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圍繞張文宏醫生的爭議
點擊： 作者：兔主席 來源：tuzhuxi 微信號 發布時間:2021-08-18 10:57:45
一、張文宏醫生的言論及對群眾對防疫措施的疲憊
最近，張文宏醫生的言論引起了一些爭論，成了一個輿論焦點。對這個事情眾說紛紜，我也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理解。
疫情已經一年半了，再幾個月就快兩年了，很多人對于疫情管控政策覺得疲憊了、厭倦了，不知何時是頭。這次Delta疫情爆發，來勢兇猛，各地的防疫工作又有所加碼，譬如作者前段去了一次上海，回北京后馬上被街道通過大數據發現。我是“到訪過中高風險地區所在市”，被街道拉去檢測核酸（要求回來一次，第7天時一次），還要求天天報體溫。社區工作者都非常不容易。
這個措施，比之前的政策是進一步加強的。它確實對群眾的工作和生活有些影響，也會影響到經濟運行。其實我們和朋友在一起聚會也經常會議論：“哎呀這疫情何時到頭啊。”“這么搞長期也不是辦法啊”；“國外一早躺平了，現在好，群體免疫了，人家不管不顧最后倒沒事了”；“咱們也不能永久不開國門啊”；“這樣對經濟影響確實很大啊”；“美國現在經濟復蘇強勁了，我們反而受影響”。……這些都是典型的抱怨。我身邊很多人都會這么說。
另外還有悲觀和懷疑情緒：“這滅活疫苗也不知道對Delta管不管用”。有的人甚至會說：“哎呀不如放開算了，與病毒共存算了。國外也都這樣。”
這些坊間言論都挺有代表性的。筆者在與朋友聚會時，偶爾也會附和說說。這就是大家疫情之下的情緒的正常表達。大家的討論并不旨在提供專業的意見，更不是在表達什么政見，都相信國家最終會做出符合公共利益的選擇。
而實際上，這些言論都屬于“站著說話不腰疼”。為何？因為我們總體上是享受到“堅決清零”防疫措施的好處的：我們是全球疫情防控做得最好的國家，人民的生命安全得到了最大的保護。我們去年的GDP是主要國家里唯一正增長的。我們享受到了疫情防控的這些好處。我記得去年二月份李文亮逝世時，疫情到了最低谷，但到了二月末三月初疫情得到控制，并在歐美廣泛爆發時，人們的看法得到了根本扭轉，看到只有中國政府才是真正關注人民生命安全的，并且看到了中國制度的優越性。大家都慶幸自己在中國。
但一年多了，人們開始倦怠了。因為病毒實在離我們太遠了。只是在新聞媒體上看到海外疫情如何嚴重。完全變成了一些數據。除了武漢市民之外，我們的全民其實對COVID-19都沒有什么直接體會，只是因為參與疫情防控遇到了一些麻煩而已。
如果COVID-19疫情真的在中國再次爆發，政府躺平，會如何？大規模的感染、住院率極速上升，醫院瀕臨崩潰，死亡人數數萬、數十萬，無數家庭失去了老人。請注意，這是一個非常關注生命安全，非常尊重老人的儒家社會。請問屆時會怎么樣？
毫無疑問，社會輿情會完全反轉。人們會把矛頭全部對準政府，因為認為全能政府要承擔一切責任，而且輿論還會政治化，轉化為對體制的不滿。我們可以回憶一下去年李文亮醫生逝世時的情形。
誰又會是對政府最積極的批判者？我相信還是那些對中國體制一直懷疑和批評，對西方比較向往的人。包括方方這樣的作家。我相信，同樣是這批人，在疫情以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對中國政府的治理能力已經沒有什么話好說，但這個時候又會冒出來了，他們也更有可能是西方的“躺平”、“群體免疫”和“病毒共存論”的同情者。
二、實際問題所在：不是和“病毒共存”，而是如何防止境外輸入
筆者只是作為一個普通公民（而非醫學界/衛生界的專業人士）發表自己的看法。
第一，中國外防輸入、內防擴散的政策是可以執行的，包括對Delta變種。
最近幾周，加強管控后，新增本土病例馬上就被壓下去了。作者經常往來的幾個大城市——北上廣深，都沒有新的案例，事實上我們已經把Delta初步控制住了，正在清零。所以，從控制疫情的角度看，外防輸入、內防擴散這個措施是可行的，包括針對Delta。只要我們愿意采取措施，我們都可以防住Delta的，所要探討的只是社會代價問題。
其實只要人們的生活恢復往常，短期的悲觀情緒和怨氣就會減少，輿情就會改善，討論的迫切性馬上又會削弱。疫情一反復，人們因為倦怠就會開始抱怨。
疫情防控是一項公共衛生政策，這種政策不能跟著老百姓的情緒走。如果跟著老百姓情緒走，那怎么不在2020年1月武漢封城前夕來個武漢市民大投票呢。那誰會同意封城呢？那還有什么專業性和科學可言呢？還有什么公共衛生政策可言呢？
第二，不能泛泛地說“和病毒共存”。
我理解這里所說的所謂“共存”，并不是說具體某個人和COVID-19的關系，而是指一種公共衛生政策：我們容許病毒在人的世界里傳播，承擔一定的生命安全風險，但不打算完全消滅它（eradication），也不會采取特別激進的防控措施。
但要問的正確問題是：和什么樣的病毒“共存”？顯然，COVID-19 Delta變種這個具體的病毒是不能和我們“共存”的，因為它的傳染性、重癥率、死亡率是初版COVID-19的數倍，對社會公共健康的危害極大。我們的社會沒有辦法承擔這樣的代價。
尤其是，COVID-19最主要傷害的是老年人群體——特別是高齡群體，而高齡群體注射疫苗的比例恰恰又是比較低的，因此他們仍然是病毒高危群體。我們一旦“躺平”，病毒就會首當其沖地傷害這些人。
另外還有一個疫苗與Delta的關系。到底打了科興、國藥等國產滅活疫苗的人群面對Delta時的防護性如何。我覺得現在數據量可能還是不夠的。科學家還在動態研究，需要有更大的數據支持。這種研究，是制定公共衛生政策的一切基礎。在完全搞清楚之前，我們是不可能冒風險的。
何時可以談論病毒共存？其實是COVID-19病毒真正“流感化”的時候：病毒的毒性大大下降了——無論是打了疫苗的，還是沒有打疫苗的。這時我們才有可能去探討和它“共存”的可能性。但在Delta出現時討論這個是不合宜的。而且會造成輿論和見解上的混亂。
第三，公共衛生政策反映了一國的制度、治理和價值觀。我們去年初已經完成了公共選擇。
公共衛生政策首先是要站在科學的基礎上的。針對這種烈性呼吸道傳染病，疫情管控肯定會有社會代價的，其實是一項有權衡取舍的公共選擇。要解決的問題：
1）我想保什么，可以放棄什么（我的priority）;
2）我的能力讓我能夠保什么，不能保什么（我的capability）。
顯然，不同國家和社會的選擇是不同的。
1）我想保什么：中國的選擇是：保全體民眾的健康。生命是第一位的，這是我們的基本底線。其中，與西方社會不同的是，我們是一個尊老社會，特別關注老人的安康。我們的老人很多也是和子女居住在一起的（而不像西方發達國家一樣與子女分開，獨居或居于機構養老場所）。中國社會愿意為了保護老人付出更大的代價——包括每個人讓渡一些自己的權利、自由、隱私，社會承擔一些經濟上的損失。
那些覺得西方模式也不錯的人，給你們一個選擇，你們愿意帶全家老小，特別是家里的高齡老人，一起去美國、英國居住么？我表示懷疑。因為作為中國人，你們也是尊重老人的。所以這些連精致利己都不算，純粹就是站著說話不腰疼。
西方是不同的，西方要保許多其他的東西。譬如說保個人的各種自由，保個人的隱私，要大算經濟賬，但老人是可以放棄、可以犧牲的。
2）我能保什么：我們發現，中國的舉國體制、數字化治理、個人能夠讓渡部分的權利與自由、眾志成的心理，使得中國居然可以實現“清零”，并最終在各方面獲得一個均衡。
但西方實際上是沒有這個選擇，它做不到這些，不可能全面控制疫情，一定要付出巨大的人命代價。而且如果防疫效果也不佳，還要犧牲經濟，那還不如老早“躺平”，選擇“群體免疫”，但不惜犧牲老人。
中國還能做選擇，其實是能力的體現，是一種“奢侈”，是“強者的煩惱”。而我們也早在2020年1月對武漢封城時就已經做了這樣的公共選擇了：中國政府代表中國人民做出了公共選擇：我們將用最嚴格的方式對抗COVID-19（“SARS化”），而非“流感化”的應對方法，以保證最廣大人民群體特別是老年群體的生命安全。這是一個歷史的選擇。
今天再翻過來討論這個問題是有些莫名奇妙的。難道我們一開始就選錯了？難道搞了半天死了上百萬人的西方是正確的？中國社會能夠接受死上百萬老人么？現在討論這個問題有什么意義呢？莫名奇妙。
第四，真正要討論的問題是如何應對國外的輸入性疫情。
我們不可能因為西方社會的制度、價值觀、能力、選擇（西方人想保什么、能保什么）去從根本上改變我們的公共衛生政策。這其實本質是個制度問題、文化問題、政治問題。它就和西方不會采取中國的政治制度，以及中國也不會采取西方的政治制度是一樣的。
現在中國能做的，就是繼續觀察海外疫情的發展，病毒本身的發展，做好嚴防死守。要看到現在的疫情全部都是海外輸入的，所以還是一個如何“給國門戴口罩”的問題。至少在相當長一段時間，我們會延續這個政策。我們不可能冒著醫院崩潰、大量老年人死亡、穩定出現問題的風險去加強國際旅行。這根本就不是一個選擇！
中國有14億人。美國3億，大歐洲5億，日本1億多。整個發達國家經濟體加在一起也就10億多，還不如中國人多。我們和那些依賴人口流動的歐洲國家（譬如依賴旅游業的意大利）是不同的。所以，內循環是可能的。總之，中國的操作空間更大，選擇更多。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的選擇顯然不是關閉國門，而是為了應對最壞的情況，進一步加強嚴防輸入，甚至進入某種程度的關閉國門，進入更大的內循環。
至于未來再怎么辦，譬如如果五年后疫情還在的話該怎么辦。那當然是動態觀察，到時再說，根本就不是現在要討論的問題。
三、如果COVID-19出現在古代人的社會會怎么樣？——傳染病的社會學
有時我會思考這個問題（但很可惜我還缺乏必要的知識）。因為COVID-19主要是打擊中老年的，特別是7、80歲以上的人口。年輕人的重癥率、死亡率是非常低的。
原始人的平均壽命大概就20~30來歲吧。壯年就死了。遇到COVID-19的話根本不會是個“病”。如果發展到有城鎮出現的農業社會，人口居住更加密集，是會出現大規模傳染的。但假設人均壽命仍然是30~40歲，那這個病毒和“不存在”也是一樣的：可能許多人都感染了，但是沒有人因此而死亡。大多人的癥狀很輕。我們甚至可以說，從傳染病學的角度看，這個病存在，但從社會學的角度看，這個病根本不存在……同時，人們很自然的就因為不斷地傳染而形成了某種群體免疫，并且能夠代際相傳。
從病毒的角度而言，為了廣泛傳播，也要找到一個均衡點。如果宿主被很快殺死，是不利于傳播的。在完全自然的狀態下，假設大量的人被感染，且病毒的“毒性”更大。那在自然選擇下，一方面活下來的人會取得抗體，另一方面毒性更大的病毒也自然淘汰，更加溫和的變種留了下來。最后，與人類找到某種“共存”的關系。
迄今我們還會感冒。造成感冒的病毒有兩百多種，包括許多類別的冠狀病毒。我猜想，許多病毒是非常古老的，早就和人類形成了“共生”關系。
但這是把人類變成自然的試驗田，讓病毒自然繁衍發展，讓人類在病毒侵襲下自然的死亡、淘汰……最終形成這樣的關系。
病毒是古老的，但在COVID-19出現的二十一世紀，人類社會已經大變樣了。
人類非常的長壽，出現了大量的70歲以上的高齡群體，一個在幾千年之前“非常溫和”，甚至可以“社會性不存在（socially non-existent）”的病毒會變成一個“毒性很大的烈性呼吸道傳染病”，專門打擊這部分群體。
人類也有能力通過科學手段發現、識別這個病毒，并且不能放任不理，由其在人類社會里蔓延、肆虐眾生，通過為數代人甚至更長時間的大規模感染、大量的死亡（導致病毒轉向更加溫和的變種）以及自然的群體免疫去與病毒建立一個更溫和的關系。此時的人類，要在這個瞬間節點抑制這個病毒：人類不僅僅會采用各種醫療手段（medicine）去應對，還要建立系統的公共衛生（public health）政策與體系，開展系統性的防控。
在古代人類社會，這是不可想象的。二十一世紀二零年代的中國，是一個政府非常注重人民生命安全及福祉的社會，也是一個非常尊老的社會。而政府又具備足夠的公共政策手段，那么可想而至它會采取什么樣的政策。它一定會打破病毒在純自然狀態下與人類的互動發展的邏輯。過程中，它也會為這個選擇承擔一定的代價。而之所以有這個選擇，也是因為中國的社會發展了。
我覺得從這個大力士角度講，中國已經比西方要更加先進了。我們其實在做一些他們無法做的社會選擇。
四、關于張文宏醫生
跑題了。討論了這么多問題，讓筆者回到張文宏醫生的爭議。
中國抗疫體制是非常特殊的，它體現了我們舉國體制的特征、能力與我們的文化。
這其中，堅持、眾志成城是非常重要的一條。它需要所有人都擰成一股繩，共同應對疫情。如果沒有這種眾志成城，沒有這種意志力，沒有政府自上而下的約束與加持，防疫抗疫早就失敗了。
為什么張文宏醫生的言論有如此大的爭議？筆者的理解是：由于他的特殊身份，使得他的言論在這個關鍵的節點出來，使得我們的防疫體系在心理上出現了一道裂縫。
我們不論他言論的初衷是什么，但當下的時點是比較特殊的：Delta比較厲害，人們防疫很疲憊了、離真實的疫情太遠了使得麻痹了、膽子大了，一些切身利益受到損害，等等。這就使得他的言論有了支持響應者，并構成了對我們防疫抗疫長城的沖擊。筆者以為，言者可能無心，他并沒有想那么多，并不打算挑戰我們的防疫體系，而只是和我們一樣在發表一些見解。但他和我們的區別在于，他的身份是不一樣的，他被認為是疫情防控權威，一言九鼎，可以帶動輿論。一些抱有懷疑和悲觀情緒的人會被他的言論所帶動。他直率的表達風格更會讓受眾覺得他說出了真話。
而實際上，我們看，張文宏是個醫生（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醫生的領域是治病，個人醫療，medicine。
而傳染病防控屬于公共衛生（public health），是一種公共政策，與經濟、政治、社會其他政策高度相關。
張文宏醫生經常提到美國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 Hopkins）。
實際上，霍普金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Bloomberg School of Public Health）https://www.jhsph.edu/ 與醫學院（School of Medicine）https://www.hopkinsmedicine.org/som/ 是兩個學院。這完全是兩個領域。
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Harvard T.H.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https://www.hsph.harvard.edu/ 與醫學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https://hms.harvard.edu/ 是兩個學院。
筆者之前也不了解的，在哈佛的時候接觸了兩個學院的學生，后來參與了一些行程培訓課程，才發現內容完全不同。雖然也有不少學生有醫療背景，但公共衛生的領域更廣，完全是公共政策的范疇。
翻譯一下：怎么給一個病人治病，和一個國家或社會怎么制定一項合理的傳染病防控政策，是兩碼事。前者是medicine，后者是public health。
Public health依賴的不僅僅是醫療技術，還要有政治制度賦能和支持的。
張文宏是個醫生，他醫術再精湛，對傳染病理解再深，也還不是公共衛生領域的專家。我理解他可能都不屬于公共衛生這個圈子的（衛生部、衛健委、CDC這些才是公共衛生領域）。他的知識肯定是會有短板的，在成名后，他不可避免的會在媒體的邀請下，討論一下他并不是最專業的內容，特別當他有了足夠的自信，同時也有表達欲望的時候。例如政治、制度、治理、公共選擇、經濟，社會，這些其實很難是一個專業領域醫生熟知的話題。
他在去年3月份對美國的一系列評論，說美國的醫療多么先進，如何能夠從容應對疫情，勸網友不要為美國操心。
“若是美國的疫情嚴重了，它們肯定也是會調整相應的應對措施的。所以說美國是有把握應對它們的疫情的。
所以說美國自己都不用擔心的事情，中國網友也不用對它們操碎心的。畢竟他們比誰都愛惜自己的性命。
若是美國民眾感覺形勢不對了，肯定會抄家伙搞事情的。所以，所有的事情，盡在美國掌控之中。”
顯然，張文宏醫生完全不了解美國的社會、文化、制度，更不了解美國的政治。他就是在想當然。筆者去年的文章是（《美國對抗COVID-19無力的12個原因及疫病的“社會建構”》）分析了為什么美國不可能很好的防疫。
他所討論的這是一個公共衛生問題，不是一個個人醫療問題。
而實際上，防疫已經不僅僅是一個公共衛生問題了，是一個大政治問題。
張文宏是一個醫生，他的專業在細分的微觀領域。他肯定會認為美國的醫療科技先進，從medicine的角度看這個判斷是對的。但是他不了解美國的政治和文化，因此會做出完全錯誤的判斷。當然，張醫生說什么都可以，筆者只是在說明，他是有知識短板的。事實已經印證了他的錯誤。所以他在其他公共政策問題上也會錯判。
每個人都有知識短板。關鍵是要能夠看到自己的短板，不要過于自信。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當你不是一個公眾人物的時候，說啥都可以。如果你是公眾人物的時候，言論就要注意了。
我們再看看張文宏醫生的其他言論，其實可以發現，他是比較偏好美國的。按照他的醫學背景，以及年齡段（1969年生人），完全可以理解。這個年紀的人還是以崇尚西方居多的。這并不是什么政見，只不過是一種傾向：他的成長經歷會使得他自然地認為西方的東西普遍更科學、更好、更合理，政府也更強大，治理更人性，人民素質也更高。這是根深蒂固的。它不是政見，只是時代的烙印。筆者以為這其實就是某種代溝。
在今天的國際局勢下，以及巨大的代際變化（新一代年輕人對中國模式更加自信），張文宏醫生的說法就會讓人有些不適了。我覺得我們既可以理解張文宏醫生的說法，也不難理解那些對他有意見的人。
筆者覺得張文宏醫生一戰成名，接受各種訪談，成為一種流量經濟，其實是危險的。很容易會介入自己不那么熟悉的話題并犯錯誤。公共衛生、中美制度比較這些也都是比較敏感的、涉關政治的話題，作為公眾人物，談論起來要比較小心的。他畢竟是一個醫生，細分領域的專業人士，我覺得他很難有這么多的政治敏感度，看問題總是難避免局限性的。也許他還被熱心的網友給“鼓勵”了，認為尺度大一點，講點自己的心里話，會有更好的效果，社會也能歡迎和包容。但張醫生還是太單純了。
五、筆者再總結一下大的脈絡：
1、中國的COVID-19防疫政策不是醫療（medicine），而是公共衛生問題（public health），隸屬公共政策
2、防疫公共衛生政策還不僅僅是公共衛生，關于國計民生、國家安全、各種底線思維，還與外交、地緣政治、意識形態掛鉤，早就上升為大政治了
3、國民享受了舉國體制下眾志成城疫情防控措施的以來的所有好處，對COVID-19有點麻痹放松，對防疫手段有點厭倦，也受到國外躺平主義下“病毒共存論”的影響
4、但實際上人們只是有所倦怠，疫情真的爆發，導致生命健康的損失，人們立馬會開始指責全能政府，甚至把問題政治化
5、在這個關鍵節點，必須堅持中國一貫的防控政策，避免功虧一簣。必須教育好群眾，穩住人心，不能有倦怠，更不能有戰敗主義
6、張文宏醫生發表了關于“與病毒共存”的說法，剛好契合了一些民眾的想法，迎合了他們的倦怠心態和“厭戰主義”
7、張文宏醫生是抗疫以來的杰出代表人物，他享有巨大的影響力的。他所發表的言論在一定程度上已經超出了他的專業領域，對當下的大國策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迎合了民眾的想法，引發了討論。他的言論為我們的公共衛生政策長城上敲出了裂痕。這個裂痕一旦出現，我們的防疫長城就會被削弱：所有的人，從百姓到監管機構的基層人員都會動員。這種影響是張文宏醫生沒有想到的
8、這是絕對不被允許的。有關部門也請高強等退休官員/老專家來發表意見，正面回應、駁斥張醫生的言論，引導輿論
9、張醫生過往的所謂“親美言論”也被一些網友摘抄出來，對他本人發動了責難與攻擊，質疑他的根本立場，還有挑戰他的博士論文的。其中有一些內容，可以被歸為“網暴”范疇
10、喧囂之后，“與病毒共存”這個說法也就不會再在公共領域出現了。政府要做的事是統一思想，讓大家眾志成城，繼續維護中國得來不易的抗疫成果。
六、關于言論空間的問題
很多人覺得，現在輿論打擊張文宏醫生，有很大的問題的。這樣好的醫生居然也因言而被攻擊。我看朋友圈，不少人在發文支持張文宏。
對此，筆者的看法如下。
1、人出了名，獲得了流量，在聚光燈下，就要承擔這樣的風險。任何說錯的東西都會被人們用放大鏡去檢視。這就是出名的代價。所以，發言務必要謹慎，要注重場合，不能什么都說，不要對不完全熟知的問題發表言論。就算非要發表言論，也要免責，“我真的是胡說八道的啊”
2、在當下的國際格局下，發表親美言論，特別是經不起推敲、立場大于事實的對美國比較友好的言論，會引起不少人的不適。你發這樣的言論，就準備好承擔后果。另外，現在中國年輕人對美國也不能說就是不理解的。如果你也不算是這方面特別的專家，少說
3、要有政治敏感度。公共衛生政策現在是大政治，都已經算是基本國策了，這是不能隨便去說的。可以討論，但要注重場合。什么時候說什么話，要注意影響
4、我們的社會沒有討論空間？公共政策有沒有動態修正的可能性？當然有啊！參加閉門的專家研討會，給衛生部門提建議。上書，寫內參。有無數的渠道。其實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言論限制，政府是動態研究觀察，吸收各方面的信息，以求做出最準確的決策判斷的，以張文宏的身份地位，有大把的渠道可以向上遞送他的觀察和建議，都會受到重視，得到反饋。但涉及基本大政方針的東西是不適合在公共領域隨便說的。因為大多人沒有足夠的知識與判斷力。他們會認為張文宏醫生都這么說了，這就是代表正確的東西了。張文宏醫生的說法可能在社會引發分歧甚至混亂。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專業人士，他應該在專業圈、決策圈的范圍內提交他的專業建議，而不是在公開場合下向不特定人群公開表達可能本來也不太成熟的意見。他更關心的應該是公共政策的研究與決策，而非滿足自己對外講演的一時快感。但無論如何，筆者以為張文宏醫生的渠道都是打通的
5、張文宏是共產黨員，他說在關鍵時刻，共產黨員要先上，沖到一線。那么這個時候也一樣，這就是一個基本的紀律問題。不能妄議大政。可以提意見，但要遵循流程。最后要以大局為重的。這就是政治站位
6、他有沒有遭受網絡暴力？筆者以為，有就有吧。你有沒有在公眾場合被攻擊。網絡暴力是虛擬的，是鍵盤俠的戰役。出了名，有了流量，就做好準備因為一言不合被網友抨擊吧。筆者也被網友抨擊，這很正常，不算什么。網友可以捧你，也可以殺你如果這都不能承受，就不要加入到這樣的世界里
7、張文宏工作受到影響了么？肯定沒有啊。網上挨了挨罵而已。他的職級照舊，工作照舊，生活早就。他依然可以組織、發起、參與各種專業討論。他要發聲，我相信憑借他的影響力，中央都會聽取。他的地位并沒有改變。只是他需要更加“內斂”一點，注意在什么場合說什么話。這不是一個要證明你存在的議題，而是一個全國一統的整體布局。但無論如何，網友無需多慮。張文宏不會受到什么實質影響，除了……
8、除了博士論文。這就是一碼歸一碼的問題了。如果犯了錯誤，那就要承擔代價。我看網上有說“20年前的標準不同，難道要追溯應用現在的標準么”？這就不對了，難道20年前就允許抄襲了？如果張文宏醫生確實犯了錯誤，我們拿著一紙說明，坐時光機飛回20年前，當時的學校領導會承認？當然不會。學術標準是一貫的，只是存在一個能否驗證及評價的專業問題。對于張醫生的博士論文，筆者的看法是，交由復旦大學去研究、判斷、決策，做出結論。如果確有問題，那就處理。不要試圖把自己的論文和國家聯系起來，不要妄想責成國家為自己背書
9、國家如何決策？有關部門最后一定會做出符合國家利益的決定。要看到，張文宏醫生是疫情防控大計里有功之人，他其實沒有必要在公域發表各種不完全熟知和有把握的意見，更不應該隨便發表對中國大政不同的意見。如果他希望對國家更好，希望公共政策更加合理，希望自己改變政策制訂，就應該多利用他的資源提建議，直接找到渠道為政府服務，而非通過民間傳話
10、防疫公共衛生一定會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政治政策領域。在未來的中央全會里，有可能就該問題進一步深化，使之成為當前中央的核心部門。
以上是本篇。很困，晚安睡覺！
20210817
作者：兔主席 來源：tuzhuxi 微信號
責任編輯：向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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