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黨管經濟，重點是管好金融。黨管金融需要從理論思想、干部隊伍、政策方向等方面體現中國工業現代化的戰略目標和社會主義有組織市場經濟的制度精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指導和制定的經濟金融政策，究竟是追求中國工業與科技的質的飛躍，還是追求國民生產總值的量的增長？究竟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是發展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究竟是發展“華為式的自主型經濟”，還是發展“聯想式的買辦經濟”？這些涉及經濟建設與改革開放的根本性問題的探討與回答，必須借助“目標-制度-政策”的理論創新與評估模型。
黨的領導是確保國家安全和經濟金融安全的政治前提。黨管經濟，重點要管好金融。金融為實體經濟提供流動性，維持著經濟體的運行；金融不直接創造財富，但卻直接分配財富。在開放的金融體系里，金融直接決定著財富是留在中國實現人民的共同富裕，還是流失到海外并增強西方圍剿中國勢力的力量。金融決定著國家的興衰。戴高樂時期的金融政策讓法國走向成功，葉利欽時期的金融政策讓俄羅斯走向潰敗。黨管金融意味著決不允許國內外政治勢力和資本勢力操縱和干預中國的金融政策，中國金融政策必須服務于共同富裕的社會目標、服務于黨的領導的政治目標、服務于實現工業現代化的經濟目標、服務于推進國防現代化的軍事目標。一切衡量市場化、貨幣化、證券化、國際化的指標都不應該成為中國金融政策追求的目標，也不應該成為考核金融監管部門政績的標準，更不能把美國政府和華爾街財團是否滿意作為中國金融政策的目標，相反，他們的贊美以及頒發給中國金融官員的勛章卻值得高度警惕。黨管金融的核心問題是：怎么管？管什么？我們認為，黨管金融的重點是管干部、立標準、定政策。為此，建議如下：
一、央行、銀保監會和證監會的黨委書記不應該從金融系統內部產生
金融系統已經成為利益共同體，已經培養了自己的第一梯隊、第二梯隊、第三梯隊。水潑不進，針插不進。他們懂英語、有文憑、有人脈，甚至有美國的洋人脈，但是，他們當中的很多人信奉西方新自由主義而不熟悉馬克思主義，他們未必具備堅定的黨和國家的立場以及維護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立場。所謂堅定是指為了黨和國家的利益、為了維護社會主義制度愿意舍生取義的決心。因此，央行和金融監管部門的黨委書記應該從安全部門和軍隊中產生。這樣才能守住國家的金融國門。
二、建立金融政策聯席評估制度與評估機構
由理論界、企業界、發改委、工信部、國資委、安全部、財政部、人民銀行、銀保監會、證監會等各界專家學者，組建金融政策評估機構，建立金融政策聯席評估制度，以此杜絕金融部門自定政策、自我授權、自我擴權的做法，增強金融政策與財政政策、產業政策、科技政策、國家安全、社會發展與共同富裕之間的協調。金融政策聯席評估機構是黨管金融的助手，是央行和其它金融監管部門各位黨委書記的外腦和耳朵。金融開放政策牽一發而動全身，必須慎之又慎。在黨管金融的組織與制度進一步完善之前，暫停出臺新的金融對外開放政策。讓美國人在中國金融大門之外多站幾天，天不會塌下來。
三、建立和完善正確的金融政策評估體系
采用“目標—制度—政策”分析模型，建立“工業現代化目標—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經濟金融政策”的三維立體評估體系。 一切金融改革政策和金融開放政策，必須以人民為中心（如，可增加就業機會、可改善百姓生活、可避免儲蓄財富慘遭國內外金融資本洗劫等）；必須服務于中國的工業現代化和國防現代化的戰略目標，必須體現社會主義有組織的市場經濟制度精神。一切可能導致百姓儲蓄財富遭遇洗劫、一切無助于工業現代化和國防現代化、一切有悖于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原則與精神的金融改革政策和金融開放政策，都必須收回來、改回去。在日益嚴峻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下，我們必須反思以往的經濟金融政策。我們設計出臺的資本市場做空機制配合了2015年的大股災，消滅了一大批大小投資者；我們鼓勵發展的P to P互聯網金融政策，讓百姓損失了數以萬億計的儲蓄財富；我們的基礎貨幣發行制度和匯率政策讓作為經濟大國主權貨幣的人民幣淪為事實上的美元紙幣的影子貨幣，導致海外金融資本可以在華攻城略地，其結果是，以互聯網和芯片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領域幾乎全線失守，而從汽車到洗發水的傳統產業也多數痛失了市場占有率的龍頭地位。經濟金融政策的確到了必須反思的時刻。只有認真反思，才能糾正航向，到達勝利彼岸。金融政策要以實現中國工業現代化和國防現代化為核心目標。為此，必須明確工業現代化的標準，拋棄一切以GDP指標、城市化率指標為發展目標的做法，也要拋棄從城市到鄉村到處搞工業區和開發區的“偽工業化”做法。工業現代化的標準是：中國各大工業部門前三強企業是本國企業，而不是外資；各產業的關鍵技術、核心零部件和工業軟件都掌握在本國企業手中，本國企業和研究機構的產業技術創新能力站立于全球第一梯隊；本土企業通過上下游的產業滲透和資本滲透，不僅控制著上游原材料與核心零配件的供應渠道，而且控制著下游的產品銷售渠道，并擁有產品銷售定價權；各個產業部門和金融服務部門創造的經濟增加值主要以工資、利潤、稅收的方式歸于國內的勞動者、企業和各級政府。對照工業現代化的標準，中國距離現代工業化國家還有不小的差距。引進跨國投機資本、推高地價房價、發展股指期貨、把農田變為工業區等，雖然可以提高GDP數量和城市化指數，但是，這一切都已偏離了工業現代化和國防現代化的目標。如果中國始終把實現工業現代化和國防現代化作為經濟金融政策的核心目標，那么，中國的光刻機、芯片、大飛機等產業就不至于被甩出當時世界第一梯隊而成為當前卡脖子的產業短板，更不會出現以恒大為代表的房地產雷區。為了實現工業現代化和國防現代化，中國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這是因為：共產黨是代表國家和人民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的政治力量，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是實現中國工業現代化和國防現代化的制度保障。共產黨不是某個社會利益集團或海內外大資本力量的代表。這才是共產黨的靈魂。只要堅持代表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與長遠利益，共產黨就不會丟失靈魂，就可以長盛不衰、永葆青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是特定歷史階段的產物，這一經濟制度的內容和特色體現在“社會主義有組織的市場經濟制度”之中。在國家資本、國內私人資本和海外私人資本共同構筑的市場經濟體系里，國家資本必須圍繞著工業現代化和國防現代化目標，發揮引導、組織、主導、控制、救助的作用。國內私人資本不能失控，海外私人資本更不能失控。我們應該從互聯網金融領域國內資本失控和互聯網大數據應用領域海外資本失控的教訓中警醒。因此，任何一項經濟金融政策，不僅需要滿足中國工業現代化和國防現代化的目標要求，接受工業現代化和國防現代化戰略目標的約束；而且需要有利于加強黨的領導、有利于鞏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接受政治制度約束和經濟制度約束。只有同時堅持正確的生產力目標約束和正確的政治經濟制度約束，才能保證我們的經濟金融政策不會出大偏差，才能保證中國經濟不會重蹈前蘇聯覆轍而墜入懸崖。面對國際政治經濟軍事環境的變化，中國經濟金融政策已經到了必須反思、調整和懸崖勒馬的時刻。在此歷史背景下，采取“目標—制度—政策”分析模型，建立“工業化戰略目標—社會主義制度—經濟金融政策”的立體評價體系，評估各項經濟金融政策尤其是對外開放政策，避免產生顛覆性錯誤，顯得尤其重要和緊迫。
四、牢牢把握中國“頂層金融權力”
不同的經濟體制形成不同的經濟運行樞紐和不同的頂層金融權力。市場經濟的“頂層金融權力”是指基礎貨幣發行權、匯率定價權和資產定價權。“頂層金融權力”的歸屬狀態決定著經濟制度的性質，即，決定著該經濟制度究竟屬于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還是屬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決定著該經濟體究竟屬于獨立自主型經濟體還是屬于買辦附庸型經濟體。在社會主義中國，“頂層金融權力”必須歸屬國家和人民，必須服務于工業現代化的戰略目標，必須體現社會主義有組織市場經濟的制度精神，而不是服務國外產業資本在中國攻城略地，不是服務于外國金融資本在中國瓜分國民儲蓄財富。在金融開放過程中，必須高度警惕中國“頂層金融權力”受到外國政府、跨國資本及其國內代理人的操縱與控制。人民幣基礎貨幣發行權是中國金融主權的核心內容。主權貨幣的發行不能與美元掛鉤，而必須與國內需求、國內資源、國內商品、國內生產能力掛鉤，與國內工業現代化和國防現代化的戰略目標掛鉤。人民幣發行與美元掛鉤，就是以美聯儲貨幣政策為中心，以美國金融寡頭的經濟利益為中心，而不是以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為中心。人民幣應該以人民為中心，而不應該以美國為中心，不應該成為美元的影子貨幣。人民幣發行與美元紙幣流入相掛鉤的基礎貨幣發行機制是中國經濟金融問題的總病源。基礎貨幣屬于“高能貨幣”，可以從貨幣源頭和貨幣流向上決定著社會資源的配置和經濟結構的演變，從而決定著經濟發展的成敗。2015年之前，中國基礎貨幣發行曾經百分之百與美元掛鉤，至今仍然保持著百分之七十的比重。當中國基礎貨幣的大部分被美元持有者所擁有和支配的時候，中國央行的貨幣金融政策必然與國家的工業化戰略目標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要求相背離了。這是中國所有產業問題、經濟技術問題和社會問題的總的金融根源。這一根本性的經濟金融問題迄今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我們可以設想：中國央行是否可以直接印刷20-30萬億人民幣紙幣向美聯儲直接兌換3-4萬億美元，然后在美國進行投資、并購、購買商品和技術？美國是否會同意？事實上，美聯儲和美國商業銀行網點不會接受一分錢人民幣與美元的兌換。美國不允許中國以紙幣觸碰美元。這是美國的核心利益，這是美國的貨幣主權。如果中國需要美元，必須付出實實在在的商品、股權和資源。這就引出另外一個問題：為什么美國可以印刷出3-4萬億美元紙幣在中國央行直接兌換成20-30萬億人民幣在中國購買商品、資源、股票和債券？中國的股票一級市場、二級市場、債券市場、期貨市場、銀行間市場為什么要對美國的美元紙幣開放？美國爆發疫情之后經濟陷入困境，再次釋放了海量美元紙幣需要在中國轉化為商品、資源和各類金融資產。美國華爾街的金融巨頭們軟硬兼施，急于進一步打開中國的金融開放大門，轉嫁美元危機。一旦美國成功轉嫁貨幣危機，美國危機就轉化為中國危機，美元危機就轉化為人民幣危機。事實上，中國科技與產業短板的形成、資本壟斷與無序擴張的狀態就是美元長期輸入的結果。美元是否可以解決中國科技與產業短板？中國央行拿著幾萬億的美元儲備，能否可以買到美國、日本和歐洲的核心技術、控股他們的高科技企業？不能，甚至不能拿著美元高價購買中國需要的商品（如芯片）和外國設備（如荷蘭光刻機），甚至不能使用美元購買烏克蘭準備報廢的飛機發動機工廠。在中美之間已經形成巨大戰略鴻溝的背景下，對中國而言，美元的使用也存在著巨大鴻溝。中國出賣商品、資源和金融產品換取的美元，大部分只能用于換取美國政府的欠條（美國國債）。對于這種中國向美國輸送資源和財富的國際輸血模式，美國還不滿足，還有人在策劃如何制造軍事沖突、制造新冠病毒起源謊言來撕毀這些欠條。根據中美貿易協議，美國要求中國：對于美元進入中國，中國方面不得要求美元資本必須附帶技術輸出的條件，但中國必須為美元進入中國開放大門，為美元提供投資便利與投資機會。中美貿易協議一經落地，美元紙幣將成為純粹收割中國財富的金融工具，而中國必須履約和配合美國的財富收割。為此，中國必須盡快完成人民幣與美元脫鉤的貨幣發行制度改革，嚴格限制美元紙幣在資本項下的流入，加快建立人民幣資本化的貨幣發行機制，以此壯大國家資本實力，以國家資本引導創新投資和風險投資，促進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加速國家工業現代化和國防現代化的進程。建立國內經濟大循環為主的大國經濟體，必須實行基礎貨幣發行與美元脫鉤，而與國內資產、資源、商品及其生產能力掛鉤，與國家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需求掛鉤，與增強國家資本實力、夯實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掛鉤。具體做法是，央行通過認購一級市場股權投資基金、二級市場股票債券投資基金、中央和地方專項產業投資基金等方式，向生產科研領域的企業主體和科研機構直接投放基礎貨幣，實現人民幣資本化；同時，嚴格限制美元資本以投資股權和債權的方式流入國內股票市場、債權市場和銀行間市場，嚴格限制美元紙幣借助人民幣通道在中國實現資本化和可食利化。今后外國投資機構要進入中國資本市場進行投資，必須使用境外市場流通的人民幣，不得直接使用美元在國內銀行系統兌換人民幣進行投資。一句話，中國購買境外的能源、資源、技術和企業股權所流出去的人民幣，可以回流國內進行投資，國際投資機構只能購買這部分境外人民幣返回中國投資，而不能直接使用美元兌換人民幣進行投資。所謂“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應該指人民幣可以走出國門購買中國需要的產品、技術和資源，并成為國際市場上重要的儲備貨幣和投資貨幣；同時，國內股票債券市場和銀行間市場可以向境外人民幣開放投資機會。資本項目只對境外的人民幣資金開放，而不向其它國家的主權貨幣（包括美元）開放。這一點至關重要。經常項目可以繼續使用美元，而資本項目不能向美元開放。國內股票市場、債券市場、期貨市場和銀行間市場直接向美元紙幣開放，幫助美元紙幣在中國完成資本化和可食利化，這是重大的金融政策失誤，必須盡快糾正。為什么美國政府和美國國會長期以來堅持干預人民幣匯率？這是因為匯率武器是足以摧毀宏觀經濟的金融核武器。人民幣匯率政策決定著人民幣匯率走勢，決定著產業結構的演變和財富的分配。匯率政策是以中國利益為中心還是以跨國資本利益為中心，這是爭奪匯率定價權的焦點。在數以萬億計的美元資本已經完成在中國的產業布局和金融資產布局的情況下，人民幣升值可以增厚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的利益。對產業資本而言，人民幣升值有利于外資企業降低進口零配件的成本，有利于增強外資企業的成本優勢，有利于國外工業產品打壓本土工業品，有利于擴大國外產品在國內的市場占有率；對金融資本而言，人民幣升值有利于擴大匯差、增加收益。因此，人民幣升值一方面可以削弱中國的產業基礎，另一方面可以瓜分中國的儲蓄財富。一旦中國的產業根基被削弱，儲蓄財富被抽干，經濟搖搖欲墜，金融資本可以利用股指期貨和商品期貨做空中國，實行“股匯雙殺”，敲骨吸髓，進一步擴大收益率。中國金融監管部門放行美國華爾街金融機構和海外資本進入中國股票市場、債券市場和期貨市場，相當于把金融屠刀交給了國際資本大鱷，并把刀刃對準中國。因此，黨要管金融，黨要警惕金融領域的帶路黨，黨還要向外資金融機構派駐黨委書記和紀委書記并發展黨員。外資金融機構不應該成為可以脫離共產黨領導的租界。再說，美國可以在中國領土上向中興通訊派駐檢察官員，為什么中國共產黨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向外資金融機構派駐黨委書記和紀委人員？黨管金融，不能留死角。共產黨不管金融，不管外資金融機構，鼓吹進行所謂的國際接軌，實質上是要讓中國命運與南美國家和前蘇聯的國家覆轍接軌。匯率政策需要接受“目標—制度—政策”分析體系的評估論證。人民幣匯率政策必須服務中國工業現代化和國防現代化的戰略目標，必須服務于本土企業的發展，必須體現社會主義有組織市場經濟的制度精神，而不是服務于發達的工業化國家在中國的攻城略地，不是服務于跨國金融資本和國內私人資本的財富轉移。因此，需要研究設計科學合理的金融政策，圍繞國家工業化戰略目標，牢牢掌控匯率定價權，破解美國對中國匯率政策的干預。在美國強烈要求人民幣升值的情況下，可以通過國內資本市場和債券市場，加大人民幣基礎貨幣投放力度，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和存貸款利率，利用人民幣基礎貨幣的資本化和債券化，增加貨幣供應量、降低資金成本，加大基礎設施和產業技術短板環節的投資，在國內自己的錢袋子里適當稀釋單位人民幣的含金量，以此化解人民幣的升值壓力。扣除8000億美元用于經常項目結算的美元儲備之外，面對多余的外匯儲備，一方面要嚴格控制美元流入，另一方面應該把多余的外匯轉換為國家需要的能源、資源、技術專利、國外企業股權以及其它實物類資產。中國的外匯儲備是以實物資產換取的，因此，也必須轉換為中國需要的實物形態。國家外匯儲備購買美國國債的數量應該降低到最低限度。除非人民幣匯率遭到惡意攻擊，否則，外匯儲備不得用于購買人民幣，推高人民幣匯率。人民幣匯率是重要的宏觀經濟總量指標，牽一發而動全身。為此，必須根據國際經濟金融形勢變化，通過國內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之間的適時調整與合理組合，保持人民幣匯率相對穩定。牢牢掌控住人民幣匯率定價權，并服務于國家工業化戰略目標，服務于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這對于國家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具有重要意義。基礎貨幣發行權、匯率定價權和資產定價權之間存在著相互關聯的作用，其中，貨幣發行權和匯率定價權對資產定價權具有決定性作用。廣義的資產定價權包括大宗商品、房地產和一切金融資產的定價權，本文重點討論狹義的資產定價權，即資本市場金融類資產定價權。資本市場是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樞紐，因此，資本市場各類金融資產的定價權，不能像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資本市場一樣，掌控在外國資本和少數金融巨頭手中。“戰略目標—經濟制度—金融政策”分析體系也是指導資本市場建設的重要理論工具。資本市場必須把推動我國工業現代化和國防現代化作為重要戰略目標；必須體現社會主義有組織市場經濟的制度精神，必須有利于壯大國家資本和鞏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為此：（1）嚴格限制資本市場各類金融衍生品和做空工具的發展，嚴格限制國內外投資者的準入。抑制和調節資本市場過熱屬于國家回籠資金的市場機會，而不是投機資本做空牟利的機會。（2）在鼓勵國內硬科技和補短板類企業融資上市的同時，必須限制游戲、影視、娛樂、旅游、釀酒、餐飲、房地產之類的企業融資與上市，并禁止一切外資控股企業如金龍魚、螞蟻金服等在國內上市。（3）完善新股發行詢價制度，賦予新股發行人拒絕國內外機構投資者聯手壓低發行價的權利。股票發行人有權申請直接上網面向公眾公開發行新股募集資金，以此制衡機構投資人的聯手操縱，拆除社會資金注入高科技企業的壟斷詢價障礙。對于新股的收盤價高于新股發行價100%以上的情況，證監會與交易所應視為異常，并分析原因。（4）央行可以借助資本市場投放基礎貨幣，支持高科技企業和實體經濟的發展，并實現人民幣資本化。具體做法是：交易所圍繞國家工業現代化戰略目標，編制各類“工業化指數”和“高科技指數”，內資基金管理公司可以設立各類“工業化指數基金”和“高科技指數基金”，央行通過購買指數基金的方式投資該類企業股票，或參與該類公司的定向增發，以此完成人民幣基礎貨幣的投放，實現人民幣的資本化。人民銀行應該像日本央行一樣成為資本市場的最大持股人。只有建立起基于國內資本市場的貨幣發行機制，一手掌握著資金供給渠道，一手拿著足夠多的股票基金籌碼，才能建立起一個健康穩定的資本市場，才能防止再度出現由國內外投機資本聯手制造的類似于2015年的股災事件，才能使得資本市場的定價權真正從資本手中回到人民手中，才能在資本市場體現社會主義有組織市場經濟的制度精神。人民幣基礎貨幣發行機制從依賴外匯市場轉向依靠國內資本市場、從錨定日益稀釋的美元紙幣轉向錨定日益增值的國內股權資產，這將是一場偉大的金融革命，必將加速中國工業現代化和國防現代化的歷史進程。
五、正確理解和定義“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內涵，確保對外開放保持正確的政治經濟方向
“高水平的對外開放”不是簡單的“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對外開放”，而是在有利于實現國家工業化戰略目標、有利于鞏固社會主義有組織市場經濟制度、有利于加強黨的領導的政治經濟前提下，堅持以我為主，實現中國與世界各國之間對等、有序、互利互惠、一視同仁的開放。在對外開放領域，任何發達國家不享有優先權，也不存在美國優先。自我單方面的大幅度開放并不屬于“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極可能是高水平的利益出賣。相反，那些能夠促使霸權國家對中國實施“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開放”的做法，才是真本事，才是真正“高水平的對外開放”。以中美之間對等開放為例，美國要求中國開放資本市場，則中國也應該要求美國開放技術市場、高科技企業控制權市場以及權益類資產的投資市場；美國要求以美元紙幣兌換人民幣進入中國購買商品和投資，中國也應該要求人民銀行發行的人民幣可以直接按照相同的額度兌換美元在美國購買商品和投資；美國金融機構向中國申請金融牌照從事金融業務，美國必須給予中國金融機構相同數量的金融牌照和相同的業務范圍；美國只對境外美元資金開放資本項目，中國也只對境外的人民幣資金開放資本項目，并拒絕美元等其它貨幣進入中國；美國對中國實行高科技產品禁運，中國應制定相應政策保護國內該類產品的研發和銷售，保護期不少于該產品研發成功投放市場后20年，20年內該類外國產品不得進入國內市場銷售；中國可以要求在華的外資企業和金融機構設立黨委和發展黨員，并在政治上接受黨的領導，作為對等條件，美國政黨也可以在中資機構設立有關政治組織機構（如果他們嫌麻煩也可以不設）。對等開放不是中方單方面聽從美國的安排，中方也要主動設置議題，對等協商談判，謀求利益的對等與交換。所謂“以我為主”是指對外開放不能損害中國工業化戰略目標的實現，不能削弱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不能危害國家經濟金融安全，不能使中國成為外國的經濟金融殖民地。所謂“有序開放”主要包含以下內容：第一、在目標與制度的雙重約束之下，分清哪些領域可以開放，哪些領域不能開放；第二、在能夠逐步開放的領域，必須排列好對外開放的先后順序，并留有后手，可隨時糾錯；第三、開放順序和開放程度必須與對方國家的對華開放程度相互匹配，堅決避免單方面開放。在對外開放過程中，必須防止海外資本的壟斷和無序擴張。海外美元資本通過投資基金等金融工具進入中國開展風險投資和兼并收購，實質上是美元紙幣以產業投資基金和風險投資基金的方式進入中國實現其資本化和資產化。美國華平基金、美國黑石基金、紅杉資本、高瓴資本等等諸多資產管理公司皆屬于美元紙幣進入中國的通道。阿里系、滴滴系等互聯網巨頭的壟斷與無序擴張，本質上是美元資本在中國形成的產業壟斷與無序擴張。在此，我們還需要反思的是：人民幣為什么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實現資本化和資產化？人民幣為什么居然在中國本土就已淪為美元的影子貨幣？如果人民幣在國內都受制于美元，那么怎么可能走向國際化？可見，在中國的貨幣金融的主體性、自主性和主導性尚未完成制度變革和法律確認的情況下，中國必須嚴格控制貨幣金融領域的對外開放。誰把我們視為敵人？誰把我們視為朋友？這是對外開放的首要問題。我們不能做以肉伺虎的事。馬克思認為，任何資本都是人格化的。資本背后隱藏著人的意志和政治力量。例如，美元資本控制之下的滴滴公司，不僅需要盆滿缽滿的利潤，而且需要可用于軍事打擊的地理大數據。對美國開放銀行、證券、期貨、保險、基金管理、銀行間市場、不良資產處置等業務，意味著中國對美國開放了相應領域的經濟大數據和客戶大數據。美國在華的金融企業也是安插其經濟間諜和軍事間諜的理想場所。例如，據報道，美國在臺灣有三萬軍事人員，但他們并沒有穿軍裝。制定對外開放政策需要長遠而系統的思考，需要講政治，需要講國際政治。對外開放是利益的輸出和利益的交換。我們不僅需要列出對外開放的產業順序和市場順序，而且需要根據對華友好程度和戰略重要性排列出對外開放的國家和地區順序。在中國對外開放的國家順序上，俄羅斯、伊朗、朝鮮、柬埔寨等對華友好且具有戰略意義的國家應該排列在優先位置；歐盟、東南亞以及其它第三世界國家可以排列在第二位置；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等視中國為新冷戰敵國的國家只能列在第三位置。毛澤東主席劃分三個世界的哲學方法同樣可以用于指導當下中國的對外開放。推行“更高層次、更高水平對外開放”必須強調對外開放的國家順序，實現國家之間的利益交換和利益捆綁。金融領域資本項目開放首先應該在俄羅斯和伊朗之間進行。中國可以與俄羅斯和伊朗通過貨幣互換結成金融經濟聯盟，國內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可以優先對俄羅斯和伊朗持有的人民幣開放。人民幣國際化首先應該是人民幣流向那些中國需要購買能源、資源和產品的國家和地區，而不是好大喜功與美元爭天下。因此，中國的產業和金融的開放首先應該對海外人民幣開放，而不是對其它國家貨幣開放。貨幣的生命在于循環。人民幣國際化就要建立人民幣的國家朋友圈和國際大循環。中國強大的經濟體是人民幣國際大循環的心臟：人民幣需要以購買能源、資源、商品和投資等方式走出國門、走向國際，還要其它國家和地區以購買中國產品和投資中國的方式回流中國。中國對外開放政策要有利于中國經濟體這一強大的人民幣心臟的建設。人民幣國際交易中心必須設立在人民幣的心臟部位，必須在中國、必須在中國的金融中心。在香港和倫敦設立人民幣離岸中心，相當于把推動血液循環的心臟移植到屁股和體外。這種做法不是蠢就是壞。為中國工業現代化和國防現代化服務、為人民幣國際化服務、從而高水平地為中國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制度服務、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服務，而不是為國際金融資本在全球范圍內的壟斷和無序擴張服務，這是檢驗中國對外開放是否屬于“高層次、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要標準。 （作者系中國社科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學術委員會委員、昆侖策研究院特約研究員、福州大學民建經濟研究院特聘研究員、福建寧德藍田書院理事長；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修訂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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