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說,戈爾巴喬夫是蘇聯第一任總統,也是最后一任總統,同時也是蘇聯唯一的一任總統。總統這個稱呼,蘇聯過去是沒有的。在社會主義國家存在的時候,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也是沒有這個職位和稱呼的。中國的國家主席,過去在譯成英語時,用的是Chairman,而在譯成法語時,中國的國家主席中的主席二字,用的卻是西方式稱呼President,這種稱呼就是相當于西方的總統了吧。現在中國對國家主席的譯法似乎也用上了President了,但是中國對國家主席的實際界定,仍然與西方的所謂總統是有較多區別的。
戈爾巴喬夫的這個總統,實際上看起來,是蘇聯向西方政治模式轉變的一個初步的嘗試,但在實際上,在蘇聯當時的體制下,這樣的嘗試似乎不可能成功。因而,這個總統也就是蘇聯最后一任總統了。這個不可能成功的嘗試,卻最終成為蘇聯解體的一個標志性象征。
最近,有人找出當年英國撒切爾夫人的一段談話,說戈爾巴喬夫是他們早就選定的蘇聯領導人。西方政界領袖說這樣的話,我不是很相信。不相信不是因為西方沒有這樣做,而是在我看來,他們最初選定他們在蘇聯或者在蘇共內的代理人的時候,一定不是只選定一個人,而應該瞄準了一批人。換句話說,他們選定的不是一個戈爾巴喬夫,而是一群戈爾巴喬夫。這就像是普遍撒網,重點捕撈一樣。沒有知道撒下的哪張網會撈上一條魚,但多撒幾張網,或許就能撈上魚,特別是撈上他們需要的魚的可能性就會更多一些。
選定戈爾巴喬夫這類人的標準是什么? 現在的西方媒體,或者之前涉足這個問題的西方以前的官員們都沒有說得特別具體,但是有一點是值得人們注意的。有一個觀點說,西方在接觸蘇聯或者蘇共各級官員時,發現戈爾巴喬夫與他們討厭的其他蘇共官員們不同。其他蘇共官員在會見西方人時,總是擺著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架子,他們都說著官方統一的套話。用西方人的話來說,這種官員是很難讓人接近的。而戈爾巴喬夫在其不同崗位的從政經歷來說,也都有著不少與西方官員或媒體接觸的機會。他的表現則與那些老派的、僵化的官員做法不同。他很樂于接觸這些來自西方世界的人們,樂于與他們交談,對他們所談到的西方情況很感興趣,而且幾乎沒有什么明顯的反感。作為西方的情報部門,對于戈爾巴喬夫這樣的表現,自然會進行詳細的分析,從而得出這樣一個人,在將來是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與西方政府有所合作的。當然,至于說西方一開始就準備把他弄到蘇聯最高的權力地位上,這樣的說法我不是太相信,畢竟在這個過程的復雜而多變的環節當中,只要有一點不經意的小磕碰,就完全可能讓這個企圖最終泡湯。
不過,對西方上述對蘇聯官員考察的標準,我是有點疑問的。如果說,一個共產黨的干部,不太僵化,不那么老派,愿意傾聽西方人講話,就一定會是樂于與西方合作的。這樣的判斷是不是太粗糙,也太簡單化了吧? 不太僵化,不那么老派,不那么拒人于千里之外,至少這應該是一種禮節的表示吧。或許在西方人看來,只有那種老派和僵化的干部,才算是符合共產黨標準和干部,而不符合這種標準的,就一定是另類。這樣的判斷方式大約不太適合中國共產黨人。
例如,在抗日戰爭時期,特別是經過“一二九”運動之后,先后奔赴延安的青年學生,他們有不少受到過類似于清華或者燕京大學的教育。他們在成為領導干部以后,一般都不太可能像蘇聯那種老派的干部。但這樣的干部在中國黨內并不少見,而且他們其中大多數人立場也是很堅定的。所以,我想,一定有什么西方人察看到的,或者他們非常需要的那種蘇聯官員的特質,才是他們選定作為能夠合作的人員的標準。只是這種特質,西方人沒有公開說出來,于是找一些無關緊要的所謂特點來打馬虎眼。
而且,西方機構是對整個蘇聯所有地區,所有各級領導機構和領導成員都在進行著類似的觀察和情報收集,他們關注的人們中,一定不止戈爾巴喬夫這唯一的一個人。只是最終能夠走上最高領導地位的人,要比最初他們觀察與監視的人要少得多。最后集中在戈爾巴喬夫一個人的身上,這個時間不會太早。
但這也足以讓人們觸目驚心的了。蘇聯這么多領導干部,都處在西方秘密部門的觀察與監視之下,這是其一;而這些領導干部中,又有相當一批是與戈爾巴喬夫的經歷、觀點和做法相近的人,又是一個讓人震驚的事實。這就是說,如果戈爾巴喬夫沒有走上蘇聯的最高領導崗位,也會有另一個與戈爾巴喬夫相似的人,會被西方推上這個崗位。這就是說,如果蘇聯或者蘇共內部沒有發生自我革命的重大變革,沒有對自赫魯曉夫以來的蘇共右傾蛻化的根本改變,蘇聯的解體幾乎就是一個不可避免的必然。
戈爾巴喬夫的步步高升,也表明著蘇共在干部提拔和任用方面存在著相當大的問題。一個干部,需要有一定的能力,這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然而,如果只看到干部的能力,而完全忽略其他方面的問題,那么這樣的干部提拔很可能蘊藏著很大的問題。有能力,沒有德行,顯然是不行的。有了能力,也有了德行,但是沒有政治頭腦和政治敏感性,同樣也是不行的。有了能力,有了德行(往往,有些壞的品行是被隱藏起來了的),而又聽話,這基本就是很多干部得到提拔的最佳標準。政治這個領域本來應該是最重要的,但往往又是最容易被忽略的。而對一個干部的政治素質的了解,往往只是聽他的講話,聽他做的報告,聽他平時的夸夸其談,這樣的了解只能是片面的和膚淺的。對干部政治素質的考察,的確是需要從最全面、最深刻同時也是最詳細的細節上去了解的。而要真正了解到這些情況,就需要從他接觸的群眾那里,聽到群眾最真實、最不加掩飾的反映和意見。如果只是貼出一個公示,規定的公示的時間,然后就算完成了這個環節,這樣的做法是太過形式主義了。公示當然很重要,但不能只是唯一的依靠方式。
對于中國的未來,我們至今都不能認為,我們在解決這些方面的問題都已經做得很好了,很充分了。不,不是這樣的。我們在工作中還存在著不少問題和漏洞,西方資產階級一定早就盯著我們的這些問題和漏洞,他們時時刻刻都在準備往這些縫隙中下蛆,隨時準備危害我們的國家,危害我們的黨。我們對他們的警惕,一定要堅持到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滅亡為止。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北航老胡之閑話”微信公眾號;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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