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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晦澀而又生僻的字眼，對于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大多數人來說，應該都是第一次接觸。百度搜索到的意思是人死后，不用棺槨，肉身直接用土掩埋。據說，被軟埋者是不能轉世的。

　　腦補了一下畫面，著實滲人。但這個冷門詞卻因一部小說上了百度詞條。

　　《軟埋》，這是一部近期被炒得沸沸揚揚的小說，講述的是土地改革中，四個地主家族及其后人因土改而發生的一系列“愛恨情仇”。與其說是小說，不如說是虛實結合的敘事。

　　故事所講述的背景正是我國第二次和第三次土地改革期間，而所有出現在這部小說中的地主均是積極進步、善待鄉親、擁護政府且最后都被批斗、迫害甚至滅門。

　　這與我們自幼教科書上學到的、父輩、祖輩們口述的土改史是完全背離的，難道讀到了“假歷史”？被詬病千年的封建地主階級制度、廣大貧苦農民被惡霸地主殘忍剝削、迫害的史實都是虛構的，眾人皆醉唯有作者獨醒？

　　土改的歷史真相究竟是什么樣的呢？

　　翻開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習仲勛傳》，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作為黨在西北地區直接主持土改工作并取得全面勝利的最高領導人，他在領導土改工作中自始至終奮力糾“左”治偏，其中多數建議被毛澤東主席推舉為戰略性創舉，并在全黨全國范圍內推廣，這些模范實踐本身就是對《軟埋》的有力駁斥。

　　陜甘寧邊區是中共在土地革命時期保留下來的唯一根據地，這里的土地改革對中共各解放區乃至解放后的土地改革都有著重要的指導性影響。習仲勛作為陜甘寧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和領導者之一，在長期的革命斗爭實踐中對農村土地、農民生活情況有著深入的了解和體驗，領導土地改革貫穿他在西北地區的革命生涯。

　　1947年7月，習仲勛根據中央小河會議決議回到西北局主持后方工作，以極大的精力投入到陜甘寧邊區土地改革的調查研究和組織領導之中，當時調查到的情況令他十分震驚：一些農村不加區別地平分一切土地，把財產較多、生活較好的農民當土改對象，把已轉化為農民的舊地主、富農又拉出來斗。

　　為此習仲勛憂心忡忡，在聽取一些同志的工作匯報時，他總是要仔細詢問在土改中的防“左”糾偏情況，并再三叮囑大家工作中要講政策、講紀律，切莫頭腦發熱。習仲勛以極大的勇氣和魄力展開了糾偏工作。

　　此時，任邊區參議會副議長的安文欽在土改中也受到了沖擊。被稱為“陜西四老”之一的晚清秀才安文欽，是邊區一個很有威望的開明士紳，他對中國共產黨的民主政策十分擁護，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好朋友。

　　但是土地改革運動一來，他的土地房產被沒收分配，一家老小被“掃地出門”。這無疑嚴重地違反了邊區的土改政策，也與黨的統戰政策背道而馳。習仲勛在了解到情況后，嚴肅批評了這種錯誤做法，批示要按黨的政策堅決予以糾正。

　　1947年12月，在中共中央擴大會議召開期間，開明士紳、陜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在義合病逝。

　　習仲勛由此想到了土改中有些地方違反政策沖擊愛國民主人士的問題，當即與林伯渠一起向毛澤東建議，在為李鼎銘開追悼會時要請黨外人士參加，特別要請安文欽以邊區參議會副議長身份致悼詞。對于習仲勛、林伯渠的建議，毛澤東當場表示贊成，要他們參加追悼會，報紙上還要發消息。

　　在邊區政府為李鼎銘舉行的有七百多人參加的追悼會上，安文欽致了悼詞，他在致詞中說：“我們今天追悼李副主席，是因為他人格高尚，思想進步，擁護共產黨的主張，贊同土地改革。”

　　邊區政府對李鼎銘先生葬禮的高度重視，以及安排安文欽先生出席追悼會并致詞等開明之舉，不僅使安文欽深受感動，也使各階層人士深感滿意，認為共產黨講信義，重交情。

　　后來在西北局、邊區政府和習仲勛的過問下，綏德縣歸還了安文欽被沒收的部分財物和房產。毛澤東也電示要保護安文欽等愛國民主人士，并通過林伯渠和習仲勛代他向安老先生賠禮道歉。安文欽非常高興，對黨和毛澤東的關懷表示感謝。

　　隨后，習仲勛與邊區政府主席聯名向各分區發出通知，指出：在土改過程中，對地主出身的黨外人士，應慎重處理，縣以上非黨人士的處理，務必由地委提出意見，經西北局批準。縣以下小學教師中的非貧農人士，須經地委批準后，才能處理。

　　在習仲勛的努力下，此后再沒發生嚴重的傷害非黨人士的事情，使邊區土地改革運動沿著正確軌道開展起來。

　　與此相反，《軟埋》的作者卻百倍千倍地放大土改中的“過火”行為，掩蓋了兩個階級殊死搏斗的歷史背景。

　　在《軟埋》一書中，人們并未看到土地重新分配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也未看到廣大農民翻身做主的歡欣鼓舞，更看不到地主階級對農民的殘酷剝削和壓迫，看到的都是擁護政府、善待下人、積極進步且被鄉親們稱作“大善人”的地主仍被批斗的冤情史和“悲壯”抗爭。

　　《軟埋》中封建地主階級后代的兩個主要人物角色——吳家名和丁子桃都在經歷土改后改變了人生軌跡。從時間和地域上看，吳家名來自山西，屬于老解放區，是在1947年中共制定《中國土地法大綱》后經歷的第二次土地改革，而丁子桃則來自川東，屬于新解放區，經歷的是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三次土地改革，應該說此時的土改也進入到了成熟期，《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在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二年就已頒布。

　　在作者筆下，新、老解放區的兩次土改，四位地主的慘劇被概括成了土改普遍現象，而對占人口比重最多的貧苦農民公平分到土地避而不談，如果要利用個別過火行為來否定土改的成果，用家族記憶史來替代中國土地改革發展史，這從本質上就是違背歷史真相的。

　　習仲勛在領導西北土改中注重糾“左”，還有一點值得稱道，就是他以切身經歷呼吁中央高度警惕“左 ”的做法的嚴重危害性。他在子洲縣、子長縣調研時，親眼看到一些人渾水摸魚大抓一把而鼓動起來的自發斗爭，如交口五六十名群眾住在地主家里，殺羊宰雞，每日三餐，早上米飯，中晚饃饃面條，吃喝了八九天，臨走時又亂拿一頓。

　　習仲勛在致黨中央和毛澤東的電報中十分痛心地指出：“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到半月，就可把一切破壞得精光。”

 

　　毛澤東在接到報告后的次日，即復電習仲勛：（一）十九日來信完全同意。（二）望堅決糾正“左”的偏向。（三）同時注意不要使下面因為糾正“左”而誤認為不要動。

　　不久，毛澤東又將習仲勛的電報內容轉發全國各解放區，并批示：“完全同意習仲勛同志這些意見。華北、華中各老解放區有同樣情形者，務須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錯誤。”

　　此外，習仲勛還以極大的勇氣提醒中央在老區不能堅持“貧農團領導一切”的方針，因為老區的貧農團很復雜，有的是由于地壞、地遠，或人口增加，經濟困難；有的是遭到災禍，生活下降；有的是因為吃、喝、嫖、賭，不務正業而致貧。這種貧農團在老區一組織起來，就必然向中農身上打主意，“左”的偏向也就由此而來。

　　老區的地主富農一般可不掃地出門，在過去分配土地搞得徹底的地方，他們要真正參加勞動、成為中農或新富農者，就不要再動他們的財產。

　　習仲勛的意見和建議受到黨中央和毛澤東的重視，毛澤東親筆修改校訂了習仲勛發來的電報稿，并批示：轉發晉綏、中工委、邯鄲局、華東局、華東工委、東北局。

　　正是由于習仲勛和西北局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及時發現和糾正“左”的偏差，保證了土地改革運動的健康發展，使陜甘寧邊區的土地改革取得很大成績。

　　到1948年春夏，土地改革中的“左”傾錯誤基本得到糾正，在占老區、半老區總人口的地區中，調劑土地九十萬畝，徹底消滅了這些地方封建剝削的土地制度，解放了生產力，發展了邊區經濟建設，極大調動了廣大人民支援解放戰爭的積極性。

　　毛澤東同志說：“要特別忠于大多數人民，孝于大多數人民，而不是忠于少數人。對于多數人有益處的，叫做仁；對大多數人利益有關的事情處理得當，叫義。”

　　習仲勛同志對農民的土地問題處理得當，就是真正的行仁義。《軟埋》的作者站在地主階級的立場，試圖通過歪曲史實來顛覆土改的正義性和黨的光輝形象，既是不仁也是不義。

　　從總體上而言，中國的土地改革是較為溫和的，相對于蘇聯集體農莊或法國大革命等，中國共產黨并沒有亂殺人，而是恪守著嚴格的黨紀軍法，立足于消滅封建剝削關系，改變土地私有制的目標。這一點，在習仲勛同志領導的陜北土地改革全過程中，踐行得格外自覺，把控得十分到位，效果也特別令人信服。在這些鐵的錚錚史實面前，《軟埋》的臆說顯得何等蒼白無力！

　　在互聯網＋大數據的時代，信息良莠不齊，雖然要摒棄手撕鬼子等“神劇”，但更要對肆意丑化、歪曲史實的小說叫停。這不僅是對為中國土地改革事業做出杰出貢獻的先輩們的褻瀆，更是對青少年的嚴重誤導。以“真相”、“揭秘”為噱頭，大肆宣揚歷史教科書中不存在的“真實的歷史”來博人眼球、賺取點擊量的信息不在少數，即使想優雅地蹭一下熱點，也希望能夠多一些正能量作品，能夠讓對我們對未來充滿信心，邁開步子大步走，擼起袖子加油干，這才是真正的良心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