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奇琦：全球治理、人的流動與人類命運共同體
點擊： 作者：高奇琦 來源：《世界經濟與政治》 發布時間:2017-07-12 10:10:14
【內容提要】結構失衡和文明沖突是全球治理面臨的兩大挑戰。人的流動或許是解開兩大挑戰的鑰匙。人的流動的長期發展可以使得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發展要素相對均等化，同時促進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另外基于人的流動的交流和對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解文明的對立和沖突。在全球范圍的人的流動中，中國人的流動在其中的作用越來越顯著。未來的國家和城市在應對全球范圍人的流動時應做好三大平衡：人口流入和人口流出之間的平衡、內部利益與外來利益之間的平衡、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之間的平衡。真正意義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建立在人的充分流動基礎之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整體特征是合作共贏、平等協商、互聯互通、包容共鑒、公正合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核心要義是人的自由流動和發展要素分布的均等化。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建設為這種自由流動和要素均等化提供了物質基礎，而二十國集團機制的發展有助于人類命運共同體走向公正合理。
當前，全球治理面臨最大的挑戰是什么？我們又該如何應對這些挑戰？本文關于全球治理的討論將重點放在人的流動上。因為在全球化背景下，所有流動的要素都圍繞人來展開。全球性流動的本質是人的流動，從人的流動這一角度出發，可以找到解決全球治理挑戰的具體治理方案。未來全球治理的目標是人類命運共同體，而這一目標的實現則需要通過人的流動來完成。本文從分析全球治理兩大挑戰出發，引入人的流動這一主題，并力圖探討人的流動與全球治理之間的關系。在分析未來國家和城市如何應對全球人口流動的問題之后，本文闡發了人類命運共同體對于全球治理未來轉型的意義以及中國的可能方案。
一、結構失衡與文明沖突：全球治理未來的兩大挑戰
未來的全球治理將主要面臨兩大挑戰：一是結構失衡，二是文明沖突結構失衡是指全球范圍內由于發展不平衡而導致的整體發展不足。其具體表現為：一方面，發達國家發展動力不足，經濟復蘇乏力；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缺乏發展基礎。發達國家缺乏發展動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缺乏充足的勞動力，其中人口的負增長是其經濟動力不足的根本原因。美國之所以更為強大，關鍵在于其人口數量與質量具有相當大的優勢。美國成功的移民政策為其國家治理和國際地位的提升貢獻良多。可以想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等國如果在未來若能與美國一樣引入大量的高素質人口，并有效地解決融合與整合問題，那么也將具有與美國更為接近的國際地位。此外，西方國家當前存在負利率問題，其本質是人的激勵不足的問題。即使政府補貼資本的最低成本，民眾也不愿意去生產新的產品和服務。在原有人口的需求已經滿足的情況下，如果無法補充新的人口以創造新的需求，增長必然乏力。由此可見，西方國家發展動力不足是源于其人口結構。
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面臨的最大障礙則是投資不足和教育落后。當前，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極度落后，甚至缺乏經濟發展所必需的基礎設施，如道路、橋梁和港口等。同時，教育資源不足和教育水平低下也是阻礙發展中國家發展的重要因素。發展中國家雖然具有強烈的發展動力和愿望亟須改變國家落后面貌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但是囿于基礎設施落后和教育水平低下等條件，這些國家的發展速度和穩定性依然不足。依照中國重視基礎設施和教育的發展經驗，發展中國家需要引入發達國家的資源以改善基礎設施狀況和提高教育水平，這樣才能充分激發自身的發展潛力。
全球治理面臨的另一重大挑戰是文明的沖突。筆者認為，未來的文明沖突更主要是基督教文明與伊斯蘭文明之間的沖突。伴隨著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基督教文明越來越強勢，對世界其他文明的影響也越來越顯著。同時，伊斯蘭文明也正逐步復興并滲透至基督教文明的內部。例如，西方國家越來越多的年輕人由于對自身文明的失望而皈依伊斯蘭教。其中，最極端的案例莫過于許多西方發達國家的白人青年加入“伊斯蘭國”組織，反過來對抗基督教文明。
正如許多思想家所預見的，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可能會發生更為劇烈的沖突。這主要是因為，無論是基督教還是伊斯蘭教，兩者都是一神教。雙方都堅定地認為只有自己的教義和信仰是絕對正確的。同時，兩者都不愿意妥協，也不愿意放低姿態向對方學習。譬如，基督教認為信仰伊斯蘭教的穆斯林是好戰的。另外，兩者對彼此的行為和傳統大加批判。比如，基督教認為，伊斯蘭教有極端主義色彩，且固守落后的“一夫多妻”制度；而伊斯蘭教認為，西方社會缺乏真正的信仰，是遍布色情、娛樂至死的墮落社會。因此，兩者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結構性的。
二、人的流動：解開全球治理挑戰的鑰匙
筆者認為，解開全球治理未來兩大挑戰的關鍵在于人的流動。全球治理的未來目標之一是人在世界范圍內的自由流動。在這里，筆者使用“人的流動”，而非“人口流動”。人口流動是偏向于社會學的概念，人口在社會學意義上是計數的詞。在人口流動的語意中，人的個性往往被忽視了。“人”僅僅是機械計算的數字而已。而在人的流動語意下，“人”是獨立的個體，是馬克思強調的“自由發展”的人。
當前全球治理面臨的結構失衡挑戰，其關鍵在于發達國家的資源不愿意流入發展中國家，而發展中國家缺乏其發展所需的基礎條件。在此背景下，人的流動能夠彌補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要素鴻溝。發達國家出現的負利率和增長不足等問題說明，西方國家的普通民眾不愿從事經濟生產工作，因而導致發展要素的過剩。而發展中國家出現發展不足等問題則是由于發展要素缺失。因此，只有發展中國家的人進入發達國家，才能稀釋發達國家過剩的發展要素，或者將發達國家的發展要素引入發展中國家。然而，當前對外投資和國際并購更多地在發達國家內部進行。發達國家缺乏在發展中國家進行投資的意愿，其理由是發展中國家政局不穩和投資回報率低。從全球整體利益來看，發達國家之間相互投資的行為是對發展要素的浪費，并不能發揮發展要素的最大效用。因此，人的流動尤其是南北之間的流動，對全球資源在更大的范圍均衡配置將會起到重要作用。
為什么人的流動的長期發展能夠使得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發展要素相對均等化？這其中的邏輯可以用黑格爾的主奴辯證法來加以解釋。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一書中提出主奴辯證法的思想。黑格爾認為，在主奴關系中，所涉及的不僅是主人與奴隸的二元關系，而是主人—奴隸—物的三元關系。主人與奴隸的關聯是通過鎖鏈為中介的，而主人與物的聯系則是通過奴隸為中介。奴隸之所以為奴隸，其在本質上反映一種物性。物對于奴隸有一定獨立性因為物本質上不屬于奴隸，所以奴隸只能對物進行加工。奴隸對物的加工使得主人可以享受物。然而，在黑格爾看來奴隸在對物進行加工改造的過程中成了物的主人，而主人則把奴隸放在物與他之間，從而把支配物的權利讓給奴隸，這樣主人反而處于一種依賴奴隸的地位：“奴隸的行動也正是主人自己的行動，因為奴隸所做的事，真正講來，就是主人所作的事。”黑格爾認為，奴隸的反抗會導致主人歷史的終結最終走向一種平等意義上的相互承認。黑格爾主奴辯證法對馬克思、恩格斯具有重要影響。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無產階級是資產階級的掘墓人。這是黑格爾主奴辯證法的延伸。主奴辯證法可以解釋發展中國家移出者身份的轉化。移出者在進入發達國家之初，其傳統的權利結構被剝奪掉，因此其處于相對的被剝削狀態。這類似于黑格爾所言的“奴隸”。但是，這類群體在進入移入國之后往往會勤奮地工作，努力改善自己的狀況。由于其與生產過程的緊密聯系以及對生產資料的掌握，這類人群多數最終可能完成身份的轉化，并獲得移入國民眾的承認。
此外，因為移出者可以將先進的技術、發達管理經驗和資本帶回母國，所以其自身狀況的改善也會對移出國的境況有所改善。此外，人的流動也有助于文明沖突問題的消解。兩個文明之間在缺乏交流和了解時會建構矛盾，甚至將彼此的防御性行為當成進攻性行為，從而加深矛盾。在缺乏信任且封閉的文明群體之間矛盾和沖突會呈螺旋式發展。如果兩個文明群體能夠在一個相對溫和的環境下展開理性的對話和交流并逐步認識到自己的缺點與不足，那么文明間的誤解和沖突就會減少。因此文明沖突緩和的重要前提是交流。交流會逐漸減少雙方的不信任。只有在平等對話和相互尊重基礎上的交流才能解開不同文明之間的誤解和矛盾。
由于目前中國人在全球范圍內人的流動中的比例越來越高，因此中國人的流動在其中的作用變得愈發重要。中國人的流動將對全球治理兩大挑戰的解決具有重要作用。首先，中國人的流動有助于解決全球治理的結構失衡問題。中國處在發達國家和不發達國家的中間地帶。中國具有較高的教育水平和較為完整的工業基礎，由此造就了數量龐大且素質較高的勞動力。中國人流入發達國家能夠帶來兩大益處：一是高素質的人才能夠彌補發達國家的勞動力不足；二是中國人勤奮的特質能夠激發西方普通人工作的活力。同樣地，大量中國人通過“一帶一路”建設流入不發達國家，也會促進這些國家的教育、基礎設施和資本等要素的增加。在未來，憑借龐大而活躍的市場以及完備的基礎設施，中國也將成為重要的移入目的國，如廣州和義烏等城市已涌入大量國外移民。總而言之，中國人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流動，將會有助于發展要素在全球范圍內均等化和勻質化。
此外，中國人的流動也將有助于文明沖突的緩解。相比而言，中國人具有溫和、多元和謙虛的特質。與一神教文化不同，中國人的信仰是多重復合的信仰在思想和宗教領域所持有的是“和而不同”的態度。中國人的多元包容態度主要體現在如下幾點：第一，多元文化力量可以在不改變自身特定屬性的基礎上和諧共存。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民間的“三教合流”和“三教并行不悖”。在傳統中國，儒教、道教和佛教相互融合和相互給養，并在中國人的心靈深處形成一種整合性的文化傳統，同時這種整合性傳統又不以破壞任何構成部分為前提。對此，郝大維（ＤａｖｉｄＨａｌｌ）和安樂哲（ＲｏｇｅｒＡｍｅｓ）有一個很有趣的評論：“今天中國人還常把自己說成是‘三家兼而有之’（‘我戴儒帽，披佛袍，穿道鞋。在公共生活中我是儒家，到了家中就成了佛教徒，漫步于自然中，我又成了道家’）。”這種價值觀的綜合強調文化之間的相互溝通、理解和寬容，同時其又不要求以消滅某一種文化的個性為前提。第二多元力量之間很少訴諸暴力來相互迫害。或者說暫時取得支配性地位的文化并不會用暴力或沖突的方式來消滅弱勢文化。對此，艾愷（ＧｕｙＳａｌｖａｔｏｒｅＡｌｉｔｔｏ）評論道：“在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所謂‘宗教迫害’是唐武宗采取行動打擊佛教勢力。這其實仍是一次政治迫害。前去摧毀佛寺、驅趕僧眾的官員和士兵并不介意教義正確與否他們不過奉命行事而已。這次對佛教的打擊，并沒有影響到一般老百姓，他們在一千多年里繼續把儒教、道教以及對鬼神的敬畏和佛教融合在一起，不斷產生由多種信仰構成的宗教混合物。”第三，用開放性的態度來解釋宗教和思想經典。這種開放性解讀增加了思想的多元性，同時又促使人們不會偏狹地主張只有自己所持的經典解釋是唯一正確和正統的。換言之，對于經典，不同人可以有不同的解讀，因此也就不存在異端邪說。這種對經典的開放性解讀源自孔子。孔子所起的重要作用是教人把當時注重外表的禮儀改為發自內心的尊敬之意。孔子教育人們，要重視禮儀的精神實質而不要拘泥于禮儀的條文。因此，中國人在世界范圍內流動，將會把多元信仰帶入不同地域和群體之中，而這種跨地域和文化的交流將會調和一神教的極端主義傾向。
三、未來的國家與城市如何應對全球范圍內人的流動
當前，國家仍然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參與者，也是應對全球范圍內人的流動的重要主體。雖然一些戴著自由世界主義面紗的西方全球治理理論家把全球性力量和個體性力量組合起來，一起去抨擊國家力量和國家治理方式。但是社群主義認為，社群或共同體對于人類非常重要，而國家是目前為止人類社會最重要的社群。具體而言，國家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第一，全球治理的重要機制和決策能力目前主要還是在國家間的意義上完成的。由于不存在全球政府，所以全球公共資源的集聚是由國家完成并再轉交給全球社會的。第二，全球機制的最終落實，仍然需要回到民族國家范圍之內。要使得全球機制發揮出實際效果，最常見的路徑是通過國家將全球治理機制內化為國家治理機制。第三，爭取民族國家的利益對全球發展的不均衡具有某種調節作用。全球化并沒有實現世界的均衡發展，反而在很大程度上拉大南北方之間的差距。第四，公民社會治理的碎片化和地區治理的新困境，又重新把國家治理推到治理的中心位置。第五，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發展重塑了國家的自主性。全球化并沒有導致國家的終結，反而激發了國家在各個領域的治理方面做出一系列戰略性應對，并產生了積極行動的國家。簡言之，在應對全球人的流動時，國家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
同時，城市在應對全球人的流動時的地位和功能也在日益提升。對于移民而言，其不僅僅是在選擇國家，同時也是在選擇城市。一座城市在全球范圍內所呈現出的競爭力、實際行為方式以及世界其他地區對它的理解是影響城市吸引力的重要因素。城市吸引力越強，越能利用全球化的紅利，規避全球化的弊端也越容易在世界范圍內形成自身的特色品牌、提高身份認同感和增強競爭力。因此，一個城市是否能夠引進大量且優質的移民，與其是否具有深厚的城市文化、鮮明的城市品牌、高度的城市包容性、擁有全球觀的城市政府、完善的基礎設施、良好的國際聯通性等緊密相關。
在明確國家和城市應對全球人的流動的重要地位之后，國家和城市又該以何種態度面對人的流動呢？國家和城市應該以開放的態度應對人的流動。這一點可以從倫理上和實用主義分別加以論證。德國哲學家伊曼努爾·康德（ＩｍｍａｎｕｅｌＫａｎｔ）提出的永久和平原則第三條款即為“包括世界公民權利將限于以普遍的友好為其條件”。其中，康德將“普遍友好”界定為“一個陌生者并不會由于自己來到另一個土地上而受到敵視的那種權利”。在康德看來，人有自由選擇的權利，包括自由選擇在何處居住、工作和學習。塞拉·本哈比（ＳｅｙｌａＢｅｎｈａｂｉｂ）也認為，人有好客的權利（ｒｉｇｈｔｏｆ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ｔｙ），即有義務行“免費接待窮人、旅人等食宿的善舉”。在本哈比看來，在全球化的今天，政治身份的界定變得越來越不清晰，而將陌生人、難民和政治庇護者拒絕在邊界之外的做法變得越來越難以得到人們的認同。因此，當人因其基本權利希望進入一個國家時，人們在倫理上越來越不能接受其被禁止進入。
從實用主義角度來說，外來移入者在公共產品的取得上往往具有一些限制，這反而會激發其通過付出更大的努力去換取所得。意大利哲學家吉喬奧·阿甘本（ＧｉｏｒｇｉｏＡｇａｍｂｅｎ）用“赤裸生命”這一概念來描述移民在流動中的脆弱地位。阿甘本認為，在進入移民國之后，移民的公民屬性和社會聯系在很大程度上會被剝離，因而生命可能會處在一種潛在的暴力之中。詹姆斯·博曼（ＪａｍｅｓＢｏｈｍａｎ）也認為，在西方社會中，公民對非公民的支配是一種不正義的但卻是普遍的現象。事實上，每個移民在移入某個國家時都存在一段“權利間歇期”。權利間歇期是指外來人口從進入一個國家到正式成為這個國家的公民之前的這段時間，其權利處于相對真空狀態。城市的移民也是類似。在這段時間之內，國家和城市可以對后來者提出各種條件，如居住年限、繳稅金額等，并根據他對國家和城市的貢獻來決定是否給予公民權利。因而，國家和城市可以利用移民這段權利的間歇期，最大限度地發揮后來者的價值。
具體而言，國家和城市在應對全球范圍內人的流動時應做好如下三大平衡。
首先，做到人口流入和人口流出之間的平衡。一方面，任何一個國家和城市都不能完全排斥外來人口的流入。當國家和城市具有強大的拒絕人口流入的機制時則說明該國家和城市會逐漸失去活力和吸引力，其要素價格也不會繼續上漲。總之，人口流入是一個地方具有活力和吸引力的標志。任何開放和具有活力的國家和城市都應該鼓勵人的進入，而非完全拒絕人的流入。另一方面，當人口流出時，國家和城市不應太過狹隘地采取機械的方式進行限制。在全球化背景下，國家和城市應該采取增加公共服務供給、完善基礎設施、增加工作機會、改善生活條件等方式鼓勵人口流入，而非采取機械的方法拒絕人的進入或者阻止人的流出。事實上，一定的人口流出有利于緩解國家和城市內部的壓力。就中國而言，目前中國的土地和資本要素價格較高，儲蓄率也很高。如果中國的資本無法走出去，則會不斷地加劇通貨膨脹。人的適當流出能夠帶動一部分資本走出去，從而緩解內部的壓力，否則壓力的無法釋放將會醞釀新的危機。
其次，做到內部利益與外來利益之間的平衡。內部利益與外來利益之間具有強大的張力。如果內部不能充分且持續地吸納外部的成員，那么新移入群體將逐步失去積極性。實際上，外來者特殊的經驗、視角和為獲取身份付出的成本是移入目的地發展的重要機會和條件，因為內部成員在高福利制度之下會逐漸喪失努力工作的動力。外部移入人口往往能夠發揮“鯰魚效應”，從而激發整個社會的活力。當然，從內部成員的立場來看，外來移入者在取得新共同體成員身份之后會分割新共同體的利益，甚至搶奪共同體內的福利和工作機會等。盡管這是一種狹隘的觀點，但也是一種非常常見的觀點，而且從短期來看，人們很難完全排除這種觀點的影響。從移入者的視角來看，在他進入一個新的共同體時需要花費很長的時間才能獲得共同體身份。在這段時間內，因其權利和義務會出現相對不對等，移入者會將這段時間看成是被剝削時間。因此，如何設定移入者獲得共同體身份的時間便變得至關重要。如果移入群體在很長時間甚至永遠無法獲得當地身份，這類群體的利益就一直處在被剝削狀態，那么移入目的地的吸引力也將大幅降低。但另一方面，如果移入的大門完全敞開，移民短時間之內即能獲得身份，那么勢必會產生福利的搭便車問題。大量的移民在短時間內移入到大門敞開的國家，這些國家最終將被未消化的移民所割裂。因此，一個好的移民政策是在內部利益和外部利益之間尋求一種平衡。國家需要通過設置相對合理的申請期和申請條件，使得移入者既可以獲得當地的身份以保證移入社會的活力，又有利于移入社會的消化、整合和長期發展。
最后，做到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之間的平衡。在全球化的流動時代，強勢群體是指那些具備高教育水平和擁有資本的高端人才。在全球化流動之中，高端人才是最受歡迎的群體，其在選擇移入目的地時擁有優先權。各國往往會制定優惠的人才政策來吸引這類群體的流入。與之相比，另一類群體則是非常弱勢的，其中包括難民、政治避難者等。這類群體是在受到各種結構性壓力之后被迫流動的，同時移入國往往缺乏動力去接受這些弱勢群體。一些當地的極端主義者往往會把這類弱勢群體當成新問題產生的根源，進而通過民族主義動員去攻擊這類弱勢群體。在全球化的流動之中，這類群體的利益很難得到保障。如果僅僅從經濟上考慮，這類群體的流入在短期內會增加移入國財政負擔，這也是多數移入國不愿接受這類群體的主要原因。然而，從全球正義的角度來看，這類群體不能被簡單地排斥在人口流動之外。如果所有的國家都采取簡單的排斥態度，那么全球范圍的正義將是遙不可期的。當然，對這類群體的內部化過程是漫長的。如果缺乏對這類群體逐步社會化的考慮，則會產生嚴重的社會問題。薩斯基亞·薩森（ＳａｓｋｉａＳａｓｓｅｎ）對這兩類群體利益之間的緊張有非常好的評述：“全球化是一個產生沖突空間的進程其特征為競爭性、內部差異化、不斷跨越國界。全球城市就是這一境況的表征。全球城市不成比例地集聚了全球企業巨頭，并且是其獲得價值賦予的一個重要基地。但它們也同樣不成比例地集聚了弱勢群體，并且是其降級的一個重要基地。城市并不是一片公平的競技場地。”因此，從整體來看，移入國在吸引移民時應該在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之間做到平衡，即不能只考慮對強勢群體的引入，也應該通過“配額制”給難民群體配給一定的移入比例，這樣可以給結構性壓力下的人們一絲全球正義的希望。
四、真正意義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何為真正意義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筆者認為，真正意義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首先建立在開放的共同體觀念之上。西方的主流觀念認為共同體是封閉的，即共同體通過向內認同強化共同體的意識，并通過建構與他國矛盾來強化本國的認同。塞繆爾·亨廷頓（ＳａｍｕｅｌＰ．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所指出的“敵人造成的威脅越大，國家會越是團結”便是西方主流觀念的經典寫照。這種共同體主義是封閉的，它把共同體內部和外部截然區分開來。這種共同體觀念在基督教文化中有非常明顯的體現。譬如，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基督徒彼此視為兄弟姐妹，而將非基督徒看成是完全不同于自己的異端。與這種封閉共同體主義不同，中國人對共同體的認同則類似于費孝通所言的差序格局。在中國的共同體文化中，邊界是模糊的、多元的、動態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便是這種開放共同體主義的集中體現。
整體來看，中國人的共同體觀念是由內及外、逐層外推的共同體主義。整體來看，真正意義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具體而言，這一理論由如下知識內核構成。
第一，其邏輯基礎是合作共贏。西方傳統國際關系的邏輯是對抗獨占，即在競爭和沖突中獲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關鍵詞就是“各國和各國人民一起”。這里不再是單個的國家，而是多個國家一起，同心協力，共同變壓力為動力，化危機為生機。
第二，其交流態度是平等協商。西方傳統國際關系的交流態度是武力強制，即往往用以暴制暴的方式來解決問題最后導致沖突的加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原則是：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一律平等，不能以大壓小、以強凌弱、以富欺貧。同時，在出現爭端時，不到萬不得已不能輕易訴諸武力，要堅持通過協商對話的方式來和平解決爭端。各國在平等的基礎上展開對話和交流。
第三，其行為模式是互聯互通。西方傳統國際關系的行為模式是封閉狹隘，即劃分勢力范圍，在一個封閉的地域空間中求得一己私利的發展。人類命運共同體要推進各國經濟全方位互聯互通和良性互動，減少全球發展不平等和不平衡的現象，使得世界各國的人民都有機會來享受世界經濟增長帶來的利益和好處。“一帶一路”是互聯互通的主要載體。互聯互通不僅是道路和基礎設施的貫通，更是全方位、立體化、網絡狀的大聯通，是群策群力、共創未來的開放系統。
第四，其運行過程為包容共鑒。西方傳統國際關系的運行過程表現為排斥獨享，即排斥和反對其他國家以及其他行為體的利益訴求和價值關懷，不能從對方的角度來綜合考慮問題。人類命運共同體要推進不同文明和發展模式的交流和對話，使得各國在優勢比較中取長補短，在交流和理解中共同發展。
第五，其實現目標為公正合理。西方傳統國際關系的實現目標為霸權統治，即少數霸權國家通過強力干預和控制體系實現其對發展中國家資源和利益的攫取。開放共同體主義要在參與全球治理的過程中推進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全球治理體系是地球上的各個國家共建共享的，不能由單獨某一國家獨占。不能把世界長期發展建立在一批國家越來越富裕而另一批國家長期貧窮落后的基礎上。同時，推進全球治理體制的變革，并不是推翻現有體制，而是要對其進行創新和完善，使該體制能夠更好地反映國際格局的變化，使其更多反映大多數國家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意愿和利益。
簡言之，真正意義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整體特征是“合作共贏、平等協商、互聯互通、包容共鑒、公正合理”，其批判的是以“對抗獨占、武力強制、封閉狹隘、排斥獨享、霸權統治”為特征的傳統國際關系。
從更為抽象的意義來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核心要義是人的流動自由化和要素流動均等化從而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格局西方學者也有一些與中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相似的表述。譬如政治哲學家托馬斯·博格也指出：“我并不提倡更大程度上的相互孤立，而是倡導一種不同的全球化路徑，涉及政治和經濟的一體化，這將在世界范圍內實現人權，使各地的人們都有機會來分享全球經濟增長的收益。”博格所強調的“各地的人們都有機會來分享全球經濟增長的收益”也可以被理解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現實狀態。從這個意義上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便可以界定為未來全球治理的目標。在人類命運共同體中，人有自由流動的權利，而被移入的國家和城市也不應該拒絕人的自由流動。但是，由于任何一個國家和城市都不可能接受所有人的移入請求，因此需要在移入意愿和移入能力之間尋求平衡。同時，通過合作共贏和共同發展使得要素均等化應是未來全球治理的重要內容。可以想見，如果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間的要素鴻溝非常大那么發展中國家的民眾就會有強烈的動機移入發達國家。如果兩者的要素差別僅僅是程度上的，那么發展中國家的民眾移入發達國家的意愿就會減弱。甚至在其他條件的平衡性影響下，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民眾可能會做出不移入發達國家的選擇。總而言之，發達國家不但不應拒絕發展中國家民眾的流入，而且應為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提供幫助，使之要素狀況與己相近，從而減弱發展中國家民眾移入發達國家的動機。
中國所提出的“一帶一路”中的核心內涵是互聯互通，而互聯互通便是使這種要素均等化的重要舉措。依附論的代表人物薩米爾·阿明也非常強調這種要素在全球范圍內的公正分配：“以平等的方式利用全球的資源，減少不平等現象。我們也不得不需要一個全球性的決策程序，而這個程序要求有效利用資源的價值（征收關稅），減少浪費，對資源價值和收入進行更平等的分配。這或許是建立全球財政體系的開始。”事實上，要素均等化就是實現正義的操作性內容的目標。因為按照羅爾斯的《正義論》中的差別原則，從弱勢群體的角度思考問題才是正義的標志。因此，在要素流動過程中，各主體應該在平等協商原則的前提下進行不同觀點間的交流。只有在不同觀點的基礎上溝通對話，才能有效地消除不同群體之中的隔閡和偏見。同時，在不同群體的相互交往過程中，各主體應該互相包容彼此的差異和學習對方的優點，由此導向相對和諧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全球治理的目標是實現發展均衡與全球正義即從長遠的目標來看地球上的每個人都應有良好的發展狀況。然而，這個目標不能直接通過強制性的分配來實現，而是要在資源平等和能力平等的基礎上達成。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納德·德沃金（ＲｏｎａｌｄＤｗｏｒｋｉｎ）對資源平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并將資源平等關切集中于“某種形式的物質平等”。德沃金用兩個原則來支撐其資源平等理論：一是重要性平等的原則，即每個人的人生同等重要公民的命運不受到其經濟背景、性別、種族、特殊技能或不利條件的影響；二是具體責任原則，即每個人對其人生負有具體的和最終的責任。德沃金用荒島上的“虛擬拍賣市場”和“虛擬保險市場”兩個場景來解釋和論證其資源平等理論。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ＡｍａｒｔｙａＳｅｎ）則提出能力平等的觀念。森認為，不同的人在用相同的物質資源實現其理想時，能力水平大不相同，也就會導致功能表現的不同。他強調，應該比較人們不同的功能表現或其參與各種活動時的能力，這樣才能實現充分的平等。森指出，“一個人的生存是由各種功能表現構成的，對福利的評價必須采取對這些構成因素進行評估的形式。與功能表現這一概念密切相關的是功能表現的能力的概念。能力……表示一個人從可能的生活中進行選擇的自由”森強調通過實現每個人能力的平等來改變社會的不平等狀況德沃金的資源平等和森的能力平等是實現未來全球正義的兩種重要路徑。通過人的自由流動逐步推進發展要素的均等化，并漸次實現個人綜合能力的提升。簡言之，在人的自由流動基礎上，通過資源平等的能力平等在較長時段內逐步實現發展均衡和全球正義。
五、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一帶一路”與Ｇ２０機制化
如果說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關于全球治理的總體理念的話，那么“一帶一路”與二十國集團（Ｇ２０）的機制化則是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現實推進方案。就“一帶一路”而言，其難點在于如何推進和落實。目前的推進方式主要是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簽訂雙邊的合作協議，并共同圍繞基礎設施等開展一系列合作。這是政府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整體規劃上的功能。然而由于財力有限，在“一帶一路”的建設過程中，國家往往只能在關鍵節點采取引導性舉措，而不能承擔所有的事情。因此，在國家整體規劃和引導框架之外，企業和個人參與將成為“一帶一路”建設的主體。中國企業的進一步“走出去”將與“一帶一路”結合在一起。伴隨著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關于基礎設施合作等協定的簽署，企業和個人在這一過程中將發揮重要作用。此外，企業的經營活動也與人的流動密切相關，如一個大型海外工程的啟動，往往有大量的中國勞工參與。隨著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國家更深度的進入，海外務工也將常態化，這都將增加中國人在全球更大范圍內的流動。
當前，從全球范圍來看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處于下行階段。美國和西歐出現了強大的反全球化思潮和運動，政治家為了迎合民眾也紛紛提出“關閉邊界、驅逐移民和反對自由貿易”等反全球化口號。實際上全球化的流動本身并沒有錯因為只有流動才能給底層的民眾帶來機會。全球化是社會流動中最宏觀的一種，有利于機會在全球范圍內的擴散。當前全球化的問題在于，發達國家希望壟斷全球化帶來的特殊收益，往往采取相互投資的方法來使得資本和技術等要素留在發達國家的邊界之內。盡管發展中國家參與了全球化，但由于發達國家在充裕的資本和先進的技術支持下對商品的定價權較高，所以在整個利潤結構中，發展中國家并沒有獲得太多利益。正如阿明所分析的，在實現了工業化的中心國家和沒有實現工業化的外圍國家之間出現了新的兩極分化的特點。實現了工業化的中心區形成了五大壟斷：技術壟斷、對世界金融市場的金融控制、對全球自然資源開發的壟斷、媒體和通信壟斷、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壟斷。因此全球治理中最重要的問題是全球不正義的問題，即發展中國家為全球化提供了廉價勞動力卻沒有獲得合理的收益。在此大背景下，全球治理轉型成為全球治理的未來核心主題。全球治理轉型是指全球治理秩序從不公正不合理轉向公正合理。具體而言，Ｇ２０機制的發展為這種轉型提供了現實的可能性。七國集團／八國集團（Ｇ７／Ｇ８）是發達國家之間的制度安排，而Ｇ２０則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框架下的新的制度安排。然而，因為許多觀察家把Ｇ２０看成各國領導人定期聚會的“清談館”，而非強有力的行動機制，所以當前Ｇ２０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推動Ｇ２０自身的制度化轉型。
筆者認為，未來Ｇ２０的發展應主要圍繞兩個方面展開。首先是Ｇ２０內部的機制化建設及其與已有重要國際機制的聯通與對接。具體建議包括：其一，設立Ｇ２０秘書處。通過設立秘書處可以確保Ｇ２０內部的溝通順暢以及前后主席國之間的銜接，從而有助于實現峰會議題的延續性以及對執行情況的關注。其二，制定Ｇ２０協調行動章程，確立相關決策程序。針對議題的不同性質，引入１／２、２／３和全票三種表決機制。其三，將Ｇ２０建設成類似聯合國安理會的“經濟理事會”，以此進一步增強Ｇ２０的合法性和權威性。其四，建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世界貿易組織三大國際金融機構與Ｇ２０的制度聯系，并通過制度聯系，確保在Ｇ２０峰會上達成的協議得到有效執行。
其次，在Ｇ２０機制的基礎上推動全球治理向更加公正合理的結構轉型。具體建議如下：（１）鼓勵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人口流入持開放態度，督促其給予難民一定的準入配額，并完善移民政策，在一定時間內逐步給予流入者以國民或準國民身份；（２）各國應協同應對貿易保護主義的勢力抬頭趨勢，逐步落實“巴厘一攬子協定”，進一步推進包括簡化海關及口岸通關程序，允許最不發達國家的服務優先進入富裕國家市場等在內的改革措施；（３）確立并落實全球投資多邊規則框架建設路線圖，減少跨境投資成本推動跨境投資合作的便利化；（４）借助Ｇ２０峰會開啟下一輪多邊貿易談判，在更加平等包容的基礎上形成新的貿易框架；（５）推動全球經濟發展普惠各國，增加發達國家向最不發達國家提供的援助，并逐步減免最不發達國家、內陸發展中國家、小島嶼發展中國家的到期未還債務；（６）通過Ｇ２０框架落實最不發達國家出口至富裕國家的商品免稅免配額制，實現發達國家向最不發達國家開放市場；（７）進一步推動各國接受貿易自由化戰略，基本消除人為設置的國際貿易壁壘；（８）進一步加強國際金融監管制度建設，確保全球金融體系穩定、健康發展，避免周期性金融危機的頻繁發生。
六、結論
全球治理面臨兩大挑戰———結構失衡和文明沖突。結構失衡體現在發達國家因要素過剩而發展動力不足，而發展中國家則因要素缺失而發展緩慢。文明沖突最可能出現在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兩大文明之間。全球治理兩大挑戰的解決，關鍵要通過全球治理狀況均等化和勻質化來完成。這一過程中，人的流動，尤其是中國人的流動將起著關鍵作用。人的流動能夠促使發展要素在全球范圍內的配置更加均衡化，同時也能帶動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和了解。中國由于處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間的中間地帶，實際上起到了溝通二者的橋梁作用，并在全球發展要素均等化配置的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中國人流入發達國家能夠激活發達國家的發展動力，而流入不發達國家則能夠提高不發達國家的教育水平并改善基礎設施狀況。
同時，持有多元信仰的中國人還能夠促使不同文明之間相互學習和交流。一言以蔽之，真正意義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建立在開放的共同體主義基礎之上。就目前而言，中國已經實現了“產品走出去”和“旅游走出去”，接下來要做的是“身份走出去”和“文化走出去”。身份與文化的“走出去”與“走進來”是一個相互的過程。中國應以開放的態度鼓勵人們“走出去”和“走進來”。當前，憑借龐大而活躍的市場和日益完善的基礎設施，中國正在朝向移入目的國的方向發展。在未來，全世界的優秀人才會逐漸流入中國，助力中國的進一步發展。同時，大量的中國人也將流向世界各地，為全球范圍內發展要素的均等化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添磚加瓦。中國與世界將形成關系緊密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過程中，中國可以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發展自己，同時中國的發展也可以惠及人類。世界各國人民都可以分享中國發展所帶來的重要機遇，最終促進中國和世界各國的良性互動與互利共贏。
（作者系華東政法大學政治學研究院院長、教授；來源：《世界經濟與政治》2017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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