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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由于俄烏沖突、全球油價高漲等因素，美國國內通膨居高不下。美國為了擺脫其國內經濟危機，亟需其他國家增持美債，或在金融領域作出較大“讓步”。在這一背景之下，我們不僅要思考國土安全，必須同時籌劃我國在金融開放過程中如何堅定維護好國家金融安全等。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李慎明研究員等學者在《馬克思主義視閾下當前我國金融安全現實性研究》（原載《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1年第11期）一文中力圖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剖析新時代維護我國金融安全現實性、緊迫性和原則方法。文中強調指出，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堅強正確領導下，個別西方大國休想在我國臺灣這塊神圣領土上玩弄霸凌或引誘等各種手法，企圖讓我們放松對我國金融安全的高度警惕，以用本來屬于我們自己的國土安全這一傳統安全領域里的顯性的“硬安全”來置換我們非傳統安全領域里的金融安全這一隱性的“硬安全”。現特再次轉載，供對此感興趣的讀者參酌。

李慎明 黎瑞東 王立強 余云輝

習近平高度重視重大金融風險防范化解工作。2021年8月17日，習近平在主持召開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時強調指出：“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關系發展和安全，要遵循市場化法治化原則，統籌做好重大金融風險防范化解工作。”早在201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就明確指出：“金融風險有的是長期潛伏的病灶，隱藏得很深，但可能爆發在一瞬之間”“如果我們將來出大問題，很可能就會在這個領域出問題，這一點要高度警惕。”2020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指出：“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這是貫徹習近平關于防范金融風險一系列重要指示的重大戰略舉措。認真落實這一重大戰略舉措，十分重要和十分迫切。這里所說的壟斷和資本無序擴張的重點，既包括螞蟻金服這樣名義上好像是國內私人資本，但其主要股東卻是被西方用各種途徑與辦法控制的國內外合流的資本，同時包括直接投資的國內外資本特別是國外資本。

中美金融圓桌會議（CUFR）在2021年秋季再次召開，舉行了（線上）虛擬會議。以往舉辦的中美金融圓桌會議，吸引了黑石、高盛、摩根大通和摩根士丹利等美國金融界重量級企業的有關代表參加。在這一會議召開后，認真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金融安全相關思想的深刻內涵，探討習近平總書記再三強調的金融安全的相關問題，對于準確研判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理清我國經濟金融工作思路，推動更高水平的經濟金融開放，以實現金融開放的高質量發展、促進國內經濟高質量發展和我國各項工作的高質量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和歷史意義。

只有站在當今世界所處時代的高度，透過現象看本質，同時認清時代的階段性變化，我們才能真正認識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的極端重要性和現實緊迫性。2017年9月29日，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指出：“時代在變化，社會在發展，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學真理。盡管我們所處的時代同馬克思所處的時代相比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但從世界社會主義500年的大視野來看，我們依然處在馬克思主義所指明的歷史時代。”習近平這里所說的“我們依然處在馬克思主義所指明的歷史時代”，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指明的“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歷史時代，是指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向全世界宣告的“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的歷史時代，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必然勝利這“兩個必然”的一個宏大的歷史時代。在這樣一個宏大的歷史時代中，既包括習近平所說的“馬克思所處的時代”即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時代，又包括列寧所說的“帝國主義時代”即壟斷的、寄生即腐朽的、垂死的資本主義這一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同時還包括當前帝國主義由壟斷、寄生即腐朽階段開始向垂死階段過渡并進入垂死階段這一相對更小一點的歷史時期。在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時代，資本主義處于上升階段，從總體上看，資本主義在這一階段對人類文明和人類歷史的進步起著促進甚至極大的促進作用。但進入帝國主義這一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后，資產階級由原來上升的階級變成了壟斷的、寄生即腐朽的、垂死的階級。在資本主義壟斷、腐朽和寄生這一歷史時期，資產階級雖然仍然是社會的主導力量，但無產階級逐漸覺醒和壯大，必然逐漸上升為革命的主導力量，使得帝國主義時代同時成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即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帝國主義時代與無產階級革命時代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二者相互依存，共生共滅，亦可以說，帝國主義時代有多長，無產階級革命時代就有多長。如果從1581年世界上第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尼德蘭共和國（即今荷蘭）建立算起，世界資本主義制度已經有400多年的歷史。19世紀末20世紀初，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美、德、英、法等先后進入以壟斷、寄生為主要特征的帝國主義時代，至今才有100多年的歷史。

我們應高度重視對當前帝國主義由壟斷、寄生即腐朽階段開始向垂死階段過渡并進入垂死階段這一相對更小一點的歷史時期的研究。這一相對更小一點的歷史時期，就是毛澤東提出的“從現在起，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是世界上社會制度徹底變化的偉大時代，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時代，是過去任何一個歷史時代都不能比擬的。處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必須準備進行同過去時代的斗爭形式有著許多不同特點的偉大的斗爭”這樣一個歷史時期。帝國主義由壟斷的、寄生即腐朽的金融資本主義開始向垂死的資本主義過渡并將最終滅亡的這一歷史階段，具體時間的長短當然無法準確估量。如果從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算起到其從總體上終結，這一歷史階段則往往可能需要近百年直至上百年甚至更長一點的時間。當然，當今世界已經攀上極盛峰巔，個別帝國本身的衰落和跌落亦極可能并不需要這么多時間。習近平多次強調，當今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并把這一大變局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緊密聯系起來看待與謀劃。從一定意義上講，習近平總書記之所以強調以上這兩個大局，其戰略判斷的基點就是建立在帝國主義從壟斷、寄生即腐朽的頂點開始并正在向垂死直至最終滅亡曲線上滑落這一雄厚的歷史事實基礎之上的。在這一歷史進程之中，既有前所未有的難得機遇，同時又有世所罕見的嚴峻挑戰。在這一歷史進程之中，我們決不能有急躁心理，要有足夠充分的持久作戰的思想準備和相應的戰略定力，如果不作長期斗爭的思想準備，認為帝國主義很快就要終結，但結果并不是如此，到時就會很失望甚至嚴重損害爭取勝利的信心；同時又要看到世界各國人民逐漸覺醒這一根本力量和世界社會主義光明燦爛的前途，充分發揮用先進理論武裝起來的共產黨人和廣大人民群眾的主觀能動性和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偉大斗爭精神，堅定信心、奮發有為。在這一歷史進程之中，我們既要看到眼前并兼顧眼前利益，同時更要看到長遠和根本利益，要居安思危，未雨綢繆、統籌謀劃。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國帝國主義滅亡的具體時間，可能不是一些同志所想的很快到來，但亦可能不是一些同志所想的遙遙無期；較長時期才能到來和不是太長時期到來，這兩頭都要準備，如此我們才能在任何情況下都能立于不敗之地。當然，這里的關鍵問題之一就是世界各國人民，尤其是代表各國人民根本利益和人類共同利益的共產黨人的共同覺醒和共同努力程度。列寧在100多年前寫作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明確指出，不研究“帝國主義的經濟實質這個基本經濟問題”，“就根本不會懂得如何去認識現在的戰爭和現在的政治”。廣義上的戰爭，除了包括傳統意義上的戰爭外，又包括了貿易戰、金融戰、意識形態戰以及網絡戰、法律規制戰、科技戰、生物戰、太空戰、地球物理戰等。列寧又強調：“帝國主義，或者說金融資本的統治，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金融資本是一種存在于一切經濟關系和一切國際關系中的巨大力量，可以說是起決定作用的力量，它甚至能夠支配而且實際上已經支配著一些政治上完全獨立的國家”“各種形式的附屬國……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獨立的，實際上卻被金融和外交方面的依附關系的羅網纏繞著。”正是從這一意義上，帝國主義，亦可以稱之為金融帝國主義。在當今世界，這些被金融霸權羅網所纏繞的附屬國，還沒有真正從經濟、政治、文化以及外交上完全獨立起來，其中有些領域和有些方面本質上仍然是現時代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國家。在經濟全球化和國際金融危機日益深入發展的條件下（當今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泛濫僅是國際金融危機的特殊表現形式而已），金融是國家管理經濟最為重要最為根本的工具。在此條件之下，金融管理本國經濟的根本職能之一，就是防止極少數霸權國家威逼利誘其他國家無度開放貨幣主權。東南亞金融危機、拉美金融危機，本質上都是開放貨幣主權、讓美國和西方金融大鱷占有并操縱金融市場的結果。金融帝國主義越接近滅亡，鯨吞他國財富以挽救自己的欲望就越強烈。對金融帝國主義本質的認識，我們不能有絲毫的含混和動搖。

正因為經濟是基礎，金融是國家管理經濟最為重要最為根本的經濟工具，正因為當代帝國主義由壟斷、寄生即腐朽階段開始向垂死階段過渡并進入垂死階段這一相對更小一點的歷史時期，就是說個別大的金融帝國不僅是秋后的螞蚱，而且更是秋后的蚊子，所以完全可以預計，在當今這個時代，在未來幾十年內，我國和廣大發展中國家與以美國為代表的國際資本壟斷集團的關系，本質上是激烈的競爭、博弈甚至是嚴酷、殘酷、血腥的較量，其較量的關鍵部分實質上是在隱蔽的金融戰線上靜悄悄地展開的，而其他種種狹義和廣義形式的戰爭，往往是直接或間接地為金融戰爭而服務的。他們所發動、從事的金融戰，不僅是要從貨幣金融戰線直接抽取我國多年辛勤積累的巨額財富，更是企圖顛覆我們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這一根本制度。對于這一點，我們必須要有十分堅定、清醒的認識。

2021年7月6日，由美國退役海軍上將斯塔夫里迪斯（James George Stavridis）等撰寫的美國暢銷小說《2034：關于下一次世界大戰的小說》出版發行。書中描繪了2034年中美兩國在南海爆發戰爭，并最終演變成一場世界大戰的虛構故事。有美國高級軍官看完小說后說：“書很好，但開戰年份設定的不對。這不是2034年的事，而是2024年或2026年的事！”2021年8月18日，《約旦時報》刊登美國海軍陸戰隊前司令查爾斯·克魯拉克（Charles Crulac）、蓋茨基金會前首席財務官亞歷克斯·弗里德曼（Alex Friedman）題為《美中并非注定一戰 》的文章。文章的核心觀點是：美國和中國注定會有各種各樣的沖突，但未必是直接的國家間戰爭。其理由有四：第一，兩國的任何軍事沖突都會迅速變成核沖突；第二，中國的軍事實力大幅增長，但在幾乎所有重要的衡量標準上，仍然落后于美國；第三，中國已經在全球軟實力戰爭中斬獲勝利，中國應對疫情的表現比美國好很多；第四，中國和美國在經濟上密不可分，中國持有超過1萬億美元的美國國債，其中大部分不能輕易拋售，否則會導致巨大損失。以上四條理由都重要，但第四條理由頗為獨特，尤為值得我們高度關注。這也就是說，美國當局有不少人篤定和賭定：中國為了緩和目前緊張的中美關系特別是避免直接的軍事沖突這一眼前利益，不僅不會大量拋售美債，反而還會繼續大量增持美債。這一篤定和賭定，不僅是美國當局一些人對企圖挽救千瘡百孔的帝國繼續衰敗而開出的一副單相思的寬慰劑，更是他們企圖用中國如何緩和中美關系特別是避免直接軍事沖突的眼前利益作為誘餌，企圖采用相對隱蔽的金融手段從根本上搞亂、搞垮我國而開出的所謂“良方”。中華人民共和國經過40多年改革開放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的一系列深化改革，可以預言，這一企圖必將慘遭失敗。前些年，新自由主義如今天的新冠肺炎疫情一樣在全球肆虐，不少經濟學家認為自由競爭是市場經濟的絕對規律。但是，這些經濟學家卻完全忘記了或有意不提壟斷亦是自由市場經濟的絕對規律，同時又是自由競爭的必然結果，最終則必然是馬克思發現并命名的剩余價值規律的徹底展開，是全球范圍內的貧富兩極分化和世界絕大多數人民群眾的覺醒和反抗，是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的徹底終結，即“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在當今世界，金融是全球市場經濟中各種要素的血液和命脈。商品、人才、產業、教育、科技、規制、軍事、意識形態等所有霸權的根基和全部的秘密都在于金融壟斷。一旦美國的金融壟斷和美元霸權有所動搖，那么其他所有壟斷和霸權都會跟著動搖。但是，很少有人對此給予揭露。這也正如列寧所說：“資產階級教授的任務不是暴露全部內幕，不是揭穿銀行壟斷者的種種勾當，而是加以粉飾。”列寧當年對金融壟斷者，以及為了個人私利甚至特定小集團利益而依附于金融壟斷者這張皮上的眾多根毛發，即資產階級教授的這一抨擊，至今仍有著強烈的現實意義。當今世界的資產階級學者即所謂公知對金融壟斷者的粉飾，只會進一步延長世界各國人民其中包括美國人民遭受金融災難的痛苦期，但絕對不可能避免全球范圍內金融壟斷者給各國人民必然帶來的種種可能和難以預料的災難。還可以這樣斷言，金融災難到來得越晚，那么最終到來的全球性金融災難便會愈加熾烈，各國人民所遭受的災難便會愈加深重。

二、蘇聯亡黨亡國殷鑒維度

習近平號召全黨學習歷史。這對我們透過復雜的歷史進程，把握歷史前進的方向具有重大現實意義。了解金融帝國主義的歷史劣跡，有助于奠定“兩頭都要準備”的思想和理論基礎，更準確地把握當下金融主權這個關鍵環節。毫無疑問，當年蘇聯的解體，首先是西方在蘇聯的意識形態打開了缺口。但值得我們進一步高度關注的是，緊接著則是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聯領導集團，不僅迷信美國的憲政制度和多黨輪流執政制度，而且迷信美國和美元，在金融領域徹底交出國家主權，國家的物質基礎乃至經濟基礎從根本上被撼動。2013年，由黨中央批準在全黨縣處級以上干部中播放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制作的六集黨內教育片《蘇聯亡黨亡國20年祭》的解說詞中談到了西方對蘇聯的金融戰。今年是蘇聯亡黨亡國30周年，在這里讓我們重溫如下一段解說詞：“西方對蘇聯的貨幣金融戰，也極大地削弱著蘇聯的經濟實力。1961年盧布與美元的比價為1∶1.1。從1989年開始，蘇聯由原來的固定匯率制‘轉型’為雙重匯率制。各種國際金融機構蜂擁進入蘇聯境內，他們用美元購置盧布，特別是在蘇境內高息攬儲和借貸巨額盧布，推高盧布比值。外匯市場上盧布兌美元的比價很快接近為1∶2。接著，所謂‘蘇聯國企沒有自生能力’‘蘇聯國企債券被嚴重估高’‘盧布應更加自由浮動’等各種研究報告充斥‘國際社會’特別是蘇聯境內。蘇聯國企證券價格快速下跌。外來投資者則在盧布高位時乘機大批收購了十分廉價的蘇聯國有企業。由于外資銀行大量的短期借債等，引起蘇聯國內急遽的通貨膨脹。1990年11月，外資銀行乘蘇聯匯率改革之機又開始拋售盧布，并引導著盧布對美元的貶值預期，盧布兌美元的比值很快下跌為100∶1。盧布的外匯市場被徹底擊垮。1993年，盧布與美元的比值為1400∶1，加上國際套利者低價購入的蘇聯國有資產和盧布貶值所逃掉的巨額盧布債務，最后盧布對美元的實際貶值程度竟達112000倍這一天文數據。美國僅動用區區幾億美元，在幾年內就洗劫了蘇聯人民70多年辛辛苦苦積累的28萬億美元的巨額財富。”以上鐵的事實進一步說明，蘇聯亡黨亡國，其根本原因是黨和政權性質的逐漸蛻化變質，并在西方歷史虛無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等錯誤思潮的直接導引下，政治上完全放棄黨的領導，經濟工作特別是作為經濟命脈的金融工作完全放棄了國家主權所致。

現在的國際政治，已經進入了全球“動蕩變革期”。冷戰后，美國霸權主義加大了文化戰、金融戰和科技戰等投入，在世界各地引發“顏色革命”即“顏色叛亂”。美國之所以能夠在很多國家推動“顏色叛亂”，其根源之一就是通過金融文化侵略，攫取了很多第三世界國家貨幣主權，從而可以通過印鈔直接用美元支持這些國家的少數西化精英制造內亂；還在很多國家金融市場進行投機活動，洗劫這些國家積儲多年的財富，制造普遍性的貧困和大量難以維持生存的貧民，從而先后引發東南亞金融危機、拉美金融危機、俄羅斯金融危機等。我們應當清醒地認識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我國的金融領域已經布局多年，蓄謀已久、伺機而動，但是，黨的十八大的勝利召開有力地打亂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這一戰略布局和戰略步驟。2020年年底，黨中央毅然打出“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這一重拳，進一步打擊了沆瀣一氣的國內外敵對勢力企圖在我國制造金融危機、推翻我國堅定不移堅持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狂妄目的。

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前后，以美元為代表的金融帝國主義的金融觸角逐漸伸及全球各地。當今全球財富向極少數金融寡頭口袋里的集聚已達峰巔，不僅全球范圍內的貧富兩極分化已達峰巔，美元國債同樣達到峰巔。尤其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后，美國國債從23萬億美元急速攀升到2021年7月1日的28.43萬億美元，相當于2020年GDP的136%，每年僅國債利息支出就接近6000億美元，但其國家總儲備（主要是黃金）才有5000億美元。最近25年來，美國國債余額一直在持續增加，并始終處在借新債還舊債的困境，且國債余額還在逐年增加，使得當今美國持續陷入嚴重的通貨膨脹之中。2021年9月8日，美國財政部部長珍妮特·耶倫(Janet L·Yellen)還警告國會領導人，如果白宮和國會不提高債務上限，就會造成拖欠國債無法償還。可以預計，到2024年美國僅國債利息支付就高達上萬億美元，屆時必然會導致借新債只能償還利息卻無法償還本金的危險。美國的經濟與金融危機，本來在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已經顯現，1971年美元與黃金脫鉤以及1991年的蘇聯解體，先后延長了美元霸權的壽命。這期間，我國改革開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不斷加深著美國對“中國負責生產，美國負責消費”這一合作方式的依賴。以上合作方式的深化，亦帶來美國產業空心化的加速和內外種種矛盾的集聚特別是美國巨額債務的累增。美國為了擺脫這一最為根本和最為基礎的經濟金融危機，必然會首先想方設法對準我們這個有著3.2萬多億美元的全球最多外匯儲備的大國。美國會不惜采用各種非常規思維和手段，企圖永久賴掉這些巨額外債。從一定意義上講，近幾年美國連續在新疆、香港、新冠肺炎病毒起源等問題上發起大規模的污蔑宣傳，軍機公然接二連三地降落我國領土臺灣，甚至公然鼓動“臺獨”分子搞臺灣“獨立”，在我國南海一再制造緊張局勢，鼓動日本重啟軍國主義，鼓動澳大利亞擁有、制造和部署核潛艇等，其目的之一極可能是企圖用這些看得見的硬威脅，威逼引誘我國繼續大規模增持美國國債，并確保源源不斷向美國輸送以美元結算的物美價廉物品和我們在金融方面的無底線開放。

我國40多年的改革開放，取得了豐碩成果。但同時亦需要看到，我國實行的是干部任期制，改革開放往往也是從易處著手，即提前大規模釋放地租、級差地租和超額地租的紅利，這就給后繼者留下了一些難啃的骨頭。據國際金融協會統計，到2020年10月初，發達國家債務總額達到了196.3萬億美元，相當于其GDP的432%；發展中國家債務總額76.4萬億美元，相當于其GDP的245%。其中，美國債務總額為美國GDP的383%。截至2020年年底，我國債務總額已達到335%，明顯高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快速接近發達國家水平。

從2009年起至2020年，我國積極的財政政策已實行11年，財政赤字不斷擴大，債務規模相應急劇擴張。“十四五”時期，多數省市的債務可持續性堪憂，粗略計算，大約1/4的省級財政50%以上的財政收入將用于債務的還本付息。按照央行提供的統計數據，到2021年7月底，我國企業負債率進一步攀升到138.4%，是美國的兩倍以上。我國個人從銀行貸款總額是67.4萬億元，人均接近5萬元。我國廣義房地產業（其中包括一些城市非必需的地鐵建設等）直接間接債務已經超過銀行貸款總額70%以上，我國恒大、碧桂園、萬科等地產十大巨頭的平均負債率在2017年就已攀升到80%以上。我國現在的房價已處于高位的三難境地：維持當今房價，則住房空置率很高，有學者用國家電網提供的數據指出，一類主城區零用電的空置房占20%；將來房價如果繼續直線高攀或者急速下跌，都可能是一場極難應對的金融乃至經濟災難。2021年9月20日，白宮新聞秘書珍·普薩基（Jen Psaki）在記者會上表示，在有需要時，美國政府已準備好應對中國地產市場危機和當地地產商恒大可能違約的風險。

我國的社保和醫保與歐洲主要國家不同。在歐洲主要國家，國家應支付的部分是充到個人賬戶的實賬。而我國則僅是賬面上走的虛賬，并沒有列入每年的國家預算，社保和醫保現在實際支付的僅是單位和個人已繳納的部分。這次新冠肺炎疫苗全民免費接種，預計到2021年年底完成，疫苗支出可能是上一年度醫保總支出的1/3左右，等于新增一筆沉重的財務負擔。

另外，西方的金融市場已經開辟了數百年，而我們對此積累的經驗和經歷的教訓僅有幾十年，對國際金融運行規律和風險評估掌握得遠遠不夠。

綜上所述，金融安全絕不僅僅涉及我國的經濟穩定發展，而且從根本上涉及黨和政權的安全，切不可輕視和忽視。鞏固政權往往需要“三個子”：槍桿子、筆桿子和錢袋子。從一定意義上講，其中的錢袋子是槍桿子和筆桿子的物質基礎。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正確領導下，槍桿子已牢牢掌握在黨的手中，筆桿子與錢袋子亦都得到進一步的加強，但其中各自領域存在的一些問題仍讓人憂慮。習近平多次強調要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不僅是毫不動搖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毫不動搖堅持黨對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同樣應是毫不動搖加強黨對經濟特別是金融工作的領導。經濟、政治、文化與外交，是緊密相連、血肉相依的一個整體，絕不是互不相干的“四張皮”。如果黨和國家的各項工作各自為政，不能在黨的領導下形成緊密合力，非但事倍功半，還極可能犯下不可挽回和不可饒恕的顛覆性錯誤。

習近平關于“金融風險有的是長期潛伏的病灶，隱藏得很深，但可能爆發在一瞬之間”“如果我們將來出大問題，很可能就會在這個領域出問題，這一點要高度警惕”等重大戰略判斷具有重要意義。金融風險是當前我國所面臨的所有風險中最為隱蔽、最為主要、最為直接、最為關涉全局、最為迫切需要化解和破解的風險。我們必須高度警惕，不能懈怠。

今后二三十年乃至50年左右，是徹底暴露腐朽透頂、矛盾百出的美國帝國主義制度（其中包括金融制度）的重要時段。2021年9月1日，習近平在2021年秋季學期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青年干部培訓班上明確指出：“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關鍵時期，我們面臨的風險挑戰明顯增多，總想過太平日子、不想斗爭是不切實際的。要丟掉幻想、勇于斗爭，在原則問題上寸步不讓、寸土不讓，以前所未有的意志品質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共產黨人任何時候都要有不信邪、不怕鬼、不當軟骨頭的風骨、氣節、膽魄。”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又把堅持敢于斗爭列入我們黨經過長期實踐積累的十個方面的寶貴經驗之一。在國家金融安全戰線，同樣迫切需要這樣的風骨、氣節、膽魄。

我國的對外開放特別是金融開放，不僅需要更高水平的開放，而且內蘊著需要更高質量的開放；不僅需要向發達國家開放，同樣需要向發展中國家開放，尤其需要向“一帶一路”沿岸沿線國家開放。高質量金融開放是高水平金融開放的靈魂；高質量金融開放不僅是對我國和我國人民負責，同時也是對接受我國金融開放所在的各國和各國人民高度負責。確保金融安全是高水平和高質量金融開放的根本性前提。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國家安全工作。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前我國國家安全內涵和外延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豐富，時空領域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寬廣，內外因素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復雜，必須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以軍事、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以促進國際安全為依托，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習近平總書記還先后提出政治、軍事、國土、經濟、文化、社會、科技、網絡、生態、資源、核、海外利益、太空、深海、極地、生物等十六個諸多領域安全概念。在論述經濟安全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的重要基礎。維護金融安全，是關系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一件帶有戰略性、根本性的大事。”從一定意義上講，國土安全是我們傳統安全領域里的顯性的“硬安全”；金融安全同樣是我們非傳統安全領域里的隱性的“硬安全”。當然，金融安全與國土安全的表現形式與表現特征有所不同。我們亦決不反對在特定條件下在經濟包括金融領域所采取的一些必要的妥協舉措。列寧也曾明確指出：“不論什么妥協都一概加以反對，這簡直是難于當真對待的孩子氣。”但是，我國的整體經濟安全特別是其中整體的金融安全與國土安全、政治安全等一樣，都是我國神圣不可侵犯的國家主權的核心利益，是我們國家總體安全觀中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底線。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情況下，金融和貨幣主權愈來愈彰顯這是一個國家經濟的命脈與血液，切不可等閑視之。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堅強正確領導下，個別西方大國休想在我國臺灣這塊神圣領土上玩弄霸凌或引誘等各種手腕，企圖讓我們放松對我國金融安全的高度警惕，以用本來屬于我們自己的國土安全這一傳統安全領域里的顯性的“硬安全”來置換我們非傳統安全領域里的金融安全這一隱性的“硬安全”。我們就是要魚即領土安全與熊掌即金融安全兼得，因為確保魚即領土安全與熊掌即金融安全本來都是屬于我們不可侵犯的神圣職責。在確保金融安全的前提下，推動高質量、高水平的金融開放，才能有力推動我國經濟的高質量、高水平發展。為此，我國應繼續高度重視金融特別是國際金融領域安全問題，必要時召開相關內部研討會，分別請各個方面包括有不同看法的專家人士暢所欲言，以達到正確的集中決策之目的。這亦是習近平在“七一”重要講話中所強調的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題中應有之義。

我們有困難，但這是為著絕大多數人的困難，所以是前進過程中可以克服的困難；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困難是為著極少數人的困難，他們的困難比我們多得多，并且是整個歷史發展趨勢中不可逾越的困難。正義和時間在絕大多數人和社會主義一方，不在極少數人和資本主義一方。對此，我們有著無比堅定的信心與決心。

（作者：李慎明，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研究員；黎瑞東、王立強、余云輝，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原刊于《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