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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是偉大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成立100周年，又是蘇聯亡黨亡國31周年。《居安思危之二：蘇聯亡黨亡國20年祭——俄羅斯人在訴說》，本片從那場劇變的親歷者、當事人和普通民眾的角度，聚焦于戈爾巴喬夫領導集團執政的六年多葬送一個大黨大國的慘痛教訓與啟示。該片是全國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參考教材，由黨建讀物出版社2013年出版發行，解說詞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出版發行。

 

2013年，一些局級干部反映說：“過去每天具體工作忙的累的倒頭就睡睡不夠；看了此片，深感責任重大翻來覆去睡不著”。我們深信，該片不僅有助于幫助廣大干部群眾特別是青年學生正確認識和評價蘇聯解體這一重大事件，而且有助于幫助我們深刻認識“兩個確立”，堅決做到“兩個維護”。

 

該片是2011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47萬字專著《居安思危——蘇共亡黨二十年的思考》的成果之一。

 

今天播發六集電視政論片《居安思危之二：第四集，外交“新思維”與和平演變——蘇聯亡黨亡國20年祭敬請收看。

 

 

第四集 外交“新思維”與和平演變

 

俄羅斯國立社會大學在當今俄羅斯是一所很有影響的高等院校。2010年9月21日，這里舉辦了一場以“信息戰”為主題的研討會。

 

蘇聯時期的外交家，曾任蘇聯駐埃及和土耳其大使，現為“全俄阿塞拜疆人大會”執行主席的埃利達爾·古拉莫維奇·庫利耶夫，以自己的親身經歷，講述了西方對蘇聯及俄羅斯進行的一場場沒有硝煙的戰爭。

 

原蘇聯駐埃及和土耳其大使埃·古·庫利耶夫：“從20世紀70年代起，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主要是北約國家，它們花費了很多的資金和人力，抑制蘇聯的發展，最終目的是讓蘇聯不要存在。因為在他們眼里，蘇聯對美國是最大的威脅。”

 

美國中央情報局前雇員彼得·施瓦茨在一本著作中寫道：“談論蘇聯崩潰而不知道美國秘密戰略的作用，就像調查一件神秘突然死亡案子而不考慮謀殺、死亡事件是否存在著特殊反常和預謀一樣”。

 

自世界上誕生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以來，西方壟斷資產階級就把運用各種手段顛覆社會主義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作為其對外戰略的一項根本任務。

 

俄羅斯聯邦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根·安·久加諾夫：“在1945年蘇聯人民和中國人民戰勝了德國法西斯和日本軍國主義之后，西方世界就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想再用戰爭方法、用軍事行動戰勝蘇聯和中國這樣的大國已經不可能了。杜勒斯馬土制訂了一個新戰略。”

 

曾被譽為美國中央情報局之父的艾倫·杜勒斯一方面鼓吹“冷戰”，對蘇聯推行“戰爭邊緣”政策，威脅要實行“大規模核報復”;另一方面說：“我們一定要在蘇聯內部找到我們思想意識的人，找到我們的同盟軍”。從蘇聯內部尋找同盟軍，這就是杜勒斯為西方世界制訂的對蘇新戰略。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社會政治研究所所長根·瓦·奧希波夫：“針對社會主義國家，西方世界曾開列600多億美元宣傳費用進行和平演變。美國政府署名顧問基辛格講：‘干什么要花這么多錢進行宣傳？不如直接在蘇共黨內建立第五縱隊，培養我們的代理人’。”

 

“第五縱隊”稱謂源自1936年的西班牙內戰時期，是對國家叛徒和民族內奸的總稱。

 

當歷史的時針指向1984年的時候，西方認為他們從蘇聯內部找到了最合適的代理人，一支值得信賴和依靠的“第五縱隊”。

 

1984年底，時任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戈爾巴喬夫訪問英國。戈爾巴喬夫主動示好的坦誠以及他在議會發表“核時代必然要求人們有新的政治思維”的主旨演講，給首相撒切爾夫人和她的智囊團留下了深刻印象。

 

雷日科夫認為：這是戈爾巴喬夫同西方合作的開始，也是西方對蘇共未來總書記的一次摸底會見。會見后撒切爾夫人拋出了一句名言：“這是個可以與之打交道的人……他值得信賴。”后來，她不無自豪地說：“是我們把戈爾巴喬夫提拔起來當了總書記。

 

兩年后的1986年10月，美國總統里根應戈爾巴喬夫的提議：，在冰島首都雷克雅未克舉行了兩國領導人的會見。他們進行了長時間一對一的秘密會談。

 

直到1993年，戈爾巴喬夫在法國揭開了這次他與里根談判的謎底。他承認此次會見“實際上已把蘇聯交付美國聽憑處置”。他說：“雷克雅未克實際上是一場戲……一場重頭大戲…我認為，如果沒有里根這樣強有力的人物，(蘇東劇變)整個過程就不會開始……這次峰會上我們……走得已經那么遠，根本就不能再有回頭路。

 

1991年11月，卸任一年的英國原首相撒切爾夫人應邀在美國休斯敦舉辦的美國石油學會的一次會議上發表了約45分鐘的演講， 中心內容可以稱為“我們是怎樣瓦解蘇聯的”。

 

原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阿·伊·盧基揚諾夫：“撒切爾夫人在這次演講中說，蘇聯對于西方來說是一個威脅，但是我指的不是軍事上的威脅，因為我們在軍事上足夠強大，尤其是在核武器方面。蘇聯對于我們的威脅主要是對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展示。”

 

撒切爾夫人直言不諱地說：我們一直采取行動，旨在削弱蘇聯經濟。但遺憾的是，無論我們如何努力，蘇聯的政治形勢長期保持十分穩定，我們由此陷入了困境。不過，很快便得到情報，說蘇聯領導人契爾年科逝世后，經我們幫助的人可能繼任，借助他能夠實現我們的想法，這個人就是戈爾巴喬夫。我的智囊們對此人的評價是：不夠謹慎，容易被誘導，極其愛好虛榮。他與蘇聯政界大多數精英關系良好，因此，通過我們的幫助，他能夠掌握大權。

 

隨著改革的展開，戈爾巴喬夫很快成為西方的寵兒。西方政要贊賞他的調門也越提越高。美國前總統卡特更是肉麻地吹捧戈爾巴喬夫是“世界上最引人注目、最有吸引力、最有創新精神的領導人”。

 

對此，戈爾巴喬夫很是得意。曾長期擔任總書記助理的博爾金回憶：“戈爾巴喬夫沉醉于國內外尤其是西方輿論對其‘開明君主’形象的反映。他經常大聲朗讀國外對他在世界上的偉大改革的評價，這種東西有時他會讀上幾個小時，而時間就這樣一點一點地過去了，而大量的文件他還沒有看”。

 

西方不僅給予戈爾巴喬夫精神鼓勵，而且還進行物質引誘，讓他分泌更多的“異質”新思維。據博爾金回憶：“戈爾巴喬夫在上臺后不久就從西方得到許多獎金、獎品、稿費，其個人賬戶上很快就有了一百多萬美元”。

 

俄羅斯著名歷史學家、政論家羅伊·麥德維杰夫說：“我的一本厚書，在美國出版，得了幾千美元。但戈爾巴喬夫的夫人賴莎薄薄一本小書，在美國出版，卻得了300萬美元的稿酬。”

 

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原主席弗·亞·克留奇科夫1993年2月13日在《蘇維埃俄羅斯報》上披露：“我在20世紀80年代下半期，從幾個可靠的來源獲悉，雅科夫列夫1960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進修期間被美國特工機關收買并在蘇聯‘改革’期間接受過美國方面的指示。”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社會政治研究所所長根·瓦·奧希波夫：“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克留奇科夫手里有一份名單，是出賣國家和黨的利益的人。當他把這份名單交給戈爾巴喬夫的時候，戈爾巴喬夫說不要玩你們那些間諜的游戲。”

 

戈爾巴喬夫的態度使蘇聯安全部門當時無法對雅科夫列夫和其他人員進行立案調查。

 

1989年上臺的美國總統布什加緊實施針對蘇聯的和平演變攻勢。他采取一項既支持戈爾巴喬夫又扶持政治反對派的上下結合的“雙軌政策”，積極培植和壯大蘇境內反共反蘇的力量。

 

在蘇聯國內，從20世紀60年代下半期起，就開始出現所謂的持不同政見者。這些人組成復雜，動因各異，但其中不少的確是親西方的政治上的反對派;西方世界不斷以民主、自由、人權等為幌子，積極扶植他們。1970年、1975年西方把諾貝爾文學獎、和平獎分別獎給蘇聯持不同政見者索爾仁尼琴和薩哈羅夫。

 

1985年以前，由于蘇聯黨和政府防范較嚴，持不同政見者只是時斷時續地從事地下活動，在蘇聯國內政治影響并不大。

 

原蘇聯駐埃及和土耳其大使埃·古·庫利耶夫：“(持不同政見者)利用蘇聯國內的困難，投機取巧，擴大自身的宣傳，并當成生意來.做。西方國家很快找到這部分人，向他們提供資金，供養他們，并把極個別的現象擴大為整個社會的問題。西方就是利用幾十個持不同政見者，向全世界宣傳蘇聯沒有言論自由。”

 

戈爾巴喬夫上臺后，隨著超階級“新思維”的推行， 薩哈羅夫等持不同政見者的頭面人物相繼獲得了合法身份，公開進行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政治活動。

 

很快，薩哈羅夫伙同葉利欽、波波夫、阿法納西耶夫等人不負西方厚望，逼迫蘇共取消蘇聯憲法第六條。“非正式組織”也在西方的支持下，向蘇共展開了瘋狂的奪權活動。

 

支持和利用蘇共內部的反叛勢力，借助他們打壓蘇共黨內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所謂“傳統派”，使親西方的改革變得不可逆轉，對美國等西方國家來說意義更為重大。

 

原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阿·伊.盧基揚諾夫：“美駐蘇代辦喬治·凱南1947年就講：哪怕稍微削弱一下蘇共，蘇聯就會從一個強國變成一個弱得可憐的國家。打擊了蘇共的團結，就是對蘇聯最大的打擊;破壞了蘇共的統一，就是破壞了國家的統一，就會使經濟和社會發生混亂。現在所有的人都認識到了這一點。”

 

俄羅斯聯邦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根·安·久加諾夫：“(西方)采取一切措施，千方百計地分化、瓦解蘇共，讓蘇共從內部變得難以控制。他們為什么把主要矛頭對準蘇共？因為蘇共是團結領導全體蘇聯人的磐石，不摧垮這個磐石，他們目的就達不到。”

 

隨著蘇共黨內分歧日益嚴重，特別是隨著葉利欽在蘇聯政壇的迅速崛起，西方決定在支持戈爾巴喬夫的同時支持葉利欽。

 

1989年9月，已是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成員的葉利欽訪問美國。美國政府儼然以一個獨立國家元首的極高規格接待他，不僅安排他到紐約等11個城市發表講話，而且還安排總統布什、國務卿貝克、國家安全顧問斯考克羅夫特以及前總統卡特等眾多政要“親切”會見葉利欽。

 

心知肚明的葉利欽投桃報李。他在訪美期間大肆詆毀共產主義“是一張幸福的烏托邦支票”，盛贊資本主義“繁榮向上”。后來他由衷地感言：從那時起“我已改變了自己的世界觀”，“不再是一個共產黨人了”。

 

西方還加大對蘇聯其他反對派代表人物的支持和培養力度。這些人的影響和作用甚至延續至蘇聯解體以后。

 

俄中友協主席、俄羅斯科學院院士米·列·季塔連科：“西方大量培訓原蘇聯和東歐及中亞未來一代的領導人。比如自由派人物蓋達爾也是從那里學的。所有波羅的海國家領導人都在美國接受過培訓。而有些國家的總統是直接從美國派過來的。”

 

西方世界利用大眾傳媒，宣傳資產階級價值觀，詆毀和丑化蘇聯社會主義，削弱和對抗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搞心理戰、思想戰。

 

西方各國針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大功率的廣播電臺每天用6種語言“傳播國際以及蘇聯和東歐國內發生重大事件的信息”，宣傳西方社會的“成就”、生活方式和價值觀。“英國廣播公司(BBC)”和“德意志電波電臺”每天甚至用40種語言向世界各地廣播。這些大型電臺擔負著向蘇聯東歐國家灌輸西方意識形態的重任。

 

俄羅斯聯邦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根·安·久加諾夫：“(從杜勒斯時代起)他們所采取的一個行動，就是讓全世界人民知道，蘇聯不是取得二戰勝利的主要指揮者。蘇聯是干了很多暴行的國家。干了暴行的國家不值得尊敬，蘇聯領導人就不值得尊敬，比如說斯大林。”

 

而在“新思維”的引導下，蘇共對西方意識形態的進攻進一步敞開了大門。

 

從1988年12月起，蘇聯停止對西方電臺的干擾，并決定撥款400萬外匯盧布，進口20個西方國家的報刊。

 

俄中友協主席、俄羅斯科學院院士米·列·季塔連科：“蘇聯境內基本上被外國的包括美國之音、自由電臺、德國之聲、日本NHK等外國電臺電視臺覆蓋了。西方的宣傳全面影響著蘇聯的社會和蘇聯的歷史。過去的英雄都被抹黑，像卓婭、馬特洛索夫等等。這些衛國戰爭中的英雄們都被抹黑。這是篡改歷史、歪曲歷史的開始”;“我們的領導人完全放任了來自西方的宣傳……基本上沒。有主動防御這些精神土的入侵。所有東西都是失控的、放任自流的。我們沒有能夠抵抗西方的文化。雖然我們俄羅斯有很多的文藝、文化、文學作品、電影，但都被邊緣化了”。

 

 

西方世界又利用戈爾巴喬夫推行所謂“族際關系民主化”，挑撥蘇聯各民族之間關系，激化民族矛盾，推動蘇聯的解體。

 

俄羅斯聯邦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根·安·A·加諾夫：“挑起民族事端，由頭就是挑動民族情緒，讓民族情緒在蘇聯極端膨脹，然后挑唆民族之間的關系，誘使他們紛爭不斷，為顛覆國家打下基礎。”

 

原蘇聯駐埃及和土耳其大使埃·古·庫利耶夫：“1987年的時候，他們使用手段制造了亞美尼亞與阿塞拜疆的領土爭端。亞美尼亞民族分裂主義者占領了阿塞拜疆的部分被認為歷史土就屬于他們的領土。這是蘇聯解體的開始。因為蘇聯是一個統一的國家，在這個統一國家的內部，突然有一個什么加盟共和國跳出來說：歷史土這就是我的土地，你應該還給我。局勢于是就變得越來越不穩。”

 

原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前國家杜馬副主席瓦·亞·庫普佐夫：“美國中央情寺局尋找了幾個突破口。從哪里開始呢？他們找到納戈爾諾——卡拉巴赫自治州。那里是阿塞拜疆人、亞美尼亞人兩種文化、兩種宗教一直有沖突有摩擦的地區。突然把那個地方引爆，事件就鬧大了。”

 

西方的挑唆、慫恿和干涉引燃了蘇聯民族問題的火藥桶。自1986年12月哈薩克共和國爆發阿拉木圖民族騷亂事件開始，蘇境內民族沖突如同多米諾骨牌般連鎖發生。

 

據不完全統計，僅1988年在全蘇170多個城市和地區，發生大大小小的示威、游行、騷亂和沖突事件就達2600多次，參加者達1600多萬人，而其中60%的事件與民族問題有關。

 

西方開始把波羅的海三國獨立作為解體蘇聯的突破口。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特殊背景下加入蘇聯的。西方就此問題大做文章。

 

原蘇聯駐埃及和土耳其大使埃·古·庫利耶夫：“美國和西方從來沒有承認過波羅的海三國是蘇聯的加盟共和國，他們認為三國是被(蘇聯)強行占領的。基于這樣的認識，西方支持這些國家首先跑出來鬧事。他們在這些加盟共和國花費的精力最多。”在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煽動和支持下，波羅的海三國民族分裂勢力不斷掀起脫離蘇聯的獨立浪潮。從1987年開始，每年的8月23日，三國的民族分裂勢力都要挑動一些人舉行大規模的要求“獨立”的游行示威活動。1990年春， 當三國民族分裂勢力直接掌握政權后，就率先動手拆毀支撐蘇維埃聯盟大廈的柱梁。

 

俄羅斯聯邦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根·安·列加諾夫：“還有一個神話，就是讓世界人民都相信居住在蘇聯國土的130多個民族，只要每個民族回到自己的故土，過著自己的生活，生活就能富裕起來。現在的結果是，蘇聯解體、各民族四分五裂后，(這些民族)非但沒有富裕起來，反而導致經濟、政治、文化、精神等方面的聯系全部中斷。由此產生的結果就像我們在高加索、吉爾吉斯、烏克蘭看到的那樣，都被搞垮，誰也幫不了誰。”

 

西方國家還利用戈爾巴喬夫在國內外推行“新思維”的有利時機，大搞“經濟戰”、“金融貨幣戰”，并通過“軍備競賽”進一步摧垮蘇聯的經濟。

 

在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操縱下，國際油價從1980年11月的每桶57.17美元，降到1986年8月每桶7.90美元。“按照當時蘇聯石油出口規模，僅油價下降一項，蘇聯就損失幾百億美元的外匯收入。

 

1985年9月，美國還聯合日本、西德、法國和英國開始美元對本國貨幣大幅度的有序貶值。1988年11月，日元兌美元比1985年2月升值111%。

 

石油價格暴跌與美元貶值使蘇聯的外匯收入銳減。據美國中央情報局估計，莫斯科因此獲取硬通貨的能力下降1/3或者更多。其結果是，嚴重削弱了蘇聯從西方進口設備、農產品和工業物資等能力。

 

在西方的操縱下，美元對盧布的大幅升值又加劇了蘇聯國內經濟的混亂和困難。

 

美國從80年代初發動針對蘇聯的新一輪軍備競賽，也使蘇聯不堪重負。從1986年到1990年，蘇聯軍費開支年均增長高達8%，幾乎是國民收入增長的兩倍，軍費總額曾達到國內生產總值1/4。

 

俄羅斯聯邦前勞動和社會發展部部長亞·彼·波奇諾克：“(美國)所展開的星球大戰計劃讓蘇聯耗費了龐大的人力和物力。本來蘇聯應該投入到民用設施的一些資金，都投到了國防工業。這是蘇聯負擔不起的。”

 

打“經濟牌”和搞軍備競賽這兩手策略的運用，取得了超出預想的效果。

 

據蘇聯前外長別斯梅爾特內赫回憶：“對于蘇聯來說，我們已經感受到軍備競賽所帶來的壓力了。戈爾巴喬夫想把改革繼續進行下去， 而持續不斷的軍備競賽則對這些改革的前景構成了巨大的障礙。”

 

然而美國等西方國家并不滿足于此，他們還利用蘇聯日益惡化的經濟形勢，以經濟援助為誘餌，誘壓兼施，逼迫蘇聯做出政治讓步。

 

從1990年起蘇聯經濟形勢日趨嚴重。為應付國內危機，戈爾巴喬夫主動向西方求援。西方國家乘機在開出“經援支票”的同時，附加了條件苛刻的“政治條款”。

 

1991年7月，西方乘戈爾巴喬夫希望同西方七國首腦會晤時，急需獲得一筆巨額貸款以解燃眉的時機，提高了政治要價。

 

最后達成的援助協議是：戈爾巴喬夫答應聯盟中央與加盟共和國實行分權，如果加盟共和國要求退出蘇聯，聯盟中央不動用武力;經濟上全面自由市場化，加速實現全面私有化;軍事上在削減戰略核武器條約方面繼續讓步， 以滿足美國的要求。

 

“8.19”事件后，為避免蘇聯局勢失控，西方承諾在5年內籌措1500億美元援蘇資金，構筑所謂的“現代馬歇爾計劃”，并附帶了更為系統、具體的政治條件。但到1991年底，，西方見戈爾巴喬夫的大勢已去，這項看似龐大的援助計劃也就不了了;之。

 

據西方自己的統計，戈爾巴喬夫執政期間西方國家答應援蘇的經濟承諾高達2300億美元，而實際到位的卻只有300—400億美元。

 

許多俄羅斯學者和原蘇聯領導人都認為，西方在軍事上經濟上對蘇聯的施壓也是蘇共垮臺、蘇聯解體的一個主要的因素。蘇聯是被里應外合摧毀的。蘇聯著名持不同政見者亞歷山大·季諾維也夫認為：在西方的利誘威逼下，在蘇聯內部已逐漸形成一支強大的親西方的“代言人”的隊伍。

 

原蘇聯國防部長亞佐夫說：美國前總統克林頓說過：美國為瓦解蘇聯花費了幾萬億美元。可我認為，不光有美國人參與其中，還有一支隱藏在蘇聯內部的“第五縱隊”。這些人依靠美國人吃飯。人數雖然不多，但也正是他們打殘了蘇聯。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社會政治研究所所長根·瓦·奧希波夫：“‘第五縱隊’這股勢力是客觀存在的。他們的活動是經過幕后操縱者協調的，是代表西方利益的。為了使嘩五縱隊’和西方代言人發揮作用，那就要推行‘公開性’。借助‘公開性’，就可以歪曲蘇聯歷史和社會生活中的真相。這些歪曲歷史的事件都與‘第五縱隊’和‘代言人’有關。”

 

對于蘇聯內部的這支親西方的“第五縱隊”和“代言人”，原蘇聯克格勃將軍維亞切斯拉夫·希羅寧這樣評價：“在改革時期，所有這些精心策劃的、瘋狂的破壞活動接踵而來，這場規模大、耗資高的顛覆國家的運動取得了不俗的成果。富有經驗的克格勃工作人員毫不懷疑，這場運動只是整個計劃的一部分……根據我所掌握的事實，可以肯定地說，1991年8月和1993年10月發生的事件都是美國中央情報局核心機構制定的‘肢解蘇聯’計劃中的一個環節和步驟。”

 

1945年二戰即將結束之時，時任美國情報部門高級官員的艾倫·杜勒斯就詳細勾勒如何用和平辦法促使蘇聯的演變：“我們將不知不覺地，但積極地和經常不斷地促進官員們的恣意妄為，讓他們貪賄無度，喪失原則。官僚主義和拖沓推諉將被視為善舉，而誠信和正派將被人恥笑，變成了人人所不齒和不合時宜的東西……我們將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覺間把這一切都神圣化，讓它綻放出絢麗之花”;“只有少數人，極少數人，才能感覺到或者認識到究竟發生了什么。但是我們會把這些人置于孤立無援的境地，把他們變成眾人恥笑的對象;我們會找到毀謗他們的方法，宣布他們是社會渣滓”。

 

46年后蘇聯的亡黨亡國，證明美國當局完全做到了這一點。

 

蘇聯的對外政策從謀求與西方大國合作逐步走向屈從于美國及其盟國。

 

戈爾巴喬夫當政6年里，同美國總統會見了11次。在軍備控制、裁軍、削減導彈及核武器等問題上，完全迎合甚至為表“誠意”而更多更主動地滿足美方的要求;武器裝備實際投入大幅度削減也導致不能及時升級換代，結果留下的是嚴重的后患。

 

原蘇聯國防部長亞佐夫披露道：“當我們開始削減中程和短程導彈，甚至剛剛開始為其做準備時，美國人便開始派遣自己的代表幾乎深入到每個旅。我們只在美國的兩家導彈工廠和另外兩個地點派出自己的觀察員，而美國人卻向我們的117個基地派駐了觀察員!”

 

在處理東歐國家局勢問題上，戈爾巴喬夫也完全按照西方的眼色行事。對這些國家內的政治反對派猖狂進攻袖手旁觀甚至鼓勵縱容。

 

1991年7月1日，華沙條約組織正式解散：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與這一軍事組織相對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不但沒有相應解散，反而在冷戰后強化其軍事職能，成為當今美國為首酌西方大國欺凌弱國小國、推行強權政治與霸權主義的工具。

 

應西方和所在國的要求，蘇聯毫無計劃、匆匆忙忙撤回駐外國的軍隊。在醉醺醺的葉利欽指揮下奏響的軍樂聲中，蘇聯軍隊滿面蒙羞地撤出在東德的軍事基地。

 

俄羅斯聯邦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根·安·久加諾夫："西方在這個過程中找到的對象就是戈爾巴喬夫、雅科夫列夫。和葉利欽這些人。他們缺乏馬列主義的理論基礎，政治素養和道德品質都很卑劣。就像原子彈三種物質一結合就形成爆炸一樣，他們使偉大的國家垮臺，經濟成就、社會成就喪失，干部隊伍癱瘓。對于全體人民來說，誰也沒有想到掌握權力的，是這么一些隨時出賣黨、出賣國家、出賣人民、出賣同盟者的人。當蘇聯共產黨和全體人民反省過來的時候，已經為時已晚。”

 

（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編發】，轉編自“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微信公眾號，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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