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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創新還是倒退？

——評《開拓政治經濟學中國話語新境界——中國民營經濟理論的創新發展》

毫無疑問，這是一篇包含重大政治傾向性的學術論文，也是在理論和方法論上可能會產生嚴重誤導、混淆視聽的學術論文【1】。它發表在中國最好的綜合性學術期刊上，這就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也許，雜志發表這篇文章就是想要引起學者的討論，而不是把它作為一種定論，來引導中國的輿論方向。以下分析表明，中國學界太需要對這樣的似是而非的文章引以為戒了！

一、它片面地理解和引用黨的文件和領導人講話為自己的片面觀點背書

世界是在各種矛盾的交錯交織中向前發展的。按照列寧的定義，“發展是對立的統一（統一物分成為兩個互相排斥的對立，而兩個對立又互相關聯著”。按照毛澤東主席的定義，發展是向對立面的轉化。他說：“矛盾著的事物依一定的條件有同一性，因此能夠共居于一個統一體中，又能夠互相轉化到相反的方面去，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對性。”老實說，我沒有看到比列寧和毛澤東的定義更好的發展定義了。但從決策學的角度看，發展可以定義為科學目的的達到！這是我曾給出的一個定義【2】。也還比較抽象，但比列寧和毛澤東主席的定義要具體一些。

依據列寧的定義，中國今天的民營經濟一支獨大和國有企業并存的格局正是兩個互相排斥的對立面的統一。然而，這只是靜態的觀點。動態地看，從中國古人所總結的物極必反、盛極而衰規律看，中國今天的民營經濟一支獨大恐怕是走到了它的頂端，將會向著它的對立面轉化。為什么中國國企現在不會向著它的私有化的對立面轉化呢？這是因為中國改革開放，就是把改革開放前的中國“一大二公”的局面向著它的混合所有制經濟的對立面轉化了，從工人階級的立場上看，已經退無可退了，再實施陳獨秀式的忍讓策略就會招致顛覆性錯誤了。當然，這不否定今天中國的國有企業還有其可以轉化的對立面。最近，中央不是出臺文件允許國企辦學校了嗎？這恐怕是中國國企管理中的一種否定之否定的發展。私企能夠辦學校，國企怎么就不能辦學校了呢？

因此，僅從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發展哲學（實際上是辯證法觀點）看，該文就是錯誤的。有人可能會說，這種判斷是否是錯誤的呢？可是，既然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中國的指導理論，那么，我們依據這一指導理論來做出邏輯的判斷，在政治上的合法性是無可否認的。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創新，不能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辯證法內核吧！特別是，如果中國民營經濟確實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拐點，那么，還把過去所形成的關于民營經濟的一些表述，視為中國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創新而堅持的話，那就是面對中國社會的新主要矛盾而固守陳規了。這就根本不是創新，根本不是開拓政治經濟學的中國話語新境界，而是狙擊中國政治經濟學話語的守正了。

既然該文違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辯證法內核，忽略了公有制和私有制企業的本質差別，它就只能片面引用黨的文件和領導人講話來作為其理論（極有可能別有用心）的立論依據。老實說，民營經濟之提法只能代表“私”，不能代表“民”。中國14億人口中百分之九十的“民”沒有自己的企業，即使買了股票也基本上只是任由大機構收割的股民。當然，當今中國民營企業的大多數還是愛國的、擁護共產黨領導的，也在積極發揮作用。但也要看到，大量的民營企業發展也很難，甚至掙扎在死亡線上，不然就不會有那么多的民營企業倒閉了。而某些有幸做得很大的民營企業中，有的是得到了外資的支持，有的是得到了腐敗官員的支持，卻產生了威脅國家安全的隱患，要不然，中央就不會采取反壟斷的措施了；就目前的資料看，只有如任正非、曹德旺那樣的一些企業家堅守和發揚了民族主義立場，真正承擔了社會的責任！這樣來看，我們不要認為民營經濟提供了就業、產出、稅收、技術，就認為民營企業占據中國企業數量的90%以上就是好事吧！【3】我們還是按照一分為二的辯證唯物主義方法論，看到民營企業并不是一個同質性整體的事實吧！在這種事實之下，只有對它們提出更高的社會責任要求，按照這一要求來優勝劣汰，才能使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有良好的企業基礎吧！

黨的文件和領導人講話的更重要方面或主流，是考慮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大局和世界百年未遇之大變局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黨的文件和領導人講話的主流是把國有企業作為中國共產黨執政的物質基礎的。按照這一定位和憲法關于公有制主體地位的規定，即使中國共產黨在表述上把民營企業作為自己人是一種理論創新，它的理論創新的意義，相對于守住國有企業發展的底線，守住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真經，也是次要的。從學術上看，該文的表述因此是缺乏嚴謹性的，它的理論框架是殘缺不全的。當然，中國過去所形成的一些表述給今天帶來了什么困擾，也是故國人民應該有所思的！

二、它錯誤地估計大局和形勢而預設錯誤結論

共產主義運動也會有曲折，也會有低潮，甚至出現歷史性的挫敗。蘇聯解體東歐劇變表明，西方資產階級能夠用和平演變的辦法實現他們在20世紀用軍事入侵所無法達到的目標。但共產主義是人類發展的方向，這不會因為共產主義運動的曲折、低潮、挫敗而改變。美國軍事入侵伊拉克、阿富汗，雖然一時看似取得軍事上的勝利，雖然也由此得到巨大的經濟利益，但最終不得不從伊拉克、阿富汗撤軍，顯示資產階級的經濟資源已經無法支付得起它動用戰爭機器的成本支出了。這也顯示，世界資本主義大國的經濟資源在耗盡了。如果連美國這個占盡天時地利人和的國家都無法讓其資本主義的世界統治維系下去，那么，中國建立起以所謂民營經濟為主的經濟體制又怎么能夠讓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呢？更不用說實現共享發展了。那么，為中國民營經濟背書的經濟政策、經濟話語，還能作為中國政治經濟學的話語創新嗎？如果中國的民營企業在本質上就是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私人企業，那么，為它背書的政策、話語，到底是創新還是倒退呢？確實，無論是列寧和毛澤東，都有過認可私人經濟的表述，但在21世紀的今天，毫無疑問，中國的民營企業如果在本質上越接近于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私人企業，那么，列寧和毛澤東就會越不承認其合理性，對中國民營企業的理論上的背書就越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背叛，就是對馬克思主義這種中國指導性意識形態的公然挑戰。而在毛澤東晚年，中國建立起的是“一大二公”的經濟體制，這難道不表明毛澤東這位千年偉人的價值取向嗎？難道徹底否定這種價值取向才是中國未來的前途嗎？即使“一大二公”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難道世界各個國家的經濟體制就沒有問題嗎？世界各個國家的經濟體制所存在的問題還少嗎？中國改革不應該僅僅依據問題（百年的半殖民半封建的歷史必然給中國遺留下大量短期內難以解決的問題），而應該和必須依據對問題的全方位的深刻的認識，否則，就是背離辯證唯物主義這一世界觀和方法論了，就會被事務主義帶到溝里去了。毛澤東也會犯錯誤，但他的勤奮程度之高，他的愛民之心之切，他的求知能力之強，使得他的基本思想永遠應該成為我們的工作指南。沒有他，馬克思主義就不可能實現與中國實際的第一次完美結合。背離他的基本思想和基本的價值取向，馬克思主義就不可能實現與中國實際的第二次完美結合。應該也正是因為這個，所以，中央出臺了多個推進社會主義創新示范區建設的文件，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浦東打造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引領區、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

示范區建設是對中國當前實際的科學回應。中國當前的實際是什么？中國當前的實際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中國在1949-1976年時期，僅花27年時間就建立了初步完備的工業體系，而且許多創新性的發明、新工業形態，如光刻機、芯片、計算機、汽車、飛機等等，都已經箭在弦上。按照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要求，在改革開放后，它們是為了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從邏輯上看不得不發的。然而，在實踐中，它們胎死腹中了。當中國的芯片進口超越了石油進口成為中國最大的進口項目之后，當美國人開始卡中國芯片供應的脖子的時候，我們回想，在1978-2012年34年的改革開放中，中國花費巨大的理論精力、實際資源去建設市場經濟的時候，中國有沒有做什么導致中國發展不充分呢？中國是否為此付出了巨大的重視交換而不重視生產這一違背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經濟學常識的代價呢？而這是否又是與民營經濟的大躍進相伴隨的呢？整體上看，所謂民營經濟是否能夠承擔起提供大國重器的責任呢？是否能夠成為黨實現第二個百年目標的馴服的工具呢？我想，答案不可能是絕對肯定的。因為絕大多數民營企業實行的是自負盈虧的制度，為此絕大多數不得不千方百計降低成本，絕大多數不得不限于自己有限的資源追求一個小目標。這樣一來，即使中國如美國那樣建立起以民營經濟為主導的經濟體制，也只能緩慢地去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了，這還不談夜長夢多的問題。我想，對于這點，中國大部分經濟學者想一想就非常清楚了。

中國大部分經濟學者想一想就非常清楚的還有，在以民營經濟主體的經濟體制下，中國經濟社會已經出現了嚴重的不平衡。改革開放已經極大地改變了中國地緣經濟格局。改革開放前，東北是中國經濟的重要增長極，武漢是中國重要的重工業基地，改革開放的今天，沿海地區經濟異軍突起，而東北、武漢經濟相對落后了。沿海與內地的經濟關系變化了。而就連經濟發達的省份，也存在著地域上的不平衡。而在民營企業內部，企業老板所得的利潤與工人所拿的工資是平衡的嗎？企業老板們寄希望于工人的是什么呢？是996！誠然，一些老板為了企業的生存在拼命，但當老板們拼命時，他難道不去期望工人們996嗎？但工人只得到相對微薄的工資，有些工人會沒日沒夜的工作，但廣大的工人在微薄的工資下能夠持續地996嗎？他們不會問，那樣透支體力地工作究竟是為了誰的問題嗎？這還不說，在公有制企業日益離場的背景下中國的環境問題、資源問題。這還不說一些私人企業把在中國賺的錢轉移到海外的問題。這還不說一些私人企業試圖控制中國的文化和輿論的問題。而中國的這些經濟不平衡、資源不平衡、環境不平衡、資源流出、意識形態問題能夠在支持民營企業的輿論場下得到解決嗎？

三、它不可能是總結中國經濟發展改革實踐的高水平之作

中國民營企業的發展當然為中國GDP的增長做出了諸多巨大貢獻。中國當然依然需要私人企業。但在私人企業數量如此之多，所帶來所伴生的問題如此之多的情況下，是否還需要那么多私人企業呢？我想，從理論上看，答案不言而喻。在實踐中，在網購的大潮中，大量私人企業已經關門了。中國民營經濟大發展的今天，即使民營經濟還需要發展，盡管我們還需要一些民營企業（包括各種路邊店、夫妻店）來保障民生，中國也太需要大力發展公有制企業，太需要把國企做大做優做強了，需要調整公私企業的比例關系了。從這種邏輯看，該文把黨的文件和領導人講話中的一些表述作片面性引用和拔高了，不僅忽視了對黨的文件和領導人講話的系統把握，而且忽視了中國實際和中國需要。

該文對于創新一詞的使用顯示其作者根本沒有正確理解創新。改革開放以來，西方學者熊彼特所提出的創新一詞在中國甚囂塵上。而其實，熊彼特的創新話語是在特殊條件下基于美國資本家、企業家的立場形成的。熊彼特明確指出的五種“創新”情況是：（1）采用一種新的產品；（2）采用一種新的生產方法，這種方法不一定是通過經驗驗定的方法，也不一定建立在科學上的新發現的基礎之上；（3）開辟一個新的市場，也就是有關國家的某一制造部門以前不曾進入的市場，不管這個市場以前是否存在；（4）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種新的供應來源，也不問這種來源是已經存在的，還是第一次創造出來的；（5）實現任何一種工業的新的組織，比如造成一種壟斷地位（例如通過“托拉斯化”），或打破一種壟斷地位。然而，采用新產品（如美國的轉基因產品、采購波音飛機、購買美國豪華轎車等等）就是好的嗎？采用新方法就是好的嗎（中國的電子商務已經構成壟斷）？西方國家開辟了中國市場對中國一定是好事嗎？中國能夠掠取或控制美國所掌握的芯片等對中國而言非常重要的新資源嗎？民營企業是中國一種新的組織形式還是只能作為輔助使用的舊形式呢？而且，從唯物主義的角度看，最基礎的創新是技術創新，對中國而言，社會主義制度就是最重要的制度創新，依然代表著人類最新、最先進的制度，是名副其實的新制度。這樣來看，脫離了技術創新實際和中國社會主義實際的該文，對于科學理解和使用創新一詞還有較大的改善空間。這恐怕與中央提出的創新中國話語要求，還相距較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