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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成長與生命成長遵循同一規律——《印度國家發展及其潛力評估》[1]自序

　　關于印度的發展及印中比較，最近幾年成了熱門話題。在一次采訪中，我曾說：“中印之爭實際上是制度之爭。”[2]這招來批評。[3]批評反倒使我就這個問題深入研究。此后一年多的時間里，我閱讀了不少文獻，查閱了大量數據，最后得出的結論仍是：“中印之爭實際上是制度之爭”。有首歌的歌詞說“一句話，一輩子”，友情如此，學術亦然。我想我對我的學術命題，是要終生負責的。

　　從結構比較到制度比較，是我進行中印比較研究的切入點，而促成這樣的想法是我曾經歷的一件小事。那天我到醫院取體檢結果，在我前面的是一位坐輪椅車的殘疾人。等取到結果，我發現這位坐在輪椅車的先生的各項化驗結果與我的大體相同，有一些比我的還要好。出醫院大門時，我回視躑躅于后面的這位殘疾人，心中自問，如果僅憑這些化驗數據而不看人的身體結構，難道可以說明這位殘疾人比我更健康，更有發展潛力嗎？如果不可以，那目前國家發展研究中流行的主要依靠年度的GDP或GNP指數及外貿數量、外匯存量等“最新數據”比較的方法，就一定存在著大誤區。國家發展研究，如果不從結構差異比較入手，而僅從表面經濟指數差異比較入手，就一定得不出準確的結論。

　　事實上，國家的成長與生命的成長遵循同一規律。[4]由于土地改革的不徹底性，印度獨立后在其重新建立的資源配置的初始“胚胎”中就留下了制約未來國家成長的“病根”。

　　病源既有英國殖民政治的先天因素，更有獨立后社會改造不徹底的后天因素。這使印度未來的發展可以有良好的GNP或GDP指數，但這種發展卻不會對社會生產有良性的利潤反哺。

　　結果是國家經濟的“造血機能”即生產者主體因“營養”反哺不足而陷入“貧血”乃至“供血”動力萎縮境地。最終只有靠外來“供血”來維持其表現為GNP的經濟增長，這種增長可以增加就業卻不能同比增加國民收入，其原因是由增長帶來的利潤中的相當部分在流通領域，乃至生產領域被大量截流：或用于食利或用于腐敗或用于非生產性金融投機，還有一部分國民利潤在與海外投資者和海外市場形成的利潤逆循環中，為居于高勢能的資本中心國家所吸收并轉化為這些國家的國民財富。

　　最后只有少量國民財富通過政府包辦即公共開支的渠道被用于保障國家經濟生產主體，同時也應當是支撐民族市場的主體即多數勞動者的自身簡單再生產條件。

　　這種通過財政開支支撐的勞動者最低生活條件僅有保證社會政治穩定的作用，但卻沒有培育、深化和能動拉動民族市場的作用。同等的消費支出，在印度有相當部分為政府包辦拉動——這與中國計劃經濟時期的居民消費模式相似。由于缺乏購買力，居于人口近半數的窮人消費實際已失去了拉動和培養印度民族生產力的作用。

　　與印度不同的是，中國計劃經濟時期的由國家包辦的低消費為國家建設積累了巨額資金并據此實現了中國國民經濟體系的結構性改造，通過這種改造中國徹底消除了龐大的利用私有權截流國民財富的寄生階層。而在印度國民經濟改造的結果反倒加強了大地主和大資本家而不是國家的力量。

　　除主權獨立外，中間人大量截流生產利潤和國民財富的社會結構，與殖民地時期相比，印度并沒有發生變化。在因大量的貧窮人口導致的民族市場萎縮的同時，原來殖民地時期通過外貿順差完成的印度國民財富向英國資本中心國轉移的利潤逆循環流程，在印度獨立后，則通過貿易逆差再版出來。半個多世紀中只有兩個年度的外貿少量順差的記錄表明，外貿長期且日益擴張的貿易逆差成了印度國民財富國際化的轉移的穩定路徑。這個路徑的存在與擴大的程度又與印度民族市場的萎縮程度為正比。而民族市場的萎縮又導致印度陷入所有第三世界國家同樣陷入的發展陷阱之中，即每年度包括印度教育、IT等在內的各行業在獲得驕人的增長數據的同時，國民經濟的生產環節卻沒有保持持續增長的利潤反哺。

　　沒有持續上升的人民購買力，其結果是在國內少數富人和國際資本對印度年度利潤的截流和財富大規模瓜分中，國民經濟不僅沒有獲得增長性發展；相反，卻在萎縮性“增長”中還透支了本國的未來發展潛力。印度與中國五十多年發展所產生的差距原因就在于此。

　　在進行印度和中國比較研究中，我的另一收獲是對“民族市場”的概念有了更深入的認識。

　　長期以來，學者對“民族市場”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一般認為“民族市場”概念應是以“國內市場”概念為基礎的。但“國內市場”卻是由特定范圍的基尼系數變化規定的。即基尼系數越接近0的數值范圍，國內市場就越充分；相反，則就說明國內市場的萎縮：萎縮的程度與基尼系數接近1的程度為正比。

　　假設基尼系數為1，這時國內市場就失去了公眾消費；而沒有公眾消費，“國內市場”的概念就失去了意義。可見，僅憑“國內市場”概念還不能支撐“民族市場”概念。由此筆者引出“人民市場”的概念。人民是占國家公民多數勞動者群體，是國內公眾消費的主體成分。只有人民消費，從而人民購買力的存在和發展，才有國內市場的存在和發展。由此依次推論的概念邏輯是：只有以“人民市場”為前提，“國內市場”才可能是“民族市場”的前提。

　　由此筆者進一步認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差別不在于“民族市場”，也不在于“國內市場”，而在于“人民市場”。“人民市場”是“社會主義市場”概念形成的核心環節，也是社會主義市場與資本主義市場的本質區別。資本主義市場是以基尼系數最大化為前提的。不同的只是具有資本優勢的西方國家利用資本全球化實現了日益擴大的國內基尼系數的國際化轉移。它們在長期的殖民掠奪中確立了優勢資本的地位，并利用其優勢地位在資本全球化中從南方國家獲得源源不斷返還到本國的超額利潤，以此降低國內的基尼系數，并由此保障了國內中產階層的增長和資本增值的并行發展。其結果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惡果片面地被轉移到南方國家：在北方國家國內市場一天天好起來的同時，南方國家的國內市場則一天天地爛下去。

　　歷史表明：國內基尼系數最大化的極限是激烈的階級革命國內化，國際基尼系數最大化的極限則是“恐怖主義”全球化。當前日益擴大的南北差距便是基尼系數國際化的外觀形式。

　　前幾年我們公布了個統計資料說“中國已經由低收入國家步入了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5]但這里沒有告訴是在什么樣的基尼系數范圍內的“人均水平”。比如1000人中有一人月賺10000元，其余999人都沒賺錢，若平攤，名義上就可以說人均月收入10元。但這不能得出人民由此富裕的結論，相反，如在這樣高值的基尼系數內，國家已踩上政治大動亂的紅線。

　　因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國家“人均收入”計算必須介入基尼系數。不介入基尼系數，就反映不出真實的國民富裕的“人均”程度。蔣介石時期GDP增長很快[6]，但其“國內市場”既無民族性更無人民性，只有買辦性。所以外資大規模涌進來、生產力上升的同時，工農卻迅速破產并由此引起工農革命。

　　通過對印度的研究，我對國有制企業的作用有了新的認識。與印度的情況一樣，國企在我國遭到批評的重要理由是“經營不善”或“效益不佳”。但與私營企業不同的是，國企不僅要有利潤指標要求，更重要的是它還要承擔社會公平的指標。而后一指標的實現則需要相當的隱形成本支出。這往往使國企在單一的利潤指標前與私人企業比失去了競爭力。國企當“保姆”，私企掙利潤。這不僅是印度，也是所有國家的國企在與只有硬性的效益責任而無硬性的社會公平責任的私企競爭中連連慘敗的根本原因。因此僅僅用絕對利潤指標來比較國營和私營企業效益，是不合理的。因為國營企業創造的不直接表現為利潤效益的社會公平環境，即使從純經濟學角度來分析，其貢獻也是巨大的。

      注 釋：

　　[1]張文木：《印度國家潛力及其評估》，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2005年版。

　　[2]趙憶寧：“冷眼靜觀印度民主”，http://www.nanfangdaily.com.cn/jj/20040527/jd/200405260022.asp。

　　[3]參見：“走向救贖：中國城鄉二元結構的轉型——兩個局外人的對談錄之十”，http://www.tylf.net/show_topic.asp?num=829。

　　[4] “政治體也猶如人體那樣，自從它一誕生起就開始在死亡了，它本身之內就包含著使它自己滅亡的原因。但是這兩者卻都能具有一種或多或少是茁壯的、而又適于使本身在或長或短的時間內得以自保的組織。人體的組織是大自然的作品；國家的組織則是人工的作品。延長自己的生命這件事并不取決于人；但是賦給國家以它所可能具有的最好的組織，從而使它的生命得以盡可能地延長，這件事可就要取決于人了。體制最好的國家也要滅亡的，但比起別的國家來要遲一些，假如沒有意外的偶然事件促使它夭折的話。”[法]盧梭著，何兆武譯：《社會契約論》，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112~113頁。，

　　[5]國家統計局18日發布五年中國經濟發展“成績單”：黨的十六大以來，我國經濟持續平穩快速增長，經濟總量在世界的位次由第六位躍居第四位，人均國民收入從2002年的1100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2010美元，4年翻了近一番。按世界銀行的劃分標準，中國已經由低收入國家步入了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

http://news.qq.com/a/20070920/000296.htm。

　　[6]“1912年～1949年中國國民經濟增長率每年平均遞增5.6%；而1926年～1936年間，增長率為8.3%；1928年～1936年為8.4%。這說明，1926年～1936年間增長率為舊中國的最高時期。”孫健《中國經濟通史》中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4頁。

　　（作者系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編發，原載于《世界經濟與政治》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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