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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木 | 印度洋與中國政策——目標：2049（三）
點擊：4458 作者：張文木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17-07-15 09:33:20
全文近十一萬字，本文曾以《印度洋長策：目標2049》刊發于《學術前沿》2014年10月上（總第59期），后以《印度洋與中國政策——目標：2049》為題收錄于張文木：《印度與印度洋——基于中國緣政治視角》，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版。昆侖策網自7月13日起連載，以饗讀者，此為第三篇。（附：《張文木 | 印度洋與中國政策——目標：2049（上）》、《張文木 | 印度洋與中國政策——目標：2049（二）》）
七、中亞是世界霸權的墳墓，也是人民反霸斗爭必勝的天堂
（一）帕米爾高原被入侵者視為“天獄”畏途
印度洋北岸的“帕米爾”高原在塔吉克語中就是“世界屋脊”的意思，海拔4000米～7700米。該高原是地球上兩條巨大山帶 （阿爾卑斯－喜馬拉雅山帶和帕米爾－楚科奇山帶）的山結，也是亞洲大陸南部和中部地區主要山脈的匯集處，包括喜馬拉雅山脈、喀喇昆侖山脈、昆侖山脈、天山山脈、興都庫什山脈五大山脈，它群山起伏，連綿逶迤，雪峰群立，聳入云天，號稱亞洲大陸的屋脊。這樣的地形使世界霸權擴張勢力在此倍受挫折，更讓遠道而來的歐洲人和雄居北面的俄國人屢戰屢敗并因此視為“天獄”畏途。
歷史表明，中亞是世界地緣政治的中樞，也是世界霸權的墳墓。在帝國擴張實踐方面相當有經驗的英國人對此頗有經驗，英國學者的研究當然就更值得重視。英國政治地理學者P．奧沙利文在《地理政治論——國際間的競爭與合作》提出的“距離的摩損”理論，可為“世界霸權的墳墓”說提供了比較有說服力的解釋：
假若一個帝國或是一個霸權勢力的國家核心以一定的能力部署人力和物力，那么當有擴張邊界的領土野心之時，同樣的實力必定擴散得更為稀疏，從而使它的效力受到損失。若在一片遼闊的平原上勻稱地擴展力量，那么隨著每一次帝國半徑范圍的擴張，其實力的效能一定以2π的比率削弱。同樣的軍力在越變越大的圓周內擴散，其密度和強度會相應地削減。從另一角度來看，假若各地單位面積的控制花費相等，隨著一個帝國的圓周的擴大，整個控制費用將隨著半徑的平方而增加。為了維持對各地一定的控制規模，當帝國的范圍增大，它的軍事機構建制必須呈指數狀態增加。不管有沒有摩擦效應，隨著野心或償付義務的極度擴大，將會造成軍事力量的分散。同樣的作用也將會對宣傳、顛覆或是經濟援助造成影響。
（二）平面與立體：認識地理距離的兩個維度
國家為獲利而擴張，也為過度擴張并由此透支財力而衰亡。造成這種規律性現象的原因是擴張規模如此之大已致需要更多的財力來鞏固已有的擴張利益。如果將這近乎物理力學伸展規律的分析結合前述歷史經驗，我們就會發現，印度洋不僅僅是古今帝國追逐的目標，同時也是帝國擴張力量由“一鼓作氣、再而衰”轉入“三而竭”地帶。
如果考慮到地理障礙的因素，現實中的帕米爾高原的區間距離就不能簡單地用思維中的平面距離來衡量。奧沙利文說：
相關的距離應該反映陸地和海洋的地勢以及由高原低地和海洋對移動造成的不同運動磨損。克服距離的耗費并不是一個常量，即便是在同一傳播媒介里也是這樣。當旅程延長而運輸的邊際費用下降的時候，量度點位之間距離的問題便產生了。相應的端點是國家最近的邊境線還是主要城市或軍事結地？或是政府的所在地？誠然，國家與強大的陸權勢力相對位置的變動，決定于測定距離上所選擇的終點和米制單位。靠近蘇聯港口符拉迪斯托克的地方，并不靠近莫斯科。河內離蘇聯邊境最近的地方有2 000英里，但是筆直地穿越喜馬拉雅山到莫斯科的直線距離超過5 000英里，美國港口圣地亞哥與河內之間跨越9 000英里海路，但是由于海上運輸的費用是陸路托運的1/10。因此就水陸運輸成本的意義而言，美國比蘇聯更接近越南。
正如住房面積不應僅以平方而應以立方標準計算才更為科學的道理一樣，地理兩點之間的距離也應分為平面和立體兩類，前者屬于（無限接近）無障礙距離，后者屬于（相對）有障礙距離。只有介入“立體距離”概念的計算更準確地反映其中的地緣政治關系。翻山越嶺、由低而高的路程與一馬平川或居高臨下的路程，完全不是一個概念。如中國云南從緯度看，其位置只相當于從雷州半島到閩、贛、湘、黔一帶的地理緯度，但由于地勢北高南低，南北之間高差懸殊達6663.6米，這大大提升了云南與較之東部各省的立體距離。如此就不難理解從上述引文中作者得出“美國比蘇聯更接近越南”的結論。從這個視角看，位于印度洋北岸的世界最高的高原地帶，就會發現，其間任意兩點并不遙遠的平面距離，由于4 000～7 700米的海拔高度使得其立體距離陡增，這是歷史所有的外來征服者——即使橫臥于帕米爾北側的俄羅斯人——在此屢屢敗北的重要原因。
事實上，立體距離和平面距離，利用“權重理論”是可以換算的。權重換算的基本公式表明：“當每公里水準測量的精度相同時，水準路線觀測高差的權與路線長度成反比。”同理，世界上沒有絕對水平的地理條件，立體或平面距離也都是相對的，比如在同等的立體距離中，由高向低的行程和由低向高的行程就完全不是同一個概念——由此就可以解釋在自然動力為基礎的中國古代，在南北向的同等距離中，位居上勢的北方政治集團總能雄居天下的原因。司馬遷感覺到這個規律并將它概括得更為簡單，他說：“夫作事者必于東南，收功實者常于西北。”還有在沙漠中的行程與平地上的同距行程也不是同一概念；即使平地，不同氣象和生存條件的相同距離，也不是一個概念，比如北冰洋和歐洲大平原的同距平面完全不能相提并論。因此，美國地緣政治學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說：
不管用什么辦法，想把地球表面變為平面，結果都會擴大或縮小距離、方向、形狀和面積的真實關系。數理地理學家的任務就是想出一些調和的辦法使這些絕不可能完全避免的誤差和歪曲縮小到最小限度。
比較而言，海洋——如果不計洶涌的海浪的話——可算是最接近距離的“水平”條件，而帕米爾高原則可視為“立體距離”的絕對樣板。麥金德形象地說：“心臟地帶是地球上最大的自然碉堡。”中亞——也就是麥金德所說的“心臟地帶”——既是“世界地緣政治的中樞，也是世界霸權的墳墓”。根據上述關于距離研究的新推進，現在可以補上一句，中亞是世界霸權的墳墓，也是人民反霸權斗爭必勝的天堂。
有人會說，現代科學技術比如航母、飛機、導彈、信息等技術的出現會縮短國家間的距離。但要知道，我們所說的距離并不是用于孤立的個人即馬克思所批評的“沒有任何前提的德國人”那種“天馬行空”式的空間移動，而是指移動著的人類社會群體及其所需的相應生活物資在不同空間的挪動，其運動規模與移動著的社會群體的大小相適應：一小隊旅游者所需要的生活資料與遠征軍所需要的生活資料的規模是不同的。
比如19世紀的英國已有機械動力艦船和威力巨大的機械槍和炮火器，20世紀下半葉以來的蘇聯和美國已有航母、飛機、導彈，美國還有世界一流的信息獲取和傳播技術，即使如此，它們在中亞帕米爾的侵略戰爭往往是在贏得初次戰役后便很快為這里的地理條件所消耗并最終輸掉了整個戰爭。這是因為有著“世界屋脊”之稱的中亞帕米爾高原有著幾乎無限大“立體距離”，而克服這樣的“立體距離”需要的是幾乎無限大的物質資源支持。麥金德說：“動物的人的第一個政治特質是饑餓。”
歷史上多有不遠萬里來到帕米爾的登高探險者，但沒有遠道而來的長期占領者。這不是因為遠道而來的人沒有武力，而是因為他們的大部隊解決不了如馬克思所說的“受肉體組織制約的他們與自然界的關系”。馬克思批評一些空想理論家時說：
任何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因此第一個需要確定的具體事實就是這些個人的肉體組織，以及受肉體組織制約的他們與自然界的關系。
我們遇到的是一些沒有任何前提的德國人，所以我們首先應當確定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就是：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
馬克思在寫兩段文字時，曾在“個人存在”后面刪去了“這些個人使自己和動物區別開來的第一個歷史行動并不是在于他們有思想，而是在于他們開始生產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在手稿“必須能夠生活”邊加寫批注：“黑格爾。地質學、水文學等等的條件。人體。需要，勞動。”這些說明，人與自然界的關系不是想象出來的，而是“受肉體組織制約的”；人的一切活動都是為了物質資料，同時也離不開物質資料。所謂技術改變距離的觀點有相當的想象成分，但若將這位想象者本人放在帕米爾地區，他才會發現自己的問題所在。這就是他將人與自然的聯系歸結于脫離物質制約的個體人的感覺而不歸于人的“肉體組織制約的他們與自然界的關系”。這正如我們不能因科技幫助少數人登上珠峰就得出幾百萬人也可以占領珠峰的結論。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人類社會群體的地理空間的大規模移動，并不取決于“沒有任何前提的”個人的運動能力，而是決定于社會運動所需要的相應的物質資料能夠移動的規模。兵馬已到，糧草不繼，這是占據軍事技術優勢的入侵者敗在中亞的關鍵原因。
這時還會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即用地緣政治的觀念看待世界政治是不是有點太落后了，說現代技術已超越地緣政治。這種看法可以理解，但不正確。
阿富汗是分析這個觀點的經典案例。在這里最先進的技術和最落后的部落進行了幾個世紀的較量，每一次總是技術落后卻擁有地緣政治優勢的一方取得勝利。19世紀初的英國可謂是工業最先進的國家，英國三次出兵阿富汗，除最后一次是議和外，其他兩次作戰都是英方損兵折將且無功而返。20世紀的冷戰時期，蘇聯依靠其強大的常規作戰力量和地緣優勢，在阿富汗進行了為時六年的持久戰，結果還是被迫分批撤軍并由此引發蘇聯的解體。2001年底，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聯軍對阿富汗基地組織和塔利班施實軍事打擊戰爭，打了十多年，用盡了先進武器，結果西方聯軍還是碰得焦頭爛額。蘇聯當時在國防科技方面領先于世界，而且阿富汗就在它的跟前，硬是打不下來。如果說蘇聯科技不如美國，那美國入侵結果還是一樣。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看明白了這一點，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的1944年出版《和平地理學》，他在書中用了相當的篇幅專門論及飛機出現對地緣政治的影響，他寫道：
許多論現代軍事戰略的作家都說：大部分后方勤務的問題可以由運輸機來解決。他們建議拿能運載許多噸貨物的大型飛機來代替輪船與火車。大戰的經歷和零星發表的數字說明了，盡管僅僅是部分地說明了，現今作戰部隊所需物資量的龐大。這說明飛機雖然能夠協助和補充行動較慢的運輸工具，但不能代替這些運輸工具。對一個地區施加空軍力量，不僅要飛機飛到那里，而且還要保持它們的作戰能力。那就是說，要有一條供應充足的中間基地線、大量的特種汽油、炸彈、軍火、零件、備用的機器、修理隊、地面部隊和防空隊。就空軍由空中運輸自己必需品來講，現在沒有一個國家的空軍是能自給的。德國人在這方面大概比其他國家較為先進，但他們在歐洲的作戰地區是一個完整的地塊，而且每100英里或不到100英里就有一個空軍基地，同時這些基地又和世界上最稠密的鐵路網和公路網互相連接。美國無須它的空中勢力在自己的大陸的周邊起作用，而是要它越過海洋和北極的荒漠。對美國來說，飛機在運輸物資方面不能起顯著的作用。
盡管制空權日見重要，但實際情況仍是如此，因為除了運送最特殊的項目外，在運輸一切物資方面占壓倒性優勢的仍然是在大洋中的船只。
其他地緣政治學者的看法大致相同。英國地理政治學者P．奧沙利文在其著作中有獨到的研究，他寫道：
自16世紀歐洲人開始征服全球以來，距離的屏障在不斷地削弱，并帶來文化上的匯合，把我們都引入彼此直接相互作用的人類共同體中來。空間的分隔效力已經縮小，甚至有人說，隨著電子通訊和飛機的使用，地理距離在世界政治中已經失去了重要影響。當然，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還是有距離影響的，它把人們的存在和活動分開。即使在國家事務中，盡管穿梭外交的狂熱努力，但不論其作用的好壞，距離仍然有影響。的確是這樣，就減少那些可以被認為是專橫國家的貿易和社會往來而言，與政治野心保持隔離興許是天上的賜福。當然從軍事上來講，距離仍然是最好的防御。
肯尼思·艾瓦特·博爾丁教授1962年出版《沖突與防御：一般理論》（Conflict and Defence: AGeneral Theory， Harper & Bros.1962）一書，他在其中提出“力量遞度損失”理論，認為：
在運輸力量和交通通訊上，距離的摩擦損耗侵蝕了實力的強度。由于海軍，無線電、空軍、火箭和衛星的發展，已經減小這種梯度，以至于有些人忽略了距離因素對實力平衡的影響。但是為了美國在中東行動而建立快速部隊的努力，說明距離仍然是需要花費代價的。福克蘭群島戰爭中，在7 000英里長的供給線上暴露出的種種困難說明，在軍事力量與距離因素之間的成敗之機是相互參半的。
（三）地緣政治的真正力量來自人民
在地理差異的基礎上，人心向背歷史是決定戰爭成敗的關鍵因素。如果擴張的利益與當地人民利益不一致，那就會更加增大擴張者因距離拉長而出現的阻力。博爾丁教授分析說：
在本國最強大，它離國內基地的距離拉得愈遠愈弱。力量越是擴張，則強度越是減少。除了克服距離損耗的磨擦效應之外，在控制越來越遼闊領土的能量耗費以及對遠離本土的遙遠地方缺乏親熟性（familiarity），可以嚴重地影響擴張者的民族精神和國家意志。
事實上，當技術和人比較時，人的力量是根本性的；當人與自然比較時，自然的力量起根本性的作用。只有技術、人民和自然地理環境三位一體地優化結合形成的戰斗力，才是不可戰勝的。辛棄疾說的“自古天下離合之勢常系乎民心”，孟子說的“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都是這個意思。人只能是環境中的人，一方土地養一方人，同一地理條件可以出現不同的政治結果，不同的政治結果也可產生于同一地理條件。此間的莫測變化取決于人及其所處的地理環境。
地緣政治的真正力量來自人民。人民戰爭再加上有利的自然條件，就可以形成巨大持久的戰斗力。而技術的作用多在于戰爭初期的戰役層面，這就是“點火”即挑起戰爭的手段更為方便了，但滅火得靠人，還要看能否控制火勢蔓延的方向。“草船借箭”還需東風，火勢蔓延的方向是由風向而非技術決定的。風向即民心，挑起戰爭的一方，如不得人心，往往會引火燒身。保家衛國會激發出無窮的力量，這叫人民戰爭。美國人喜歡技術決定論，即認為技術決定一切。但手握最新科技的美國大兵卻被占據地緣政治優勢的阿富汗部落武裝打跑了，這是發生在我們眼前的而非只寫在歷史書中的事，眼見的事實說明：高科技不能替代更不能結束地緣政治。
還會有人說，科技可以解決資源短缺問題，如果世界發展到把糧食、資源等通過科技手段實現無限增長時，世界就不需要打仗了，和平與發展歷史條件就可以無限持續下去。
這也不可能，因為這個假設只有邏輯而沒有經驗支持；也就是說，它符合邏輯，但不符合歷史經驗，不是邏輯和歷史的相統一判斷。比如，人類五千多年間發展了很多技術，但還是沒有解決糧食大幅遑論無限增長問題，不同的只是名稱的改變。戰國時期糧食畝產可達到幾百斤，雖然袁隆平的雜交水稻目前最高可達到畝產2000斤，即使如此，這樣的產量也很難普及。糧食是從土地里長出來的，而土地不可能用高科技大規模催生，多少耕地大體能生產出多少糧食，這是農民都能算出的賬。所以我們的認識還是要向勞動人民學習，回到傳統的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路線上來。
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它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從實踐中產生的。所以要相信這些最基本的東西，萬變不離其宗，這個“宗”就是唯物主義。衣食住行，這都是最基本的東西。出門的時候老太太知道有多少干糧走多少路，她會告訴你要多帶點干糧。
1905年對日戰爭失敗后，俄國各地流傳著一則笑話，說當時俄國人在遠東對付日本人用的是圣像，而日本人回敬俄國人的卻是子彈。結果是子彈打倒了圣像。馬克思說：“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在國際問題研究中我們還是要從最基本的事實出發，而地理條件從而地緣政治就是國際問題研究者必須面對且不能任意改變的基本事實。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說：“要衡量一國的外交政策，首先必須根據這個國家在世界上的位置。但是同位置相比較，疆土的大小、地形和自然資源是決定一國在國際關系中的地位的最重要的因素。”
一般說來，當一個民族處在被壓迫的時候，其外交政策還是有節制的，這時的國家崛起只需要克服困難就可以了；當它崛起后轉向世界性擴張并因此壓迫其他民族的時候，它就必須和世界人民作戰，這時的國家外交就身不由已地失去節制，即使以自毀的方式與帕米爾這樣無人敢碰的“山神”相撞也在所不惜。
古代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大帝（ Alexander III of Macedon，公元前356年～前323年）似乎是歷史上唯一自覺止步于印度的帝王。他從希臘開始東征，越過達達尼爾海峽后于公元前334年在馬爾馬拉海岸的格拉尼庫河附近打敗波斯后，一路征戰南下敘利亞，巴勒斯坦，直到埃及。隨后他率軍北上返回亞洲，向波斯腹地進發，公元前331年9月，在底格里斯河東岸的高加米拉再次擊敗波斯，隨后進入波斯首都蘇撒和巴比倫。公元前330年繼續東進攻占波斯舊都波斯波得斯。隨后便北上埃克巴達那，然后再到海卡頓比勒、來到里海邊。后繼續東進蘇西亞，折南特拉后北上至今阿富汗喀布爾，穿過開伯爾山口于327年來到印度。越過印度河后受到當地部族的激烈抵抗。值得注意的是，與18世紀的英國人不同，此時的亞歷山大不是繼續深入遑論占領印度，而是“自我封閉三日，然后決定班師。大家很想知道他的想法究竟如何，但結論很明顯，即他不是世界之主。”公元前325年，亞歷山大折東返回巴比倫。公元前323年亞歷山大病逝，此后他的帝國隨即分裂為馬斯頓王朝、托勒密王朝和塞琉古王朝。
亞歷山大畢竟曾師從于希臘大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臨終前終于明白了自己“不是世界之主”并因此找到了馬其頓帝國的有限邊界。麥金德畢竟是一介書生，他為英國政府提出他的地緣政治理論，首次以全球戰略觀念分析世界政治力量，揭示出中亞是大國建立世界霸權的關鍵地帶，但它卻沒有為英國政府指出哪里是英帝國的有限邊界，相反他卻將他的國家驅趕到一個無法征服的“心臟”地帶。似乎是歷史的諷刺，盡管麥金德的理論使后來的世界圍繞中東熱鬧了至今，而他的祖國——英國卻在來到印度洋、其海權事業達到頂峰后，其帝國事業開始出現衰落的跡象。這種“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的雙重感受合二為一地落在麥金德身上：就在麥金德對英國海洋實踐做出如此經典的理論總結且因此譽滿全球的時候，上帝卻讓他看到了帝國的黃昏。1947年3月6日麥金德去世，同年8月15日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印度獨立。印度是英帝國全球霸權的支撐點，印度獨立敲響了英帝國的黃昏暮鼓。
實踐說明，麥金德的天才理論和實踐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理論邏輯上是通的，但實踐邏輯上是走不通的。在玻璃窗里的學者，不流汗、不打仗、不流血、不死亡，這樣的研究結果往往脫離實際并對國家造成大不幸。
那么麥金德的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理論與實踐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差錯呢？因為戰線拉的太長。鞏固長距離的戰果要比從它本身獲利要支出的多。在帝國擴張方面實踐方面也相當有經給的美國人的研究也值得重視，《大國的興衰》作者保羅·肯尼迪寫道：
財富永遠是加強軍事力量的基礎，而獲利并保護財富又往往需要軍事力量。然而，如果一個國家把過多的資源用于軍事目的而不用于創造財富，那么，從長遠看，就很可能導致該國國力的削弱。同樣，如果一個國家在戰略上過分擴張——如侵占大片領土或發動耗資巨大的戰爭——那么它就會冒這樣的危險：為此耗費的巨資可能超過對外擴張所帶來的潛在利益。16世紀西歐進步以來，大國體系中各領先國家——即西班牙、荷蘭、法國、英帝國和當今的美國等——的勃興而后又衰落的歷史說明，從長遠看，生產能力獲取收入的能力同軍事力量兩者之間有很重要的相互關系。
從邏輯上推，麥氏的理論符合幾何力學的原理。但圖上的邏輯與能力邏輯或說理論邏輯與歷史邏輯并不總是一致。如上所說，中亞是世界上區間平面距離與立體距離極不成比例的地區，一段不太遠的平面距離卻包含著極為巨大和極難克服的立體距離。戰爭本質上是拼裝備的，在國力不及之處開展軍事活動將對國家會造成很大的負擔。
恩格斯說：“任何民族當它還在壓迫別的民族時，不能成為自由的民族。”
英國曾是一個受歐洲大陸封建國家壓迫和欺辱的邊緣島國，它也因此成為最有希望的島國。歐洲中世紀在大陸無法傳播的許多先進思想在英國落根并使之成為歐洲反封建教會勢力的大本營。1640年英國發生了開辟世界近代史里程碑的資產階級革命，帶動了法國等歐洲資產階級運動的發展，加速了歐洲封建制度的衰落。18世紀英國完成了工業革命，巨大的生產力的出現改變了英國人的生存狀態，市場和利潤成了社會活動的中心，國家成了為資本開辟市場的機器，由此，向世界擴張，不斷開辟新市場，就成了保持國家穩定的基本手段。這使得世界的不穩定就成了英國穩定的前提。英國在世界擴張中推行了殖民地制度，殖民地制度讓英國從世界得到豐厚的利潤，同時也使英國為此與世界各民族的矛盾更加不可調和，以至戰爭成了促進英國工業發展的基本手段。當時有評論說英國：
“把大大超過其稅務收入的錢用于戰爭，這樣一來它就把具有決定性優勢的艦只和兵力投入同法國及其同盟國的戰爭，而沒有這種優勢，它先前所投入的人力物力便都付諸東流”。
戰爭使英國擴張為帝國，到19世紀末，一般英國人都形成了這樣的觀念，即：
“英國分明是命中注定要統治其他國家的人民，英國是‘日不落帝國’”；“帝國的感情是每一個英國人生而有之的。這是我們的世襲財產的一部分，和我們同生共死”。
19世紀60年代，印度已完全成為英國的殖民地，與此同時，英國自身的寄生性也更強了，“它越來越依賴世界的貢賦來維持生存”。高額利潤需要高成本的戰爭。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看出這一點，1868年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認為英國的殖民政策的“代價太大”。
中國有個字非常好，就是幸福的“福”，它給人的喻意就是拜一口田。為什么要拜一口田呢？一口田里的糧食能消化，不至于把你撐著。人餓死的不多，撐死的不少。現在好多病都是撐出來的，與自己的消化能力相適應的飲食才是有福之道。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極力擴張，在戰役上基本沒有輸多少，而戰略上卻日益接近失敗，因為消化不了那么多戰果。他們不懂“有福之人善退財”的道理，結果大量的戰果背面都是越燒越旺的被占領國家人民對日本侵略者的熊熊的怒火。日本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因為日本人已沒有哲學了。
1895年和1905年日本打敗中國和俄國之前，還是比較節制，知道不可過分，因在適當的時候及時止戰才贏得了對華對俄的戰爭。當時日本人是借錢打仗，在獲利最大化時及時停戰。1905年對俄作戰時日本方面在戰爭開始前考慮較多的是如何結束戰爭。那個時候日本軍人知道下坡比上坡難，因為這些人都是在幕府內戰中打出來的軍人，有經驗，所以說話有譜。打贏中國和俄國后，日本的陸軍大學很多人都對戰略不感興趣了，一付舍我其誰、敢作敢為的“少帥”作派。學戰役容易出成果，而政治則需要的時間和等待。由此發展下去，政治家在日本日益失勢，槍桿子失去政治節制的結果就是國家無法消化日本軍人抱回來的大堆戰果。
1931年日本軍費占國民總產值的比例是3.76%；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戰爭開始，戰線也開展拉長，其軍費已占國民總產值14%，到1941年增至18%；1942年日本對美宣戰，戰線已遠超出日本國力的極限，其軍費已占國民總產值34.6%，至1943年達46.7%；到戰爭結束前一年即1944年，日本的戰線已拉到印度洋并進入緬甸，與此相應，其軍費與國民總產值的比例也迅速沖至98.5%[37]，也就是說日本國民總產值已近全部投入戰爭，由此日本全面失敗已不可避免。但這時的日本還是一味蠻干，最后只有在原子彈爆炸后才徹底認輸。與此相反，1943年是中國在戰役上失敗得較多的時候，可我們的國際地位卻進入開羅會議的四大國之中，盡管在其中比較勉強，但是中國畢竟是參加了開羅會議，成了后來的四大戰勝國之一。還沒有戰勝就進入了戰勝國行列，這其中贏輸，全在哲學境界的高下。
進入21世紀的美國也在進入印度洋的路上由盛而衰的。
2011年6月2日，美國國防部長蓋茨卸任之前到新加坡參加會議時說，美國不想遏制中國的發展，并提醒中國不要學習蘇聯。當時很多報紙、媒體都將這則新聞解讀為蓋茨意在警告中國不要搞軍事競賽，不要發展軍備。這——與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人對尼赫魯“有聲有色”曾作出誤讀的經歷相似——都沒有抓住要害。
（四）石油美元迫使美國對印度洋有更深的依賴
美國是在蘇聯解體后開始成為世界唯一的超級帝國。布熱津斯基說：
美國對手的垮臺使美國處于一種獨一無二的地位。它成為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真正的全球性的大國。可是，美國在全球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在有些方面使人聯想起早期帝國，盡管那些帝國規模較小，只是地區性的。
“有過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布氏寫下這句話時是1997年，三年后便發生了“9·11事件”，隨后美國便揮師阿富汗和伊拉克。2008年，美國便決定從阿富汗、伊拉克撤軍，美國也由此迅速衰落。這一幕就發生在我們的眼前，也發生在布熱津斯基面前，美國在新世紀起步時豪情干云，在結束時瞬間就成了一場鬧劇。
美國這幾年的國防部長似乎都有些身不由己，上任后都要打仗。這是因為今天的美國已出現美利堅民族利益與華爾街利益的分裂。美國這幾年因拉的戰線太長，以至今天已經打不動了。真正要為美利堅民族做事，就要收縮戰線，但美國現在沒有自己的實體工業，底特律老工業基地也垮了，美國也沒有國有銀行，只有華爾街控制的私有銀行，這樣美國就成了一個華爾街金融財團獨控的國家。
華爾街是身處美國的國際人，他們并不反映美利堅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華爾金融的基礎不是美國的產品，而是中東石油。而要抓住石油，那就得逼著美國人民去到中東打仗。但華爾街要石油不是為了它的使用價值而是它的價值。它要保證石油必須用美元交換，獲勝后是華爾街美國而不是華盛頓美國發財，華爾街按戰時表現再發點“補貼”給白宮。蓋茨這些人上任前都雄心勃勃要為美國做事，上任后就發現不是那回事。但是他們又不能不聽華爾街的，所以每個任上的總統或防長都得沖進印度洋到海灣地區去打仗。但當他們卸任以后大部分都有良心發現，比如蓋茨、鮑威爾、奧爾布賴特等。
蓋茨說中國別學蘇聯，意思是別學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本來這個世界是美蘇共同劃分的，美蘇本是周瑜打黃蓋的關系，不能當真。結果勃列日涅夫當真了，打得美國沒有退路了，以至美國全民動員起來一致反蘇。艾森豪威爾時期美國與蘇聯已恢復了雅爾塔框架下的合作。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中，美蘇在聯合國聯手把英法趕出了地中海；當時也有波匈事件，但美國只是喊話而不介入，就是因為美國承認那里是蘇聯的勢力范圍。1962年，赫魯曉夫跑到古巴搞導彈基地，破壞了雅爾塔體系確定的美國的勢力范圍，結果惹得美國輿論不滿，古巴導彈危機后，美國就大規模介入越南戰爭。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兩人沒有斯大林的有限哲學的智慧，他們有執行和貫徹上級命令的能力，但這類干部往往缺乏掌控全局的能力。朝鮮戰爭的時候，赫魯曉夫就想對朝鮮出兵，被斯大林教育了一番，斯大林覺得蘇聯已無力在戰后繼續在朝鮮半島擴大戰爭。
現在我們再回來重讀蓋茨說的那句話，其意思是讓我們汲取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的莽撞的教訓，外交上不要重復他們的錯誤。這話顯然是善意的。
可這句話被我們有的一些媒體解讀為中國不要發展裝備，這客觀上會使我們自廢武功、向西方妥協。這是不可以的。我們在西太平洋是要有我們基本的安全底限。
毛澤東曾說：“一百多年來，帝國主義侵略我們都是從海上來的，不要忘記這一歷史教訓。”
所以第一島鏈必須突破并堅決守住。中國東西兩面安全要有個平衡，東海的“安全帶”還沒系好又往西跑，這是跑不遠的。安全帶的系扣在哪里呢？就在釣魚島，除了主權的因素外，這里既是中國暢通太平洋的關鍵出口，更是“臺獨”分子與日本右翼勢力的“接榫”地帶，釣魚島回歸中國可以斷絕了“臺獨”分子對日本右翼支持的念想。因此，在沒有系好東海“安全帶”的系扣之前，空論西進是危險的。
世界大國為什么都要爭奪印度洋，這是因為他們的擴張使其經濟發展與印度洋有某種依賴關系。英美要控制世界，因為他們的經濟是世界性的體系，誰占有了世界貿易和世界資源，誰就會擁有世界財富流向的主導權。而占領世界市場和資源，從地緣政治上看，就必須控制印度洋。英國和美國略為不同的只是，英國基本上打的是市場，英國占領印度是因為英國需要印度為其工業產品的銷售市場。
與今天的美國不同，當年英國依靠的是民族工業的產品。英國人起家的時候對民族工業要求特別嚴，在英國紡織品未立足之際，對出口的未加工的羊毛的本國公民重判以斷手或絞刑，但當拉丁美洲門戶被暴力打開后，英國則向這些國家傾銷其低質紡織品。所以英國本土的工業原創能力特別發達，發達的生產力要求更多的產品銷售市場及其利潤回流。由此英國與印度形成了依存關系，同時印度洋也成了透支英國財政并由此拉倒英國的“百慕大”：支出大于收入，英國就這樣給生生地耗倒了。現在的美國表現就更差了。今天的美國是金融資本控制的國家，石油美元使其對印度洋有更深的依賴。因為支撐美國金融的基礎在中東石油。這樣，與以工業產品為基礎的英國相比，美國的國力尤顯不足。這就是擁有同等擴張規模的美國比英國控制印度洋能力相對更弱，退出的時間更早、速度更快的原因。
（五）美國的教訓及其啟示
美國輿論把凱南炒作成一個大戰略家。現在我們國內某些學者也是認為昨天的凱南和今天的布爾津斯基都是大戰略家。事實上，他們只是華爾街的大戰略家，不是美國的戰略家。大家看一下布爾津斯基設計的方案，將烏克蘭列為支點軸心國家，將整個中東列為美國全球戰略的重心。但美國沒有這樣的國力，沒有這樣的國力，為什么還要這么設計呢？這只能解釋為對華爾街有利。
大家可以看看電影《北京人在紐約》，面對王啟明和大衛，經銷商安東尼是唯利是圖，誰給我利潤多我跟誰做生意，至于說是不是美國人我不管。華爾街就是只認錢不認人。這么折騰，如果美元垮了怎么辦？垮了以后再去歐洲搞歐元，將來在歐洲坐大；歐元跨了怎么辦？美國長胖后再回美國來吃美元。但是有一點，就是這些地區不能有國有銀行和本土工業。國家有“腎”即國企就能造血，再有自己的“血庫”，這就是銀行，這樣國家就能強大。華爾街到哪也不能接受這些。
從小生長在猶太人家庭的馬克思最明白這個道理，所以他認為不將法蘭西銀行收為國有是巴黎公社失敗的重要原因。1891年恩格斯在為馬克思總結巴黎公社失敗教訓的著作《法蘭西內戰》寫的導言中表達了這樣的觀點：
為什么公社在經濟方面忽略了很多據我們現在看來是當時必須做到的事情。最令人難解的，自然是公社對法蘭西銀行所表示的那種不敢觸犯的敬畏心情。這也是一個嚴重的政治錯誤。銀行掌握在公社手中，這會比扣留一萬個人質還有更大的意義。這會迫使整個法國資產階級對凡爾賽政府施加壓力，要它同公社議和。
國家不將銀行抓在自己手中，就將一事無成。資產階級國家是這樣，社會主義國家更是這樣。在這方面，當代國際金融資本與各民族國家爭奪金融權的熱情絕不亞于中世紀教皇與世俗政權爭奪教權。
最近美國汽車城底特律的破產發生在奧巴馬提出“再工業化”的當口，這是因為華爾街不喜歡這些民族的企業。就是美國不能有民族之“腎”，有腎就能自己造“血”，這直接威脅到華爾街“血庫”的利益。在尼克松之前，美元靠黃金結算，這時美元靠勞動產品支撐。尼克松上任以后與華爾街有個交換，就是將美元放在石油上，要求國際石油貿易以美元結算。這樣華爾街的錢就可以大量地在增值中回流，只要印鈔票就行了，美國只給世界提供各式債券。尼克松是用戰略收縮挽救了美利堅民族，同時又把黃金美元換成了石油美元挽救了華爾街，一舉兩得。即使這樣，華爾街財團還不滿意，最后還利用“水門事件”讓尼克松下臺。最近美元為什么衰落，它跟石油脫鉤了，控制不了石油了。美國為什么打薩達姆，薩達姆要用歐元買石油。拿歐元買石油的話，就動了美元的根本了，這對華爾街美國壓力太大了。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將來還是要發展本國實體生產，不然就會重復今天美國衰落的路。
美元建立在石油之上是美元國際化的基礎，現在也有人建議人民幣國際化，若真如此，我們就得將手伸向全世界，全世界每個國家的大小事都和你有了關系，中國沒有解決世界問題的力量，因而需要有亞歷山大不做“世界之主”的智慧。美國自從將美元的支撐點拉到印度洋北岸的海灣后，它就與戰爭有了孿生關系：戰爭拉動軍火，還控制中東石油，這一舉兩得的結果使華爾街軍工集團和金融集團都高興。為什么今天美國的禁槍法案屢試屢敗，因為軍工集團不愿意。美國現在打不動了，但華爾街還要它打，如果不打的話，華爾街就來“財政懸崖”，不給白宮發工資。
“斯諾登事件”說明美國人已對國家沒有感情了。電視中常有美國軍人拿槍掃射同胞，斯諾登還是國安系統的人，他也不愿意干了。為什么？美國人對國家沒有榮譽感了。法國大革命時，人民占領巴士底獄、占領市政府，現在美國的中產階級有忿恨情緒不到華盛頓的白宮發泄，而是去“占領華爾街”。這說明美國政府已被華爾街控制，其本身已沒有解決社會問題的能力。華爾街給美國帶來的危害太大了，這直接導致了美國的衰落。這個衰落將會持續下去，因為華爾街不會向美利堅民族讓步，而美國對外戰爭又步步受挫，支出已遠遠大于收入。為了華爾街，今后美國白宮的目標將是中國，如果其反華行動持續受挫，那就還得重返印度洋、去海灣抓中東石油。
2014年8月14日，俄羅斯總統普京表示，俄羅斯應該致力于在全球范圍以盧布來出售自己的石油和天然氣，他表示，使用美元作為能源貿易中單一的定價貨幣正在傷害俄羅斯的經濟。普京是在當天訪問克里米亞地區時做出該表態的。他說：
“我們應該謹慎從事。我們目前正在說服一些國家，使用自己的貨幣來開展貿易。”
可以預計還會有更多的國家放棄石油美元。如此，華爾街更將雪上加霜，其反撲也會更加窮兇極惡。
八、北印度洋與中國安全有重大關聯
（一）扎格羅斯—興都庫什—喜馬拉雅山帶是中國西南安全的戰略屏障
那么，印度洋北岸和中國有什么關聯呢？如果特別注意一下立體地圖上的扎格羅斯—興都庫什—喜馬拉雅這條山帶，就會看到這條山帶對中國西南安全是一條巨大戰略屏障。這是由世界最高山脊連接一線且難以逾越山帶；因其特殊的地理形勢，它幾乎成了古今侵略者的死亡地帶。古代的希臘人、羅馬人，近代法國人（拿破侖）英國人和現代史上的蘇聯人和美國人都沒有征服這道山帶，再先進的科技在這都不靈。這個屏障給中亞地區和中國帶來了極大地緣政治優勢，也給中國大西南帶來優質且低成本的安全環境。由于這個屏障的存在，當年亞歷山大打到印度就停了下來；蒙古人算是猛一些，1259年蒙哥大汗親自率領四萬軍隊越過這道屏障進入中國四川，但最終還是困死在重慶釣魚城下；1914年，占領印度的英國人曾打到拉薩了，最終還是抗不住地高天寒而南撤。
但凡事都得兩面看，保護中國的屏障同樣也是限制中國的屏障。連通中國西域與中亞繼而西方的絲綢之路被今人賦予了過多畫意，其實這條路開發最初的開通是為了中原政權的安全需要。漢朝為了聯合西域部族合擊匈奴，而不主要是為了商業的目的，張騫才冒死率人進西域才開發出這條道路。同樣的道理，我們今天的絲綢之路建設同樣也不會只是一個牧歌的進程。當前我們有些研究提議以修建整合亞洲大陸的鐵路的方式推進中國西進的“新絲綢之路帶”，這想法非常好但很浪漫。但回想一下當年俄國人在中國境內修的那條中東鐵路，開始說是共同抗日的需要，后來竟由此演化為兩國的宿怨，這種怨氣一直影響到20世紀50年代；相反幾乎是同期開工的在俄國境內修建的橫貫東西的那條近萬公里西伯利亞大鐵路卻迄今一路暢通。設身處地，今后我們在其他國家境內修的路，我們難道就不會再碰到同樣的尷尬嗎？沒有歷史經驗支持的建議，提出來還是要謹慎些。
目前我們在一些東南亞國家修的鐵路已碰到我們曾經歷過的相似問題。你修的鐵路從人家領地上過而你又不能控制，這是說不通的；而控制就要有矛盾，大些的還難免是沖突。前陣有朋友到烏克蘭置地產，說是雙贏的事情，大有前景，很有一副海外莊園主的范。烏克蘭危機尤其是克里米亞歸并俄羅斯后，人再回來情況就變了，這時地還在，法律不一樣了，得重辦手續。要知道，重辦手續意味著利益重新分配。以前我們知道戰爭是政治的繼續，今后我們也要知道生意尤其是國家間的大單生意也是政治的繼續。可見，通心要先于通路，通心要有持久的耐心，在心未通而又力所不及之處，路不可過于深入，重資產投資還得做相應收縮。
（二）世界視野中的“絲綢之路”
連接中國與中亞的絲綢之路關系中國西陲安全，而在向當地人民學習中加強與中亞國家的交往才是化解中國西陲安全風險的政策基線。2013年9月7日，習近平主席在哈薩克斯坦納扎爾巴耶夫大學發表重要演講，首次提出了加強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戰略倡議；10月3日，習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亞國會發表重要演講時明確提出，中國致力于加強同東盟國家的互聯互通建設，愿同東盟國家發展好海洋合作伙伴關系，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這都說明中國與中亞國家交往遠不只是一種物流的過程，更多的應是交心的過程。通關貴在通人，通人貴在通心。如無這些，僅有武帝的武功而沒有武帝的文治，絲綢之路不會有后來的延續。習近平主席“一路一帶”構想所包含的哲學思想已經不能僅從經濟發展的思路來理解，而應當從“環球同此涼熱”即世界共同發展、共同富裕的共產黨人的大情懷來理解。
絲綢之路也是東西方相互影響之路。現在北約東擴已經合并了東歐的部分，地中海南岸也為歐洲控制，那下一步怎么辦？依據歷史經驗，就是打通敘利亞。敘利亞是歐洲人進入麥金德所說的控制世界的“心臟地帶”的門戶。拿下敘利亞，也就打通了經伊朗高原進入中亞并經此即可由帕米爾高原進入中國新疆。當年亞歷山大大帝、羅馬軍團、十字軍和蒙古人的東進和西出，這里都是必經要路。法國學者魯保羅認為：
“那些不想經北部繞過里海的行人，則必須穿越伊朗這一富饒、人口稠密、接近肥沃的新月形地區，這一切都使這條道路變得非常繁忙。如果政治事件有時會使這條道路封閉，那么它也必然會重新開放。”
從敘利亞沿伊朗高原東進中國的那條路在歷史上是傳統的絲綢之路之一。這條屏障的最西端是敘利亞，這里是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在歷史上也是歐亞兩大陸對沖的第一道關口，也可以說它是歐亞大陸力量變局的第一個旋轉門。羅馬人東擴，蒙古人西進，都是到了這個地方受到抵抗并因此固定了東西方的政治格局。當年張騫派副手到安息帝國訪問，因為他們的斗爭關乎漢朝的安全，安息國王派了2萬多兵騎迎接，因為他們也需要中國的支持。當時的安息位于今天的伊朗高原，其西端就是今天的敘利亞，位于今天歐洲東擴的前線。今天的北約東擴就是昨天羅馬東擴的重演，在敘利亞激烈抵抗前，今天歐洲的妥協也是昨天羅馬在此妥協的再版。可見，敘利亞至伊朗一線的地區安全與中國的西陲安全息息相關。1904年，哈·麥金德在《歷史的地理樞紐》一書中說：
這里是早期文明地帶中最脆弱的地點，因為蘇伊士地峽把制海權分成東西兩部分，而從中亞延伸到波斯灣的波斯干旱荒原，使游牧勢力總有機會打到那一片把東面的印度、中國與另一面的地中海世界分隔開來的大洋邊緣。每當巴比倫、敘利亞和埃及綠洲的守備薄弱的時候，草原民族就可以把開闊的伊朗高原和小亞細亞作為前進的據點，從那里穿過旁遮普而進入印度，經過敘利亞而攻入埃及，越過博斯普魯斯和達達尼爾的斷橋而進入匈牙利，維也納地當歐洲內地的入口處，抗阻著從兩方面——直接穿過俄羅斯草原與繞道黑海、里海以南而來的游牧民族的襲擊。
十五年后，哈·麥金德在《民主的理想與現實》一書中以更為簡煉的語言再次重申這樣的觀點說：
誰占有大馬士革，誰就有旁門通向另一條路——在兩洋之間沿幼發拉底河谷而下之路。這同一個區域，既是歷史的發祥地，又是現代最重要的交通大道的交叉點，不可能完全是一種巧合。
印度是北印度洋最重要的國家，但對中國西域安全權重排序上卻不是最重要的國家。常有媒體看著平面地圖說印度對中國有大威脅。如果看看歷史，再看看立體地形圖，就會知道印度沒有大規模北上強攻的能力，當然中方也沒有大規模南下并實行控制性占領的能力。這還得歸因于喜馬拉雅山的屏障作用。
歷數古代史，印度人什么時候打到過西藏、占領過拉薩？沒有，都是北方游牧民族從西面順印度河南下進入印度。當然這也不能說印度人沒有北上的想法，也不是說中原人沒有南下念想，只是說在這一地區雙方實在沒有實現這種想法的地理條件。1962年底，我軍橫掃盤踞在藏南的印度侵略軍后為什么馬上退回來呢，地形不行。喜歡讀《三國演義》的毛澤東自然會注意曹操占領漢中后又不得不放棄漢中退回秦嶺的原因：藏南孤懸且直抵于印度西北平原，由北而南，攻易守難，且后援難以為繼。如陷南地，無以回旋，極為被動。由南而北，則是攻難守易。毛澤東充分利用藏南地形的這種特點，對入侵者發起凌厲的攻勢，勢如破竹，速啟速合，沒有留給印軍占其地利以逸待勞的時間。
上文說敘利亞是歐亞格局的轉換門，現在再加一句，敘利亞也是歐亞力量交鋒的晴雨表。從中國西陲安全的角度看，較之于印度，敘利亞至伊朗高原直至阿富汗一線的國家對于中國西域安全有著更大的地緣政治關聯。
（三）緬甸之于中國的地緣政治意義
在印度洋北岸的東面，對中國安全有重大關聯的是緬甸。緬甸位于亞洲東南部、中南半島西部，其北部和東北部同中國西藏自治區和云南省接界，東部與老撾和泰國毗鄰，仰光瀕臨伊洛瓦底江。緬甸西部與印度、孟加拉國接壤。緬甸南臨安達曼海，西南瀕孟加拉灣。緬甸從南到北長約2 090公里，東西最寬處約925公里。地勢北高南低。北、西、東為山脈環繞。北部為高山區，西部有那加丘陵和若開山脈，東部為撣邦高原。靠近中國邊境的開卡博峰海拔5 881米，為緬甸最高峰。
伊洛瓦底江是亞洲中南半島的大河之一，也是緬甸的第一大河。西部山地和東部高原間為伊洛瓦底江沖積平原，地勢低平。伊洛瓦底江河源有東西兩支，東源恩梅開江（Nmai Hka，中國境內稱獨龍江），發源于中國境內察隅縣伯舒拉山南麓，西源邁立開江發源于緬甸北部山區。獨龍江東南流經云南貢山獨龍族怒族自治縣西境，然后折轉西南，進入緬甸，過賈岡南流，稱恩梅開江。兩江在密支那城以北匯合后始稱伊洛瓦底江，南流后注入印度洋安達曼海。伊洛瓦底江全長2 714千米，流域面積43萬平方千米。在伊洛瓦底江東面并與其北南平行的還有薩爾溫江（又名丹倫江），為緬甸最長河流。該江源于中國青藏高原唐古拉山南麓，稱為那曲。離開源頭后進入云南境內改稱怒江，入緬段稱薩爾溫江，或丹倫江。入緬后南下在毛淡棉附近，分西、南兩支入安達曼海的莫塔馬灣，并在河口處兩支流間形成比盧島。不含中國境內，河長1 660公里，流域面積20.5萬平方公里。
凡能坐大者，必有外援；凡有外援，必有通道。緬甸之于印度，其通往中國的道路要平緩通順許多，縱貫緬甸北南的伊洛瓦底江——其交通意義相當于貫穿中國東西的長江或印度的恒河及貫穿中歐和東歐的多瑙河——更給緬甸交通帶來了極大的便利，從中國云南昆明經保山至瑞麗出境，順瑞麗江可達緬甸的伊洛瓦底江并由此直入印度洋。故此，特別是在近代以來東海被困之后，緬甸就成了中國大西南與國際聯系的重要通道。
艾爾弗雷德·塞耶·馬漢看到這一點，他在《亞洲的問題》一文中說：
“獲得緬甸使印度得以將邊界向東推延，從而避開喜馬拉雅山脈，打開了向長江上游地區及中國西部省份施以政治和商業影響的通道。”
明代中期，中國東海尚未出現危機，此前西南方向對于中原諸王朝而言，只是穩邊安民的問題，這可從明王朝在西南設立的一系列管理機構的命名看出，如“車里軍民宣慰使司”“緬甸軍民宣慰使司”“老撾軍民宣慰使司”等。但到明末，東海倭患蜂起，特別是清兵入關后，西南便成了各類反清力量的聚嘯之地，緬甸之于中國的地緣政治的戰略意義也隨之上升，漸成為中國大西南諸力量獲取外援的重要通道。1937年，日本全面侵略中國，東海的制海權淪落日本之手，中央政府遷至重慶。由此，緬甸通道對于中國的戰略意義陡然增升。
美國地緣政治的重要學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說：
“日本的擴張勢力差不多完全把我們同俄國和中國的交通截斷了。從俄國和印度到中國的陸路，運輸量有限，沒有能夠使中國得到接近必需的軍需。要想最后擊敗日本，大部分有賴于有效地改善這種情況。”
1937年，在中國東部被全面封鎖的情況下，中央政府于10月始征調云南民工20萬人，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修成了連接昆明至瑞麗的中國境內段公路，進入緬甸后又繼續修建了經過緬北的公路，兩段合稱“史迪威公路”，中國由此從境外獲得大量戰略物資，為抗戰勝利提供了有力支持。
1959年6月，蘇聯政府背信棄義片面撕毀了中蘇雙方簽訂的關于國防新技術的協定，拒絕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生產原子彈的技術資料。9月9日，蘇聯塔斯社就中印邊境爭端發表聲明，公開偏袒印度尼赫魯政府，反對中國。9月15日，美蘇舉行“戴維營會議”，隨后赫魯曉夫就來到北京勸說中國“不要用武力去試探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定性”，與此同時，蘇聯政府開始鼓吹蘇美兩國共治世界的“戴維營精神”。1961年始，肯尼迪政府對越南發動“特種戰爭”，1962年4月至5月，蘇聯駐中國新疆領事館慫恿新疆伊犁、塔城民族沖突，造成當地居民大量外逃。
這一系列事件引起毛澤東的高度警覺，他開始考慮“要準備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合伙整我們”及“敵人怎樣進攻我們怎樣對付”的問題。當時中央軍委提出“北頂南放”的戰略方針，毛澤東則判斷“敵人很可能是中間突破”。
為了對付“從中間突破”的可能性，在各種方案中，毛澤東首選以西南為重心的“大后方”建設。集中投資于四川東部山區和中部平原，特別是重慶一帶，在四川西南端的攀枝花和甘肅酒泉建造鋼鐵基地。與此同時，毛澤東提議“三線建設”。
1964年5月27日，毛澤東在中南海菊香書屋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毛澤東說：“第一線是沿海，包鋼到蘭州這一條線是第二線，西南是第三線。攀枝花鐵礦下決心要搞，把我們的薪水都拿去搞。在原子彈時期，沒有后方是不行的，要準備上山，上山總要有個地方。”
當羅瑞卿講到總參謀部擔心密云、官廳這些水庫的泄洪量太小時，毛澤東將北京的安全與四川聯系起來，說：“北京出了問題，只要有攀枝花就解決問題了。北京淹了，還有攀枝花嘛。應該把攀枝花和聯系到攀枝花的交通、煤、電的建設搞起來。”
第二天（5月28日），劉少奇主持召開有各中央局負責人參加的會上進一步強調：“昨天在主席那個地方談的基本的一點就是搞四川這個第三線。主席著重地講了攀枝花，酒泉也提到了，但不是擺在第一，第一是講攀枝花，其他各方面少搞，搞攀枝花。”
11月26日，毛澤東在聽取西南三線工作匯報時說：“國民黨為什么修長江—都勻—貴陽那一條線，而不修川漢那一條線？是什么道理？川漢鐵路，滿清未修，就鬧風潮，選的是北線。為什么要修川漢線，要找歷史資料做比較，都要研究一下，做個比較。”
隨后毛澤東向在坐的同志提問并回答說： “《三國志》講黃權隨劉備東征，劉備打了敗仗，黃權被隔斷于江北，沒有路走，只好降魏。降魏的人中有人造謠，說劉備殺了他的家屬。曹丕要給開追悼會，他說不要開，劉備不會殺他的家屬。后來證實果然沒有殺。是沒有路走，回不去了嘛！”
這說明，毛澤東這時考慮的也是大西南的國際通道和國內從大西南返回中原的交通問題。顯然，緬甸在其中的戰略地位自然不可小覷。
毛澤東三線建設方案的提出來自對大西南地緣政治特點的深刻認識，除了來自他自身豐富的歷史知識外，還與他1935年隨中央紅軍經黔、滇、蜀北上陜甘的親身經歷有關。在云貴與蔣軍周旋期間，因北上渡江困難，中央已有了建立川滇黔根據地的設想，毛澤東也一定有了萬一北上不成如何經營黔滇川蘇區并與南面國家處理關系，以及如何從西南打通國際通道的通盤考慮，這種考慮又被黔貴川地區在隨后的抗日戰爭時期所發揮出的聯接國際大通道的突出作用所驗證。基于這些經歷，在20世紀60年代美蘇南北夾擊中國的時刻，毛澤東才會有“北京淹了，還有攀枝花嘛”即再次遷至大西南的判斷并做出“應該把攀枝花和聯系到攀枝花的交通、煤、電的建設搞起來”的重大決策，這與隋煬帝曾率大軍北驅突厥、南下平陳的經歷使他認識到大運河對中國統一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出于同一個道理。1962年毛澤東西南開戰，顯然是為了奪取西南方向的主動權。
除了伊朗之外，西南的緬甸出口大大提升了緬甸之于中國的地緣政治意義。在太平洋戰爭期間緬甸之于中國的戰略作用得到了充分顯示。當時若沒有緬甸，中國的抗戰就會更加艱難。鑒于這樣的經驗，中國政府一直重視西南方向的國際通道建設。2011年國家建成渝新歐國際大通道，有了這條通道，中國大西南就有了北上大西北進入中亞的出口，如能再進一步開發與伊朗、緬甸相接的傳統通道，這樣，中國大西南這盤棋就下得活了，對于毛澤東提出的“黃權之問”，在50年后就可以有讓毛澤東滿意的答卷。
在中國安全問題上，最令人擔憂的是東西共振的形勢，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大西南往往擔當著絕地翻盤的特殊的戰略作用。
（四）東北亞對中國西南的聯動作用
我們研究歷史會發現，歷史上真正能對中國大西南安全產生重大壓力的方向——因為喜馬拉雅山的屏護及中國在幾乎陡直的喜馬拉雅山地中所處的居高臨下的地勢——較少地來自南方印度洋，而更多地來自東北亞。比如清兵入關、日本從東北入侵及中國人民解放軍拿下東北、揮師過江后國民黨在大西南的縱深布局等都促成了大西南的戰略地位及其相關通道的戰略需求陡升；而60年代初的中印關系的緊張和沖突以及中國六七十年代的“三線建設”，又不能不是美國對新中國東部越逼越近的海上封鎖繼而介入對越南內戰以及中蘇“珍寶島沖突”后的聯動結果。
對東北亞問題有較早直覺的是隋朝皇帝楊廣。隋煬帝楊廣在中國歷史上是對中華民族有大貢獻的人物，在他即位之前中國經歷了“三國兩晉南北朝”的分裂和戰亂，與秦始皇及其業績出現的歷史背景相仿。有了這樣幾乎持續了三個半世紀（公元220～581年）的動蕩經歷，他們那一代人對國家統一就有了強烈的共識。楊廣在位期間為中國統一和安全做了兩件大事，第一件是修了貫通北南的大運河，想一舉貫通中國大江南北——這件事算是做成了。如果沒有這條大運河，明朝不可能把國都定在北京。第二，他意識到未來中國邊陲的安全威脅將來自東北亞。于是他三次出兵朝鮮，想一舉而定萬世太平——這件事卻辦砸了。
這招致后世文人的非議，他們諷刺隋煬帝好大喜功。但事情可沒有那么簡單，后來歷代的顛覆性的力量——比如導致大明、大清以至民國的覆亡的沖擊力量不都出于東北或東北亞嗎？唐太宗曾也認為煬帝好大喜功，可他執政后也同樣認識到東北亞的危險性，并于貞觀十六年(公元642年)出兵東征高句麗。
1949年初，從西柏坡準備進京的毛澤東風趣地將此行比喻為“進京趕考，在回答周恩來“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的話時說：“退回去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明乎此，再重溫毛澤東的“我們決不當李自成”這句話意義就深刻了。毛澤東說的不僅是李自成政權甫立即腐的教訓，更是說他沒有守住山海關的教訓。面對吳三桂的變節，李自成并沒有做認真準備，僅帶了五萬兵過去了，不及半月便全線崩潰，退出北京，次年（1645年）即被殺于湖北通城九宮山。明朝及李自成大順政權的失敗及后來日本又從東北入侵中國的歷史教訓說明，東北亞對中國安全有著生死攸關的意義。東北破，北京就得遷都，隨之而來的后果不是政權易手就是國家分裂。若此，大西南就成了中國抵抗力量絕地反攻的唯一地方。東北一帶一馬平川，勢逼中原，且距離北京太近。1644年李自成剛入北京，清兵就過來了；1949年年底我們剛踏入北平，1950年下旬美國就來了。可以設想，當時李自成如不死，他接下來的目的地最有可能就是大西南的滇緬一帶。還可以設想，如果當時認為美國來了僅僅是為了朝鮮，與我們無關，那李自成的悲劇很快就會來到眼前。故此，毛澤東說：“我們決不當李自成。”反過來想，如果沒有朝鮮戰場的勝利，同期西南剿匪及后來的西藏解放的難度將會大幅提高。
從隋朝至明朝再到民國的顛覆國家的力量一直都是沿著這條線越推越大的。1937年3月，毛澤東在《祭黃帝陵文》中說：“琉臺不守，三韓為墟。”筆者理解這是說琉球、臺灣和朝鮮半島的齒唇依存的關系；但1895年日本在“甲午海戰”后竊取中國臺灣、1910年全面占領朝鮮、1937年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諸事件所展示的連貫邏輯同樣表明：“三韓”不保，中原為墟。
朝鮮半島是中國——當然也是俄國——東方安全的重要屏障：此門洞開，且不論由此可能造成的中國東北動亂及其對中國工農業經濟的影響，僅從地緣政治上及近現代歷史經驗看，更會直接威脅中國京畿重地，并對中國的整體穩定造成重大沖擊。只有朝鮮半島穩住了，我們的大東北方可無憂，反之，東北亞的任何動蕩都會很快傳導到北京中樞，北京動則全局動，全局動則西南重。
所以毛澤東當時特別看重明成祖把國都立在北京的經驗，說他“不怕蒙古人的鐵騎，是個有膽識的人”，這是因為他特別重視“關外問題”：關外問題即全國問題，全國問題很快便會轉化為西南問題。明乎此，我們理解了毛澤東20世紀40年代說“我們絕不學李自成”、50年代初“抗美援朝”及60年代強調“三線建設”舉措、乃至1962年對印自衛反擊戰之間的戰略關聯。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北京出了問題，只要有攀枝花就解決問題了。”
毛澤東早就看到“關外問題”對華北平原在中國地緣政治中的極端重要性予以高度重視。1945年日本失敗前夕，中國共產黨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5月1日，毛澤東在關于政治報告討論的結論時確指出：“東北四省極重要，有可能在我們的領導下。有了四省，我們即有了勝利的基礎。”1950年，美國出兵東北亞，毛澤東一改隋、唐遠征為援助朝鮮的方式，借蘇聯的支持，出兵協助金日成一舉將“關外問題”遠遠推到“三八線”之外。抗美援朝的勝利徹底杜絕了新中國重蹈李自成因忽視或失控于“關外問題”而功敗垂成的任何可能，中國東北從而華北由此穩定至今。毛澤東與唐太宗、隋煬帝一樣都注意到東北亞政局對中原政治的影響，比較而言，不同的只是毛澤東沒有把中國的安全邊界鎖定在山海關而是鎖在朝鮮半島的“三八線”。這是“唐宗宋祖”們的文治武功，“稍遜風騷”的地方。
從這個視角觀察，中國東北通道乃至朝鮮與西南通道乃至緬甸，對于中國全局穩定具有緊密的戰略聯動的意義。
（五）在中國印度洋戰略中，云南具有了不可替代的“橋頭堡”地位
需要說明的是，我們所說的“大西南”，一般說來應包括四川省、云南省、貴州省、西藏自治區。顧祖禹云：
云南古為荒服，自漢以來，乍臣乍叛。蓋疆域遼闊，部落環伺，崇山巨川，足以為保據之資。故時恬則牛馴蟻聚，有事則狼跳虎噉，勢固然也。西南一隅，反覆最多。麓川抗戾于前，緬甸恣睢于后。蠶食鄰封，志欲漸廣。尾大之禍，議者早見其端矣。說者曰：云南山川形勢，東以曲靖為關，以沾益為蔽。南以元江為關，以車里為蔽。西以永昌為關，以麓川為蔽。北以鶴慶為關，以麗江為蔽。故曰云南要害之處有三：東南八百、老撾、交趾諸蠻，以元江、臨江為鎖鑰。西南緬甸諸蠻，以騰越、永昌、順寧為咽喉。西北吐蕃，以麗江、永寧、北勝為扼塞。識此三要，足以籌云南矣。雖然，云南者，南臨交廣，晉太康初，陶璜為交州牧，言寧州諸蠻接據上流，水陸并通是也；北時川蜀，諸葛武侯欲專意中原，慮群蠻乘其后，乃先南討。蒙氏據有云南，屢為唐劍南之禍是也。《元史》言：云南之地，東至普安路之橫山，西至緬地之江頭城，凡三千九百里而遠；南至臨安之麗滄江，北至羅羅斯之大渡河，凡四千里而近。
顧祖禹是明末清初的學者，一部《讀史方域紀要》集中國地緣政治之大成并奠定了作者在中國古代地緣政治領域的巨擘地位。但顧先生的著作有極大的局限性，這就是他更多地是從穩邊安民和國內治理的角度考慮包括云南在內的中國國內各區域的地緣政治作用。這在經濟已卷入世界經濟體系及中國已在這個體系中獲得巨大發展的今天，顯然不適應了。今天我們應當從中國與印度洋的關系角度思考中國大西南尤其是云南的戰略地位。
云南東接廣西、貴州，北接四川，西北與西藏接壤。省內南北相距8個緯度，地勢北高南低，南北之間高差懸殊達6 663.6米。與緬甸、老撾、越南三個國家接壤。在中國大西南諸省中，云南是與緬甸交界最長省份，滇緬邊界由北至南約1 997公里，連貫云南西陲，與緬甸的兩條南接印度洋安達曼海的水上運輸大動脈伊洛瓦底江和薩爾溫江不僅接源而且幾乎全程同向南行。這樣的地緣政治位勢對中國走向印度洋極重戰略價值。
早在1900年馬漢就注意到這一點，他在《亞洲的問題》一文中就說印度：
“獲得緬甸使印度得以將邊界向東推延，從而避開喜馬拉雅山脈，打開了向長江上游地區及中國西部省份施以政治和商業影響的通道。”
若再進一步結合前述顧祖禹的分析，云南在大西南的地緣政治作用可總結如下：
1、如就國內治理而言，在大西南地緣政治中，四川是全局的重心，重慶是大西南進入中原的橋頭堡。正因此，抗日戰爭中國民政府首選重慶為全國抗戰的政治中樞。1949年4月人民解放軍解放中原并跨越長江后即兵向四川。8月20日，毛澤東復電劉伯承、鄧小平等電報：“同意你們十九日關于向川、黔進軍的基本命令。”10月19日，毛澤東復電林彪等就明確告之：
西南重心是四川。
顧祖禹也有同樣見解，他說：
云南古蠻瘴之鄉，去中原最遠。有事天下者，勢不能先及于此。然而云南之于天下，非無與于利害之數者也。其地曠遠，可耕可牧，魚鹽之饒，甲于南服。石桑之弓，黑水之矢，玀、獠、爨、僰之人，率之以爭衡天下，無不可為也。然累世而不一見者，何哉？或曰：“云南東出思、黔已數十驛，山川間阻，倉卒不能以自達故也。”吾以為云南所以可為者，不在黔而在蜀，亦不在蜀之東南，而在蜀之西北。
1972年，晚年毛澤東再次強調二十多年前的看法，8月17日，他在一份文件上批示說：“四川是祖國的戰略大后方，是三線建設的重點。”
2、如果我們由北調頭轉南、放眼印度洋，從對外開放和世界治理的視角審視中國大西南的地緣政治作用，就會產生新的認識，這就是：
西南的重心是云南。
以上1、2兩點認識可以從毛澤東“三線”交通布局中看出。為了對付美蘇“從中間突破”的可能性，在各種方案中，毛澤東首選以西南為重心的“大后方”建設。集中投資于四川東部山區和中部平原，特別是重慶一帶。在四川西南端的攀枝花和甘肅酒泉建造鋼鐵基地。
1964年5月27日，毛澤東在中南海菊香書屋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毛澤東說：“第一線是沿海，包鋼到蘭州這一條線是第二線，西南是第三線。攀枝花鐵礦下決心要搞，把我們的薪水都拿去搞。在原子彈時期，沒有后方是不行的，要準備上山，上山總要有個地方。”
當羅瑞卿講到總參謀部擔心密云、官廳這些水庫的泄洪量太小時，毛澤東將北京的安全與四川聯系起來，說：“北京出了問題，只要有攀枝花就解決問題了。北京淹了，還有攀枝花嘛。應該把攀枝花和聯系到攀枝花的交通、煤、電的建設搞起來。”
第二天（5月28日），劉少奇主持召開有各中央局負責人參加的會上進一步強調：“昨天在主席那個地方談的基本的一點就是搞四川這個第三線。主席著重地講了攀枝花，酒泉也提到了，但不是擺在第一，第一是講攀枝花，其他各方面少搞，搞攀枝花。”
11月26日，毛澤東在聽取西南三線工作匯報時用提問的形式表達了他對四川戰略位勢的地緣政治考慮。他說：
國民黨為什么修長江—都勻—貴陽那一條線，而不修川漢那一條線？是什么道理？川漢鐵路，滿清未修，就鬧風潮，選的是北線。為什么要修川漢線，要找歷史資料做比較，都要研究一下，做個比較。
《三國志》講黃權隨劉備東征，劉備打了敗仗，黃權被隔斷于江北，沒有路走，只好降魏。降魏的人中有人造謠，說劉備殺了他的家屬。曹丕要給開追悼會，他說不要開，劉備不會殺他的家屬。后來證實果然沒有殺。是沒有路走，回不去了嘛！
四川有七千萬人口，四十萬平方公里幅員。為什么劉備能在這里立國？蔣介石退也退到重慶，為什么？總有個道理嘛！
毛澤東在此提出的三個問題，其實是同一個即如何認識中國四川繼而認識大西南的戰略地位問題。
前兩個問題涉及歷史上西南地區的戰略地位及必要的交通問題。清末外患四起，川漢鐵路的方案可能反映清政府在中國歷史上首次從西南方向考慮——如果聯想“安史之亂”中唐玄宗逃避四川、八國聯軍入侵時慈禧逃避西安的經驗——戰略后方的建設問題。鑒于四川盆地的封閉特點，川漢鐵路方案還是消極防御，它只是為了解決蘇洵所指出的“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的問題，但沒有打通四川的國際聯系，而沒有國際援助，四川的大本營地位最終難以持久。1936年抗日戰爭即將全面爆發的前夕，國民黨決定修建可連接印度洋、有利于退至大西南后獲得國際援助的湘黔鐵路。
毛澤東的“黃權之問”實際是對四川盆地易進不易出的交通難題的側面回答，因為黃權知道劉備對漢中道路險難程度十分了解，體諒他的難處，不會懷疑他的忠誠。毛澤東的深意是如果沒有“三線”建設，一旦外敵入侵，到了西南，即使黃權這樣的忠臣也是要“霸王別姬”的。由毛澤東提到黃權的例子還可以延伸到整個劉備西蜀政權成敗的原因，都可歸結為交通不暢從而進易出難的困境。這一點可以說是1935年在長征路上毛澤東反對張國燾南下川蜀偏安一隅計劃，認為“如果我們被敵人封鎖在這個地區，將成為甕中之鱉”的認識在新中國國防建設中的反用和善用。
正因此，面對美蘇南北兩面同時出現的壓力，毛澤東對三線建設有了前所未有的緊迫感。1964年6月8日，毛澤東在主持召開中央政治會議上說：
“攀枝花鋼鐵工業基地的建設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搞不起來，睡不著覺。”“攀枝花鐵路最好兩頭修。”
7月15日，毛澤東對周恩來、彭真、賀龍、羅瑞卿等說：
“如果材料不夠，其他鐵路不修，也要集中修一條成昆路。”
1965年6月15日，毛澤東在杭州聽取工作匯報時說：
“三線建設問題，是我講遲了，早講幾年就好了，現在后悔無及。”
在這里，我們看到毛澤東應對美蘇“中間突破”的國防布局，這就是：大西南是“三線“的重心，四川是大西南的重心，攀枝花是四川的重心。四川問題是交通問題，四川的關鍵是聯接攀枝花的交通線，而通往云南昆明的成昆線的被列于優先地位。1953年6月13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接見從抗美援朝前線回國即被調派到云南工作的秦基偉，告訴他：“調你到云南工作。云南是我國的西南大門，處于重要的戰略位置。”
3、鑒于前述緬甸之于中國所具有的無可替代的聯通印度洋的特殊的戰略通道作用，云南的這種特有的地緣位勢使云南成為中國經過緬甸進入印度洋的最主要的門戶。在中國印度洋戰略中，云南具有了不可替代的“橋頭堡”地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編發，未完待續，注釋略，全文請查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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