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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濤:張文宏,該說還是不該說?
點擊:  作者:汪濤    來源:純科學 微信號  發布時間:2021-08-16 09:21:54

 

 

20世紀70年代吹捧美國是遠見卓識。

20世紀80年代吹捧美國是視野寬廣。

20世紀90年代吹捧美國是知道常識。

21世紀00年代吹捧美國是陳詞濫調。

21世紀10年代吹捧美國是戰略忽悠。

21世紀20年代吹捧美國是不合常理。

21世紀30年代還在吹捧美國是讓人鄙視。

 

一、 該捧還是不該捧

 

張文宏最近因20217月底的一篇長文引起軒然大波。但是,爭論的雙方都沒有切中要害。我在前面發中美關系文章時只是順帶提到相關問題,但沒想到太多網友留言討論這個話題。因此就追加一篇文章專門澄清一下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可以說,張文宏引起這么大爭議主要是三個方面原因:

 

1他該不該吹捧美國。

2對一些并非他專業范圍的問題發表了很多比較隨意的看法。

3直接引發這次爭議的文章提到的完全開放,與病毒共存的觀點是否合適。

 

本文就來一一解讀。

 

首先我們來看,他對美國醫療和抗疫的看法,基本上可以用不管結果是什么,都高度吹捧來形容。如果僅僅有人說美國好,就批評人家顯然是不妥當的。戰忽局的張局長也說過很多比較肉麻的吹捧美國的話。比如他說:即使人家美國軍力完全停止發展20年,中國也不可能追得上。那為什么不批評張局長而要批評張醫生呢?這有幾個方面的本質區別:

 

首先是時代的不同,在不同歷史時代吹捧美國是差異巨大的。隨著中國社會的快速發展,我們與美國的差距在迅速拉近,并且開始呈現反超局面。當然,三人行,則必有我師,即使在總體上全面超過美國后,所有國家當然也包括美國,還是有很多值得我們尊敬和學習的地方。只是這種尊敬和學習,需要與時俱進,符合歷史時代的客觀現實。當然,在中國成為世界領導者之后,需要具備一個能力,就是可以在不如自己,甚至差很遠的人身上發現可以被學習的地方。否則就很容易陷于停步。

 

第二個方面是領域的不同。兵不厭詐,在軍事問題上就是要真真假假,虛虛實實。所以,戰忽局的張局座無論怎么說都沒問題,甚至這就是人家的專業和職責所在。但是,防疫是一個人道主義的事業,即使我們與美國政治上有爭議,在防疫的問題上也不該去公然地忽悠和欺騙美國。明明美國的防疫差到極點,硬要說他高明到世界第一,醫療科技是世界上最好的,他的所有措施都是很英明的,中國比美國差太遠。作為一個醫生難道對美國60多萬人的死亡完全無動于衷嗎?如果不太方便說,最多含糊地講下,美國的醫療科技本來是很發達的,可能他們有他們的考慮,這還可以理解。但過度地吹捧美國顯然是不客觀的。張局長可以忽悠,但張醫生不能,在防疫的問題上對任何人都不該忽悠,無論我們喜歡還是不喜歡美國都是如此。

 

第三,真話還是僅僅聽起來感覺像真話。很多人認為張文宏敢于講真話,但我們要知道一點:真話聽起來感覺像真話,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真正的真話,往往是大多數人不太好理解的,這就叫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里。而聽起來感覺像真話,這是只要迎合大多數人的觀念就可以了。張文宏確實講了很多真話,這個我們要客觀看待,但也有很多只是聽起來感覺像真話而已。簡單無度地吹捧美國,就是一種聽起來感覺像真話的內容。講一些無邊無際非專業的話,也會聽起來感覺像真話。張文宏的確很有語言天分,很會講話。當然,如果只是這么說還遠遠不夠。因此,下面我們會深入地,從專業角度分析一下他說的某些話問題所在。

 

二、 專業還是不專業

 

毫無疑問題,張文宏是一個專業的醫生,在他個人的專業范圍內,其專業性是不需要過多質疑的,或者說不需要我們去質疑。有人提到張文宏個人并不是流行病專業,但是,在醫學的范圍內,即使不是本人大學里的專業,只要你去學習并從事相關的工作,也會很快掌握相應的知識,只是深度多少的問題。真正在工作中從事的完全是自己在大學里學習的專業情況是不多的,絕大多數人的實際工作性質,都會與大學里的專業有一定偏差,甚至完全改行。當然,在醫學領域改行的難度要遠遠大于其他領域。對這種細節專業區別,我們并不想去過多討論。

 

但是,張文宏的知名度在去年與疫情同步爆發后,邀請他演講的場合非常多,有專業單位、政府機構、媒體等。很自然地,人們會問他各種各樣的問題,尤其是大多數提問的人是非專業的,常常超出或遠超出張文宏個人在大學研究的專業,甚至工作專業范圍,這對他個人會帶來巨大的挑戰。問題就在于,他并沒有很好地應對這個挑戰。

 

例如,很多問題是涉及到疫情與宏觀經濟的關系問題,疫情的發展與投資策略問題,疫苗的研發和產品質量,醫療器械和防疫物資等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需要跨學科的研究支撐才能給出準確的答案。

 

不能說張文宏就不能回答這些問題,但是,他必須在首先進行了精準跨學科的深入研究之后,才能去準確回答這些問題:要么是作為一個醫學家去研究經濟學,從而獲得防疫經濟學研究的結果。要么是一個經濟學家,從經濟學角度出發去研究疫情,從而獲得經濟防疫學的研究結果。但是,張文宏顯然沒有對經濟學作過什么研究,就對相關問題隨口給出非常自信的意見。例如,如果不開放就會發生經濟危機,經濟危機了死的都是窮人。但凡懂些經濟學的人一聽這種話就明白,這是根本就沒讀過任何經濟學文獻的、非常不專業的、想當然的信口開河。這種話在私下里作為外行說說是可以的,但在正式的場合信心十足地講這種話,顯然是非常不專業和不負責任的。現在的事實是:中國出口額在疫情中暴漲。宏觀經濟的變化涉及到的因素太多太復雜了,其實每個專業領域都是如此,怎么可能只是因疫情的某種簡單處理差異,就肯定會引發經濟危機,并且死的都是窮人呢?問題不在于這個觀點的對錯,而在于什么情況下會發生經濟危機,經濟危機到什么程度會帶來什么樣的結果?經濟危機到什么程度才會死人?張文宏做過經濟學的數學模型研究嗎?有具體數據嗎?或者參考、引用過哪位經濟學家的研究和數據?作為一個醫生為什么有信心認為這個研究的結果是可信的?任何經濟學的專業研究都沒有做過,怎么就能在正式場合隨口發表這么信心十足的,有關疫情經濟學的相關意見呢?

 

即使在醫學范圍內部,表面看起來,作為醫生似乎應該對所有與醫學相關的知識都懂,事實上并不是這樣的。考古學家可能會廣泛用到碳14測年法,熱釋光測年法,虛擬探方技術等。但對相關技術和產品,考古學家們基本上都是純粹的外行,這些技術是完全屬于其他專業范圍的。人們在防疫中大量用到核酸測量技術,如PCR,還有呼吸機等醫療器械。醫生們只是這些產品技術的用戶,但這些卻完全不是他們的專業范圍。他們與這些技術的距離,就如同他們和汽車專業的距離是一樣的。大多數醫生都會開車,但這不意味著這些醫生就懂汽車專業,會開車、會修車和會造車是完全不同的專業概念。所以,張文宏說在醫療技術領域,中國用的都是國外公司的產品技術,本身就是外行之見。他不是這個領域的專家,就如同他不是汽車領域的專家是一樣的。你可以對某種車的駕駛體驗作為一個用戶發表一下看法,但千萬別以為有了這么一點點使用體驗,就認為自己是汽車領域的專家,甚至是會造車的專家。

 

那么,這個問題該如何解決才合適呢?我的朋友袁嵐峰在這方面就做得就非常好。他本人是化學物理學專業的,作為科普專家,其科普演講和文章中涉及的專業范圍非常廣泛,遠遠超出他本人的專業范圍。但在涉及超出其專業范圍的問題時,他都大量征詢了相關專業領域的專家意見,并且在演講或文章中明確提到這不是他的專業范圍,甚至直言他是外行,是與他的朋友某某交流后認為……。他在諸如通信、芯片等領域的專題要進行演講和出科普文章時,就時常與我提前進行交流溝通,并且在文章或演講中明確提到與他的朋友某某進行過交流,甚至很專業地把他人的文章鏈接注明上。你只要研究過,與專業的人員交流過,并且學習能力很強,就沒有什么專業領域是絕對不能涉及的。尤其是現在中國特別需要跨學科的研究,相關的跨學科專業方法就顯得非常重要。

 

可以說我的研究范圍是全科型的,涉及科學的所有領域。但我在每一個介入的領域都是非常小心謹慎的。首先必須要清楚:自己討論的問題涉及的專業范圍有哪些,所謂專業不是什么都懂,而是知識范圍的約束。另外,要清楚對各相關專業研究到什么程度才能解決相應的問題,尤其要充分尊重人家各個領域相關專家的意見。只有這樣,你才能得出有價值的研究結果,并提出有價值的、真正科學的專業意見。本文我主要從兩個專業角度來討論,一是PCR等核酸測量專業角度,二是經濟學專業角度,原因在于我本人在學校的專業是測量學,并且長期以此作為學術研究核心基點。再者我對當前國內外所有經濟學可以說有系統的、全面的專業研究,并且以我建立的純科學方法,在系統總結以往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馬克思的經濟學等基礎上,研究出版了《科學經濟學原理》一書。

 

三、該提還是不該提

 

作為一名專業的醫生,對相關問題發表一下看法,這在一般情況下當然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引發爭論的,是他在20217月底發表的文章提到完全開放,與病毒共存論的策略觀點。如果看看他的原文就知道,他并沒有提出任何與病毒共存的具體策略,只是說要有新的智慧。這種泛泛而論,如果是在正常情況下談談倒也沒什么。但問題是,7月底這個時間點正是因南京疫情爆發,引發國內多地疫情擴散的危機關頭。同時又是遇到高傳染性的德爾塔病毒,他在文章中也明確提到了南京疫情,顯然是針對這次疫情而來。但在7月底,這次疫情還遠沒有結束,尤其南京確診病例都還在不斷出現,并且傳播到張家界、揚州、鄭州、湖北、北京、沈陽等地區。在這種疫情的關鍵時刻,普通人說話都應該非常慎重,況且是一個知名度非常高的職業醫生。

 

因高強反駁他的文章,很多人在爭論中認為這有些政治化。但是,說更嚴重一點,在這個時候隨意講錯話是有可能涉及法律問題的,作為專業的醫生尤其是如此。這個可就不止是政治化的問題了。

 

對疫情采取什么樣的防控措施,這不單純是一個流行病學的專業問題,也是一個經濟學的問題。顯然,張文宏的文章中所提的意見,也主要不是從流行病學角度,而是從經濟學角度來提的。原因在于,如果只是從防疫角度考慮問題的話,顯然是防控越嚴越有利。但是,這里面是有社會和經濟成本的,如果是要談綜合考慮社會和經濟成本而應該采取什么策略,那顯然就不是從單純防疫角度出發,而嚴格說是在防疫約束前提下的經濟決策問題。前面我們已經說過,張文宏顯然不具備任何經濟學專業的知識基礎。那么,從經濟學專業角度,說清楚為什么他的觀點是錯誤的,這才是關鍵。

 

微觀經濟學的邊際分析中,有一個重要的結論:正確的決策并不依賴于過去的歷史是什么,而是基于經濟現狀的邊際分析結果。因為不同國家疫情的現狀不同,其邊際分析的最優解也很可能是不同的。到底該不該堅持病毒清零的策略,這要基于不同國家的不同現狀。至于是什么原因造成不同國家差異的歷史和現狀,它合理還是不合理,與邊際分析完全無關,我們就不去追究了。顯然,中國的現狀是:病毒已經清零或基本清零了。因此,對中國的防疫策略選擇問題,必須是基于中國已經基本將病毒清零這個前提。在此前提下,我們有兩個策略的選擇問題:

 

一是在保持清零,與完全開放、與西方國家看齊這兩個策略之間做出選擇。

二是在假設我們最終不得不選擇完全開放,那么在什么時間點開放更為合適的策略選擇。

 

首先來看第一個策略選擇。保持清零的策略在防疫上的邊際收益為:基本接近零感染,零死亡。完全開放的策略,在防疫上的邊際收益為低于可接受的0.46%死亡率,假設開放后中國感染人數為1億人,那么死亡人數為46萬人。這是接近零死亡,與幾十萬、幾百萬死亡之間的對比選擇,而不是2.1%死亡率,與0.46%0.1%死亡率之間的對比選擇問題。千萬不要搞錯了。這體現了現狀不同,即使采用完全相同的策略,其邊際收益也完全不同的原理。

 

需要特別澄清的一點是:不能簡單地認為低于某個死亡率就一定可以被社會接受。例如,狂犬病的死亡率接近100%,但我們事實上是選擇了與病毒共存,全社會并沒有把這個傳染病當作很大的事情來對待,也沒有因此就不讓養寵物狗了。原因在于:這個病每年發病人數只有幾百人,它并不會人傳人,一般只是在病獸咬傷人之后才可能發病。現在也已經有比較有效的針對性疫苗。因此,更關鍵的是死亡數量,而不僅是死亡率。假設每年流感發病人數是353萬(這是中國2019年實際發病數字),按死亡率0.46%算是死亡16238人。(注,2019年中國實際流感死亡人數是269人,死亡率為10萬分之0.0193,這才是我們愿意接受與流感病毒共存的實際死亡率數據)。但是,如果因德爾塔病毒或新的拉姆達病毒傳染性遠比流感高,使得發病人數達到3500萬人,0.46%的死亡率對應的死亡數就是16萬多人,這個是否還可能被接受就要明顯打個問號了。如果發病數達到3.5億人,那么對應的死亡數字就會達到百萬量級,這顯然是難以被社會接受的。

 

保持清零策略的邊際經濟收益為:中國是接近零感染、零死亡地區,因此經濟安全性顯然是最高的,人們更愿意將訂單交給中國。

 

完全開放的邊際經濟收益為:中國與其他國家一樣不安全,中國最好結果只是不比別人更差

 

保持清零的邊際成本投入為:出現零散疫情后,最大投入為有針對性的樓宇、小區、城區或一個城市等的封鎖、核酸測量、密接與次密接的排查與隔離,確診人員的治療。

 

完全開放的邊際成本投入為:數以億計感染人群的核酸等檢測、隔離、治療,更大人群的核酸檢測、隔離等。

 

從風險評估角度來看,保持清零策略的邊際收益與成本計算,對病毒變異,以及疫苗研發生產的各種不同結果很不敏感。而完全開放策略的各項經濟性計算,卻深度地依賴于病毒變異的不同,以及研發疫苗的技術差異。例如,現在認為完全開放了死亡率可以降到0.1%,但你怎么能絕對排除這樣的可能性:拉姆達病毒進一步變異后,即使打了世界上的任何疫苗,死亡率也可能會提升到0.65%以上呢?這個死亡確實比原來的2.1%要低,可是卻已經顯著高于所謂0.46%這個可接受死亡率了。如果出現這種尷尬的結果,病毒又已經傳遍全國了,那該怎么辦?

 

可能還存在我們在上面沒有列完的成本、收益和風險因素。例如,因為采取較嚴格的防疫措施,盡管只是針對COVID-19疫情的,卻導致其他法定傳染病普遍下降,有些甚至下降幅度非常大。2019年中國丙類傳染病發病人數為717萬,2020年卻只有313萬,下降了一半多。死亡人數也從304人下降到70人。但這些已經不重要了,只要知道了這個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任何人都可以非常容易地得出相同的結論:對中國,并且僅僅對中國來說,尤其是僅僅針對這次南京碌口機場引發的德爾塔病毒小爆發來說,保持清零策略的收益成本比,凈收益,抗風險能力等指標,都絕對壓倒性地好于完全開放策略。病毒清零策略對于其他國家來說是否為最優解,我們這里不去操太多心,只能真誠地從人道主義角度祝福他們。

 

當然,有些人可能辯護說,張醫生說的并不是特定地針對這一次疫情,而是說因為這次疫情引發的思考。因為其他國家都采取了完全開放的策略,中國最終也不能不受到影響,最終只能采取開放的策略。那么好,我們就接受這個前提假設,進行相應的有條件的策略選擇分析。既然假設中國遲早必須采取開放性的策略,那么,這個策略選擇的空間就是:在什么時間點,尤其是在什么樣的技術措施基礎上,我們不得不放棄保持清零策略,最終采取完全開放的策略更優。

 

由于我們已經清晰地證明:保持清零策略,在任何經濟評價指標上,都壓倒性地好于完全開放策略,那么,我們的時間選擇策略就非常簡單:越晚越好。并且,因為還存在病毒變異,以及疫苗跟隨研發等,眾多不可完全精準預測的風險因素存在,不得不完全開放的這個前提性假設,并不是完全確定的。因此,從風險評估角度說,等其他國家實際完全開放后,能夠確認完全開放策略是否有效,具體時間至少等一年以上,根據他們的實際效果評估之后,再來作出選擇顯然更為有利。

 

這個策略選擇不僅僅是一個時間早晚的問題,而且是我們建立什么樣的技術條件更好的問題。技術條件不同,完全開放后的收益成本顯然也是不一樣的。如果我們采用越晚越好的策略,可以有更多的時間建立更好的技術基礎,這樣完全開放后的收益成本比肯定會更好。因此,就算我們接受最終必須完全開放這個前提假設,具體策略也是在時間上越晚越好。在這次南京碌口機場引發的德爾塔病毒疫情上,肯定不應該采用開放策略。如果是這樣,那就不該在這個時間點上提出這個問題。尤其是沒有任何具體技術措施、泛泛而論,沒有進行任何專業策略分析地提出這個問題。同時,就在這個時間點上,外部有很多人忽悠中國現在就采取完全開放的策略,如果不去進行明確的區分,人們當然就會認為張文宏就是在說服中國政府完全接受國外的建議。這樣,他受到批評也就不算冤枉了。

 

四、該關注策略還是該關注技術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不能簡單地認為中國保持清零策略,就等同于完全封鎖。事實是:我們從來就沒有完全封鎖過國門,現在與外界的交流依然是存在的,只是程度大小的問題。如果是完全封鎖的話,就不會有這次南京的疫情了。而即使是沒有疫情,也不是說就國門大開,還是有查驗護照和簽證的問題等。所以,如果最嚴謹地來看待,我們需要考慮的問題應該是:

 

技術上如何進行提升,以實現精準防疫,從而在保持清零最佳策略前提下,可以更大程度地實現與外界的交流。

 

目前,中國公司研發成功了一種世界原創性的技術,被稱為生物源性納米晶體磁珠(注:磁珠法是目前普遍的核酸測量等最核心和最基礎的材料),它可以實現核酸測量靈敏度數量級的提升。其技術指標顯著地超越西方國家用常規物理法或化學法生產的磁珠。該技術已經獲得規模商用,并且在國家疾控,海關等機構獲得了實際驗證。這個技術進步的價值在于:它可以比現在的測量技術顯著提前、并且更精準地確認密接或次密接的人是否感染了病毒,這對精準防疫價值是非常大的,可以避免某些地方作了8次核酸測量才確認感染的問題。越早確認感染,就可以減少其再接觸其他人的可能性,有效減少傳播率和核酸測量的次數。另外,通過人工智能、5G、監控網絡等技術,可以實現密接和次密接的精準確認,從而大量減少不必要的規模核酸測量需求。還有智能移液工作站效率的極大提升等,可以使核酸測量的前處理時間成倍縮短。

 

另外,假設病毒是長期性,同時其死亡率又難以真正下降到被社會所接受的程度,那么在保持清零前提下如何使人員可以更少障礙地來中國,也是一個需要考慮的問題。這個其實也不難,可以選擇相對較偏,又有基本生活設施的中西部城市機場作為國際防疫的中轉機場,在這里大量設置隔離居住區。假設每天進入5萬人,隔離14天,需要容納70萬人的居住和隔離設施。但這個可以是自費的,并不是國家成本支出。

 

這些技術的進步和更多防疫的有效措施,才是真正有價值和實際解決問題的,而不是簡單地非此即彼的選擇。簡化的策略分析有助于我們更清楚理解問題,但在實際操作中,技術手段上的改進才是更多需要考慮的因素。

 

要有更多的智慧,這種話肯定是不會錯的。問題在于,什么才叫更有智慧?顯然,作為一名科學家,采用更對口、更完備的專業分析方法,獲得更完善和更精確的測量數據,選擇最優的目標策略,采用更多的技術改進,這才有可能更有智慧。無論如何,更有智慧肯定不是盲目崇拜國外觀點。

 

五、分析框架說明

 

以上為了減少爭議,我們是盡可能采用微觀經濟學的邊際分析專業語言。這個分析框架一是國內外所有經濟學界基本都聽得懂,二是人們基本上都認可這個分析框架。但在實際計算中,我又是在保持兼容性的前提下,盡可能使用我所提出的科學經濟學框架,以滿成比更大化,凈滿足總額更大化等原理進行分析計算。科學經濟學在完備性、一致性、簡單性、嚴謹性等指標上都遠遠超過微觀經濟學的邊際分析。另外,從純粹理論的角度說,邊際分析方法也是有一些內在問題的,例如邊際收益并非一定遞減,它也沒有采用滿成比更大化、凈滿足總額更大化等最關鍵的經濟評價指標。因這些與本文主題無關,就不再深入討論了。

 

作者簡介

 

 

汪濤

 

人類第三次科學革命倡導者,純科學和科學經濟學理論體系創始人,致力于將完善的科學方法引入社會領域。

上海析易船舶技術有限公司聯合創始人、總經理

云鋁股份(000807)獨立董事

浙江宇視科技 顧問

 

轉自純科學微信公眾號

責任編輯:向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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