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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蘇聯時代最后一任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去世了，戈氏的去世引起了輿論界關于對他的功過是非的評價的極大興趣。因為圍繞戈氏的評價出現了兩種截然相反的聲音：有人說他是推動世界民主化進程的有功之臣，有人說他是導致蘇聯解體的民族罪人。本文不想簡單地就這兩種觀點作詳細的分析，而是從戈氏教育成長的視角來討論一下該如何培養人才的問題。

據戈氏自己回憶說：他是聽著赫魯曉夫關于斯大林的秘密報告長大的。赫魯曉夫在關于斯大林的秘密報告里對斯大林肅反擴大化的問題做了非常簡單粗暴的處理，將肅反擴大化這一復雜的歷史事件簡單歸因于斯大林的個人錯誤決策，進而將斯大林塑造成一個令人感到陰森恐怖的殺人狂魔。赫魯曉夫這一嚴重違背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與方法的報告，因為他的突然襲擊取得了出乎意料的轟動效應。從這個角度看，赫魯曉夫是一個對歷史極端不負責的機會主義者，他的這種簡單草率沒有經過組織討論和審查的所謂秘密報告，實際是借助黨內代表大會這樣一個非常嚴肅的場合公布了一項只有斯大林一個人需要負責的歷史公案，在大家都猝不及防的背景下達到對斯大林的徹底背叛與進攻。即使是對斯大林抱有同情與支持的黨員干部，也很難得到像赫魯曉夫這樣一個黨的繼承人所具有特殊地位，因他的特殊身份所具有的話語優勢，赫魯曉夫對過去的蘇共領導人的簡單粗暴的分析與評價，除了表明他要與斯大林劃清界限之外，還突顯了他個人不想對過去包括他自己在內的領導集體所作的決定承擔任何責任。他近乎瘋狂地希望通過否定斯大林來建立他個人在黨內的優勢領導地位。從這個角度看，赫魯曉夫是一個真正的陰謀家與機會主義者。他沒有考慮到全面否定斯大林所造成的消極影響與嚴重后果。他的這種錯誤在中國卻引起了高度的警覺與驚醒，中國在毛澤東主席親自主持下連續推出了“九評”赫魯曉夫的批判性文章。

從小受赫魯曉夫錯誤思想影響的戈爾巴喬夫，晚年梳理他關于蘇聯解體的經驗教訓時，似乎帶有幾分遺憾地說到：蘇聯缺乏像中國的鄧小平這樣的卓越領導人。戈氏說他幼小時期對于蘇共的印象就是來源于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在他心目中形成了關于蘇共是一種獨裁專制，缺乏人道主義的溫情的印象，所以，他立志要改變蘇共或者要終結蘇共對蘇聯人民的領導。由此可見，赫魯曉夫的錯誤處理斯大林的功過是非的做法對后來的繼承人的影響是多么消極與惡劣。戈爾巴喬夫之所以對鄧小平有比較高的評價，就是在于戈氏認為鄧小平在文革后對毛澤東的評價比較客觀與實事求是，而不是像赫魯曉夫那樣的簡單粗暴。

鄧小平在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作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起草階段提出了三條關鍵性的指導意見：“第一，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第二條，對建國30年來歷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負責同志的功過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評價；第三，通過這個決議對過去的事情做個基本的總結，宜粗不宜細。總結過去是為了引導大家團結一致向前看。”在這三條意見中，最關鍵的是強調以肯定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建設中的功績為主，毛澤東晚年在文革中所犯的錯誤是次要的，而且明確了“左”的錯誤不能由一個人來承擔，甚至鄧小平表現了高度的對歷史負責態度，指出：“毛澤東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這就是一種客觀的實事求是的作風，沒有像赫魯曉夫那樣，將所有的錯誤都歸結到斯大林個人名下。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就是要看到歷史人物的思想行為有其產生的社會背景，不能認為歷史人物的思想完全是個人頭腦發熱的產物，這不符合馬克思主義關于認識論的基本原理；同時總結過去的歷史經驗與教訓，不是為了翻舊賬，搞冤冤相報，而是為了更好的澄清誤會，繼往開來，展現的是一種向前看的大格局與大視野；更不是通過否定別人來抬高自己，做一些沽名釣譽的事情。

從戈爾巴喬夫的回憶錄中，我們是否可以得到一些啟示？那就是對待歷史人物與歷史事件的評價必須有一種客觀公正的立場。歷史不僅僅是對過去的敘述，它也會影響未來的發展走向，只有用一種正確的歷史觀來看待歷史人物，才是一種對歷史和現實雙重負責的態度。歷史教育是青少年教育中的一塊重要內容，它對年輕人的世界觀、人生觀與價值觀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講好歷史故事，既是對年輕人負責，也是對未來國家的發展負責。年輕人成為我們事業的繼承人、接班人，還是掘墓人？與他們如何看待過去的歷史有著深刻的淵源關系。戈爾巴喬夫正是在赫魯曉夫的錯誤的歷史觀下產生了一種對蘇共的一種錯誤看法：當他晚年回首人生的意義時，他認為他這一輩子最大的成就是將蘇共解散、蘇聯解體了。他不但不以此為恥辱，反而認為自己終于做對了一件事，說明他早年形成的歷史觀對他后來的人生走向產生了多么嚴重的影響，而他自己卻不自知陷入歧途，這豈不荒唐可笑？一個擁有錯誤的價值觀的領導人，尤其是手中掌握國家未來發展方向的高級領導人，他的三觀不正，所造成的破壞性，比一般的普通人犯錯誤所造成的負面影響要大得遠遠不可估量。普通人違法犯罪，只會給自己與家庭造成負面的后果，而手握治國權柄的領導人劍走偏鋒、指揮失誤，卻會將整個國家引向歧途、禍國殃民。單就這點而言，我們強調：人才培養一定要“以德為先”非常重要。

今天，越來越多的俄羅斯人開始將蘇聯解體、蘇共垮臺歸因于戈爾巴喬夫的錯誤決策，殊不知這樣的悲劇，其實早在赫魯曉夫時期已經種下了禍根。戈爾巴喬夫爬上了蘇共執政地位后，仍然沒有忘記最初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他以《改革與新思維》自居，主張要對過去的冷戰局面進行改革，主張要建設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結果卻在西方的顏色革命面前主動放棄和終結了蘇共的執政地位，將蘇聯這樣一個可以與美國分庭抗禮的大國折騰得解體分裂，將權力肆無忌憚地扔在地上任人踐踏，將一手好牌打得稀爛。

歷史上類似于戈爾巴喬夫這樣善于紙上談兵的人物并不罕見。中國戰國時期趙國的趙括就是一個空有滿腹經綸的所謂人才，在他的非常驕橫輕敵的思想指揮下，趙國的四十萬大軍被活埋于長平。三國時期的馬謖也是空有一番熱情，卻痛失了街亭。這些歷史人物的失敗一再警示我們：今天的人才教育不僅僅要傳授知識，更要在實踐中歷練成長，年輕人只有通過實踐的不斷考驗，才能產生真才實學；對人才的評價不能僅僅看他的知識理論，也要看他的成長歷程，只有經歷了實踐磨練的人才，才可能德才兼備，否則德才不能相符、德不配位，終究無法堪當歷史的重任。

（作者系同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師、哲學博士；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