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篇題為《佛與基督,誰是“老外”?》的文章(下稱《老外》),竟然把佛教、基督教傳入中國和“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混淆在一起,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同我們防止和抵御“西化”硬扯在一起。
該文認為既然佛教與基督都教是“老外”,那么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也都是“老外”,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老外”傳入中國的,中國共產黨防止和抵御“西化”,為什么還要堅持“西方”傳入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呢?
這種“彎彎繞”的把戲,表面看有點夾纏不清,實際上不過是一種反馬克思主義主流意識形態的“低級的手腕和花招”,以“老外”為說辭,把宗教、西方和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混在一起,把水攪渾,以便于明目張膽地鼓吹“西化”有理,詆毀馬克思主義。對此,必須加以剖析、批判。
一、馬克思主義論宗教的本質和我黨的宗教政策
按《老外》所說,佛教和基督教,都屬于“老外”和“老外”輸入我國的宗教。所以,要討論這個問題,必須弄清宗教的本質和中國共產黨的宗教政策。
宗教是人類社會發展中一個世界性的歷史現象。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揭示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著作中,對宗教問題有著十分豐富的論述,它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寶庫中重要內容之一。因此,看待宗教問題,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
宗教屬于唯心主義的范疇。馬克思和恩格斯贊同費爾巴哈如下觀點,即“自然界是不依賴任何哲學而存在的”,“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東西”,
(1)恩格斯指出:“在遠古時代,人們還完全不知道自己身體的構造,并且受夢中景象的影響,于是就產生一種觀念:他們的思維和感覺不是他們身體的活動,而是一種獨特的、寓于這個身體之中而在人死亡時就離開身體的靈魂的活動。……如果靈魂在人死時離開肉體而繼續活著,那就沒有理由去設想它本身還會死亡;這樣就產生了靈魂不死的觀念”“通過自然力的人格化,產生了最初的神。隨著各種宗教的進一步發展,這些神越來越具有了超世界的形象”。
(2)正是根據這樣科學地分析,恩格斯精辟地提出了“思維對存在、精神對自然界的關系問題”這個“全部哲學的最高問題”,他指出:“思維對存在的地位問題,這個在中世紀的經院哲學中也起過巨大作用的問題: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還是自然界?——這個問題以尖銳的形式針對著教會提了出來:世界是神創造的呢,還是從來就有的?”“哲學家依照他們如何回答這個問題而分成了兩大陣營”
(3),即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兩大陣營。無疑,宗教屬于唯心主義陣營。
宗教是階級斗爭的產物。無論是佛教、基督教還是其它宗教以及它們的各個派別,由于其唯心主義的共同特點,都宣揚神和上帝主宰世界。這種觀點同各國家、各民族、各地區、各階級傳統倫理和宗教觀念相結合,為不同階級各取所需,成為階級斗爭的工具。拿基督教來說,其核心思想是認為天主創造并主宰世界,而“基督是神的兒子”,人們只有信仰基督,才能使靈魂得到拯救,死后升入天堂。恩格斯說:“原始基督教的歷史與現代工人運動有些值得注意的共同點。基督教和后者一樣,在產生時也是被壓迫者的運動:它最初是奴隸和被釋奴隸、窮人和無權者、被羅馬征服或驅散的人們的宗教?;浇毯凸と说纳鐣髁x都宣傳將來會從奴役和貧困中得救;基督教是在死后的彼岸生活中,在天國里尋求這種得救,而社會主義則是在現世里,在社會改造中尋求。”
(4)恩格斯所說的這些“原始基督教可憐的教民”,他們對羅馬帝國的殘酷統治極端仇恨,但又無力改變現狀,于是就寄希望于來世,從基督那里使自己的靈魂得到拯救;而無論是羅馬帝國,還是其他國家的統治階級,也無不是利用宗教為本階級的統治服務,宣揚其統治的合理性。
毫無疑問,宗教傳入中國,和當時中國的國情、中國的階級、階級斗爭狀況密切相關。中國封建社會的歷代皇帝,無不是利用宗教,把自己說成是“真龍天子下凡”,說什么是上天、神派他“下凡”來統治人民的;而社會底層勞苦大眾反抗封建統治階級的歷代農民起義,往往也打著神或上帝的旗號,宣揚當時統治階級統治的不合理性和自己的“造反有理”;然而,歷代農民起義的成果,又總是被統治階級所竊取,新的皇帝一旦坐上龍椅,便馬上把自己宣布為新的“真龍天子”,繼續用神即宗教的觀念來愚弄、統治人民。“你方唱罷我登場”,歷史就這樣“周期率”了幾千年。例子舉不勝舉,無需贅述。
鑒于宗教歷史的長期性和世界范圍的廣泛性,馬克思主義對待宗教問題歷來取審慎的態度。正確的宗教政策,是中國共產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內容之一,也是防止“西方”敵對勢力對我們實施“和平演變”的重要方面。早在1949年8月,毛主席就針對美國國務院的“白皮書”告誡我們:“強迫中國接受美國人傳教也是一條。美帝國主義比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在很長時間內,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動,由宗教事業而推廣到‘慈善’事業和文化事業。”新中國成立以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完全有魄力、有能力“全面貫徹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團結信教群眾為經濟社會發展作貢獻。”
(5)2015年9月,中共中央印發的《統一戰線工作條例(試行)》,再次強調黨的宗教方針是:信仰自由和政教分離。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六條規定:“宗教團體和宗教事務不受外國勢力的支配”。我們一方面要尊重公民信仰宗教的權利,支持宗教界在獨立自主、平等友好、互相尊重的基礎上開展對外交往;又堅決防止和反對“西方”利用宗教對我進行西化、分化,進行破壞社會秩序、制造民族矛盾、破壞祖國統一的活動,防范外國勢力干預和支配我國宗教團體和宗教事務。
這是何等的涇渭分明?時至今日,《老外》一文又拿“佛與基督”說事,把黨的宗教政策和我們反對“西方”的和平演變混為一談,完是一種歷史虛無主義以“小兒科”的邏輯思維,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拙劣把戲。
二、“西方”西化的基本事實和中國共產黨的對策
《老外》一文說“一個時期以來,常聞一些人喊‘狼來了’,喊西方文化、西方價值觀動搖咱們文化之根、價值觀之脈”等等。那么,西方敵對勢力對我們實施“西化”“分化”,到底是我們無端的“喊‘狼來了’”,還是鐵一般的事實呢?
事實是,早在上世紀50年代,美國就提出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和平演變的戰略,其主要手段就是進行意識形態滲透。美前國務卿杜勒斯說:要讓社會主義國家的青年“唱我們的歌曲,并隨之舞蹈,那我們遲早會教導他們用我們所需要他們的方法來思考問題。”美國的一篇題為《好萊塢對抗共產黨》的文章稱“好萊塢影片是鐵盒里的大使,……美國影片是共產主義最有效的摧毀力量。”肯尼迪政府明確要求美國電影要“配合美國的全球戰略。”
(6)尼克松在《1999:不戰而勝》一書中宣稱,美國的“自由和民主的價值觀在世界各地極有魅力”“是美國在意識形態的競爭中所握有的王牌”。他明確提出要打一場“沒有硝煙的‘新的世界戰爭’”;里根則稱“美國之音”是“巨大的非軍事力量”。一個美國學者更加露骨地提出要“在中國的留美學者中,有一批進入中國領導層,成為親美勢力”。
(7)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揚言“美國將其現行的文化價值觀推廣到全世界”;亨廷頓的弟子弗朗西斯科·福山則公開宣稱,“美國的民主制度是人類歷史的終結,人類社會最終都要走向美國的模式,歷史將把所有的人都塑造成抱有美國式的價值觀、民主自由與個人至上的人。”
(8)直到現在,美國一直堅持要其他國家“與美國憲法中體現的理想保持一致。”
(9)在筆者編輯的河北《政工之友》2002年第3、4、5期,曾連載了《中國企業文明》雜志總編輯李祖榮同志在美國一篇題為《我看美國“思想工作”》的考察報告中,揭示了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行事手冊”,從50年代初撰寫并經多次修改、內部代號為《十條戒令》的對我國實施和平演變戰略,現全文轉載如下:
請《老外》的作者先生睜開眼看看“西方”對我們實施的“西化”“分化”吧!這是我們在“喊‘狼來了’”,還是不爭的事實呢?這些資料不正是某些“西方”在“動搖咱們文化之根、價值觀之脈”嗎?他們的這種“沒有硝煙的戰爭”,不是在前蘇聯和東歐已經“得手”了嗎?
從新中國成立前夕到建國初期,毛主席一刻也沒有放松對西方反動勢力對我們進行和平演變的警覺性。針對赫魯曉夫篡奪蘇聯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大肆推行修正主義路線,毛主席明確指出:“帝國主義的預言家們根據蘇聯發生的變化,也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黨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們一定要使帝國主義的這種預言徹底破產。”
(10)鄧小平也說過:“(80年代)出現一種思潮,叫資產階級自由化,崇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會主義。這不行。”
(11)他還說:“我們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反對全盤西化,反對否定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
(12)“美國現在有一種提法:打一場無硝煙的世界大戰。我們要警惕。”
(13)“西方國家正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就是要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他們不喜歡中國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14)江澤民也說:“西方敵對勢力加緊以各種手段和方式對我實施西化、分化的政治戰略,企圖顛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他們的這種政治圖謀是絕不會改變的。”
(15)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上也指出:“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國際敵對勢力正在加緊對我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圖謀,思想文化領域是他們進行長期滲透的重點領域。我們要深刻認識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的嚴重性和復雜性,警鐘長鳴、警惕長存”。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更是多次提出:“我們要借鑒人類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絕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絕不接受任何外國頤指氣使的說教。”
(16)他深刻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既不是‘傳統的’,也不是‘外來的’,更不是‘西化的’,而是我們‘獨創的’,是一條人間正道。”
(17)可是,按照《老外》的說法,這些都是在“喊‘狼來了’”!這是對中國共產黨的污蔑,這種論調,只有“西方”的衛道士、敵對勢力“西化”吹鼓手,或者“第五縱隊”分子才能說得出來。
三、“西化”問題的實質與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區別
《老外》的作者為了證明所謂“西方”對我“西化”的合理性,竟把我們反對“西化”和堅持馬克思主義攪在一起,他寫道:馬克思、恩格斯“都是地地道道的西方人,……列寧是俄國人,也是一個典型的西方人。從這點說馬克思列寧主義也當屬……‘老外’了?但這個‘老外’借助‘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進入中國,則從根本上動搖、顛覆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專制體制,并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共產黨宣言》首頁有‘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一語。‘全世界’有西方、東方之分,無產者當然也有西方的無產者和東方的無產者。……沒有看到哪個‘馬列家’說因東、西方文化互相兼容因而‘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不相宜了”;“中國人民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即將100年了。當中國人民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理論基礎建立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乘風破浪前進、使中國‘換了人間’天翻地覆發展變化的時候……又將置來自西方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于何地?”……
這種假歌頌、真貶低的胡言亂語,把世人公認的人民勝利,與“西方”對我們實施“西化”“分化”、顏色革命的圖謀攪在一起,把作為“西方”人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這些革命導師,和產生于“西方”的、作為中國共產黨指導思想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攪在一起,是“黃鼠狼給雞拜年——沒安好心”!
“手段的卑鄙證明目的的卑鄙”,“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如果說“不懂裝懂”是一種虛偽,那么用“懂裝不懂”的辦法故弄玄虛,來否定他企圖否定的東西,就是一種陰謀和別有用心。《老外》的作者就是要先“把水攪混”,然后用“拖泥帶水”的辦法,借我們反對“西方”敵對勢力對我進行“西化”,否定同樣產生于“西方”的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
宗教也罷、“西化”也罷,它們與馬克思主義是既有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不同概念。
“西化”的問題,說到底是一個“和平演變”的老話題,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還是走“改旗易幟”的邪路的問題。無論是對待佛教、基督教還是其它宗教,我們都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宗教理論,堅持黨的宗教政策,團結一切愛國愛教群眾,在黨的領導下,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對西方國家的先進文化、先進管理和先進科學技術,我們當然是照學不誤,這是我們改革開放的題中應有之義,用魯迅的話說:對這些好的東西,要統統“拿來”;但是,對于“西方”敵對勢力以各種手段(包括利用宗教手段)的“西化”“分化”,我們則要堅決抵制,粉碎他們和平演變的圖謀。歷史證明,只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能夠救中國,只有中國共產黨能夠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我們要“咬定青山不放松”,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不動搖。
四、加強學習,掌握馬克思主義的望遠鏡、顯微鏡
我們記得,就是這個《老外》的作者,曾多次在該刊發表攻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文章。例如他在該刊2015第7期發表的《另類“和平演變”論》一文,完全割裂了國內、國際兩方面“和平演變”的辯證關系,把一些人被“糖衣炮彈”擊中,說成是“自己演變自己”的“另類和平演變”,以“內部”來掩蓋“老外”對我進行“西化”、和平演變的基本事實;他還引用鄧小平關于“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的論述作為“論證”??墒牵l都知道,鄧小平從來是說國內、外敵對勢力相互勾結,對社會主義實施“和平演變”的,誰能說“共產黨內部”的問題與“老外”沒有關系?難道說這“糖衣炮彈”,只在我們“自己”國內才有,而沒有“老外”給“送來”的嗎?
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读眍?ldquo;和平演變”論》和他的這篇《佛與基督,誰是“老外”?》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是在掩蓋西方、“老外”的和平演變。難道前蘇聯某些領導人收受大量的美金賄賂,墮落為共產主義的叛徒,葬送了列寧締造的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不是事實嗎?難道這只是蘇聯“內部蛻變”,而沒有“老外”的“和平演變”嗎?
不得不令人生疑:這些人多次發表否定社會主義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的文章,極力掩蓋“西方”的“西化”、“分化”,是不是已經“中招”了“西方”的“糖衣炮彈”?當前中國共產黨反腐敗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我們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是不是應該對“老內”、“老外”的腐敗,也來個“一起打”呢?用馬克思主義內因、外因論的辯證法來分析《老外》作者和他的《另類“和平演變論”》,是不是也應該針對某些得到過“西方”好處的“槍手”們,寫一篇《另類“腐敗論”》呢?
不止如此。據筆者掌握,該作者還在該刊2014年第10期發表《標準答案的“魔力”》,大肆鼓吹要“突破”“標準答案”的“意義”。盡管他舉出的是許多古代例子,但其真實目的,還是要“突破”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標準答案”、社會主義制度的“標準答案”、“四項基本原則”的“標準答案”、《黨章》《憲法》和黨的方針政策、法律法規的“標準答案”、黨已經明確規定的政治原則的“標準答案”……總之,他是要“突破”與黨中央“保持一致”的政治紀律的“標準答案”……。不難想象,一個黨、一個國家、一支軍隊、一個團體……,如果沒有如同《黨章》《憲法》紀律和規章制度,這些須臾不可離開的“標準答案”,會是一種什么樣的情形?
早在2012年,他還在該刊第9期發表《因人而異的是非觀》,歪曲毛主席關于分清敵我、“劃清延安與西安的界限”的正確論斷;在2013年第6期,又發表了《頭癢撓屁股的“進言”》,說什么當代雜文不敢說真話,是雜文家“‘在人屋檐下,怎敢不低頭’”,是“有一種力量不準他們說真話”,雜文家是在“外力強制下不得不如此”;“橘生淮南則為橘,橘生淮北則為枳”,“這水土不改變”,“那破土而出的”“只能是‘枳’。”其矛頭都是指向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這個“水土”的“屋檐下”。
當然,寫這樣攻擊黨的主流思想文章的不止他一人,這反映了當前我國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的復雜性、嚴重性,“第五縱隊”的猖狂性。毛主席說:“我們應該學習的是布爾什維克的聰明。我們的眼力不夠,應該借助于望遠鏡和顯微鏡。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就是政治上軍事上的望遠鏡和顯微鏡。”(18)我們必須學習和掌握好馬克思主義的望遠鏡、顯微鏡,看清歷史虛無主義的反動實質,而不被其表面的辭藻所迷惑。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2012年9月版第228頁(2)第229——230頁(3)第230——231頁(4)第327頁
(5)中共十八大《黨章》
(6)(7)河北省委宣傳部1991年《反和平演變十講》第85頁
(8)2006年5月26日《北京日報》許嘉璐文章
(9)《環球時報》2010年11月16日15版
(10)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報》
(11)《鄧小平文選》第3卷123頁(12)第235頁(13)第325—326頁(14)第344頁
(15)《江澤民文選》第3卷第83頁
(16)轉自《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第49頁(17)第12頁
(18)《毛澤東選集》第1卷1991年6月版第2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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