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甲｜貴州畢節的新型集體經濟和新發展格局
點擊： 作者：王宏甲 來源：“宏甲文章”微信公眾號 發布時間:2022-09-20 19:49:22
新型集體經濟是新時代新發展階段的實踐 事情是從塘約開始的。這一年我在中央電視臺大型紀錄片《長征》中擔任電視總撰稿，在貴州意外發現了塘約。人們知道塘約是從2016年12月10日這一天開始的，中宣部《黨建》雜志社和人民出版社在全國人大會議中心召開“塘約基層建設經驗座談會暨《塘約道路》研討會”，會議現場直播，全國各地當時就能看到。 從那時到現在，6年來我走了全國26個省市自治區的400多個自然村寨。我沒有團隊，就我一個人。我看到很多地方的干部群眾想辦集體經濟，但是又很難辦起來。不少人說：我們這里沒有塘約村那樣的黨支部書記。比如，于濤邀請我去煙臺做報告的時候，煙臺已經把《塘約道路》這本書發到每個村支部書記人手一冊，那里就有不少人說：“我們這里沒有左文學。” 沒有左文學，就發展不了集體經濟嗎？我反思自己寫的《塘約道路》是存在問題的。我作為一個作家，文學的任務最重要的是“寫人”，我是應該把塘約村重建集體經濟過程中最關鍵的人物充分寫出來的。可是我沒有做到。我擔心寫出指導塘約辦集體合作社的安順市委書記會給他的工作造成不必要的麻煩，于是主要寫左文學，淡化支持他的市委書記。某種程度上說，這是不夠實事求是的。因為塘約村在遭遇大洪水后開始的探索實踐，有左文學卓越的努力，更有周建琨當時就要求塘約村黨支部把群眾組織起來辦合作社。 安順市有1009個行政村，周建琨從這時起去了塘約村11次，他已經不是在支持塘約村抗洪，而是支持塘約村黨支部如何辦好“村社一體”的合作社。我后來反思，重要的不是誰做了什么，而是當今發展集體經濟，僅僅關注村和村黨支部書記是不夠的，不能忽略上級黨委的支持。沒有上級黨委的支持，今天要發展集體經濟，很難。周建琨當時支持塘約發展集體經濟有三個因素。 一是他那段時間讀了毛主席親自編輯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深受教育。 二是他自己多年來實踐中的體會。多年的扶貧，各級干部都知道，扶貧資金的使用不能像撒胡椒面似的，要有個項目、產業，才可持續。誰會做項目？能人。能人辦專業合作社不是辦慈善社，是要盈利的，能人找能人，盲聾啞癡呆傻的，太窮的，一般都不會要。農民專業合作社，肯定是進步，因為把不少單打獨斗的農民組織起來了。但專業合作社基本上是強強聯合，多年下來，強的更強，剩下來窮的更窮，在一個貧困村里也出現兩極分化。長此下去，很弱很窮的人怎么辦？這就是實踐中的困惑。 三是就在這時候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精準扶貧。習近平總書記2013年11月在十八洞村提出精準扶貧，2014年正是全國推行精準扶貧的時候。總書記說：“不能落下一個貧困家庭，丟下一個貧困群眾。”那么辦集體合作社，把貧困戶都吸收進去，就是一個貧困家庭也不落下。這是周建琨在困惑中看到的光明的方向，他就下決心支持塘約這么干。 塘約創建“村社一體”的合作社是新時代新發展階段的實踐。他們堅持入社自愿、退社自由，村干部帶頭加入合作社，所有的建檔立卡貧困戶全部入社，并積極吸收非貧困戶入社，于是一個強弱聯合的局面出現了，這是干部和貧困戶同舟共濟的合作社，進而實現全體村民抱團發展。 2016年4月13日安順市委在塘約村召開3000人的露天現場會，周建琨已著手推廣塘約的做法。他曾經說，“好比下圍棋，只有一個棋子是不夠的，要連成片，才有局。否則怎么叫為全局服務？”我知道他從支持塘約村開始，心里就不止一個塘約村。 但是，就在2016年的11月17日，貴州省委書記給周建琨談話，省委要調他去任畢節市委書記，因為畢節的脫貧攻堅任務最艱巨，只能調他去。這是省委對他的信任，他當天就到畢節上任。 他到任后先搞調研，得知畢節外出打工人口超過200萬，農村中黨員少，年齡老，有的村甚至缺黨支部書記，這怎么辦？總書記講“黨管農村工作是我們的傳統，這個傳統不能丟”，這話是有的放矢的。 一個月后，畢節市委于2016年12月26日召開黨代會，提出“大黨建統領大扶貧”，注重在農村中發展黨員，到2017年9月份，發展農村黨員同比2016年增長237.78%。在這基礎上把黨支部建到村民組、建到產業鏈，這是從前沒有的實踐。有20個農村社區建立了黨委，505個行政村建立了黨總支，形成了黨委領導，黨總支連支部、支部連小組、小組連黨員、黨員連農戶的基層黨組織機制，由此建立起黨組織領辦集體合作社的組織基礎。這就是黨建引領。鄉村振興要實現五大振興，其中之一就是組織振興。畢節新型集體經濟大三級體制，是在解決現實問題的基礎上不斷探索逐步形成的。下面分述大三級體制。
村集體合作社解決“一戶農民的單打獨斗”問題，現在要解決“一個村的單打獨斗”問題。當畢節3700多個行政村全部成立了黨支部領辦的集體合作社后，由于多是同質化的生產經營，會導致惡性競爭，互相耗損。這就需要鄉鎮黨委來統領合作社，通過統一經營，統一品牌，統一銷售，節省成本、擴大市場。這樣我們就進一步看到了，走向鄉村振興，已迫切需要突破以村為單位謀劃。 介紹一個案例：畢節七星關區鴨池鎮，一個鎮黨委領導的合作總社，下面有26個村黨支部領辦的集體合作社。經驗只有四個字：兩統一干。“兩統”就是統前端和后端，前端有產業選擇、人員培訓、資金籌措、運營管理，后端是組織營銷。 兩統的五項工作要成立五個工作專班。產業選擇是首要的工作專班，如果產業沒有選好，這個集體就會失敗，會垮掉。不能等垮掉了再來總結，現在就可以進行研判。產業選擇專班，要求每個村把各自的產業報上來研判，經研判不行的要重新選。這個過程，產業選擇專班要與村密切配合，直至選出能夠支撐村集體經濟發展的產業。在產業選擇中，并非一村就選一個產業，可能十村八村都選擇這個產業，才能做大做強，統一品牌，統一銷售，節省成本，擴大營銷。選擇了科技含量較高的產業是需要培訓的，那么人員培訓、資金籌措、運營管理都需要鎮合作總社發揮統的作為，時間關系，不展開說了。 統后端就是要把產品賣出去，組織銷售隊伍非常重要。他們講“七進”——進機關、進學校、進工廠、進軍營、進超市、進監獄、進高速公路服務區去簽約。每天給你供應多少，實際上等于有了訂單，拿回來讓村集體生產。 村里有黨支部領導的合作社，合作社里的農民就是一個字“干”。就像戰爭年代里，連長、營長去向上級要任務，首長說，你們現在的任務就是訓練、吃飯、睡覺、等待命令。一旦得到命令就是一個字：打！現在發展集體經濟，鄉與村一盤棋，就能打勝仗。做到這樣，鄉鎮黨委書記責無旁貸，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村集體合作社的成敗。 鄉鎮集體經濟還肩負著創辦鄉鎮工業的使命。村辦工業不容易，鄉鎮是有能力辦工業的。通過農村集體化，向產業“農工商綜合體”發展，實現就地城鎮化，不斷吸收外出打工的青壯年返鄉就業，這是振興鄉村最大的人力資源開發。走到這一步，標志著畢節在新時代合作化道路上邁上了一個更大的平臺。 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農村工作受全局關注的重點主要在村，比如大寨村、華西村、小崗村、南街村等等。當今鄉鎮黨委統領合作社拓展出前所未有的發展空間和活力，走出這一步具有歷史性的突破意義。畢節要求鄉鎮黨委書記必須挺進到鄉村振興的前線去創造業績。 縣委統籌縣鄉村三級聯辦的合作經濟組織，是鄉村集體經濟、合作經濟與縣國有經濟的“勝利會師”。縣國有企業被認為是鄉村集體經濟最可靠的同盟軍。 走到這一步更具重大意義。縣委書記能更有效地成為鄉村振興的一線總指揮。縣國有企業開始助推鄉村集體經濟發展，并且相得益彰，為發展縣公有制經濟開辟新路。這是一個新的課題，在此基礎上，發展縣公有制經濟已經是縣域經濟的客觀需要，并團結各方，建立以內循環為主的新發展格局。 現在歸納一下，1.0版是村級，2.0版是鄉鎮級，3.0版是挺進到縣鄉村三級聯辦的大三級體制。怎樣認識大三級體制的意義？新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后，人民公社誕生于1958年，在1962年形成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即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三級集體所有制中，生產隊是基本核算單位。改革開放時期，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的“統分結合雙層經營體制”。實踐中，“分”得過多，集體經營大面積缺失，出現了不能忽視的“三農”問題，這是當今深化改革的任務。發展新型集體經濟，完善經營層次，就是鄉村振興戰略全局的中心環節。 構建新型農村集體經濟體制是國內大循環的制度保障。只有集體經濟才能發展現代化大農業，只有在集體經濟體制下才能開展大規模農村國土整治和基本建設，并對我國農村社區進行大規模的現代化改造，這些都是鄉村振興關系全局的基本任務。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對畢節試驗區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其中在2018年7月18日的指示中要求：“要著眼長遠、提前謀劃，做好同2020年后鄉村振興戰略的銜接，著力推動綠色發展、人力資源開發、體制機制創新，努力把畢節試驗區建設成為貫徹新發展理念的示范區。” 今年7月18日是總書記發表這個指示四周年。在這之前的6月24日，國務院批復《推動畢節高質量發展規劃》。7月18日，省委省政府推動畢節高質量發展大會在畢節市隆重召開，省委書記諶貽琴在會上說：“畢節由試驗區升級到示范區，由‘開發扶貧、生態建設、人口控制’三大主題升級到‘綠色發展、人力資源開發、體制機制創新’新三大主題。” 早在2021年7月5日，省委書記諶貽琴就批示要求：“要總結推廣黨支部領辦集體合作社的經驗做法，千方百計做強農村集體經濟。”中共貴州省委組織部，省農業農村廳，省鄉村振興局聯合發文推廣畢節經驗。 今年7月14日，畢節市委發出《關于推動全市基層黨組織領辦集體經濟實體高質量發展的實施意見》，第一大點就是“強化組織領導”，題下的三個小標題是：堅持縣級統籌，推行鄉鎮統領，深化村級領辦。這就是大三級體制。 畢節是在全市推行發展新型集體經濟五年實踐的基礎上，向推動縣鄉村三級高質量發展作出制度安排，標志著畢節向高質量發展新型集體經濟納入制度化建設。 我切實感到，發展集體經濟，加強黨的領導，也是一個系統工程，只關注村發展集體經濟是很不夠的。在總書記的關懷下，貴州省五級書記抓脫貧銜接鄉村振興，五級書記抓發展集體經濟，在畢節實踐中得到充分體現。從畢節本身看，周建琨書記調回省里后，繼任的市委書記吳強和再繼任的市委書記吳勝華都大力支持發展集體經濟，可謂“一任接著一任干，一張藍圖繪到底”。 我也感到，一個村發展得如何，村支書很關鍵。一個鄉如何，一個縣如何，關鍵也在書記。在目前情況下，一個地方發展集體經濟和鄉村振興，人稱是“一把手工程”“書記工程”。 最后說一下，我寫的《走向鄉村振興》這本書，比較詳細地介紹了貧困地區畢節、發達地區煙臺發展集體經濟和合作經濟的實踐。中共貴州省委組織部發文把這本書列入全省干部教育培訓好教材，文件發給省委各部門、省級機關各部門、各人民團體還有高校等等。為什么發到高校？鄉村振興戰略跨度30年，大學生畢業出去就是鄉村振興的主力。鄉村振興不只是鄉村的事，鄉村振興匹夫有責，民族復興匹夫有責。 如果看到新中國以來，曾先后經歷過“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和“統分結合雙層經營”的體制，再看到這個新型集體經濟從村到鄉再到縣的城鄉大三級體制，你將會感到一個前瞻性的也是現實的任務在召喚著你的工作。 國務院今年6月批復的《推動畢節高質量發展規劃》，也要求有關部門要加強對貴州省和畢節市的指導，在相關專項規劃編制、政策措施制定、重大項目安排、體制機制創新等方面給予積極支持，而畢節探索中的這個創新體制，也需要很多人來理解、扶持和幫助。 本文根據王宏甲發言整理，經王宏甲修訂
（來源：“宏甲文章”微信公眾號，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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