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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紅：《軟埋》到底想‘軟埋’什么？——讀一部為土地改革翻案的小說

點擊：作者：褚紅來源：昆侖策網發布時間:2017-07-11 10:4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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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到革命圣地西柏坡同當地干部群眾座談時指出：“對我們共產黨人來說，中國革命史是最好的營養劑。”

　　發生在新中國建立前夕和初期的土地改革，是中國革命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階段和偉大成果。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沒有土地改革就沒有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

　　2014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又發表《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講話中嚴肅批評了“顛覆歷史、丑化人民群眾和英雄人物”的文藝創作錯誤，提倡文藝“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這個根本方向。”

　　然而，2016年初，卻由最有影響的文學期刊和出版社巨力推出了顛覆歷史、丑化控訴土地改革，為在土地改革中被推翻的封建地主階級喊冤叫屈，進行翻案，對土地改革的正義性和合法性進行顛覆的長篇小說《軟埋》。

　　一、《軟埋》是在“打撈民族的秘史”嗎？

　　《軟埋》的故事情節并不是很復雜，人物也不算多，以回憶的倒序筆法記述了這樣一些故事：

　　建國之初的1952年春，在川東地區的土地改革中，大地主、“大善人”陸子樵為了免于被批斗而死，為了不受其辱，由他下令全家男女老少十多口人自愿，在大宅院里自己給自己挖下墳坑，然后喝砒霜自盡。為了給陸家留下根，讓暫時回到同樣是地主娘家的兒媳婦丁子桃（胡黛云）使用苦肉計，在斗爭會上強忍巨辱佯裝與家庭劃清界限，親手打了即將被槍斃的父母親，得到工作隊信任后由胡家回到陸家，由她埋葬了已經躺在坑中死去的所有人。

　　這就是小說題目的含義，即川東方言，人死后不具棺槨，直接埋在土里，就叫做“軟埋”。

　　然后丁子桃帶其兒子逃出，在逃離過程中與兒子失散，還挨了土改積極分子的槍托，對其肉體和心靈都留下了愈合不了的“傷痛”。失去親人的痛苦和嚴酷的政治勢壓，迫使她跳河自殺，被1947年山西土改時，家人被殺只身逃出，未暴露地主家庭身份參加革命隊伍當了軍醫的吳家名救活后，對于往事完全失憶，在徹底屏蔽過去的記憶中給別人當了保姆，又與吳家名結婚生子，取名吳林青。

　　吳林青還小時父親吳家名在車禍中身亡，他長大后成了很有錢的大資老總。為了讓母親老來享清福，吳林青給丁子桃建造了一處非常豪闊的獨家小院別墅。丁子桃非但沒有高興，反而十分膽怯地說：“這不像地主家了嗎？你不怕分浮財？他們會找上門來的。”盡管吳林青再三安慰母親：“這是一個全新的時代，誰也不敢來找你的麻煩”“胡漢三永遠不會回來啦！”但丁子桃還是在驚恐中由失憶加重成為失語和大小便失禁的植物人。

　　接著，便是丁子桃魔幻般地重返十八層地獄，回放了婆家、娘家，還有一個李家三家地主如何有文化教養，吟詩作賦，且能忍耐，但未免在土地改革中慘遭滅門的厄運一幕又一幕的慘劇。與此同時吳林青在翻閱父親遺留的日記后，按照父親日記的信息和母親潛意識中透露的一言半語，蛛絲馬跡，他到川東某山村追尋到母親的故居豪宅大院“三知堂”，但那里已變成了冤魂野鬼所棲息、無人敢居住的“鬼屋”。在這個過程中使他對父母親的身世和土地改革使他父親和母親家族慘遭滅門和血淋淋的恐怖過程全部得到顯影和解讀。

　　小說中還暗寫了丁子桃逃跑時失散的兒子，即吳林青同母異父哥哥從美國回來祭掃“鬼屋”，要找土改時斗死他家的積極分子算賬，并發誓永遠不會把這里當自己的家鄉。

　　如果讓不了解真實的中國近現代史，不懂得土地改革歷史背景、經過和真相的讀者只憑《軟埋》中這些虛構偽造的故事為依據，豈不是會毛骨怵然，豈不會對在“土改”中慘遭滅門后變成冤魂野鬼的地主們萌發憐憫同情？豈不會對制造十八層地獄的那個魔鬼和他帶領的窮鬼們激起無比的憤怒嗎？

　　有《軟埋》的支持者以法國作家巴爾扎克的名言“小說是一個民族的秘史”為理由，強調了《軟埋》中的故事是對秘史的“打撈”，以此來說明《軟埋》中事件的真實性。我想問這位評論家，你所指的能夠書寫秘史的小說是指全部還是可以任意選擇的個例，因為巴氏沒有限定。既然沒有限定，那么與《軟埋》的控訴對象、情感立場完全相反的小說《暴風驟雨》《太陽照在桑干河上》《閃閃的紅星》《白毛女》等等，所書寫的故事是不是也是一個民族的秘史呢？

　　《白毛女》盡管對不少人已經耳熟能詳，但我有必要再簡單重復一下最早的故事雛形：

　　在華北一個偏僻的山村，貧苦農民楊白勞的女兒喜兒俊俏可愛，長到青春妙齡，地主黃世仁見色心動，逼債上門，強令楊白勞把欠他的六斗谷子利上加利，在臘月月底前還他二十五元大洋，否則就以女兒抵債。

　　當楊白勞拿著一冬血汗換來的七塊五毛大洋到黃家還利息時，黃要本利一起還，強按楊白勞手指在喜兒的賣身契上畫了押。

　　楊心如刀絞，自覺對不住女兒，除夕夜喝鹵水自殺。

　　大年初一早晨，剛死了父親的喜兒被搶進黃家，又被黃世仁強奸。

　　后喜兒逃出黃家，匿身深山叢林，在山上生下不足月的孩子夭折，非人的山林生活使喜兒變成了一頭白發，喜兒常去山中的奶奶廟取供果和香火。

　　有人遇見，便傳說遇到了白毛仙姑，后來被在這里搞減租減息的八路軍救出。

　　是地主將人逼成“鬼”，又是共產黨使“鬼”變成了人。

　　這個故事最早源于流傳在民間的傳說，是被延安文藝工作者們經過藝術加工后創作成了歌劇、小說、電影等多種文藝形式。劇中的楊白勞、黃世仁、穆仁智等人名也是作家為藝術形象而塑造并非真人姓名，其地名也是虛構的，從來沒有具體過。但這虛構的故事和塑造的人物是有著許多真實的生活原型的，有說來自晉察冀邊區的河北省，有說來自《白毛女》編劇賀敬之的故鄉山東，也有說白毛仙姑在山西。直到《白毛女》的歌劇演了十多年后的1956年，在四川宜賓縣的鳳儀鄉又被民兵從深山老林救出了一位真實的“白毛女”：

　　她叫羅昌秀，1923年出生，惡霸地主先后逼死她父親，打死他哥哥，16歲的羅昌秀被迫躲進四川云南交界的深山老林，過了十七年野人般的生活。被救下山“重返人間”時已經滿頭白發。

　　可見《白毛女》盡管不是特定的真人真事又經過不斷的藝術加工和完善，但她反應的是舊中國眾多被壓迫窮苦農民的歷史真實，還原的是地主階級殘酷欺壓窮人的歷史真相。

　　《暴風驟雨》寫于東北老解放區進行土地改革的1948年，所反映的是當全國尚未解放，位于松花江畔的元茂屯已經誕生了新政權，但地主不甘心交出土地，暗地勾結土匪武裝進行反撲，共產黨員趙玉林等人被害。覺醒了的貧苦農民郭全海在以蕭群為隊長的土改工作隊領導下，斗垮了狡猾惡毒的地主，翻身做了主人。新婚數日的郭全海帶頭報名參加人民解放軍，踏上了解放全國的征程。

　　《暴風驟雨》所描寫的是進行土地改革并非一帆風順，也并非一些人想象的那樣只要下一個文件就能夠在和風細雨中實現平分土地。

　　對于我的上述介紹，可能有人會說，那些都是中國共產黨為了自己的政治宣傳而編寫的具有政治傾向的小說。那么，我再介紹一篇早在中共遠遠還沒有權力的1933年，由非共產黨人也非革命者，出生于封建地主家庭卻被稱為超階級作家、為人類而寫作的后來被譽為民國四大才女之一蕭紅寫的小說《王阿嫂的死》。原想寫個概況介紹，但難以如實表達蕭紅女士所書寫的一段“秘史”，現將主要情節原句摘錄如下：

　　“秋天一來到，王阿嫂和別的村婦們都坐在茅檐下用麻繩把茄子穿成長串長串的，一直穿著。不管蚊蟲把臉和手搔得怎樣紅腫，也不管孩子們在屋里喊叫媽媽吵斷了喉嚨。她只是穿啊，穿啊，兩只手像紡紗車一樣，在旋轉著……茄子曬成干菜了，家家都從房檐把茄子解下來，送到地主的收藏室去了。王阿嫂到冬天只吃著地主用以喂豬的爛土豆，連一片干菜也不曾進過王阿嫂的嘴。

　　……田莊上只是沒有了王阿嫂的影子……

　　楞三就跑到王阿嫂的窗前了：“王阿嫂，為什么不去做工呢?”……

　　小環坐在王阿嫂的身邊，她哭著，響著鼻子說：“我媽媽肚子太大了！不能做工，咋夜又是整夜的哭，不知是肚子痛還是想我的爸爸？”……

　　小環的父親是一個雇工，在她還沒生下來的時候，她的父親就死了。在她五歲時候他的母親又死了。她的母親是被張地主的大兒子張胡琦強奸后氣憤而死的。五歲的小環，開始做了小流浪者了。……

　　當一天王阿嫂到張家去取米，小環正被張家的孩子們將鼻子打破，滿臉是血時，王阿嫂把米袋子丟落在院心，走近小環，給她擦著眼淚和血。小環哭著，王阿嫂也哭了。小環從那天起，就叫王阿嫂媽媽了。那天小環是扯著王阿嫂的衣襟來到王阿嫂的家里。……

　　王阿嫂擰著鼻涕，兩腮抽動，若不是肚子突出，她簡直瘦的像一條龍。

　　……她在說著她自己的話：‘王妹子，你想我還能再活下去嗎？昨天在田莊上張地主是踢了我一腳，那個野獸，踢得我簡直發昏了。你猜他為什么踢我呢？早晨太陽一出就做工，好身子到沒妨礙，我只是再也帶不動我的肚子了！又是個正午時候，我坐在地梢的一端喘了兩口氣，他就踢了我一腳。’擰了擰鼻涕又說下去：‘眼看著他爸爸死了三個月了，那是剛過了五月節的時候，那時僅四個月，現在這個孩子快生下來了。咳！什么孩子，就是冤家，他爸爸的性命是喪在張地主的手里，我也非死在他手里不可了，我想誰也逃不出地主們的手去！’

　　……王妹子心里這樣相信著：‘她的肚子被踢得胎兒活動了！危險……死……’

　　她打開米桶，米桶是空著。王妹子打算到張地主家去取米，從桶蓋上拿下個小盆。王阿嫂嘆息著說：“不要去呀！我不愿意看他家那種臉色……。”

　　王大哥在三個月前給張地主趕著拉糞的車，因為馬腿給石頭折斷，張地主扣他一年的工錢。王大哥氣憤之極，看著小孩也打，狗也打，并且在田莊上亂跑、亂罵。張地主趁他睡在草堆的時候，遣人偷著把草堆點著了。王大哥在火焰里翻滾，他的舌頭伸在嘴唇以外，他嚎叫出不是人的聲音來。

　　……當王阿嫂奔到火堆旁邊，王大哥的骨頭已經燒斷了！四肢脫落，腦殼竟和半個破葫蘆一樣……

　　王阿嫂拾起王大哥的骨頭來，裹在衣襟里，緊緊地抱著，發出啕天的哭聲來。他這凄慘泌血的聲音，飄過草原，穿過樹林的老樹，直到遠處的山間，發出回響來。

　　……滿是眼淚的小環轉向王阿嫂說：“媽媽，你不要哭瘋了啊，爸爸不是因為瘋了才被人燒死的嗎？”

　　……三天過了，五天過了，田莊上不見王阿嫂的影子，拾土豆和割草的婦人們嘴里念道這樣的話：“那天張地主踢了她一腳，五天沒有到田莊上來。大概是孩子生了，我晚上去看看。”

　　……等到村婦擠進王阿嫂屋門的時候，王阿嫂自己已經在炕上發出她最后沉重的嚎聲，它的身子是被自己的血浸染著，同時在血泊里也有一個小的、新的動物在掙扎。

　　……王阿嫂就這樣的死了！新生下來的小孩，不到五分鐘也死了……

　　小環，這個小幽靈，坐在樹根下睡了。林間的月光細碎的飄落在小環的臉上。她兩手扣在膝蓋間，頭搭在手上，小辮子在脖子上給風吹動著，她是個天然的小流浪者。

　　……小環閉著眼睛說：“媽媽，我冷呀！……”

　　讀完蕭紅這篇小說的原文，我與其他讀者一樣，一股凄切憂婉之情涌上心頭，甚至讓自己發出了冷顫，徹底地將自己的心靈嚇著了。

　　出生于封建地主家庭的蕭紅，又親身經歷過歷史真相的那個時代，她耳聞目睹了許多社會真相，她以局外人士的公正筆法記錄了那個時代失去土地的農民血與淚、火與痛的悲慘生活；記錄了已經擁有土地的地主喪失人性，任意踐踏人權、摧殘人身、草菅生命的殘忍面目，寫成了她的處女作《王阿嫂的死》。

　　如果說“小說是一個民族的秘史”，難道小說《王阿嫂的死》不是一種歷史記憶嗎？難道這樣真實的歷史還需要再去還原嗎？

　　從《王阿嫂的死》我們可以看到，封建的陰影籠罩的鄉村，讓歷代農民所深愛的土地，反而也變成了壓榨他們，讓他們的勞動連同性命全都喪在地主手里的手段。蕭紅從未表達過，也可能從來沒有想到過，她的《王阿嫂的死》社會效果客觀地起到了呼喚人們：在農村進行土地改革勢在必行；剝奪地主將窮人不視為同類，任意踐踏其心靈與肉體、草菅其生命的特權也勢在必行。

　　作為小說《王阿嫂的死》盡管她是源于生活的一種藝術描寫，是一種對真實的反映，但還需要人們再去尋找現實具體的實際事實。筆者的母親、姨母都是生于上世紀三十年代初，她們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在舊中國晉西北農村度過的，并且都親身經歷了1947年至1949年晉綏邊區的土地改革。她們生前用現身說法給我講過許多關于我外祖父和土地改革的往事。這不是小說，也不是秘史，而是歷史的真相，但是如果沒有我這位喜好歷史的外孫子用拙筆記錄，我外祖父所遭遇的那些真實的、悲慘的本來面目，隨著先輩們的離去就將會永遠被“軟埋”。

　　我的外祖父于上世紀之初，家窮沒有讀過書，生來就是一位老實巴交又很勤勞會干農活的農民，因祖上就沒有土地只能靠租種地主家的地來維持外祖父、外祖母、年幼的我的母親和姨母一家四口人的生活。

　　“你外祖父很勤快，常年一天都不閑著起早貪黑地都在地里干活。”我母親經常這樣說。

　　從耕地下種、鋤地、到莊稼收割到場里打下一大堆又一大堆的糧食，但都一大袋又一大袋地都倒進地主家葦席的糧倉里去了，這還不夠還地租和青黃不接時借下的利滾利的高利貸。到快過年，家家戶戶都打掃家糊窗戶和貼對聯時，你外祖父卻經常跑出去躲債。

　　有一年，你的一個舅舅剛生下還沒有過滿月，你外祖父將幾十斤高粱藏在一個木風箱內攔在剛生下嬰兒身旁，來給孩子擋風。

　　這年大年三十，地主上門來逼債，你祖父說：“糧食全都交到你老人家庫里了，我們全家五口人連過年的吃的都沒有了”。

　　地主不相信，就在屋里翻騰，當搬動木風箱發現很沉時就嚷道：“你騙人，將糧食藏到這里了！”說著就要強行搬走風箱，抬走全家人過年和賴以生存的一點點高粱。

　　你外祖父、外祖母哀求地主，我和你姨當時還是小姑娘嚇得直哭。由于好多人在嬰兒身旁這樣強拉硬扯的折騰了半天，沒過幾天你那剛出生還沒有過滿月的舅舅就死了。

　　到了1944年，你外祖父被日本人的洋刀捅死了，他辛苦了一輩子，死時身上連一件布衣裳都沒有，大夏天穿的是破羊皮襖和褲，1947年春天晉綏邊區土地改革時，你外婆已改嫁帶著你姨到了別的村，土改工作團給我這個孤兒分了好多土地，在這里保衛土改的八路軍戰士又幫助我耕種好，到秋天地里果實累累時，戰士們卻開到別處打仗去了。

　　土改時，我們這一千多人的大村子，沒有打死過一個地主，到是錯殺了一名“欺壓群眾”的黨員民兵干部。

　　二、《軟埋》所還原的“歷史真相”是真相嗎？

　　《軟埋》面世后，其作者也滿血復活，一時間作者與作品都聲名鵲起，沒有家喻戶曉也幾乎眾人皆知，其社會效果是讓讀者震動，讓人們以為“土改的真相的確殘酷”，“運動過火，殺人隨意”，其小說偽造的主人公是穿過被打入的十八層地獄，一層又一層地揭示了幾個地主家庭遭遇的殘酷“滅門”的恐怖和血淋淋的悲慘過程。使中國共產黨為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的土地改革被這樣妖魔化，將中國共產黨描繪成制造十八層地獄的罪惡魔鬼。小說還反復示意讀者，對于這段歷史“我們不要軟埋”，“不要選擇遺忘”，要“牢記真相”。小說中還借旁觀者劉小川的嘴說：“傷害之深，時時要報仇”。然而，《軟埋》所打撈的“歷史真相”是“真相”嗎？

　　小說盡管是經過虛構的一種語言藝術，不是對社會現實生活的照搬照抄，但是其宏觀歷史大局，重大歷史背景等必須符合歷史本質的真實和歷史的真相。如果出現“關公戰秦瓊”和不著邊界的“戲說”，這樣的小說藝術性越強對歷史的顛倒和對讀者的誤導就越大。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那場土地改革剛剛過去六十多年，許多當事人還健在，許多實物實錄檔案還有據可查，多方編撰出版的歷史文獻更可加以佐證。

　　我的家鄉山西呂梁山山區，1947年春天開始的土地改革，是中共中央土改工作團的試點地區之一，也是晉綏邊區最早進行土改的地方。

　　政策依據是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發出的《關于土地問題的指示》（即《五四指示》）。指示決定將老解放區實行的減租減息政策，改變為實現“耕者有其田”，規定：除沒收和分配極少數大漢奸的土地之外，主要通過清算、減租、減息和獻地等方法，使農民從地主手中獲得土地；對于抗日軍人及抗日干部的家屬屬于豪紳地主成分者，應該謹慎處理，適當照顧；要給漢奸、豪紳、惡霸留下能維持生活所需土地。

　　這些政策合情合理具有進步意義，但因為落實政策沒有先例的經驗。在運動初起確實有過劃分地主富農擴大化和個別地方對極少數人的亂打亂殺現象，需要指出的是被打被殺主要對象不是地主，更沒有出現“滅門”現象，而群眾的矛頭主要是對準了一些被認為“欺壓群眾”的共產黨的干部，當時被錯整和被錯殺的也主要是這種人。

　　這種狀況很快就得到了糾正，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公布了《中國土地法大綱》，至此老解放區的土地改開始依法進行，《土地法大綱》不僅有制定了進行土改的詳細條款，而且規定成立人民法庭，違抗本法的罪犯由人民法庭予以審判及處分。

　　1948年1月，毛澤東批轉了西北局書記習仲勛的《關于土改中一些問題的報告》。1948年4月1日毛澤東《在晉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中再三強調在土改中“必須禁止亂殺。同時，在人民法庭和民主政府進行對于犯罪分子的審訊工作時，必須禁止使用肉刑”。為此，晉綏邊區對過去土改工作中的“擴大化”和“亂打亂殺”錯誤進行了認真的糾正，即“糾偏工作”。必須指出的是：當時抗戰剛剛結束，國民黨軍隨時正向解放區進攻，人民政權還沒有得到鞏固，在土地改革進行的同時，人民政府和人民法庭確實依法鎮壓過一批曾勾結日寇欠下人民血債的漢奸、國民黨派進解放區搗亂的特務、以及用暴力手段對抗土地改革的刑事犯罪分子。

　　后來有人寫文章把被處決的這部分人的數字也算在土地改革“亂殺人”的賬上，還有人利用文學作品虛構情節，歪曲真相，美化其人，企圖為這部分人翻案，給土地改革抹黑。比如對于一些妻妾成群的地主，按照解放區一夫一妻的政策，令其只留一妻，其余離婚后動員她們在自愿的前提下嫁給貧農和退伍軍人的事情也確實有過。但后來被一些人寫成“將地主的女人作為勝利果實配給窮人”。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1950年6月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在全國人大成立以前，行使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責）審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草案）》，經修改補充后，6月30日，由國家主席毛澤東簽署命令，正式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作為在全國新解放區實行土地改革的法律依據。之前的1949年10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成立，全國縣以上各級人民法院也相繼成立。此后，包括小說《軟埋》中所說的1952年春川東新解放區在內的土地改革都是在此背景下進行的。

　　新中國成立后，殺人的權限已由縣以上人民政府和法庭提升為省以上人民法院，五十年代初又一律規定為最高人民法院核準。如果說，在抗戰剛剛勝利后的老解放區的土改中，由于沒有規范的法規和經驗，群眾有過一些極個別的過激行為是可能的，但也沒有過對地主全家滅門事件，并且很快就得到了糾正。在建國后有法可依有執法機關行使權力的情況下，在土改中絕對不可能出現“農民運動的過火和失控，土改領導者缺乏經驗”的現象，更不可能出現由群眾隨意殺人、隨意將地主全家滅門，這些絕對不是歷史的“真相”。

　　在《軟埋》這本虛構的藝術世界中，它的那些由作者虛構偽造的主人公在建國后五十年代初川東土地改革中慘遭被滅門的厄運，絕對不是對他們的生活原型所經歷那個歷史年代“真相的還原”。

　　誠然，建國初期在新解放區開展的土地改革是與為鞏固新生的共和國人民政權所進行的抗美援朝、剿匪斗爭、打擊反動會道門和鎮壓反革命運動同步進行并相互配合的。不可否認，在這些特殊斗爭中，對一些與人民和共和國人民政府為敵、同國內外敵對勢力遙相呼應進行破壞搗亂和刑事犯罪的敵對分子，在當時是進行過堅決鎮壓的，也確實有一人集地主、土匪、流寇、反革命分子為一體，多重身份、多種面孔的人物。

　　如果將在鞏固新生的共和國人民政權的斗爭中被處決的“犯罪分子”與土改中的地主混為一談，那只能是對建國初期那些正義斗爭的丑化。如果將這些“犯罪分子”虛構美化成“開明紳士”，說他的對革命立過功、對解放軍幫過忙等等，那是既違背了歷史的真相，也違背了藝術創作源于生活真實的創作原則。如前面所說，在土地改革中個別地方出現個別“過火”失誤，那也是可能的。

　　但《軟埋》作者說：“非但她家，我自己的父母家、我諸多的朋友家，以及我四周很多鄰居家人，無數無數的，也都共同經歷過。”

　　這就說明《軟埋》控訴和否定的是整個土地改革。即使是整個土地改革，被劃成地主的家庭也是少數，所謂：“無數”，既是一種夸張，也有可能包括了在土改期間被政府處理的上述土匪、反動會道門、反革命分子等人員。

　　三、對土地改革歷史需要“理性反思嗎？”

　　有《軟埋》的支持者說：“每個民族和國家都有自己的歷史，每個人也都有自己的歷史，歷史上難免有創痛，難免有污點，難免有難言之隱……對自己歷史的反思通常是他們前進的動力。”

　　因此，他認為要“以客觀的眼光，以反思的勇氣，回顧我們走過的曲折道路”。

　　他提到了民族和國家，雖然沒有提政黨，更沒有提中國共產黨，但只要不是白癡的讀者都會明白，他所指的是《軟埋》揭露了一個政黨或者是這個政黨所領導的國家在土地改革中給地主們制造了“創痛”，這是這個政黨的“污點”和“難言之隱”，只要以“客觀的眼光”和“勇氣”反思自己“走過的曲折道路”，才是這個政黨“前進的動力”。

　　不僅僅是這位支持者，而所有《軟埋》的吹捧者們都打出了對土地改革的歷史要“理性反思”旗號。甚至還有人將土改說成是“對人與人性的踐踏”。

　　土地改革的歷史真的需要反思嗎？在那場改革中真的有對人與人性的踐踏嗎？筆者的觀點是肯定的，但我認為反思和踐踏的主體不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群眾，而是當時的國民黨反動派和不甘心失去政治地位和經濟利益的地主階級。

　　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統計資料，全國土地改革前農村各階級占有耕地的情況是：占農戶總數不到7%以上的地主、富農，占總耕地的50%以上，而占全國農戶57%以上的貧農、雇農，僅占有耕地的14%，地主人均占有耕地為貧雇農的二三十倍。

　　貧雇農和大多數的中農終年辛勤勞動，卻不得溫飽。這是我們中華民族被侵略、被壓迫、陷于貧窮落后的根源，是我們國家民主化、工業化、獨立、統一及富強的基本障礙。

　　敢于擔當的中國共產黨為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了整個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把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改變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作為黨領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任務和基本綱領之一。

　　從1927年至抗戰全面爆發的1937年，中國共產黨已經為之整整奮斗了十年，新中國成立前夕至建國初期的土地改革是這場斗爭的繼續和最終勝利。但是，維護地主階級利益的國民黨反動統治和私欲膨脹的地主階級卻不顧國家與民族的利益，對這一項具有歷史合理性和社會進步性的改革進行了武力鎮壓和血腥反抗。

　　國民黨軍隊對農村革命根據地發動了五次“圍剿”，迫使正在進行土地革命斗爭的紅軍進行了長征的戰略轉移。

　　紅軍主力長征后，逃亡的地主隨同國軍返回革命根據地，對參加過土地革命的貧苦農民進行了所謂“清剿”的血腥報復，采用了大肆燒殺等最殘酷最毒辣的手段，所到之處尸骨遍野，血流遍地，一片廢墟。其恐怖程度要比《軟埋》虛構情節殘忍可怕千倍萬倍。

　　無論是在建國前夕和建國初期老解放區和新解放區先后開展的土地改革中“地主階級不會因政府發布土改法令就順從地交出土地，農民也不可能靠自上而下的‘恩賜’獲得土地”。

　　“一小部分中小地主和開明紳士表示愿意服從土改法令，但就整個地主階級而言，是不甘心失去其原來在農村的統治地位和經濟利益的。”

　　為此，中國共產黨制定的土地改革法令和法律，對被地主占有的大量土地實行沒收，然后進行平均分配。

　　1947年初在晉綏老解放區正在開展土地改革時，不甘心交出土地的地主武裝“奮斗復仇自衛隊”隨同國民黨閻錫山的部隊反撲到山西文水縣的云周西村，對手無寸鐵的土改群眾進行了瘋狂的屠殺，用鍘刀鍘死了包括十五歲的女共產黨員劉胡蘭在內的七位曾經斗爭過地主的積極分子，他們被身首分離，其殘忍度比《軟埋》中虛構的自殺與自埋可想而知。

　　1948年初在東北老解放區土地改革中，從部隊中派往遼寧省盤山縣的土改工作組長鄧文奎、于喜彬、孫紹卿組織群眾建起農會，將大地主的土地、房屋、牲畜和糧食平均分給農民，正當翻身農民感謝共產黨的恩情時，被分去土地和財物的惡霸地主將土匪引進村內，將于喜彬槍殺，將鄧文奎、孫紹卿綁于馬后，趕馬在冰天雪地中奔馳，他們被拖得已經血肉模糊，土匪怕他們不死，還用子彈槍殺了他們，其手段之野蠻令人發指。

　　經典名著《林海雪原》，就是從東北地區的地主勾引逃進林海雪原中的國民黨殘部進村大肆血腥屠殺土改工作隊和群眾，解放軍進山剿匪寫起的。在山東老解放區土地改革時，地主還鄉團殺人更是令毛骨怵然。

　　1946年“還鄉團”將膠州在土改和擁軍支前中表現積極的女村民孫芝蘭抓到山上后，將她及她的妹妹百般摧殘后，又連同僅兩歲的兒子三人都活埋。

　　1947年，國民黨軍重點進攻山東解放區返回高密城。土改時逃往青島的地主紛紛組織“還鄉團”武裝也返回高密，進行報復。在三個月里，以槍殺、活埋、點天燈等，殺害了農村干部、土改干部及家屬3600多人。土改干部張光烈的妻子張高氏、12歲的女兒張志嫚、9歲的兒子張新駒、8歲的侄子張好齋被“還鄉團”活活埋在事先挖好的坑內。“還鄉團”的頭目怕人不死，又走到土堆上跳了幾跳，后來又被狗扒拉出來全部吃光。高密的老百姓說，當時狗吃被還鄉團殺的人吃的都眼紅了。（耿來意：《“軟埋”的，是一個階級的宿命》）

　　在大屠殺中，還鄉團把抓捕的婦救會長、女青年隊長、女民兵等，先關起來進行凌辱，而后割乳房，用刺刀穿陰道，直到捅死。婦女們的慘叫聲就是匪徒的最歡樂的時候。“照天燈”是還鄉團慘殺婦女干部的又一種形式：他們先用鐵絲綁著女人的兩個大拇指頭吊在梁上，用皮鞭打得遍體鱗傷、血肉模糊后，點燃一把香燒其肋骨，燒其乳房，最后向他頭上潑火油，點起來，頭發被燒的吱吱響，還鄉團卻哈哈大笑：“真是一盞好天燈！叫你們再翻身得解放！”直到婦女被活活燒死。（侯嘉亮著：孤星淚（14）還鄉團報復殺人，慘絕人寰）。

　　以上史料只不過是“還鄉團”對山東老解放區土地改革報復中的滄海一粟。筆者在山東當兵時利用部隊拉練到農村和到駐地附近鄉村搞調查得知，這樣的事例是“無數無數”的許多親歷者都“共同經歷過”。

　　在建國初期的新解放區土地改革中，盡管國民黨反動政權在大陸已被推翻，但是其軍隊主力被殲滅后，不甘心在大陸的失敗，把大批特務及正規軍遣散為匪，潛伏大陸，伺機東山再起。他們收羅對抗土地改革的地主分子，發動武裝暴動，干擾破壞土地改革，妄圖顛覆新生的人民政權，《軟埋》中雖然也提到了“匪患”與“剿匪”，但把那些“土匪”說成是“清朝就有”，是為了“比當窮人容易活命”的只是一些“擾民”的人。這些“匪患”沒有對抗土地改革和顛覆新政權，雖然也提到了解放軍及老軍人劉晉源，但小說的解放軍也沒有參與土地改革。事實果真如此嗎？

　　據余柏青著《新中國剿匪實錄》記載，《軟埋》所寫進行土地改革時的川東所在的西南地區“國民黨反動統治者妄圖把該地區作為反攻復國的游擊根據地，因此不但大批參加國民黨在潰敗前夕開辦的‘游擊干部訓練班’的特務分子、封建惡霸、流氓和游勇散兵的反動特務分子聚集在這里，而且他們在這里所作的反革命部署也就較其他地區更為周密。

　　據材料統計，“反革命武裝川東區約有3萬余人。”西南地區曾被匪特攻打、攻陷的縣城有100多座。而建國初期的土地改革工作隊員大部分是從解放軍部隊派出去的干部和戰士。

　　據《川東剿匪記》載，土匪非常囂張，經常出沒在村莊和集場人群之中，劫持部隊派到地方的土改工作隊干部、戰士，手段極其殘忍，進行拷打，女的割切乳房，和用砍刀砍死。

　　《新中國剿匪實錄》另載，1950年1月25日，在廣西恭城，落入匪手中的我軍政工人員及群眾，全部被殘酷虐殺，有的被挖眼剖腹，有的被砍四肢，蓮花鄉土改工作女隊員秦克禎在突圍中被俘，遭匪徒輪奸，嚴刑拷打，裸體游街，最后壯烈犧牲。有資料指出，國家檔案館有一份報告，從1945年至1951年因土地改革，被國軍、地主、土匪和地主武裝殺害的總人數為300至400萬人。

　　難道這些史料不是土地改革歷史的重要內容嗎？難道就應該被遺忘嗎？難道這些“慘絕人寰”的歷史教訓就應該讓一代又一代的人們選擇“遺忘”而不要永遠牢記嗎？難道制造用極端殘酷手段踐踏人與人性歷史“污點”的人們就不應該以“客觀的眼光”和勇氣去“理性反思”這些“難言之隱”嗎？

　　有些人熱衷于搞為土地改革翻案的所謂“田野調查”，但他們不是客觀公正地搞，而是戴著有色眼鏡站在當年地主階級的立場上，站在被推翻的國民黨反動派統治的立場上，為了美化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民國”而丑化共產黨領導的“土改”而進行選擇性調查，又用夸張渲染甚至歪曲的筆法進行“記錄”的，如果有人向他們反映地主對窮人殘酷壓迫“還鄉團”和“土匪”在土地改革中的滔天罪行，他們不但會充耳不聞，還要對反映者冷眼相視，這是肯定的。

　　四、批評《軟埋》就是文革余孽，就是極左，就是反改革嗎？

　　小說《軟埋》用偽造的手段歪曲歷史，用淋漓盡致的藝術筆法抹黑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土地改革，十分露骨地為地主階級翻案，煽動公眾質疑通過土地改革而建立和攻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理性和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而受到了許許多多的為維護黨的利益、維護國家的安全、維護社會主義制度的共產黨員和人民群眾依照憲法和法律、黨章和黨紀進行了深刻的揭露和嚴厲的批評。

　　而《軟埋》作者和支持者不是虛心接受批評，而是惱羞成怒，強烈地“回應”反撲。反撲口徑之一就是謾罵批評的人們是文革余孽，是極左派，是反對改革。其實這是一種很不高明“賊喊捉賊”的低劣伎倆，原意是為逃脫責任，故意轉移目標，偷換概念，把揭露自己偷盜的人說成是“賊”。

　　對于“文革”，1981年6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會一致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中共《決議》”）是進行了批評和否定的。所謂“極左”也是“中共《決議》”中反復批評過的犯“左傾”錯誤的人們；而“改革”就是指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所實行的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政策。這樣看來，《軟埋》及其支持者們對于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決議和政策還是十分重視和認真對待的。但是，不知他們是完全擁護中共的決議和政策？還是唯我所用故意選擇性地、隨心所欲地對待中共的政策和決議呢？

　　首先，批評《軟埋》與“文革”、與“極左”、與“反改革”是沒有半毛錢的關系的，是八桿子也扯不到一起的，是風馬牛不相及的。請《軟埋》及支持者們看一看“中共《決議》中”的兩段話：

　　“從一九四九年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一九五六年，我們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有步驟地實現從新民主義的轉變……在這個歷史階段中，黨確定的指導方針和基本政策是正確的，取得的勝利是輝煌的。”

　　“建國后的頭三年，我們肅清了國民黨反動派在大陸的殘余武裝力量和土匪……完成了新解放區土地制度的改革，鎮壓了反革命……”

　　“中共《決議》”中充分肯定了建國初期黨確定的指導方針和包括在新解放區進行的土地改革政策是正確的，取得的勝利是輝煌的。

　　出現利用小說《軟埋》抹黑妖化黨領導的土地改革，歪曲黨的歷史，每一位共產黨員和共和國公民都有義務和權力依法依紀進行揭露和批評，這與文革、改革和極左有什么關系呢？

　　《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四十六條規定：“通過信息網絡、廣播、電視、報刊、書籍、講座、論壇、報告會、座談會等方式，有下列行為之一，情節較輕的，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情節較重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或者留黨察看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開除黨籍處分：（三）丑化黨和國家形象，或者詆毀、誣蔑黨和國家領導人，或者歪曲黨史、軍史的。”

　　《軟埋》及其支持者們，如果你是中共黨員，請你對照一下此條黨紀認真檢查一下自己的行為，不要在違紀的路上越走越遠。如果你不是中共黨員，但你是經黨的決定提升的官員或者是吃著共產黨飯的體制內工作人員，也要參照黨紀深刻反省，不要再吃著共產黨的飯去砸共產黨的鍋。

　　有《軟埋》的支持者提出了“作家有權利作出與黨和歷史學家不同的理解”，還有人提出了“對文學作品進行泛意識形態的批評是否可取？”“政治或其他標準能否作為衡量文藝的準繩？”

　　一句話，就是要作家不受政府與政治的約束，不受意識形態的限制任意自由的創作。筆者認為，這些觀點的實施不僅在中國而在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是不可能的。

　　在中國，作家不可能具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是黨員的不可能具有超越黨章和黨紀的特權，他們的行為包括創作必須受到法律和黨紀的約束，任何自由包括創作自由不可能沒有底線。政黨具有鮮明的政治特征，政黨與國家政權是緊密相連，奪取和維護政權是政黨區別于其他政治組織、社會團體的根本標志。在世界的眾多國家中，其國家信仰即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不同，決定了為維護本國社會制度、國家政權安全穩固所制定的憲法和其他法律的不同。不同的國家信仰、不同的意識形態、不同的社會制度，不同的歷史背景等，決定了國家憲法和法律的不同。如果一個國家的公民對本國的社會制度與意識形態不滿意，卻要以另一個國家為模式來改變本國的意識形態與社會制度，并且用各種方式付諸于行動，那就肯定是觸犯了本國的相關法律，犯下了“顛覆國家政權罪”。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了中國共產黨是國家的執政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是國家的指導思想，社會主義制度是國家的根本制度。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還指出：“一九四九年，以毛澤東主席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在經歷了長期的艱難曲折的武裝斗爭和其他形式的斗爭以后，終于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此，中國人民掌握了國家的權力，成為國家的主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我國逐步實現了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度。”

　　國家的根本大法中對包括土地改革在內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進行了充分的肯定，憲法中所指的封建主義就是已經被消滅了的地主階級。并且明確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在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基礎上而建立的。

　　小說《軟埋》只字未提地主階級對農民的殘酷剝削和壓迫，只字沒有提在土地改革中地主還鄉團極其野蠻地對農民血腥屠殺的反人類罪行，而是歪曲歷史，造謠偽造事實，對地主階級刻意進行美化和憐憫，對善良的翻身農民肆意進行妖魔丑化，對土地改革的進步性和合理性進行誹謗和控訴。小說面世后，已經造成了非常惡劣的社會影響。客觀上已經起到了煽動公眾質疑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的合理性，客觀上正在發揮著動搖中國共產黨執政地位犯罪行為。

　　《中華共和國刑罰》（以下簡稱《刑罰》）第二條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刑罰的任務，是用刑罰同一切犯罪行為作斗爭，以保衛國家安全，保衛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

　　《刑罰》第一百零五條第二款規定：“以造謠、誹謗或者其他方式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顛覆國家政權行為有暴力和非暴力兩種形式，利用小說煽動公眾顛覆國家政權屬非暴力方式，適用于《刑罰》上述的條款。但經過非暴力手段煽動后，往往也會轉換成暴力手段或引發暴力事件甚至動亂的發生。《刑罰》中并沒有規定“顛覆國家政權罪”不適應于文藝作品和小說。因此，在法治的國家和社會中，法律完全應該成為衡量文藝的準繩。

　　有《軟埋》的支持者說趙可銘上將等批評《軟埋》的文章“都充滿著濃厚的階級斗爭意味。”

　　好像講階級斗爭成了當前不可觸及的“禁區”，以此大帽子來恐嚇《軟埋》的批評者。是的，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中國共產黨是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作出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但是，“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關鍵是不要“為綱”這兩個字，并不是說現階段沒有階級斗爭和不搞階級斗爭。

　　現行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中指出：“由于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斗爭還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但已經不是主要矛盾。”

　　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也明文規定：“在我國，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但是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中國人民對敵視和破壞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內外的敵對勢力和敵對分子，必須進行斗爭。”

　　自稱是身后有“巨大的背景！他的名叫常識”的《軟埋》作者，不知懂不懂得《黨章》和《憲法》中仍然有承認現階段存在“階級斗爭”的這個“基本常識”。《軟埋》作者強硬的大背景是“常識”，而批評《軟埋》的大背景是：黨史＋黨的決議＋黨章＋黨紀＋憲法＋法律。

　　五、共產黨決不能讓《軟埋》從自己手中奪去“鞭子”

　　1949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經過長期英勇斗爭，終于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統治，取得了新民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新中國的成立，標志著中國近代百余年屈辱史的結束，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成為國家的主人；標志著中華民族從此屹立于世界的東方，走上獨立、民主、統一、富強的社會主義道路，也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從此成為掌握國家政權的執政黨。

　　但是，如果沒有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就沒有可能，這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在領導推翻三座大山的斗爭中，所依靠的基本力量就是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而農民的革命熱情和積極性又是源于經過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得到了他們所心愛的土地。

　　首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人民軍隊，就是在“秋收起義”等土地革命的基礎上建立發展起來的。

　　在推翻帝國主義的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揮了中流砥柱作用，八路軍、新四軍的壯大也是根據地窮苦農民經過對土地的“減租減息”后而踴躍參軍的。

　　抗戰勝利后，中國共產黨在解放區普遍開展了土地改革，推翻封建主義。人口眾多的貧苦農民分得土地、房屋等生產生活資料，從政治上經濟上都翻了身。

　　為感謝共產黨的恩情，廣大農民在共產黨分給的土地上辛勤耕種，將豐收糧食上交共產黨，支援全國的解放戰爭；為了保衛勝利成果，他們積極參軍參戰和支援前線。

　　在國民黨統治區國軍官兵也絕大部分來自深受封建地主壓迫的窮苦農民，他們也渴望自己家里得到土地。家鄉解放家里有了土地，他們想跑回解放區去種地。家鄉沒有解放的，他們想讓解放軍盡快去解放，家里也分得土地。因此，國軍在解放戰爭中盡管有先進的美式武器，但軍心渙散，不是整建制地起義投誠，便是沒有戰斗力的兵敗如山倒，統治大陸的蔣家王朝很快完蛋。

　　中國共產黨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先在農村進行土地革命（包括土地改革）取得成功后，又奪得了城市，在工人階級領導下又推翻了官僚資本主義。

　　因此，正如小說《軟埋》作者說的那樣“土地改革改變了許多人的命運”，不但改變了許多人的命運，而且改變了整個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值得我們永遠敬仰的是，許許多多出身于地主階級家庭的人士，背叛了自己的家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與工農大眾融為一體，為中國革命和建設做出了無私的巨大貢獻，有不少人成為人民的功臣英雄模范，有的還成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但也有些人認為，自己或自己的長輩不勞而獲、作威作福的命運被共產黨領導的土地改革所改變，他們擯棄國家和民族的利益，以膨脹的私欲不忘這個“階級仇恨，”時刻卻想翻案和反攻倒算。小說《軟埋》的出臺就是這樣的背景。

　　小說《軟埋》以虛構的故事，歪曲歷史和夸張渲染的手法，偽造了土地改革中共產黨及其領導的群眾“野蠻、恐怖與殘忍的罪行”，以及“文明、善良、無辜”的地主所遭受到血腥慘劇、悲劇后，在小說中和支持者們感想中又直截了當地、或者拐彎摸角地、或者欲蓋彌彰地、或者語重心長地告訴人們對土地改革的歷史“不要選擇遺忘”，“不要讓時間軟埋”，“不要屏蔽記憶”等等，一句話就是要“牢記”。

　　他們要“牢記”又是為了什么？共產黨對廣大人民群眾進行中國革命史和黨的優良傳統教育，是為了號召廣大群眾緊跟共產黨，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他們要廣大人民群眾“牢記”共產黨對他們的那些所謂“傷痕累累”的“傷害”，難道不是正好恰恰相反嗎？

　　小說《軟埋》中借用劉小川的嘴說出了他們最想說的一句話：“傷害之深，時時想要報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