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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根本不同的改革觀

高  梁

改革開放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了強大動力和有力保障。經過40多年不懈的努力，應該說，改革所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大體成型。

“深化改革”成為中國當下的廣泛共識。下一步深化改革向哪里走？中央文件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毋庸諱言，不同的人論及改革，對“改革”一詞的實質內涵的理解，存在著深刻的差異。最明顯的分歧就是：所謂“市場取向”改革，要不要堅持社會主義，要不要堅持公有制和共同富裕？還是淡化或取消社會主義，徹底和西方自由主義“接軌”？兩種不同的改革觀，涉及國家根本制度和道路的分歧。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是西方資本主義深刻矛盾的大暴露。“冷戰”結束，全球資本主義經濟一體化。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廣泛推行，帶來種種惡果：跨國資本壟斷、社會貧富差距急劇擴大、金融投機勢力對發展中國家的掠奪，等等。西方知識界對此進行了廣泛的反思，形成了批判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潮流。

但這個思潮在中國國內沒有得到很大反響，特別是所謂“主流”思想界對此反應冷淡。這和我國40多年“市場化改革”的經驗有一定關聯。

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經濟改革就是通過引入市場競爭、破除舊的行政性計劃經濟體制、放開私人經濟進行的，這和當時以“撒切爾—里根主義”的開始流行有某種共通之處。當時，國內思想界的主要任務是破除“左”的教條的束縛，回歸實事求是學風。大量介紹西方經濟學擴大了人們的視野，豐富了經濟分析工具，同時也引進了西方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以致馬克思主義學說逐漸被邊緣化。這種自由主義價值觀的形成由來已久，要厘清其錯誤影響非一日之功。

另一方面，過去40多年的改革開放，破除了計劃體制束縛，激發了社會經濟活力，確實是我國經濟高速成長的重要因素。為此，社會上普遍存在“市場化和對外開放是經濟建設成就的唯一因素”的印象。這一印象被自由主義學者們刻意放大，他們多年來不遺余力地渲染“計劃經濟一無是處、中國發展的成就僅歸功于市場化改革”、“出現問題是因為政府干預、市場化改革不到位”等片面、絕對的論調。在一些人看來，“體制”就是萬能分析工具，面對種種現實問題，“市場”是唯一的靈丹妙藥，而私有化就隱含在市場化之中。而對于世界上不少同樣實行或引進“市場經濟”的國家，他們的市場機制為何未能有效推動發展，則避而不談。

關于國有經濟的地位與改革方向、市場和政府功能的邊界問題，始終是爭論的焦點。在自由派那里，討論任何問題都歸結為“改革不徹底”，只有“市場化、去行政化”才是出路。其邏輯很鮮明：“市場才有效率”。對他們來說，市場就是價值，就是“政治正確”；“市場經濟”最好取消“社會主義”這個前提（或生造種種“新”的社會主義概念）。對“中國道路”和“中國特色”則一口否定其存在價值。總而言之，就是要無條件“融入（資本主義）全球化”。

關于“中國道路”的主張，概括地說就是：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政府管理和市場機制都是發展經濟、增強國家競爭力的工具；堅持共同富裕的理想；堅持維護主權和平等互利的對外經濟政策。只有社會主義才能保障人民共同幸福和實現民族振興，只有堅持公有制的主導地位才能在全球化的競爭中贏得主動并維護國家主權和獨立。

兩種思想路線分歧的本質，是兩條道路之爭、大是大非之爭。

必須承認，新自由主義的思想傾向對我們的經濟政策的制定影響不小。我們必須清楚地區分兩種不同性質的改革思路，對“唯市場、唯私有產權”的絕對化的思想和政策訴求，給予明確的拒絕。

只要對中國百年來經濟發展，特別是新中國近70年的經濟發展史稍有研究，就不會輕率得到“前40年一無是處、市場化是唯一靈丹妙藥”的結論。

中國改革開放取得巨大經濟成就，其基本前提是：

第一，中國經歷了20世紀艱苦卓絕的革命，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華民族擺脫了飽受帝國主義欺凌的悲慘境地，贏得了一個大國應有的國際地位；

第二，在計劃經濟的動員體制下，全國人民艱苦奮斗，初步建成獨立自主的，全民所有的工業、科教體系和基礎設施體系，全民文化素質普遍提高，從而有條件在開放引進中保持本國經濟的主體地位、保持了國家調控經濟的能力；

第三，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培養了廣大人民的平等意識和參與意識，促進了社會的團結與向心力，政府的管理和動員能力空前提高。歸根結底，這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體現。這一切恰恰是多數發展中國家所不具備的。

黨和政府在領導和推進改革、引進市場機制的過程中，基本保持了清醒思考和獨立決策，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想路線和工作方針。一方面，堅持國家對關系國計民生和國家命脈的部門保持掌控能力，另一方面，在推進改革的同時兼顧“維護穩定，照顧多數人利益”和“促進發展”兩大目標。在漸進市場化的同時，鼓勵發展其他經濟成分，使市場環境逐步形成完善，企業逐步適應市場并學會和外國公司競爭。正因為沒有盲從“轉型”理論教條，不搞“一步到位私有化”，從而避開了拉美和東歐的陷阱。

看不到這些因素，就無法理解同樣實行“市場經濟、對外開放”的許多國家，為什么經濟發展績效的差別如此之大，就會陷入片面性和絕對化。

以上這些，都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但在堅持自由主義的學者那里，他們寧愿對此裝聾作啞。他們看到的或相信的，只是符合自己口味的事實。

研究比較國外案例，吸取他們的經驗教訓，對深入認識經濟制度、運行機制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關系，有重要的意義。它有助于開闊眼界、破除對市場原教旨的迷信。

私有制和市場制度，廣泛存在于各民族的歷史中，而不同歷史時期的各地區、各民族的社會經濟發展情況千差萬別，在當代工業和信息化時代更是如此。一個國家在一定時期的資源稟賦、社會政治條件、國際環境、人民素質、國家發展目標、經濟制度（體制）和政策，都是影響經濟運行效能的因素。制度（例如“市場化程度”）只是決定經濟運行績效的諸多因素之一，只有放在具體的歷史條件中進行分析，這一因素的作用才能看得清楚。

20世紀80年代，為推動改革所需，國內學界對國外經濟體制的研究，偏重介紹市場經濟的正面效果，如西德1948年放開經濟統制后“來自競爭的繁榮”、亞洲四小龍的開放型市場經濟，以及20世紀七八十年代東歐經濟改革的經驗。而對那些因聽信西方勸誘實行“去國有化、去行政監管”而導致失敗的教訓（如南美）則諱莫如深。

冷戰結束后，西方主導的資本主義經濟規則一統天下，貿易、投資自由程度空前提高。由WB（世界銀行）等組織倡導的“華盛頓共識”（私有化、市場化、貿易金融投資自由化）在全球各地推行。東歐諸國和俄羅斯推行“休克式”市場化轉型。中國改革開放加速、成為“世界工廠”。“金磚五國”崛起。

新自由主義風靡全球30多年，其總體效果如何，它的負面影響是什么？

美國（及西方世界）資本對低成本的追逐，使得傳統產業大規模外移，導致本國“產業空心化”、“經濟虛擬化”。美國持續多年貿易逆差和財政赤字導致巨額債務，順差國的外匯回流美國金融市場，推動資產價格上漲，再形成金融泡沫債務累積，導致2008年波及全球的金融風暴。很明顯，危機既是西方經濟金融化、脫實向虛的惡果，也是全球化條件下經濟結構失衡的惡果。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危機論以新的形式頑強地證明自己。人們會問：全球化的市場機制，能有效調節資源配置嗎？

首先看看發展中國家：

拉丁美洲。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拉美一些國家因深陷債務危機，接受了美國及WB等組織“全面市場化，私有化”的要求，將國有大銀行、重要國有企業出售。自20世紀90年代后期，經濟停滯、金融危機不斷。典型如阿根廷，因金融命脈和重要產業被外資掌控（1997年外資銀行比重達52%），加之進口商品沖擊、外債增長、經濟衰退，2001年爆發債務—金融危機，引發嚴重社會動蕩。毫無設防的“融入”政策為跨國公司的掠奪大開方便之門，民族工業被嚴重削弱的結果是損害政府行動能力。這應該是對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更切合實際的解釋。

東南亞。受美國誘迫，20世紀90年代起泰國、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等國放開金融管制，“熱錢”大規模流入導致樓市和資本市場“虛火”，給國際金融大鱷創造了機會。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使這些國家經濟倒退多年。

東南亞和拉美的前車之鑒說明：當今的全球市場是極度不平等的市場，是弱肉強食的競爭場。不論在金融業還是實體產業，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的主導地位沒有變。在不對等的市場環境中，自由貿易、自由投資總是有利于強者。

面對這樣的競爭條件，后進國家的市場是否要開放，或開放到什么程度，對本國幼稚產業是否應該，或在什么程度上加以支持或保護，這屬于發展中國家頭等重要的經濟戰略選擇。以一國的某個很短的歷史時期的經驗，來支持無條件、無底線開放或“融入”全球化的論調，是十足的理論淺薄。

再看看新自由主義在蘇東轉型國家的“成績單”。

東歐。20世紀90年代初，伴隨著私有化、市場化轉型，很多國家發生了不同程度的經濟衰退。嚴重者如匈牙利，1990—1993年GDP下降了近20%。國企掛牌尋找“買主”，使其工業和銀行業很快被外國資本控制。

蘇聯1991年解體，1992年俄羅斯開啟大刀闊斧的改革。一步放開市場物價，隨即物價飛漲、盧布貶值，廣大群眾淪為貧民。1992年20萬家各類中小企業被拍賣或MBO，至1994年，又有3萬家大中型企業股份化，其資產按每份1萬盧布（時值25美元）的“私有化券”分給每位公民。其后，為解財政之危，政府分步將大型企業、礦山、油田掛牌出售。據報道，12.5萬家中小企業平均賣價僅為1300美元，500家大企業（賬面資產2000億美元）出售，國庫只收到72億美元。極少數權勢者“空手套白狼”搖身變為坐擁億萬的寡頭，呼風喚雨，左右輿論與政局。隨后是巨額財富滾滾外流。據統計，私有化期間，因資產低估轉手、貪官侵吞，公共財富損失約1.7萬億美元，相當于1996年GDP的4.2倍、二戰時損失的2.5倍。機械、電子等制造業企業成片消失。1989年俄羅斯GDP是中國的兩倍多，到1999年僅為中國的三分之一；不到兩億人口的俄羅斯，失業人數竟達2500萬（注意這一期間中國也處于國企大轉型和經濟低增長期）。

為什么同樣引進市場競爭，東歐、俄羅斯和和中國的結果截然相反？國內看到的最有說服力的解釋如下：

“東歐轉型之初，蘇聯單方面解散華沙條約和經互會條約，片面對西方開放，立即打碎東歐原有的分工協作，企業的零部件供應普遍中斷。東歐國家間約一半以上的貿易在社會主義國家間進行。市場自由化的西方標準，要求一切外貿以西方的硬通貨結算，社會主義國家間原來通行的物物交換或以盧布結算的分工體系立即瓦解。貿易自由化系東歐片面對西方開放，而西方并沒有同時對東歐開放市場。這導致西方低端的日用品連手紙也大量涌入東歐，而東歐原來有價格優勢的農產品和工業品，因為不熟悉西方的營銷網絡和質量標準而被擋在門外，導致東歐企業大批倒閉。私有化過程中東歐普遍缺乏貨幣資本，東歐的私有化進程使西方跨國公司得以廉價、甚至被東歐政府補貼，來收購東歐的核心企業。”

據知情者介紹，蘇聯內部的各地區（加盟共和國）之間，工業分工明確，各地區結構單一。國家分裂后原來的內貿變成外貿，產業鏈立即被掐斷。幾年后貿易聯系恢復，企業早已“餓死”，人員失散，原有能力再無法恢復。而且，以俄羅斯如此大的經濟體量，其“休克改革”不可能指望得到像東歐小國那樣的外部援助。對比我國的經驗，這明顯是“休克改革”思路本身的致命缺陷！

20世紀80年代，我國經濟學界十分關注東歐經濟改革經驗。當時有東歐學者向我方建議搞“一攬子”改革，極力反對以“雙軌制”為代表的漸進思路，理由是“市場經濟是一個整體，不可能兩次跨過同一條河流”。“一攬子”就是休克。“休克”改革的災難性后果，今天已經無可爭辯了。

當年俄國的蓋達爾、丘拜斯等“改革智囊”和美國教師爺共同設計推進“激進轉型”，博得西方一片喝彩。后人看這段歷史，一個曾經令全世界敬畏的工業科技大國，因人為的政策失誤而急劇衰落、全民蒙難。這班缺乏經濟實感、僅靠從西方書本抄來的教條就敢搞事關國運的“頂層設計”的“智囊”，只能列入“書生誤國”、“民族罪人”一類。

從今天世界市場競爭“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的現實出發、而不是從純“學理”出發，我們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以鼓吹后進國家對外全面撤除防護屏障、對內撤除國家的經濟管理職能、拆除國家支柱企業、放縱私人資本的新自由主義訴求，是不折不扣地為資本，特別是為西方大資本剝奪后進國家人民血汗鳴鑼開道的工具。認識新自由主義的本質，警惕其對我國改革事業的誤導、清算其對我政策的影響，是十分重要的任務。

我國的經濟改革研究領域，長期存在或盛行“市場化”迷信和“為改革而改革”的傾向。不少人固守40年前的老經驗，將國企產權改革、反壟斷、鼓勵非公經濟、減少政府干預等訴求絕對化。經濟學者多偏愛西方“純理論”，缺乏對工業和技術的基本知識，對我國工業面臨的國際競爭態勢、自身狀態、前進方向（自主創新和產業升級目標）也是若明若暗。

中國近40年的市場化改革，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也積累了大量社會問題，如貧富差距擴大、官民關系緊張，醫療教育市場化加重人民負擔，住房市場化催生金融泡沫，文化體制市場化導致媚俗化，等等。一些人大力宣揚，這些問題的根源是“政府管得太多”、貧富分化是因為“官員腐敗、國企薪酬過高”，而且“改革中的問題還要靠深化改革解決”……

總之，萬變不離其宗：冒用“改革”的名義，為資本辯護、為外資辯護，挖國有經濟墻角，限制政府正當的調控能力。至于所謂“市場化（私有化）”能減少愈演愈烈的貧富差距，能解決“唯利是圖”的市場邏輯和醫療教育文化公共性的矛盾，純屬強詞奪理，越來越沒有聽眾。

關于產權改革的爭論，涉及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多年來一些知名學者不遺余力地唱衰國有經濟，所謂國企“腐敗低效壟斷、和市場不相容”，要國企“靚女先嫁、退出競爭領域”，甚至墮落到煞有介事地用數理方法證明“腐敗有理”、大聲疾呼國企加快“MBO（監守自盜）改制”。如果中央沒有聽這些專家的，就拐彎抹角地批評“改革空轉”，“穿馬甲的計劃經濟”之類，似乎只有他們才得到了改革的“真傳”。

決策層沒有采納這些近乎無賴的意見。新世紀以來，我們的國有企業通過深化改革、優化調整、創新發展，企業結構趨于優化，實力提升，活力增強。在國家重大戰略項目中，國有企業始終是可靠的基本隊伍，為經濟發展、科技進步、國防建設、民生改善作出了歷史性貢獻，這是任何人否定不了的。如果按“改革專家”們的調子徹底搞“國退民進”，則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將被抽空，國家競爭力的核心將被摧垮，工人階級將徹底淪為“弱勢群體”，更遑論共同富裕。多年的經驗教育了我們，不能稀里糊涂地鉆進國內外居心叵測者的圈套！

就經濟發展本身來說，在自由主義傾向的影響下，我國的經濟改革和發展政策，也有不少值得檢討之處。僅就工業方面舉幾例：

（1）改革政策的著眼點，僅限于推進國內市場化和“反壟斷”，忽視全球化條件下強勢外資的挑戰，開放缺乏分寸感和“度”的把握。過于相信“自由貿易”教條、單方面對外資普遍優惠，放任外資擴張滲透。面對跨國公司的系統競爭優勢（規模、組織、技術、國際營銷等），缺乏應對思路和相應政策。

（2）經濟發展戰略長期受“唯GDP、比較優勢論”影響。“引進消化吸收—促進產業技術進步”的基本方針一度淡化，推動戰略性產業自主升級政策執行不力。缺乏對大型骨干企業的戰略意義的認識，不惜任其在國際競爭中自生自滅。政府抓GDP偏愛招商引資，忽視培植本土產業、忽視開拓國際市場，經濟發展主導權部分旁落。

（3）淡忘“以我為主”的科技—工業現代化戰略，迷信“市場換技術”，耽于“引進外資＝引進技術、買技術成果＝獲得技術能力”幻覺；政府協調的行業攻關—產業化機制被弱化，形成分頭引進，對西方技術封鎖被動應付，被動跟隨。對外國技術的依賴削弱了自主創新的意志和能力。

經濟發展方針要堅持以我為主、要讓經濟發展的收益惠及多數群眾。要以自主科技創新增強產業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要堅持和加強國家對基礎性、支柱性、命脈性行業的控制力。只有明確以上基本目標，才能明確多種經濟成分中國有經濟的最低限度規模，才能根據實際的發展需要明確資源配置和經濟管理等領域中，政府職能和“市場決定”的邊界，而不是僅僅以某個外國書本為依據。

總而言之，我們不能走封閉保守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幟的邪路，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今天要特別注意清算新自由主義的影響，警惕內外勾結、誘騙我們改旗易幟的圖謀。

（作者：高 梁；來源：本文原載《著名經濟學家縱論新時代經濟》，程恩富主編，中國經濟出版社，轉編自“紅色文化網”微信公眾號，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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