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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用戰爭反對戰爭的態度贏得了大國尊嚴！

點擊：作者：綜合來源：往事越千年發布時間:2017-07-11 11:3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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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戰爭反對戰爭，用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戰爭；對待戰爭的態度，一反對二不怕。這些，是毛澤東對待戰爭的基本態度。這個態度，來源于對戰爭規律的深刻把握，來源于中國人民反抗壓迫、反抗侵略的長期艱苦斗爭實踐。它形成于20 世紀三四十年代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和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發動的非正義戰爭時期, 在毛澤東1936 年12 月撰寫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和1957 年撰寫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重要著作中，都有完整的表述。

“我們是戰爭消滅論者，我們是不要戰爭的”

自古知兵非好戰。熱愛和平、保衛和平，是中華民族的天性。但是，為了持久和平，就必須通過戰爭來消滅戰爭，用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戰爭。近代以來，由于飽受列強欺凌，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統治，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成為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必須解決的一大歷史任務。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是在國民黨反動派屠殺和圍追堵截中成長起來的。在日本帝國主義入侵中國后，人民軍隊又肩負起北上抗日、拯救民族危亡的歷史重任。面對中國這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度所遭受的苦難，面對中華民族積貧積弱的現實，毛澤東在戰爭中學習戰爭，深入研究戰爭規律。1936 年12 月，他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這篇文章中開宗明義地提出要研究戰爭規律，提醒“指導戰爭的人”：“我們不但要研究一般戰爭的規律，還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戰爭的規律，還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他說：“戰爭——這個人類互相殘殺的怪物，人類社會的發展終久要把它消滅的，而且就在不遠的將來會要把它消滅的。但是消滅它的方法只有一個，就是用戰爭反對戰爭，用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戰爭，用民族革命戰爭反對民族反革命戰爭，用階級革命戰爭反對階級反革命戰爭。歷史上的戰爭，只有正義的和非正義的兩類。我們是擁護正義戰爭反對非正義戰爭的。一切反革命戰爭都是非正義的，一切革命戰爭都是正義的。”

全面抗戰爆發后，面對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發起的侵略戰爭，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矛盾論》《戰爭和戰略問題》等一系列軍事理論著作中，進一步深刻地闡述了“戰爭的目的在于消滅戰爭”的基本認識。在《戰爭和戰略問題》這篇戰爭論中，他用簡明生動的語言，清晰地告訴人們我們共產黨人的態度：

“帝國主義時代的階級斗爭的經驗告訴我們：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只有用槍桿子的力量才能戰勝武裝的資產階級和地主；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整個世界只有用槍桿子才可能改造。我們是戰爭消滅論者，我們是不要戰爭的；但是只能經過戰爭去消滅戰爭，不要槍桿子必須拿起槍桿子。”

毛澤東提醒人們的是，共產黨人研究革命戰爭的規律，是為了消滅戰爭，我們“不但求一國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時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戰爭是帝國主義強加給我們的。正是為了和平，中國人民才被迫拿起武器，走向血與火的戰場。

反對戰爭，不要戰爭，是毛澤東一貫的思想取向。這可以從毛澤東的個人志向中反映出來。終其一生，他都希望做一名教員，從事教書育人的工作。1936 年，美國記者斯諾來到延安。在接受采訪時，毛澤東第一次公開講述了自己的人生經歷。他說，在長沙求學期間，自己開始認真地考慮前途問題，考慮的結果是“最適合于教書”。走上政治的道路，是不得已而為之。新中國成立后，在與外國客人的談話中，他又多次講道：“我是一個知識分子，當一個小學教員”，“沒有想到打仗”，“我歷來是當教員的，現在還是當教員”。后來，“中國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開始還有軍閥的壓迫”，不得已走上革命道路，“這不以我們這些人的意志為轉移”。

正因為有了這樣的戰爭與和平觀，新中國成立前夕，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毛澤東就向全世界莊嚴宣告： “我們的民族將從此列入愛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勞的姿態工作著，創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時也促進世界的和平和自由。”

百廢待興的新中國需要和平的國際環境，為國內經濟建設創造有利外部條件。但是，這個和平環境不是靠妥協退讓得來的，而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人民經過堅持不懈的斗爭爭取來的。

1950 年6 月，朝鮮戰爭爆發。10 月1 日深夜，金日成向中國政府提出出兵支援的請求。成立僅僅一年的人民共和國再次面臨戰爭的考驗。而這次的對手美國，是世界頭號帝國主義強國。為了國內的持久和平，毛澤東斟酌再三，作出了他一生中最難作出的決策之一—— 出兵朝鮮。在實力懸殊的情況下打仗，國內自然會出現各種擔心、憂慮。美國插手朝鮮是否會引發新的世界大戰，就是其中之一。這種擔心和憂慮，沒有改變毛澤東關于新的世界大戰打不起來的既有判斷。1952 年8 月4 日，他在分析朝鮮戰場局勢時說，朝鮮戰爭究竟打到哪一年為止，談判要談到什么時候為止，沒有確切時間，但是，最終結果一定是和，“談還是要談，打還是要打，和還是要和”。說馬上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戰，“是嚇唬人的”。有了這個基本判斷，我們高舉“要和平，不要戰爭”的旗幟，堅持談打結合，以打促談的斗爭策略，最終取得了朝鮮戰爭的勝利。

戰后召開的日內瓦會議，是決定朝鮮半島和印度支那走向和平還是再陷戰爭的歷史性會議。毛澤東提出，會議要爭取緩和國際緊張局勢、打破美國對中國的孤立封鎖政策。在主持討論修改憲法草案、處理高饒事件的同時，他多次親自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審定周恩來為參加日內瓦會議準備的5個重要文件，并多次約周恩來商談有關問題。代表團啟程的前一天晚上，他又召集劉少奇、周恩來、陳云、彭德懷、鄧小平等人開會，進一步研究相關問題，要求做到充分準備、仔細斟酌、力求萬無一失，謀定而后動。由于緊緊抓住了各國都希望和平、不愿再打起來的這個共同點，中國代表團在會議中所做的大量團結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使好戰的美國陷于相當孤立的境地。

對于中國代表團能在會議上取得成果，毛澤東是有把握的。他在1954 年7 月7 日主持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我們的成功，就在于“抓住了和平這個口號”， “而美國人就不抓這個東西，它就是要打，這樣，它就很說不過去了，沒有道理了。現在要和平的人多了，我們要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來孤立那些好戰分子”。他進而提出，不同制度的國家可以和平相處，我們要對許多國家，比如英國、法國、加拿大這一類國家，比如印度、緬甸這一類國家，凡是有可能的，都要進行工作。總之，“只要在和平這個問題上能夠團結的，就和他們拉關系，來保衛我們的國家，保衛社會主義，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在日內瓦會議期間和會議結束后，中國政府抓住機遇，迅速調整外交政策，把會議成果進一步鞏固、擴大了下來。中英、中法、中美關系都出現了新的進展與突破。中國與亞洲近鄰的關系更是取得了長足進展。

1955 年2 月，周恩來率團出席在萬隆召開的亞非會議，提出了在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基礎上的和平宣言議案，受到與會各國的高度贊賞。會議的成功，預示著以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為基礎的國際新秩序將逐步建立。從此，我們在全世界樹立起了熱愛和平、維護和平的良好形象，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敵對國家在國際社會誣蔑中國“好戰”的論調沒有了市場，于我有利的國際環境逐步形成。在這個大前提下，新中國各項建設事業有聲有色、轟轟烈烈地開展了起來。

1959年3月，毛澤東會見美國著名黑人學者杜波伊斯博士及其夫人

“如果有人來侵略我們，我們就予以堅決回擊”

不要戰爭，持久和平，是我們的良好愿望。但是，只要帝國主義存在，就無法改變其侵略他國、互相爭霸的本性，戰爭也就不可避免。毛澤東認為，我們的努力，只能做到在一個時期，或是一個相當時期內避免戰爭。既然世界上還存在戰爭，我們就得正確應對。怕戰爭，以妥協退讓來避免戰爭，是無用的。

不怕鬼、不信邪，是毛澤東最鮮明的性格特點之一。1955 年1 月28 日，毛澤東會見芬蘭首任駐華大使孫士敦，在談到世界戰爭的危險時，他作了明確的表述：“我們有兩條：第一，我們不要戰爭；第二，如果有人來侵略我們，我們就予以堅決回擊。”

兩年以后，他又表達了對待戰爭“第一條，反對；第二條，不怕” 的明確態度。

1959 年3 月，美國著名黑人學者、世界和平理事會理事杜波伊斯博士和夫人訪問中國，受到毛澤東的熱情接待。談話間，杜波伊斯問：“為什么中國人不那么害怕戰爭？”毛澤東回答說：“如果帝國主義一定要發動戰爭，你害怕有什么用呢？你怕也好，不怕也好，戰爭反正到來，你越是害怕，戰爭也許還會來得早一些。因此，我們有兩條：第一條，堅決反對戰爭；第二條，如果帝國主義一定要打仗，我們就同它打。把問題這樣想透了，就不害怕了。”

毛澤東的所謂“想透了”，其實就是中國人對掌握客觀規律的一種通俗說法。

毛澤東從研究歷次世界大戰的結果中得出結論，弱小但是進步的戰勝強大但是落后的，是世界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所以，帝國主義不可怕。

毛澤東的這種“不害怕”的精神，體現在包括抗日戰爭時期在內的中國人民面臨戰爭威脅的各個時期。1935 年12 月，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中明確指出：“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全面抗戰開始不久，戰場局勢不明，“ 亡國論” 大行其道時，毛澤東就豪邁地宣稱，我們的軍隊是人民的軍隊，是無敵于天下的。他還說過這樣一句話：“個把日本帝國主義是不夠打的！”這些話，不僅僅是簡單的語言上的豪邁。

抗戰勝利后，面對蔣介石的內戰圖謀，毛澤東一針見血地指出： “就我們自己的愿望說，我們連一天也不愿意打。但是如果形勢迫使我們不得不打的話，我們是能夠一直打到底的。”

新中國成立后，面對帝國主義的包圍，他仍樂觀地做出預計，帝國主義那套東西就怕打，打的結果，一定是社會主義陣營獲勝。“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出了一個蘇聯，兩億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出了一個社會主義陣營，一共9 億人口。如果帝國主義者一定要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可以斷定，其結果必定又要有多少億人口轉到社會主義方面，帝國主義剩下的地盤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個帝國主義制度全部崩潰。”“如果發生了第三次世界大戰，資本主義世界就要完結。如果有瘋子要發動戰爭，也沒有什么了不起，滅亡的是帝國主義。”

在毛澤東看來，有了這種對世界大勢的清醒認識和斗爭的必勝信心，暫時強大的帝國主義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二戰以來，新的世界戰爭打不打，怎么打，核心的考量因素是美國。人們講“怕”或“不怕”的對象，主要也是指美國。在世界上許多人都懼怕美國強大的軍事力量時，毛澤東卻明確提出：“我認為目前形勢的特點是東風壓倒西風，也就是說社會主義的力量對帝國主義的力量占了壓倒的優勢。”

這就清楚地告訴人們：美國并不可怕。

1955 年4 月，毛澤東風趣地對遠道而來的英國共產黨主席波立特說，我們對美國的看法，可以說是可怕，但又不可怕。它的力量強，有原子彈，所以我們要搞和平運動。但是從根本上看，其實它不可怕。“美帝國主義真的要打，我們也不怕。”為什么不怕？因為我們有力量，在歐、亞、非廣大的中間地帶，美國是孤立的，“如果打起來，3 個洲都會變成一個腔調”。這樣，我們五分天下有其三，“資本主義制度就會早些完蛋”。所以，我們要努力阻止戰爭的爆發。但萬一戰爭無法阻止，就要“準備打他幾年，把戰爭從3 個洲的土地上掃出去”。

20 世紀五六十年代，人們對世界大戰的擔憂，很大程度上來源于對原子彈這個新式武器的恐懼。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認為，在使用原子武器的戰爭中“將沒有勝利者”，人類都有可能在這個戰爭中“一掃而光”。因此，他曾經幻想可以與帝國主義者“和平共處”。印度總理尼赫魯，也曾向毛澤東表達過人類可能“統統打光”的憂慮。

對這些幻想和憂慮，毛澤東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原子彈的威力固然可怕，但“決定戰爭勝敗的是人民，而不是一兩件新式武器”，原子彈威力再大，也終究逃不脫這一客觀規律。由此，他提出了“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除了對“人與武器”的辯證關系有深刻認識外，毛澤東還從“極而言之”的最壞基點上作出設想：即使爆發原子戰爭，也不會像有些人想的那樣“人會死絕”，而是至多損失一半人，“人類是消滅不了的”。

極力避免最壞的情況，積極爭取最好的結果。正是有了這種底線思維，毛澤東多次強調：“美國的原子訛詐，嚇不倒中國人民。”

毛澤東主張不怕美國，不怕原子彈，是從思想方法上給中國人民傳遞一種“不怕”的精神。他把戰爭的辯證法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表達出來，主要目的是引導人們看清方向，把握趨勢，克服恐懼，樹立必勝的信念。

不怕，并不等于沒有準備。對于長久以來積貧積弱、飽受帝國主義欺凌的中國人民來說，這一點至關重要。毛澤東深知掌握戰爭主動權的極端重要性。因此，在提出戰略上“不怕”原子彈的同時，他在戰術上又高度重視發展尖端科技，主張新中國要擁有核武器，要求用10 年時間搞出原子彈、氫彈。他說： “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

有了核武器，中國才可能在懾止核戰爭、維護世界和平方面，作出更大的貢獻。

按照毛澤東的要求，我國于1964 年成功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懾止了西方大國的核訛詐。

對待戰爭“不怕”，展現了中國人民不怕犧牲、斗爭到底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正是有了這種精神，中國共產黨才能從無到有，由弱到強，用小米加步槍打跑了日本侵略者，推翻了蔣家王朝，建立起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新中國。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再提“不怕”的認識，是為了鼓舞全國人民乃至全世界被壓迫人民，敢于斗爭，爭取更大的勝利。新生的人民共和國敢于和世界頭號強國美國在朝鮮較量，而且堅持把戰爭“進行到美國政府愿意和平解決的時候為止”“美帝國主義愿意打多少年，我們也就準備跟他打多少年”。這些，都是對“不怕”精神的極好詮釋。

“世界大戰打不起來，真打起來也不怕”

戰爭與和平是辯證統一的， “怕”與“不怕”也是一個對立統一法則。毛澤東的所謂“ 不怕”，是建立在對“怕”作客觀分析與充分準備的基礎上的。他說過：“一點不怕，無憂無慮，真正單純的樂神，從來沒有。”他還說過：“世界上的事情總是那樣，你準備不好，敵人就來了；準備好了，敵人反而不敢來。”他就是想告訴人們，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作最壞的打算，就是作好戰爭準備，有備無患。

在戰爭根源尚未消除，美、蘇對立造成的現實威脅依然存在的情況下，總體而言，戰爭與和平的決定權并不掌握在我們手中。因而，毛澤東反復強調：戰爭的危險客觀存在，我們必須充分估計到這種可能性，要準備打仗，向敵對勢力展現我們準備打仗的決心和人民戰爭的威勢，使敵人望而生畏，從而放棄侵略企圖。

朝鮮戰爭爆發后，毛澤東就提出過：“ 我們要隨時準備對付美帝國主義來侵略。我們所進行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設事業，都要考慮到敵人就在面前這個情況來討論和決定。”

朝鮮戰爭結束后，我國逐步轉入全面建設時期。此時，兩大陣營的對立依然存在，美國反共反華勢頭仍然十足。因而，毛澤東再次告誡全黨，雖然目前國際形勢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有利，但帝國主義勢力還包圍著我們，他們是什么都可能干出來的，我們必須準備應付可能的突然事變。

他告誡人們：“今后帝國主義如果發動戰爭，很可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那樣，進行突然的襲擊。因此，我們在精神上和物質上都要有所準備，當著突然事變發生的時候，才不至于措手不及。”

戰爭準備越充分，懾止戰爭的可能性就越大。20 世紀60 年代，中蘇兩國關系日趨緊張，蘇聯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中國面臨的戰爭危險也逐漸加重。因而， “備戰”成為我國國防建設的重要內容。1961 年8 月，毛澤東在會見巴西共產黨干部參觀團和干部學習團時說，世界大戰可能不打，但也可能打，就這么兩條。按照社會主義陣營的意見，按照各國共產黨的意見和各國勞動人民的意見，是不要打的；但如果按照帝國主義以及它在各國的走狗的意見，那就要打。所以要警惕。“就是說，做壞的方面的準備，做了準備，也許可以不打。帝國主義反對我們，如果我們都睡覺，那是很危險的。”

正是因為從精神上和物質上做好了隨時準備打仗的充分準備，積極應對了世界戰略格局的重大變化，我國才有效遏止了可能的大規模戰爭，消除了外部隱患，保證了國家的安全和經濟建設的順利進行。

作為偉大的戰略家，毛澤東考慮問題從來不局限于一時一事，而是著眼長遠，抓住根本。讓我們回顧一下1963 年9 月他在修改《關于工業發展問題（初稿）》時加寫的一大段話：

“ 我國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期，共計一百零五年時間，全世界幾乎一切大中小帝國主義國家都侵略過我國，都打過我們，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戰爭，由于國內外各種原因以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告終以外，沒有一次戰爭不是以我國失敗、簽訂喪權辱國條約而告終。”

為什么會這樣？毛澤東作了深刻的“ 挨打” 社會根源剖析。他說：“其原因：一是社會制度腐敗，二是經濟技術落后。現在，我國社會制度變了，第一個原因基本解決了；但還沒有徹底解決，社會還存在著階級斗爭。第二個原因也已開始有了一些改變，但要徹底改變，至少還需要幾十年時間。如果不在今后幾十年內，爭取徹底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遠遠落后于帝國主義國家的狀態，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剖析原因是為了找到努力的方向和選擇的目標，毛澤東接著說：“當然，帝國主義現在是處在衰落時代，我國，社會主義陣營，全世界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斗爭，都是處于上升的時代，世界性的戰爭有可能避免。這里存在著戰爭可以避免和戰爭不可避免這樣兩種可能性。但是我們應當以有可能挨打為出發點來部署我們的工作，力求在一個不太長久的時間內改變我國社會經濟、技術方面的落后狀態，否則我們就要犯錯誤。”

這一大段論述，體現了毛澤東對遏制霸權、防止戰爭的進一步思考。“以有可能挨打為出發點來部署我們的工作”，把經濟技術發展起來作為戰爭準備的重要基礎，強大到讓敵人不敢來打，體現了他深刻的底線思維、戰略眼光和哲學智慧。

毛澤東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思想及其實踐，為確保新中國的長治久安，提供了寶貴精神財富。

歷史行進到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毛澤東的深刻思考和精神財富，進一步被發揚光大。1989 年9 月，鄧小平在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說了這樣一段語重心長的話：“國際形勢有一個戰爭問題， …… 世界上希望我們好起來的人很多，想整我們的人也有的是。我們自己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要維護我們獨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們絕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勁頭就越大。并不因為你軟了人家就對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軟了人家看不起你。我們怕什么？戰爭我們并不怕。我們分析世界大戰打不起來，真打起來也不怕。……我們的基礎好，是幾十年打出來的，這個威勢一直要傳到后代，保持下去，這是本錢。”

毛澤東“以戰止戰”解決中印邊爭

上世紀60年代，一直覬覦并屢屢蠶食我國邊界領土的印度政府，冒天下之大不韙，悍然挑起一場大規模的侵蝕中國領土的戰爭，我國政府被迫進行了一場捍衛領土的自衛反擊戰，狠狠地打擊了來犯之敵，并大獲全勝，反擊戰打得很利索很漂亮，有力地教訓了印度侵略者，并換來了我國西南邊疆數十年的安寧。

毛澤東親自決策了這場反擊戰。當年，對印度的挑釁一忍再忍、最后忍無可忍的毛澤東曾指著地圖上標出的印度據點，大手一揮：掃了它！這三個字，簡短而有力，體現了一個泱泱大國領袖捍衛國家領土主權的堅定意志，時至今日想來也很令國人有揚眉吐氣之感。

印度的民兵訓練印度的民兵訓練

印度對我國邊界領土的虎視眈眈由來已久，早在建國之初，即使在兩國關系最友好的那段時光，印度方面也有過一些不友好的舉動。1951年，印方在我國抗美援朝之際，乘我國在朝鮮激戰無暇西顧，搶占了中印邊境東段“麥克馬洪線”以南的9萬平方公里中國領土，接著又貪得無厭地占領了邊境中段部分中國領土。這是對我國的公然挑釁，是明火執仗的軍事入侵。

當時，毛澤東出于對中印傳統友誼和根本利益的考慮，對印方的尋釁滋事一直保持著克制和忍讓態度。但是，印度當局對此置若罔聞，短暫的沉寂之后，又開始了新一輪蠶食中國領土的行動。

此后，中國政府經過多方交涉表明態度，印方明目張膽的軍事活動才有所收斂。然而印度政府不僅不肯退出占領的中國土地，反而加緊了蠶食的進程。

更令人驚訝的是，印度獨立后第一任總理尼赫魯1954年10月訪華甫歸，一條非法的麥克馬洪線竟立即出現在印度官方地圖上，以此迫使中國接受這一事實。直至1958年12月14日尼赫魯給周恩來的親筆信中還寫道：“印度的這些大片土地(中國地圖表明屬于中國)只能是屬于印度的，這是毫無疑問的，而且對這些土地不存在爭端。”此后，印度政府還支持西藏反動農奴主叛亂，公開否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尼赫魯甚至指責中國“沒有遵守西藏同中國關于自治區的協議和對印度提出的保證。”西藏叛亂的失敗，使尼赫魯劃西藏為印度戰略緩沖區的妄想成為泡影，但“大印度聯邦”構想仍然使他不能平靜。他公然向中國政府提出，把有爭議的12.5萬平方公里土地全部劃歸印度，中印關系隨即惡化。尼赫魯完全阻絕了中國政府防止邊界沖突的各項建議，一意孤行地執行“前進政策”，繼續侵占中國領土，在兩國交惡的路上越走越遠。

中共中央于1959年11月30日至12月4日，在杭州召開工作會議。這次會議主要討論中蘇關系、中印關系等國際形勢和1960年國民經濟計劃問題。

11月3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集由周恩來、彭真、王稼祥、胡喬木等參加的討論國際形勢問題。周恩來匯報到10月21日，一大批印度武裝人員侵入空喀山口以南的中國領土，向一支中國巡邏隊發動武裝進攻，中國巡邏隊被迫還擊的情況后，毛澤東說：為避免糾紛，我建議考慮在整個邊境線雙方各退20公里，搞一個無槍地帶，只許不帶武裝的民政人員照舊管理，以待談判解決。你尼赫魯說撤出朗久(指同年8月印軍侵入中國的地區)，我就擴大成整個邊界線，我們愛好和平就達到極點了。周恩來說：中間有個無槍地帶，是很主動的，他來了，僅僅接觸，你說你的，我說我的，吵一頓，沒有槍，總打不起來。毛澤東說：我看兩國總理可以見面，在北京或新德里，我有一個盤子，就是要和平，由兩國總理通信的辦法，恐怕比較好。

11月4日，周恩來回到北京，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作了關于目前中印邊界問題的報告。會議基本通過周恩來致尼赫魯的信和中共中央給印共總書記高士的信。11月28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胡喬木等參加的會，討論給尼赫魯復信的問題。

會議之后，周恩來致信尼赫魯，提出和平解決中印邊界爭端的首要步驟，建議兩國總理在本月26日舉行會談。說明中國政府本著和解和走向全線撤軍的愿望，準備同意首先在有爭議的朗久、巴里加斯等所有邊境地點雙方不派駐武裝人員，歡迎印方關于雙方停止邊境巡邏的建議，希望這項建議適用于全部邊境。

在毛澤東的提議下，中共中央在這次杭州會議上確定了避免邊界沖突的隔離政策。印度對毛澤東提出的和平解決兩國邊界沖突的總體思路并沒有積極響應。在中國政府單方面命令軍隊后撤20公里后的兩年內，印度軍隊不僅沒有絲毫收斂，反而變本加厲地向中國境內進攻，不斷地染指我國領土。

戰爭的目的是為了消滅戰爭。在印方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挑釁下，毛澤東決定“以戰止戰”，讓印方在雙方軍事力量的角逐下能夠清醒一下。

箭在弦上，不得不發。1962年10月1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在頤年堂舉行。周恩來在聽取了總參和外交部關于中印邊境沖突和各方面的反應的匯報之后，認為應立即實施自衛反擊作戰。聽了周恩來的發言，毛澤東說：“多年以來，我們采取了許多辦法，想謀求中印邊界問題的和平解決，印度都不干。他們蓄意挑起武裝沖突，且愈演愈烈，真是欺人太甚。既然尼赫魯非打不可，那我們只有奉陪了，來而不往非禮也。也許我們反擊一下，邊境才能安定下來，和平解決邊界問題，才有希望實現。但我們的反擊僅僅是警告懲罰性質，僅僅是告訴尼赫魯和印度政府，用軍事手段解決邊界問題是不行的。”

這次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同意了總參謀部和西藏軍區共同擬定的反擊作戰計劃，同意反擊作戰的時間為10月20日。毛澤東等中央領導為使我軍在政治上處于主動地位，給自衛反擊作戰規定了四條原則：一是我軍打到喜馬拉雅山下，到鷹窠山口、比里山口、莫吉山口就停下來；二是主動撤到實際控制線以北；三是主動交換俘虜；四是主動交還武器槍支。

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就要返回西藏指揮作戰了，毛澤東和有關領導特意召見了他。一慣喜歡碰硬的毛澤東聽說尼赫魯揚言中國不敢打他，就把張國華叫到一張巨大的軍用地圖前，指著地圖上標出的印度據點。突然揮起手臂，高聲說：“掃了它！”

總參謀長羅瑞卿問張國華：“你有沒有把握打贏？”張國華回答：“有！”“根據呢？”張國華說：“我們面對的敵人，是印度的王牌軍，但比不上蔣介石的主力。他們長期沒有打仗，我們卻剛剛平叛(注：指平息西藏武裝叛亂)；他們未到過高山，我們卻常住高山；他們訓練也趕不上我們。”

聽到張國華司令員這樣穩操勝券的回答，毛澤東和在場的鄧小平、羅瑞卿等人都欣慰地笑了。

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決定指示，中國人民解放軍西藏、新疆邊防部隊立即進入了戰備狀態。為了實施自衛反擊作戰組織指揮，由西藏軍區組成了“西藏軍區前進指揮部”，指揮成員有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副司令員鄧少東、趙文進，司令部副參謀長石伴樵，政治部主任呂義山，后勤部副部長于一星等，主要負責東段指揮。西段，新疆邊防部隊組成了“新疆軍區康西瓦指揮部”，由副軍長何家產負責指揮。西藏、新疆邊防部隊接到中央軍委反擊作戰的命令后，迅速部署兵力，進行緊張的戰前準備，迎擊印軍大規模進攻。

對印自衛反擊戰開始了。

1962年10月20日7時30分，東方剛剛露出魚肚白，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炮火便鋪天蓋地地向入侵克節朗的印軍陣地傾瀉。9時30分，印軍的第一個據點被攻下。到晚上8時多，克節朗戰役即告結束。

在短短一個多月時間里，我軍兩個階段的戰斗都取得了勝利，在西段清除了印軍全部入侵據點，在東段進到了非法的“麥線”以南靠近傳統習慣線附近地區，生擒印軍王牌第七旅旅長旅長達維爾，擊斃印軍第六十二旅旅長希爾•辛格準將，共斃、俘敵8900余人，共殲滅了印軍3個整旅和5個旅的大部。繳獲各種火炮300余門，坦克10輛，汽車400輛各種槍6300余支(挺)，及其它許多武器彈藥和軍用物資。

中國人民解放軍銳不可當，對印自衛反擊戰取得完勝。

在我軍基本到達中印邊界傳統習慣線之時，周恩來向毛澤東建議：“為了給和平談判造成有利條件，我們準備就地停火，部隊后撤。”毛澤東回答說：“我看可以，就地停火，退避三舍，我們讓他們一點，也看出談判的誠意。”

1962年11月21日，中印邊境中國邊防部隊接到了毛澤東簽署的命令。總參謀部用特急電報下發到各部隊。電文如下：西藏軍區前指、軍區、丁指、康指、新疆軍區并成都、蘭州、北京軍區：為進一步爭取政治上的主動，中央決定我國政府發表聲明，宣布為了促成中印邊界問題的和平解決，我軍決定于11月22日零時起，主動停火，并于12月1日開始，主動撤回到1959年11月7日雙方實際控制線的內側20公里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