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 | 印度洋與中國政策——目標：2049（完）
點擊： 作者：張文木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17-07-16 11:28:11
全文近十一萬字，本文曾以《印度洋長策：目標2049》刊發于《學術前沿》2014年10月上（總第59期），后以《印度洋與中國政策——目標：2049》為題收錄于張文木：《印度與印度洋——基于中國緣政治視角》，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版。昆侖策網自7月13日起連載，以饗讀者，此為完結篇。（附：《張文木 | 印度洋與中國政策——目標：2049（上）》、《張文木 | 印度洋與中國政策——目標：2049（二）》、《張文木 | 印度洋與中國政策——目標：2049（三）》）
九、資本主義不平衡發展規律與中國印度洋政策新構想
（一）基于“資本主不平衡發展規律”的世界格局
綜上分析，自英國工業革命迄今，表面上看印度洋的緊張形勢是世界經濟發展帶動的，但本質上卻是建立在國際壟斷工業資本和金融資本之上的帝國主義制度造成的。特別在美帝國時代，如果不靠直接占領世界資源而僅靠一般市場交易的方式，其所獲利潤已不能滿足金融資本的要求。占領資源豐富的地區，就得全球爭霸；全球爭霸，首先就得控制印度洋，爭奪印度洋的地緣政治資源。英國、蘇聯、特別是美國，都是這樣。
列寧說：“經濟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這個論斷至今仍閃耀著真理的光芒。在這個爭霸的過程中，帝國主義是不平衡發展的。我們看到今天的世界格局正在“資本主義不平衡發展規律”的作用下發生變化。
一方面歐洲在統一中崛起，其軍事力量通過所謂“茉莉a花革命”繼而利比亞戰爭伸向中東和非洲，法國軍事力量已通過利比亞戰爭、馬里政變和科特迪瓦選舉危機向擁有豐富礦產資源的幾內亞灣大輻推進，其近代勢力范圍正在恢復。利比亞戰爭后，歐盟——與當年羅馬帝國擴張的步伐一致——立即來到敘利亞，要從敘利亞打開通往東方的大門，這個大門一旦向西敞開，那接下來的結果就是“馬其頓”式的東進，并對俄國、伊朗遑論中國形成現實威脅。伊朗高原國家一旦失陷，俄國通往印度洋線路、中國正在開發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就會被掐斷，中國西域安全警戒級別就會大幅提升。今天的北約進逼敘利亞就是當年古羅馬東進并因此與安息帝國（今是伊朗等）發生的戰爭的重演。從這個視角看，唇亡齒寒，伊朗高原乃至帕米爾高原一帶抵抗西方的斗爭對于中國西陲安全具有重大的戰略價值。
但同時也要看到，敘利亞在歷史上往往是歐亞兩大陸雙方力量極限的相交節點。比如古代的亞歷山大、羅馬、十字軍，蒙古人、近代拿破侖法國、英國，甚至還有今天的美國等，都是在此停步不前的。由此可知，今天敘利亞人民抵抗西方干涉并獲得勝利與昨天的安息王朝抵抗羅馬的侵略并獲得勝利一樣，都是必然的；同樣的道理，中國在這一地區的外交投入的效果也一定是積極的。
在帝國主義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規律的作用下，歐洲人開始向中亞進軍，與此同步，美國開始戰略東移。這個政策是否可以持續下去，這要看美國自身內部矛盾及其與歐洲的矛盾的發展。
美國國內現在面臨的最大矛盾是美利堅民族的矛盾和華爾街的矛盾，這反映在外交政策上就是：僅從收縮的意義上看，美利堅民族是愿意戰略東移的，如果能東移至夏威夷，這對美利堅民族最有利，這樣它可以休養生息。但是華爾街不會讓它這樣，華爾街要讓美國白宮到太平洋向中國發起進攻，在歐洲凡爾賽體系已接近恢復的時候，再在太平洋地區恢復華盛頓體系，讓世界再次回到盎格魯-撒克遜民族控制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新凡爾賽體系正在歐洲出現，而遠東的華盛頓體系還在未定之天，中俄美三家共治的雅爾塔體制仍是遠東和平保障的基礎。與以往不同的是，現在美國力量在下降并有意綏靖日本軍國主義勢力，而中華體系正在形成并成為維護雅爾塔和平體系的重要力量。美國對這樣一種“新常態”可能在遠東出現心有不甘，奧巴馬說不能讓中國人跟他們西方人生活在一個水平，說這樣世界資源撐不住。這種只許美國“州官放火”，不許中國“百姓點燈”的邏輯，中國人當然不會同意。
好在中國人頂住了。自20世紀末以來，西方軟硬兼施，試圖打斷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如果中國能持續頂住以美國為首西方的壓力，美國的出路就是，要么持續向東收縮——這樣華爾街不會答應，要么繼續再重返印度洋，去海灣打仗。奧巴馬拒絕打擊敘利亞這件事說明華爾街要西進與美利堅民族要東移的矛盾。對華爾街來說，東移是可以的，但必須拿回利潤，為此就要將中國打倒，從中國再釋放出一筆浮財；如不行，那你還得西進去拿石油，還是得打，不打的話，美元就失去支撐物，這樣奧巴馬總統就得下臺，換一個更猛和更短視的人去打。那美國如果垮了怎么辦？這也不要緊，屆時華爾街可以拋棄美國再到其他地方吸金。是亞洲還是歐洲，反正是頂不住美國打擊的一方。資本歷來只與強者交誼，與弱者交惡。與蘇聯紅軍在斯大林格勒打敗希特勒后羅斯福便與斯大林結盟的道理一樣，未來的西方只與打不敗的中國和平共處。為此，中國要有一個全面的應對戰略和切實政策。
（二）服務于“兩個一百年”目標的中國印度洋政策新構想
1、隨時間節點逐步推進的政策目標
制定這樣一個戰略，最忌諱的是大而無當，其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沒有時空節點。在一次討論東海中日關系的會上，面對中日雙方存在于東海的核心利益矛盾，有的學者要求我們站在未來千年的角度看中日關系和釣魚島問題。這顯然不是在談戰略而是談宗教。我們講的“大戰略”是在特定時空間的主要矛盾，其應對方法上講其綜合性和聯系性。沒有時空則無矛盾，國家間還不曾有過脫離特定時空的矛盾。
今天的中國“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中國在不遠的將來亦將步入世界大國的行列。步入世界大國行列的國家，就不能不關注印度洋并制定出相符本國國情并體現本國特點的印度洋政策。如果以“兩個一百年”為節點，以2049年為限，這個政策可分近期、中期和遠期三步。近期目標配合第一個一百年即“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任務，中期目標配合國家在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標后向第二個百年目標即“在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過渡，遠期目標則服務于黨的第二個一百年任務的實現。時間節止點為2049年。
先談近期政策。
如前述中國西南與東北存在的安全聯動規律所呈現的那樣，中國在印度洋的利益與東海的利益也存在聯動關系。正是20世紀30年代日本控制了東海才會有30年代末開始的滇緬大通道的建設；而60年代初的中印關系的緊張，又不能不是美國對新中國東部越逼越近的海上封鎖繼而介入越南內戰的聯動結果。鑒于這樣的規律和經驗，我們的印度洋近期政策當從東海政策開始。1959年5月13日，毛澤東讓人轉告尼赫魯：
總的說來，印度是中國的友好國家，一千多年來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萬年，我們相信也將是如此。中國人民的敵人是在東方，美帝國主義在臺灣、在南朝鮮、在日本、在菲律賓，都有很多的軍事基地，都是針對中國的。中國的主要注意力和斗爭方針是在東方，在西太平洋地區，在兇惡的侵略的美帝國主義，而不在印度，不在東南亞及南亞的一切國家。盡管菲律賓、泰國、巴基斯坦參加了旨在對付中國的東南亞條約組織，我們還是不把這三個國家當作主要敵人對待，我們的主要敵人是美帝國主義。印度沒有參加東南亞條約，印度不是我國的敵對者，而是我國的朋友。中國不會這樣蠢，東方樹敵于美國，西方又樹敵于印度。……照我們看，你們也是不能有兩條戰線的，是不是呢?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雙方的會合點就是在這里。
東海對中國的未來非常重要，我們近代的失敗就是因為失去近海制海權。利比亞卡扎菲曾有強大陸軍，但沒有至少是近海的防衛能力，以至西方國家從海上隨意分割利比亞并由此摧毀了卡扎菲政權。中國也是如此，失去近海，敵人就會順長江進入中國。近代英國、美國、俄國都試圖利用中國內亂將自己的勢力范圍擴展到中國長江南北兩岸，艾爾弗雷德·塞耶·馬漢也曾看好中國長江并從帝國主義的視角把話說得很露骨：
對中國以及其他擁有海岸線的國家來說，海洋是發展商業的最有效的媒介——物資交換國家通過對外接觸獲得更新，從而保持、促進它們的勃勃生機。長江對于上述情形頗具意義，因為它有上千英里河段可供汽船航行，且將大海與其流域的心臟地帶連接起來。中國由于擁有海岸也就使其他國家能夠由海洋抵達中國。
海上強國需要在中國海岸擁有地盤，并開辟它與世界的自由交通，它們可以直言不諱地聲明長江的可航行河段是它們進入中國內陸的必經之路和在當地發揮影響的中心。
長江流域在政治和商業上都極為重要，為此需要多強調幾句。長江深入中國內地，而且很大的輪船從海上可直接沿長江的主要河段上溯而行。長江流域的廣大地區也依靠和長江與外界便捷來往。地理上，長江介于中國南北之間，從而對商品的分配和戰爭的進行都頗具影響。所以，一旦在長江流域建立起了勢力，就在中國內地擁有了優勢，并且能自由、穩定地通過長江溝通海洋；而在長江地區的商業優勢又會加強其他方面的有利地位。這些合在一起，誰擁有了長江流域這個中華帝國的中心地帶，誰就具有了可觀的政治權威。出于這些原因，外部海上國家應積極、有效地對長江流域施加影響，而中國由此得到的益處也會被更廣泛地、均衡地擴散到全國。在長江流域丟下一顆種子，它會結出一百倍的果實，在其他地區也有三十倍的收獲。
由于將一個特定地區涵蓋在自己影響之內的最好辦法是首先找到一個中心而不是四面出擊，我們在遠東的注意力目前是集中在長江流域。
中國歷史證明，長江是滾動中國政治的橫軸之一；一旦失去長江，從某種意議上說就失去了統一的中國。
1899年4月28日，英俄曾達成以長江為界瓜分中國路權范圍的協議，1900年辛丑條約之后中國被分裂為數塊，而1926年9月北伐軍攻克武昌，則是后來中國接近統一的關鍵。
1937年后，中國再次被日本分裂為多個政治單元。1937年中國漢口陷落后，日本近衛首相在11月3日的廣播演說中宣稱：“有一句名言說：‘誰能控制中國主要地區，便能擁有中國。’……日本已經掌握控制中國的鑰匙。”近衛的話實際是上述馬漢關于中國長江的分析的轉述。武漢的失陷為汪偽政權在南京的出現提供了安全保障，中國再次出現政治分裂的格局。
抗戰勝利后，中國形成南北劃江而治的格局，正當毛澤東準備一鼓作氣打過長江之際，1949年1月9日斯大林打電報給毛澤東建議與國民黨繼續和談，稱“如果中國共產黨直接拒絕與南京和談，則向世人宣布它主張繼續進行內戰”。與此同時，美國也與斯大林南北呼應試圖促成中國南北分治的局面。1949年12月1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給馬歇爾的報告中稱，蘇聯“調停的基礎是國民黨控制長江以南地區，共產黨控制長江以北地區，而美國則承認俄國在滿洲的特權”。鑒于這樣的歷史經驗，毛澤東告誡我們：“一百多年來，帝國主義侵略我們都是從海上來的，不要忘記這一歷史教訓”；對此可以提供反證的是，近代以來，能對中國造成顛覆性入侵的外族勢力多是來自東部而絕少來自西部；至于西南，則更沒有成功的案例。鑒于這樣的歷史經驗和教訓，我們今天的東海政策必須著眼于突破西方為封鎖我們的“第一島鏈”。
馬漢說：“一根鏈條的強度實際是由其最薄弱環節的強度決定的。”薄弱點，在戰術上往往也就是突破點。如果我們以臺灣為中線，從廣義上將中國整個東部和南部海面分為大東海（黃海和東海）和大南海兩大海域的話，鑒于只有日本在釣魚島列島乃至臺灣問題上日益挑明其挑戰雅爾塔法權體系的立場，那么，臺灣北面的渤海和黃海則就成了中國在東海安全鏈條中最薄弱——因而也是最需加強——的環節。1895年，日本就是在此擊敗北洋水師后劫走臺灣的。今后臺灣的結局最終還要在這片海域一錘定音。
釣魚島問題在歷史中本質是臺灣問題。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在地緣政治上是臺灣與日本之間的接榫點，也是“臺獨”勢力信心的支撐點。1874年日本第一次出兵侵略臺灣，就是1872年吞并琉球后的邏輯結果。今天日本在中國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進而在春曉油田與中國的爭奪，本質上是為了逼近中國臺灣。今天，中國如果在此海域失去起碼的原則，那日本的下一個目標就是臺灣，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與甲午海戰及其以后歷史的重演。
釣魚島問題在現實中本質也是臺灣問題。新世紀以來，中國東海和南海出了那么多問題難以解決，究其原因是臺灣問題的牽制。如果中國完成了臺海統一，臺灣島和海南島之間就會對中國東南經濟黃金地帶形成一個寬闊的拱衛海區，這樣南海問題的解決也就相對容易得多。臺灣問題就是中國海洋安全戰略中的瓶頸因素，是中國海洋方向面對的諸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抓住這個主要矛盾，也就抓住了中日釣魚島之爭的本質，抓住了中國海洋安全戰略的核心。
如果將中國大陸沿岸和西北太平洋銜接“三海”即黃海、東海、南海看做一個連續的整體，我們可以將遼東半島比作人的肩膀，黃海猶如連接上臂，南海則相當于下臂，海南島相當于手掌；而臺灣則是聯動上下臂的肘關節：中國黃海失，則臺灣不保；臺灣失，南海則不能持續發力。由此，臺灣就成了中國在西北太平洋制海權有效發揮的關鍵環節，而從釣魚島突破解決臺海統一問題，應是我們東海政策的重中之重。與此相應，在這一時期，中國的印度洋政策的重點將是在配合中國西部開發，聯誼穩邊，最多也只能是1962年那樣的威懾性防御。
再看中期和遠期政策。
從2021年始，中國開始向第二個百年目標即“在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過渡。過渡時期的特點是中國東海安全威脅基本解除、諸島權益得到有效保護、臺海兩岸在“一個中國”框架中主權融合水平大幅提高或接近實現統一，中國應當在東亞友好國家中有一個“分發喜糖”即分享臺海統一后產生的紅利的時期，除極少數國家外，爭取有東亞大多數國家對臺海回歸一家的認可。與此同時，中國要進一步加大西部開發的深度和廣度，將東部經濟成果及過剩生產力向西部轉移。至2040年前后，在西部大體形成與中國東部相互緊密銜接的新的和可持續發展的生產力增長的黃金地帶，并由此進一步向印度洋實行經濟和政治的持續輻射——這是中國印度洋政策可選擇的遠期目標。
2、“三點一面”的空間布局與力量配置
輻射是需要預先布局的。這時，中國即將完成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基本任務并步入世界大國的行列，與此同時，中國在印度洋需要有一個通盤布局。根據前述中國東西安全聯動規律作用下大西部（大西南和大西北）整體安全和發展的需要，也汲取歷史上帝國主義國家為控制印度洋而在此觸礁翻船的教訓，此間中國的印度洋政策應以印度洋北岸為重點，其總體戰略布局可用“三點一面”來涵蓋。
“三點”，即以印度為中點，其東西兩側以緬甸和伊朗高原國家（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等）為戰略支點，向“一面”即印度洋首先是印度洋北岸成扇面輻射。緬甸和巴基斯坦是中國進入印度洋的東西門戶和重要通道；夾在兩通道中間的印度，并非是由于它對中國安全有多大的威脅而是由于它深入印度洋中線的版圖對印度洋及其沿岸國家的影響。這三點對中國安全的關系是：東西兩點即緬甸和伊朗高原國家對中國具有直接和現實的生存安全的關聯，而印度則有長遠的發展安全的關系；由此三點推廣出印度洋扇面。
為什么要這么設計呢？主要是中國不同于遠離印度洋的西方海權國家。遠道而來的西方海權國家在印度洋只能靠占領島嶼而存在，目前我們能讀到的海權理論提供的都是這樣的視角。但中國并不是這樣的遠在千里的國家，而是臨近印度洋的亞洲最大的國家。中國不同于遠離印度洋的西方海權國家。遠道而來的西方海權國家在印度洋只能靠占領島嶼而存在，目前我們能讀到的海權理論提供的都是這樣的視角。但中國并不是這樣的遠在千里的國家，而是臨近印度洋的亞洲最大的國家：它背靠可稱作全球戰略制高點的昆侖山，放眼世界面積最大的海域——東接太平洋，這里是世界新興市場最密集的地區；南近印度洋，這里是世界工業資源藏量最豐富的地區，處地邊以近海識兩洋，居昆侖觀兩洋為周邊，坐北面南，盡占地利優勢，這樣的地緣政治形勢在世界各國中是絕無僅有的。中國有的是時間不用任何領土擴張而用與沿岸國家合作的方式將其經濟政治影響力推進到印度洋，因此，中國的印度洋政策就應當一反西方海權國家的視角，采用符合中國地緣政治特點的視角。在上述前兩階段即近期和中期的政策特點可以用“深挖洞”來概括的話，那下一步即遠期的政策特點則可用“不稱霸”來概括。
這樣是不是印度在其中的地位降低了？不是這樣，與以前不同的只是位于印度兩翼的伊朗高原國家和緬甸的地位提高了。
這是由中國地緣政治特點決定的選擇。英美國家是從印度南方的洋面看待印度，在這里，西方海上力量無依無靠，沒有印度，它們在印度洋上就無以長期立足。因此，對西方人而言，印度與印度洋就是同一回事。中國則不同，中國已在印度洋北岸有自己的大板塊主權領土。這樣我們考慮的更多的就是中國大西部（大西南和大西北）的整體安全和發展，而印度對于中國西陲安全的影響——如前面分析的那樣——遠不如緬甸和伊朗來得直接。故此，我們與伊朗和緬甸的關系應予以特別的重視，而不能將“雞蛋全放在一個籃子里”。
但是，印度畢竟是印度洋上的重要國家，鑒于其人口、土地面積及所在印度洋中心位置，又鑒于中國在喜馬拉雅山南麓所居的優越位勢和印度與中國幾千年幾乎是無戰爭的交往經驗，印度之于中國更多還是其在印度洋的政治影響而較少是攻勢性的安全威脅。與中國相似，印度也面臨兩線即南北兩線的安全壓力，其中北方并不是現實的壓力，近代以來印度多從南方失國，因而南方安全是印度國防的重中之重。為此，中國應在北方給印度以穩定，支持它在印度洋發展，以此換得印度——與俄羅斯的印度洋政策相似——在東海對中國（至少以穩定的邊境）予以支持。退一萬步來說，即使中印再次發生邊界沖突，那中國還應在此地——與曹操占領漢中后因其“直為天獄”[115]的地理形勢而不得不退守秦嶺一線的經驗一樣——采取防御性的政策。
“古來天險阻西域，人煙不與中原爭。”總之，印度對我們的影響主要是政治影響，軍事上的影響倒在其次。軍事上中印雙方長短相抵，印方有防御優勢，卻沒有向中方進攻地理條件；而我方具有進攻優勢，卻不具進攻后堅守前線的地理條件。若從政治上看，中印之間的合作會形成雙方東西相互間戰略呼應之勢，沖突則會造成雙方力量的相互內耗和牽制。前者有利于各自的外交目標的實現，抵御西方霸權主義的壓力，后者則會造成中印之間的力量損耗，使西方從中漁利。新世紀的中印關系還是要回到毛澤東的思考中，這就是：
1、“中國不會這樣蠢，東方樹敵于美國，西方又樹敵于印度”；
2、而印度“也是不能有兩條戰線的”。
3、中國和印度“雙方的會合點就是在這里”。
“三點一面”是一個攻勢性的戰略嗎？不是，它是一個守勢戰略。原因有二：一是因為在2021年之前，印度洋不會是中國安全的主要方向，而在2049年之前，它也最多是中國關注的方向，這在目前日本軍國主義已有死灰復燃跡象的歷史條件下更是這樣。二是，即使是在2049年以后的相當一段時期里，鑒于歷史上英美國家在這里屢戰屢敗并因此由盛而衰的教訓，中國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沒有力量，即使有也沒有必要在印度洋展開攻勢性的活動。
當然，這一切判斷成立的前提是基于目前世界大格局和由此造成的中國周邊安全大形勢不變，如果世界政治出現格局性的突變，我們的政策當然也要做相應的調整。比如20世紀50年代初，中蘇戰略同盟關系牢固，中國外交重點在東海；60年代中蘇關系惡化后，中國迅速開展“三線建設”，大西南及相關方向的外交的戰略地位驟升；70年代，中美關系改善，東海及與之聯動的西南形勢緩合，其間的外交政策也有相應調整。可以預料，至2049年前，國際形勢還會有不少變化，中國外交及相關的印度洋政策也不可能一成不變，也會有相應調整，但如果沒有格局的突變，上述對印度洋所作的政策評估及構想，應該說大體是合適的。
但不管怎么變化，在上述若干階段，持續加強中國大西南尤其是其中云南的戰略性投資和建設，且不說這對于適應中國崛起后對印度洋資源需求增大的形勢，即使是對于應付國際格局出現突發性逆轉形勢也是絕對必要的。
1964年，在中美關系緊張的情況下，中蘇關系又嚴重惡化，這時毛澤東日益感覺到大西南建設緊迫性。
6月8日，毛澤東在主持召開中央政治會議上說：“攀枝花鋼鐵工業基地的建設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搞不起來，睡不著覺。”“攀枝花鐵路最好兩頭修。”
7月15日，毛澤東對周恩來、彭真、賀龍、羅瑞卿等說：“如果材料不夠，其他鐵路不修，也要集中修一條成昆路。”
1965年6月15日，毛澤東在杭州聽取工作匯報時說：“三線建設問題，是我講遲了，早講幾年就好了，現在后悔無及。”
現在中國的形勢有向20世紀50年代螺旋式回歸的趨勢。但同時我們也要及時做好應對未來歷史再向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回歸的可能，不要再讓“后悔無及”的事發生。中國凡事——何況還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偉大目標這樣的大事——為了爭取最好的結果，就必須先做最壞的準備。
（三）大國崛起于地區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擴張
中國實現“兩個一百年”的目標遇上較好的歷史契機。目前的美國——這里指的主要是華爾街的而不主要是美利堅民族美國——再兇惡也是在收縮，況且它內部正在出現嚴重分裂：華爾街與美利堅民族分裂，在后者中，富人與窮人分裂。這樣的對手的最大軟肋就是沒時間、拖不起，急于滅此朝食。我們可用曹劌論戰的方法來應對，使其從一鼓作氣、再而衰到三而竭。總體上說，“一鼓作氣”階段美國已過去，現在正處在“再而衰”的階段，只要我們戰役目標不要太大，戰線拉得不要太遠，突破并堅守第一島鏈不僅可以實現，而且我們的對手對此也無可奈何。目前的時間并不在華爾街美國手中，只要堅守，我們就能使其“鈍兵挫銳、攻城而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
知彼先要知已，中國的軟肋在遠海，使中國進入遠海作戰的方法就是用“怒而撓之，卑而驕之”的策略，暗推國內一些貌似硬漢的“雖遠必殊”輿論，將中國戰役目標拉長放大，由此使我們失去依托大陸的優勢而初戰受挫，重蹈甲午覆轍。
我們上述目標選擇是有理、有利、有節的，也就是說是在充分尊重美國的雅爾塔利益前提下作出的選擇。與中國一樣，美國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為亞太和平做出重大貢獻的國家，因此我們應充分尊重美國的雅爾塔利益——它反映的是美利堅的民族利益，而不承認美國的冷戰利益（比如制造事實上的“兩個中國”、含糊中國在釣魚島的主權權益等）——它反映的是華爾街財團的利益。中國擁有雅爾塔法權體制賦予我們在臺灣、釣魚島等一系列島嶼上的主權權利，但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們因美國的干涉并沒有實際享有這種權利。中國實現臺海統一、收復釣魚島等要求并不沖擊雅爾塔法權體系及其中的美國利益，于情于理于法都說得過去，中國屬于正義的一方。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我們盡管“得道”，但也要盡力爭取包括美國人民在內的“多助”。
大國崛起于地區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擴張。總結這方面的歷史經驗是必要的。
甲午海戰之后，日本最大的戰略敗筆就是占領臺灣，因為這意味著日本的國防線被拉到它能力可承受的極限盡頭。占領臺灣，意味日本還要控制以臺灣為圓心的半徑范圍：它東至北馬里亞納群島，西至中國東部沿海地區，南至菲律賓等南海國家。占領中國，當時日本已有些力不從心，但占領北馬里亞納和菲律賓后，日本就要與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海權國家英國繼而美國作戰。也就是說，如果不能同時打敗中國和英國及后來的美國（當然北面還有俄國），日本就絕搞不定臺灣；而要想同時打敗中國和美國，對日本來說則必敗無疑。日本就是這樣被塞壬的歌聲即甲午戰爭的勝利誘入一個無解的戰略悖論之中，而1945年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的慘敗，就是由這個悖論導出的必然結局。從這個意義上說，1945年日本慘敗的種因預埋于1895年的日本甲午勝利。
同樣的道理，如果中國未來將自己的力量擴張至印度洋，不管所占島嶼大小，由其劃出的半徑上都是最有海戰經驗的西方新老海權大國，若真及此，以往鑒來，結局不難逆料。明乎此，就理解了毛澤東在1962年對印邊界自衛反擊戰采用的大開張快收合，看似強攻，實則堅守策略的深意。因為在此真正的失敗并不是退回來，而是回不來。當時若在此地被印度拖住，其后果不堪設想：它要長期耗掉我們的資源并因此使我們不能專注于當時美國和蔣介石集國蠢蠢欲動的東部方向。毛澤東所說的“中國不會這樣蠢，東方樹敵于美國，西方又樹敵于印度。”
印度洋是只有世界超級大國才有能力建立其有效制海權的區域，這話反說也就是進入這個區域的國家首先碰到的就不是一般級別的對手，而是世界性的大國海權大國。這是因為海權控制的并不僅僅是一串島鏈，而是沿這串島鏈拉出的圓周半徑，島鏈線越長，需要鞏固這些戰果的作戰半徑面就越大。如果你不能控制圓周半徑內的對手，那你最終就不能消化其中的戰果，相反還要為這些戰果拖死和“噎”死。一般說來，能夠延伸或本身就在印度洋的制海權，必須有覆蓋南北緯30度區域的作戰能力——而只有世界性的大國才會有這樣的能力，不然，其前途二者必居其一：要么臣服，要么滅亡。尼赫魯看透了這一點，用它的話說就是“要么做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要么就銷聲匿跡。”
古希臘神話傳說中有一個叫“塞壬（Siren）”的海妖，經常飛降海中礁石或船舶之上，用自己的歌聲使得過往的水手傾聽失神，導致航船觸礁沉沒。英國就是在塞壬歌聲招喚下進入印度洋并由此觸礁，蘇聯和美國也是在“塞壬”的歌聲引導下，或折戟于進軍印度洋的路上或于觸礁于印度洋北岸。今天的中國“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圍繞“兩個一百年”這樣的宏偉藍圖，中國人民正在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偉大目標挺進。在這個進程中，如果我們忘記毛澤東和鄧小平同志在國際關系中“不稱霸”和“不做超級大國”的教導，也為“塞壬”歌聲所迷惑，那前天的英國、昨天的蘇聯和今天的美國就是前車之鑒。
制定外交政策要符合中國國情。與美英國家不同，中國是一個大陸國家，受四面牽制。與任意一邊過度拉伸會導致平行四邊形的穩定性受到破壞的道理一樣，中國在四邊任意方向的過度擴張都會受到另一方向的強烈壓力和中國在同一方向的相應收縮。比如鴉片戰爭前，中國在南海沒有多大的壓力，此時中國尚可與俄羅斯抗衡并迫使俄國人簽訂《尼布楚條約》（1689年），將中國北境從法律上確立在黑龍江和烏蘇里江流域包括庫頁島在內的廣大地區。英國人來到南海并開啟鴉片戰爭之后，中國北境就不得不向南大幅收縮。這說明，對中國最有利的周邊政策應是符合基本安全需要，根據國力增長在某一方向適度推進而又不失國重的政策。
1940年11月，希特勒曾對蘇聯外長莫洛托夫說：“你們應該有通向溫暖海洋的出海口，將來要像伊朗、印度那樣。”莫洛托夫后來對此評價說：
這是個毫無遠見的人，對蘇聯的政策缺乏透徹的了解，卻要把我們拉去冒險。如果我們在南方陷了進去，他的處境就會輕松得多，一旦英國要和我們作戰，我們就得依靠他。如果不理解這一點，那就太天真幼稚了。
莫洛托夫這段論述中的思考與前述1948年2月10日斯大林拒絕保加利亞、南斯拉夫代表提出的派兵支援希臘起義的建議的考慮[127]同出于“鞭長莫及”的道理。以史為鑒，我們應從這些老政治家處理世界問題的方法中汲取思想，并對中國周邊尤其是印度洋的政策安排有一個持重的考慮。
與臨終前才悟出自己“不是世界之主”并采取東西方融合政策的亞歷山大不同，我們東方人的辯證思維與生俱來。1935年10月，毛澤東在長征快到陜北的路上構想到未來的世界，《念奴嬌·昆侖》一詞中說：
而今我謂昆侖：不要這高，不要這多雪。
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為三截？
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
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
1958年12月21日毛澤東為這首詞批注說：
“昆侖，主題思想是反對帝國主義，不是別的。改一句，一截留中國，改為一截還東國。忘記了日本人是不對的。這樣，英、美、日都涉及了。別的解釋，不合實際。”
有限性既是保持國力持續增長的秘密，也是中國長期不倒的智慧所在。目前的世界已從蘇美兩分進入歐美兩分天下的格局，如果我們能在歐洲“凡爾賽體系”和美國“華盛頓體系”中再擠出一個中華體系，形成三分天下的形勢，那中國在2021年實現的“小康”成果就會有了保障，到2049年實現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有了比較可靠的外交前提。
世界性大國或接近步入世界性大國行列的國家必須有與其世界治理能力相匹配的印度洋政策，同樣的道理，這樣的政策的成熟程度也反映了該國世界治理能力從而世界觀的成熟程度。在這方面我們“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歷史上找到影子，歷史上發生過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為今天的鏡鑒。”
國家發展道路并非只有要么衰落要么崛起即擴張的黑白兩道，在這中間一定會有崛起不擴張的道路。古今霸權國家來到印度洋便進入衰落期的教訓告訴我們：在印度洋地區爭強好勝的結果是不好的。斯大林曾說“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滅，惟有‘民族’的力量是不會消滅的”，正因此，獨吞世界從而獨控印度洋的想法是不切實際，對中國而言更是非常危險的，只有分享才是守福之道。世界只能在分享繁榮中和諧前進：歐洲當為歐洲人民的歐洲，美國當為美國人民的美國，“東國”自然也是亞洲人民的。中國未來應當為自己也為亞洲要爭到“一截還東國”的前途。中國堅守這樣的政策就會幫助印度洋國家減輕“要么做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要么就銷聲匿跡”的緊張感，我們也不會在印度洋不恰當地透支我們的國力并由此保持中國國內政治經濟在21世紀下半葉的持續發展。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編發，注釋略，全文請查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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