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大失敗——布熱津斯基戰略理論及其歷史地位
點擊： 作者：張文木 來源：《世界經濟與政治》 發布時間:2017-07-04 11:14:59
2017年5月27日（北京時間），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茲比格涅·布熱津斯基（zbigniewbrzezinski）逝世，享年89歲。布熱津斯基的著作《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在中國產生著重要影響，在布氏逝世后，有人撰文稱其為“著名地緣戰略家”[1]。但布熱津斯基的地緣戰略思想僅以“著名”評價是很不夠的，人有因成功而“著名”，也有因失敗而“著名”。筆者以為，布熱津斯基當屬后者。
一、布熱津斯基的理論對美國今天的衰落，具有“決定性的貢獻”
如果說20世紀初對英國國力破壞性最大，當然也是最不成熟的戰略理論家，是哈爾福德·麥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2]，20世紀50年代，對美國國力破壞性最大的戰略理論家是喬治·凱南（George Frost Kennan）的話，那么20世紀90年代后對美國破壞性較大的戰略理論家，就是集約翰·麥卡錫（John McCarthy）的激烈的反共意識形態和凱南的浪漫主義于一身的茲比格涅·布熱津斯基。這三人出生年代不同，其戰略理論所犯的無哲學的錯誤卻是一致的。
現在布熱津斯基走了，蓋棺當可定論。這樣，由他認定的作品——而不是一些道聽途說的采訪、訪談或對華“友好”的只言片語——就成了檢測他的理論功過的依據。
布熱津斯基的作品在中國以“大”（Grand）著稱，如“大失敗”“大棋局”等。1989年，他出版反共著作《大失敗——20世紀共產主義的興亡》[3]，其反共意識之強烈與當年的麥卡錫不相上下。1997年，布熱津斯基又出版《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他在書中給美國設計的戰略，其特點與凱南、麥克阿瑟相同：目標如天女散花且大得驚人。
在全球戰略上，他告訴美國：
今天的“地緣政治已從地區問題擴大到全球范圍”，“當務之急是確保沒有任何國家或國家聯合具有把美國趕出歐洲大陸，或大大地削弱美國關鍵性仲裁作用的能力”；
他告訴美國政府：“美國的首要利益是幫助確保沒有任何一個大國單獨控制這一地緣政治空間（即中亞——筆者），保證全世界都能不受阻攔地在財政上和經濟上進入該地區”[4]；“美國應給予最有力的地緣政治支持的國家是阿塞拜疆、烏茲別克斯坦和（在該地區之外的）烏克蘭”[5]。
在中國臺灣問題上，他說話的輕率程度與當年麥克阿瑟不相上下，甚至連口氣都很像。
1950年10月15日道格拉斯麥克阿瑟（Douglas·MacArthur ）與杜魯門在威克島進行那次決定美國在朝敗局的談話時，麥克阿瑟告訴總統說：
朝鮮的復興只有等到軍事行動結束后才能開始。我相信對整個南北朝鮮進行的正式援助將在感恩節前結束。北朝鮮幾乎沒有什么抵抗力量——只剩下約1.5萬人——而那些我們沒有消滅的力量將會隨著冬季的來臨被消滅。在我們的臨時集中營里現在約有6萬名戰俘。
十分不幸的是，他們正在北朝鮮追求一個無望的目標。他們有10萬人作為補充兵員接受訓練，這些人訓練無素，領導無方，裝備極差，但他們卻十分固執，我討厭去消滅他們。他們只是為了保全面子而戰。東方人寧可死也不愿丟面子。
我希望能在圣誕節前把第八集團軍撤到日本。那將使重組的第五集團軍由第二師、第三師和聯合國分遣隊組成。我希望聯合國能在新年第一天組織選舉。軍事占領一無所獲。所有的占領都是失敗。（總統點頭稱是。）大選過后，我希望能撤出一切占領軍隊。[6]
麥克阿瑟那“少帥”作派很早就引起他的上司的警覺。
1942年2月8日，艾森豪威爾在收到麥克阿瑟關于戰略方針問題的一些建議后，在日記中寫道：“他對我們這些年來的研究的想法令人詫異。他的譴責可能只對軍校一年級學生有好處。”同年2月23日，他給麥克阿瑟的通電發出后，在日記中寫道：“愛出風頭可能毀掉他（麥克阿瑟）。”[7]
羅斯福曾經當面對道格拉斯·麥克阿瑟說：“道格拉斯，我認為你是我們最出色的將軍，但是我覺得你將是我們最蹩腳的政治家。”[8]
麥克阿瑟晚年也認識到這一點，他在回憶錄中援引了羅斯福的這個評價來評價自己。不幸的是，半個世紀后，麥克阿瑟的“少帥”作派在布熱津斯基（及其理論的忠實推行者小布什）這里得到傳承：為戰略研究者大忌諱的驕橫之情在布熱津斯基《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一書中躍然紙上。他說：
如果臺灣那時候無力保護自己的話，美國決不能在軍事上無所作為。換句話說，美國將不得不進行干預。但那并不是為了一個分離的臺灣，而是為了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地緣政治利益。這是個重要的區別。[9]
至于俄羅斯，布熱津斯基幾乎是用命令、輕蔑和挖苦的口吻教訓俄國人說：
俄國唯一真正的地緣戰略選擇，亦即能使其發揮符合實際的國際作用和能使俄國得到改造自身和實現社會現代化的最佳機會的選擇就是歐洲。這不是隨隨便便的一個歐洲，而是一個橫跨大西洋的、擴大的歐盟和北約的歐洲……這樣一個歐洲正在形成，而且這個歐洲也可能仍然與美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如果俄國要避免在地緣政治上被危險地孤立，這就是俄國必須與之打交道的歐洲。
對美國來說，俄國實在太虛弱了，不配成為伙伴；但如只是作為美國的病人，俄國又太強壯了。[10]
蘇聯解體后，這位美國著名的地緣戰略家在《大棋局》一書中向俄羅斯下達了“死亡通知書”。他說：
“什么是俄國？俄國在哪里？做一個俄國人是什么意思？”；“一個擴大和民主的歐洲必須是一個沒有盡頭的歷史進程，不應受在政治上任意涂抹的地理的限制”；“不管怎么說，以‘什么是俄國和俄國在哪里’的問題重新作出回答可能只能分階段進行，而且還需要西方作出明智和堅決的姿態。”[11]
這些話說白了就是要讓俄羅斯為歐盟讓路，要開除俄羅斯的“球籍”。
烏克蘭是歐洲與俄羅斯的接榫地帶，布熱津斯基完全不顧當年希特勒在烏克蘭[12]慘敗，以及除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斯大林和1992年的戈爾巴喬夫有意收縮和放棄外，俄羅斯在烏克蘭從沒失手的史實，他建議歐洲逼使俄羅斯放棄烏克蘭，他說：
從地緣政治上看，丟掉烏克蘭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因為這使俄國的地緣戰略選擇受到極大的限制。即使失去了波羅的海諸國和波蘭，一個依然控制著烏克蘭的俄羅斯仍可爭取充當一個自信的歐亞帝國的領袖，主宰前蘇聯境內南部和東南部的非斯拉夫人。但丟掉了烏克蘭及其5200多萬斯拉夫人，莫斯科任何重建歐亞帝國的圖謀均有可能使俄國陷入與在民族和宗教方面已經覺醒的非斯拉夫人的持久沖突中。與車臣的戰爭也許僅是第一個例子而已。另外，由于俄國出生率日益下降而中亞人口急劇增加，任何沒有烏克蘭而僅建立在俄國力量之上的新歐亞帝國，隨著時間的推移，其歐洲化色彩將不可避免地減弱，而且日趨更加亞洲化。[13]
20世紀50年代初，麥克阿瑟的輕率導致美國在朝鮮戰場大丟其丑；布氏于20世紀90年代說了這么多，預測了那么多，其結果如何呢？結果是他在去世前看到的結局與他的結論完全相反：
在歐亞大陸，2016年6月中俄聯合聲明，表示兩國元首“高度重視維護國際和地區的戰略平衡與穩定”[14]。
在遠東地區，布氏看到的是釣魚島的形勢已向中國翻轉；是中國航母橫空出世，中國空軍和海軍穿越宮谷海峽已成常態；是日本在釣魚島已轉入守勢；是菲律賓迅速擺脫美國的控制并轉為與中國的友好的國家：2016年10月20日，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訪問北京，宣稱“中斷與美國的軍事、經濟關系”。由此，盤踞在中國臺灣的“臺獨”分子更加沒有底氣，中國統一臺灣趨勢日益不可阻擋。
在中東地區，伊拉克戰爭的結局也讓布熱津斯基的《大棋局》眼鏡大跌。土耳其、伊朗也日益向俄羅斯靠攏。2016年8月19日土耳其總統訪問莫斯科，迅速扭轉自2015年11月土耳其擊落俄戰機事件以來兩國關系惡化的僵局。雙方同意盡快實現兩國關系正常化，并就恢復高層對話機制，加強國防工業領域合作等議題達成一致。2016年8月16日，俄羅斯轟炸機首次從伊朗空軍基地起飛，完成對敘利亞境內極端組織的打擊并順利返航。這是俄羅斯首次利用伊朗軍事基地打擊敘利亞境內的武裝分子，同時也被認為是自伊朗1979年伊斯蘭革命后，首次允許他國利用伊朗領土開展軍事行動。
在黑海、烏克蘭地區，布熱津基斯基看到的結果是，當西方按著其設計擴張到了烏克蘭并將俄羅斯逼到“生存還是毀滅”的底線時，普京在格魯吉亞繼而在克里米亞進行了果斷和成功的反擊：現在克里米亞已為俄羅斯控制。在烏克蘭問題上俄羅斯在2015年2月召開的明斯克會議上與法國和德國達成諒解。俄羅斯人在克里米亞用實力告訴美國和北約：俄羅斯就在這里，這里是俄羅斯的戰略底線，不容動搖。今天的俄羅斯，在地緣政治上有了一種向蘇聯回歸的氣象。
這樣的結果則讓布熱津斯基的《大棋局》大丟其丑，也讓布熱津斯基多年的熱捧者集體失語。
布熱津斯基或許忘了這段歷史：在20世紀初沙俄帝國解體時，英國寇松勛爵“甚至贊成取消陳舊過時”俄羅斯國體，甚至還談到“爭取新的土地或衰亡國家的繼承”[15]問題，結果卻是在蘇俄的抵抗中，英國于1921年成為第一個承認這一新政權的大國。寇松不得不勉強地在英國宮廷接見了蘇維埃駐英大使。基辛格說：
“凱南的成就是，到了1957年，自由世界所有的矮墻都已配置衛兵防守，他的觀點對此有決定性的貢獻。事實上，由于崗哨林立，美國可以大大自我批判。”[16]
基辛格很少提及布熱津斯基，但將基辛格對凱南的批評用于布熱津斯基也是合適的：布熱津斯基的觀點對今天美國的衰落無疑具有“決定性的貢獻”；布熱津斯基的學說，在今天的美國也“可以大大自我批判”。
二、布熱津斯基屬于犯有右派“幼稚病”的戰略學者
那么問題出在哪里呢？出在布熱津斯基的戰略理論構架中缺乏哲學元素。與麥金德、凱南所犯的理論錯誤相同，布熱津斯基理論最幼稚的地方在于他是只知道對手是誰，卻不知美國力量的邊界在哪里。人一旦只知力量而不知邊界，隨之而來的就是驕橫和傲慢。這是布熱津斯基研究態度驕橫傲慢、研究結論偏執單一，因而遠離實際的認識論根源。
戰略是刀尖上的哲學。國家戰略是要帶刀子的，要弄清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同時，哲學是講邊界的。尼克松到中國來，在飛機上說，我要去跟毛澤東談哲學。他說的“哲學”就是兩個國家的國力邊界及其合作的邊界。毛澤東與尼克松這兩個有哲學的政治家一見面，這個世界就變了。
生活經驗是辯證法表現最為豐富的地方。與尼克松、基辛格不同，而與中國歷史上的趙括、俄國歷史上的蓋達爾（Yegor Gaidar ）之流相同，布熱津斯基理論最大的問題是用邏輯代替經驗，用原則代替常識。斯大林常將一些只有革命熱情而無實際經驗的人形容為“飛蛾投火的共青團員”[17]——時下這些人在中國被稱為“憤青”或“公知”，其含義接近列寧批評的“‘左派’幼稚病”[18]。布熱津斯基屬于犯有右派“幼稚病”的戰略學者。
布熱津斯基在書中向美國描述的是地地道道的真理，其論述邏輯之強讓許多學人為之傾倒，以至人們忽略了布氏指出的這個“真理”對美國只是一道力所不及的天邊彩虹。小布什被布熱津斯基畫出的天邊彩虹忽悠得直奔中亞，手舞足蹈后卻落了個灰頭土臉的下場。
在烏克蘭問題上，布熱津斯基要求“美國應給予最有力的地緣政治支持”[19]。但不知他有沒有想過，當年希特勒入侵蘇聯主要想控制烏克蘭[20]，為此他幾乎投入了全部的精銳兵力，今天北約若在此發力，其規模是否還能超過希特勒，俄國人曾在烏克蘭讓希特勒敗得血本無歸；難道今天美國和北約在烏克蘭還會有比希特勒更多的“收獲”？在臺灣問題上也是同樣的道理：目前在中國海陸空諸軍種已長足發展的形勢下，曾在朝鮮、越南一敗涂地，迄今還在伊拉克不能自拔的美國，難道在臺灣海峽還能立起美國的“凱旋門”？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道理很簡單，與當年英國一樣，美國永遠不可能擁有足以覆蓋全球所有目標的防務資源，甚至沒有防務位于中國和俄羅斯這類陸權大國近鄰的非關鍵目標的資源——這與1962年蘇聯沒有插手美國近鄰古巴事務的資源、2008年美國沒有插手俄羅斯近鄰格魯吉亞事務、2014年沒有插手克里米亞事務的資源而被迫后撤的道理一樣。對于這一點，姜還是老的辣，曾任陸軍部長助理并參加過巴黎和會的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看得遠比布熱津斯基明白，他指出：
事實上，他（約翰遜）的戰爭目標無限大：它擔保整個亞洲的和平。這樣的無限大目標，戰爭不可能以有限的手段去打贏。由于我們目標無限，我們必然會“被擊敗（defeated）”。[21]
事實上，毛澤東已注意到喬治·凱南為美國設計的戰略邊界過于龐大的“遏制”戰略是拖垮美國的原因。因此，李普曼的文章曾長期受到毛澤東的關注。
1950年11月，朝鮮戰爭爆發不久，毛澤東注意到李普曼的觀點，曾經要求印發李普曼的有關專欄文章，以供黨內領導閱讀研究。
1958年11月12日，李普曼在《紐約先驅論壇報》上發表《蘇聯的挑戰》一文，認為西方的軍事集團和基地包圍政策不能遏止共產主義的發展。新華社《參考資料》第2512期刊載了這篇文章，毛澤東在讀了李普曼的這篇文章后，寫下批語：“此件印發。值得一看。”[22]
尼克松訪華走后不久，毛澤東在一個批示中告誡全黨：“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23]
毛澤東意在警示未來中國不要重犯美國擴張目標與國家資源不匹配導致國家衰落的錯誤。
三、大失敗：與麥金德一樣，布熱津斯基也看到了帝國的黃昏
歷史的辯證法是無情的。英國沿著麥金德的“樞紐地帶”理論控制了印度，長期在中亞和印度洋擴張。事實上，當時英國擴張已至朝鮮半島，這在相當程度上耗盡了英國的國力，英國由此轉入——盡管速度較慢——衰落。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是英國與印度洋的最后訣別[24]。
二戰后美國又沿著喬治·凱南的遏制理論向全球擴張，結果導致美國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中慘敗，國力大幅衰落。尼克松、里根放棄凱南的全面出擊的理論，轉而采取英國人擅長的均勢制衡（比如在中亞用塔利班制衡著伊朗和俄羅斯，用薩達姆制衡著伊朗，用科威特制衡著薩達姆）和各個擊破（比如在遠東放棄與中國敵對，專力打擊蘇聯）的策略，又使美國國力得到大幅恢復。
蘇聯解體后，小布什又沿著布熱津斯基理論，借“反恐”之名打破了有利于美國的中東均勢：他打倒了阿富汗的塔利班，這反倒幫助俄羅斯打開了阿富汗困局；美國大兵又沖到伊拉克，在伊拉克扶上伊斯蘭什葉派政權，這又反倒幫助伊朗改善了被伊斯蘭遜尼派政權包圍的困境。幾年下來小布什打出的竟是一個越反越恐的反美世界和美國國力日益衰落的形勢。特朗普的上臺，從某種意義上是尼克松主義在美國卷土重來。
似乎是歷史的諷刺，就在麥金德對英國海洋實踐做出如此經典的理論概括且因此譽滿全球的時候，他卻看到了英帝國的黃昏：1947年8月15日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印度獨立，5個月前即3月6日麥金德去世。同樣，也就在布熱津斯基掛滿學術桂冠的時候，他也看到了美帝國的黃昏：中國與俄羅斯結成日益緊密的戰略伙伴關系且日益不可戰勝；俄羅斯與法國、德國在烏克蘭達成諒解；克里米亞已轉入俄羅斯手中等。
在這快速轉變的世界大局下，布熱津斯基隨其理論也提前謝幕了，時間定格在2017年5月27日。似乎也是歷史的諷刺，也就在53年前的同一天，即1964年5月27日，突然轉向反華并于1962年在中印邊境挑起沖突的尼赫魯先生去世。而五個月后，中國的原子彈試爆成功。布熱津斯基走前已看到了中國的“大棋局”即“一帶一路”的宏偉構想及其偉大實驗。如果布熱津斯基還健在，相信他會看到與他的《大失敗——20世紀共產主義的興亡》一書描述相反且更為精彩的世界大棋局。
當年凱南的錯誤有幸為基辛格所糾正，尼克松之后美國國力得以恢復并再次步入強大；不幸的是，目前布熱津斯基的錯誤尚無人可以糾正。特朗普上臺后會見的是基辛格而不是布熱津斯基，目前看對于布氏帶給美國的“戰略遺產”，美國政府已沒有了當年尼克松、基辛格他們那“撥亂反正”的逆天豪情。尼克松、里根為美國贏得的這一手好牌，在布熱津斯基這里竟輸得所剩無幾。
1989年布熱津斯基在《大失敗——20世紀共產主義的興亡》一書開篇便說：
“這是一本論述共產主義的最后危機的書。書中描述和分析了共產主義制度及其信條的逐漸衰敗的過程和日益加深的困境。書中斷言，到下個世紀，共產主義將不可逆轉地在歷史上衰亡，它的實踐與信條將不再與人類的狀況有什么關系。”[25]
可在不到三十年的時間，布熱津斯基看到，步入“大失敗”結局并不是什么“共產主義”而是他自己的地緣戰略理論及其對美國造成的影響。
這大概也是布熱津斯基離世前最痛的心結。
余論：布熱津斯基是中國戰略研究的一面鏡子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26]布熱津斯基為后人尤其是我們戰略研究的學者留下的遺產負面且深刻。
對于今天的戰略學者而言，布熱津斯基是中國戰略學界的一面鏡子，它警示中國的學術研究不要脫離實事求是的認識路線，不要為了一味迎合所味“主流”——當年那些熱拜熱追熱捧布氏理論的人就是這樣——選擇性地忘卻中國的近代恥辱和中國人民的偉大力量以及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從勝利走向勝利的歷史，為了一點個人虛榮留下對不起祖國和人民，老了又讓自己后悔甚至悔罪的“白紙黑字”。
對中國未來而言，布熱津斯基先生留下的反面經驗更是有用的，這就是：大國崛起于地區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擴張；即使中國未來崛起，中國人，首先是中國的知識分子，要更加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全心全意地為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務。
總之，茲比格涅·布熱津斯基留給世界的影響是特殊而深遠的，人們會在他留下的文字中從反面看到了一個更為合理的世界，這個世界就是“環球同此涼熱”的社會主義的世界。
注 釋：
[1]《最懂中國的美國“老干部”布熱津斯基走了》，http://world.huanqiu.com/article/2017-05/10774673.html?_t_t_t=0.799496408008805。
[2]關于此可參閱張文木：《“麥金德悖論”與英美霸權的衰落——基于中國視角的經驗總結》，載于《國際關系學院學報》2012年第5期。
[3]［美］茲比格紐· 布熱津斯基著，軍事科學院外國軍事研究部譯：《大失敗——20世紀共產主義的興亡》，軍事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
[4]［美］茲比格紐· 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著，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譯：《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7頁。
[5]［美］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著，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譯：《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8頁。
[6]《1950年10月15日威克島會議紀要》，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488頁。
[7]［美］羅伯特·H. 費雷爾著，陳子思等譯《艾森豪威爾日記》，新華出版社1987年版，第68、71頁。
[8]轉引自［美］尼克松著，尤勰等譯：《領導者》，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年版，第191頁。
[9]［美］茲比格紐· 布熱津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著，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譯：《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5~246頁。.
[10]［美］茲比格紐· 布熱津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著，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譯：《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4頁。.
[11]［美］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著，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譯：《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156、157頁。
[12]1941年8月18日，德國陸軍司令部提交一份“中集團軍群下一步作戰”備忘錄，要求立即進攻莫斯科。8月21日，希特勒在對這份備忘錄的答復中說“8月18日陸軍關于在東方繼續作戰的建議與我的意圖背道而馳。我命令如下：冬季到來以前必須達到的最重要的目標不是攻下莫斯科，而是奪取克里米亞、頓涅茨工業區和煤礦，切斷俄國的高加索地區的石油供應線，在北方包圍列寧格勒并和芬蘭聯合”[德]尼•馮•貝洛著，張連根譯：《希特勒副官的回憶》，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7頁。
[13] [美]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著：《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4頁。
[14]《中俄關于加強全球戰略穩定的聯合聲明》http://world.huanqiu.com/hot/2016-06/9084231.html。
[15] [英]杰弗里·帕克（GeoffreyParker）：《二十世紀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版，第49頁。
[16]［美］亨利·基辛格著，顧淑馨、林添貴譯：《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23頁。
[17]［俄］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9頁。
[18]［俄］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9頁。
[19]［美］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著，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譯：《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8頁。
[20]1941年8月18日，德國陸軍司令部提交一份“中集團軍群下一步作戰”備忘錄，要求立即進攻莫斯科。8月21日，希特勒在對這份備忘錄的答復中說“8月18日陸軍關于在東方繼續作戰的建議與我的意圖背道而馳。我命令如下：冬季到來以前必須達到的最重要的目標不是攻下莫斯科，而是奪取克里米亞、頓涅茨工業區和煤礦，切斷俄國的高加索地區的石油供應線，在北方包圍列寧格勒并和芬蘭聯合”[德]尼•馮•貝洛著，張連根譯：《希特勒副官的回憶》，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7頁。
[21]轉引自［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顧淑馨、林添貴譯，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614頁。
[22]《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603頁。
[23]《毛澤東軍事文集》第六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頁。
[24]關于這段歷史，可參閱“世界霸權與印度洋——關于大國世界地緣戰略的歷史分析”，張文木：《世界地緣政治中的中國國家安全利益分析》，山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4~126頁。
[25]［美］茲比格紐· 布熱津斯基著，軍事科學院外國軍事研究部譯：《大失敗——20世紀共產主義的興亡》，軍事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頁。
[26] 楊伯峻釋注：《論語釋注》，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93頁。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編發，原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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