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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今朝：對計劃經濟的本體論再認識
點擊：  作者：王今朝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發布時間:2022-04-24 09:3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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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20世紀90年代之后，圍繞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在中國經濟學界產生了巨大的爭論，至今仍有余響。然而，中國選擇市場經濟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對計劃經濟的完全否定。1950-1980年時期的中國計劃經濟只是計劃經濟在特殊歷史條件下的一種特殊形態。建立了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中國也由于經濟發展、市場有序和分配平等的需要而需要計劃經濟。計劃經濟本質上是圍繞發展方向、發展速度、發展結構來設定的。即使在市場經濟中，也離不開計劃。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下，也可以制定和實施大規模的計劃。西方國家也有大量宏大計劃（全球布局、發動戰爭甚至消滅大量人口的計劃）。中國那些反對計劃經濟的觀點是極端蒙昧主義者的觀點。在黨的二十大即將召開之際，特發表此文，以推動我國經濟理論的進步！


一、引  言

計劃經濟抑或市場經濟構成了20世紀后半期和21世紀世界許多國家經濟體制的二項選擇。中西方學界圍繞它們曾進行了激烈的爭論。既有文獻對中外計劃經濟的否定之聲不絕于耳。有的認為，計劃經濟道路坎坷（馬龍閃，2015）；有的認為，計劃經濟下城鄉收入差距懸殊（周志太、翟文華，2014）；有的認為，回到計劃經濟是一條死路（程念祺，2012）；有的認為，計劃經濟模式是空想的（蒙一丁，2004）；有的認為，計劃經濟對改革開放之后的中國還有強大影響（周叔蓮，1999）；有的認為，要消除計劃經濟的運行痕跡（陳家驥、陳小權，1998）；有的認為，計劃經濟只在中國存在了13年（李志寧，2001）。由于中國采取了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策，在這些不過是道聽途說、人云亦云的否定之聲的喧囂之中，肯定計劃經濟的聲音雖然存在（韓奇，2018；蔡天新;陳明德，2011；朱佳木，2006ab；房廣順，2009；智效和，2005；陳甬軍，2004；武力，2003；費利群，1999；朱建中，1998），但并沒有產生根本性的學術影響。可以說，在那種反對的聲浪中，計劃一詞逐漸被規劃一詞替代，計劃經濟逐漸在中國被污名化了。

在否定計劃經濟的聲浪中，市場經濟在中國建立了。雖然中國GDP已經世界第二，甚至第一，但中國出現兩極分化、環境污染、資源不足、對外依賴過多（芯片進口超過糧食進口和石油進口總和）、內需不足、增長質量不高等問題。這說明，市場經濟遠不是贊成者所想象的那樣美好。反過來，中國是否本來可以通過某種計劃經濟的辦法來緩和這些問題的嚴重程度呢？而在中國出現這些問題后，是否可以通過加強計劃的辦法來部分解決甚至基本解決這些問題呢？對這兩個問題的肯定性回答關系到新發展理念的合理性、科學性、可行性、有效性。因為如果任由市場自發地起作用，就是放棄政府這種看得見的手；如果政府不能有效地發揮作用，一個國家就不能有效地實現發展，更談不上科學發展；如果政府決策從“常規模式”轉入“危機模式”（韓博天，2018，第177頁），就可能陷入被動之中。

鄧小平認為，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然而，一個經濟有計劃不等于它是計劃經濟，一個經濟有市場也不等于它是市場經濟。對全局變量進行計劃的經濟一定是計劃經濟。蘇聯和中國曾經實施過的計劃經濟證明，這種全局性的計劃經濟是存在的。許多人不否定計劃經濟的存在性，但把市場經濟、國企活力等與計劃經濟對立起來，認為此優彼劣，此厚彼薄，更由于信息處理、政府失靈等方面的原因，認為計劃經濟不可能達到它所宣稱的目標（張昆侖，2015）。于是，最好的，或在所有可能的經濟體制中最好的體制就是市場經濟體制。按照這種觀點，一個社會如果有局部的戰略性的計劃（如日本、韓國甚至美國），只能被稱為市場經濟，而不能被稱為計劃經濟。一個計劃性在增強的市場經濟依然只能被稱為市場經濟，而不能被稱為計劃經濟。這就使得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的對立陷入到名實之爭了。而計劃經濟相對市場經濟的效率和平等上的占優性就被徹底抹殺了，回到計劃經濟就被認為是一條死路了（程念祺，2012）。

然而，事實是，即使市場經濟被諸多國家實踐，計劃經濟也未退出歷史舞臺，也不可能退出歷史舞臺。市場的本意是交換的場所，交換的場所是交換這個范疇的一個組成部分。而按照馬克思的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的四分法以及生產決定交換的觀點，即使我們把市場經濟理解成交換經濟，它也不構成一個國家經濟的最主要特征，因此，不應該用是否市場經濟來對不同國家進行經濟體制的劃分。本文論證，計劃經濟是一個很好的體制。它不應該被污名化。在效率和平等上，計劃經濟都占優于市場經濟。中國未來完全可以建立起一種新型的計劃經濟。

二、計劃的對象

經濟發達國家長期沒有制定全局性的發展計劃。然而，這不排除經濟落后國家建立計劃經濟的可能性。實際上，經濟落后國家為了實現更快更好的經濟發展，必須制定周密的計劃。

第一，為了實現經濟發展，必須確立科學的發展方向和目標。發展方向和目標首先涉及生產什么。蘇聯和中國都確立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方向，在建國初期都明確了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而非優先發展農業的方向）。重工業優先發展，就像一個大學理科的學生要先學習微積分和線性代數一樣。中國如果不優先發展重工業，就無法最優化地發展自己的輕工業。中國優先發展重工業，還因為中國100年落后挨打的歷史，因為22年（從1927年算起）的國內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切膚之痛（因為武器裝備差，不得不犧牲較多的生命；而中國共產黨在得到東北之后，就在接下來的解放戰爭中享受到重工業的利益），要建立強大的國防，要抵御外侵。可以說，那個時期選擇重工業優先發展這個方向和目標是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意志。計劃可以是針對生產什么做出的，而市場基本上不涉及生產什么，因此，實際上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不具有對稱性，從而實際上也不具有對立性。

第二，發展方向確立了，發展速度也需要確定。很明顯，發展方向確立了，發展太慢也不行。發展速度必須達到本來可以達到的速度，才能盡快達到已經確立的發展目標。為了盡可能快地達到已經確立的發展目標，必須動員足夠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這就必然需要計劃。比如，為了實現重工業優先發展，中國就從蘇聯引進大量的人力、物力，并借款。然而，只有外國援助對于實現重工業優先發展是不夠的。中國需要動員自己的人力、物力和資本。為此，不能不在所有權制度、人事制度、干部制度、財務制度、收入分配制度、財政制度、金融制度上做出安排。在所有權制度方面，中國不僅沒收了帝國主義在華資本和官僚資本，而且贖買了民族資本，還大力發展了公有資本和集體資本；在人事制度方面，中國不僅出臺了戶籍制度，而且出臺了鞍鋼憲法制度；在金融制度方面，中國不僅取消了金融市場，而且管制了外匯。正是由于在諸多制度方面進行了計劃，中國才在1976年建立起初步完備的工業體系。沒有計劃，這些新的制度是無法建立起來的。即使建立一些制度，也只能是殘缺不全，無法發揮應有的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的（武力，2003）。這也是所謂市場經濟的辦法無法做到的。

第三，發展結構也需要計劃。正如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所說的，中國經濟發展需要處理好十大關系。這十大關系就是中國發展初期的發展結構問題。重工業是要優先發展，但不能把全部的資源都投入到重工業中去。中國還需要把一部分資源投入到輕工業和農業中去。資源在這三大產業中的配置就需要計劃。而在每一個產業中，不同的行業需要配置多少資源以及怎樣配置資源也需要計劃。在哪個地區建立什么樣的企業、在每個地區建立多少企業也需要計劃。發展不僅是經濟發展，而且包括社會發展。社會發展要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協調。正確處理革命與反革命的關系、正確處理中國與外國的關系、正確處理是非關系、正確處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系、正確處理各民族的關系，也都需要計劃。沒有計劃，發展結構就不可能優化。依靠市場，發展結構不可能優化。市場主要涉及經濟部分，而計劃可以覆蓋上層建筑領域。

發展結構本身蘊含總量平衡問題。如果所有經濟和非經濟部門都要發展，而沒有良好的計劃，發展所需要的資源就可能超過國家所能供給的資源，不僅導致通貨膨脹，而且導致對經濟進行調整的必要。在有的情況下甚至導致饑荒。實際上，在所謂市場經濟中，私人投機往往是導致通貨膨脹的主要因素。

所以，發展方向、發展速度和發展結構就構成了計劃的對象。而且，這些對象之間是相互聯系的。發展方向是第一位的。方向錯了，就事倍功半，南轅北轍。發展方向引出了發展速度和發展結構的問題。任何一個方向上的發展速度過快或過慢，都會引起發展結構的失衡，都會阻礙發展。反過來，既有的結構的缺陷，如人力資源缺乏、技術水平低下、糧食生產不足，也會降低發展速度。可以說，發展是在一系列的矛盾中進行的。矛盾是客觀存在的，矛盾也是不斷在發生變化的。為了防止發生新的矛盾，為了解決舊的矛盾，都需要計劃，都是自發經濟勢力所難以完成的，有時甚至是自發勢力所無法完成的。戰爭原則講究城有所不攻，兵有所不擊。發展也一樣。矛盾無處不在，任何一個計劃都不是用來解決所有矛盾的，有些矛盾時機一到就自然解決了，有些矛盾是短期內無法解決的，只能留到后面解決。不能用這樣的矛盾的存在性（諸如人浮于事、大鍋飯等）去否定計劃的合理性。計劃的合理性要用計劃所能解決的矛盾來評價。只要計劃的辦法解決了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計劃就是合理的。中國計劃經濟時期的計劃讓中國在1976年建成了初步完備的工業體系，就是計劃經濟的合理性的證明。除開計劃經濟，沒有其它的辦法達到這個目標。用市場經濟是絕對達不到這個目標的。

計劃是嵌套的。沒有嵌套的計劃只能是不完整的計劃。比如，確立了重工業、輕工業、農業協調發展的計劃之后，每個產業的發展本身又需要計劃。
有人說，計劃是為了調節。計劃不是用來調節的。調節是邊際的，而計劃是全局的，戰略性的，計劃要基于消費需求、產出、市場、社會保障來制定。消費需求只是眾多生產性需求、消費性需求中的一種，不可能構成計劃的基礎。產出也只是計劃制定的基礎之一，但不是唯一的基礎，有時甚至不是基礎。計劃可能是旨在生產出過去沒有的產品。在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運用投入-產出法來安排國民經濟計劃，特別是產品極端短缺的階段是必要的，但不是總能適用的。用計量來制定計劃不一定是可行的。計劃的指標要受到綜合平衡的約束。包羅萬象的綜合平衡是難以用計量經濟學來實現的。市場經濟有時候是指資本主義經濟，所以，籠統地談論經濟計劃應該以市場為基礎也是不妥的。有時，甚至市場經濟本身是計劃來的，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一種計劃。社會保障是社會的基礎保障，本身并不構成發展的重要目標。在一些情況下，社會保障變得尤其重要。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社會保障是維持資本主義運轉的條件，因為如果沒有社會保障，人們的生存就會受到威脅。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它不構成社會主義國家計劃制定的基礎，而最多只是計劃工作的一個方面。經濟計劃或計劃經濟只能著眼于發展方向、發展速度和發展結構來設定。

計劃不一定總是可行的（王夢華，1993），比如，指標太高必然無法實現，但一方面總有計劃是可行的，另一方面計劃也決不僅僅限于完成一些指標。用指標太高只能否定不切實際的計劃，而不能否定計劃。

三、全局性計劃的經濟基礎

全局性計劃的基礎是所有制。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季樺，1984）。實際上，資本主義只要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就奠定了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資本主義就可以自行運轉了。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即使出現一些危機，一般也能恢復過來。這就使得資本主義國家似乎沒有社會主義國家那種計劃一樣。而社會主義自建立之日起，就面臨著來自資本主義的壓力。所以，社會主義要維護其自身，不得不用計劃的辦法來鞏固自己的生產資料公有制。

從生產的角度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成本和利潤具有如下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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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生產力的成本不同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它們以不同速度轉移到新產品中去。很顯然，這些成本是與所有權分不開的。比如，在奴隸社會，奴隸屬于奴隸主，就不可能從奴隸主那里得到工資。在封建社會，佃農耕種地主土地，也不可能從地主那里得到工資。資本的使用成本更是因為資本的所有權而產生了。權利決定收入的結構在每一個社會都適用，只是不同社會的權力界定不同。因此，在收入上存在的問題都一定要由權利的（重新）界定來解決。重新界定權利就意味著社會改革，甚至社會革命。

由于存在以上不同，因此，社會主義國家的產品價格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產品價格往往也是不同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產品價格一般較低。而資本主義國家的產品價格由于私人資本追逐利潤的需要往往較高。這就使得在這兩個制度的競爭中，社會主義國家常常能夠占據優勢。實際上，社會主義國家為了和資本主義國家競爭，更是可以把商品價格定得較低。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差別，社會主義標示自己區別于資本主義的地方也是由計劃來實現的。如果社會主義不有計劃地鞏固自己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如果不有計劃地控制租金、利率和價格，就難以成為社會主義了。

資本主義由于極端強調資本的權利，一般往往排斥國家計劃。它們希望僅僅依靠企業內部的計劃。國家計劃通常意味著某些資本受損，某些資本獲益。受損的資本往往是既得利益集團。因此，資本主義國家的計劃往往失敗，或者無法達到其預期的效果。但資本主義國家在尋求得到某些國家利益時，也是采取國家計劃的辦法的，盡管這些辦法往往是通過私有企業來承擔的。比如，西方中央銀行的起源就是私人與國家的勾結。

四、社會主義國家的計劃經濟可有不同


人們往往把國家計劃委員會控制物資和價格作為計劃經濟的本質特征。確實，中國計劃經濟時期計劃委員會擁有巨大的調配資源的權力。然而，這只是那個時代計劃經濟的一個特征，而且是不太本質的特征。當一個經濟發展階段過去后，這種特征就不那么重要了。但也不是完全不重要。當一個國家開始實行商品經濟的時候，開始讓市場供求起作用的時候，控制價格和物資的任務依然存在，甚至由于商品經濟規律的作用，計劃在控制收入分配中要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以不同的方式）。同時，如前所述的對于所有制的計劃依然重要，甚至更為重要。因此，盡管不同的發展階段有不同的任務，不同的需要，因而需要不同的計劃經濟，但不同的計劃經濟之間，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在不同階段所實施的計劃經濟之間，也可能有一定的共性。

（一）商品經濟同樣需要計劃

許多文獻把商品經濟與計劃經濟完全對立起來。其實，商品經濟同樣需要計劃。為什么呢？商品經濟本身存在著許多重大的難以被自身所克服的矛盾。商品經濟既無法實現效率，也無法實現公平，還常常導致經濟的波動。

第一，商品經濟無法有效地發展經濟。經濟發展是科學目的的達到，而不是GDP增長，也不是經濟結構的變遷（王今朝，2019）。商品經濟本質上就是一種基于自發的交易所形成的交換經濟。而且，這種交換經濟只是一種理論的構建物，在現實中從來沒有純粹地存在過。交換從來不可能使得一個國家財富增長。事實上，自斯密以來，西方經濟理論就把這作為一個基本理論了。馬克思更是指出，生產決定交換。沒有生產，哪里來的產品進行交換呢？更何況，交換并不一定通過商品交換。人類主要采用商品交換的形式只有一兩百年的歷史（希克斯，1987）。一個國家在經濟極端落后的經濟發展階段，更是不可能通過交換實現經濟發展。經濟發展只能通過大力發展生產來實現。為此，一個國家必須集中必要的人力、物力、財力從事戰略性產品的生產。中國1949-1976年時期通過重工業優先發展，從而建立了初步完備的工業體系。中國1980-2012年時期采用商品經濟，甚至建立了市場經濟，但飛機、芯片、操作系統、互聯網、汽車等都沒有長足的發展，顯示了過分強調商品經濟，缺乏必要的經濟計劃導致了中國沒有形成本來可以形成的交換經濟（如用自己生產的飛機、芯片、操作系統、互聯網、汽車交換外國的農產品、石油），以至于僅僅芯片進口總額就超過了石油進口和糧食進口的總額。

商品生產發展的高級階段還可能使得國民經濟陷入到金融體系的空轉之中。其中一個原因是，當少數人在商品經濟中積累了大量財富之后，他們和他們的后代就不愿意、不屑于再從事艱苦的產品生產了。這時，一個國家如果有過多的貨幣供給，往往也發展起復雜的金融體系。這些少數人及其后代更愿意通過金融交易來賺取利潤。因為這種工作很體面，很方便，而且賺得的利潤率往往比從事生產所賺得的利潤率還高。但這樣一來，整個經濟就開始空心化（通過把生產活動轉移到海外），而金融危機更容易以更大規模爆發了。中國經濟還沒有發展到西方國家的那種階段，就已經出現了類似的癥狀，引起了國家采取脫虛向實的系列政策。這些政策是具有國家計劃性質的。

第二，商品經濟造成市場的無序。自發的商品經濟造成生產無序已經是中外經濟學界的共識。這不僅表現在商品經濟周期性地出現經濟危機或產品過剩上，而且表現在商品經濟日常運作上的價格扭曲上。商品經濟崇尚供求決定價格規律。在這種規律作用下，那些帶有原子性的生產主體由于缺乏市場力量，只能承受產品的低價格。如中國農民生產出的糧食是維持14億人生存必不可少的物質基礎，但其價格已經不足以維持中國農民的日常生活。而那些具有壟斷地位的生產主體，往往能夠制定出壟斷高價，讓整個社會來承受，借此，他們得到了巨額壟斷利潤。各個領域的生產總是有資本集聚、資本集中形成壟斷的趨勢。當前，中國農業也有通過土地流轉走向壟斷的趨勢。可以想見，商品經濟自發作用帶給社會多少無序。這種無序發展到一定階段，一定會引起經濟危機，終有一天，一定會引起商品經濟自身無法克服的經濟危機。

一個國家如果不采用計劃的辦法來控制商品經濟的市場無序，就可能造成國家利益外流的格局。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西方發達國家對于商品經濟更駕輕就熟。從已有的報道看，在1980-2012年時期，西方資本通過商品交換，在原材料（如鐵礦石）、糧食、原油、藝術品、金融市場、芯片、汽車、操作系統、飛機等領域從中國攫取了大量財富。這些報道屢見不鮮。這種商品價格波動導致中國利益受損的事實證明，中國不能先驗地確立一個所謂的商品經濟原則，而必須采取系統計劃的辦法，才能滿足本國的需要。

第三，商品經濟導致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商品經濟具有自發地使收入分配兩極分化的傾向。商品經濟就是經濟主體自主地銷售自己產品的經濟。商品經濟的生產主體為了在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財務約束下生存和發展，除開假冒偽劣產品以外，往往同時采取產品創新和壓低勞動者工資的辦法來贏得競爭優勢，獲得最大利潤（即剩余價值）。于是，在這種經濟中，那些最善于創新產品和壓低包括勞動者工資在內的各項成本的經濟主體會勝出。而那些不善于創新產品或在創新產品中落后的生產者以及在成本削減中落后的經濟主體就處于競爭劣勢了，有些就會破產了。這就使得即使是金融尚不發達的經濟也有收入分配兩極分化的趨勢。在金融發達的商品經濟體中，同樣道理，那些更為精通金融的經濟主體會通過買賣金融產品、買空賣空獲得在可比情況下最大的利潤。

除了生產和金融，僅僅由交換本身也可以導致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因為在商品經濟中，許多無價值的東西都價值化了，而原來具有價值的東西可能價值升得很高。比如，一個藝術家的作品在生前創造出來，雖然具有一定價值，但不一定很值錢。但在他死后，他的作品可能被拍出天價。而且，那些已經富起來的人會發現，投資于藝術品是一種極為有效地持有財富的方法。再如，土地本身沒有價值，但處于城市，特別是處于大城市有利位置的土地常常被人們稱為寸土寸金。如果沒有系統的計劃，商品經濟這種導致收入分配兩極分化的效應是不可能被克服的。

（二）商品經濟所需要的計劃

商品經濟無法有效地實現發展，造成市場的無序，導致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為了克服這些不足，計劃是不可或缺的。事實上，已有學者注意到市場經濟也具有計劃屬性（高潔、劉夫安，1999）。

第一，從理論上說，一個被視為商品經濟的經濟需要通過計劃，也只有通過計劃來實現公有制的主導地位，才能保證經濟快速發展。西方那種私有制基礎上的市場經濟并沒有讓它們實現快速的經濟發展。從1774-1909年，美國實際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175倍，年均僅增長3.9%，由于在這期間人口增長近40倍，人均GDP的增長率只有1.1%。而在整個20世紀，美國的年平均經濟增長率則降為約3%的水平（見斯坦利×L.恩格爾曼、羅伯特×E.高爾曼：《劍橋美國經濟史》，第二卷，高德步、王玨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3-4、10、18頁）。美國經濟增長率固然不高，但英國經濟增長率更低，所以，美國才取代英國成為世界霸權國家。比如，從1770年到1913年，英國年均經濟增長率只有2.2%。1774年，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相當于英國的1/3強。到1913年，美國的實際GDP就是英國實際GDP的2.5倍了。這就說明，美國經濟的成功不過是在別的國家停滯不前時，它像蝸牛一樣慢爬取得的。與之相比，蘇聯經濟則表現出巨大的經濟發展績效。斯大林對蘇聯的經濟發展起點和任務有這樣一個表述：“我們落后于這些發達國家50100年。我們必須在十年內消除這個差距。不這樣做，它們就會把我們碾得粉碎”（見Stalin, J.. Problems of Leninism,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47, p. 356）。在斯大林做出這個判斷后，蘇聯發展的成就怎樣呢？從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主義興起看，蘇聯的這條道路是成功的；從蘇聯在二戰中所取得的勝利看，這條道路是成功的。如果我們如一些西方學者那樣，把3%作為西方國家的潛在經濟增長率，那么，中國今天能夠忍受這種潛在經濟增長率的代價嗎？答案無疑是否定的。相對西方更為快速的經濟發展，對于中國是極為重要的（詳細分析參見王今朝：《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政治經濟學占優設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王今朝、張藝、龍斧：《對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再認識》，《馬克思主義研究》，2016年第5期）。而這只有主要依靠公有制才可能實現。發展公有制，確立其主體地位，只能通過計劃才能獲得。公有制的發展也需要計劃，如《中國制造2025》。這樣就可以看出，把國有經濟降低到整個經濟成分的10%的主張是荒謬的，美國阻止中國實施《中國制造2025》也是荒謬的。如果美國認為，計劃經濟在理論上是可靠的，就應該自己推出自己的計劃經濟，而不是阻礙它國推出并實施自己的計劃經濟。

第二，一個被視為商品經濟的經濟需要通過計劃，也只有通過計劃來發展自己的產業，才能克服市場的無序。市場的無序就是矛盾。自發的商品經濟必然導致各種比例的失衡。只有通過事前計劃的辦法才能建立一種有序的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為了避免商品過剩，國家可以用事前計劃的辦法來控制投資。如果不采用事前計劃的辦法，就不得不在產能過剩后采取去產能的辦法了。但這樣一來，就是市場的無序了。采取事前計劃的辦法能夠節約資源，讓資源投向更為重要的領域。而且，事前計劃并不需要多少信息，只要估計市場需求，大致有多少供給可以滿足就可以了。

采用計劃的辦法可以保證一些基礎產業不至在商品經濟的大潮中衰落。比如，如果國家采取計劃的辦法來補貼農業，中國農村就不會出現現在的凋敝，即主要由老年人和婦女來從事農業生產勞動，從而保證糧食安全（王今朝，2019，第72-80頁）。

采用計劃的辦法，國家還可以通過國家注資等辦法把一些成熟的壟斷行業掌握在自己手中，從而避免少數人通過壟斷獲得巨額利潤，校正各產業之間的平衡。

采用計劃的辦法，國家可以集中資源用于發展一些新興戰略性產品領域，這樣，就可以抵消外國在這些領域利用其知識產權等所產生的壟斷力量。這也是發展經濟所必需的。

第三，只有通過計劃分配，才能保證收入分配的平等和在其基礎上的財富平等。如果要在經濟快速發展時保持收入分配和財富分配的平等，就更是只有公有制才能實現了。

假設價格水平沒有變化，平等的工資安排及公共資源的獲得可以用圖 1表示。在圖 1中，橫軸表示一個國家的產量。縱軸表示這個國家確定的價格水平和工資水平。首先，在一個國家還處于比較貧窮（產出為Q）的時候，這個國家可以規定平均水平為W的工資，以留下（P-W）Q 數量的產品作為積累。由于實行公有制，國家可以規定差別不大的工資。這樣，在沒有人能夠借助生產資料所有權得到利潤以及利率、租金率很低的條件下，大致平均的工資就可以保證收入的平等，進而保證財富的平等。其次，當這個國家比較富裕后（產出由Q上升到Q´），通過把平均工資水平從W提高到W´，留下（P-W´）Q´ 數量的產品作為積累，以適應減少了的投資需求。這樣，不僅保證經濟比較穩定，還能保證人民生活隨著經濟發展普遍穩定地得到提高（關于計劃經濟下的社會保障制度的優越性，參見馬杰、鄭秉文（2005）和朱玲（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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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   論

20世紀80年代，中國形成了一種社會主義也是商品經濟的共識，并在這種共識下進一步在90年代初形成了社會主義也可以是市場經濟的共識。然而，30多年的發展表明，中國經濟固然推動了經濟的商品化、市場化，但無論是經濟的快速發展、市場的有序和經濟發展中保持收入分配、財富分配的平等，都需要國家計劃。而且，這種國家計劃最好是事前的。而不是在經濟發展降速、出現紊亂或收入分配不平等后加以事后的補救。達到這些目標，并不需要太多的信息。因此，哈耶克提出的信息數量龐大、信息處理能力缺失等都不構成否定計劃經濟的理由。這就意味著我們必須承認，發展經濟需要一個事前的計劃。當我們承認發展經濟需要一個事前的計劃的時候，我們就必然得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然是、首先是計劃經濟的結論。

有了這個觀點，我們就可以明白，中國1949-1976時期所建立的計劃經濟是必然的，也是最優的。只不過，這個時候的計劃經濟有其特殊的特點，那就是它由國家計劃委員會來調配物資、資金（在這種計劃經濟里，不同企業之間也有產品交換，因此，它也是一種市場經濟。對此，也有學者加以論述。如向新、蘇少之（2002））。但這個特征并不是計劃經濟的本質特征。計劃經濟的本質特征是生產資料的公有制以及對宏觀經濟總量平衡的調控（宗獻，1959）和對收入分配的控制等。這些特征既為1949-1976年時期中國的計劃經濟所擁有，也應該為中國建立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之后的經濟所擁有。實際上，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應該是賦予全民所有制企業或國有企業以更多的自主權，而不是把它們私有化，或者用私有企業來取代它。

要實現經濟的計劃化，必須加強黨的領導。沒有黨的強有力領導，經濟計劃化就不可能實現（馬龍閃，2015；智效和，2005；任曉偉、趙啟，2005）。資本主義不可能有全局性的計劃（張賢務，1956；王夢華，1993；李福安，1987）。反過來，計劃經濟的衰落都與共產黨領導的弱化相聯系。由于這種計劃經濟允許商品、市場的存在，因此，它實際上是一種國家計劃與企業自主性相統一的“中庸”經濟。只有建立起這樣的經濟，才能實現真正的公共服務。而且，由于計劃不僅涉及市場、交換，而且涉及生產、分配和消費，還涉及上層建筑，因此，它涵蓋的范圍比市場要廣泛得多。這樣來看，實際上，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甚至構不成二元對立。所以，那種用市場經濟來反對計劃經濟的人應該閉嘴了。

有人說，現代信息技術為計劃經濟的實施提供了物質條件。其實，計劃經濟并不需要信息技術。只要有矛盾存在，就有計劃經濟的必要性。現代信息技術只是讓計劃經濟有了更好的物質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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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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