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現階段我國具體國情相結合的產物，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當代中國的具體實踐和運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還不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說的社會主義社會即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政治經濟學，因為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講的社會主義社會即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政治經濟學，其基本經濟特征是社會所有制、沒有商品和貨幣、按勞分配。按照馬克思的理論框架，我們今天所講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準確說是落后國家向共產主義第一階段過渡時期的政治經濟學。因此，在社會主義發展的現階段存在多種經濟成分和商品經濟，與馬克思所說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不存在多種經濟成分和商品貨幣關系，二者在邏輯上并不矛盾。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現階段我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深入認識、科學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對于堅持和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和共產主義的最高理想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我國現階段的具體實踐和運用
新中國的七十年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我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七十年，是我們黨不斷探索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規律的七十年。七十年探索的偉大成果之一，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現階段我國國情相結合的產物，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我國現階段的具體實踐和運用，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是一項前無古人的探索性事業，沒有多少現成的經驗可學。首先必須承認，20世紀的社會主義實踐取得了輝煌的歷史性成就。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在斯大林時期取得了不可磨滅的巨大成就：打敗了德國希特勒法西斯的進攻，僅用兩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就成為歐洲第一工業強國、世界第二工業強國。在斯大林時期逐步形成的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兩種公有制并存、計劃經濟和高度集中統一的社會主義建設模式，雖然在實踐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存在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社會主義制度基本特征論述的教條化理解、脫離生產力的發展水平、超階段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斯大林去世后，蘇聯開始逐步走上改革道路，但超階段建設社會主義的錯誤不僅長期沒有得到糾正，而且在改革中又發生了新的方向性錯誤，改革變成了轉向，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最終導致蘇共垮臺和蘇聯解體。新中國成立之初，雖然在探索中我們也走過彎路，但是很快就發現了問題，并一直在努力尋找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道路。我們黨從本國的具體國情出發，提出了“一化三改”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成地實現了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在建設社會主義時期，雖然我們也曾一度照搬蘇聯模式的做法，但毛澤東同志及時發現了問題，明確提出要“以蘇為鑒”。在吸取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1956年毛澤東同志提出社會主義建設需要處理好十大關系，1957年又提出要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是社會主義社會政治生活的主題。1958年，毛澤東同志明確提出保留和發展商品經濟的必要性，指出商品生產不能與資本主義混為一談。商品生產，要看它是同什么經濟制度相聯系，同資本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同社會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1]他還批評一些人急于消滅商品生產的“左”的錯誤思想，指出有些人大有消滅商品生產之勢，他們向往共產主義，一提商品生產就發愁，覺得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沒有分清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區別，不懂得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利用商品生產的作用的重要性。[2]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重新確立了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大開幕詞中明確提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3]四十多年來，隨著改革的不斷推進，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不斷深化，從公有制為主體、其他經濟成分為必要補充到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從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到計劃與市場相結合再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過不斷改革和探索，我們逐步確立起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實踐經驗并借鑒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基礎上，明確提出要努力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新中國七十年特別是改革開放四十年，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實踐探索的偉大成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既堅持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又符合我國現階段的基本國情，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現階段我國國情相結合的產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為經濟文化落后國家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第一階段）過渡提供了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是對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重要貢獻。
二、現實實踐中的社會主義還不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說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兩個詞大多數情況下是同義語。也就是說，他們所說的社會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二者在大多數情況下是沒有區別的。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處處把自己稱為共產主義者而不是社會主義者，把未來社會稱為共產主義社會而不是社會主義社會，把《共產黨宣言》稱為“共產主義者宣言”而不是“社會主義者宣言”，正如恩格斯在為《共產黨宣言》寫的《1888年英文版序言》和《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所說的那樣：“在1847年，所謂社會主義者是指兩種人。一方面是指各種空想主義體系的信徒，特別是英國的歐文派和法國的傅立葉派，這兩個派別當時都已經縮小成逐漸走向滅亡的純粹的宗派。另一方面是指形形色色的社會庸醫，他們想用各種萬應靈丹和各種補綴辦法來消除社會弊病而毫不傷及資本和利潤。這兩種人都是站在工人運動以外，寧愿向‘有教養的’階級尋求支持。……在1847年，社會主義意味著資產階級的運動，共產主義則意味著工人的運動。當時，社會主義，至少在大陸上，是上流社會的，而共產主義卻恰恰相反。”[4]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中，馬克思在批判無政府主義的社會主義、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空想的社會主義等各種社會主義流派以后，把自己的社會主義理論叫做革命的社會主義。自此以后，馬克思就把代替資本主義社會的未來社會，既稱作社會主義社會，又稱作共產主義社會，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兩個詞就基本上成為同義語。如，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恩格斯把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學說稱作“現代社會主義”或“科學社會主義”。馬克思在1875年的《哥達綱領批判》中，把未來社會劃分為兩個階段，即“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和“共產主義高級階段”。但馬克思和恩格斯并沒有把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叫做社會主義、把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叫做共產主義。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上，把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叫做社會主義、把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叫做共產主義，主要是從列寧開始的。不過，需要說明的是，列寧雖然改變了未來社會兩個階段的稱謂，但他并沒有改變馬克思對未來社會的看法。如，在1917年4月寫的《無產階級在我國革命中的任務》一文中，列寧指出：“人類從資本主義只能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即過渡到生產資料公有和按每個人的勞動量分配產品。我們黨看得更遠些：社會主義必然逐漸成長為共產主義，而在共產主義的旗幟上寫的是：‘各盡所能，按需分配’。”[5]在這里，列寧已經區分了按勞分配的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和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并把前者稱作“社會主義”，而把后者稱作“共產主義”。從這里不難看出，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在科學上是沒有任何差別的；而在列寧這里，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被分別指稱未來社會的兩個不同階段。不過還需要說明的是，列寧著作中的“社會主義”并非都是指“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共產主義”也并非都是指“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在許多情況下，列寧對這兩個詞的使用是比較靈活的，并無一定之規。對列寧筆下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只有結合上下文進行具體分析，才能做到科學理解和準確把握。馬克思所說的未來社會，是生產力得到充分發展、實行社會所有制（公有制）、沒有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沒有階級和國家的，而且其只有在世界范圍內才能實現。這些基本特征不是只有共產主義高級階段所獨有，而是包括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在內的整個未來社會的基本特征。因為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雖然區分了共產主義社會的兩個階段，并區分了兩個階段不同的分配方式，即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實行按勞分配、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實行按需分配，但他并沒有區分兩個階段的所有制。也就是說，在馬克思看來，在未來社會，不論是共產主義第一階段，還是共產主義高級階段，都是在生產力得到充分發展基礎上實行社會所有制，只是由于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社會財富的一切源泉尚未得到充分涌流，還不能保證滿足每個社會成員的需要，所以只能實行按勞分配；只有到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當社會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得到充分涌流，才能實行按需分配。馬克思對未來社會基本特征的預測是科學的，因為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從實現全人類徹底解放的高度來看問題。在他們看來，只有具備這些基本特征，全人類的解放才能實現；否則，如果不具備這些條件，所謂全人類的解放就只能是一句空話。馬克思對未來社會的預測之所以是科學的，也是因為他們對待未來社會的態度是科學的——他們只限于揭示未來社會的基本特征，而從來不對未來社會作詳細的具體描述。20世紀自斯大林以來現實實踐中的社會主義，都是生產力尚未得到充分發展的社會主義，都是仍然存在商品貨幣關系的社會主義，都是仍然存在階級和國家的社會主義，而且都是一國范圍內的社會主義。因此，現實實踐中的社會主義，離馬克思所說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還有相當遠的距離。按照馬克思的理論框架，現實實踐中的社會主義是仍然處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說的過渡時期一定階段的社會主義。長期以來，由于沒有說清楚現實實踐中的社會主義與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聯系與區別，甚至直接把現實實踐中的社會主義當成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造成許多理論混亂。其中一個后果是，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與現實實踐中的社會主義的相互否定：要么借口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來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性質，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說成是“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要么借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來否定馬克思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如，一種流行的說法是，“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是空想，因為他沒有預料到社會主義仍然存在商品經濟。”這是兩種典型的錯誤觀點。對于第一種觀點來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當然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么主義，因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等方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當然是社會主義。同時，也需要進一步說清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還不是馬克思所說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對于第二種觀點來說，現實實踐中的社會主義還不是馬克思所說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所以在現實實踐中的社會主義仍然存在多種經濟成分與商品經濟，與馬克思說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不存在多種經濟成分和商品經濟，二者并不矛盾。因為二者是社會主義發展的兩個不同階段。既不能拿馬克思的沒有商品經濟的社會主義來否定現實實踐中的社會主義發展商品經濟的必要性，也不能因為現實實踐中的社會主義仍然有必要發展商品經濟就否定馬克思社會主義理論的科學性。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包括第一階段和高級階段在內）是我們的奮斗目標，現實實踐中的社會主義是我們的具體行動。我們既要樹立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又要樹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要把二者統一起來、結合起來。
三、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特征
馬克思所說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即列寧所說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學，也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基本特征的科學預測，主要包括生產資料社會所有制、沒有商品貨幣關系、按勞分配等。馬克思所說的社會所有制也就是我們今天說的公有制，但其與現實社會主義實踐中的公有制不完全一樣。馬克思所說的社會所有制是指勞動者在全社會范圍內聯合起來對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在社會所有制的條件下，人與人在同生產資料的關系上已不存在任何區別，人人都是勞動者，人人又都是所有者，勞動者和所有者已經合二為一，再沒有通過對生產資料的占有不勞而獲地去剝削他人的現象存在了。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七篇“資本的積累過程”的最后，馬克思曾經提到未來社會的所有制問題。他指出：“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由于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之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6]關于這里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學術界有人解釋為私有制，我們認為，這種解釋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原意的。實際上，馬克思在這里是運用否定之否定來分析從小生產的私有制到資本主義私有制，再到未來社會的所有制的發展過程。在馬克思看來，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即小生產條件下的私有制，生產者本人直接運用自己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勞動者本人既是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同時又是勞動者，實現了生產資料與勞動的直接結合，所以生產者既沒有剝削他人，也沒有被他人剝削。這種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所有制被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消滅了，這是第一次否定。在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生產資料與勞動相分離，也就是說，生產資料的所有者依靠對生產資料的占有不參加勞動，而勞動者卻不占有任何生產資料，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即資本家正是依靠對生產資料的占有來剝削工人的勞動。在未來社會，全社會的勞動者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共同運用屬于集體的生產資料，共同勞動，也就是說，既沒有人不占有生產資料，也沒有人不參加勞動，這就仿佛又回到了小生產條件下“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狀態，即又恢復了生產資料與勞動的直接結合，從而避免了剝削。但這不是簡單的復歸，不是重新回到私有制，而是在更高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即公有制基礎上的復歸。這就是第二次否定，即否定之否定。從這里根本得不出馬克思認為未來社會的所有制是私有制的結論。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批評杜林的“經濟公社”模式，其實杜林并未主張搞私有制。杜林所說的“經濟公社”實際上類似于集體所有制，他設想在全國建立起無數個經濟公社，同時為了平衡各個經濟公社之間的利益再設立一個“全國性的商業組織”。即使如此，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對杜林進行了批評，指出“經濟公社”這種所謂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模式是企圖保留資本主義，因為在這種“經濟公社”模式下“人仍舊要服從于競爭”[7]。馬克思所說的社會所有制到目前為止尚未出現，因為其是以生產力的充分發展為前提的。沒有生產力的充分發展，社會所有制是不可能實現的。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所有制的實現都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不是單靠人為推動生產資料變革就能實現的。現實社會主義實踐中的公有制，無論是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并存，還是改革開放以后的公有制為主體，都還不是馬克思所說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公有制，即社會所有制。按照馬克思的理論框架，現實社會主義實踐中的公有制，實際上只是馬克思說的過渡時期的公有制。[8]馬克思所說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不存在商品貨幣關系，這決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于實行社會所有制的必然結果。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由于生產力的充分發展和社會所有制的實現，全社會的勞動者使用共同的生產資料、共同勞動生產的產品，當然也就不需要再經過迂回曲折的道路，通過價值的形式表現為商品，而是直接作為消費品供人們共同享用，這樣一來，商品貨幣關系就自然不復存在。代替商品經濟的，將是有計劃的產品經濟。正如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所說的那樣：“在一個集體的、以生產資料公有為基礎的社會中，生產者不交換自己的產品；用在產品上的勞動，在這里也不表現為這些產品的價值，不表現為這些產品所具有的某種物的屬性，因為這時，同資本主義社會相反，個人的勞動不再經過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為總勞動的組成部分存在著。”[9]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也明確指出：“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除。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10]馬克思曾經批判蒲魯東、杜林之流企圖永遠保留商品生產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觀。蒲魯東和杜林等人幻想存在不使資本主義介入的純粹的商品生產。他們既要永遠保留商品生產，又不想要資本主義剝削這個后果；既想保留資本主義的基礎，又想消除資本主義的弊端。這在馬克思看來是根本不可能的。馬克思指出：“說雇傭勞動的介入使商品生產變得不純，那就等于說，商品生產要保持純粹，它就不該發展。商品生產按自己本身內在的規律越是發展成為資本主義生產，商品生產的所有權規律也就越是轉變為資本主義的占有規律。”[11]馬克思無情地諷刺說：“蒲魯東把永恒的商品生產所有權規律同資本主義所有制對立起來，想以此來消滅資本主義所有制，對他的這種機智不能不感到驚訝！”[12]現實實踐中的社會主義仍然處在馬克思所說的過渡時期，所以在社會主義發展的現階段，仍然存在商品貨幣關系，這并不違背馬克思的理論邏輯。馬克思所說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實行按勞分配。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不僅劃分了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兩個階段，而且提出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實行按勞分配，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實行按需分配。之所以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還只能實行按勞分配，是因為在該階段雖然生產力已經得到充分發展，但社會財富的一切源泉尚未得到充分涌流，還做不到按需分配，而只能實行按勞分配。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把按勞分配比作“資產階級法權”，其實這里根本不存在什么資產階級，因為由于社會所有制的實行，階級和階級差別已經消失。馬克思這里的“資產階級法權”只是一種打比方的表達方式，其意思是說，即使是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也是一個從不成熟到逐步成熟的發展過程。與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的按需分配相比，由于每個勞動者的能力和家庭負擔不同，所以只能根據每個人提供的勞動量進行分配，還做不到按需分配，所以按勞分配必然導致實際存在的事實上的不平等。但是，如果與資本主義社會相比，與過去的剝削制度相比，按勞分配已經不存在任何剝削現象，這已經是一個很大的歷史進步，已經足夠平等了。只有到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隨著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當社會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得到充分涌流，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由于現實實踐中的社會主義還不是馬克思所說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還不具備完全實現馬克思所說的真正意義上的按勞分配的條件，因而只能實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
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落后國家向共產主義第一階段過渡時期的政治經濟學
自20世紀以來，現實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其實都不是馬克思所說的社會主義社會（即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政治經濟學。我們長期以來所講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其實并不是未來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政治經濟學，而是現階段的政治經濟學，如果按照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理論框架，也就是落后國家向馬克思所說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過渡時期的政治經濟學。從這個意義上說，無論是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還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學者編寫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材，或是最近幾年編寫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材，都不是馬克思所說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即列寧所說的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而是現階段的政治經濟學，即落后國家向共產主義第一階段過渡時期的政治經濟學。這個過渡時期就是馬克思和列寧所說的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過渡時期。列寧曾對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第一階段之間的過渡時期的必要性做過非常深刻的論述。他指出：“資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區別之一就在于：對于從封建制度中生長起來的資產階級革命來說，還在舊制度內部，新的經濟組織就逐漸形成起來，逐漸改變著封建社會的一切方面。資產階級革命面前只有一個任務，就是掃除、摒棄、破壞舊社會的一切桎梏。任何資產階級革命完成了這個任務，也就是完成它所應做的一切，即加強資本主義的發展。社會主義革命的情況卻完全不同。由于歷史進程的曲折而不得不開始社會主義革命的那個國家愈落后，它由舊的資本主義關系過渡到社會主義關系就愈困難。這里除破壞任務以外，還加上了一些空前困難的新任務，即組織任務。”[13]不僅如此，列寧還對這個過渡時期的經濟特點做過非常精辟的論述。他指出：“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兼有這兩種社會經濟結構的特點或特性。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是衰亡著的資本主義與生長著的共產主義彼此斗爭的時期，換句話說，就是已被打敗但還未被消滅的資本主義和已經誕生但還非常幼弱的共產主義彼此斗爭的時期。”[14]因此，在這個過渡時期，還不可能完全消滅私有制和商品貨幣關系，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因為是要向共產主義第一階段過渡，而不是如一些敵對勢力所希望的那樣，向資本主義過渡，所以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必須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我們要發展的市場經濟也只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不能是別的市場經濟。在過渡時期，在允許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充分發揮其積極作用的同時，必須對其采取嚴格的監督和管理措施，引導其健康發展。由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并非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政治經濟學，而是過渡時期的政治經濟學，所以，如前所述，在馬克思所說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不存在多種經濟成分和商品貨幣關系，與社會主義發展的現階段仍然存在多種經濟成分和商品貨幣關系，二者并不矛盾。因為這是社會主義發展的兩個不同階段。既不能借口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不存在多種經濟成分和商品經濟來否定現階段發展多種經濟成分和商品經濟的必要性，也不能因為現階段仍然有必要發展多種經濟成分和商品經濟就否定馬克思對未來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基本特征預測的科學性。過去一個時期，我們混淆了現實實踐中的社會主義與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關系，在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追求“一大二公”，在經濟體制方面過分強調計劃經濟，忽視了市場調節的作用，存在超階段建設社會主義的失誤。當然，社會主義事業是一項前無古人的探索性事業，出現失誤是難以完全避免的。改革開放后，我們黨確立了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把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與我國現階段的基本國情相結合，逐步確立起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即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所有制結構，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分配方面實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結構。改革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提高了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和我國的綜合國力。同時，在一部分人中間也出現了一種主張全盤私有化、全盤市場化的新自由主義思潮，妄圖把改革開放導向資本主義，對此必須引起高度警惕。正如黨中央一直強調的那樣，改革開放以來，始終存在兩種不同的改革觀。一種是社會主義的改革，認為改革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改革的對象是具體制度，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前提下對具體的體制機制進行改革，目的是為了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這是我們黨始終堅持的正確的改革觀。另一種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改革觀，目的不是為了通過改革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而是要改掉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走向資本主義。這種改革觀是我們黨始終堅決反對的。蘇共垮臺、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就是其錯誤改革觀主導的，即其所謂改革已不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而是徹頭徹尾的改向。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么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15]我們今天討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性質，要明確現實實踐中的社會主義并非馬克思所說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而只是從落后國家向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過渡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也并非馬克思說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政治經濟學，而是過渡時期的政治經濟學，我們要從實際出發，把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與現階段我國具體國情相結合，更好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其最終目的是為了過渡到共產主義。[1][2]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504-505，504.[3]鄧小平文選：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4.[5]列寧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78.[6][11][1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32，644，644.[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06.[8]智效和.“過渡時期的公有制”與“社會主義社會的公有制”[J].經濟縱橫，2009（4）.[9][1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63，671.[13]列寧全集：第 3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4.[14]列寧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63.[15]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22.（作者系南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作者授權發布，原刊于《經濟縱橫》2020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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