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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30余載的非凡歲月，華為人無懼艱險、英勇奮戰，終于將勝利的旗幟插上世界通信行業的最高峰。現如今，華為的產品和服務已經進入140多個國家，其主要業務已經覆蓋了170多個國家，成為技術領先的世界第一大電信企業。全球30億人口在分享華為人的勞動成果。總數已超過20萬的華為員工幾乎遍及世界各地。關心華為的人們都會產生一個疑問：任正非是怎樣對一個如此巨大的“商業帝國”實施領導的？

按照華為治理架構的規定，任正非作為公司唯一創始人，對公司決策享有“一票否決權”，但對這一被人視為至高無上的權力，任正非并未當回事，他從未使用過這一權力。在任正非的心目中，這不是他最大的權力。他說：“我在華為最大的權力是思想權。”這句話的含義是極其深刻的。

什么是“思想權”？似可將其理解為對企業的思想領導權。思想領導是每個組織全部領導工作的基礎，放棄了思想領導就等于放棄了領導權。由此看來，確實沒有比“思想權”更大的權力了。但這一權力不是誰都能用好的。只有那些自己有思想又能以此來有效影響他人的領導者，才能充分運用這一權力。任正非就是這樣的人。他通過思想領導的方式成功實施了對華為的管理，其主要實現方式就是他所寫的文件、文章以及基于這些文字發表的講話。華為的成功也可被視為任正非用“筆桿子”創造的奇跡。

曾有一名記者向任正非提問，為什么很少上電視？他的回答令人意外：不上電視也沒什么問題，我覺得文字的穿透力更強，通過我寫的文件能達到同樣的效果。這是任正非在管理企業過程中獲得的真實感受。其實，電視采訪的方式與文字表達相比，后者的優勢肯定更勝一籌。多年來，任正非的文章在國內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力，任正非的許多“粉絲”通過學習他的文章大受裨益。

年輕時候的任正非就有較好的文字基礎。開始創業后，他喜歡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寫下來。隨著華為的快速發展，他的這一才干在公司管理中的作用日漸凸顯。他善于通過文字表達的方式來統一華為人的思想與步調，引導大家圍繞共同的目標去奮斗。據不完全統計，任正非在長期的管理實踐中，共寫下了數百篇不同體裁的文章。其中有他在不同會議上的講話，有以公司名義頒發的文件，也有文字優美的散文等。華為人經常會在“總裁辦電子郵件”和微信公眾號“心聲社區”看到任正非的“作品”。《一江春水向東流》《華為的冬天》《最好的防御是進攻》《我的父親和母親》《冰島游記》《從泥坑爬起來的就是圣人》《不做曇花一現的英雄》《北國之春》等文章令人印象深刻。這些美妙的文字，體現了任正非的“心聲”，承載著華為的企業文化，并成為華為人的行為指引。華為的員工無論身在何方，都會十分關注被他們深深愛戴的老板是怎么說的。按老板說的做，已經成為華為人的自覺行動。正是由于這一點，遍及世界各地的華為人才能做到人散心不散、同心干事業。特別是非常時期，大家都會注意從老板的文章中找尋方向，獲取力量。

有一次，太太問任正非：“你愛什么？”。任正非說“我愛文件”。為什么愛文件？任正非說，文件里面充滿了哲學、充滿了邏輯……充滿了許多東西。顯然，太太對這個回答不太滿意。繼續問：“你到底愛什么？”任正非說：“愛改文件。”這一答案顯然不是太太想要的。“太著迷了！”這就是任正非對文字的態度。

這兩年，美國這個世界頭號強國動用國家資源和力量，對華為實行殘酷“圍剿”，公司“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許多員工憂心忡忡。在這個關鍵時刻，任正非手中的“筆桿子”發揮出更加強大的作用。他連續發表了《致全體員工一封信》《鋼鐵是怎樣練成的》《我們處在爆炸式創新的前夜》 等一系列文章和內部講話。闡明公司面臨的形勢、任務、前景以及與此相應的戰略策略，及時統一員工的思想，堅定華為人戰勝嚴峻挑戰的信心。他明確宣布：“公司已進入了戰時狀態，戰略方針與組織結構都作了調整”。他勉勵員工：“危亡關頭，做好本職工作就是參戰。”他豪邁的表示：“我們過去為了賺錢，現在為了打敗美國！”“我們除了勝利，已無路可走！”這些文字重如千鈞、擲地有聲，句句說到大家的心坎上。任正非的文章和講話如戰斗的號角，激勵華為人同心協力迎戰來自對手的打壓。盡管美國反華勢力已使出渾身解數，但華為依然屹立不倒，公司2019、2020年依然取得較好的業績。從中可以看出，任正非通過運用“筆桿子”行使“思想權”管理公司的做法是十分有效的。

為什么任正非的“筆桿子”能夠發揮如此重大的作用？這當然離不開文章之外的功夫。企業家的文章不是“純技術”，而是與他高尚的人格和德行密切相關，正所謂“其文如其人”。只有成為一位享有崇高威望的老板，員工們才會服他信他，其所寫的文章才會產生極強的感召力。同時，這些文章必須有真知灼見，必須有豐富的智慧含量，能夠使人從中受益。正是因為任正非做到了這些，他的文字才會產生那么大的影響力。

大家知道，任正非非常注重向毛澤東學管理，領導者自己動手寫文章也是這位開國領袖一直倡導的做法。在長期的革命斗爭實踐中，毛澤東始終堅持親自起草文章、電報、講話提綱、新聞稿件等。毛澤東說過，我要用文房四寶打敗敵軍。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在簡陋的陜北窯洞里，連續9天廢寢忘食、奮筆疾書，寫出《論持久戰》，有力地駁斥了“亡國論”和 “速勝論”的錯誤觀點，為全民族抗戰指明了方向。解放戰爭時期，他的如椽之筆更是未曾停歇。僅在轉戰陜北的最后一站米脂縣楊家溝的4個月時間里，毛澤東先后寫下數十篇文章，這些文章后來僅被收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的就有11篇。“筆落驚風雨，詩成鬼神泣”是毛澤東偉大人生的真實寫照。

1948年10月，蔣介石、傅作義企圖偷襲西柏坡黨中央駐地，當時西柏坡的警衛部隊很少，情況十分危急。毛澤東揮筆寫下三則新華社消息和評論，阻止了蔣軍的進攻，也為中國歷史留下了“一支筆嚇退十萬兵”的傳奇。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對一些領導干部讓秘書代寫報告和講話稿的做法提出批評： “秘書只能找材料，如果一切都由秘書去辦，那么部長、局長就可以取消，讓秘書干。” 歷史告訴人們：只有同時掌握了槍桿子和“筆桿子”，才能得天下、治天下。

較高的語言表達能力是優秀企業家的必備素質之一。正如馬克思所說的那樣：“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實。”語言是思想的載體，離開了語言的思想是不可想象的，“觀念不能離開語言而存在。”這就告訴人們，語言是思想或觀念的存在方式。反過來，語言水平的提高也會增強大腦的思維機能。向華為學習，應該注重研究任正非運用“筆桿子”加強企業思想領導這一重要經驗。企業家應該善于將自己的思想訴諸語言，特別是要善于訴諸書面語言。只有這樣，才會促進思維的深刻、完整與準確。企業家應該舍得在提高文字水平上多下功夫。一個人再能干，你能直接管多少人？你再能說，能夠直接聽到的人也會十分有限。但若能把自己的思想變成文字，就突破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就能夠“籠天地于形內，挫萬物于筆端”，進而實現“文以載道”、以文化人的目的。因此，有能力的企業家都會善于用筆來表達思想，以此來指導和影響員工的頭腦和行為。“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應該是成大事業者應有的追求。

任正非不僅自己愿意寫文章，而且十分注重培養華為高管的寫作能力。任正非對文字材料的要求是極高的。有一次，華為公司準備迎接一位重要人物來訪，任正非讓公司的幾個“秀才”抓緊準備匯報材料。任正非拿起他們寫好的稿子，看了沒幾行就扔到地上："你們都寫了些什么玩意兒！"隨即提出了嚴肅批評，有的干部受不了，當場就哭了起來。然而，寫文章是真功夫，是哭不出來的。沒辦法，任正非只好叫來副總鄭寶用重寫。鄭寶用寫了幾頁，他看后點頭說：“到底是鄭寶用，寫得不錯。”然后他指著鄭寶用說：“鄭寶用，一個人能頂一萬個。”再轉身指著另一位副總裁說：“你，一萬個才能頂一個。”有的人得知這件事，覺得任正非過于嚴厲了。材料沒寫好人家也盡力了，不能這樣訓人啊。這個話說得太輕巧了。像這樣重要的匯報材料如果不能按時完成，主要領導就抓瞎了，沒法不急。

2000年春節過后上班，任正非發起“突然襲擊”，他要求華為領導班子成員在兩個小時內寫一篇文章：談談對“無為而治”的認知。很明顯，這樣的測試可以一舉多得。既能從思想上引導管理層不能亂權，學會因勢利導；也能促進他們深入思考，提高文字表達能力。任正非表示，要通過這樣的測試來評定公司高級干部的領導水平和職業素養，不合格的干部就要往下走。哪個企業會這樣做？當高管整天忙得要死，那里有空寫文章？許多高管也寫不出來啊！可見華為的高管壓力多大啊！但壓力也能夠變成前進的動力。在任正非這樣高水平的領導手下工作，雖然有時會挺難受，卻能使個人的思想和文字水平得到較快提高。

毛澤東說過：“語言這東西，不是隨便可以學好的，非下苦功不可。”寫作是一項有著較高門檻的腦力勞動，是公認的比較困難的事情。十年能夠培養出一位博士，卻未必能夠培養出一個“筆桿子”。在逐利與浮躁之風盛行的社會環境中，“板凳甘坐十年冷”的人不會很多，“筆桿子”的稀缺性只會愈加明顯。還應看到，口語與書面語言不是一回事，二者之間存在著較大的距離，有好口才的人未必能夠寫出好文章。一個人能有好口才已是一種很大的本事，而又能夠寫出好文章則更加了不起。只有長期堅持學習和一直沒有停筆的人才能成為“筆桿子”。

哈佛大學著名心理學教授斯蒂芬·平克揭示了寫作的難點所在。他說，寫作之難，在于把網狀的思考、用樹狀的結構、體現在線性展開的語句里。所謂“網狀的思考”就是由概念、判斷和推理形成的思想體系。所謂“樹狀的結構”就是文章內在的邏輯結構。這些都是非線性的信息，而要將其用線性的文字來加以展現，談何容易？這也正是任正非所說的文字能夠產生較強穿透力的奧妙所在。好文章不是哪個老板都能寫出來的。在企業家隊伍中，能夠自己動手寫出好文章的人如鳳毛麟角。這從另一個角度回答了為什么中國只能產生一個華為。

許多大企業都高薪聘請了“御用文人”。然而，即使這些人的“筆桿子”再硬，也無法與有寫作能力的老板相比。令人遺憾的是有的企業領導者，既沒好口才也寫不出好文章，屢屢發言失當，給企業造成嚴重傷害。在當今這個高度信息化的社會中，這樣的情況會危及企業的生存。雖然企業可以高薪聘用“筆桿子”，但這些人只能被動的完成可預期情況下或較淺層次的工作。而企業始終面臨復雜多變的情況，企業家經常思考的都是一些深層次的問題。對此，置身事外的“筆桿子”往往是無能為力的。這些重要的思考和文字表述是需要企業決策者直接完成的。因此，企業家應該努力成為像任正非那樣的“筆桿子”。

時常聽到有人埋怨本單位有的領導“說一套、做一套”，“說話不算數”，這不能完全怪他。許多話雖然是他講的，但他的講話稿是“秀才”寫的。有些話是例行公事，有些話是言不由衷，說完就忘了，沒打算較真。如果是像任正非那樣，所講的話都是自己認真思考后寫成的，當然就不容易忘記，更不會說話不算數了。

那么，任正非的生花妙筆是怎樣練出來的？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豐富的知識是寫作的基礎。看過任正非文章的人都會感到，其中的信息量、知識量是很大的。只有博覽群書、具有深厚文化底蘊的人，才會寫出這樣的東西。在長期的創業生涯中，任正非沒有打過牌、跳過舞、唱過歌，他的最大愛好就是看書。他乘坐兩個半小時的飛機，至少會看兩個小時的書。他涉獵廣泛，閱讀量很大，經濟、政治、軍事、歷史等方面的書籍他都喜歡讀。任正非曾被財富中文網評為“最愛讀書的年度中國商人”。

對生活實踐的深刻體驗、思考與研究是寫好文章的又一重要條件。華為公司波瀾壯闊的發展史，使任正非經歷了得與失、成與敗甚至生與死的嚴峻考驗。這種常人難以獲得的經歷，使任正非受到非同尋常的修煉。任正非的文章都是他心血與智慧的結晶，是他幾十年“江湖”沉浮的真實寫照。因此，他的文章都是“干貨”，沒有“雞湯”的味道，更沒有空話套話，人們從中得到的是非凡的激勵和啟示。

筆耕不輟是成為“筆桿子”的基本要求。據說任正非每周都會寫二至三篇文章。這就是說，這位企業家手中的筆很少會停下來。正因為這樣，今天的人們才能看到任正非寫下的大量文章。可見，任正非的“筆桿子”之所以很硬，是他長期堅持寫作練出來的。正如巴金先生寄語年輕人所說的：“寫吧！只有寫才能學會寫。”如果當今的企業管理者也想成為“筆桿子”，就應從上述幾個方面做出努力。

作者系管理學碩士研究生，少將，中國管理科學學會紅色管理研究所專家；來源：昆侖策網【作者來稿】（圖片來源網絡 侵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