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1930.1.22~2021.8.1）】
【作者按】大家好！近作一篇，是批我剛過世不久的哈佛的老師余英時的。余氏言行，有悖民族大義，大義不可違，只好批了。龔忠武（2021-08-23）
2021年8月1日，余英時，一個海外華人耳熟能詳的學人時人名人，終于在睡夢中離世。今年歲在辛丑，故本文主標題謂之“辛丑”；之所以謂之“元年”，是因為余氏，以他的學術地位和社會聲望，算得上是繼胡適這個買辦學人開山祖師爺的最后一位衣缽繼承人。所以，他離世的2021辛丑這年，標志中國近現代最后一個海外華人買辦學人的時代正式結束，故謂之元年。為什么將余氏定性為一個“買辦學人”？買辦的本意是一個商人或企業家，除了經營自己的生意之外，還得小心翼翼地伺候洋老板，把洋老板的事辦好；在公開場合，只說洋老板的好，絕不說洋老板的壞，以討洋老板的歡心。這是商界的買辦，但也可推而適用于學術界。綜觀余氏一生的學術生涯，雖然主攻中學，但頗傾心西學，動輒引據西方的學術權威作為其論證的依據；謳歌西方民主自由人權的價值理念，視之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價值，是中國文明未來發展的方向。余氏的買辦性，淋漓盡致地展現在他非學術性的時論政論上，對歐美洋大人特別是對他歸化的美國洋大人，從來只是贊美，對他們一大堆的政治和社會問題，例如種族歧視、吸毒、歧視婦女視若無睹；對美國在世界各處發動戰爭的侵略行徑、支持親美獨裁政權如沙地等違反民主自由人權的行為，無不惜墨如金，絕不批評。成為鮮明對比的是，余氏對他的故國，卻動輒或以美麗的學術外衣包裝，或以民主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之名，不斷猛烈抨擊、丑化妖魔化，甚至不惜降格為一個江湖算命先生，預言中國正在“自掘墳墓”、“走向崩潰”等，為西方的“中國崩潰論”張目。如此這般，不一而足。余氏這樣賣命地抨擊故國中國，討好洋大人的言行，就是一種十足的學術買辦行徑，哪有一點嚴肅客觀公正的史學大師的風范？與他的買辦前輩祖師爺胡適一脈相承，可謂前后輝映！必須指出，余氏之享譽為史學大師、中國文化思想界之泰山北斗，固然有余氏學術成就作為支撐，但主要還是靠臺港海外華人的自由主義學者、以及海外民運分子在政治上大力吹捧宣揚；特別是，后者亡命海外，亟需找個思想和精神靠山，抱團取暖，以圖適存；于是遂推崇余氏為民主導師、中國民主自由人權的斗士、反共的急先鋒等；于是，余氏聲名，超越華人學術界，而在華人社會鵲起，大有譽滿天下之概；于是，洋大人也趁機炒作，遂對一個傾心向化的著名華裔學人如余氏者，如獲至寶，呵護備至，授以各種學術榮銜，以便將余氏塑造為海外華人民主自由人權的偶像、燈塔！然而，貶之者則譏諷抨擊余氏為一個言行不符、沽名釣譽的偽君子；一個數典忘祖、充當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的打手、買辦學人；一個甘當臺獨港獨的吹鼓手、導師、教父的民族罪人。簡言之，海外華人對余氏的歷史功過評說呈現兩極化，褒貶不一；由此足證，余氏是一個充滿矛盾爭議、人格分裂的華裔學人，雖然現在離世了，但“棺蓋而論未定”。作者因緣際會，有幸與余氏相識。1966年秋，他從密西根大學轉聘來哈佛為患嚴重精神病的楊聯陞教授代課，而我則從臺大轉來哈佛為費正清麾下的一名研究生。所以，這時我們都先后站在人生的起跑點上，余氏為他的學術事業打拼，而我則剛入道，為自己的學業打拼。我們這時都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雖然起跑點不同，但都還有選擇的余地。這時我們除了師生關系之外，平常接觸最多的地方，就是周末到他家打牙祭，和每個周末圍棋俱樂部的棋會。余氏是棋社的常客，所以私下互動的機會就多了不少。這時1968-1969年，他只是個哈佛代課的助理教授，在哈佛的去留成了他最大的心理壓力。一度情緒十分消沉，香煙不離手，借煙消愁，有時我們下到凌晨來消磨時間。他不諱言，行至未定，可能會回到香港教書。之后的1969年9月，在我考博士生資格口試時，他是我的三位口試委員之一，考我的中國通史（另兩位是近代史的費正清、歐洲近代思想史的Stuart Hughes）。當余英時考我時，記得他問我，能不能簡單地概括宋代理學家的治學精神要旨。我就用他平時對我講過并討論過多次的六字訣心得“尊德性，道問學”（honor one’s virtuous nature and follows the path of inquiry and study）作答（1990年代初，當我開車先后帶李慎之、李澤厚、龐樸去耶魯拜訪他時，他又分別向三人提及他這個治宋明理學的一家之言），并且沿著陸王內向超越inward transcendental的思路，加以發揮。心中暗想，這是余氏在暗中“保駕護航”呀。我的回答，令費正清大為滿意。所以最后，當費自己考我的中國近代史時，只是形式上走過場就讓我順利過關了。全程不到半個小時。余英時暗中“護駕”之功不可沒也！所以，也可算是我的恩師之一吧！此后，我就進入了寬松的撰寫論文階段了。我主攻中國近現代思想史，論文的指導教授是費正清John K. Fairbank、施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和孔飛力Philip A. Kuhn.。余氏教授中國通史，所以學業上從此同他再無關系。然而風云突變，1969-1970年之交，是海外留學生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年：爆發了保衛釣魚臺列嶼的愛國運動。余氏這時似乎已經下了決心，決定留在美國打拼他的學術生涯，爭取進入美國學術界的主流了；因為我發現他在哈佛校園里老跟著費正清后面，做說服反戰學生的工作。心想這不是在向洋老板費正清表忠心么？余氏是個圍棋高手，我們閑聊時他曾對我說，棋如人生，他現在正在為他今后的人生、學術生涯，下一盤大棋。而我這時已經全心投入釣運愛國活動。運動初期，余氏曾經多次把我叫到他的研究室，再三提醒勸說我其實更是在警告我搞保釣的嚴重后果，會賠掉我的學術生涯。但是，這時我已經走上了不歸路，決定賭上我的學術生涯了。后來事實證明，我的確如余氏警告的，賠上了我體制內的學術生涯，這本來是當初意料之中的事。我之所以走上這條不歸路，主要是因為我在哈佛這幾年閱讀了大量關于古今中國歷史文化思想的中英文著作，讓我得出的結論是：西方中心的史觀、價值理念，以及歐美的中國學對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所設定的前提、假設、結論，與實際的中國近現代史格格不入，所以不自覺地逐漸走上了批判費正清學派的道路。而余氏這時則專心撰寫關于中國傳統的歷史文化思想的論著。于是我們從此分道揚鑣，從亦師亦友，變成論敵，后來成了政敵。但并非交惡，只是政見不同，立場各異，已無共同語言，從此再無私下來往。質言之，我們之間的分歧，主要是大是大非的立場和觀點的問題，與私交無關。釣運促使我認同新中國，加入其現代化進程，遂將論文暫時放在一邊。除了經常參加和推動釣運的愛國活動之外，另外從事的一個重要的學術活動，就是與我哈佛的美國反戰同學，共同撰寫一本批判哈佛學派的大書（《中國的不斷革命——1840年至今》China’s Uninterrupted Revolution—From 1840 to the Present，1975年由紐約的Pantheon Books出版）。反觀余氏，此時正值中壯年，精力充沛，為了打入美國學術界主流而拼命著書立說，揚名立萬。此后的數十年（1970年起），余氏站在他的老師錢穆、唐君毅、楊聯陞等前輩學人的肩膀上，充分利用優渥的待遇，以及哈佛、耶魯、普林士頓大量的中文書刊資料，熟練地融匯中西的治學方法，考據與分析并重，價值理念與史實兼顧，撰寫了多達60多種的中國歷史文化思想著作，論文也多達500多篇，可謂著作等身。這里不是詳細評論余氏學術論著的地方，僅舉其具有代表性的中文論著以概其余：《歷史與思想》、《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士與中國文化》、《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史學與傳統》、《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漢代貿易與擴張》、《朱熹的歷史世界》、《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人文與理性的中國》、《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余英時回憶錄》……等。平心而論，余氏作為一個學者，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確用功很勤很深很專。余氏博采西方的先進學術成果，例如卡爾·賈斯帕（斯）Karl T. Jaspers的“軸心時代”觀念、西方的反智論、韋伯的宗教倫理觀、歷史心理學等，在他深厚的中國歷史文化思想學養的基礎上，系統地梳理了自先秦至明清數千年來的中國歷史文化思想史，堪稱巨構；其中的確提出了一些大問題，有助于開拓文化思想研究領域的新視野。所以，對于余氏，就學術成就而言，應當就事論事，不能以人廢言，而應將他的政治與學術分開對待：政治上是個買辦，學術上確有發人所未發的一家之言insights, vision，有利于促進中國歷史文化思想之研究。著作等身的余氏，除了將他送上大師的殿堂之外，還積累了豐碩的政治資本；余氏從此自以為獲得了可以對任何問題發言的資格，以及言責的豁免權；他沉浸在洋大人和海外中國自由主義者、胡適的徒子徒孫掀起的余英時熱潮中，忘乎所以，還真認為自己是個“族寶”（不能說國寶，因為余氏已是美國人了），一旦少了他的禮贊，中華民族的文化前景將黯然無光了；抑有進者，國際級學術大師的桂冠榮銜，使他可以按情況需要，隨時變換血緣的中國人和美國公民的雙重身份，公開地就兩岸三地中國人的家務事，毫無忌憚地放言論政問政。這時的余氏，真是大有孔老夫子“從心所欲”的暢快感；但孔老夫子卻畫了紅線，不敢“逾矩”，然而成為大師的“余夫子”，卻從心所欲地隨意跨越紅線，對他的言論自由無矩可限；對他有約束力的只有他的良心，然而他已經是香蕉心了，二心了，他的母國拿他一點辦法也沒有，何況那里的文化學術界還有不乏余氏的自由主義粉絲。于此可見，余氏真是個十分復雜、充滿矛盾、善惡是非混淆、政治學術糾結的一代買辦學人！余氏的走紅變熱，固然有其個人的因素，例如他深厚扎實的國學根底，他完備的中西學訓練，他敏銳的觀察力，他勤奮筆耕的毅力等，都是他功成名就的主觀因素；當然，還有海外華人社會由來已久的反共大氣候。但令其成名的國際時代大背景，更不容忽視。中國學的興起，主要是美國在所謂的1949年“失掉中國”、1953年朝鮮戰爭失敗之后，為了應對中國的崛起而在西方應時興起的一門后起之秀的學問。美國中國學主要的開創人、我的指導教授費正清說的很明白，就是要應對中國的崛起；為此目的，就要知己知彼，要研究你的對手，所以在哈佛開創了中國學。于是在美國朝野一致的共識下，各個大學紛紛繼哈佛之后也相繼設立了中國研究中心，從而為流亡海外的“民國遺民”如余氏等之中國學者提供了體面的就業機會。往正面說，是中西文化的使者；往消極面說，不過是洋大人的一部中文活字典；再往負面地說，不過是中美文明對抗的一個文化工具，中美政治大博弈中美國龐大戰略機器中的一顆螺絲釘。在人家的屋檐下不得不服從洋大人的意志，為美國維護霸權、反共反華的大戰略服務。這就是，在美華裔中國文史學人命定的悲劇人生！所以，中國學在各美國大學中從昔日一個被忽視的附庸地位，逐步贏得與歐美歷史學相對平等的地位，不再敬陪末座。因此，中國學也隨中國國力的日益強大而水漲船高，在大學里也一樣設立了教授、講座教授、大學榮譽講座教授university chair professor的榮銜。特別是，改革開放這些年，中國一面倒地向西方取經搞活經濟，派出大量留學生到歐美取經，惟歐美學位是尚。余氏這個假洋人，因緣際會，身受其惠，大受國內自由主義者的吹捧，一時成了時代的寵兒。但余氏從不認為這是拜中國崛起或改革開放之賜，而是美國學術界對他學術成就的認可。但是，作為一個當代的學者，余氏該不會健忘，比他名氣地位大得多的胡適之，當年在蔣介石失掉大陸后的遭遇吧？那時落魄的胡適，真是如“喪家之犬”，一副乞食之態，在哥大要靠申請研究項目的經費糊口過活。后來縱令來到了余氏晚年擁有“大學榮譽教授”榮銜的普林斯頓大學時，也只能當個圖書館館長，不能授課。這不擺明余氏在哈佛、耶魯、普林士頓的教授、講座教授、大學榮譽教授的職銜，不是完全靠他的學術成就贏得來的嗎？他的學術聲望，特別是他的英文造詣，真的比胡適高明嗎？余氏是個深諳人情世故的聰明人，對這個問題的答案當然一清二楚，只是難以啟齒而已。可以保守地說，余氏主要是靠他的中文著作而非英文著作，獲得國際史學大師的榮銜。就這一點而言，在近現代的國際學術界是破天荒的首次，所以也有其正面意義，表明中文作為學術語言，已獲得國際學術界的認可。他成名立萬的論著，既然都是用中文寫的，試問西方有幾個研究中國學、漢學的學者專家，或許除了屈指可數的洋專家學者之外，能夠耐心地看懂看完他所寫的幾十本的中文論著和他數百篇的專論。就連費正清和施華慈這樣美國中國學的領軍人物，也難辦到，遑論其余？所以，可以想象，余氏首先是被華裔學者熱捧的，例如美國國會圖書館的華裔王冀，之后才引起國際的漢學界和中國學界洋大人的注意垂青，然后才加以刻意呵護，把他推上所謂的“享譽國際史學大師”的寶座，授予他美國哲學會院士、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等，然后臺灣順勢授予“唐獎”，將他塑造為華人追求西方自由民主人權價值觀的偶像、燈塔。這是美國洋大人在世界各地慣用的統戰伎倆，現在用到了余氏身上！一個洋大人對余氏所知不深的顯明例子，就是他在1993年競選美國亞洲學會副會長一職時，竟然敗在他的后輩，賓州大學的一個剛出道不久的后輩、日裔女教授羅友枝（Evelyn Sakakida榊田Rawski）的手下！余氏這位史學大師，真是情何以堪！反觀另一位華裔史學大師的何炳棣教授，他當上這個會長卻是洋大人在何氏謙讓之下的一致公推而“黃袍加身”。何余二氏一成一敗的主要原因，就是余氏沒有像何氏一樣，寫過在西方讓他成名立萬的相當數量的英文論著。于此可見，洋大人起初對余氏的學術成就所知不多，但通過臺港華人學術界的推崇而加深了對余氏的認識，發現他的利用價值，從而刻意呵護，授予各種國際學術榮銜。洋大人心想，將這個如此虔誠向化的、具有高學術造詣的華裔學人如余氏者，視為自己的族類，讓他戴上國際學術桂冠，可以更好地為西方文明在東方大國大唱贊歌，不斷地為他的母國制造麻煩，比自己出手有力得多，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為！但就學術論學術而言，學術論著無論多么客觀超然，都無可避免地有其一定的立場、觀點，余氏的論著當然也不例外。就本文的主旨而言，可得而言之的有下列幾點：首先是余氏論著，擺明要以資本主義的唯心史觀，向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史觀挑戰，其路徑是從文化思想的價值理念為切入點，然后以其研究成果，否定批判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史觀；二是歷史的發展本是多種力量綜合互動的結果，余氏原則上對此也無異議，但實際上則在梳理中國歷史文化思想時，只突出文化思想也即意識形態這個單一的維度，漠視其他更基本的動力，例如生產力、科技、國際地緣政治等因素；三是同胡適一樣，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規律historical law論，認為歷史中根本沒有什么規律可言，都是人的自由意志決定的，因而充滿不確定性。余氏因而一再抨擊斯大林的五個歷史階段論是錯誤的，資本主義將萬古長青；四是突出社會上層也即余氏所謂的“士人”、知識人的歷史能動作用，忽視社會基層廣大勞動者的生存狀況、利益及其對歷史的能動作用；五是動輒以西方中心觀的“民主自由人權價值”的普世性，為其時論政論的準繩，忽視也是源自西方的社會主義的正義、平等、人道主義等更為高大尚的價值理念；六是余氏根據美國版的民主自由人權，攻擊韃伐新中國的人民民主的政體為集權暴政。實則社會主義新中國，已經將源自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的價值理念，按照中國國情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將之中國化為毛澤東主義，例如新中國的國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議會是“人民代表大會”（人大），其中的“人民”就是包括社會各個階級的廣泛的中國式的協商式民主，遠比美國單一的資產階級專政的民主更為先進、更為民主；“共和”就是公天下，還政于民，反對獨裁專制；七是余氏強調中西文明的會通性、同一性，忽視其內在的矛盾性、對抗性；也即相對于中國王道的仁性、和諧的文明價值觀，忽視西方霸道文明的強制性、壓迫性、侵略性；八是環顧當今世界的民主政治形勢，在廣大第三世界國家推行西方版美國版民主的國家，無一不陷入貪污橫行、政局混亂、社會動蕩的不安之中。東方走美國路線的日、韓、臺灣等地，也不例外。但最有代表性和說服力的例子，就是中東。美國自2001年老小布什總統以來的歷屆政府都以反恐名義，在中東以暴力推銷美國版的民主自由人權（實際上是垂涎中東的石油資源，美國副總統哈里斯Kamala Harris公開承認），不是成效不彰，就是以失敗告終。正在上演的一幕反美國版民主政治的活劇就是阿富汗。拜登政府宣布自阿富汗撤軍，親美的民主政權竟神速地崩解，神權的塔利班重新返回喀布爾執政，與余氏所謂的普世的美國版民主告別，改而成立“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以致美國在阿國二十年來所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化為泡影，美國版的中東民主夢徹底破滅！余氏高唱的民主普世價值在阿富汗，轉眼間成了末世價值！另一個顯著的例子，就是全世界正在進行的一場人類歷史上空前嚴峻的對抗肆虐世人的新冠肺炎的人天戰爭。中國這一年多以來在這場戰疫中，取得近乎清零的驕人成績；于此足證中國“生命至上、人命至上”的仁道主義戰疫指導思想和“人民民主”的治理模式，是戰疫的最佳模式，而歐美奉行余氏所謂的普世價值的民主自由人權的民主國家，至今無一不仍然深陷新冠泥沼，又加上德爾塔delta變種病毒，更是雪上加霜！這些都是余氏在世時發生的例子，是天意在在昭示歐美版的“民主”不是什么普世價值，而是末世價值；一言以蔽之，余氏熱衷的民主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是與現實脫節的紙上談兵，是象牙塔里食洋不化的書生如余氏者的孤芳自賞，與日新月異的世界潮流背道而馳。由此也足證，余氏已是一個過氣的買辦學人！余氏即使不自然死亡，也必將淹沒在滔滔的歷史的洪流之中！
八、軸心時代孔子的另一重大突破
順便指出，關于余氏引自賈斯帕的軸心（時代）突破Axial （time）breakthrough的概念，這里有一點重要的補充說明；就是余氏指出在天人之際的關系中，古代的士取代了巫的中介地位，并且強調孔子為中國文化確立了人而非神的能動性、主宰性，也即從神的世界轉型為人間世，從來世轉型為此世，也即轉向人文的仁性文明，從而有別于希伯來、希臘、印度等古文明的理性文明和神性文明。此言不虛，但余氏卻未提到的是，孔子另一個重大的貢獻，就是從宏觀大歷史的維度來審視，在軸心時代，孔子還為中國文明完成了從獸性、神性時代到人性時代漫長的過渡階段；之前，奴隸受的是獸的待遇，不是人的待遇。自孔子倡導仁者人也的價值觀之后，奴隸被賦予人的待遇，這是孔子的劃時代的重大貢獻；此外，還為中國文明確立了“仁”的終極價值和目標，從而也為士的階層確立了仁的世界觀、人生觀和終極追求。例如，子曰仁以為己任，任重而道遠；仁者先人后己，推己及人。反觀古希臘文明的海洋商業霸道文明，則是先己后人，唯利是圖，與中國大陸型農耕文明的王道的仁性價值觀正好與之相反。于此可見，中西文明終極價值之差異，何其巨大！
九、士人與中國人文精神與時俱進
由是以觀，在古代體現仁的價值追求的，固然是余氏指出的知識階層的士人，然而時移世易，到了今天的工業化社會，社會層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而體現仁的終極價值的不再是知識人的士，而是具有“為民（廣大勞動人民）服務”的堅定政治信念的黨員同志，他們成了新時代的社會領導階層，取代了余氏所謂的古代士的角色，也取代了西方自由民主人權價值的精英階層elitists；這個“黨員同志”的社會新領導階層，不僅是知識人，還是具有堅定政治信念的活動家，社會人、政治人，知行合一，將知識與行動結合，將理論與實踐統一，遠遠超越了余氏的士的格局和價值觀。細而言之，余氏想以所謂傳統的道統挑戰中共的政統，是嚴重的概念誤用濫用 seriously abused。蓋中共作為一個政黨，其黨員同志，奉行公、均的價值理念，志在天下，其職志是從事經世濟民、扶弱濟傾、讓天下的窮人翻身的仁人事業；是宋儒張載為士人規定的仁者四為（為天地立[仁]心、為生民立[請]命、為往圣繼絕學[王道]、為萬世開太平[大同]）職志的繼承者和發揚者，也是孫中山仁道民生主義的繼承者和發揚者，從而將道統和政統辯證地合而為一。余氏說，中共第一代的領導人，沒有深入研究，比附傅會傳統的“公、均”價值理念，以致鑄成余氏認為出了的“今日”這個共產中國之“大錯”。余氏之言差矣！中共第一代領導人、理論家、思想家，李大釗、陳獨秀、魯迅、李達等，是在五四時期同（廣義的）儒家的林紓、辜鴻銘、梅光迪等和自由主義的胡適等的激烈思想交鋒中，脫穎而出的，怎能說是傅會比附？質言之，中共以馬列主義的公天下的人生觀、世界觀、歷史觀，提升了中國傳統士人的仁德和忠于人民利益的天下境界，從而消解了中國政治文化中道統和政統的矛盾。于此可見，余氏落后于時代潮流，依然在故紙堆里、洋水里討生活，通古而不知今，成了一個活書蟲，西方價值理念的傳聲筒、活鸚鵡！像余氏這樣的文人學者，在中國近現代史上，不乏前例，例如康梁、嚴復、王國維等思想家史家學者，不是也曾是時代的驕子，領過時代的風騷么？然而轉瞬間落后于時代，成為保守過氣的歷史人物！抑有進者，余氏對中國大陸近年來興起的新一輪的文化熱，掀起的學習中國詩詞、歷史文化的健康的新文風學風，逐漸取代了改開期間唯洋是尚的不良學風文風的積極進取的新文化熱潮，視若無睹。猶憶一個家喻戶曉的女乒乓球大國手退役以后，硬要趕西化的時髦，到英國的劍橋大學拿個經濟學博士學位！姑且不論，這個經濟學博士是否貨真價實，但作為國人偶像的一個運動員，將個人的利益凌駕于國家尊嚴之上，此風不可長！一向貶低洋學位的東鄰的日本人，絕不會干這種事！但任何事都是有是有非，改開期間的留學熱潮，卻無意中在一向驕橫的、持有西方中心觀的洋大人心理上，起到了一種驕兵的效果；他們心想，“你看中國人現在不是還在拜我們為師嗎？什么中國崛起，那都是鬼話！”。所以，就睡起大覺來了！拿破侖曾言，中國是頭沉睡的獅子，現在輪到西方人麻痹了，睡大覺了！兵家言，驕兵必敗，此之謂也！回到正題。令人欣慰的是，這股曾經因一時的經濟掛帥的權宜之計而盛吹華夏大地的歪風邪氣，終于隨著中歐關系緊張、中美激烈的大國博弈、中國國力的全面提升，而正在消退！當今的中國，正在新時代領導核心的強勢領導下，與時俱進，繼續開放引進世界健康的價值理念，將中國傳統的價值理念，賦予新的時代內容。余氏說，現在的新中國，背叛了他所信奉的中國文化傳統的終極價值理念，讓他不認得了。這話，真是不知從何說起？世界在變，中國在變，在前進，而余氏卻依然“巍然不動”，仍舊活在冷戰時代的夕陽殘輝里！可惜，余氏天不假年，只見到這股方興未艾的新思潮的開端，再也看不見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突飛猛晉，中華文化不斷推陳出新的美好前景！由上以觀，余氏閉門造車的歷史知識，經不起事實的考驗。他擅長古史，而弱于今史，然而余氏卻以他史學大師之名常愛談古論今。余氏對他的故國的近現代中國的解讀，似是而實非，以致為賢者諱的余粉，善意地說他是“誤判誤讀”；實則是，因為他帶著有反共反華反毛的深度買辦有色眼鏡有意“誤判誤讀”造成的。例如他假借文明的會通性、和諧性，反對暴力為由，為西方在中國的侵略罪行開脫。余氏對中國近現代史的涉獵遠不如中國古代史，竟然罔顧歷史事實地說，西方列強來華的目的只是要做生意，你讓他做不就沒事了；但他忘了英國人是來硬要賣害人的萬惡的鴉片，中國不讓，他就以堅甲利兵的暴力相向。難道中國面對這樣涉及中國主權和人民福祉的大是大非的問題也該屈從、大開方便之門嗎？然后洋大人繼之以割地賠款，侵奪利權、劃分勢力范圍、焚燒萬園之園的圓明園，燒殺搶奪無所不為，帝國主義的罪惡行徑，真是罄竹難書！這可是中國的一個小學生都知道的國恥常識呀，現在一個史學大師如余氏者，竟然都被他輕描淡寫地開脫了！還有令余氏十分尷尬的層出不窮的教案。這主要是由于西方傳教士同余氏所維護的士紳階層爭奪在地方鄉社中的領導地位而掀起的。難道這不也是一種文化侵略嗎？但最令人大惑不解的是，余氏，一個曾經在香港生活過的學者，竟然說，香港在英國統治后就有自由。難道他忘了，當孫中山在香港從事革命活動時，港英政府在清政府壓力下，將之驅逐出境的史例嗎？難道他忘了，他的恩師錢穆，也曾遭到港英殖民主義的迫害嗎？還有，就是港英政府以中文大學的名義決定將錢穆艱辛創辦的新亞書院合并，責令由時為中文大學副校長的余氏執行；為了討洋大人的歡心，余氏背叛師門，忠實地執行港英的政策。由此，余氏背上了欺師滅祖的罪名！這不是學術買辦的行徑，還有什么才是學術買辦的行徑？余氏的這些違背常理的乖言亂行，難道還不足以坐實余氏是個百般討好洋大人的學術大買辦？此外，余氏解讀中日現代化進程的言論，更是匪夷所思。他竟然說什么，日本處理與西方的關系比中國高明，所以日本成了東亞的大國強國，中國成了東亞的弱國窮國。關于這一點，由于余氏已經站在西方洋大人這一邊，腦子里滿是他念茲在茲的人文關懷，所以完全忽視西方帝國主義地緣政治的戰略考量，例如英美在東方的外交大戰略，就是要全力扶植這個蕞爾島國日本，以牽制對抗中俄兩大帝國。例如在1904年的日俄戰爭之前，英國同日本已于1902年締結了英日同盟；并在戰爭期間，按照盟約，出手削弱耗損沙俄波羅的海艦隊的戰力，阻滯其前往遠東戰場，以致在艦隊到達日本海時已是強弩之末，被日本輕易擊敗，從而協助日本在日俄戰爭中擊敗沙俄，取得勝利。此后英國還在經貿等方面，大力扶持日本的工業化進程，所以日本在東亞和世界之迅速崛起，英國功不可沒；與此相反，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列強，處處壓制阻滯中國的現代化進程。這恐怕只是強調民主人權普世價值在歷史上的作用力的余氏，想象不到的吧？或者有意視而不見的吧？余氏這類歷史政治化的例子，不勝枚舉，但非本文主題，到此為止。必須承認，客觀地說，余氏是一個畢生致力于史學研究、學貫中西的史學大家。但史學家也有是個什么樣的史學家的問題。何炳棣就是個具有“史心傲骨”的史學家。余氏師承的史學大師錢穆，他對史學家的要求，除了史才、史學、史識、史德之外、尤重一個史學家的“史心”；當然，錢穆講的“史心”是指歷史人物伯夷叔齊之類高潔之士的“史心”；但也可推而適用于歷史學家，一個具有“史心”的史學家，他必然是個志在天下，胸懷黎民蒼生、經世濟民的高大尚的高潔之士；一言以蔽之，即一個高揚張載的“四為”之士。蓋中國文化的經史中的史，記載的都是體現經學價值觀的歷史人物，而經學標舉的終極價值就是“仁（義）”，不是余氏熱衷的什么外來的“民主自由人權”。中國政治文化向來推崇“以德服人者王，以力服人者霸”的理念；是以余氏反對暴力，不認可以力服人，契合中國王道精神；然而反觀西方歷史，他們的民主與暴力是個分不開的同一塊錢幣；遠的如希臘，就是個民主帝國；近的就是美國，是個典型的民主帝國，是個“以力服人”而非“以德服人”的典范，與中國文明背道而馳；君不見，在美國短短的245年歷史中，只有25年沒有發動過戰爭；就是現在還在全世界設有200多個軍事基地，還在以民主衛道士之名，到處煽風點火，所以是一個典型的嗜血的民主帝國。這是就對外而言，對內則是歧視少數民族，自立國以來，一直壓迫印第安人和黑人，甚至屠族，已是美國的痼疾，難道這就是余氏心儀的“民主自由人權”的國度嗎？然而，余氏，作為一個歸化的香蕉人，對嗜血的美國民主的罪惡的一面，從不形諸文字，加以抨擊；反而對他的故國，一個建國以來從未主動發動過一次對外戰爭的故國，卻老愛指手畫腳，極盡丑化之能事。余氏，作為一個大師級的史學家的“史心”何在？說他害了二心的人格分裂癥，說他欺世盜名，說他是個軟骨的偽君子，說他是個買辦學人，難道冤枉他嗎？令人惋惜的是，余氏數十年來辛勤筆耕取得的學術成就，竟成為他業余從事反共反華反毛的政治資本；如本文開頭所以言，他下了一個十分復雜、詭異、矛盾的人生棋局！他說政治是他“遙遠的興趣”；是的，余氏沒有像胡適一樣參政，但卻以一個著名華裔學者的身份，借言論自由之名對兩岸三地的中國家務事“問政”、“論政”，指手畫腳；高舉民主自由人權大旗，為臺獨、港獨（例如其頭子黎智英）分子背書、出招、鼓氣；并與主張肢解中國的反華反共分子余杰等異議分子和港獨頭面人物羅冠聰等，過從甚密，沆瀣一氣，甘愿成為民族罪人。雖然余氏法理上是個美籍華人，但血脈上，畢竟還是個炎黃子孫，謂之“民族罪人”并無不妥。作為一個所謂學貫古今中外的中國文化史家，應當知道中國政治文化的終極追求，無論百家中的哪一家，無一不歌頌國家民族的統一。孟子曰惟仁者能一之，這個一，就是一統國家；這是中國政治文化的的終極追求，是百家的共識；分裂是異態，統一才是正態；流淌著炎黃血脈的華人文史學者，如果不懷有二心，都應該理解、進而支持新下列中國施政的優先程序（國事日程）：當務之急是，爭取國家民族之自由獨立平等，然后是階級的自由平等，最后才是個人的民主自由人權；其次是勒緊褲腰帶，埋頭苦干實干巧干，追趕西方先進國家，鞏固國防建設，改善提高人民生活；然后是收回臺港澳，實現國家民族的大統一。至于少數搖筆桿子的文人的言論出版自由，理應是不急之務，只能敬陪末座。然而，余氏卻有意搞亂國家施政的先后次序，挾其史學大師之名，高舉民主自由人權普世價值的大旗，反其道而行，以言亂政；更令人遺憾的是，余氏竟然公開地為分裂國家民族的臺獨、港獨張目，大敲邊鼓助威。這些年來兩岸三地發生的政治風潮，他無一不與，從大陸的6.4，到香港的反中、反送中、臺灣的太陽花等運動等，他都以“不做順民”為理，慫恿蠱惑入世不深的青年學生，暴力抗拒中國統一的進程，破壞神圣的民族統一大業。是可忍，孰不可忍？
十三、違心之論
但最令人乖異的是，余氏的反共反華反毛的言行，一反一個嚴謹學者治學的態度，竟然到了口不擇言的歇斯底里亞hysterical情緒化的荒謬地步；在公開場合，發表一些莫名其妙的、幾近潑婦罵街的反共反華反毛言論。哪有一點史學大師的樣子！例如，1990年代中期，在洛杉磯一次親臺灣政權的華人集會上，指斥中共政權的成立是中國人空前的莫大的恥辱（大意）；又說過，中共的勝利是靠暴力得來的，遲早必然崩潰；又說過，中國“在自掘墳墓”，世界對其不滿已經到了“臨界點”，等等。余氏這類丑化妖魔化中共的言辭，當然沒有讓這么多年來苦心扶持、誠心歸化的余氏的洋大人失望，暗地里鼓掌叫好！但或許也會懷疑，中國文化怎么會生出這樣一個數典忘祖的史學大師！饒有趣味的一個插曲是，余氏批評費正清之類的中國通，不懂中國，所以對中共的預測，沒有一次是對的。反觀余氏，難道他唱衰中國的預言，何曾有一次成真了的？原來余氏同他的洋大人費正清，本就是一丘之貉么！人家問他為什么他唱衰中共的預言老是出錯，他無奈地說，這是歷史的潮流啊！或者說，中國人民大眾被中共洗腦了！用這類不著邊際的話搪塞，絲毫沒有一點學者應有的反思自責之心！最足以說明問題的例子就是，1978年，他作為美國一個訪問團的顧問訪問大陸兩個星期之久。事后人家問他的感想，他說所到之處都是事先安排好的，看不到真正的中國現狀。這固然有部分事實，但絕非全部，美國邀人來參觀時，不也讓人參觀美國好的東西嗎？問題是，他這兩個星期耳聞目睹的中國，難道同他青少年時代親歷的五毒（貧窮、愚昧、貪污、疾病、擾亂）俱全、帝國主義橫行、民不聊生、路有凍死骨的苦難貧弱中國一樣，沒有一點讓值得他稱道的進步么？就連同余氏一樣醉心西方民主的已故狂人李敖，在2005年回大陸參觀訪問后，也不得不承認他親眼目睹的新中國，同他記憶中的舊中國相比，已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只要是個良知未泯的人，都應該會有這種認知，但史學大師余氏沒有，在他眼里的、已經發生天翻地覆變化的新中國，仍然是黑暗一片，甚至退步到連舊中國都不如。講到舊中國，余氏竟然為國民黨統治時代的舊中國開脫說。他說，在1937抗戰開始那一年他七歲返鄉起避難的這段歲月里，在安徽潛山縣的鄉下沒有看到過地主壓迫農民的事，只見到中共新四軍殺人、迫害鄉親的事。真是閉著眼睛說瞎話！十足的違心之論！作者是1937年在余氏家鄉安徽潛山的鄰縣滁縣出生，小余氏七歲，然后一直住到1946年。然而在我幼年的時候，我耳聞目睹的與余氏截然相反；小時候聽到老人在閑談中談到中共土改的事，流露出渴望分田的夢早日到來。當然，我家是個世代務農的自由農，生活在社會底層，終年辛勞勉強自給自足，而余家則是個大地主，生活在社會的上層。所以，余氏同我對中國社會的觀察，出現了如此之大的階級性差異！但較之余氏的觀察，歷史證明我的更接近中國社會的真相。由是以觀，這樣一個是非不分、懷有二心的美籍華裔史學大師，余粉們竟美其名曰，“反共立場堅定，數十年如一日”。實際上，已經成為一個病態的、不可理喻的、無可救藥的反共反華反毛的學術買辦狂人！民運人士在追思他們的導師余氏時如喪考妣，哀嘆“自此世上再無余先生”！此言不虛，余氏真身已從人間蒸發，當然不可能像耶穌一樣死而復生；但還有一個余氏，那就是體現學術買辦精神的余氏，也隨余氏而走入歷史。余氏自豪地說過，“他到哪里，哪里就是中國”；是的，他從人間蒸發了，他到了“民主的天堂”，當然買辦的中國也隨之而去！抑有進者，隨著中國的日益富強，民族的日益振興，華夏大地從此再無出余氏這類買辦學人和買辦中國的土壤和大氣候！ 中華文化向來是死者為大，余氏生前固然以言誤族誤民，其罪當口誅筆伐；但就血脈而言，余氏畢竟還是炎黃子孫的一員，我們還是寬大為懷，衷心焚香祝禱余氏從他畢生孺慕膜拜的西方，魂兮歸來！嗚呼哀哉，尚饗！（作者系美國華人學者、歷史學家，美國《僑報》創始股東、主筆及資深記者，60年代畢業于臺灣大學，后在美國哈佛大學獲歷史學博士學位，曾任聯合國中文處專家。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全文修訂發布）
【昆侖策研究院】作為綜合性戰略研究和咨詢服務機構，遵循國家憲法和法律，秉持對國家、對社會、對客戶負責，講真話、講實話的信條，追崇研究價值的客觀性、公正性，旨在聚賢才、集民智、析實情、獻明策，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歡迎您積極參與和投稿。
電子郵箱：gy121302@163.com
更多文章請看《昆侖策網》，網址：
http://www.kunlunce.cn
http://www.jqdstudio.net
特別申明：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僅供大家學習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利性網站，如涉及版權和名譽問題，請及時與本站聯系，我們將及時做相應處理；
3、歡迎各位網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依法守規，IP可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