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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今朝：中國需要進一步凝聚共識

點擊：作者：王今朝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1-08-24 08:44:51

黨的十八大以來，原來活躍于中國輿論界的由南方某刊物于2004年打造的公共知識分子逐漸退場了。這大概是新中國建立以來第一次采取的非運動的方式來解決意識形態重大問題的一個成功案例。它代表著人民的再一次覺悟和覺醒。這次覺悟和覺醒不僅有黨的教育之功，而且也是中國人口更新換代、世界滄海桑田的必然結果。因為中國年輕人不如他們的父輩中的某些人那么高看美國了，中國到了找工作、結婚、生子年紀的年輕人感受到了高房價、高藥費、高教育成本帶來的壓力，感受到他們與中國少數人相比在生活水平和發展前途上的天壤之別，他們不再如他們父輩中某些人鸚鵡學舌式地相信不問姓資姓社了。他們懷疑增長了，他們革命的勇氣產生了。年輕人是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世界終究是他們的。他們不能不為自己和自己的后代安排好所生活于其中的制度。老實說，在國外，資本主義已經臭名昭著了，剩下的唯一的選擇就是在中國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了。

當中國剛剛開始改革開放時，一打開國門，許多知識分子被國外的高樓大廈車水馬龍驚呆了。他們沒有什么歷史知識，也沒有接受過多少系統的科學訓練。他們以為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圓。中國許多年輕的學子以為留學就是托福了。中國早年留美的許多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以為中國既然要搞經濟建設，那么，美國的經驗、美國的學術必然是可資借鑒的資源了。中國雜志介紹的美國那個老太太搞按揭貸款買房，必然是優于中國老太太攢錢買房了。現在，中國人發現，一切都不是那么回事。中國許多人在改革開放的三十多年來確實把美國想得太好了！中國學界在改革開放的三十多年來把西方的糟粕引進太多了，把自己的思想和文化的精華丟棄得太多了。然而，至今為止，還有一些著名高校的學者，還有一些實業界等領域的人士依然抱著過時的觀點看問題。他們還在鸚鵡學舌、冠冕堂皇又故作高深地講話。不是嗎？在中央對共同富裕做出戰略安排時，不是有位著名學者又跳出來，重彈十幾年前的“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益均衡機制”的老調嗎？市場經濟難道不是西方新古典經濟學老掉牙的話語嗎？均衡一詞不是在西方已經飽受質疑嗎？

市場經濟本來在計劃經濟時期的中國是貶義詞。中國改革開放后逐步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這個目標是好的，但恐怕只能被理解為增加中國全民所有制企業的經營自主權，以適應不斷變化的包括供給方和需求方在內的市場。當所謂的民營經濟在中國處于補充地位的時候，中國的市場上的供給主體也可以有他們。因為他們是作為補充，所以，不影響中國市場的大局。這種市場經濟就可以稱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種市場經濟沒有計劃嗎？建設這種市場經濟是由中央決策的，而且在當時情況下是一種正確決策。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的遺產使得全面的公有化還不能滿足人民的需要。而鄧小平認為，在20世紀末就要著手解決分配問題，并認識到發展以后的問題并不比發展之前少。這說明，鄧小平同志晚年還是比較清醒的，對于他主持的改革開放事業的兩面性是有憂慮的。

然而，中國一些人怎樣看待市場經濟呢？他們走得比鄧小平同志遠得多。他們實際上認為，國有企業的存在與市場經濟不兼容。如果讓他們在二者之間進行選擇，他們選擇的將是市場經濟，而否定國有企業。中國在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看起來也是按照他們的意愿來選擇的。然而，這種選擇使得中國的收入分配已經惡化到讓大多數人無法忍受的地步了。筆者20世紀90年代中期大學畢業后自主擇業。行進在大城市的寬廣的大路上，已經深深感到，如果自己不努力就沒有什么人來管自己的悲哀了。1996年月僅1000余元的工資，農民的出身，拿什么來買房子、買車子，拿什么來為家庭負責呢？中國假如有一億的年輕人這樣想，中國社會就必然亂了。然而，中國幾億人不可能都憑借一己之力來改變自己的身份，改變自己的身份地位。假如黨在20多年后還不拿出系統而有力的政策來滿足年輕人對最基本需要的要求，黨就必然脫離群眾了。我想，這就是今天的黨中央把共同富?？吹眠@么重的原因！我們的黨中央是密切聯系群眾的黨中央，是想群眾之所想，急群眾之所急的黨中央！

誠如王岐山副主席所說，十八大以來所形成的黨中央破解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破解難題、辦成大事離不開籌劃、計劃。對于中國而言，最大的大事恐怕莫過于安居樂業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安居必須有錢，有錢必須有業，樂業必須分配公平。在GDP不斷增長的情況下，“就業”必須擴張，工資必須增長，通貨必須穩定。這樣，就必然要求拿大錢的人的數量必須極為稀少。如果做到這點，又何須殺富濟貧呢？如果做不到這點，矛盾不斷積累，鄧小平所擔心的爆發革命就必然成為現實。想不殺富濟貧，只能是空想罷了！中國談共富而不談馬克思主義（包括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社會主義的人都只是坐井觀天的一廂情愿而已。中國談共富也談主義卻排斥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人不過是阻礙中國社會進步的絆腳石而已！

從實踐的角度看，有沒有一種純粹的市場經濟？沒有！在實踐中，市場必然是與所有制及所有制基礎上的生產相聯系的，因此，必然是與社會制度相聯系的。在市場與社會制度的關系上，社會制度優先于市場，決定市場。市場經濟只是一種學術的抽象，是學術研究為了研究經濟中某個方面的問題而抽象出的一個概念。在西方國際貿易理論中，比如，在比較優勢理論（一種錯誤的理論）中，有交換經濟（exchange economy）的概念。這種交換經濟就對應今天中國一些人所說的市場經濟。盡管比較優勢理論本身是錯誤的（我有幾篇文章對此加以論證：中美關系不適用比較優勢理論，因為美國人已經把中國看成是一個對手了），但它也非常清楚，交換經濟只是一種抽象，也就是一種學術中的想象。實際上，當市場經濟理論在中國開始大行其道的時候，在西方大肆吹捧市場經濟的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已經日薄西山，半身入土了。市場經濟理論在中國的流行讓哈耶克、弗里德曼的影響得以回光返照。而其實，中國人所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根本不同于哈耶克、弗里德曼的市場經濟?？墒牵热欢呙窒嗨?，仿佛哈耶克、弗里德曼這種西方極右主義學者就仿佛是權威了。我的導師，武漢大學譚崇臺教授晚年，在我留校以后，在一次我去他家里的時候，他對我說：中國對西方還很缺乏了解。我回答說：是的，確實是這樣。譚崇臺教授雖然接受了西方的經濟學的碩士教育，但他長期致力于發展經濟學的研究，把發展經濟學定位為研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我在讀博士后一兩年時間里對發展經濟學缺乏認知，有一次問他，發展經濟學是否是研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他反問我：你才知道！？在我讀博期間，譚崇臺教授有一次還與我談起學科建設。他鮮明地指出：“政治經濟學是一道學術大餐”！我當時就感到，譚先生恐怕是感覺到中國政治經濟學的衰落了。雖然我對馬克思主義感興趣，早在高中時期就買了馬恩選集，雖然我在大學時期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雖然考研也準備了政治經濟學考試，但我直到2008年后，才開始真正進入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領域。再過幾年，我完成了一些研究之后，我就感覺到，真正的發展經濟學必須是政治經濟學了。我出版了三本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專著。我把發展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聯系起來了，在這個過程中，我也推進了政治經濟學的幾個重大命題的研究。比如，我2011年的一篇文章假設西方供求函數正確，使用數學論證了馬克思供求不決定價格的真實含義；我2012年的一篇文章使用公理化方法，論證了應然價格（不同于市場價格）應該是勞動價值與由貨幣供給量決定的一個可變常數之間的乘積；我2021年的一篇帶有數理性的文章應該算是澄清了馬克思的生產力生產關系的含義，及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機制，論證了毛澤東所指出的生產關系在一定條件下決定生產關系的命題應該是中國追求經濟發展所遵循的一個基本規律（與歷史唯物論相比，是一個低一層的基本規律）。

當我做了這些研究以及其它大量包括經濟學以及經濟學以外的歷史研究、哲學研究、文化研究、政治學研究，我就知道，中國不僅對美國缺乏了解，中國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也缺乏了解，甚至對中國也缺乏了解。今天的中國依然如當年毛澤東所指出的一樣，“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志，就會大大地提高我們黨的戰斗力量。”既然這樣，今天的中國就必然依然需要進一步凝聚共識了。只有真正凝聚共識，中國才能鞏固已經取得的成果，才能迎接更大的挑戰，取得更大的成績，才能夯實我們的國本！而為了凝聚共識，不能不在思想理論等意識形態領域進行偉大斗爭！進行這種偉大斗爭，是一場觸及人們思想靈魂的深刻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

（作者系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導，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作者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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