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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革新：從人民文化生活實踐看文藝家的社會責任

點擊：作者：李革新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布時間:2022-05-15 11:16:59

【油畫：延安文藝座談會（閻文喜作）】

從人民文化生活實踐看文藝家的社會責任

——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80周年（二）

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人類的生產活動是最基本的實踐活動，是決定其他一切活動的東西；人的社會實踐，不限于生產活動一種形式，還包括文化藝術生活在內等多種形式——這是毛主席在《實踐論》中闡明的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本原理；也是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下稱《講話》）中強調的“存在決定意識，就是階級斗爭和民族斗爭的客觀現實決定我們的思想感情”【1】的基本觀點。

筆者認為，學習和堅持毛主席的《講話》精神，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實踐觀，用人民的文化生活實踐，檢驗文藝工作成敗得失、經驗教訓，才能堅持正確導向，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報告關于文藝工作“引領風尚、教育人民、服務社會、推動發展的作用”，和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文藝工作“舉旗幟、聚民心、育新人、興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務”【2】的責任擔當。

人民是文藝工作的母親、歷史的創造者，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實踐，是文化工作、文藝創作的源泉，這是歷史唯物主義根本觀點。文藝家只有深入到人民群眾生產、生活實踐中，虛心向人民群眾學習，觀察、體驗、研究、分析文化產品的“原始材料”，才能創作、生產出人民群眾喜愛的文藝作品。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

換個角度說，文藝家又被稱為“人類的靈魂工程師”，擔負著教育、凈化、美化人的靈魂的重大社會責任；人民群眾思想文化素質、文藝欣賞水平的提高，必須依靠文藝家創作大量的優秀作品，來引領人民群眾的文化生活實踐，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文化生活需要。

然而，在這個關乎人民是歷史創造者的唯物史觀問題上，文藝界一直存在重大分歧，尤其在某些“公知”的心目中，可以說是完全顛倒的認識。

一是直接否定人民群眾和群眾文化。某社會科學期刊一篇論“知識分子立場和現代性承擔”的文章，作者擺出一副“高居于‘下等人’頭上的貴族”【3】的架子，利用某作家的話，對抗毛主席《講話》中關于“人民生活中本來存在著文學藝術原料的礦藏，這是自然形態的東西，是粗糙的東西，但也是最生動、最豐富、最基本的東西；在這點上說，它們使一切文學藝術相形見絀，它們是一切文學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的重要思想【4】，制造所謂“雅文化”與“俗文化”的對立，說什么“雅文學在創作上是知識分子的……，引導人類走向文明和進步的”；而“俗文化的創作主體是民間大眾”，“不是引導讀者的精神走向更高層次，而主要是娛樂性的；它是消費性的”，“圖書館沒有收藏的必要”，污蔑革命文藝工作者堅持《講話》精神，“把旗幟樹立在了民間的基礎之上，是守錯了陣地”；煽動知識分子與中國共產黨的“權威意識形態”對著干，鼓動作家“既不能屈服權威，也不能皈依民間”，而要“離開廟堂和民間”“獨立地站著”，來“抵抗和拒絕權威話語對文學的壓迫和利用”；惡毒污蔑人民群眾為“蕓蕓眾生”，揚言知識分子要以“啟蒙的姿態、精英的姿態”、“救世主面對蕓蕓眾生的那份悲憫的姿態”，來“教訓大眾”！狂妄地提出“真正的作家必須獲得法官、救世主和啟蒙導師的姿態”，用“知識分子的精英話語”，來占領“國家權威意識形態”的“陣地”、以“抵抗和拒絕權威話語對文學的壓迫和利用” ！【5】

此文作者，正是在該刊2011年第4期發表攻擊《講話》是“政治權威的主體性置換了作家的主體性”，作家“不能夠有獨立的反思精神和獨立的思考”，成為“任人擺布的奴才”，使刊物受到主管部門約談、批評的那個“小書生”！

二是把文藝滑坡的原因歸咎于人民群眾。十幾年前，著名作家王蒙同志講過這樣一件事：“一批精英意識比較強的作家氣得要死。當他們看到自己嘔心瀝血、殫精竭慮寫出來的作品銷量還不如一部胡說八道、裝腔作勢、空洞無物、虛情假意的作品時，真的非常憤怒”，說有幾位全國公認的最優秀作家搞簽名售書，但來人“寥寥無幾”，事后記者采訪他們“有什么感想”時，這四個人把讀者罵了一頓，說“中國讀者素質太低。” 王蒙說：“市場的‘手’正把文藝搞得鋪天蓋地。反而當年紅極一時的像《人民文學》、《收獲》這些雜志的銷量就降低了非常多。”【6】看，這幾位作家“非常憤怒”的話，不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所批評的那種“以為人民不懂得文藝，以為大眾是‘下里巴人’”【7】的思想嗎？

三是公然侮辱、謾罵人民群眾為“垃圾”。最典型的是有位著名導演，說什么“有很多垃圾觀眾，才形成了這么多垃圾電影”、“中國電影現在讓觀眾吐槽垃圾遍地，一定和大批的垃圾觀眾有關系”。

令人驚奇的是，對這樣污蔑人民群眾的胡言亂語，竟有人認為他講的“有道理”，是什么“話糙理不糙”；只有少數人軟綿綿地“糾正”這種“說法”，而不是從實質上分析、批判該導演的反人民謬論，只是說這種“把某些電影質量不高歸咎于觀眾的觀影水平”是“有失偏頗”，因為“觀眾本身就是被動和無奈的”【8】；也有的把爛片生產歸咎于“電影生產鏈的主動權并不在觀眾手里”，“不拍爛片，觀眾也就沒有爛片看”，甚至把“爛片產生的根源”，扣在觀眾頭上，說什么是由于“觀眾的喜好”、“大多數觀眾”“喜歡小鮮肉”，真是豈有此理！

不能否認，幾十年以來，由于歷史虛無主義刮起一股否定主流文化的歪風邪氣，使一些人對政治題材的文藝不感興趣，而對俗的東西趨之若鶩。雖然黨和政府“掃黃打非”力度不斷加大，仍有人不惜高價在黑市上購買黃色淫穢書刊和音像制品，近年來，隨著網絡的普及，黃賭毒大行其道；有的大款、甚至有的官員，不惜千金，到夜總會尋求刺激，這些場合成了腐敗分子的“伊甸園”；網絡、手機等新興媒體在活躍群眾文化生活的同時，也使得高雅文化陣地日漸弱化；電視熒屏、娛樂圈也充斥大量的調侃挑逗、打情罵俏；有些紙質媒體書刊“門前冷落車馬稀”，似乎不再是人們欣賞名家經典、陶冶情操、追求健康向上、實現人生理想的學習園地；有人“戲言”我們正處在一個“快餐文化”或曰“淺文化”時代，使優秀文化產品經常處于尷尬境地。

毫無疑問，人民文化生活實踐中這種低迷現象，與整個社會大氣候不無關系。但是，把文藝產品的水平低劣的原因，推到人民群眾的頭上，說什么“群眾文化素質低”，指責讀者、觀眾缺乏文藝欣賞水平，甚至污蔑人民群眾為“垃圾”，則是從根本上違背人民創造歷史的唯物史觀，也完全不符合事實。

從馬克思主義實踐觀看，人民群眾的文化素質和文藝欣賞水平，歸根到底是社會文化生活實踐決定的。一個人某方面素質的高低，取決于他在學習和實踐中，掌握該方面知識的廣度、深度和力度，取決于他自身的主體能動性，即他的“內因”對該方面的信息“接收信號”的強弱和處理這些信息能力的大小直接相關。一個人喜歡什么不喜歡什么、吸收什么拒斥什么，和他在學習、生活實踐中頭腦中積累的相關知識密不可分。任何人的某種知識的增長、某種欣賞能力的提高、都是他頭腦中“庫存”的相關知識，與新知識、新信息、新材料“對接”的結果，都是他原來的生活實踐、生活閱歷的新的升華。

這一點在人們文化、文藝生活實踐中，體現的最為明顯——一個毫無戲曲知識的青年，對舞臺上演員慢慢悠悠、咿咿呀呀的演唱，表示反感自有一番道理；而在行家和戲迷眼里，一板一眼、一招一式，都是劇中人物在特定條件下的特定性格的惟妙惟肖的表達，欣賞起來如醉如仙；我國西南邊境地區，許多少數民族群眾能歌善舞，連搞對象都用“對歌”的形式，張口就唱；河北吳橋縣號稱“雜技之鄉”，連小孩子都會幾招雜技、戲法，滄州一帶有的鄉村農婦也會幾招“拳腳功夫”；七十年代，一些十幾歲的娃娃，都能唱幾段“樣板戲”……；而80年代以來，隨著夜總會、歌舞廳的興起，“愛的死去活來”等一類流行歌曲和搖滾舞、霹靂舞，如“狗尿苔”一樣“星光燦爛”起來，一時間便產生出來了一批批“追星族”和所謂“粉絲”群體；……原因何在？都是群眾的文化生活實踐使然。那么，這種扭曲的群眾文化生活實踐的始作俑者不是別人，就是文藝家中的所謂“歌者”。

因此筆者認為：人民群眾的思想文化素質、文藝欣賞水平，取決于文藝家及其作品的內容和質量；也就是說，人民群眾的文化文藝生活實踐，取決于文藝家群體的素質。人民群眾的思想文化素質，是由社會文化生活實踐決定的；人民群眾的社會文化生活實踐，是由文藝作品的內容和質量決定的；文藝作品的內容和質量，是由文藝家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決定的；文藝家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是什么樣的，就創作、生產什么樣的文藝作品；他們為社會提供哪方面的文藝作品多，人民群眾該方面的文化生活實踐就多，在一個時期內，形成某種文化生活氛圍、某種社會文化思潮，以至影響一個時期的社會風氣乃至政治穩定。

社會文化的“熱”，是文藝工作的一面鏡子。社會哪一方面的文化生活“熱”了，社會就產生哪個方面的“追星族”和“粉絲”；反過來需求量加大，又會刺激該方面作品創作、生產“熱上加熱”。文藝家們為人民提供健康向上的文藝精品，能夠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文化生活需要，人民群眾的文化生活實踐就是健康向上的；反之，文藝家為社會提供低俗、庸俗、媚俗的東西多了，人民群眾就生活在一種“快餐文化”、“淺文化”和低俗、庸俗、媚俗文化的怪圈里。這種文化消費的惡性循環，是“三俗”之風屢禁不止的社會實踐原因。君不見，有的“作家”受經濟利益驅動，為了吸引讀者和觀眾的眼球，把本來內容不俗的作品，也要加個帶“色”的題目；有的為金錢所誘惑，耐不住寂寞，則有意“回避崇高”、遠離高雅，放棄作為文藝家的導向意識、精品意識、責任意識，而追逐低俗。為什么“陽春白雪，和者蓋寡”？就是人民群眾“陽春白雪”文化生活實踐太少；而“三俗”的東西在群眾文化生活實踐中鋪天蓋地，泛濫成災，“鬧騰”的天長日久，使得群眾在文化生活實踐中的“接受機能”發生了“變異”，社會人文素質和思想道德水平便隨之“滑坡”。有人說，我們這個靠思想政治工作的優勢奪得革命和建設改革偉大勝利的泱泱大國的一些青年，反而得了什么“政治冷淡病”，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我們的一些文化、文藝作品，放松、拋棄了對人民群眾文化生活實踐的引領責任。

毋庸諱言，長時期來，確有一部分讀者、觀眾不習慣欣賞高雅、經典文化。但根本原因不在他們，而是我們對文化產品創作、生產的引導不夠。多年來，物質商品市場上的假冒偽劣產品，一直為廣大消費者深惡痛絕，一經被識破就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嚴重違法者還要追究法律責任；而相當一個時期以來，文藝作品中的“假冒偽劣”卻能大行其道，貨暢其流。

有人把物質商品市場上“顧客就是上帝”的口號，簡單移植到文化產品的創作、生產和消費中來，這是我國文藝作品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的根本原因，更是人民群眾文化生活，長期在低層次徘徊的重要原因，是人民群眾思想文化素質提高的巨大障礙。

因此，筆者多年堅持認為：在物質商品市場上說“顧客就是上帝”是正確的；但對文藝作品來說“讀者、觀眾是上帝”，則是違背人的思想、意識形態發展規律的。如果說在書、報刊的裝幀設計、版面安排、印刷質量、銷售服務、價格合理；文藝演出市場的場地舒適、票價適當、服務熱情等方面說“讀者、觀眾是上帝”無可厚非；但不管文藝作品的內容、質量，也說“讀者、觀眾是上帝”，則是根本錯誤的。在文化產品消費者欣賞水平、鑒賞能力有待提高的情況下，借口“上帝”喜歡的就是好的，就必然使那些渾身沾滿了銅臭氣的“文藝家”，充當市場和金錢的奴隸，什么來錢就寫什么、演什么、唱什么，于是就胡編亂寫、粗制濫造出成千上萬顛覆歷史、調侃崇高、脫離大眾、脫離現實、扭曲經典、是非不分、善惡不辨、牽強附會、搜奇獵艷、追求奢華、以丑為美，低級趣味、炫富擺闊，把文藝作品當作感官刺激的“搖頭丸”、追逐金錢的“搖錢樹”，一批又一批“低格調的搞笑，無底線的放縱，博眼球的娛樂，不知止的欲望”【9】的真正的文化垃圾，既毒害了人民，也糟蹋了文藝。

從這個意義上說，人民群眾的文化生活實踐，必須有文化、文藝精品的引領，人民群眾只有在中國先進文化生活實踐中，才能提高思想文化素質和文藝欣賞水平；作為“人類靈魂工程師”的文藝工作者，對人民群眾思想文化素質和欣賞水平的提高，就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輿論導向正確是黨和人民之福，輿論導向錯誤是黨和人民之禍”，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二為”中，理所當然包括用中國先進文化引領人民群眾文化生活實踐。2012年11月11日黨的十八大期間，一位黨的宣傳部門負責同志，在回答記者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特色’在哪里”的提問時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首先是先進文化的發展道路，要牢牢把握文化之“魂”，以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根本任務，要堅持正確的導向，承擔社會責任，堅守道德底線。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文藝工作座談會，和文聯、作協代表大會等多種場合，發表多次關于文藝工作重要講話，對文藝工作殷殷囑咐。但不無遺憾的是，一些人并沒有認真貫徹執行，有的人頂著作家、藝術家、導演的桂冠，干著誨淫誨盜、“毒罷天下”、禍國殃民的勾當，充當敵國對我和平演變的“第五縱隊”，這筆賬早就該算。在紀念毛主席《講話》80周年之際，我們應進一步深入學習、貫徹落實毛主席和習總書記講話，大力“倡導健康文化風尚，摒棄畸形審美傾向，用思想深刻、清新質樸、剛健有力的優秀作品滋養人民的審美觀價值觀，使人民在精神生活上更加充盈起來”【10】，還人民文化文藝生活一片藍天白云！

注釋：

【1】《毛澤東選集》第3卷，1991年6月版，第852頁

【2】習近平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講話，2021年12月14日

【3】《毛澤東選集》第3卷，1991年6月版，第864頁

【4】《毛澤東選集》第3卷，1991年6月版，第860頁

【5】《社會科學論壇》2013年第10期，第253、254頁

【6】《文藝研究》2010年第7期，第41、42頁

【7】習近平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2016年11月30日

【8】人民網微博《與其抱怨觀眾，不如認真耕耘作品》

【9】習近平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講話，2021年12月14日

【10】習近平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講話，2021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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