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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行，是因為它的人民性，即它是人民自己的理論。習近平總書記2018年5月4日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說：“馬克思主義博大精深，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為人類求解放。在馬克思之前，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理論都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馬克思主義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場探求人類自由解放的道路，以科學的理論為最終建立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會指明了方向。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具有跨越國度、跨越時代的影響力，就是因為它植根人民之中，指明了依靠人民推動歷史前進的人間正道。”

一、馬克思主義人民性的歷史基因

起點就是基點，就是出發點。馬克思主義的人民性來自于馬克思的人民觀。馬克思的人民觀不是生來就有的，但在馬克思那里，它的形成又有其必然性。回顧馬克思主義發生的歷史，人們會發現，好的起點幾乎決定了接下來的路徑，甚至是終點。列寧、毛澤東與馬克思有著相似的少年時代和青年時代經歷。這就難怪他們與馬克思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了。

卡爾·馬克思1818年5月5日出生于普魯士王國萊茵省（現屬于德國萊茵蘭-普法爾茨州）特里爾城。特里爾歷史悠久，地處德國東南邊陲，毗鄰法國。1797年，特里爾被法國軍隊占領，1801年被正式割讓給法國。直到1815年拿破侖戰敗才又回到普魯士。據信，它有超過2000年的城市歷史。大約在公元3世紀末，特里爾就設立了基督教教堂，就被設置為主教府駐地。隨著羅馬帝國的崩潰，西歐各國在16世紀和17世紀開始國家建設。這時，受17世紀上半期爆發的三十年戰爭的影響，德意志領土甚至分裂為300個小邦。這些小邦僅被視作大國的緩沖帶和雇傭軍的提供國。這時的德意志所統治的面積比今天的德國還大不少，普魯士只是德意志中一個較大的王國。在親和啟蒙思想的腓特烈一世（Frederick I，1657-1713年在位）、腓特烈·威廉一世（1713-1740年在位）、腓特烈二世（即腓特烈大帝，1740-1786年在位）的經營下，普魯士打造出了德意志帝國（1871年建立，史稱“德意志第二帝國”）。然而，德意志國家的發展也面臨著深刻的矛盾，特別是由于作為統治基礎的貴族的阻礙，以至于歷任的這些普魯士國王只能實施有限的改革。當腓特烈二世試圖在全國范圍內推行改革時，遭到容克貴族的“強硬的，并且多半是不可克服的反對”，以至于可以說，“這個國家沒有任何可能來改革自己”。然而，法國大革命（1789-1794年）給了德意志統治集團以進行根本性改革的機會。在法國軍隊占領的德國地區，包括特里爾，法國人用軍事強力推行政治經濟改革，掃除民族歧視、宗教等級，而在占領區以外的德國地區，法國人的自由、平等、博愛理念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思想廣泛傳播。這就使得變革社會結構實際上成為德意志舉國上下的共識，只不過如何變革和變革快慢有所分歧而已。毫無疑問，由于連年的戰爭，德國人對于暴力革命是不陌生的。馬克思就出生于這樣的一個地理和歷史背景之中。

馬克思出身于一個家學淵源深厚的家庭。他的祖父是研究猶太律法的學者，他的父親亨利希·馬克思是一位事業成功的地方律師，至少在馬克思的中學時代是特里爾市的法律顧問，他的母親來自一個精通猶太律法同時極善于投資理財的顯赫家族，在結婚時帶來的嫁妝一直到24年后馬克思的父親去世時都沒有用完。馬克思沒有去上小學，而是接受家庭教育，直到12歲。他的父親稔熟伏爾泰、盧梭、萊布尼茨、洛克、牛頓等人的著作，是個理性主義者，啟蒙運動的堅定支持者，經常參加自由主義者的一些活動，一度因卷入唱《馬賽曲》《巴黎人》等革命歌曲的活動而被警察逮捕審查。特里爾市的高級官員樞密顧問路德維希•馮•威斯特華倫男爵思想開明、知識淵博，文學修養很高。他特別喜歡莎士比亞的作品，甚至能大段地用英文背誦，是馬克思父親的朋友。他們兩家的距離只有幾分鐘的路程。威斯特華倫男爵對兒時的馬克思青眼有加，常常帶馬克思在城郊散步，背誦浪漫主義詩歌、荷馬、莎士比亞等人的著作給他聽，還常要求馬克思關注圣西門（法國伯爵）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少年馬克思把男爵看作是自己的精神導師，像父親一樣尊敬他。這也就難怪男爵的女兒燕妮最終嫁給馬克思了，也容易理解青年馬克思的活動軌跡了。這種啟蒙主義和人文主義的熏陶使得馬克思似乎生下來就要當思想家，就要在意識形態的世界中進行思考了。

1830年，12歲的卡爾·馬克思進入特里爾中學。這所學校對古典文學教育的重視，給馬克思的學養打下了深深的基礎。他在中學時期，就已經寫了大量詩歌了。后來馬克思的經濟學著作引用了大量的文學詩歌。盡管馬克思成長于殷實的中產家庭，少年馬克思目光所及之處卻都是受著封建地主和工業資本家剝削的勞動人民。上學必經之路的小廣場上聚集的窮苦農民在馬克思的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象。校長約翰·海因里希·維騰巴赫（1767-1848）和德國大文豪歌德認識，和馬克思一家關系密切，在拿破侖革命期間一度思想非常激進。可以說，馬克思少年時代就與當時德意志的高級知識分子為伍了。1835年，馬克思中學畢業時，德語、拉丁語、希臘語、法語都掌握得很好，無論是讀寫還是口語，中學畢業證書上都有非常肯定的評價，宗教、數學、歷史、地理成績都很好，只有物理是中等。他中學畢業考試的論文《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是他留下來的最早理論作品之一。在臨近末尾，他寫到，“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為人類福利而勞動的職業，那么，重擔就不能把我們壓倒，因為這是為大家而獻身；那時我們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憐的、有限的、自私的樂趣，我們的幸福將屬于千百萬人，我們的事業將默默地、但是永恒發揮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對我們的骨灰，高尚的人們將灑下熱淚”。在17歲時就理性思考自己的職業，顯示馬克思在思想上是比較早熟的。他已經走上一種軌道了。該文已經表現出馬克思在一種對立中思考人生的方向了。它是卡爾·馬克思的青春宣言，預示了馬克思一生必然是奮斗的一生，只是這時還看不出，馬克思將會奮斗出怎樣的結果。他的中學畢業證書最后寫著“希望他發揮自己的才能，勿負眾望”。

中學畢業后，馬克思進入波恩大學，并于1836年轉到柏林大學學習法律，但他把大部分的學習精力放在哲學和歷史上。在他的導師，柏林大學的神學講師布魯諾·鮑威爾的鼓勵和幫助下，馬克思完成了論文《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學和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之區別》并萌生了入職波恩大學謀得教席的想法。1841年，馬克思將這篇論文寄給薩克森-魏瑪-艾森納赫大公國的耶拿大學（Jena）申請博士學位。耶拿大學哲學系主任卡爾·弗里德里希·巴赫曼博士認為，該學位論文證明該考生不僅有才智、有洞察力，而且知識廣博，因而主張該考生完全有資格獲得學位。1842年2月，隨著普魯士當局對青年黑格爾派的打壓，布魯諾·鮑威爾被解除波恩大學教職，使得馬克思獲得博士學位后入職波恩大學的愿望落空了。同年4月，馬克思開始為剛創刊不久的《萊茵報》撰寫稿件，并迅速憑借大量的理論評論文章成為該報紙的靈魂人物。當年10月，他接任主編一職，遇到在馬克思思想發展史上頗為有名的“林木盜竊問題”。19世紀初，工業革命席卷德國，推動了該國容克地主經濟的發展，同時加劇了下層勞動人民生活的赤貧化。饑餓驅使貧民到森林里撿拾枯枝、采摘野果，也就難免對地主和貴族所擁有的獵場和牧場造成某種令主人不快的破壞。雖然1826年《普魯士刑法典》對擅自砍伐和盜竊樹木行為規定了嚴厲的處罰，但上述事件仍有增無減。1836年，在普魯士因此而受到刑事處罰的有15萬人，占全部刑事案件的77%。許多人這樣做竟然是為了被送進拘留所領一份監獄口糧。面對這種相當嚴峻的社會形勢，普魯士統治者不是從社會制度層面尋找問題的根源和解決問題的方案，反而出臺更嚴厲的法案，將人們在森林里撿拾枯枝、采摘野果和其他一些僅僅違反林木管理條例的行為也升格為盜竊犯罪，給予刑事處罰。馬克思對人民的悲慘遭遇感同身受，根據1841年第六屆萊茵省議會會議記錄，于1842年10月寫下《關于林木盜竊法的辯論》一文，發表在《萊茵報》上。該文以長篇大論系統譴責立法機關偏袒林木所有者的利益，剝奪貧民撿拾枯枝等習慣權利，系統提出自己的森林立法觀。馬克思在1859年回顧當時的情況時寫道：“1842-1843年間，我作為《萊茵報》的主編，第一次遇到要對所謂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萊茵省議會關于林木盜竊和地產分析的討論，當時的萊茵省總督馮·沙培爾先生就摩塞爾農民狀況同《萊茵報》展開的官方論戰，最后，關于自由貿易和保護關稅的辯論，是促使我去研究經濟問題的最初動因”。《萊茵報》因馬克思的一系列寫作遭到普魯士政府查封了。想必這更是激起了馬克思對于資本主義制度的憤怒。馬克思要與資本主義分道揚鑣了。——值得指出的是，馬克思不是單純地坐在辦公桌前寫作，而是以記者的身份做了大量的現場調查。馬克思都這樣了，列寧由于自己的哥哥被沙皇殺死所經歷的苦痛，毛澤東1910年4月看到湖南饑民被清政府殺后頭顱懸掛在長沙城的南門外示眾，他們反抗他們所面臨的現政權是非常自然的了。

有一句中國老話說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其實，秀才造反是最可怕的。秀才有文化，他必然要論證他的觀點是合理的。這是所有真正學者的“通病”！許多學者就是因為對一句話不滿而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和寫作。這不是無事生非，而是因為許多事物都是聯系在一起的。事物是普遍聯系的，事物有條件地聯系在一起，構成其發展變化的動力和源泉。為了講清楚一件事，一個觀點，不得不講清楚諸多其它事物和其它觀點。大學者就是在這個過程中煉成的！當然，這個過程也意味著作者的觀點必然要不斷地變化，不斷地升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修列《兵法》，許多大人物都是因為遭遇理想和現實矛盾的困擾而寫出自己的理論作品的。這時的馬克思還處于青年時代。他的劃時代的作品還需要成年累月地閱讀、寫作、修改、編輯才能得以完成。從少年馬克思、青年馬克思的成長過程我們可以看到，一種類似個人自由主義的精神怎樣通向人民的解放理論。在個人和階級之間是不存在鴻溝的。如果不從階級的角度，個人命運是無法得到合理的解釋的。——少數個人通過個人努力可以改變自己的命運，但大多數人是不可能依靠各自的個人努力改變自己的命運的。他們只有作為一個階級來做出集體的行動。馬克思的理論思維能力使得他能夠看出其中的邏輯。或許，對文學的喜愛也使得馬克思帶有一些社會浪漫主義色彩。他給當時還是他的女朋友的燕妮的信件充滿了幸福的甜言蜜語。他與夫人至死不渝的親密感情是絕大多數人可望而不可即的。再沒有一個人比這樣的人更適合去發展一套關于人民求解放的理論體系了。

很顯然，馬克思一生用于構建其以人民為中心的理論體系所依賴的財力是比較薄弱的，甚至可以說是非常薄弱的。馬克思和燕妮如果從父母那里繼承了什么財產，也遠遠不足以維持他們的生活。列寧說：“如果不是恩格斯犧牲自己而不斷給予資助，馬克思不但不能寫成《資本論》，而且勢必會死于貧困。”馬克思一輩子確實選擇了最能為人類而工作的職業，他沒有被生活的重擔壓倒。他為人類的前途和命運做出的犧牲幫助換來了億萬人的幸福，未來受益的人只能更多。閱讀馬克思的諸多傳記，許多偉大的人們都已為他灑下熱淚。習近平說，馬克思的一生，是胸懷崇高理想、為人類解放不懈奮斗的一生，是不畏艱難險阻、為追求真理而勇攀思想高峰的一生，是為推翻舊世界、建立新世界而不息戰斗的一生。當我們翻閱歷史，不難看到拿破侖一生經歷50場戰爭，毛澤東所經歷的戰斗、戰爭不下千場。我們不禁羨慕他們！當我們走到圖書館收藏的馬克思主義著作的欄架前，看到成排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我們不僅感到，馬克思在沒有硝煙的戰斗和戰爭中所立下的功績也不遜于他人！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因為馬克思首先是一個革命家。他畢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參加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及其所建立的國家設施的事業，參加現代無產階級的解放事業，正是他第一次使現代無產階級意識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識到自身解放的條件。斗爭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樣滿腔熱情、堅韌不拔和卓有成效地進行斗爭。”馬克思不僅是人民的一份子，他就是人民，因為他把自己的命運深深地與人民的命運結合在了一起，他系統而深刻地表達了人民的呼聲。他的理論基于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表達了人民對于舊制度的痛惡之情，揭示了人民在怎樣的社會制度下才可能有美好的生活。

馬克思主義的人民性品格僅僅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等少數偉人所擁有的嗎？不是的。人民性品格之所以是馬克思主義的最突出的特征，只是因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等偉人在各自的條件下把人民性品格做了最大限度的發揮。中國古代經典《尚書》早就基于穩定統治的需要形成了民本思想。這樣看來，馬克思就不是一個高不可攀的人，而是一個人人可以學習的人了。

二、唯物辯證法的人民性

一個人如果沒有科學的哲學的指引就難以前進，就難以達到光輝的頂點。雖然資產階級革命后的英國不乏如邊沁、配第、李嘉圖這樣的思想家，甚至也不無英明的國王，但英國獨處一島的地理位置使得它部分類似中國封建社會所形成的大一統格局。19世紀的德國則不同，它剛剛由眾多的小邦合成一個現代國家，力量還很弱小。這樣一個國家非常類似春秋戰國末期的中國，是注定要出大思想家的。因為有許多重大的實踐問題要得到理論上的處理，而且已有許多同時代的人物對類似問題進行了思考。馬克思指出：“如愛爾維修所說的，每一個社會時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沒有這樣的人物，它就要把他們創造出來。”把這句話用在馬克思的身上也是恰如其分的。

大學時代的馬克思所學的專業是法律，但他注定要遇到哲學。因為對于他這個法學專業的學生而言，如何判斷當時德國法律的合理性、正義性是一個基本的法律問題，同時，也是一個哲學問題。他除了聽課外還閱讀了大量的法學著作，在一年之內他自學所得的知識就已經讓他感覺到要解決法學有關的問題離不開哲學了。他當然知道他的大學老師的法學觀點的對立。他試圖按照費希特（J. G. Fichte）在《自然法權基礎》——當時柏林大學的法學理論時尚——中提出的方法創建一種法哲學。這種嘗試讓他體會到以某些原則作為指針來編織整個體系會面臨現實的東西和應有的東西之間的無法克服的矛盾，讓他體會到這種主觀的先驗原則一開始便注定要成為認識具體的法和真理的障礙。在解決應有與現實或法的先驗原則與法的現實體系的矛盾過程中，馬克思很快得出了下述結論：必須從對象的發展過程去研究對象本身，決不可以將它們任意地加以分割；而且事物的本質應作為一種自身矛盾的內容去加以展開，并且最后在自身中求得統一。這個結論可以用他1837年初開始研究黑格爾哲學后寫的一首詩來展現：

康德和費希特在太空飛翔，

對未知世界在黑暗中探索；

而我只求深入全面地領悟

在地面上遇到的日常事物。

馬克思對于這種哲學是有著深深的體悟的。他的《資本論》正是從商品這個資本主義社會中最常見、最普遍的現象，這個資本主義經濟的最單純、最基本的因素開始的。只有真正說明了商品，才可能說明商品盛行于其中的社會。——今天的中國依然需要仔細思考商品、商品經濟對于中國究竟意味著什么？

1836年黑格爾的《哲學史講演錄》第三卷出版。這部著作一反過去的哲學史將伊壁鳩魯、斯多葛派和懷疑派僅僅看作是一種折衷主義哲學和它們標志著希臘哲學的衰落的說法，認為這三派哲學事實上構成亞里士多德以后的希臘哲學發展的一個獨立階段，它們所共同具有的普遍立場就是通過思維獲得自我意識的自由。這種思想以及黑格爾第一部哲學著作的名字應該對深愛讀書的馬克思的博士論文選題甚至題目的格式乃至馬克思一生的研究方法都產生了巨大影響。——馬克思一生的寫作實際上也是通過他關于現實的思維來獲得無產階級的革命意識。

一旦選定博士論文題目，馬克思就“淘沙礪金，瀏覽了幾乎當時可以看到的所有記述和評論伊壁鳩魯及其學派的著作，在此基礎上，他選擇有代表性的第歐根尼·拉爾修、塞克斯都·恩披里柯、普盧塔克、盧克萊修、魯齊烏斯·安涅烏斯·塞涅卡、約·斯托貝、亞歷山大里亞的克雷門斯、西塞羅、伽桑迪等人的著作、論文、對話、言論做了摘錄、轉述、概括和評論，而且每一部作品的版本都是當時最權威的”。這種收集文獻的模式也是今天研究者處理文獻的基本模式。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里有這樣的回顧：“我學的專業本來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安排在哲學與歷史之次當作輔助學科來研究”。他的哲學研究如此出色，以至于他在1837年可以加入成員一般比他大10歲以上且主要由教師構成的青年黑格爾派的博士俱樂部，而且頗受俱樂部成員的重視。加入這個俱樂部想必促進他更進一步研究哲學。他在1839-1840年初研究古代希臘哲學寫下七本筆記本，他當時寫下的如下感悟表明他已經可以以現代的意義來看待辯證法：

“……因為辯證法是內在的純樸之光，是愛的慧眼，是不因肉體的物質的分離而告破滅的內在靈魂，是精神的珍藏之所。……但辯證法又是急流，它沖毀各種事物及其界限，沖垮各種獨立的形態，將萬物淹沒在唯一的永恒之海中”。

少年時期的馬克思生活于一個安定、富裕又充滿了精神追求的家庭。馬克思世界觀的形成一定受到了這種家庭出身的影響。既然馬克思早在中學時代就思考了職業問題，那么，當他進入大學去追求知識時，還有什么知識比哲學更重要呢？人依靠感覺、直覺、邏輯來理解和把握這個世界。所以，討論欲望（食欲、性欲、運動欲、炫耀欲、權力欲）、需要、感覺、直覺、預感、預想、邏輯等感性思維和理性思維是哲學研究所必不可少的；討論觀察、比較、類比、分析、綜合、歸納、演繹、具體、抽象等方法是哲學研究所必不可少的；判斷好壞善惡的標準是哲學研究所必不可少的。比如，快樂和痛苦兩種感覺就是功利主義哲學的基礎詞匯。功利主義甚至對感覺做加減運算。毫無疑問，感覺是可以數量化的。然而，快樂抑或痛苦并非判斷善惡和取舍的唯一標準，有時，甚至不是可靠標準。有時，甚至可能出現不同的快樂定義。伊壁鳩魯說，“……我們稱……身體的無痛苦和內心的無紛擾……為快樂”。但不同人的內心對同一事物是否感到紛擾又是不同的。有的人面對其他人感到激情的東西就是無動于衷。這涉及到究竟怎樣看待人的問題。人應該害怕死亡嗎？人和神是什么關系？人和金錢是什么關系？物質的本體是什么（是否由原子構成）？人和物質是什么關系？物質和金錢是什么關系？物質或者說客觀存在與意識、社會制度是什么關系？人和社會是什么關系？法律的本質是什么？人們該如何對待法律？過去和現在、現在和未來是什么關系？回答這些問題涉及一系列的概念。如何給出清晰的概念？如果不好給出清晰的概念，那么，如何在使用概念的時候不至于含混不清甚至自相矛盾？在使用概念精當的基礎上如何設定一個框架？如何避免認知的或觀念的錯誤？如何從錯誤的認識和觀念中擺脫出來？這些都是本體論、方法論、認識論、實踐論的問題。所以，本體論、方法論、認識論、實踐論實際上是任何哲學都須臾無法離開的，進而矛盾論實際上也是須臾無法離開的。矛盾論已經蘊含在中國古代的陰陽哲學中，也被馬克思所認知，被毛澤東精確闡釋了。這些在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的哲學中都多多少少地涉及了，而二者的異同點的比較就構成馬克思博士論文考察的主題。

有人可能提出疑問，馬克思博士論文所探討的上述主題看起來不是邊沁功利主義哲學探討的主題嗎？馬克思主義哲學不是批判功利主義哲學嗎？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都是肯定的。邊沁的功利主義是很有革命性的，因此，邊沁的功利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具有相通性。同時，邊沁的功利主義也主要是基于個人的考慮，而沒有考慮階級的對立。后來的資產階級和為資產階級服務的經濟學者更是通過閹割把邊沁的功利主義日益給庸俗化了，還打出了邊際主義革命的旗號，又由于仿佛經濟學成為社會科學的皇冠，使得絕大多數今天的人們往往只知道西方經濟學中的功利主義，而不知道邊沁的功利主義了。年輕時的馬克思還沒有擺脫邊沁等人的理論話語，但他注定不會拘泥在這類話語之中的。

當獲得博士學位，卻無法按照自己的初步的理想生活還被不斷驅逐時，馬克思能不對影響自己生活質量從而影響人類生活質量的障礙進行深入分析嗎？一個在青年時代就深入思考未來職業，取得博士學位的人，在真正面對生活時卻被現實打敗，無法按自己的思考過自己想要的生活，就不得不對影響個人生活進而影響整個人類生活質量的一整套社會制度、社會形態進行更加深入的思考了。相比其他人，馬克思很快明白自己需要一套不同于自己的直接前輩康德和黑格爾的理論的哲學理論。對二者的揚棄和綜合就構成他自己的唯物辯證法。這種揚棄和綜合是非常自然的。康德和黑格爾都很少參與社會實踐，都純粹是在理論、思維和觀念的層面解釋世界。康德和黑格爾之前的哲學家們經常把上帝和靈魂作為研究的主題，康德和黑格爾則主要討論理念、觀念、概念、理性，把它們作為世界的本原。當哲學開始擺脫上帝和靈魂時，它就進行了一次革命，但它是不徹底的革命，為后面的革命留下了空間。我們可以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的第一部哲學著作，也是標志歷史唯物主義誕生的著作——中看到，即使在黑格爾哲學內部，也存在著尖銳的對立。比如，青年黑格爾派（包括費爾巴哈等人）認為宗教、概念、普遍的東西的統治是篡奪，因而對它們加以反對，而老年黑格爾派則認為這種統治是合法的而加以贊揚。當然，他們無論是反對還是贊揚，都還是在觀念、概念的層面，還沒有與現實，與現實的人緊密結合起來。

康德、黑格爾還只是忙于構建自己的理論體系（費爾巴哈因黑格爾的哲學理論而認為哲學是“神學最后的避難所和最后的理性支柱”），而作為他們的后輩的馬克思要沿著面向人的現實生活的方向走下去了。認識到哲學的重要、從法哲學走到哲學一般，馬克思在大學畢業之后終于要在一般哲學領域發表自己的看法了。他不再糾纏于現實是否合理，也無需做出一切合理的都是現實的那樣的補充。他只要把現實世界看作是對立統一的體系，把這個體系看成是辯證發展的體系，他的哲學就不能不是為解放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全人類服務的大眾哲學了，精力旺盛的他必然就要在這個哲學基礎上構建以人民自身解放為宗旨以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為框架的思想體系了。

在馬克思的時代，社會是嚴重對立的。在20世紀的世界中，社會對立依然普遍存在。窮人還是占大多數，富國還在侵略壓榨窮國。窮人、窮國需要什么哲學來看待這個世界，來解放自己呢？除了對立統一這一辯證法框架，沒有其它的哲學框架。統治者和壓迫者很希望被統治者被壓迫者認為自己生活于一個和諧的社會中。儒家思想是比較適合這種需要的。宗教似乎更為真誠一點，明白自己無法改造這個世界，無法解放受苦受難的被統治者被壓迫者，勸人行善，寄希望于來生。統治者和壓迫者因此也喜歡宗教，因為如果宗教支配了人民的思想，他們就會忍辱負重一生，他們的子女和世世代代也會這樣下去，于是，統治者和壓迫者的地位就可以永遠不變了。受苦受難的被統治者被壓迫者只有把自己作為與其對立的一極，才可能獲得自己的解放！簡言之，辯證法是革命的愛人民的適用于19世紀、20世紀和21世紀的哲學。因為辯證法把一切看作是可變的。這對于依然處于容克貴族統治陰影下的德國人民以及今天全世界依然處于壓迫之中的人民具有多么大的革命啟發力啊！馬克思說：“辯證法，在其合理形態上，引起資產階級及其夸夸其談的代言人的惱怒與恐怖，因為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證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老子《道德經》也充滿了辯證法的精神。或許是因為老子的清靜無為、消極避世的思想導致他不會如馬克思那樣去將辯證法運用于社會，也或許，這只是老子避而不談的一件事而已。

從馬克思的19世紀40年代的哲學（以及政治經濟學）著述文本中，我們不難看到《共產黨宣言》中的大量語句的影子。《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開頭第一句話便說：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感性的人的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德意志意識形態》第一章“費爾巴哈”的正文是這樣開頭的：“我們開始要談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條，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開的現實前提。這是一些現實的個人，是他們的活動和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包括他們已有的和由他們自己的活動創造出來的物質生活條件”。馬克思這樣看待世界，這樣規定哲學和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因此我們首先應當確定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是：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而且，這是人們從幾千年前直到今天單是為了維持生活就必須每日每時從事的歷史活動，是一切歷史的基本條件”。這就形成唯物史觀了：“這種歷史觀和唯心史觀不同，它不是在每個時代中尋找某種范疇，而是始終站在現實歷史的基礎上，不是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各種觀念形態，……”。這種歷史觀從現實的個人出發，揭示了勞動實踐對理解全部社會發展史的根本意義；確認人民群眾是社會物質財富的創造者，是社會精神財富的創造者，是社會變革的決定力量；歷史是現實的人的歷史，是人民創造的歷史，人們在實踐活動中改造自然，發展生產力，又在生產活動中結成生產關系，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推動社會歷史進步。它通過分析社會基本矛盾運動，揭示了社會進步的內在機制，指明了人類解放的光明前景。馬克思曾指出，“當然，勞動為富人生產了奇跡般的東西，但是為工人生產了赤貧。勞動生產了宮殿，但是給工人生產了棚舍。勞動生產了美，但是使工人變成畸形。勞動用機器代替了手工勞動，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蠻的勞動，并使另一部分工人變成機器。勞動生產了智慧，但是給工人生產了愚鈍和癡呆。”但這種狀況決不會永遠持續下去。這是因為占人口大多數的人們擁有改變現實的意愿和能力。他們所付出的勞動創造了社會物質財富，社會精神財富，因而必然是社會變革的決定力量。這必然導致馬克思得出如下的結論：“歷史活動是群眾的活動，隨著歷史活動的深入，必將是群眾隊伍的擴大”。歷史和人民群眾不是由意識決定的，而是人民決定了歷史和意識。唯物史觀把人民群眾，而不是神，也不是統治階級，作為了歷史的創造者。

馬克思沒有關于其哲學體系的形而上的構建，但在他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和實踐批判中都貫穿了他的哲學體系，使得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可以對其加以系統的總結。馬克思唯物辯證法哲學的提出有其特殊的對立面。比如，唯物辯證法的對立面是黑格爾的辯證法和康德的唯物主義，唯物史觀的對立面是宗教神學以及封建貴族的個人英雄史觀。在這種具體的對立之下進行的構建竟然使得它能夠適用于20世紀的俄國和中國，甚至適用于21世紀。這不能不令人驚訝，這不能不歸功于馬克思實事求是的科學研究精神，不能不歸功于他的理論把人民群眾置于了歷史主體和歷史的決定者的地位上。

治理一個國家是離不開哲學的。要治理好國家需要運用唯物辯證法哲學。就任黨的總書記不久，習近平就指出：“我們黨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視在思想上建黨，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條就是堅持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教育和武裝全黨。馬克思主義哲學是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思想基礎。學哲學、用哲學，是我們黨的一個好傳統”。2012年11月15日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記者見面時，習近平強調，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要堅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2012年12月15日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強調不能不顧客觀條件、違背規律盲目追求高速度，開始糾正簡單以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論英雄的錯誤。2013年9月7日在納扎爾巴耶夫大學發表演講時，習近平明確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觀點，強調建設生態文明、建設美麗中國是我們的一項戰略任務，要給子孫后代留下天藍、地綠、水凈的美好家園。2015年10月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上，習近平明確提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強調創新發展注重的是解決發展動力問題，協調發展注重的是解決發展不平衡問題，綠色發展注重的是解決人與自然和諧問題，開放發展注重的是解決發展內外聯動問題，共享發展注重的是解決社會公平正義問題，強調堅持新發展理念是關系我國發展全局的一場深刻變革。他的“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我們要激發全社會創造力和發展活力，努力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的觀點，聯系為什么人服務的問題來看待生產力和看待發展生產力。2017年10月在黨的十九大上，習近平強調，基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一事實，以及新發展理念的要求，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成為我國跨越關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國發展的戰略目標。2019年1月21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堅持底線思維著力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習近平分析要防范化解政治、意識形態、經濟、對美經貿斗爭、科技、社會、對外工作、黨自身等8個領域的重大風險并提出明確要求，強調我們必須始終保持高度警惕，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鵝”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等等。這樣，習近平就是在用按比例發展的思想來治理我們的國家了。按比例發展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必然推論。世界是普遍聯系的。一個國家是一個有機體，各個部分之間必須保持比例的大致平衡，否則必然出現機能失調、休克甚至死亡。當然，對于一個沉疴已久的人，在一開始不能痛下猛藥。沉疴不宜攻之猛劑，治大國應如烹小鮮。

三、政治經濟學的人民性

從英國人威廉·配第的《政治算術》（1672年出版）開始，西方現代意義上的政治經濟學出現了。在100多年后的1776年，后來在中國產生了重要影響的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出版。這標志著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形成。斯密的著作是反對國王和王后，主張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就是資本的主義，就是資本家說了算的主義，就是誰投資誰受益（得到利潤）的主義。19世紀40年代，資本主義已經在西歐特別是英國居于統治地位，它所固有的內在矛盾也充分暴露出來。1836-1848年英國的憲章運動表明，無產階級作為一個獨立的階級已經出現在政治舞臺上。這時，馬克思表達一種不同于斯密的關于資本主義的看法再正常不過了。

當代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把“國民財富”作為研究對象，只講物與物的關系，不講人與人的特殊社會關系，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看成、說成是自古有之，永恒存在的東西。與之相比，它的鼻祖亞當·斯密的著述還是很有歷史感的。然而，斯密的著述也因強調了資本的理性而為當代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鋪墊了道路。馬克思當然不把現存的資本主義看作是理性的代表，當然不會把它看作是永恒存在的，而看作是要被社會主義所替代的。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不僅是反對國王和王后的，而且是反對資本主義的。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出現后，亞當·斯密的理論就過時了，就是可以忽略的經典了。

馬克思本來是學習法律、研究哲學的，但一旦按照哲學的本性來研究哲學，即聯系政治經濟的實際來研究哲學，就必然走向政治經濟學。因為物質的生產是人類存在的基礎。只有在物質的生產中，才能驗證他的唯物辯證法哲學。反過來，對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也一定會促進哲學的研究。1842-1843年間，作為《萊茵報》的編輯，馬克思第一次遇到要對所謂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事情：林木盜竊和地產析分。這對已經有了豐富的法學知識和哲學知識的他還是困難的。如果說林木盜竊和地產析分還是局部的問題，關于自由貿易和保護關稅的辯論，就事關國家了。這或許是促使馬克思去研究政治經濟問題的初始的最強動因。從1843年秋到1848年，在意識到政治經濟學的重要性之后，除了繼續研究哲學，馬克思用他的主要精力研究政治經濟學。他閱讀了大約70個經濟學家的著作，寫滿了24本筆記本（達140印張）。

《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一般被認為是馬克思的第一部哲學著作，它的導言發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由馬克思與盧格（A. Luge，1802-1880）主編的《德法年鑒》第一期也是最后一期上。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開篇就總結道，“對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經結束”，對宗教的批判已經推翻了真理在天國的謬誤，證明人們在天國的虛幻中是不能找到自我的，對真理的尋找只能從天國降到人間，因為本來就是“人創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創造了人”，“宗教是人的本質在幻想中的實現”。這個導言提出“無產階級要求否定私有財產”。這樣，馬克思就把哲學從宗教神學的本位拉到了人的社會實踐本位。《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不僅是一部哲學著作，而且是一部經濟學、社會學著作。在經濟學上，它與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聯系是明顯的。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得出了“工人生產的財富越多，他的產品的力量和數量越大，他就越貧窮。工人創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變成廉價的商品”的結論。在這部手稿中，馬克思從異化的、外化的勞動的概念出發得出私有財產的概念，再借助這兩個因素來闡明國民經濟學的一切范疇，例如商業、競爭、資本、貨幣不過是這兩個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開了的表現而已。馬克思的結論是：“私有財產是外化勞動即工人同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關系的產物、結果和必然后果。”要消除私有財產，首先就要使工人得到解放。馬克思這里用了公理演繹的方法。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寫道：“私有財產的運動——生產和消費——是以往全部生產的運動的感性表現，也就是說，是人的實現或現實。宗教、家庭、國家、法、道德、科學、藝術等等，都不過是生產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產的普遍規律的支配。因此，私有財產的積極的揚棄，作為對人的生命的占有，是一切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從而是人從宗教、家庭、國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即社會的存在的復歸。”《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通過考察工資、利潤、租金入手分析各階級之間的關系，還展示了部分經營不善的資產階級、破產的地主階級、窮苦農民都轉化為無產階級，整個社會分化為兩大對立階級：占人口絕大多數的無產階級和少數以剝削無產階級為生的資產階級。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將會用資本來替代私有財產，用雇傭勞動代替異化勞動，并沿用公理性的演繹方法。《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萌芽階段的一部重要著作，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產生、形成和完成的必要準備。它與《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一起，為4年后的《共產黨宣言》的撰寫提供了世界觀支撐！

馬克思不是孤立地在戰斗。恩格斯本人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甚至還早于馬克思，他于1843年底到1844年1月間寫出《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發表在《德法年鑒》上，對馬克思《資本論》的寫作有著重大影響。馬克思稱之為“天才的大綱”。

緊接著《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和《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是寫于1845年3月的《評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在其中，馬克思指出，“工業用符咒招引出來（喚起）的自然力量和社會力量對工業的關系，同無產階級對工業的關系完全一樣。今天，這些力量仍然是資產者的奴隸，資產者無非把它們看作是實現他的自私的（骯臟的）利潤欲的工具（承擔者）；明天，它們將砸碎自身的鎖鏈，表明自己是會把資產者連同只有骯臟外殼（資產者把這個外殼看成是工業的本質）的工業一起炸毀的人類發展的承擔者，這時人類的核心也贏得了足夠的力量炸毀這個外殼并以它自己的形式表現出來。明天，這些力量將炸毀資產者用以把它們同人分開并因此把它們從一種真正的社會聯系變為（歪曲為）社會桎梏的那種鎖鏈”。可以看出，在1845年馬克思已經形成消滅私有制的思想了。馬克思已經認識到“國民經濟學的一切論述都以私有財產為前提”，并且，私有財產同人的勞動之間呈現為一種相互否定的異化關系。作為這種非理想社會制度的替代品，“共產主義是對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

《雇傭勞動與資本》是馬克思在1847年底在布魯塞爾德意志工人協會發表的演說的一部分。馬克思最初計劃以一系列論文來闡述構成現代階級斗爭和民族斗爭的物質基礎的經濟關系，由于《新萊茵報》的停刊，這一系列論文只發表了前五篇。它們試圖揭示資本主義這個現代社會的最基本的結構。弄清這個問題將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主要任務和主要內容。1847年，馬克思還撰寫并發表《哲學的貧困》，以批判蒲魯東（1809-1865）在1846年發表的《貧困的哲學》。馬克思科學地表明，價值是一個歷史的范疇，它只是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生歷史關聯，它正是以私人交換為基礎的社會關系的表現，價值只有通過交換才能實現，所以，在以個人交換、勞動價值轉化為商品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社會中，不徹底改變生產方式本身，就根本無法根除資本主義制度的弊病。他說：“必須指出，財富怎樣在這種對抗中間形成，生產力怎樣和階級對抗同時發展，這些階級中一個代表著社會上壞的、否定的方面的階級怎樣不斷地成長，直到它求得解放的物質條件最后成熟。難道不是說，生產方式、生產力在其中發展的那些關系并不是永恒的規律，而是同人們及其生產力發展的一定水平相適應的東西，人們的生產力的一切變化必然引起他們的生產關系的變化嗎？”這就是不久之后《共產黨宣言》的主體思路了，也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的基本思路了。恩格斯對《哲學的貧困》給予高度評價。他在1847年3月9日寫給馬克思的一封信中這樣說道：如果《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出版會妨礙《哲學的貧困》一書的出版，那就把《德意志意識形態》“扔掉算了”，因為出版《哲學的貧困》一書要“重要得多”。

1857年爆發了世界性的經濟危機。馬克思認為，隨著經濟危機而來的可能是革命，在這之前要用科學理論武裝工人階級。1857年12月8日，在給恩格斯的信的末尾，馬克思寫到：“我現在發狂似地通宵總結我的經濟學研究，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問題搞清楚。”起初，馬克思系統整理他多年的經濟研究成果，計劃撰寫一部宏偉的政治經濟學巨著。為了明確指導思想和基本觀點，他寫了《〈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導言》說明政治經濟學應以一定社會性質的物質生產作為出發點，批判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抹煞物質生產的社會性質和歷史階段性的錯誤觀點，闡述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應當是一定社會發展階段上的社會生產關系，闡明生產與分配、交換、消費的辯證關系：一定的社會生產方式決定一定的分配方式，分配的結構完全取決于生產的結構，就連藝術生產也決定于物質生產的社會條件。《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序言第一次完整系統地闡述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后一個對抗形式，這里所說的對抗，不是指個人的對抗，而是指從個人的社會生活條件中生長出來的對抗；但是，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胎胞里發展的生產力，同時又創造著解決這種對抗的物質條件。因此，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就以這種社會形態而告終”。——應該注意的是，馬克思的這些表述是在研究人類一般發展規律時形成的。而當革命者去開展革命時，并不需要從形式上嚴格遵循馬克思的這些表述。社會主義革命當然可以在一國首先發生。

隨著研究的深入，撰寫一部宏偉的政治經濟學巨著的計劃變成了寫作三卷著作，即寫作《資本論》的計劃。《資本論》通過揭示資本所產生出的一系列聯系論證了資本主義的自否定本質。從1857年到1867年，馬克思的偉大的大腦花費了10年的時間才寫作、出版了《資本論》第一卷。不同于“雇傭勞動與資本”這個標題，“資本論”這個標題中只留下了資本，因為資本主義社會就是資本，也就是資本家主導的社會。馬克思說：“在一切社會形式中都有一種一定的生產決定其他一切生產的地位和影響，因而它的關系也決定其他一切關系的地位和影響。這是一種普照的光，它掩蓋了一切其他色彩，改變著它們的特點。這是一種特殊的以太，它決定著它里面顯露出來的一切存在的比重。”在資本主義社會，“原來的貨幣占有者作為資本家，昂首前行；勞動力占有者作為他的工人，尾隨于后。一個笑容滿面，雄心勃勃；一個戰戰兢兢，畏縮不前，像在市場上出賣了自己的皮一樣，只有一個前途——讓人家來鞣”。《資本論》第一卷的出版標志著馬克思無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誕生。列寧說：“《資本論》的成就之所以如此之大，是由于‘德國經濟學家’的這部書使讀者看到整個資本主義社會形態是個活生生的形態：有它的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有它的生產關系所固有的階級對抗的實際社會表現，有維護資本家階級統治的資產階級政治上層建筑，有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之類的思想，有資產階級的家庭關系”，可以說把整個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作為活生生的東西向讀者都和盤托出。三卷本的《資本論》在馬克思逝世后多年才由恩格斯最終完成。如果從1843年算起，到1883年馬克思逝世，馬克思花費了40年時間來研究政治經濟學，寫作《資本論》。據不完全統計，馬克思在寫作《資本論》的過程中，閱讀了2000多冊有關的經濟學著作，收集了4000多種報刊雜志，研究了大量的英國官方會議的有關文件和藍皮書。他寫的各種摘錄、手稿、提綱、札記等達100多本。

《資本論》從商品的二因素與勞動的二重性出發，揭露雇傭勞動制度將工人降低為商品、資本家在等價交換原則掩蓋下無償占有工人勞動的事實，揭露資本主義生產榨取工人剩余價值、追求資本增值的本質。在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的基礎上，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強調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及它造成的工業進步必然生產出它自身的掘墓人——無產階級，認定無產階級必然能“炸毀構成官方社會的整個上層”，建立自己的統治，實現全人類解放。他的政治經濟學不僅有對資本主義的批判，還有對社會主義社會的構建。無論是他的理論的批判還是實踐的批判，無論是他的社會批判還是他的社會構建，都貫穿著徹底的人民性。完全可以說，無產階級政黨的全部理論內容來自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列寧說：“使馬克思的理論得到最深刻、最全面、最詳盡的證明和運用的是他的經濟學說”。馬克思的《資本論》對資產階級的生產過程分析得如此透徹，以至于有的西方資本家會通過學習《資本論》來加大對工人的剝削，以獲得最有利的競爭地位，以至于西歐資本主義在他的批判下改進了資本主義。

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政治經濟學正是以馬克思的《資本論》為基礎，從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走出來的。也正是在他們的政治經濟學的指引下，蘇聯和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才取得了偉大的成就。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成功使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擺脫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產階級的奴役。然而，中國人民還沒有實現相對發達國家的生產力上的徹底解放。中國人民相對發達國家在生產力上的徹底解放有賴于中國在不長的時間里創造出巨大的生產力。而這種生產力的創造有賴于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建立和鞏固。

改革開放后的一個時期以來，《資本論》過時論、馬克思主義過時論、歷史終結論等謬論在中國甚囂塵上。恐怕黨內有許多干部對《資本論》不甚了了了。社會上反對《資本論》的聲音也不絕于耳。西方經濟學一度被許多人視為唯一可能的經濟學。針對有人否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就任總書記伊始，習近平就考察中國人民大學《資本論》研究中心，強調指出，“有些人認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過時了，《資本論》過時了。這個論斷是武斷的，也是錯誤的。”“《資本論》沒有過時。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持續低迷、失業問題嚴重、兩極分化加劇、社會矛盾加深。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不平等程度已經達到或超過了歷史最高水平，而且將繼續惡化下去”。針對當前全世界范圍內的各種經濟學流行泛濫的情況，針對我們國內理論界關于中國經濟學的各種議論，習近平總書記說：“現在，各種經濟學理論五花八門，但我們政治經濟學的根本只能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而不能是別的什么經濟理論。”習近平總書記之所以這樣強調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正是因為只有馬克思所開創的政治經濟學，才是人民的政治經濟學。正是在他的推動下，21世紀的中國重新燃起了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興趣。習近平《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再次肯定，1867年問世的《資本論》是馬克思主義最厚重、最豐富的著作，是“工人階級的圣經”。

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已經被蘇聯解體后的俄國經濟狀況所反襯。基于對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的深刻反思，也基于對中國改革開放經驗教訓的深刻總結，中國在習近平總書記的帶領下，正在書寫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這當然不是一個簡單的輕而易舉就能完成的任務。

四、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人民性

毫無疑問，就連普通人也在不斷思考人類的理想制度，當人類社會處于大變革的時代就更是如此。既然如圣西門這樣的法國伯爵寫出了空想社會主義的作品，為人類的未來進行探索，如路德維希·馮·威斯特華倫這樣的德國男爵閱讀這樣的作品也就非常自然了。路德維希·馮·威斯特華倫男爵喜歡圣西門的作品，我們可以設想，他可能對圣西門的作品也有一定的懷疑，卻無力改進圣西門的作品。在與馬克思的交談中，他很可能傳遞了這種想法，盡管可能僅僅是從一個較為狹隘的角度。

兒時聽聞的空想社會主義（也許也包括傅里葉的空想社會主義和歐文的空想社會主義！哇！這么多人在思考社會主義！）、青年時代遇到的“林木盜竊問題”、關于貿易的辯論等等以及自己對歷史的興趣必然在馬克思的思維中聯系起來。社會主義是可行的嗎？空想社會主義怎么有這么多的理論？有沒有一種更好的對社會主義的論證？怎樣才能讓一個社會避免出現各種各樣的“林木盜竊問題”？怎樣才能解決窮人的悲慘命運？從話語來說，把牛頓所代表的科學與空想社會主義融合一下，構造出一個科學社會主義的詞匯，再充實其內容，就可以作為答案了！我們看到，僅僅在馬克思失業后的5年，即1848年，闡述無產階級關于未來社會的理想的理論《共產黨宣言》就問世了。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馬克思主義不是書齋里的學問，而是為了改變人民歷史命運而創立的，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實踐中形成的，也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實踐中豐富和發展的，為人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強大精神力量”。這鮮明地體現在《共產黨宣言》的發生史中。《共產黨宣言》包含著馬克思恩格斯的純學術研究，但它不完全是馬克思恩格斯個人純學術研究的產物。1843年秋，年輕的馬克思夫婦一同踏上流亡的征途，來到巴黎。早在9年前的1834年，僑居法國的德意志政治流亡者就在巴黎成立了流亡者同盟，亦譯被剝奪法律者同盟、被驅逐者同盟，信仰資產階級民主共和與空想社會主義，主張推翻德意志封建專制制度，建立統一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出版刊物《流亡者》。它還有一個前身德意志人民聯盟。流亡者同盟1836年內部分裂，其左翼另建正義者同盟。1844年8月，受到了當時歐洲最先進的哲學思想的熏陶并已成為唯物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相會。1847年，馬克思和恩格斯接受正義者同盟的加入邀請。6月，正義者同盟在倫敦召開改組大會，采納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提議，把正義者同盟改名為“共產主義者同盟”，用“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一科學的階級戰斗口號代替“人人皆兄弟”的宗教式口號。10月，恩格斯為同盟制定了一個更為完善的綱領草案，即《共產主義原理》。11月29日至12月8日，馬克思和恩格斯出席了共產主義者同盟在倫敦舉行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大會進一步接受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觀點，并委托他們重新擬定同盟的綱領，以向全世界公開說明共產黨人的觀點、目的和意圖。不久，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共產主義原理》的基礎上，寫下了千古不朽的《共產黨宣言》，于1848年2月作為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正式綱領公開發表。一個有著充分思想和理論準備的人一旦與組織結合，就綻放出了璀璨的革命之光！有了這樣的理論，有了共產主義者同盟這樣的組織，無產階級政黨就勢必登上歷史舞臺了。馬克思在1871年深刻指出：“無產階級在反對有產階級聯合力量的斗爭中，只有把自身組織成為與有產階級建立的一切舊政黨不同的、相對立的政黨，才能作為一個階級來行動。”

與前人已有的理論相比，《共產黨宣言》不是基于一種道德的判斷來評價資本主義和主張社會主義，而是基于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來寫作的，是基于資本主義的矛盾來評價資本主義，來指明社會主義的必然性、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以及達到社會主義所必需的手段和道路的。作為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共產黨宣言》的文本是高度精煉的，也是足夠完備的。《共產黨宣言》基于這樣一個事實：私有制是幾乎一切罪惡之源；它形成了這樣一個判斷：“現在，我們眼前又進行著類似的運動。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資產階級的所有制關系，這個曾經仿佛用法術創造了如此龐大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現在像一個魔法師一樣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術呼喚出來的魔鬼了。……資產階級的關系已經太狹窄了，再容納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財富了。……資產階級用來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現在卻對準資產階級自己了”。它明確了這樣一個必然性：“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無產階級，現今社會的最下層，如果不炸毀構成官方社會的整個上層，就不能抬起頭來，挺起胸來”；它找到了這樣一種動力：全世界聯合起來的無產階級；它提出了這樣一個根本制度問題：變革私有制為公有制；它明確了工人運動需要這樣一種組織來領導：共產黨；它總結、批判了工人運動的當時存在的一切主要的思想阻礙：反動的社會主義、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空想的社會主義。《共產黨宣言》把這一崇高理想正式表達為：“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共產黨宣言》結構如此嚴謹、語言如此有力，目標如此崇高，在半個世紀之后激勵了俄國十月革命的產生，構成俄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參照系。它的中譯本在1920年的中國就出版了。毛澤東一生閱讀《共產黨宣言》不下百次之多。《共產黨宣言》至今都在激勵著人們為建立一種新型的社會制度而奮斗，是世界各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科學指南！

一般而言，在馬克思和列寧的話語里，工人階級被視為最革命的階級，而農民被視為落后的階級。思想離開利益就要出丑，就連馬克思主義也是如此。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必然是由中國工人階級先鋒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以農民為主體的革命。1921年的中國沒有形成一個龐大的工人階級，社會矛盾雖然已經激化，但還沒有類似俄國1917年時那樣激化，因此，中國不得不在中國共產黨的獨立領導下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不得不從農民階級那里尋找革命的偉力，不得不從農民革命、農村革命開始中國革命的偉大征程。毛澤東把農民看作是中國革命的主力。這是基于中國實際對馬克思主義所做出的重大發展。與馬克思不同的還有，毛澤東把流氓無產者，甚至一些土匪武裝視為革命的一種力量，視為可以轉化為人民的一種人群。而當日本大舉侵華時，中國共產黨不得不建立包括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右派在內的革命統一戰線。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列寧的階級分析方法就更需要替換以人民的概念，以把一切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力量團結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1935年12月，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指出：“我們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農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這個意義，是在工農民主共和國的口號里原來就包括了的，因為工人、農民占了全民族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但是現在的情況，使得我們要把這個口號改變一下，改變為人民共和國。這是因為日本侵略的情況變動了中國的階級關系，不但小資產階級，而且民族資產階級，有了參加抗日斗爭的可能性。”毛澤東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1939年）中闡述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時就深刻地指出：“因為封建地主階級是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主要社會基礎，而農民則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如果不幫助農民推翻封建地主階級，就不能組成中國革命的強大的隊伍而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這是基于中國實際對馬列主義革命任務理論的辯證發展。中國現代化的發展深深地依賴于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土地革命，證明了毛澤東至晚在1939年所做出的這個判斷是多么精準，多么深刻！

事物的發展是向其對立面的轉化。從人類歷史的長河看，資本主義這個事物的發展最終必然表現為資產階級主導的社會向無產階級主導的社會的轉化。今天的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已經迥異于馬克思時代的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勞動正在日益地數字化，流量在成為資本，勞動力日益被自動化智能化的機器所取代，金融在經濟中的作用舉足輕重。然而，所有這些生產力的發展都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基本特征——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因此，也沒有改變馬克思所分析的資本主義本質。今天的西方資本主義不僅讓窮人在貧困中自生自滅，甚至還有消滅世界“垃圾人口”的圖謀。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會容忍這一切嗎？他們不會，他們必然會起來，做拼死抗爭。他們會如德國人民受到法國大革命的激勵一樣，受到今天中國以人民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社會發展成就的激勵起來抗爭，迫使資本主義制度做出根本性的改變，催生出馬克思所主張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制度，盡管不同國家必然帶有其不同的特色。

中國社會主義發展之路是有著自身特色的。改革開放之后的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之路雖然與改革開放前有較大的差異，但它們都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都取得了偉大成就。改革開放后的一個時期以來，一些西方人士、一些西化人士，甚至一些西方左翼人士都認為，中國正走在“有中國特色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權貴資本主義”的道路上。針對這些否定、質疑，基于我們國家60多年的偉大實踐，面對黨和國家所面臨的突出問題，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系統回答了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重大時代課題，深化了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和中國自身發展規律的認識，形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構成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