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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方主席在《軟埋》的后記中寫道：“我小說里寫到的土改部分，正是她母親經歷過的一段歷史。非但她家，我自己的父母家、我諸多的朋友家，以及我四周很多鄰居的家人，無數無數，也都共同經歷過。他們的人生各不相同，但他們背后家人的不幸卻幾近雷同。而株連到的子女們，亦都如前生打著烙印一般，活在卑賤的深淵之中。這些人數，延展放大開來，難以計算。當一個人成為“地富反壞右”分子，或成為“地富反壞右”的子女，那就意味著你的人生充滿屈辱。這種屈辱，從肉身到心靈，全部浸透，一直深刻至骨。”

無需評論家們解讀，凡是識字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上述文字的階級意識十分濃厚，政治取向極其強烈。方主席明確無誤的向讀者宣示，她不是在為某一個地主喊冤，而是在為正個地主階級叫屈，在為全中國的地主階級翻案。因為在土改中遭受“軟埋”的不是小說主角的一家，還有她的父母家，諸多的朋友家以及四周很多鄰居的家人，無數無數，都經歷過相同的命運。這些人數，延展放大開來，難以計算。由此可見，方方主席的創作動機昭然若揭，她不想讓這一段歷史被“軟埋”，要用文字鞭撻土改的罪惡，要用手中的筆作為射向土地革命的投槍，將這一段屈辱的、“一直深刻至骨”的歷史抖落出來。

毛主席教導我們：“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在階級社會里，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由于方方的父母在土改中也遭受了與《軟埋》主角丁子桃同樣的命運，因此，作為地主階級的后人，方方要報仇雪恨，這也不難理解。但是，你方方明明是在借《軟埋》報共產黨土改之仇，卻不肯承認，這就讓人小看了，如果方方能夠挺直腰桿說：我就是要為地主階級翻案!那么，盡管方主席站在剝削階級的立場上，但是，從人格上說來，方主席還能算是一個有擔當的人、誠實的人。而方主席在“再次回應極左派對《軟埋》的圍攻”中不僅指責前中組部長張全景“對文學的理解有所欠缺”，還指責批評《軟埋》的趙可銘將軍：“趙先生讀了這么多書之后，仍然認為文學是階級斗爭或政治宣傳的工具嗎?好遺憾。”“不但大批判了，而且還向上級提出了四條建議。條條都很兇狠，條條都很“文革”。”在對批評《軟埋》的北大哲學博士王誠的勸誡中說：“你怎么會以為你們幾個網站加一伙極左分子，或再聯合幾個退休高官，就能把經歷過文革浩劫的社會再拉回到文革中去呢?”這就讓人覺得滑稽而可笑了，對你作品提出批評，就是要將社會現地拉回到文革中去，尊此邏輯，那么，你對土改的批判，豈不是明擺著要將經歷過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的中國拉回到民國去嗎?你明明是借所謂的“文學”為地主階級招魂，明明是在用階級的眼光批判土改，而當你的文學遭受到批評時，更是揮舞起政治棍棒砸向他人，卻不允許人們對你的作品用階級分析的眼光評析，卻要求人們對你的批評去政治化，好比兩者對擂，只準你對別人施之以刀槍，而不準對方施之以拳腳，豈不是只準州官放火，不許許百姓點燈的強盜邏輯，可見，方方一類的文人公知們一貫對事物采用雙重性標準的兩面派嘴臉已是暴露無遺了!不僅邏輯荒唐，而且作風潑婦!

幾千年來，中國農民為地主階級當牛做馬，受盡了劉文彩、黃世仁之類的地主階級的殘酷的壓迫與剝削，長期過著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生活，在中國的歷史上，曾暴發多次的農民起義，幾乎每一次起義都與爭田奪地有關，最為典型的是太平天國，制定了革命綱領《天朝田畝制度》提出了“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口號，想要建立“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處不保暖”的理想社會。突出反應了農民階級要求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強烈愿望。但是，由于還沒有能夠用階級分析與階級斗爭的眼光看待社會，缺少革命理論的指導，因此《天朝田畝制度》并沒有真正實行過。

由于舊中國的工業資本主義不發達，除官僚買辦資本外，民族資本家寥寥無幾，而地主、土豪卻遍布全國各地，全國80%以上的基本農田的控制在不到農戶人口7%的地主、富農手中，而占農戶人口57%以上的是貧雇農，地主占有可耕地是貧雇農的40倍。正是一個基本這樣的國情。中國共產黨順應歷史潮流，順應最廣大中國農民的愿望，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就領導開展了土地革命運動,在革命根據地開展打土豪、分田地、廢除封建剝削和債務，滿足農民土地要求的革命。正所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土地革命是共產黨領導國內革命戰爭的動力源泉，沒有土地革命運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力量就不可能迅速發展壯大。就不可能戰勝國民黨，最終奪取政權。鄧小平說：“過去我們進行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建國后完成了土地改革，又進行了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那是一個偉大的革命。”(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34頁《對中國改革的兩種評價》1985年8月21日)歷史已經證明，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農民要求獲得土地的愿望才終于成為了現實，因此，土地革命是最符合中國國情，最受全國人民歡迎最偉大的革命，否定了土地革命，就否定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就否定了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同時也否定了中國共產黨存在的合法性。

雖然，在方主席們的筆下，不是將地主、土豪劣紳們包裝成為積德行善、扶貧幫困的賢達，就是描繪為知書達禮的文人雅士，甚至于將壓迫與被壓迫剝削與被剝削的主仆關系也被刻畫得唇齒相依與親密無間，當然，在實際生活中，個別的開明的鄉紳，地主也是存在的，但是，在千百年來的階級社會中，占有土地則意味著富貴，意味著奢侈，意味著階級壓迫與剝削，在封建社會中，總是也只能是地主壓迫與剝削農民，哪有農民壓迫與剝削地主的道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總是也只能是資本家壓迫與剝削工人，哪有工人、雇工壓迫與剝削資本家的道理?這是生產關系的本身所決定的鐵律，就在私有高度發展的當代中國，舊中國才會有的劉文彩、黃世仁、南霸天壓迫與剝削勞動人民的事件并不新鮮見，富士康的“十三跳”，張海超的“開胸驗肺”屢見不鮮的農民工討薪事件就是鐵的例證。因此，雖然《軟埋》也能吸引一部分喪失階級分析的人們的眼球，也能蒙蔽一部分讀者，但要想達到為地方階級翻案的目的，終將是徒勞的，因為為地主階級翻案不僅不得人心，在法理與情理上也是說不通的。

鄧小平說：“我們的國家還有極少數的反革命分子，當然不能對他們喪失警惕。”(鄧小平文選《解放思想，實是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13日，第2卷第145頁)反革命分子歷來有兩種，一種是拿槍的，另一種就是拿筆的。鄧小平稱土地改革是偉大的革命，請問方主席，你是支持土改呢，還是反對土改?如果你是反對土改的話，那么，說你是反革命分子一點也不冤枉你。

《軟埋》的創作動機是要“軟埋”掉中國的土地革命，“軟埋”掉中國共產黨，“軟埋”掉中國的社會主義。然而，就是這樣一部反社會主義革命，反中國共產黨的作品，不僅被《人民文學》隆重推出，竟然入選獲得第三屆路遙文學獎，雖然路遙文學獎屬于民間獎項，但是，也足以反映當代中國的文學藝術界一股強大的反社會主義革命的蝕流，當前中國的政治生態的亂象也就管中窺豹、略見一斑了!　　

二0一七年六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