義由于擁有相對資本主義的更好的生產關系，因此也能夠創造出資本主義社會所無法創造出來的生產力。社會主義的革命在完成生產關系革命的同時，就鋪平了生產力革命的道路。有人拒絕革命，而實際上，資本主義社會的建立就是資產階級完成了對地主階級的革命，把代表地主階級的總頭子國王推上斷頭臺，最終使得土地地租占GDP的比例只有3%，從而限制了地主階級的權利，因此從經濟上幾乎消滅了地主階級才最終完成的。在封建社會，土地地租可能占到GDP的30%。資產階級為了自己的利益，是什么壞事都可能干得出來的。無產階級如果想要奪得政權和在奪得政權之后保有政權，就不能不采取革命的手段，就不能拒絕革命。拒絕革命就是無產階級自尋死路。當然，在一個經濟落后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比馬克思所設想的要復雜一些。因為當社會主義國家把絕大部分生產資料都公有化后，使用這些生產資料固然能創造出巨大的生產力，但社會中總是有不少人似乎處于被遺忘的角落，一時還較難享受社會主義發展的成果。在這種條件下，允許一些自留地、自由市場應該看作是社會主義的應有之義。到處割資本主義尾巴是要不得的。要留些資本主義尾巴，就像資本主義社會還留下一些封建社會的尾巴一樣。當然，社會主義國家不能容忍資本主義尾巴“尾大不掉”，就如資本主義社會也不允許封建社會的尾巴“尾大不掉”一樣。
中國1978-2012年時期的改革開放是什么？能不能說成是這樣呢？它本來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正如當時鄧小平所說，“我們的改革，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又注意不導致兩極分化”，發展一點個體經濟、中外合資合作和外國獨資經濟，“這些都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2】；他還特別強調，“一個公有制為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我們就是要堅決執行和實現這些社會主義的原則。從長遠說，最終是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3】但后來由于政策不斷放寬，允許地方和個人發揮積極性，走過頭了，從而使得社會財富在少數人集中了。國有企業大量被私有化、九十年代的國退民進、外資大規模進入控制我產業、股票市場的瘋狂、私企的自發增長和資本無序擴張，普遍的腐敗猖獗和文化淪落等等，都使得中國的社會主義越來越不像社會主義了。中國1978-2012年時期的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成績，這是毋庸置疑的。但它所產生的矛盾，也已經讓中國人民在“什么是社會主義”這個問題上弄得越來越清楚了。一個公有制為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確實是社會主義的根本特征和根本原則，動搖不得也偏離不得。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黨中央審時度勢，把共同富裕提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國確實應該校正自己的經濟發展動力、經濟發展模式了。然而，這時依然有一些人要拋出錯誤的理論，阻礙中國走上共同富裕之路。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時候，西方出現了一種新的生產要素理論，即“四要素論”。這種“四要素論”把管理能力作為了一種新的生產要素。能夠提出這一理論當然是有一定根據的。在這時，管理者作為一個階層開始出現了。20世紀30年代美國似乎發生了一種企業革命，即企業所有權和管理權的分離。而其實，企業所有權和管理權不可能真正分離、完全分離，最重要的企業管理權還是掌握在企業所有者手里，即掌握在生產資料的真正的私人所有者手里，不管這種掌握是直接掌握物質的生產資料，還是掌握代表著這些生產資料價值的貨幣證券。所以，即使歐美國家興起了一個管理者階層，管理在生產中發揮著重大的作用，也根本不是，也不可能是真正的革命。單個管理者所得到的收入，固然可能達一億美元之多，甚至更多，但它在整個國家的GDP中比例是微小的，與資本所有者的收入相比也是無足輕重的。因此，把管理能力作為一種與勞動、資本分庭抗禮的生產要素在經濟學上是缺乏根據和合理性的。而且，在經濟學上完全可以把管理者的收入作為資本家的收入的一種讓渡。按照這種觀點，管理能力不是一個獨立的生產要素，它可以歸屬于資本這個要素。實際上，如果一個管理者得不到資本所有者的信任，他就會被開掉。這也就表明，如奈特、熊彼特爭論企業家得到的是利息還是利潤是毫無意義的。當社會主義國家把資本這個要素范疇給取消掉之后，管理能力這個生產的要素對于分配的意義也就不復存在了。當中國出現了令整個社會難以容忍的收入分配兩極分化之后，當中央為此提出推進共同富裕的戰略決策之后，有一些人提出數據要素論、技術要素論，以為這種容納了更多要素的理論可以解決中國的貧富差距問題。從經濟學的角度看，這是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無知理論。這些人對要素理論一無所知。資本主義的誕生就是建立在技術進步的基礎上的。瓦特改進了蒸汽機，推動了英國的產業革命。資產階級還使得科學技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如果技術可以作為一種獨立的生產要素，并且能夠對收入分配產生重大的影響，那么，資本主義社會也最多只能是少數知識分子獲得天價的收入。但整體而言，美國哈佛、耶魯、斯坦福大學的絕大多數教授的年收入也就十幾萬美元。而且，一般而言，只有當一個知識分子擁有一家大型的興旺的公司時，他才可能獲得巨額收入。這是為什么呢？因為擁有資本的人一般總是能夠控制擁有技術的人。當資本能夠把廣大的勞動力作為自己創造財富的工具的時候，難道就沒有控制技術、技術人員的手段嗎？廣大的技術人員、科學研究者不是在美國的私有企業、私立大學中進行研究和開發的嗎？這種開發環境就是美國私人資本對科學技術的最大的控制。在今天的中國，資本難道就沒有控制數據的手段嗎？而當技術、數據等一切這些人所謂的要素都控制在自己的手里的時候，依靠技術、數據又怎么能夠實現中國的共同富裕呢？依靠技術數據就能實現共同富裕，難道不是變成一個騙人的鬼話嗎？這樣看來，中國的一些專家真的懂得要素理論嗎？要想實現最大程度的共同富裕，就必須回歸到馬克思的一元要素論，即勞動價值論，必須否定一切形式的多元要素論。僅從生產的角度看，它的要素可以是多元的。因為在現在的生產條件下，勞動者不可能脫離技術、機器、設備來進行勞動。從這種意義上，生產函數可以是多元函數。但如果考慮到收入分配，考慮到任何一個要素都蘊含著生產關系，都只能在一定的生產關系中發揮作用，那么，生產要素論只能是“一要素論”，即勞動價值論。中國到了該澄清要素理論的時候了，盡管在實踐中并不一定在所有領域所有方面都能立刻實踐“一要素論”，但應該創造條件去盡量地趨近它，而不是背離它。這樣來看，我們就知道，中國今天理論的王國還充斥著妖怪的迷霧。【4】
注 釋：
【1】有人稱之為生產性服務，這個說法有問題，因為所謂服務，一般就有為誰服務的問題。在資本主義社會，勞動者實際上為資本家服務了，資本家才是主人。而勞動者不是自愿地服務于資本家，而是被以槍為后盾的社會制度所迫提供服務，因而成為了被剝削者、被壓迫者。
【2】《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38、139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0、111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在本文第一個版本出來之后，張明同志（一位有著長期國企、私企、外企工作經驗并在年輕時參過軍的老同志）向我指出區分價值和使用價值的重要性。本文所討論的問題實際上可以歸為經濟學界對價值和使用價值概念的模糊。馬克思深刻地意識到，諸如亞當·斯密、李嘉圖等人的財富概念是混亂的，包含了非人類勞動產品的東西的市場銷售價格。而馬克思的價值只是指勞動產品耗費的勞動時間。馬克思當然知道，有些自然物因為具有使用價值（包括炫耀價值）也可以賣錢，但一個國家（如英美等國）一般不能通過賣自然礦產來獲得財富。諸如中東產油國的石油財富對于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而言是沒有意義的。所以，馬克思把它的政治經濟學置于了勞動的基礎上。他的理論必然以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對立為其基礎。在所有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中，除了列寧、斯大林、毛澤東（他們當然是經濟學家）之外，很少有人真正懂得區分使用價值和價值對于政治經濟學的根本意義。
（作者系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導，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發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