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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今朝：美國金融化會逆轉嗎？

點擊：作者：王今朝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1-10-14 07:46:33

《挑戰》雜志是美國一家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就致力于宣傳新凱恩斯主義的雙月刊雜志。長期以來，它發表了大量的關于世界經濟的思想性文章，獲得了重要影響。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圖書館長期訂購這本雜志。2020年第4期的《挑戰》雜志推出了一篇封面文章，《逆轉金融化并修復政府》（“Reversing Financialization and Restoring Government”），并作為該期首篇文章，從而提出了美國逆轉金融化的問題。雖然在中國已經翻譯出版了西方大量討論金融危機的著作，然而，討論美國逆轉金融化或去金融化的文章還不多見。美國逆轉金融化是否可能呢？

一、1870-2010年的美國金融發展：從放任到監管到放松管制再到加強監管

今天中國人所了解的美國金融僅僅是20世紀80年代里根上臺推行新自由主義的產物。如果說，摩根、洛克菲勒銀行系統原來還只是在金融界擁有呼風喚雨的能量，還只能在交易中展現其重要的影響力，那么，在20世紀80年代末，就已經強大到能夠控制美國的產業政策和政府政策了。里根似乎根本不相信政府，他說：“政府不是問題的解決方案，而是問題本身”。里根上臺代表著美國經濟社會金融結構的重大變化。他借用政府的力量來推動私人資本的發展。這是一個存在內在矛盾的立場。

1870年被認為是美國GDP超過英國GDP的年份，在金融學里也被認為是美國的投資銀行進入金融舞臺的年份。在這一年，雷曼兄弟公司才從最初的干貨店和后來的一個地方企業變為參與紐約棉花期貨交易所創建的有了一定影響力的企業。在前一年，高盛公司才剛剛創建，只有一個辦公人員和一個兼職記賬員，從事商業票據交易。創始人馬庫斯·戈德曼每天沿街打折收購商人們的本票，然后在某個約定日期里由原出售本票的商人按票面金額支付現金。而直到20世紀70年代，投資銀行才成為美國金融界的明星機構。

1913年的美國人均GDP超過英國人均GDP的年份。這時，雖然美國的銀行家已經開始成長，并且諸如老摩根這樣人與倫敦金融圈內外勾結，具有了策劃金融恐慌、控制國家經濟命脈的能力，但直到1916年，小摩根為英國的20億的軍火交易索要2%的傭金，還受到了他的美國同行的質疑，許多至交與他斷交。這說明，這時的美國銀行家還有很強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情懷。雖然美國投資銀行對美國經濟20世紀20年代的過度繁榮有著推波助瀾之功，但在大蕭條發生之后，在羅斯福總統的支持下，切割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的《1933年銀行法》還是通過了。

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的關系問題是20世紀美國金融體系中的一個核心關系。如果投資銀行自身能夠從商業銀行得到資金，或者自身就是商業銀行的一部分，那么，它就可能持有過多的自己發行或由其它投資銀行發行的證券。反過來，如果商業銀行可以從事投資銀行業務，那么，對于商業銀行的所有者來說，其利益最大化的行為就是用商業銀行的存款去購買其投資銀行承銷的證券。這樣，商業銀行的所有者就可以從投資銀行業務中獲得巨額的僅從商業銀行業務中所無法得到的利潤。這既為操縱證券價格提供了可能，也為金融危機的產生提供了一個機制。

《逆轉金融化并修復政府》一文把1945-1975年成為新政時代。也就是說，在其作者看來，在羅斯福總統逝世后，他的政策還延續了30年。實際的情況可能還不止。因為《1933年銀行法》一直持續到1999年才被克林頓總統正式廢除。在新政時代，美國人民享受了長期的經濟增長和繁榮，雖然不無危機，但增長率接近4%，低通脹、上升的工資、下降的不平等和比較穩定的金融系統。

然而，里根上臺意味著美國政策環境的一個根本性的轉變。如果說羅斯福推動了美國政府權力的擴大，肯尼迪把充分就業作為美國政府的最重要的政策目標，那么，里根持有幾乎完全相反的理念。他認為，“政府不能解決我們的問題，政府本身才是問題”。而既然里根這樣認為了，里根也就扶持美國學術界中的新自由主義者了，這些人包括弗里德曼、哈耶克、布坎南等經濟學家，因為里根需要得到他們的理論上的背書。這樣，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教條就在美國復活了。在20世紀80年代，斯密教條的這種復活意味著一種親資本的意識形態，意味著大公司的利潤的上升，同時也就意味著普通美國人的生活的下降了。在金融界，這意味著解除對于金融機構的一切管制。這樣，自20世紀70年代就開始的金融創新也就沒有了政策上的應有的限制了。

雖然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也不無危機（如2000年的互聯網泡沫破滅），但直到2007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然后誘發2008年經濟危機，美國宏觀經濟學家一直認為，美國的經濟危機被馴服了。經濟危機雖然發生過，但都問題不大。21世紀第一個十年爆發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影響是巨大的。它迫使美國人進行反思。反思的成果之一就是2010年通過的《多德-弗蘭克法案》。《多德-弗蘭克法案》被認為是“大蕭條”以來最全面、最嚴厲的金融改革法案，可與《1933年銀行法案》）比肩。然而，在奧巴馬政府通過這一法案7年之后的2017年2月，新上任一月的特朗普總統下令對《多德-弗蘭克法案》進行全面審查，大幅縮減該監管系統。

二、美國逆轉金融化何以困難

《逆轉金融化并修復政府》一文提出的主張是合理的，實際上，美國通用電氣公司就已經在實施去金融化戰略了。而中國也提出了脫虛向實的戰略。事實上，如果華爾街坐大，它就必然形成與政府權力的抗衡。二者之間存在一個此大彼小的關系。這樣看來，美國逆轉金融化是有必然性的。然而，這是非常困難的。

第一，逆轉金融化需要有一個有利的社會政治經濟環境和一個卓越的政治領導人。1929年大蕭條的發生為羅斯福新政的出臺創造了一個有利的社會政治經濟環境，而羅斯福本人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今天的美國，政府已經用政府救助和量化寬松等政策緩解了2007年金融危機和2008年經濟危機所產生的社會政治經濟影響，化解了由危機所創造的社會變革壓力。特朗普上臺后還遏止了奧巴馬所開啟的變革。拜登總統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但還沒有表現出能夠策劃重大變革的能力。未來的美國總統所面對的重大任務就是消化由里根所創建的新自由主義影響，就像里根消解羅斯福的影響一樣。這是一個系統工程。

第二，金融不是獨立的，而是與所有制相聯系的。中國在計劃經濟年代里，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金融體系不斷簡化（如取消證券交易所，撤銷商業銀行等），這就使得金融不至于過度生長，能夠很好地服務于實體經濟發展。而美國金融結構（包括金融工具、金融機構）是與私有制相聯系的。美國的央行是私人銀行（雖然美國政府也占有美聯儲20%股份），美國企業主要私人企業，它的發展過去主要依靠投資銀行發行股票、債券融資，特別是美國金融機構絕大部分是私人的，私人企業要賺取利潤的。美國去金融化必然壓榨美國金融界的利潤空間，而金融界的私人資本一旦受到壓制，又難以轉為實業資本，在這種情況下，美國金融資本必然轉向美國本土以外發展。這樣，美國的逆轉金融化就會變成金融資本的去美國化了。然而，美國金融又是美國國力的重要支撐，金融資本向國外的轉移會如實業資本向國外轉移削弱美國實體經濟一樣削弱美國金融，從而削弱美國國際地位。這樣，美國在逆轉金融化的問題上就必然處于一個兩難困境了。

第三，《逆轉金融化并修復政府》一文說，“它所提出的主張一個也不會實現，除非人民發展強烈的要求”（None of this will occur unless people demand it）。然而，美國資產階級對人民安撫、鎮壓并用，美國人民還不可能如1927-1976時期的中國人民那樣起來反抗舊的社會。連美國共產黨都承認這一點。

綜合以上，在短期內，美國逆轉金融化是難以取得實效的。然而，美國不能，并不意味著其它國家不能。重要的是，《逆轉金融化并修復政府》提出了一個好問題。

（作者系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導，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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