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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軟埋》其實就是一顆顏色革命的信號彈，通過偽造一個地主家庭被軟埋的歷史，來為劉文采、黃世仁們翻案，通過新一輪的土地改革，土地私有化，讓地產階級在消失六七十年后，借尸還魂，徹底埋葬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度，埋葬新中國的根基，共產黨執(zhí)政的根基與合法性。

方方接受第三屆路遙文學獎

湖北省作協(xié)主席方方去年8月出版了一本爆得大名的書叫《軟埋》，并不是因為她的文學水平有多高，要講文學水平恐怕遠不如《白鹿原》，同樣是為地主階級翻案的小說，《白鹿原》我們尚能勉強接受，因為它確實有較高的文學性和文學價值，它的立場也是比較偏向右派的，但它為地主階級的翻案是溫和的，隱晦的，不至于引發(fā)社會的激烈對抗和沖突。但是《軟埋》不一樣，它的立場是極右的，極其反動的，通過虛構、偽造歷史，把土改描寫成血雨腥風、你死我活的滅門慘劇，來彰顯翻案的“正義性”。它代表了極右派的立場，赤祼祼地挑起社會矛盾，階層沖突，試圖顛覆新中國。

《軟埋》其實就是一顆顏色革命的信號彈，通過偽造一個地主家庭被軟埋的歷史，來為劉文采、黃世仁們翻案，通過新一輪的土地改革，土地私有化，讓地產階級在消失六七十年后，借尸還魂，徹底埋葬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度，埋葬新中國的根基，共產黨執(zhí)政的根基與合法性。西方的自由、民主那一套空洞的口號已經不吃香了，現(xiàn)在又要擺出“仁義禮智”“父慈子孝”這套鄉(xiāng)賢士紳的玩藝兒，來為地主階級翻案，軟埋新中國，將中國變成第二個蘇聯(lián)或印度。這種顏色革命的新套路值得我們警惕。

《軟埋》所引發(fā)的激烈沖突為近年來所罕見，一方面是郭松民、李北方(想了解具體情節(jié)的可以看看李北方寫的《<軟埋>要埋葬的是什么?》)等左翼人士的極力批判，而另一方面則是資本新貴的大力捧場，不但書獲得了與它的藝術性不相稱的熱銷，而且還獲得了第三屆路遙文學獎，這是一個特別諷剌的事情，就好像給黃世仁頒一個白毛女關愛婦女獎一樣。《人民文學》等諸多主流媒體給她捧場，而且方方還公然叫囂要起訴原國防大學政委趙上將，讓我們看到，顏色革命最成功的地方，似乎是在文學藝術界，莫言的諾獎效應還在繼續(xù)發(fā)酵，而文學藝術影響更為深遠和持久，明天會發(fā)生什么?新中國會被他們軟埋嗎?中國會變成蘇聯(lián)第二嗎?會變成印度第二嗎?

一、為地主階級招魂為哪般？

地主階級在中國存在了幾千年，共產黨革命最大的成就，就是通過土改徹底消滅了地主階級，消滅了封建王朝和軍閥割據(jù)的根基，并創(chuàng)造性的建立起來了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度，這個新中國的根本經濟制度。可以說，農村土地所有制就是新中國的根基，是新中國不同于舊中國的根本所在。動搖了這個根基，就是顛覆新中國，使新中國倒退復辟到舊中國，就是顛覆國家政權罪。

重走集體化、共同富裕路的塘約村

我在一個多月前就塘約道路寫了兩篇文章，并在5月8日作為觀察嘉賓參加了東南衛(wèi)視主打欄目《中國正在說》的錄制工作，聆聽了《塘約道路》的作者王宏甲先生就塘約故事所作的演講。在晚飯時，我們大家一起來交流塘約現(xiàn)象。大家都覺得，農村的出路還是在于集體化，在于加強農村黨支部建設，加強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決不能再犯國企改革的錯誤，走邪路、彎路。如果允許農村土地買賣，把農村土地像國企、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那樣一賣了之，就會毫無疑問地動搖共產黨的執(zhí)政根基，搞不好就會天下大亂，血雨腥風。

地主階級作為一個階級最早出現(xiàn)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在它出現(xiàn)之初，是作為先進的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代表出現(xiàn)的，并且通過秦國的一統(tǒng)，而終結了封建貴族的“世卿世祿”制度。這在當時，有它的先進性與合理性。但是經過幾千年的演變，尤其是到了20世紀，地主階級已經成為了中國發(fā)展最大的絆腳石。辛亥革命沒有觸動這個絆腳石，所以失敗了，以至于出現(xiàn)了兩次復辟，一次是袁世凱稱帝，另一次是張勛復辟，如果再加上傅儀的偽滿洲國，那就是三次了。

應該來說，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具有兩面性，一方面是徹底地反帝、反殖，另一方面就是土地革命，消滅了地主階級和買辦官僚階級。我們通常說中國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這里所說的封建主義即是指消滅了地主階級，是壓在中國億萬農民身上的大山。

由于舊社會的地主階級處于統(tǒng)治階層的底部，受到了帝國主義和官僚買辦的雙重擠壓，因而比起以往的任何朝代的地主階級，對于農民的剝削更加殘酷和野蠻。因為他們要把帝國主義和官僚買辦的剝削轉嫁給農民。土地革命時期有一個詞叫“土豪劣紳”就是專門形容他們這個階級的。不可否認，某些地主還能恪守儒家的綱常，具有士紳精神，而在抗日戰(zhàn)爭期間，中國共產黨所開展的減租減息運動中，也曾吸收開明士紳參也政權建設。但是，就中國整體而言，這個階級是腐朽而墮落的，是整個中國社會發(fā)展的沉重枷鎖。

自從1927年國民黨右派在蔣介石的率領下叛變革命，掀起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以后，圍繞著土地問題，國共兩黨爆發(fā)了曠日持久的內戰(zhàn)。1927-1937年的第一次國共內戰(zhàn)，在近代史上敘述中直接就叫“土地革命戰(zhàn)爭”，而在1945-1949年的解放戰(zhàn)爭，主要也是圍繞著土地而展開。最終是共產黨取得了勝利，并在建國后，開展了土地改革，實行土地集體所有制，徹底地消滅了地主階級，這個消滅不是肉體的消滅，而是把地主階級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當然在某些地區(qū)，也出現(xiàn)了過激的現(xiàn)象。這主要是一方面，太多的地主階級過于殘暴，欠下太多血債，老百姓有復仇的心理，像在江西、湖北、安徽、湖南等原來的革命根據(jù)地地區(qū)，在紅軍反圍剿失敗以后，國民黨部隊和地主階級組織的還鄉(xiāng)團，殘酷殺害了數(shù)百萬的革命群眾，許多地方是屠村、乃至屠鎮(zhèn)、屠城，其殘酷程度絲毫不遜色于日本的三光政策和掃蕩政策，這種血海深仇難免在群眾當中，產生過激情緒，有一些罪大惡極的地主階級被憤怒的民眾判處極刑。

另一方面在于，國民黨在大陸潛伏了許多殘余部隊、間諜，并收編了許多土匪，與地主階級相勾結，殘害土改干部和革命群眾，導致許多地區(qū)出現(xiàn)了斗爭擴大化的現(xiàn)象。但是從總體上而言，中國的土地改革是較為溫和的，相對于蘇聯(lián)集體農莊或法國大革命等等，中國共產黨并沒有亂殺人，而是恪守著嚴格地黨紀軍法。立足于消滅封建剝削關系，改變土地私有制的目標，創(chuàng)造性地建立了農村集體土地所有制。

從1952年中國徹底完成土改至今，地主階級已經消失了六十五年。但是作為一個存在了兩千多年的階級，它的階級意識的流毒依然存在，無論是《白鹿原》也好，莫言的小說也罷，都在某種程度上是這種地主階級意識的反應，只不過是《軟埋》做得特別惡劣、特別過份罷了。

今天的中國還需要地主階級嗎?這就好比說，已經掃進歷史垃圾桶里的爛香蕉，你還要撿回來吃掉嗎?我們看看蘇聯(lián)，把掃進歷史垃圾桶里的爛香蕉撿回來吃了，結果怎么樣?吃壞了肚子，拉稀拉得病秧秧的，好好的壯漢變得瘦骨嶙峋。新中國建國之初，蘇聯(lián)的經濟規(guī)模是我們的十倍以上，就算是在蘇聯(lián)跨臺以前，其經濟規(guī)模也是中國的三倍以上。但是25年過去了，俄羅斯的經濟總量已經下降到不足中國的六分之一了。此漲彼消，中國成功地完成了歷史性的逆襲，再次成為歐亞大陸上的第一強國。

二、土改和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是新中國的根基

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是中共建國的基礎，也是中共執(zhí)政合法性的重要來源。而中共創(chuàng)造性的建立的農村地地集體所有制度，則是新中國各項事業(yè)發(fā)展的重要基礎。動搖了這個基礎，就是在挖共產黨的祖墳，就是在顛覆共產黨政權，就是顛覆新中國的反革命事件。對此，我們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沒有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度，新中國在前三十年就不可能建立完整的工業(yè)體系，快速地修建遍布全國的鐵路、公路、機場等基礎設施。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不像西方列強，通過海外殖民、對外擴張、對外戰(zhàn)爭掠奪來完成原始積累。恰恰相反，我們被西方列強剝奪得一無所有，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開展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得益于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度，利用工農業(yè)產品的剪刀差，我們得以快速積累起來工業(yè)化所需要的原始資本，在短短的三十年間，建立起來了從航空航天到紡織皮革的世界最完整的工業(yè)產業(yè)鏈，奠定了中國制造最為堅實的基礎。

同時，受益于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度，我們修建基礎設施不像在實行土地私有制度的國家里，遇到一兩個釘子戶，大型項目就會遇到腸梗塞，無法按時開工、完工。我們今天的基礎設施建設之所以能完爆印度，甚至在許多方面超過了西方發(fā)達國家，就是得益于我們的農村土地所有制度，國家得以用較低的補償，通過政治動員，快速立項上馬，快速開工完工，為中國經濟的起飛奠定基礎。

另一方面值得特別一提的是人口的增長和人口素質的提高，也得益于農村土地集體所制度。如果沒有這項制度，我們的人口在短短三十年間，從5億增加到10億人，是不可想像的，根本就生不起，也養(yǎng)不活。而且，由于教育的擴大，中國開始了前所未有的教育大躍進，通過掃盲運動，使得國民的識字率和受教育水平大大提高，遠遠超過了同時期的印度，即便是今天，在國民識字率這一塊，印度也趕不上改革開放以前的中國。這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騰飛的基礎。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騰飛主要也得益于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度。正是因為中國農村以極低的成本培育了大量的相對高素質勞動者，才使得中國的人口紅利源源不斷地釋放出來，通過與全球產業(yè)鏈的結合，把中國變成了世界工廠，尤其是加入WTO以后，短短十幾年，崛起為世界第一制造業(yè)強國。這一切都要得益于中國的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度，沒有這個制度，我們哪里來那么多“廉價勞動力”?哪里能支撐起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

不僅如此，中國的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度，還是中國經濟的穩(wěn)壓器、變壓器。市場經濟總是會有波動的，如同馬克思的《資本論》所揭示的那樣，周期性的經濟危機，會像羊巔瘋一樣間歇性發(fā)作。大量的企業(yè)破產，工人失業(yè)，這在所有的工業(yè)化過程中都曾屢次出現(xiàn)，造成經濟社會的動蕩，乃至于世界大戰(zhàn)。惟獨中國沒有出現(xiàn)，要知道中國的工業(yè)化進程，才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guī)模的工業(yè)化進程。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國擁有廣大的農村，城里呆不下去了，農民工還可以回到農村。像08年世界金融危機，中國沿海加工廠大量破產，數(shù)千年農民工失業(yè)，但是卻沒有造成中國社會的動亂，這不僅在西方國家是不可想像的，在其它發(fā)展中國家也是不可想像的。

中國的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度同樣有助于中國跳出中等收入國家的陷阱，盡快建成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國家。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列強，通過美元霸權，利用周期性的金融危機，掠奪和剝削其它國家的財富，從而使發(fā)展中國家掉入所謂的中等收入國家陷阱，尤其是拉美國家。但是中國沒有，也不會出現(xiàn)這種情況。因為中國有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度這個壓艙石，相對而言，貧富分化不那么劇烈，像在沿海發(fā)達地區(qū)，農民都可以通過村集體獲得分紅，分享發(fā)展紅利。就算發(fā)生經濟危機，他們也不會像拉美國家的貧民那樣淪落街頭。而外來的民工則可以回到家鄉(xiāng)，回到農村去發(fā)展。

這樣一項為新中國的建立和發(fā)展作出了巨大貢獻的制度，現(xiàn)在為什么有人要向它動刀子呢?因為中國的資本集團已經基本完成了對于城市財富的瓜分，現(xiàn)在他們又把目光盯住了農村，想要在農村土地私有化的盛宴中，分得豐厚的蛋糕。這就觸碰到了共產黨的底線，也觸碰到了新中國生死存亡的底線。如果我們不絕地反擊，那么亡國奴的命運，就離我們不遠了。前蘇聯(lián)、利比亞、敘利亞人民的悲慘命運在等著我們。

三、方方們是想把中國變成第二個蘇聯(lián)還是第二個印度呢？

方方的《軟埋》出版在習總在中央文藝工作坐談會兩年之后，可謂是頂風作案，釋放出了顏色革命的信號彈。中紀委現(xiàn)在反腐敗，查處腐敗官員，一般都要加上一句，十八大后仍不收手。方方們何止是十八大后仍不收手，他們在文藝工作座談會后，不但不收手，反而變本加歷，肆無忌憚，背后絕對有境外反華勢力的支持，和國內官僚買辦集團、資本集團作后盾。這是一個嚴肅的政治事件，是一場嚴重的政治斗爭。方方們把所有批評的聲音，一律扣上WG的帽子，極左的幽靈。這不僅無知，而且無恥。

方方們到底是想把中國變成第二個蘇聯(lián)呢?還是第二個印度呢?俄羅斯恢復了土地私有制度，可是在若干年里，不但沒有導致農業(yè)產量的提高，相反搞得老百姓饑寒交迫。蘇聯(lián)解體后，老百姓排隊買面包的情形歷歷在目。而在遠東，那些復辟的俄羅斯地主階級更加暴露出其反動的階級本質。坐擁數(shù)百萬沃土，僅有上千萬的人口，卻只能靠賣木材為生。他們寧愿引進中國農民去種地，也要把俄羅斯農民逼上絕路，只為了兼并他們的土地和山林。遠東的俄羅斯農民，不但窮困潦倒，而且淪落到跟黑非洲一樣的命運，生命財產得不到任何保障，地主階級殺害一個農民就像踩死一只螞蟻，微不足道，不會受到任何法律的制裁。

方方們是想把中國變成第二個印度嗎?在印度，由于沒有經歷過土地革命，雖然沒有西方列強的封鎖圍堵，雖然建國時擁有著比中國更好的經濟基礎(按聯(lián)合國統(tǒng)計，1947年印度的人均GDP是58美元，而新中國成立時的1950年只有28美元)，雖然坐擁豐厚的自然環(huán)境，可耕地面積是中國的1.5倍，雖然有西方列強的大量援助。但是六十多年過去了，印度目前的經濟規(guī)模只有中國的五分之一。我們是11.4萬億美元，而他們只有2.2萬億美元，如果考慮到匯率因素，這個差距可能還要拉大。

原因就在于印度有一個龐大的地主階級。在印度，大的地主可以占有一個縣、甚至數(shù)個縣的土地，擁有保安團全副武裝看家護院，如同中國舊社會的大地主一樣，擁有自己的保安團、保安隊，可以在自己的莊園里私設刑堂，隨意處置農民。這個腐朽的地主階級就是印度發(fā)展的絆腳石，印度騰飛的枷鎖。我們看到的印度社會的種種落后、腐朽的一面，都是由于這個地主階級的存在所造成的。

方方是想把中國變成第二個印度嗎?我想任何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都不會答應的。為地主階級招魂，為地主階級翻案是不得人心的。方方們如果真的那么愛逝去的地主階級，倒不如把自己給“軟埋”了，去黃泉路上尋找自己的同道。但是方方們顯然是做不到以身殉道的，既然做不到，就不要跳出來丟人現(xiàn)眼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槍口，對著任何企圖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反對勢力。

方方聲稱她幸好沒有入黨，也不是官員，或許這是說給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委員會聽的。但是究其實這只不過是一個無恥的謊言。不入黨只是因為共產黨內人才濟濟，于是許多人投機取巧，利用共產黨加大民主力度，廣泛吸收黨外人士和民主黨派參政的機遇，以求得快速的晉升。方方作為湖北省作家協(xié)會主席，不僅是官員，而且算是個大官了。領取的是副省級高官的工資待遇，而且不僅如此，這個官位還給了她另外兩份高薪的兼職，一份是湖北某高校的教授，一份是湖北某雜志社的社長，也就是說她領了共產黨的三份工資。另外據(jù)說，她還購有五套小產權房的別墅，這個小產權房的別墅就是農村土地變相用作商業(yè)開發(fā)，估計也是權力帶給她的額外收益。

方方們反共，不是因為共產黨“軟埋”地主階級，那只是一個無恥而虛偽的愰子，真實的原因，恰恰是因為共產黨對她們太好了。給了高官厚祿，還靠著權力尋租，撈取了巨額的社會財富。按照常理，方方們應該對共產黨感恩戴德，應該要知足才對。但是事實上卻恰好相反，方方們反共比境外反華勢力還要積極，共產黨給予得越多，他們的貪欲就越大，就像童話寓言里那個漁夫的老婆，當了女王還不滿足，還要讓給予她一切的金魚做她的奴仆。這種人就應該讓她一無所有。

最后，我強烈建議公安檢察部門，依據(jù)有關法律規(guī)定，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調查方方，與境外勢力有著何種程度的勾結，與資本集團存在著何種利益共生關系。她領取三份高薪是否涉及職務犯罪，她的五套別墅是否構成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對于這些問題一查到底，反腐敗不能只反共產黨的干部，黨外的干部犯罪，與必須一視同仁，否則就是對黨員干部的歧視和不公。

我們需要殺雞儆猴，給那些蠢蠢欲動，試圖通過顏色革命顛覆新中國的反動分子，以堅決的打擊。而且特別讓我們感到奇怪的是，去年的鄧相超、左春和他們因為發(fā)表反毛言論，一批就倒，而這個方方被批了半年多了，而且還有前中組部長張部長、國防大學政委趙上將這樣的重量級批評者，為何不但不倒，還膽敢叫器要起訴趙上將，實在是囂張之極，可以想見，一旦她們顏色革命成功，中國將有多少人頭落地!

【王誠，察網(wǎng)專欄作家，北大哲學博士，青年思想家。本文原載于微信公眾號“金橋智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