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張文木教授的研究報告《印度洋及其政策構想——目標：2049》，對于深刻認識當前阿富汗形勢是一份很好的材料。本文曾以《印度洋長策：目標2049》為題，刊發于《學術前沿》2014年10月上（總第59期）；后以《印度洋與中國政策——目標：2049》為題，收錄于張文木著《印度與印度洋——基于中國地緣政治視角》（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版）一書。昆侖策網和“昆侖策研究院”公眾號曾先后于2015年5月和2017年7月授權發布。其后作者又有修訂和補充，本報告為最新修訂版，收入《張文木戰略文集》第七卷（山東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42～350頁）。現經作者授權昆侖策網和“昆侖策研究院”重新發布，以供研究參考。全文共九目，因篇幅較長，分上下兩篇發布，注釋略。上篇為第一至五目，下篇為第六至九目。此為上篇。
【內容提要】印度洋是古今大國爭奪世界霸權必然要關注但進入后其結局都不好的區域。一般說來，控制印度洋的制海權必須有覆蓋南北緯30度區域的作戰能力——而只有世界性的大國才會有這樣的能力，不然，其前途要么崛起，要么滅亡。但古今霸權國家來到印度洋便進入衰落期的教訓告訴我們：在印度洋地區爭強好勝的結果都是不好的，獨吞世界從而獨控印度洋的想法是不切實際，對中國而言更是非常危險的，只有分享才是守福之道。國家發展道路并非只有要么衰落要么崛起即行擴張的黑白兩道，在這中間一定會有守中持重的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世界只能在分享繁榮中和諧前進：歐洲當為歐洲人民的歐洲，美洲當為美洲人民的美洲，亞洲自然也是亞洲人民的。中國未來應當在“一截遺歐，一截贈美”的愿景中為自己也為亞洲爭取到“一截還東國”的前途。大國崛起于地區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擴張，節制性地運用國力既是保持國力持續增長的秘密，也是中國幾千年屹立不倒的智慧所在。中國堅守“地區性守成”的政策既可幫助印度洋國家減輕“要么做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要么就銷聲匿跡”的緊迫感，也會讓中國避免在印度洋地區不恰當地透支國力并由此保證中國國內政治經濟在21世紀下半葉的持續發展。
印度洋是古今大國爭奪世界霸權必然要關注但進入后其結局都不好的區域。今天的中國“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圍繞“兩個一百年” 即“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宏偉藍圖，研究并提出時限于2049年的中國印度洋的政策構想，對于中國平穩步入世界大國的行列是有益的。
一、世界海權體系用“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概括，中心就是印度洋
海權和陸權是地緣政治的重要范疇。但必須說明的是，我們不能從分割孤立的角度來看海權問題，而要從世界體系的角度來審視海權。美國著名的地緣政治學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的見解完全正確，他說：“世界和平規劃的基礎必然是世界地理。在全球戰爭的時代，軍事戰略必須把全世界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而且必須從所有戰線的相互關系去考慮全部的戰線。”實際上陸權也是一個世界體系，只是相對于海權體系來說，陸權因國家領土關系導致其分割性更大，關系更為復雜。比較而言，海權關系要單純一點，因為它面對更多的是一望無際的公海。從經濟體系上看，自從資本主義經濟出現以來，歷史就完成了“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這時的世界經濟日趨一體化，與海權的聯系更為密切。在這方面，西方學者尤其是英美學者做了開創性的貢獻。第一個把世界地理納入政治體系來看待的學者是哈爾福德·約翰·麥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1861～1947年），他告訴人們：“世界是一個整體，它已經成為一個聯系緊密的體系。”在另一個場合，他又說：“沒有一個完整的地理區域小于或大于整個地球表面。”緊接著就是艾爾弗雷德·塞耶·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年），麥金德評論馬漢的理論說：“這個單一、連續的包圍分散的島狀陸地的海洋，當然是制海權最終統一的地理條件，也是馬漢船長和斯潘塞·威爾金森先生等這些作家們所闡述的當代海軍戰略及政策的全部理論的地理條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的貢獻也相當突出，他在其名著《和平地理學》中說：“目前由于地緣政治學所研究的任何國家都處在這樣的時代，這個時代的世界上一個地區發生的事件能影響到遙遠地區的實力關系，所以進行這種分析的地域單位必須是全部的地球表面。現代國家不論是在戰爭時期或和平時期都要以全球的觀點來進行政治的和戰略的思考，才能保持住他們的實力地位。”當然，在麥金德和馬漢之前還有馬克思。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也是從世界體系的角度來分析和批判資本主義經濟和政治的。這些都是近代市場經濟尤其是歐洲的市場經濟走向世界舞臺以后留給世界的重要的認識遺產。同期的中國人的眼光還是區域性的，那時我們更多的是從亞洲范圍思考問題。對于當時的中國人來說，不太適應從世界體系思考問題。在一百多年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中國人的眼光才實現了“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全球戰略思維、世界戰略視野等概念這時也更多地進入政府文件，特別是黨的十七大提出的“統籌國內和國際兩個大局”思想，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更具劃時代的意義。過去是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站在本土的立場上看世界，現在是胸懷祖國、胸懷世界，從世界體系的視角看中國。這個思想用鄧小平的話來表述就是“三個面向”，即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從“三個面向”到“兩個大局”，中國人已有了從世界體系看待和解決中國問題的視角。如果從世界體系的思想提出問題，我們看問題尤其觀察國際問題的視角就有了革命性的變化。美國、蘇聯早年也是從國內看問題，有事先看國內地圖；后來隨著它們的經濟走向世界，有事時政治家們就先拿起世界地圖，從世界情勢的變動中理解國內政治。比如美國的國務院所關注的多是其他國家外交部管的事。未來中國的學者乃至軍人，也要學會從世界體系的視角觀察問題，目前中國的發展已進入這個階段。這是一個全新的視野。海權研究必須有世界體系的坐標，這樣才能理解地緣政治所蘊含的道理。比如最近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受到大國的關注。只要瞥一眼亞洲地圖就不難看出來，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這兩個地方是東南亞地緣政治的中心地帶。印度尼西亞地形破碎且地域廣大，本身就是一個四戰之地，南邊有澳大利亞，北邊有菲律賓和越南，這使得印度尼西亞的安全形勢非常脆弱，其國防成本及遠交大國的外交需求也相應增大。所以從自身考慮，遠交近防是其外交的優先選擇。同時，馬來西亞、新加坡與印度尼西亞還是馬六甲海峽的三個共管國。從這些角度看，在連接南海與印度洋的馬六甲海峽沒有被其他通道替代之前，印度尼西亞可作為中國在東南亞國家中的戰略支點國家。支點國家不單是受惠國家，而且是必須重視的國家。地緣政治戰略要有鮮明的針對性和關節點，與誰都是“伙伴”，其結果就是跟誰都不是伙伴。與鄰為伴、與鄰為善都沒有問題，關鍵是與誰為伴、與誰為善。這要分析哪里是主要矛盾，哪里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比如中南半島，越南是問題的主要矛盾，越南地緣政治的優點是海岸線漫長，其脆弱性也是版圖狹長。這一特點使柬埔寨成為中國解決中南半島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統一后的越南也意識到其狹長版圖的脆弱性，于是在1979年入侵柬埔寨，想控制東中南半島，以改變其地緣政治的脆弱性。如果理解了這一點，就可以理解當年中國對越自衛反擊戰對于亞洲和平的深遠的歷史意義。大家看歐洲地圖就會明白這點。在北半球北美、亞洲、歐洲三大板塊中，歐洲的破碎程度最高，其特點是從中心即意大利北部開始破碎的。“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公元800年，繼羅馬帝國之后，查理大帝將群雄紛爭的歐洲歸于一統，其歷史貢獻類似中國的秦始皇，可在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里，統一的歐洲就為查理大帝的三個“崽賣爺田不心疼”的孫子于843年用一紙《凡爾登條約》 一分為三，這不僅奠定了后來意、法、德三國的雛形，而且在歐洲大陸地緣政治中深埋了極難修復的破碎性的根基，這反過來為歐洲綿延千年之久的混戰及地處歐洲大陸邊緣的不列顛島國最終成長為世界大國提供了天然的地緣政治條件。地區版圖破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象歐洲那樣的對稱性破碎。一旦對稱性破碎局面形成，這個地區就沒有希望了，因為這個地區被攔腰斬斷了。司馬光可能也注意到這一點，他在寫《資治通鑒》時將周天子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作為開篇，就在這一年晉國正式分封韓、趙、魏為諸候，其后果與公元843年將歐洲一分為三的《凡爾登條約》一樣，造成中國幾百年的“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圣賢之后為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生民之類糜滅幾盡”的戰國形勢。司馬光評論說：“故三晉之列于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若將這句話移至公元843年的歐洲，我們也可看到“非三晉之壞禮”，而是查理“自壞之”，即查理大帝對羅馬教廷缺乏足夠的警覺，其無原則地扶持羅馬教廷政策是導致歐洲后來分裂并日益碎片化的原因。好在中國的此種亂局于公元前221年為秦王嬴政定為一統，中國由此有了在亞洲迄今不能撼動的主體性大國地位，而歐洲——盡管他們也出現過法國黎塞留樞機主教（1585～1642年）、拿破侖一世和德國腓特烈一世（1122～1190年）、腓特烈二世（1712～1786年）等試圖統一歐洲的強勢人物——就沒有這樣的幸運。“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是當代世界地緣政治體系構成的基本特征。“一個中心”，就是印度洋及其北岸地區；“兩個基本點”，就是大西洋及其兩岸地區與太平洋及其兩岸地區。這不僅是因為中亞和印度洋是世界地緣政治的“心臟”地帶，而且是因為這里也是世界工業礦物質資源，尤其是油氣資源儲量最豐富的地帶。“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地緣和資源這雙重誘惑招致近代以來幾乎所有強國都將目光鎖定在印度洋及其北岸地區，并為此展開了生死博弈。第一，印度洋的海上通道不僅豐富而且關鍵，是歐洲和亞洲之間的海路必經之地。其中，馬達加斯加、迪戈加西亞和斯里蘭卡，是控制印度洋的關鍵島嶼。在蘇伊士運河開通之前，馬達加斯加是歐洲進入印度洋的必經之路。蘇伊士運河開通后，我們現在所說的印度洋更多的是指北印度洋，因為從這里可以經蘇伊士運河直接進入歐洲，馬達加斯加的地緣政治位勢也就相應地大幅下降。但它仍對控制西印度洋以及東部非洲沿岸地區發揮著不可替代的跳板作用。蘇伊士運河開通了后，迪戈加西亞、亞丁灣和馬六甲海峽的地位同步提升。如果我們可以將印度洋中的這些島嶼列入地緣政治的一級位勢，那么，在此之下的阿明迪維-拉克沙群島、索科特拉島和安達曼-尼科巴群島則居于二級位勢。一旦控制前二者，就和迪戈加西亞一道鎖住了從阿拉伯海經印度洋東入太平洋進入亞洲、西入紅海進入歐洲的通道；而控制后者，就鎖住了馬六甲的西北出口。第二，印度洋是現代工業所需資源尤其稀缺資源分布最密集的地帶。20世紀70年代，尼克松在《真正的戰爭》一書中對此有著不厭其詳的大段介紹，他寫道：
波斯灣的戰略重要意義今天集中于兩個因素：它的位置和它的石油。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現在都有賴于石油。這個基本事實在20世紀最后這幾十年里使波斯灣成了全球風暴的風眼。如果蘇聯有力量關掉中東的石油龍頭，它就會有力量使工業化西方的大部分國家向它屈膝。為了做到這一點，蘇聯人沒有必要像他們接管阿富汗那么實際接管波斯灣國家。他們通過外部壓力或內部動亂，使西方得不到這些國家的資源，也可達到他們的目的。
蘇聯人長期以來就知道這一點。蘇聯持不同政見的物理學家安德烈?薩哈羅夫追述了蘇聯一位高級官員1955年在克里姆林宮發表的一次談話。這位官員解釋說，蘇聯在中東的政策的長期目標就是“利用阿拉伯民族主義給歐洲國家在獲得原油方面制造困難，從而獲得對它們的影響”。這番話是1973年石油危機之前十八年說的。
在21世紀的某個時候，核能、太陽能、地熱和其他能源可能得到充分發展，以滿足世界上的大部分能源需要。但現在我們生活在石油時代。在今后幾十年里，這一點使波斯灣地區具有特別的戰略重要意義。這意味著，世界上最多事、最不穩定和最受危害的地區之一，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地區之一。
最近，蘇聯主席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向索馬里總統西亞德·巴雷（當時還是蘇聯的盟友）交心說，“我們的目的是控制西方所依靠的兩大寶庫──波斯灣的能源寶庫以及中部和南部非洲的礦藏寶庫”。
美國只是部分地依靠進口石油和戰略礦物，而歐洲和日本則絕對地依靠海外來源。我們用的石油有一半是進口的，但是歐洲進口百分之八十五，日本進口百分之百。至于礦物，西歐進口百分之八十，日本進口百分之九十五。進口的小規模中斷只會給美國造成不便和煩惱，但卻可能在我們的工業化盟國中造成恐慌。因此，它們比我們甚至更有理由對于蘇聯向“西方所依靠的兩個大寶庫”推進感到關注。
蘇聯領導人把眼睛盯在現代社會的經濟支柱上。他們的目的是破壞西方工業機器。西方工業國的重要原料依靠外國來源，這一點是我們的主要脆弱性之一。這一點以及許多生產國固有的不穩定，決定了蘇聯在像中東、非洲和拉丁美洲這種地區的戰略。
大多數美國人對于非洲地圖像對于南極地圖一樣是不熟悉的。大多數人分不清馬里和馬拉維；他們也不知道索馬里或者厄立特里亞在什么地方，更不知道為什么在那里發生的事件可能決定世界的未來。他們也說不上像南也門、阿曼、霍爾木茲海峽、巴林或者卡塔爾這些地方在哪里。然而，這些地方以及同它們類似的其他地方，對于美國的利益以及西方的利益卻是十分重要的。它們對莫斯科未取得戰略統治地位的努力是很重要的，美國對這些地方的無知或不感興趣，使蘇聯人得到了他們的最大有利條件之一。
如果蘇聯在向非洲滲透方面繼續取得成功，它將在它的更大的戰略中取得很大進展，這個戰略就是包圍世界這個“城市”，使工業化西方得不到它賴以生存的資源。甚至是資源豐富的美國，有幾種現代經濟必不可少的基本資源，是非常依賴進口的。鉻就是說明這種依賴性的潛在危險的一個例子。
大多數人在想到鉻時，就想起汽車上的高級裝飾。但是，對戰略計劃人員來說，鉻意味著滾珠軸承、精密儀器、導彈等東西。一架噴氣飛機需要三千六百多磅鉻。正像一位專家所說，“如果沒有鉻，就沒有高質量的飛機引擎”。沒有鉻，就生產不出不銹鋼。全國科學委員會最近得出結論說，美國在鉻方面的長期脆弱性大于在石油方面的脆弱性。鉻已經供應不足，而我們迫切需要它重建我們的武裝部隊。我們本國的鉻礦石數量小，質量差；我們所需的鉻有百分之九十二必須進口。最近，我們的兩個主要來源是南非（百分之三十三）和蘇聯（百分之二十五）。而且，在世界上已知的鉻礦中，百分之九十六在南非聯邦和津巴布韋－羅得西亞。
這種重要的依賴性說明蘇聯為什么特別要把南部非洲——西方許多人對其有強烈感情的那一部分非洲——作為干涉的目標。蘇聯的行動很少是沒有目的的，而他們目的總是戰略性的，從來不是道義性的。因此，必須從世界這一地區的資源以及從這些資源對西方的重要性這種背景，來看待蘇聯為了在南部非洲這塊已經是渾水的地方進一步推波助瀾而頑固地進行的努力。據一種權威的估計，光是南非共和國就擁有世界石棉的十分之一，世界鉻礦的四分之三，世界鉑類金屬的一半以上，世界的一半黃金，三分之一的錳礦，五分之一的鈾礦，三分之一的金剛石：具有幾乎是無法估計的戰略和經濟重要性的一個礦物寶庫。
扎伊爾的銅和鈷，羅得西亞的鉻，南非的黃金、金剛石、錳和鉑類金屬——這些就是蘇聯在南部非洲所賭的一部分經濟賭注。他們已經控制了在好望角兩邊的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優良港口。如果南非處于他們的控制之下，他們將能夠控制好望角附近的海路，北約的歐洲國家所需戰略原料的百分之七十、所需石油的百分之八十是通過這些海路運輸的。南非也是這個大陸上的主要經濟強國。光它一國就提供整個非洲的工業生產的百分之四十，農業生產的百分之二十五。
“誰在波斯灣和中東控制著什么的問題，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是誰在世界上控制著什么這一問題的關鍵”。在這里，波斯灣、從而印度洋及其沿岸地區成了圍繞資源而構筑的世界地緣政治體系的核心所在。這里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除此之外，與大西洋國家不同，與印度洋毗鄰的太平洋更是世界新興市場國家最密集因而市場潛力最大的區域，如果再加上印度洋的包括石油天然氣在內的工業資源，可以進一步推論：誰控制了印度洋，誰的勢力就必然可以影響到西太平洋，19世紀的荷蘭、葡萄牙特別是英國等列強就是從印度洋進入太平洋并向清王朝發起攻擊并獲得殖民地的。馬漢看到這一點，他說：
印度實際上是一個前進基地，它可成為開往埃及或中國的遠征軍的初始或最終的出發地……在海上，這邊的海峽殖民地和香港以及那邊的亞丁和埃及象陸上據點一樣發揮著巨大作用，有力支持了英國在東西兩個方向上的海上經營。
同樣的道理，誰控制印度洋和太平洋，誰就控制了世界財富生長的基礎——這與中世紀控制土地的意義一樣，這也就是19世紀下半葉英國打敗印度和中國之后，歐洲就成了世界財富的中心的原因。較之英美國家，中國依靠全球戰略制高點青藏高原，盡占兩洋地利，東接太平洋財源（市場）、西接印度洋資源，這種地緣優勢又使中國得以避免英美國家為獲取世界優質市場和優質資源/能源不得不到太平洋和印度洋勞師襲遠的困境。地緣政治與資源政治的統一是地緣政治尤其是現代地緣政治學的本質特征，其表現最為集中和充分的地帶就是印度洋。毛澤東同志說：“任何過程如果有多數矛盾存在的話，其中必定有一種是主要的，起著領導的、決定的作用，其他則處于次要和服從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過程，如果是存在著兩個以上矛盾的復雜過程的話，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資源是地緣政治的“主要矛盾”，印度洋是世界交通資源和礦物質稀缺資源最集中的地帶，因而也是世界地緣政治的心臟地帶，它與麥金德說的歐亞大陸結合部的陸權“心臟地帶”南北呼應，形成大西洋與太平洋結合部的海權“心臟地帶”。
二、印度洋是古今大國政治家密切關注的地帶
人最熟悉的路莫過于上班和回家的路，因為要上班掙領工資和回家休息吃飯；同樣的道理，地緣政治學說最關心的不是地理而是資源，是因資源關注地理。故曰：地緣政治的本質是資源政治。如果沒有資源，地緣則無意義。對此，地緣政治理論的先驅者麥金德看得明白，他說：
歷史上大規模的戰爭——在近四個世紀來，每約100年我們就有一次世界大戰——是各國不平衡發展的直接或間接的結果；而這種不平衡的發展，并不是完全由于某些國家比另一些國家擁有更偉大的天才和更多的精力。在很大程度上，這是地球表面上富源和戰略機會分配不勻的結果。換句話說，自然界中根本沒有各國機會均等這回事。
古代中國的地緣政治基本圍繞中原地區，這是因為中原有可耕地。中世紀的生存資源主要是土地，而且是可耕地，所以，人們圍繞著土地資源建立起了要塞、城邦等。現在有些人否定資源斗爭的本質，說將來高科技的情況下這些都不成問題。比如有了海水淡化水技術，水也不成問題了。但人們要問，在這之前怎么辦？人總不能等到海水淡化成功且能成為低支出的商品時再喝水。政治較多考慮的是衣食住行家常事，較少考慮的是天邊夠不著的事。政治問題若指望科技發展了再解決，那黃花菜都涼了。科技創造或轉化出的新資源若成了百姓日用而不是少數人的科學試用，那時它就成了政治考慮的頭等大事。因此，如果將眼前不能回避的政治問題以“科技發展”為借口推到未來，這是回避責任和不愿擔當的做法。在當前的國際政治中，國家考慮并爭奪的還是如糧食、水、石油、天然氣等關乎百姓生活的常規資源。從世界地圖看，資源豐富的地方邊界線就比較曲折，而每個拐點都是軍人的血染出的；而那些沒有資源的地方邊界線就比較直。世界上只有資源極豐富或極貧乏地方不用爭，前者如現在五星級賓館的“自助餐”，后者如原始共產主義時期。好朋友，勤算賬，好鄰居，勤打墻。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英國人跟蘇聯人談判時玩深沉，就是不直奔主題，結果總是失去最好的時機。而德國人跟蘇聯人談判，直截了當地講勢力范圍劃分，雙方很快達成協議，這使希特勒得以揮師橫掃西歐。1944年10月，丘吉爾來到莫斯科見了斯大林，一改前任張伯倫虛與委蛇的做派，一上來就寫了個紙條，標出英蘇在東歐的劃分比例：羅馬尼亞，蘇聯占90%，英國占10%；希臘，俄國占10%，英國占90%；南斯拉夫、匈牙利英蘇各占50%；保加利亞，蘇聯占75%，英國占25%。斯大林說好，劃勾表示同意，這個事就辦成了。國際政治就是這樣，玩不得虛：說是戰略互惠伙伴，那就要先算賬、打墻，其余以后再說。強者跟弱者可以不談條件，但弱者跟強者甚至強者與強者談判都不能玩虛活。丘吉爾談判的方法就是先打墻、再算賬，而且他賬算得非常有學問，不是漫天要價。為什么羅馬尼亞他讓給俄國90%，丘吉爾知道英國的力量只能到地中海沿岸，而羅馬尼亞在俄國家門口，處英國的力量極限之外，能拿到10%就不錯了。小布什就沒有這方面的知識，2008年他派軍艦到黑海挺格魯吉亞，結果普京讓其碰了一鼻子灰；美國之于中國臺灣、日本之于中國釣魚島，在中國面前都是這個道理。丘吉爾知道他能要、該要、不能要和要不到的東西，他跟斯大林倆人因懂歷史而容易溝通。希特勒沒理解歷史的精髓，在張伯倫面前漫天要價，最終雙雙翻船落水。丘吉爾為什么敢要希臘的90%，因為歷史上俄國人從來沒有打出過黑海，俄國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打了十幾次大仗，1863～1866年俄國與英法之間發生克里米亞戰爭，其規模幾乎就是一次小型世界大戰，即使如此，俄羅斯也沒有南下越出黑海海峽，同樣西方人也沒有從地中海北上拿下克里米亞。斯大林熟悉歷史，明白俄國人的力量越不過黑海海峽。正因此，1948年斯大林對接近成功的希臘共產黨領導的起義不予支持，據南斯拉夫共產黨中央書記兼宣傳部長米洛凡•杰拉斯回憶：1948年2月10日，斯大林在與保加利亞、南斯拉夫代表談話中表達了對希臘起義的看法，他問南斯拉夫部長會議副主席卡德爾：“你們相信希臘起義會成功嗎？”卡德爾回答說：“如果外國干涉不有所加強，如果不犯重大的政治和軍事上的錯誤……”斯大林根本不理睬卡德爾的話，繼續說道：“如果，如果！根本沒有成功的任何可能。你們以為，英國和美國——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大國——會允許在地中海切斷他們的運輸命脈嗎？簡直是胡鬧！我們沒有海軍。希臘起義必須盡快收起來。”這時有人談起中國共產黨最近取得的成就，斯大林仍然堅持自己的意見說：“是的，中國同志取得了成就。但是，希臘的情況完全不同。希臘的地理位置是在西方國家重要的運輸線上。美國直接插手這個地區——美國是世界上最強盛的大國。”在斯大林看來，在手夠不到的地方動手，增加的就不是戰果而是負擔。丘吉爾也明白這個道理，因此他索要90%的希臘，但對在俄羅斯力量范圍之內的保加利亞，丘吉爾就只能索其25%了。同人與人交往的道理一樣，國家關系首先是物質利益及其分割能力關系。艾爾弗雷德·塞耶·馬漢說得好：
一些國家或許不敢奢想成為商業霸主，但每一個國家都希望增加或至少保持自己在商業收益中的份額，而這不僅取決于一個國家的國內生產能力，也取決于在盡可能廣泛的世界范圍內進行自由交換的能力。在商業區競爭中，多數國家對它們的自然資源狀況都不感到滿意，而一些國家在這方面則有著明顯的優勢，如美國就有著豐富的原材料和對其的使用能力。這樣，從純粹的商業角度看，各國在起跑之時就優劣分明了。由自然資源狀況決定的差異相對是不易消彌的，且不會因人的急迫心情而改變，于是不少國家就企圖通過擴張領土并在所把持的地區建立自己的商業優勢來促進繁榮。這樣做或需要進行赤裸裸的兼并，或需要培養起壓倒性的政治勢力；而這兩者都意味著使用強制性的力量，從而會激起抵制，因為其他國家不愿自己的權利為強力所剝奪，這樣競爭就轉化為了沖突，不是商業競賽，而是陸上或海上的軍事力量成為了斗爭手段。
中世紀時，土地是主要的生產資源，大家重視的是腳下那塊地。對海洋則持無所謂的態度。當世界連為一體，當世界生產進入工業化時代以后，天然氣、石油及其他礦物質就成為一個工業國家不可或缺的原料。海洋，尤其是印度洋就成了工業國家爭奪的對象。印度洋是現代工業所需資源——一是市場，二是資源——分布最密集的地帶，在市場和資源兩個方面都為近代以來大國政治家密切關注。1725年彼得一世臨終前在遺囑中說：
盡可能迫近君士坦丁和印度，誰統治那里，誰就將是世界真正的主宰。因此，不僅在土耳其，而且在波斯都要挑起連續的戰爭。在黑海邊上建立船塢，在黑海邊和波羅的海沿岸攫取小塊土地，這對實現我們的計劃是加倍必要的。在波斯衰敗之際，突進到波斯灣，如有可能應重振古代與黎凡特(今中東和巴爾干南部)的貿易，推進到印度，它是世界的倉庫。達到這一點，我們就不再需要英格蘭的黃金了。
拿破侖從歐洲的視角提出他關于印度洋在世界地緣政治戰略中作用的觀點。他說：
“埃及是非洲的一部分。它位于古代世界的中心，在地中海與印度洋之間，是與印度通商的天然的貨物集散地。”“如果亞歷山大（埃及北方港口）的防御工事已經完成，那這個城市就會成為歐洲最強固的要塞之一。”據此就可以“把印度和歐洲置于自己控制之下，作為自己左右兩臂的依靠了。如果只靠當地的條件就能決定城市的繁榮和大小，那末，亞歷山大較之羅馬、君士坦丁堡、巴黎、倫敦和阿姆斯特丹等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更應該成為世界首都了”。“從開羅到印度和從巴榮訥到莫斯科是一樣遠的。六萬大軍乘五萬頭駱駝和一萬匹馬，帶著五十天的干糧和六天的飲水，用四十天時間就可以走到幼發拉底河，再用四個月可以走到印度海岸，出現在渴望擺脫壓迫的塞克教徒、馬拉提人和印度斯坦半島各民族中間。”“在占領埃及五十年以后，文明可能通過森納爾、埃塞俄比亞、達福爾和費贊等地傳播到非洲腹地去”。
埃及是歐洲通往印度洋的橋頭堡。拿破侖認為，英國是個工業國家，主要靠外部資源支撐，因此占領了埃及，就掐斷了印度和英國之間的聯系，相當于切斷了英國的血管，英國自然也就變弱了。其次，控制了埃及，也就從歐洲方向基本控制了印度洋。哈·麥金德從英國人的視角總結說：“拿破侖在莫斯科戰役中，幾乎就橫掃了他那時候的俄國有人煙的地區。拿破侖被攆下來，部分的原因是法國人力枯竭，但主要是由于他在西歐的領域為英國的海上力量所包圍，因為英國能從歐洲之外把給養運回本國，并切斷西歐，使它得不到同樣的給養。”艾爾弗雷德·塞耶·馬漢也注意到這一點并對此有詳盡的論述，他寫道：
北緯30至40度之間的亞洲中間地帶兩端的基本情況及其可能變化。從其中可以簡明地推斷出：盡管東部地區——中國及其屬國——對世界其他地區具有明顯的商業意義，對其未來也需早作定奪，但以利凡特與蘇伊士為中心的西部地區有著大得多的軍事的和決定性的意義，因為它關系到歐洲、印度和中國——不用說還有相對獨立的澳大利亞——之間的交通聯絡。除非英國和德國想讓經由蘇伊士運河通往印度與遠東的航線在戰時關閉，否則它們不會讓利凡特與波斯灣成為一個潛在敵手的海軍基地所在，尤其是當后者在太平洋地區和它們發生嚴重對抗之時。由于上述航線從始至終相對狹窄，所以依托在其左右的據點，如直布羅陀、阿爾及爾、土倫、馬耳他、亞丁和波斯灣，可以對這條路線進行有效控制。對該航線稍作迂回也不能抵銷這些據點由于比較靠近而具有的上述作用。
有人反對英國和德國在利凡特保持海軍力量的存在，并從母國為其提供物資、給養。由于從直布羅陀至馬耳他的航線比較暴露，上述情形下的交通就有很大的缺陷，而一根鏈條的強度實際上是由其最薄弱環節的強度決定的。這樣的反對完全正確，它雖然并不能改變目前現實，但清楚地體現了在利凡特獲得一個穩固的陸上基地的必要，這樣的基地可使海軍行動就地獲得補充。與此相聯，天然條件將埃及變為了東西主要通道的戰略中心，任何事情，包括運河的淤塞，都不能改變這些條件。如納爾遜和拿破侖認識到的，埃及在帆船時代就有了上述地位；而汽船的使用更使其如此。在運河開鑿之前，埃及就成為了有關航行的必經之處。在大國時代，埃及由于其適合居住的地區比較有限，必定要成為大國的附屬物。哪一個大國的呢？是否誰離得越近就越有控制力，因為它更容易鞏固所得？目前看來，英國在利凡特地區有牢固的權力，再憑借一支強大艦隊，操縱了整個地中海。
英國為了自己的偉大需要而掌握埃及。另外，埃及對于整個東方世界來說也處于中樞地位。在任何情況下，來自各個地區的物資都可流入埃及。在軍事上，埃及是個理想之地，因為從四面八方流向埃及的物資供應是任何海軍都很難完全切斷的，這就十分有益于在埃及集中力量以進行針對直布羅陀或印度的防御或進攻行動。
在當今時代，“蘇伊士”這個詞更多地具有這種意義，因為歐洲與東方的交通聯系取決于蘇伊士地峽及運河。前面之所以對亞洲土耳其、波斯、埃及與地中海盆地談論很多，就是因為它們和蘇伊士通連，這些地區的重要性就在于對所討論的交通線的影響方面，這條線的最關鍵點就是在連接亞非兩洲的頸狀地帶。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德蘇談判曾多次提到印度洋。希特勒想以印度洋為誘餌引蘇聯加入軸心國，據時任蘇聯外長的莫洛托夫回憶，1940年11月，希特勒曾對他說：“你們應該有通向溫暖海洋的出海口，將來要像伊朗、印度那樣。”1940年11月25日，莫洛托夫對德國駐蘇聯大使舒倫堡表示，“蘇聯準備接受里賓特洛甫在柏林會談中提出的德、意、日、蘇四國關于實行政治合作和經濟互助的公約”，其條件是“承認總方向面對波斯灣的巴統和巴庫以南地區為蘇聯領土意向的中心點。”蘇聯共產黨總書記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曾向索馬里總統西亞德·巴雷交心說：“我們的目的是控制西方所依靠的兩大寶庫──波斯灣的能源寶庫以及中部和南部非洲的礦藏寶庫。” 艾爾弗雷德·塞耶·馬漢對印度洋尤其是印度洋北岸的地緣政治非常重視，他說：“在德、英、美三個條頓國家中，前兩國在利凡特有著明顯的利益，這兒正是兩國和東方的交通線上最易受到攻擊的部分。為此，它們需運用海軍力量予當地以充分的防護，以亞丁及馬爾他和直布羅陀分別作為兩翼的埃及和塞浦路斯更是重中之重。”丘吉爾更是說印度“那是英國皇冠上最為光亮而珍貴的寶石” 。尼克松在《真正的戰爭》一書中對英國控制印度洋的手段有著極為細致且不厭其詳的描述。
雖然世界上大部分地區一直到1973年發生阿拉伯石油禁運之后才知道波斯灣有一些小小的酋長國，但是英國的統治者們一百五十年來一直在注意它們的事務的最微小的細節。
英國最初在19世紀初進入了海灣，以阻止海盜破壞他們的貿易。從那時起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初期，英國軍事力量維持了秩序，提供了保護，并解決了分布在海灣沿岸各個酋長國里的爭端。
在整個海灣和阿拉伯半島周圍，英國一直居于至高無上的地位。在亞丁、阿曼、卡塔爾、巴林、科威特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這些通常叫作“海盜海岸”的酋長國里，英國是酋長們和世界其余地區之間的聯系。他們用機智、徹底和強硬手腕來執行他們的任務。1934年，在一場保衛他們的亞丁港的運動中，英國人利用奉承、賄賂和周密策劃的顯示武力的作法，同現在叫作南也門的內陸的各位統治者締結了不下1 400項“和平條約”。正是在英國的保護傘下，巨大的跨國公司在它們尋找石油的努力中開始在這個地區進行勘探。
英國不僅控制了海灣，而且還控制了從印度洋各個地區來到海灣的通道。印度洋各個地區包括新加坡、馬來亞、緬甸、印度、錫蘭、亞丁、蘇伊士、肯尼亞、南非、澳大利亞、迪戈加西亞和印度洋的其他島嶼，這些地方在以前某個時候全是英國屬地。波斯灣和波斯灣外面的印度洋都是“英國的內湖”。
哈·麥金德說：“英國海軍力量最了不得的結果，可能是大戰前一個世代內在印度洋取得的地位。在印度的英國統治有賴于來自海上的支援，但是好望角、印度和澳大利亞之間的整個海面上經常沒有英國戰斗艦，甚至連一等巡洋艦也沒有。實質上印度洋是個‘內海’。”英國人能控制印度洋一個半世紀，就是因為它控制印度洋中的埃及和印度這兩個從地緣到資源都是最重要的大國，控制了埃及也就控制了西印度洋，而控制了印度，也就基本控制了印度洋。英國在這一海域的強大制海權是因為有在埃及和印度的制陸權的支撐，英國利用這兩個國家的豐富的資源支撐了好幾場陸地戰爭。埃及的資源支撐英國開展在東地中海的戰爭，而印度的資源則支撐英國開展在阿富汗和中國東海的侵略戰爭。作為世界海權大國的英國在印度洋的這一實踐經驗豐富了我們的海權學說，這就是：沒有制陸權的制海權是不完整的；同樣，沒有制海權的制陸權也是不完整的。可以這么說，沒有絕對的制陸權就沒有絕對的制海權；反之，沒有絕對的制海權，也就沒有絕對的制陸權。艾爾弗雷德·塞耶·馬漢注意到這一點，他說：
陸權的使用受離海洋遠近的影響；與此相對應，在任何海陸交匯之處，陸上環境也制約著海權的使用，使其不再是一個獨立的因素，而在性質上受制于陸權的大小強弱。在不同時期和不同程度上，上述情形可表現在海港及可航行河流的出口處、在河流的中上游地段上、在島嶼及海岸對戰略的影響上以及像直布羅陀這樣的海峽及蘇伊士這樣的運河上。所有這些情形中，陸權對海權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在國際水道被陸上軍力截斷之處——如巴拿馬地峽，或這種截斷由于陸地的毗鄰而極易發生之處，也可見到上述情況。
海權和陸權都不是單獨存在的東西，而是彼此相輔相成。就是說，陸上強國也需要推進至海邊以利用海洋為己服務，而海上強國也必須以陸地為依托并控制其上的居民。
出于美國國情的需要，馬漢更多強調的是遠海并在制海權和制陸權之間強調制海權；大概還是出于國情的考慮，蘇聯海軍元帥戈爾什科夫則在制海權和制海權之間強調陸權和陸軍的作用，他寫道：
歷史經驗也證明：每一軍種都能對勝利各自作出一定的、往往是很有份量的貢獻。純粹的陸戰和純粹的海戰幾乎是不存在的。然而，有一個原理是不變的：在戰役或者整個戰爭中，只有陸軍才能鞏固勝利的成果，它以自己實際的參與來確保勝利成為事實。
同理也可推出，沒有絕對的制陸權也不會有絕對的制空權。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說得好：
翱翔在蔚藍天空中的銀鷹，可以是自由的象征，是征服空間的表現；它可以表示人類不再受陸地的約束；所有這一切雖然和詩句一樣的美麗，但卻不是現實。顯示我們空中力量的飛機，是由看不見的線索，與它們的作戰基地、與基地以外的得克薩斯油田、我們的電力水壩和圭亞那的鐵礬土礦藏聯系著的。那些翱翔的銀鷹，它們的自由是假相的。它們能從地上起飛，是因為卡車從火車站、港口和碼頭運送了汽油、滑潤油和彈藥。美國在歐洲和亞洲的空軍，是由于在海道的終點有輪船和火車的供應才成其為空中實力；而德國對抗我國空軍的最有效的武器，不是快速的麥賽米特飛機，也不是威力強大的容克飛機，而是航行緩慢的潛水艇，這些潛水艇在中途擊沉了我們從墨西哥灣各港啟航到遠方戰場去的油船。現代的全球戰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戰不能從歐亞大陸周邊的海軍基地贏得勝利。我們必須接受大陸戰所表現的陸上勢力的現實。
今天的美國可作上述觀點的反證實例。正是由于沒有在印度洋獲得像英國那樣的制陸權，今天美國對印度洋的控制就顯得勢單力薄。美軍在印度洋的最重要基地是位于查戈斯群島的迪戈加西亞島，該基地位于印度洋中部，可支援中東和波斯灣，監視和控制印度洋海域，但畢竟面積不大，其所能提供的作戰資源更是有限。美國所能在此顯示的制海權也更多的是由此出發的航母群的威懾。但航母只具有持續威懾力而無持續戰斗力，這對大陸國家作用不大。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印度洋成了美國攻堅的重點。1956年發生的蘇伊士運河事件，就緣于美國和蘇聯要取代英國，當年把英、法趕出地中海以后，印度洋及其北岸地區繼而世界也就轉入美國和蘇聯手中。21世紀始，西方策動的“茉莉花革命”最早也是從印度洋西北岸的中東地帶開始的；2011年歐洲進軍非洲也從埃及切入，接著就是利比亞。2008年的世界真是“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此時的美國已被伊拉克戰爭拖得精疲力竭，而歐洲的——用奧巴馬的比喻就是“從諾曼底（Normandy）到巴爾干（Balkans）到班加西（Benghazi）”——統一進程卻在大幅推進且接近完成：上半年（2月17日）科索沃“獨立”并很快獲得歐美外交承認，這使歐洲統一進程在地中海北岸的巴爾干最后收口，下半年（7月13日）歐洲召開首屆地中海峰會，決定正式啟動薩科齊競選法國總統時提出的“巴塞羅那進程：地中海聯盟” 計劃。從當時會議現場照片看，此時的歐洲人大有一種“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的感覺。在他們眼中，歷史似乎正在從“雅爾塔體系”向歐洲人久違了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回歸。與20世紀初期歐洲主導世界形勢不同的只是，21世紀初的世界體系的主導權尚在美國手中，因此，如果以主導權優先原則排序，它應該被稱為“華盛頓-凡爾賽體系”。這個轉換過程在歐洲大西洋地區接近完成，接下來將是遠東太平洋地區。人們會問，為什么要打利比亞？這是為了防止地中海南岸兩個大國即埃及和利比亞聯手，先斷其指，再擊其腕，使之不能形成力量。為什么不從摩洛哥、阿爾及利亞下手？因為這里本來就是法國的傳統勢力范圍，法國人對這一區域比較有把握。最后，那為什么一定要用軍事力量拿下利比亞？這是因為歐洲人從自身的歷史發展中明白：地中海是歐洲命運的旋轉門，而北非的突出部突尼斯和利比亞（即古代迦太基領土部分）便是歷史上歐洲開啟這扇旋轉門的樞紐。羅馬人早就看到這一點，當年伽圖在元老院每次議事完畢時，都要重復說一句：“迦太基非滅掉不可。”羅馬帝國在地中海的擴張給古代歐洲帶來了文明，而成就羅馬文明的關鍵步驟是羅馬人跨海突破迦太基（今突尼斯、利比亞、阿爾及利亞一帶）并于公元前146年對其實行完全占領；同樣，來自中歐平原的汪德爾人（Vandals）占領迦太基并以此為基礎建立了橫貫北非的汪德爾王國，公元455年又趁西羅馬帝國內亂從迦太基發兵北上攻陷羅馬城，由此結束了歐洲的古代文明即羅馬文明。現在歐洲軍團又復述著伽圖“迦太基非滅掉不可”的咒語、踩著羅馬軍團的鼓點再次從當年的“迦太基”（突尼斯）進入北非，接下來便是沿著古羅馬的老路轉向西亞，2011年初爆發的敘利亞政府與敘利亞反對派之間曠日持久的沖突——其起因和結果都很像當年安息帝國與羅馬的戰爭——則是歐洲重返印度洋的序幕。
三、印度洋是世界大國政治的匯合與轉折地
（一）歷史上所有全球性格局變動的信號最先傳導到的地區就是印度洋公元前338年馬其頓國王腓力二世征服希臘，其子亞歷山大（公元前336～前323年）隨即東征并進入印度，建立起地跨歐、亞、非三洲的亞歷山大帝國。亞歷山大死后，帝國分裂為“安提柯王朝統治下的馬其頓，托勒密王朝統治下的埃及和塞琉古王朝統治下的敘利亞等”。此間羅馬在中地中海崛起。公元前264年至前146年，羅馬經過與迦太基的爭奪，控制中地中海；公元前215年至前146年，羅馬發動了四次馬其頓戰爭，羅馬征服了馬其頓并控制了整個希臘。又通過敘利亞戰爭和外交手段，控制了西亞的部分地區，建成一個橫跨非洲、歐洲、亞洲，稱霸地中海的大帝國。此后，羅馬帝國進入衰落期。哈·麥金德對此評論說：“羅馬人并沒有接管馬其頓人所征服的亞洲西部。就像由羅馬軍團防守的來因河和多瑙河，標志著羅馬從地中海北進的限度，另由軍團防守的、從北流向南（還沒有轉向東南流）的幼發拉底河上游，標志著他們從地中海東進的限度。”羅馬帝國衰落期間，基督教崛起并在意大利建立了強有力的宗教權力。1054年，羅馬教皇馬爾班二世號召組織十字軍東征，歷時近二百年（1096～1291年），曾攻占小亞細亞大部分地區。失敗后，羅馬天主教勢力衰落，歐洲世俗勢力和新教開始崛起。拿破侖戰爭是資本全球化以來法國與英國爭奪世界霸權并由此開辟資本多極化歷史進程的戰爭。1798年拿破侖在打敗第一次反法聯盟后，開始考慮取代英國的世界霸權。基于對世界地緣政治體系的認識，他向督政府建議在準備渡海對英作戰。1805年出兵埃及，進而占領印度，掐斷英國所依賴的從地中海到印度洋的貿易線，截斷其來自印度的財源。特拉發加海戰失敗后，拿破侖被迫放棄侵英計劃，轉而對英實行經濟封鎖，切斷英國的海外財源及其對反法同盟的經濟支持，確保法國在歐洲的霸權地位。為此，拿破侖于1806年11月21日在柏林發布敕令，宣布封鎖不列顛諸島，英國及其殖民地的船只一律不許駛入帝國控制的任何港口。同時，拿破侖考慮對英國釜底抽薪，從印度打擊英國。1807年，拿破侖與伊朗國王簽訂同盟條約：伊朗同意廢除英伊同盟，對英宣戰，派兵進攻印度并迫使阿富汗一同進攻印度；同意法國假道伊朗進攻印度，為法國供應糧食并為法軍開放波斯灣一切港口。這些政策雖給英國造成了嚴重困難，但英國實施的反封鎖亦給法國和大陸各國造成嚴重后果。拿破侖為了保證對英封鎖的有效性于1812年入侵沙俄，法軍軍事優勢隨即喪失，拿破侖帝國由此瓦解。俄國在西線聯合英國等國打敗拿破侖后，便全力調頭南下并以絕對的優勢迫使伊朗于1813年10月在古里斯坦與俄國訂約議和，被迫割讓格魯吉亞等地區；給予俄國商人在伊朗的自由貿易權；同意俄國獨享在里海設置艦隊的特權，伊朗則放棄在里海保有海軍的權利。英俄在印度洋北岸的矛盾迅速激化，雙方在中亞拉鋸式爭奪直到20世紀初。1814年11月，英國和伊朗簽訂條約，伊朗獲得英國的財政支持后，再次向俄國挑戰。1826年7月，伊俄戰爭爆發，伊朗戰敗。1828年2月，伊朗與俄國簽訂土庫曼恰伊條約，宣布放棄在南高加索的一切權力。1837年10月至1838年8月，伊朗在俄國的支持下圍攻赫拉特汗國，英國立即以武力相威脅，迫使伊朗撤兵；同時英國派代表到喀布爾要求與阿富汗締結反俄國的同盟。阿富汗提出要收復被侵占的領土的要求，英國予以拒絕并出兵阿富汗。1856年10月，伊朗再次兵臨赫拉特，英國向伊朗開戰，1857年3月，英伊締結和約，伊朗保證不再干涉赫拉特內政，一旦赫拉特與阿富汗沖突，即請求英國調停。19世紀40年代，歐洲普遍爆發資產階級革命并遭俄國沙皇的野蠻鎮壓，俄國在歐洲的地位進一步得到加強，與此同時，奧斯曼帝國已經衰落。俄國決定趁機奪取黑海海峽，將勢力擴展到巴爾干半島。1853年，俄國和土耳其爆發克里米亞戰爭，英國、法國和撒丁王國先后參加了對俄國作戰。1856年俄國戰敗，俄隨后南向中亞擴張。1865年俄軍攻下塔什干城，侵占了浩罕大部分土地。1867年俄國擊敗布哈拉，建立保護制度。沙皇以所占的草原地區和中亞諸汗國的土地，成立了一個直屬陸軍的土耳其斯坦省，此后便將目標直逼進入印度最后的屏障——阿富汗。與此同時，英國從南方對俄南下的戰略進行了有力的反制。到19世紀中期，英國基本上在印度建立起殖民統治。1839年和1878年英國兩次出兵阿富汗，占領坎大哈，進逼喀布爾，迫使阿富汗承認其為英國的保護國。1877年至1881年俄國對土庫曼進行軍事征服。1884年，英國慫恿阿富汗艾米爾盡力擴張北部邊界──蘇聯解體后在阿富汗北方出現的五個獨聯體國家幫助西方人更好地實現了這個愿望，俄揮師南下占領原屬伊朗的梅爾夫。1885年，俄阿兩軍交火，阿富汗軍隊戰敗，俄軍占領阿富汗班吉。1885年9月俄國和英國簽訂《倫敦議定書》，在犧牲阿富汗基礎上達成劃分阿富汗邊界的原則。時任外交事務次官的英國保守黨領袖之一的寇松（Ｇeorge Nathaniel Curzon，1859～1925年）說：“阿富汗、里海以南的地區、波斯灣……對我說來是一局正在下的棋盤上的方格，這盤棋的賭注是世界統治。”隨著美國、德國、日本的迅速崛起——這在相當程度上對英俄兩國的霸主地位構成挑戰并引起英俄的恐慌，1907年8月31日，英俄兩國簽訂和解協約：協約將伊朗一分為三，北部屬俄國勢力范圍，東南部屬英國勢力范圍；俄國承認英國在阿富汗的勢力，放棄了俄與阿的直接外交關系。雙方表示不干涉西藏內政，承認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與西藏進行交涉必須通過中國政府。至此，自拿破侖戰爭后，英俄兩國爭霸世界的“冷戰”，在通往北印度洋的道路樞紐即中亞阿富汗地區結束，而俄國隨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衰落下去。同樣的路徑在20世紀下半葉美蘇爭霸中再次重復。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蘇經過長期布局后，其爭霸從西歐到巴爾干再到印度洋北岸地區，最終又在阿富汗狹路相逢，蘇聯被迫于1989年從阿富汗全部撤軍。蘇聯解體后，1999年，西方軍事突入巴爾干俄國傳統地區，發動科索沃戰爭；2001年美國又軍事介入阿富汗，此時的俄國已無力反制。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與20世紀末蘇聯人栽在阿富汗的命運相似，21世紀初的中亞在蘇聯解體20年后又成了美國人的“滑鐵盧”。前述表明，印度洋是歷史大國崛起并進入帝國后的必爭之地，同時也是世界帝國由盛而衰的轉折地。較早的如亞歷山大帝國、羅馬帝國、十字軍，還有蒙古帝國、拿破侖帝國、英、俄帝國、美帝國等，它們的盛衰轉折點都在印度洋北岸。也有人認為，那時古代軍事動力還處自然階段，沒有遠征的能力。那我們再看看19世紀的英國人、20世紀的蘇聯人和21世紀的美國人，他們都是工業革命后的國家，其軍事動力技術基本反映了同時代的最先進水平，但他們都敗在帕米爾高原腳下。阿富汗似乎是世界的旋轉門。對此，尼克松看得明白，蘇聯出兵阿富汗不久，他即出版《真正的戰爭》一書，指出：
面積和得克薩斯州差不多的阿富汗雖然是貧窮的，土地是不毛的，但它早就是大國施展陰謀詭計的地方，其原因是和它通常被稱作“亞洲命運的旋轉門”一樣的。阿富汗的西面是伊朗，南面是巴基斯坦，東面是中國，在北面與蘇聯有一千英里長的共同邊界，它一向是帝國的大規模推進匯合的地點之一。
阿富汗在其整個歷史上，一直是征服者的十字路口；亞歷山大大帝、帖木兒，全都在謀求建立帝國時縱騎馳騁于阿富汗的土崗與沙丘之間。1952年我訪問阿富汗國王時，他曾為我追述，正是在阿富汗，亞歷山大大帝說，“我再沒有要征服的世界了”。在19世紀，英國和俄國在整個中亞細亞交戰，以爭奪對這個大陸的控制權時，曾在阿富汗進行過基普林所謂的“大比賽”。英國人知道，阿富汗的崎嶇的開伯爾山口是進入印度次大陸的大門，他們曾進行了兩次殘酷的戰爭，為的是不讓俄國人控制它。今天，阿富汗是蘇聯擴張主義勢力中的一個不祥的新階段中的試驗場。
歷史上，最先擠進這扇門的大多又都被甩到最后。小布什不信這些，堅持先搞定阿富汗，很有些號召十字軍東征的烏爾班二世的氣派。小布什借“9·11事件”引發的世界對美國的同情，以“反恐”為名，又有聯合國的授權，直接就沖到阿富汗，結果打了十多年，最終也還是從阿富汗敗退下來。當年他到阿富汗時，既有“天時”即世界善良的人對美國遭難的同情，也有“人和”即聯合國授權，就是沒有地利，更沒有勝利。一道扎格羅斯—興都庫什—喜馬拉雅山這道被哈·麥金德稱為“雄偉的屏障”的山帶就像一尊聳入蒼穹山神，讓古今所有擴張至此的帝國，都是有來無回。
四、“要么做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要么就銷聲匿跡。”尼赫魯憂慮的是后一種結局
印度版圖如大象長鼻南拋至印度洋中心，這使印度之于印度洋的制海權有了無與倫比的價值，使控制印度洋與控制印度合二為一；也就是說，不占領印度就不能有效地控制印度洋；同理，控制印度洋就必須有效地占領印度。明乎此，再讀尼赫魯的代表作《印度的發現》，就更理解他在書中對印度的前途所表現的遠見和無奈。他說：
印度以它現在所處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要么就銷聲匿跡。中間地位不能引動我。我也不相信任何中間地位是可能的。
我們很多同志都將尼赫魯這段名言解讀為尼赫魯有野心，其實這只表明尼赫魯的擔心。尼赫魯生長在地緣政治理論在西方已成顯學的時代。他1905年就讀于英國哈羅公學——這一年日本在遠東海戰中打敗俄國，1907年后入劍橋大學就讀。此前英國地緣政治先驅學者哈·麥金德已聲名鵲起。1887年，麥金德在英國皇家地理學會上宣讀《地理學的范圍和方法》，1904年又宣讀《歷史的地理樞紐》。前一篇論文在當時的英國被認為是“英國地理學的一篇經典文獻”，后一篇論文則于20世紀80年代初在美國與達爾文的《物種起源》、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潘恩的《常識》等15種書并列，被稱為改變世紀的“巨著”。英國牛津大學還為哈·麥金德專設為期5年、薪水豐厚的講師席位，并于1899年設立地理系，聘哈·麥金德擔任系主任。哈·麥金德提出的地緣政治學說影響之大，由此可見一斑。尼赫魯就讀的劍橋大學離牛津大學不遠，當時流行的麥金德學說包含著對印度地緣政治地位的解釋，尼赫魯不可能對此不了解。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哈·麥金德將其地緣政治學說的基礎部分即“心臟地帶”的內容在當年出版的《民主的理想和現實》一書中提煉為更富有沖擊力的如下表述：
誰統治東歐誰便控制了“心臟地帶”；誰統治了“心臟地帶”誰便控制了“世界島”；誰統治“世界島”誰便控制了世界。
與此同期，在太平洋東岸的美國也響起了艾爾弗雷德·塞耶·馬漢的名字。馬漢于1900年、1910年、1911年、1918年分別發表《亞洲的問題》《歐洲的沖突》《美國的利益》及《海權對歷史的影響》等重量級論文，提出與哈·麥金德相對應的海權論學說。提出制海權理論的馬漢在英國、德國和日本受到特別高的禮遇。馬漢1890年出版《海軍戰略論》，此書很快“成為當時影響最大的世界暢銷書之一”。在英國，馬漢這本書被視為“國家的福音書”。海軍理論家普勒斯頓說，《海軍戰略論》好像是專門為英國內閣寫的，書中的思想對內閣成員來講是正中下懷。一位英國海軍上將含蓄地評論說：“自1900年以來，英國海軍的條件得到改善，力量得到發展，對此我們既不感謝保守黨，也不感謝自由黨，應感激的是艾爾弗雷德·塞耶·馬漢，而不是任何別的人。”1893年馬漢應邀訪問英國。訪英期間，馬漢受到英國女皇和首相的接見，并出席女皇和首相為他舉行的國宴。1904年馬漢再次訪問英國，僅一周內，他就被授予劍橋大學——三年后，年滿18歲的尼赫魯進入該校就讀——和牛津大學的榮譽學位稱號。1914年馬漢病逝，《倫敦郵報》在一篇悼詞中稱：“英國人民對這位偉大的美國公民的恩情是報答不盡的。”在德國，馬漢的書受到德皇威廉二世的重視，他形容自己閱讀《海軍戰略論》的心情時說：“我不只是在閱讀這本書，我可是想把它一口吞食下去。在艦上時，它一直是我的案頭書。”在日本，馬漢的《海軍戰略論》被列為日本海軍軍官的必讀書之一，人手一冊。日本政府還頻頻與馬漢聯系，就日本的海軍發展征求馬漢的意見。日本政府還試圖聘請馬漢為日本海軍的特別顧問，遭馬漢拒絕。大概是“外來的和尚好念經”，馬漢本意是為美國政府寫的著作，起初反在美國“反應遲緩，落后于其他西方列強”。所有這些，對一個求知欲旺盛的并在英國學習的青年尼赫魯來說，不能不產生深遠的影響。1912年，22歲的尼赫魯回到印度，投入國大黨領導的爭取印度獨立的運動。此時的尼赫魯在思考印度未來命運時，不可能不從麥金德和馬漢的地緣政治視角中看到未來印度面臨的真正危險并對印度未來有可能出現的“銷聲匿跡”的前景充滿憂慮。印度的老政治家都明白，中世紀入侵印度的勢力多來自北邊的帕米爾高地。他們橫越伊朗高原進入印度有兩條天然通道：“其一是翻越興都庫什山高聳而窄狹的山脊，沿喀布爾谷（Cabul Valley）下來，穿過盡頭的開伯爾山口（Kaibar Pass），在阿托克（Attock）渡印度河。其二是經過赫拉特和坎大哈（Kandahar），繞過阿富汗山尾，沿博朗峽（Bolan Gorge）而下至印度河。緊靠印度河東面的是印度沙漠，沙漠從海邊一直伸展到離喜馬拉雅山不遠的地方。所以博朗的路線和開伯爾路線在旁遮普的前廳會合成為一條路線，再登堂入室，深入印度。在沙漠和山脈之間留出來的正是這條路。路的盡頭屹立著德里。”正是為了堵住這條通道，英國人占領印度后，發動了三次阿富汗戰爭以鞏固印度北方防線；同樣也是為了牽制印度，英國人在印度獨立前夕，將巴基斯坦從印度分離出去，而從中亞進入印度的關鍵通道在巴基斯坦境內。近代入侵印度的勢力則是不定期地來自南方海上。因此，近代以后，印度的國防重點逐漸南移。艾爾弗雷德·塞耶·馬漢曾指出印度的地緣政治特點和英國在印度安全防務的特點，他說：
印度的陸上邊境地受到阿富汗的山脈及喜馬拉雅山的保護，其后翼也是無懈可擊的，只要英國海軍依然優勢在握。這樣，印度實際上是一個前進基地，它可成為開往埃及或中國的遠征軍的初始或最終的出發地；作為開往其他任何方向上的更近地點更是不在話下。
與馬漢同時代的陸權理論的開山人物哈·麥金德也有同樣的論述，他寫道：
印度、蠻子（或中國南部）一度受到舉世無雙的西藏屏障的保護；這一屏障的功效，除掉撒哈拉沙漠和極地冰塊以外，在世界上或許是無與倫比。
西藏及其附屬的喜馬拉雅山、帕米爾高原、喀拉昆侖山、興都庫什山、天山——總稱之為西藏高原——在高度和面積上，或可用一個字來概括：大；其大是舉世無匹的。將來撒哈拉會每天有人以近代交通工具東橫西渡，而這世界的屋脊西藏，仍然使人繞道兩側而行，把進入中國和印度的通道遠遠隔離；這兩國的西北邊界，也因此而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我們看，印度北邊喜馬拉雅山是世界最高的山脈，扎格羅斯山、興都庫什山和喜馬拉雅山一線是難以翻越的屏障。中國西藏與印度北部大部分接壤地形，北高南低直乎垂直，可用“危乎高哉”來形容。除藏南地段，沒有大部隊南北直線自如運動的條件。正因此，幾百年甚至近千年間罕見有印度大規模揮師北犯成功和中國中原勢力南下入印并得以長期占據的先例。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認為中國“這個地區被從喜馬拉雅山和西藏一直伸展到新疆和蒙古的廣闊沙漠和山岳地帶的一條屏障，同大陸心臟地帶完全隔絕起來。……緬甸和印度支那的山脈一直延伸到海上，在這兩個大國之間豎起一道阻斷接觸的大障礙。佛教從印度取道新疆和泰國才到達中國這一事實，說明保持直接接觸的困難。在它們的全部歷史期間，這兩個東方文化的中心彼此一直相當地隔離著，它們僅有的接觸一直是文化性的和精神性的。”潘尼迦是印度現代海權理論的奠基人，尼赫魯派他來做駐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大使，就是因為潘尼迦認為獨立后的印度的國防安全重點應在海洋。1945年，潘尼迦發表《印度和印度洋》（Indian and Indian Ocean）一書，對印度近代以來幾乎所有重大失敗都做了深刻的分析，認為印度未來的危險來自海上。他以明確無誤的口氣寫道：考察一下印度防務的各種因素，我們就會知道，從十六世紀起，印度洋就成為爭奪制海權的戰場，印度的前途不決定于陸地的邊境，而決定于從三面圍繞印度的廣闊海洋。從近三百年的歷史來看，任何強國，只要掌握住絕對制海權，又有力量打得起陸戰，就可以控制印度帝國，獨占其貿易，剝削其無窮資源。而今天的情形可不一樣了。印度已經自由了，如果印度在印度洋上的權利不能由印度自己來維護，這個自由可說一文不值。今后，如果印度再搞純粹大陸觀點的國防政策，那是瞎了眼。
印度如果自己沒有一個深謀遠慮、行之有效的海洋政策，它在世界上的地位總不免是寄人籬下而軟弱無力；誰控制了印度洋，印度的自由就只能聽命于誰。因此，印度的前途如何，是同它會逐漸發展成為強大到何等程度的海權國，有密切聯系的。
印度于1947年8月15日獨立，1950年1月26日建國，當年4月1日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系。在當時資本主義陣營中，印度是第一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為什么當時尼赫魯要和毛澤東結好，因為印度北邊要穩定。顯然尼赫魯采納了潘尼迦的建議。潘尼迦斷定，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將要在印度洋取代英國的霸主地位。印度洋的制海權從英國手中轉到美國手中，印度當對海上安全保持警覺。潘尼迦提醒尼赫魯：二次大戰結束后，美國成了至高無上的海軍國。不錯，它還沒有能搞成世界海權國必備的一系列基地、油站、船塢等等，但是從它在對日戰爭中所表現的海空聯合作戰規模之大，以及從它在海軍建設中強調航空母艦的重要，都說明了美國海軍可以遠離基地作戰，實際上是愛在哪里動手就可以在哪里動手。它在太平洋上有珍珠港和馬尼拉，又占領了從前日本手里的雅浦島和關島，真是不可一世。而對印度洋，美國戰后確也搞了不少名堂。美國在阿拉伯、中東、巴林群島的油權，表明了它同印度洋區域的經濟聯系正在大大增長。就是對伊朗的統一，阿富汗的建設，美國也是興趣很濃。實際上，由于美國奉行到處“遏制”共產主義的政策，所以各國沿海，凡是共產主義可能插足的地方，此刻都成了對美國的安全有關的地區。戰后的世界形勢給印度洋帶來的對立局面如此，它很可能又一次把印度變成一個主要的戰略性戰場。
潘尼迦能被任命為首任駐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這不能不說與尼赫魯本人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印度面臨的“要么有聲有色”、“要么銷聲匿跡”的前途及與此相關的安全大戰略的考慮有關。令人扼腕痛心的是，在中印邊界沖突后的一年半的時間里，潘尼迦（1963年12月10日）和最理解他的尼赫魯（1964年5月27日）相繼逝世。此后，中印關系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冷淡下來。盡管有1962年的沖突，但尼赫魯的南向戰略并沒有為后來的印度政治家所改變。1999年，印度人民黨資深要員、印度前外長賈斯萬特·辛格（Jaswant Singh）在《印度的防務》（Defending India）一書中再次強調印度洋對印度國防的極端重要性。他認為，失去對印度洋的控制是印度近代亡國的重要“分水嶺”。他說，“印度歷史的轉折點并不是最終發生在陸地上的沖突”，“我們只需思考一下17和18世紀的一個重要失誤，就可正確地評價印度洋和通向印度海路的重要性。這個失誤導致外國勢力到達印度洋沿岸，最初是為了貿易，發展到后來就是為了征服”；“在這里，陸地上的勝利是緊隨著海上的征服而來的”，“因此有必要承認，已經出現了一個意義重大的戰略轉移，即陸路被海路所取代”。尼赫魯是成長于麥金德陸權和馬漢海權理論風靡及西方殖民擴張達到高峰時代的思想者，他所受到的良好的西方教育使他對麥金德、馬漢、斯派克曼的理論，尤其對其中關于印度次大陸地緣政治意義的分析了然于胸，因而不可能不加重他對印度獨立后的國家安全的深深憂慮。實際上，在“有聲有色”和“銷聲匿跡”的兩難判斷中，尼赫魯最擔憂的是后者。究其原因，就是因為完整統一且有獨立性的印度對于某些大國控制印度洋是不利的。1944年尼赫魯在《印度的發現》一書對印度前途所表達的悲觀判斷很快就得到部分應驗。1947年6月，英國人離開印度之前公布了蒙巴頓方案，同意印巴分治。這導致巴基斯坦于當年8月14日獨立，1947年10月英國公布緬甸獨立法案，1948年1月4日緬甸脫離英聯邦宣布獨立，建立緬甸聯邦。同年斯里蘭卡于2月4日也從印度分離出來并獲得獨立。這樣既保留了印度的“大國”地位，又可以從南北兩面牽制印度的崛起。將斯里蘭卡分出，限制印度南向印度洋發展；把巴基斯坦從印度北方劃分出來，目的是為了將印度的力量引向北方。但這只是印度“銷聲匿跡”過程的開始，20世紀70年代，在印度南端和斯里蘭卡北端之間出現泰米爾猛虎組織發動的“獨立”運動，馬六甲海峽西北出口出現亞齊獨立運動，這也是西方人留的伏筆。凡是地區性的分裂勢力，后面必然有大國的全球謀劃和安排。新加坡、巴拿馬、埃塞俄比亞、厄里特里亞、吉布提等都是這種安排的結果。在世界有重要地緣政治利益的地方劃出小國，這是大國實現對這一地區控制的重要手段。條件成熟的話，印度南邊和斯里蘭卡北面再生出一個“民族國家”并不是不可想象的。從這個角度看，位于馬六甲海峽西北出口的亞齊也會有同樣的結局。馬六甲海峽東南已分出新加坡，西北再分出來亞齊，這有利于一些大國實現對馬六甲海峽的絕對控制。與泰米爾猛虎組織一樣，亞齊有一個“自由亞齊運動”組織，主張以暴力手段爭取亞齊獨立的組織。盡管目前亞齊獨立運動和猛虎組織與政府達成某種合解，但它仍是歐洲為重返亞洲隨時都可以激活的“冷子”。西方人的國際政治貫穿著精細的地緣政治安排，這個我們不一定要照著做但一定要懂，這就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拿破侖戰爭后維也納體系的主要設計者奧地利外交大臣克萊門斯·梅特涅說：“化解他人之利益主張比亟于追求本身利益更重要，別無所求，收益反大。”西方人擅長用搭積木而不是砸積木即打倒和消滅對手的方式構筑有利于西方的世界力量板塊搭配格局：自己在其中可以游刃有余而對手卻動彈不得。如果說在滑鐵盧打敗拿破侖的是威靈頓公爵，那么埋葬拿破侖法國的卻是設計維也納體系的梅特涅。斯大林曾說“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滅，惟有‘民族’的力量是不會消滅的”。不能消滅，那只有削解其能量，轉化矛盾的性質。化解而不是消滅印度的利益，正是英國在離開南亞時將斯里蘭卡和巴基斯坦分出印度的原因。
五、印度洋及其北岸的大國地緣政治：歷史和現實
（一）版圖由東向西逐次破碎化是印度洋及其北岸國家的重要特點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說：“政治和經濟的結論首先受到陸塊分布和地形性質的限制和約束。這一切都是基本的、不變的要素，遇到各國的和平與安全受到威脅時，將是決定國際間和洲際間關系的條件。”研究印度洋及其北岸的大國地緣政治，首先要搞清這一地區的“陸塊分布和地形性質”。總體而言，由近代西方殖民主義造成的版圖破碎化是印度洋及其北岸國家的重要特點。印度洋北岸可分東北和西北兩向。東北面是亞洲板塊，西北面是歐洲板塊。歐亞板塊的地緣政治的總體特點是二者面積懸殊、但國家數量卻接近，其整合程度形成鮮明反差：亞洲板塊的特點是中心國家巨大、四周國家碎小，中國是亞洲的主體和中心，破碎地帶發生在中國周邊，周邊與中心國家間不對稱破碎特點明顯。歐洲則是中間國家碎小（如瑞士、奧地利、盧森堡、列支敦士登、圣馬力諾、梵蒂岡等），而四周國家較大（如西班牙、法國、德國及東歐諸國），國家間對稱型破碎特征明顯。在兩大板塊中間的正北面，是麥金德說的歐亞“心臟地帶”的核心地帶。在南亞和西亞，分布著以印度和伊朗為重心的次區域國家群。它們分別圍繞印度和伊朗形成不對稱破碎地帶。但比較而言，中國、印度、伊朗與周邊國家的不對稱關系及建立其上的整合程度由東向西逐次遞減。所有這些區域中心又圍繞中國并與中國形成不對稱關系。亞歐地理板塊的這些基本特征是國家制定外交政策的最基本的參照。（二）俄羅斯和英國在大陸均勢中分別扮演著不同角色：理論總結在歐亞大陸板塊北面，還有一個既難以融入歐亞又有較強的介入能力的國家，這就是俄羅斯。在歐洲或亞洲地區平衡被新崛起的力量打破的時候，俄羅斯總是起著平衡杠桿的作用。比如近現代拿破侖、希特勒打破歐洲平衡和日本打破亞洲平衡的時候，俄羅斯往往擔當著 “最終裁判”的角色，俄國的最后臨門一腳，往往決定著全局的勝敗。1944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夕，尼古拉斯·斯皮克曼提醒美國政府戰后注意蘇聯的這一特殊作用，他寫道：“假如中國達到了真正的統一，而日本的軍事力量又被完全消滅，則遠東的支配勢力將無疑地是中國。北方的俄國勢力將是大陸上對中國地位的唯一平衡。”“俄國將是大陸上最強大的陸上勢力，有它作為盟國，對于英美兩國都是有利的。其實，只要它自己不打算在歐洲邊緣地區樹立霸權，蘇聯將是保衛和平最有效的大陸根據地。”基辛格對俄國這種地緣政治優勢不無羨慕地評價說：“要不是俄國，拿破侖與希特勒幾乎篤定可建立世界性的帝國。因此俄羅斯對歐洲具雙重意義，既是均勢的威脅，又是均勢的關鍵國之一，對均勢很重要但又不完全屬于均勢。”與俄羅斯陸權平衡杠桿相對應的是英國，英國自從占領印度后，便在印度洋扮演起通過海權平衡歐洲地區和亞洲地區的角色。馬漢在1900年寫的《亞洲的問題》一文中說：俄國至今的領土推進是在一代人的時間內完成的。它在中亞的楔入點是在波斯與阿富汗之間，對此應想到，通過波斯更遠地挺進至波斯灣對俄國來說具備誘人的便利條件。同樣的活動也可在大陸的另一端進行，俄國在跨過滿洲直抵旅順港方面已取得較大進展。于是，在東西兩端，俄國都表現出了無怨無悔的熱情，它的表現不是時有時無，而是輕松自如的。出于自然法則與種族本能，俄國正努力在地理上倚托東西兩翼向南推進，而前進的中心地帶就是阿富汗山地及多沙漠的東突厥斯坦與蒙古地區。即使有心，也不可能對上述地區之內的俄國行為及其在不同地段間的相互呼應進行干涉。就自然與政治境況而言，上述地帶的漫長并非俄國的弱點，因為它的擴張中心并不能被擊碎。如果確實要施加限制，也只能針對上述地帶的側翼或由此向內進行。
與此相對應，英國借助印度也起到了遏制俄國和平衡歐亞大陸的戰略力量的作用。馬漢說： 北和南在邏輯上是相對的，所以可以推測，和俄國從北邊進行的擴張相對應的是來自分割線以南的擴張。……印度由于距離的地形最適合于被用來對中亞發揮影響或對俄國擴張線的前沿采取行動。
本質上，印度對英國并不僅僅是一個基地的價值，它相對于中國與埃及的中心位置也適用于澳大利亞和好望角，這樣，對于其他殖民地對英帝國聯邦的支持，印度起著協助集中的作用。就印度與其他亞洲問題的相關性而言，它也不是毫無保障。獲得緬甸使印度得以將邊界向東推延，從而避開喜馬拉雅山脈，打開了向長江上游地區及中國西部省份施以政治和商業影響的通道。在海上，這邊的海峽殖民地和香港以及那邊的亞丁和埃及象陸上據點一樣發揮著巨大作用，有力支持了英國在東西兩個方向上的海上經營。在廣泛的意義上，這種經營是針對于亞洲分割地帶，或者說是南北力量的爭鋒地帶的側翼。
可以說，英國和俄國在亞洲的領土擴張構成了當前的地區背景，不僅英俄和平的或武力的行為是以此為根據，其他國家的防御或進攻行為也以此為基礎。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蘇聯崛起，蘇美矛盾上升。為了遏制蘇聯的戰略需要，美國尼古拉斯·斯皮克曼教授修正了馬漢和麥金德的學說，提出陸緣地帶（亦稱“邊緣地帶”）理論。1944年出版的《和平地理學》中，斯派克曼認為麥金德過分夸大了歐亞大陸心臟地帶的作用，實際上包圍著心臟地帶的外緣大陸地帶如中國、印度、巴爾干、法國等擁有大量的人口、豐富的礦產資源和農業資源，而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自然環境比較嚴酷，人口稀少，所以他認為主宰世界的關鍵地區不在心臟地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對麥金德的那句戰略名言提出挑戰，他說： 這個帝國（蘇聯——筆者注）在尋求通往海上的途徑時，在19世紀發現它的出路被擴張到歐亞沿海地區的不列顛海上勢力所攔住。不列顛帝國的地位建立在從海上包圍歐亞大陸的基礎上，這種包圍是由它的海軍控制著周圍海道來維持的。這種地位可以由于大陸沿海地區出現一個競爭的海上勢力或由俄國的陸地實力侵入到沿海地區而受到威脅。
歷史上的陣營總是某些邊緣地區的國家和大不列顛對抗另一些邊緣地區的國家和俄國，或者是大不列顛同俄國一道對抗一個統治邊緣地區的強國。麥金德的名言：“誰統治了東歐，誰便控制了心臟地帶；誰統治了心臟地帶，誰便控制了世界島；誰統治了世界島，誰便控制了全世界”，是錯誤的。如果舊世界的強權政治需要一個口號的話，就必須是：“誰支配著邊緣區，誰就能控制歐亞大陸；誰支配著歐亞大陸，誰就掌握世界的命運。”
值得注意的是，與麥金德不同，尼古拉斯·斯皮克曼不僅看到俄國與海洋國家矛盾的一面，也看到可以合作的一面。他認為海洋國家可以借助俄羅斯在歐亞大陸兩端的平衡作用，主張美國和英國兩個海上邊緣國家聯合位于陸上“邊緣地帶”的蘇聯共同維護戰后世界和平，認為“為了獲得大陸的支援以對抗邊緣地區勢力的威脅，與大陸心臟地帶的俄國勢力結成聯盟是明智的”。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在其名著《和平地理學》結尾時更是強調：目前我們正期待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新的和平。由于地理因素繼續在起作用，所以根本問題仍然沒有改變。歐亞大陸上的均勢是我們目前作戰的目標之一，建立和維持這種均勢將是我們在戰爭勝利后的目標。所以，為了美國的利益，我們仍要繼續同那些設法阻止邊緣地區結成一體的強國合作。世界其他兩個巨大的強國——俄國和大不列顛——也會感到它們的安全由于歐洲和亞洲建立了某一個霸權而受到威脅。因此，這三個國家可以為建立一個有效的安全制度提供基礎。既然這三個國家沒有一個能夠單獨地和孤立地對抗世界的其余部分，那么它們的合作將有利于它們自己的最大利益。
只有地區破碎才能出現“均勢”，斯皮克曼所謂的“均勢”，說白了就是讓多種力量對等的對手在相互牽制中動彈不得；而只有借助環繞于歐亞大陸的如英國、蘇聯等邊緣大國并與其建立聯盟，美國才能達此目的。這是與麥金德理論不同的地方。麥金德理論是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總結，而斯皮克曼理論則是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蘇合作成功解決世界難題后的理論總結。為什么歐洲從意大利和德意志南北交接的中間區域開始破碎？這與中世紀歐洲社會的政教二元沖突的歷史有關。公元3世紀基督教在羅馬帝國衰落后在歐洲迅速興起，借助意大利在歐洲世俗王權之外形成了另一個政權實體。與世俗王權一樣，它在世俗王權之外也有完整的稅收、法庭、軍隊和領土主權權利。由此便形成了宗教教權與世俗王權爭奪歐洲霸權的斗爭，斗爭表現最激烈的地方就在意大利北部和德意志南部的交接區域，南北雙方相互通過肢解對方領土來擴張自己的勢力，這樣便在這一區域形成“破碎基因”，并由此擴張為歐洲的地緣政治特征。這一特征讓英國大獲其利并因此主導了世界近代史：英國從教皇那學會了用肢解版圖或者制造“均勢”打擊對手國家和控制歐洲繼而世界的策略。海權理論的先驅者艾爾弗雷德·塞耶·馬漢說：“均勢因素是打開1500年至1800年間的歐洲近代史的鑰匙。”但是，破碎并不是歐洲板圖的原貌。歐洲在羅馬時期的整合程度甚至比同期的中國還高。羅馬從建立共和國到西羅馬帝國于476年滅亡的九百多年間，歐洲基本保持在羅馬帝國的法統之中，羅馬帝國控制著包括地中海在內的歐洲主要地區；而此間中國正經歷著從戰國到隋朝的歷史，其間不知有多少個法統，也不知有多少次破碎，并且都是對稱型破碎。有意思的是，隋朝之后，歐洲與中國的地緣政治形勢發生了逆轉，中國曾出現的“五胡亂華”的形勢轉入歐洲：中國的版圖越來越大，統一性也越來越強，而同期的歐洲卻越來越破碎。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為歐洲在同一時期出現了政教二元沖突。基督教與歐洲王權爭奪的太激烈了，保羅·肯尼迪在其名著《大國的興衰》一書中對此有形象的比喻，他寫道：“羅馬陷落后任何時期繪制的地圖，看起來都像一塊用雜色布片補綴起來的被單，這塊被單的圖案每個世紀都可能不同，但從來沒有一種單一的顏色可以用來標明一個統一的帝國。”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為什么要打倒教權，支持王權，就是因為當時的知識分子看到了歐洲二元對立導致的地區破碎帶來的危害，他們贊揚中國的原因也是因為中國的統一性。文藝復興時偉大的思想家阿利蓋利·但丁預見到這一結局，他在《論世界帝國》一書中說：“一個內部互相攻訐的王國必遭毀滅。”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說得干脆簡潔，他說：“普世教會乃是導致大一統國家衰落的社會毒瘤。”湯因比與但丁生活的年代雖相差六百五十多年，但后者所說的話幾乎就是前者的同義反復。（四）中國革命的勝利阻止了亞洲地緣政治歐洲化的進程近代以來，西方人來到遠東后其目光便盯上中國，他們知道要征服亞洲必先征服中國，因中國太大而無法征服，于是將中國版圖進行歐洲式的改造則是他們思考的問題。艾爾弗雷德·塞耶·馬漢早就提醒西方列強注意這一點，他在論述完長江對中國政治的影響后說：中國的統一或分裂不是由人事先規定的，但是政治家需要考慮到這兩種情形。
如果以長江為中國政治地理版圖南北的中線，那么，一旦中國從長江南北分裂，中國繼而亞洲大陸就會像歐洲那樣出現對稱型破碎：先從中心兩端如云貴和江浙地區分崩，然后再從中間武漢地區離析并導致中國出現歐洲式對稱型破碎。如果中國分裂，亞洲的整合就永無希望。如果不能分裂中國，那削弱亞洲的方法就是在中國之外鼓動形成可與中國抗衡的政治力量并由此構成與中國對稱的大板塊。試想當年越南如果兼并了柬埔寨和老撾，在東南亞形成一個大板塊——這相當于西班牙；再試想此前如果日本把東北從中國版圖割裂出去，在東北亞形成另一個大板塊——這相當于德國，那樣的話，我們中國在亞洲就轉入類似 “法國”在歐洲的形勢了。如果按物理學“兩個矢量的夾角越大，其合力越小”的原則，這三個對等“矢量”的對沖就會大大降低亞洲的合力。果真如此，歐洲843年后的破碎形勢就會降落亞洲，亞洲也就沒有任何前途和希望了。歐亞歷史比較說明，地緣政治的大一統產生的更多是正能量，而地緣政治的破碎產生的多是內耗式負能量。正是因為進入中世紀后的歐洲版圖長期保持著破碎尤其是對稱型破碎性質，歐洲失去了很多機會。歐洲的內耗使美國在19世紀60年代完成了國家統一，并在此前后從法國及俄羅斯手中購得了路易斯安那（1803年）和阿拉斯加（1867年）。1900年，歐洲擴張已覆蓋遠東并迫使中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丑和約》，但在1914年歐洲發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在中國的西方殖民勢力為此撤回歐洲參加戰爭，這使得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迅速崛起、推翻了清王朝并成功地進行了統一中國的北伐戰爭。同樣的道理，西方人要擊敗中國的前提也是讓中國回到與歐洲大陸相同的破碎版圖，至少也要讓中國回到“五胡亂華”的時代。日本人就是這樣，20世紀三四十年代，它從中國東北、華北、華中剝離出若干個傀儡政權，抗戰勝利后，蘇聯和美國又背著中國搞了個“雅爾塔秘密協定”，要將中國一分為二。對此，毛澤東洞若觀火。1948年12月雷潔瓊先生曾隨團受邀來到西柏坡，她問毛澤東怎樣看待“劃江而治”？她回憶說：毛主席笑了，笑聲很爽朗，很感染人。毛主席說，美國和蘇聯立場雖然不同，但在這個問題上都是站在他們各自的利益上給我們增加壓力，用軍事實力、政治實力形成了一種國際國內輿論，一種暫時性表面化的社會基礎。這就是從表面上看、暫時性看問題，不顧一切代價追求“和平”，而不管這種和平能不能長久。決定國家大事，應該從國家和人民的長遠利益、根本利益考慮問題。為了一個統一的新中國，我們中國共產黨必須透過現象看本質，放棄暫時抓長遠，將革命進行到底。如果不是這樣，搞什么劃江而治，將后患無窮。在中國歷史上每一次分裂，再次統一都要很長時間，人民會付出好多倍的代價！事關舉國長遠大計，我們共產黨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場，看得遠一點，不受其他國家的影響。
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人依靠人民的力量斷然過江，將中國統一起來了。多年后李宗仁也對自己當年堅持與共產黨“劃江而治”的行為作了深深的悔罪，他說：如果美國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長江和毛澤東劃分中國，中國就會陷入象今天的朝鮮、德國、老撾和越南同樣悲慘的局面了。南部政府得靠美國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蘇聯鼻息，除各樹一幟，互相殘殺外，二者都無法求得真正之獨立。又因中國是六億人的大國，這樣一來，她就會陷于比前面提到過的三個小國家更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創傷則恐怕幾代人也無法治好了。如果這種事情真的發生了，在我們敬愛祖國的未來的歷史上，我會成為什么樣的罪人呢？
事實確實如此。如果當時中國不管是以長城還是以長江為線被分成兩部分的話，那么今天我們什么都不要談了，甚至到汶川救災都去不了，因為還不知這中間要越過多少個“國家”，需辦多少“簽證”。1948年美國和蘇聯在分割完歐洲后便轉向中國內戰，他們都以不同形式地支持國共劃江而治。當時東北朝鮮半島已經一分為二了，西南印度版圖也分出一個巴基斯坦，都算是所謂“和平樣板”。美蘇也誘使中國走朝鮮和印度的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堅持統一，沒有走他們的路，我們今天才有了一個有大版圖的完整國家。這對我們的未來是基礎性的地緣政治資源，有了這份資源，中國未來的其他問題就好解決多了。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不久就告訴我們：“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這是我們的事業必定要勝利的基本保證。”太平洋戰爭結束后，亞洲出現大變局，東北亞分裂、南亞分裂，只有中國南北反倒統一，由此看，目前亞洲圍繞中國大板塊的地緣政治不對稱破碎造型，既是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插手干涉的結果，也是中國人民和亞洲人民一道自覺奮斗爭取的結果。可以設想，如果沒有后者的奮斗，今天亞洲版圖就很可能成了歐洲那樣看起來象是用“雜色布片補綴起來的被單”。結構決定性質，骨架子散了，只有任人欺侮。所以中國1979年的對越自衛反擊戰，不僅對中南半島和平而且對整個亞洲的和平是有大貢獻的。柬埔寨是保障中南半島和平的支點力量。歐洲崛起并擴張到遠東后，包括印度在內的印度洋地帶和中國的周邊地帶都被歐洲殖民者人為地粉碎了，這樣的后果對于這些國家和人民都是不幸的，但不幸中的萬幸是它造成亞洲以中國為中心和主體的不對稱破碎地緣政治形勢，這客觀上將中國推到亞洲政治的主體地位。這樣的地區版塊結構有利于以中國為中心和主體的東亞合力的形成，也使亞洲避免了歐洲對稱型破碎帶來的無限內耗的惡果。地緣戰略是類似“搭積木”的學問，使國家間的版圖搭配有利于和平的主體構建。和平的前提是主體和平，這個主體在亞洲就是中國。中國穩，則亞洲穩，穩定的主體才能產生地區和平。不然就不能解釋兩次世界大戰為什么率先在歐洲爆發。國際政治就是這樣，所以我們學習地緣政治，要抓住關鍵點：沒有關鍵點，就沒有主要矛盾，就沒有政治。毛澤東說：“中國是亞洲的重心。”越南原國防部長范文茶形象比喻周邊國家與中國的關系說“天堂很遠，中國卻很近”。有的同志會問，看看地圖，印度、埃及也都是大國？但此大國非彼大國也。大家知道，英國人到印度之前，印度就是非常破碎的國家，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地方割據勢力把持著和分割著國家政治。1857年英國占領印度后，為了長期控制印度洋的需要，印度各地才被英國統治者強行粘合起來的。英國人那個時候不得了：1840年打敗了中國，1857年同時向中國、印度開戰，這前后還發動了三場試圖征服但最終失敗了的阿富汗的戰爭。英國為了控制印度洋，需要一個大板塊的印度，但為了長期控制印度，在給它縫了一張完整的大“皮”后又將印度（埃及也是一樣）的骨胳、內臟和靈魂都給拍碎了。首先，民族的統一靈魂碎了。大家如果有機會可以到印度去看看，那里神廟特別多，神多民弱，民弱國弱，只有統一文化和精神的國家和民族才可以強大。在印度，所有制復雜、種族復雜，這都是英國人有意識以“民主”“多元”“包容”的名義保留下來的。其實，美國民族問題最復雜，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為了防止德國人竊聽，美國軍方用很土的印第安語通電。但美國從來不強調這些，只說他們是一個民族，說的是一種語言即英語。西方人贈給印度的桂冠是“種族博物館”，可對本國同類現象卻從不加以渲染。他們不僅不鼓勵而且是盡量減少和弱化本國民族的多樣性發展。“美國的語言教育，尤其是針對移民的語言教育發展所詮釋的是‘同一面旗幟，同一種語言，同一個國家’的理念”。英國人在削弱印度人的民族統一性、強化以英國為中心的殖民性的同時，還力圖削蝕印度民族的戰斗性。英國人推出甘地，封甘地“圣雄”稱號。甘地確有許多好的思想，但英國人則重點突出其“非暴力、不合作”的主張。如果大家還以為這是偶然的巧合，那大家再看看同期英國人統治下的南非和英國人推出的曼德拉。曼德拉也被封為“和平斗士”，英國人對這些“斗士”經過無害化處理后，便對壓迫者有了既好看又實用的作用，但對被壓迫者而言，他們就成了有害的精神鴉片了。2000年我去印度尼赫魯大學訪學，校內各系前貼滿了“大字報”，被挑起的種族問題越來越復雜，什么事情都干不下去。加上印度不像中國經歷過徹底的社會革命，獨立后從封建主義、殖民主義到資本主義的所有制為獨立后的尼赫魯政府照單全收，尼赫魯接到手中的是一個誰也動不了、什么也不能動的“復雜”國家。英國對印度的殖民統治是將印度統一民族的骨胳、內臟和靈魂都拍碎后完成的：從封建的、殖民主義的到獨立后的資本主義的所有制、意識形態全被保留且不可動搖。尼赫魯在英國的支持下和平取得政權并使印度獲得獨立，這樣的結果有一個好處就是革命成本低，但后遺癥也很大，就是誰都得罪不起，巨量的私有權保留了下來，治理成本極大。對印度來說，所有制越復雜，產權越明晰越細致，歷史包袱越重，國家就越發展不動，越容易被人操縱。與中國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結果不同，印度獨立后其經濟的“生產?流通?消費”的雙向循環過程要經歷很復雜的利潤或利益的所有制分割。印度政府動輒就要給龐雜的私有產權償付大量租金，國家的投資往往因私有產權的大量預先截留而事倍功半：錢投資到生產中，經過資本家、地主和英國殖民者的產權截留，最終到生產者手中就所剩無幾。1960年8月22日，尼赫魯在人民院中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印度“一五”“二五”計劃期間國民收入增加的42%，這些增長的收入都到哪里去了？為此，1960年10月他指定一個以馬哈拉諾比斯為首的委員會，要求調查印度社會經濟活動所造成的“財富和生產手段集中的程度”。1964年2月，委員會提出的報告，指出：“計劃經濟的執行造成了印度工業中大公司的增長。公營機構如工業金融公司、國家工業發展公司等提供的貸款促使印度工業中私營部分，特別是那些大公司的增長。”1964年4月印度政府再次指定一個以最高法院法官Ｋ.C.達斯·古普塔為首的壟斷調查委員會，次年10月委員會提出報告并得出結論：70家印度最大的壟斷財團（其中包括16家外資控制的壟斷財團）在工業壟斷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這70家壟斷財團共壟斷588種產品，占調查的產品總數（1298種）的45.1%。其中占首位的是塔塔財團，其次是比爾拉財團，再次是帝國化學工業公司（英資控制）、薩拉巴伊財團等。委員會通過對2259家印度主要公司的所有權分析，初步確定了印度經濟中帶有壟斷性的83個企業集團。又把其中總資產超過5000萬盧比的75個集團列為印度最大的壟斷財團。這75家財團總共控制了1536家公司，其全部資產為260.595億盧比，全部實收資本約為64.632億盧比。它們在印度25661家全部私營公司總產（555.15億盧比）中占46.94%，在實收資本總額（146.54億盧比）中占44.1%。最后委員會得出結論指出印度政府為國家迅速建立工業化制訂的計劃經濟“被證明是導致（經濟）進一步集中的一個令人信服的因素”。私人壟斷經濟的發展，導致社會勞動成果日益為私人企業所截流甚至壟斷。土地改革的徹底性是由不同性質的社會革命造成的不同發展結果的根本性的原因。中國獨立自主的社會革命的成功使其可以通過土地改革徹底打破封建和官僚買辦的剝削生產關系。“到1952年底，除一部分少數民族地區及臺灣省外，全國廣大新解放區的土地改革已基本完成。”1956年中國基本上完成了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參加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農戶占總農戶的96.3%。農村中的封建剝削關系基本消滅。隨著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整個社會的生產關系只剩下最簡單的全民和集體兩種所有制。依靠復雜的產權關系寄生于社會生產之間阻礙社會勞動成果直接反哺社會勞動者的產權交易費用基本消除，農民債務更是不復存在。在徹底廢除勞動與勞動成果之間的剝削環節后，勞動成果得以直接反哺勞動者和用于國家基本建設的安排。印度土改始于1953年，這一年中央政府建立了中央土改委員會，由計劃委員會成員和內務部長、糧食部長組成，作為土改指導機構。土地改革有兩個主要目的：一是消除土地所有制結構中阻礙農業生產的因素；二是使作為生產資料的土地直接與勞動者結合，創造條件使農業經濟實現高效高產。土改內容包括三方面，分兩階段實施。與中國20世紀20年代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黨注意到但無法解決農工問題的原因相似，尼赫魯國大黨也看到了徹底的土地革命對于印度的未來具有關鍵的意義。但是，由于國大黨本身所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資本家利益，以及由大地主大資本家階級占據的議會席位形成的對尼赫魯政府的制約，這使國大黨政府，即使有再好的政治設計，也無法實現。中國國民黨蔣介石政權由于基礎是建立在封建官僚買辦的支持之上，即使早就認識到土地問題的重要性也無法在中國大陸進行徹底有效的土地革命，與此同理，印度國大黨推行土地改革30余年，最終不得不以“具有雷鳴般的熱情”開始，而以“沒精打采”的結局告終。我們看到，正是發生在建國之初的由不同的社會革命導致的不同的資源“初始配置”即“土地改革”模式，鑄定了印度──相對于中國而言──先天不足的“經濟胚胎”，這種“經濟胚胎”的先天的和致命的病因在于國家經濟基礎即民族市場在其中得不到充足的利潤反哺，并因此不能形成充足的支撐經濟發展的購買力。正是由尼赫魯土改“豆腐渣”工程在印度國家生命體中注入的先天特性的“病因”，致使印度在半個世紀的發展落伍于中國。筆者根據上述對印度結構式的考察和深入的理論分析，在拙著《印度國家發展潛力及其評估——與中國比較》一書中，曾對印度的未來前景作出的評估，與尼赫魯“銷聲匿跡”的預言相近似。現轉錄于下：
1．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統治斷送了印度中世紀文明的發展進程，卻沒有給印度人帶來自主型的——相對于拉美式的——資本主義的近代發展進程。在生產分配領域，英國人在沒有消滅舊的封建階級的條件下，又給印度送來了新的國民財富的截流者即殖民統治官員。印度獨立后盡管廢除了服務于殖民統治的柴明達爾制度，但卻變相保留了其他封建地租食利者階層，并在此之外又新增了民族資本家階層。在國內市場日益萎縮的條件下，資本家及新興有產階層中新增出了為國際資本服務的買辦階層。這些階層隊伍如此龐大以致他們利用私有權瓜分印度年度利潤之后，社會生產者主體即勞動者階層所得無幾。由此而言，除了主權歸屬不同，印度獨立后所建立的只不過是殖民地時期的金字塔利潤分配結構的變形。這種結構既斷送了印度在二戰后進入蘇聯、中國等國家自主型社會主義道路的可能，也斷送了印度在全球化時代進入英美等西方國家自主型資本主義道路的可能。經過50多年的痛苦掙扎性選擇，當代印度實際上已不情愿和半推半就地滑入依附于國際資本的拉美式的發展慣性之中。印度已成為拉美模式在亞洲的另存形式。
2．印度獨立以來形成的社會結構既阻礙了生產力可持續性發展，也削弱了印度國家發展的可持續潛力。如果將印度的國家發展潛力分為表現為存量的自然資源潛力和表現為變量的高效利用這些資源的能力潛力。與中國比較，印度的國家發展潛力只具有自然資源存量優勢，而缺乏高效利用這些資源的國家能力的變量優勢。中國相對于印度的發展優勢主要體現在后一方面。由于中國擁有良好的運用其自然資源的政治經濟結構及由此產生的高效能力，在可見的將來印度要贏得相對于中國的發展優勢是不可能的。
3．但上述兩點結論的確定是有條件的，即只在當代中國已確定的社會主義制度參照系和當代印度已確定拉美模式的坐標系中，上述對印度的評估結論才是成立的。由此，我們進一步推導出的結論是：鑒于印度自然資源尚未大規模開發，并對中國保持著相當的后發優勢，如果未來中國發展自覺或不自覺地走上具有拉美特征的印度發展道路，并由此形成拉美式的社會經濟結構，那么，中國的發展將會落伍于印度。
4．最后，對印度的國家發展潛力的評估不能不考慮印度議會體制對印度未來的影響。這一點使目前“印度熱”中的所謂“自由派”人士甚為樂觀，而筆者的評估結論則是非常悲觀的。從“減震”的角度考慮，尼赫魯留給印度的“民主體制”不僅使政府失去效能，同時也使“人民革命”失去效能。這正如英國殖民統治留給印度的“議會體制”既瓦解了印度知識分子，也瓦解了印度勞動者的反英民族革命的后果一樣。印度這種體制的“減震”作用既留給了印度政府解決問題的時間，同時也增加了印度政府解決問題的難度。從這個意義上說，如無“猛藥”根治，議會制度的“減震”作用，對具有結構性危機的印度國家所產生的后果，不會是迅速崩潰，而只能是緩慢衰落，乃至——鑒于印度所處的非常敏感的世界海權地緣中心位置——瓦解，并且是在印度人不知不覺中瓦解。
理解這些，也就理解為什么尼赫魯對印度未來出現“銷聲匿跡”的可能如此擔憂。一個中心曰“忠”，兩個中心曰“患”，這反映了中國人對于統一性的認識。“貧”字在中國文化中與“弱”相聯，貧，非不富矣，分貝是也。凡事只要一分，就沒希望了。這是中國人的整體認識論。目前中國的一些所謂“普世派”想將中國改造成小國寡民，像瑞士那樣的國家，果真如此，那真是中國的災難。你看看歐洲中世紀內耗成什么樣子了，版圖變化就像五彩斑斕的破畫布。歐洲人現在意識到這一點了，其統一速度在加快，其整體性加強了；而在中國和印度，西方人卻鼓動那些不靠譜的“公知”們誘導他們的國家走歐洲曾走過并帶來巨大災難的“威斯特伐利亞”老路。《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之前，與中國戰國時期至少名義還有周天子共主的情形相似，歐洲大陸當時至少名義還在“神圣羅馬帝國”法統下，之后即變成幾十個擁有對等主權且力量相對均衡的政治格局——有幸中國因秦王朝的建立避免了這一結局。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以對等主權共存的形式破壞了中世紀歐洲至少是形式上存在的統一性，并使歐洲實質性地陷入碎片化時代——這是兩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的制度性原因。中國一些知識分子只看到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國際關系民主化，但沒有看到它也是近世以來西方動亂的溫床的一面。此后歐洲國家間可以不顧以往類似中國戰國時期的那種哪怕只是情面上的宗法維系而理直氣壯地發動戰爭——這些戰爭最后將歐洲國家尤其是英國推向印度洋及以此為基礎的世界霸權。美國總統尼克松為美利堅民族做出的最卓越的貢獻是，成功使美國擺脫越戰并與中國修好，但他為此付出的代價也是巨大的，對美利堅民族而言也許是致命的：他宣布放棄美元的金本位而將美元直接與國際石油掛鉤。于是，原來可以支持美元堅挺的美國工業——哪怕是軍工產品，徑直變成了脫離國民勞動且遠離本土的資源產品即國際石油。這樣，美元的堅挺就要靠國際大宗消費品石油的采購以美元結算來保證。從勞動形態上說，今后支持美元的就不是國民勞動而是國家對外戰爭。現在回頭來看，尼克松在挽救美國的同時卻又更深地傷害了美國：他使人民離勞動更遠，離戰場更近；為華爾街國際資本而不是為美利堅民族利益到世界各地打仗成了美國國家的“生產方式”和美國國民的“生存方式”——這種生存方式合乎邏輯地將美國開戰方向引向印度洋北岸地區尤其是波斯灣油氣資源豐富的地區。就其對印度洋的掌控的深度而言，今天美國——盡管霸權野心有增無減——遠不如當年英國。原因是當年的英國是工業國家，而今天美國是個由華爾街統治的金融國家。今天的美國已沒有自己的工業了。實體經濟尤其是其中的民生工業和農業在金融資本繼而軍工資本的擠壓下受到重創。民生工業和農業是國家的腎，美國汽車工業城底特律的倒臺說明美國得了“腎衰竭”，美國的“腎功能”被華爾街大亨們毀了。沒有“腎功能”就不能造自己的“血”，這就是國家金融。今天美國金融的主人不是民族國家，而是華爾街金融寡頭。美國“腎功能”都沒了，其前景岌岌可危。奧巴馬不愿再打敘利亞，因為美國實在打不動了。但華爾街不同意，于是他可能受一百年前那位智利公使說的“各國國會的主要功能之一是要事情做不成”這句話的啟發，推說要有國會批準，這讓華爾街不高興，華爾街的美元得靠中東石油撐著，既然白宮戰略東移拿不下中國，那奧巴馬就還得返回去拿石油。奧巴馬若不打敘利亞，那華爾街就不給你“發工資”，很快美國白宮便遇上“財政懸崖”，行政各部也隨即關門，以至奧巴馬連“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峰會都沒錢參加。所以說今天的美國真的不能與當年的英國比。垂死的人，會更瘋狂、更殘忍、更兇惡；就美國而言，對第三世界尤其是位于印度洋的第三世界大小國家更具危險性。（未完待續；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修訂發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