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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社會科學論壇》雜志發表于寧志的 《論紅色文藝的困境》一文，攻擊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以政治權威的主體性置換了作家的主體性”，作家“失去表達內心真實情感和思想的機會”，他們“風干了的思想和頭腦只能變成任人擺布的奴才”，惡毒攻擊“20世紀50—70年代在大陸建立的‘社會主義’是現代化進程中明顯的倒退。”（1）2013年，這位作者又在《社會科學論壇》上發表文章，擺出一副“教師爺”的架勢，“教訓大眾”說：“雅俗共賞”“事實上是不可能的”，“雅俗共賞”，只會“把文學引向了一條歧途”；只有“雅文學在創作上是知識分子的，或者說是一種知識分子話語”，“是向著高層次追求的文學，它應該與世界文學接軌”；而民間通俗文學，其“創作主體是民間大眾，接受主體當然是民間大眾……它的功能不是引導讀者精神走向更高層次”，所以，“圖書館沒有收藏的必要”！ （2）

對于這兩篇肆無忌憚地攻擊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文章，我當時曾向有關部門提出批評意見，但是至今沒有得到像樣的解決。為了把毛澤東、習近平的文藝思想落到實處，推動社會主義文藝大發展大繁榮，在紀念《講話》發表80周年這個富有歷史內涵的時刻，有必要對這些蔑視人民群眾的謬論再一次提起批評。

習近平總書記曾引用馬克思的話說：“人民歷來就是作家‘夠資格’和‘不夠資格’的唯一判斷者”；深刻批評那種“以為人民不懂得文藝，以為大眾是‘下里巴人’，以為面向群眾創作不上檔次”的觀念，“都是不正確的”；深刻闡明“文藝創作方法有一百條、一千條，但最根本的方法是扎根人民。只有永遠同人民在一起，藝術之樹才能常青”的道理（3），多次指出：人民既是物質財富的創造者，也是精神財富的創造者，既是歷史的創造者，也是歷史的見證者，既是歷史的“劇中人”，也是歷史的“劇作者”（4）。

正是由于中國共產黨堅持人民創造歷史唯物史觀之基本原理，所以，80年來，黨在領導文藝工作中，要求作家、藝術家在一切種類的文學藝術工作中，堅持文藝來自人民，文藝表現人民，文藝為了人民，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的的馬克思主義文藝觀、人民觀。

毛主席在《講話》中說：“一切種類的文學藝術的源泉究竟是從何而來的呢？作為觀念形態的文藝作品，都是一定的社會生活在人類頭腦中的反映的產物。革命文藝，則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頭腦中的反映的產物。人民生活中本來存在著文學藝術原料的礦藏，這是自然形態的東西，是粗糙的東西，但也是最生動、最豐富、最基本的東西；在這點上說，它使一切文學藝術相形見絀，它們是一切文學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5）

毛主席所說的這種“自然形態的”、“粗糙的”、“使一切文學藝術相形見絀”的東西，在30年前那個《秋菊打官司》中體現得非常明顯。該影片一直被稱為是“對原生態的追求”，“把生活的毛茸茸的東西，原始的、帶著生活本身的顏色的東西，還給了藝術”。這個評論不無道理。我們可以看到：從影片制作過程，到主人公秋菊依法維權一路走來的形象塑造，都是經過導演一番“艱苦的發掘”工作，才把這“生活的毛茸茸的東西”變成了藝術品：“土的掉渣”的秋菊，是上世紀80年代有一定農村生活經歷的人們所見過的無數次的“一個‘這個’”。（6）類似的例子還有電影《焦裕祿》那個主題歌《大實話》，你聽：

“墻上畫虎不咬人，

砂鍋和面頂不住盆；

侄兒不如親生子，

共產黨是咱的貼心人！

天上下雨地下流，

瞎子點燈不用油；

有錢難買老來瘦，

共產黨是咱的好領頭！”

——這不就是焦裕祿那個年代，農村的“車老板”們趕著大車吼出的“歌曲”嗎？歌詞把一些互不聯系的“大實話”，和“共產黨是咱的貼心人”、“好領頭”聯系起來，唱出了人民群眾對黨、對焦裕祿同志深厚的愛。

這有點類似“根雕”。你看那枝枝杈杈的老樹根，被藝術家從地下刨出來，把那些似人舞姿、似馬奔騰、似鷹展翅、似龍騰飛、似虎咆哮山林的部分保留下來，剪掉多余的枝杈，稍加修葺，變成了一件件精美藝術珍品。

這種功夫無不是來自一個“土”字。它們就是毛主席所說的“生動的、典型的、帶有普遍意義”的東西，是人們在生活中碰到過無數次的“實事”。這“實事”也就是恩格斯形象的稱之為的“一個‘這個’”，亦即列寧所說的能代表一般的“個別”。它們是如此之豐富、生動。哲理在這“一個‘這個”中被活靈活現地反映出來，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后來的思想家、藝術家的“慧眼識珠”，還可以在不同時代、從不同角度反映出來。藝術的真實的生命力就在于此。一般寓于個別之中，共性寓于個性之中。從最簡單、最普通、最常見的東西開始，事物本身就包含著辯證法。個別就是一般。從個別到一般，不僅是人類認識的規律，也是一切文化藝術創作、生產的規律。拋棄了這一點，就等于拋棄了辯證法，也就拋棄了藝術。

文藝發展的歷史證明，人民群眾生產、生活實踐，是一切文藝精品之母，是產生通俗文化，并由通俗到高雅的由此達彼的橋梁、連接點、接合部。然而，文化藝術領域里這個“一個”不是隨意摘取的。這個“一”，不是數學上的“一”，它是藝術家對無數個“一”的過濾、抽象，是他們對人民生活中本來存在著的“文學藝術原料的礦藏”深入挖掘的“第一塊金”。它們雖然是“自然形態的”、“粗糙的”的東西，但也是最生動、最豐富、最基本的一切文化、文藝的唯一的源泉。作家、文藝家只有投身于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之中，才能尋找到、撲捉到它。電影《秋菊打官司》和《焦裕祿》的編導找到了它、《大實話》的作者找到了它；而那些靠“合理想象”、胡編濫造的“藝術家”，靠“刺激”人的感官過日子的“藝術家”，對人民群眾的東西冷眼相看、不屑一顧、“橫挑鼻子豎挑眼”的“藝術家”，專門從故紙堆里找靈感的“坐家”、“藝術家”，是永遠也找不到這種“感覺”的。所以，還是毛主席的《講話》說得好：“中國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觀察、體驗、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階級，一切群眾，一切生動的生活形式和斗爭形式，一切文學藝術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進入創作過程”。（7）

《講話》發表80年來，廣大文藝工作者，遵照毛主席的教導，深入工廠、農村和槍林彈雨的革命戰場，采風學習，掛職鍛煉，從機器的轟鳴、泥土的芬芳和戰火的硝煙中激動創作靈感，創作出《紅日》《紅巖》《紅旗譜》《暴風驟雨》《三里灣》《青春之歌》《創業史》《林海雪原》《三家巷》《苦菜花》《迎春花》《山菊花》《野火春風斗古城》《誰是最可愛的人》等一大批歌頌工農兵，歌頌人民英雄，歌頌人民戰爭、土地改革、工農業生產、社會主義改造、農業合作化的小說、電影、散文、報告文學，以及《紅燈記》《沙家浜》《林海雪原》《龍江頌》《平原槍聲》《杜鵑山》《江姐》《奇襲白虎團》《黨的的女兒》《白毛女》《紅色娘子軍》等現代舞臺戲劇，和以《東方紅》《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團結就是力量》為代表的紅色革命歌曲、無數的激動人心的革命詩歌，可謂是百花齊放，蔚為壯觀，推動人民革命事業的勝利發展，受到人民群眾的高度贊揚。

與此同時，經過文藝家們的精心打磨，還生產出一大批由民間通俗文化變身為膾炙人口，為人民群喜聞樂見、口口相傳的曲藝精品，如侯寶林的相聲《二大爺的洋車》，是反映新舊社會人民生產、生活兩重天的；《賣布頭》、《關公戰秦瓊》，是反映舊社會藝人生活困境和軍閥、官僚庸碌丑態的；姜昆的相聲《虎穴脫險》是反映助人為樂的；馬季的相聲《宇宙牌香煙》是諷刺商業欺詐、“忽悠”消費者的，……這些可以說都是以“寓教于樂”的形式，宣傳正能量和國家意識形態或某項政策的，人們在歡笑中傳遞一種思想，受到健康向上思想意識的影響。

除此之外，廣大文藝工作者還創作出許許多多意識形態內容比較稀薄的文化產品，即古人所說的“供談笑、廣見聞”（8）的純娛樂性文藝，如雜技魔術、馴獸表演、耍猴賣藝、根雕盆景、陶瓷古玩，以及一部分相聲、小品等等“逗你玩”的曲藝說唱節目，如相聲《釣魚》（“二他媽”“烙糖餅”“拿木盆”），《醉酒》(“順手電筒光柱爬上去”)等等，雖然看不出有什么意識形態，但能給人以愉悅的享受，使人精神愉快。“笑一笑十年少”，到底對人們的身心健康有益。人民群眾在緊張的勞動工作學習之余，通過消遣愉悅身心，“會心一笑”、“捧腹大笑”，緩解了工作、學習和勞動后的疲勞；對于這一類的文藝產品，只要不是低級、庸俗、色情，而能使大家“玩得高興”，也可以說是“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文化的一個方面。

因此，在文化產品的創作和生產中，也應該正確認識和處理好“主流”與“非主流”的關系，。只有這樣，才能實現社會主義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正如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許嘉璐同志在一篇文章中所說的：“雅文化和俗文化是互動的，二者沒有高低貴賤之分。所謂高級與低級的區分，在于百姓是否歡迎，內容是否引人向上，是否能引起人們精神的愉悅。雅文化加工精細、欣賞者少；俗文化加工比較粗，和原生態距離不遠，容易取悅受眾，欣賞者多。”許嘉璐同志還說道，一個時期以來，一些從事雅文化的同志感嘆“坐冷板凳”，因此“驚呼多、哀怨多，沉靜思考、深入研究、建議創新少”；一些從事雅文化的看不起俗文化，而一些從事俗文化的又看不起雅文化。其實誰也不應該看不起誰，“俗文化貼近百姓，是雅文化的源頭之一；俗文化也要向雅文化學習，否則難以提高，難以適應人們對文化的不斷追求。”（9）此論應該說是符合文化、文藝發展規律的真知灼見。

應該指出：那些口口聲聲要“教訓”人民的“公知”們，之所以大肆攻擊人民群眾的通俗文化，反對“雅俗共賞”的文藝方針，反對作家、文藝家深入革命斗爭和人民群眾生產、生活的實踐這個“文學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中去，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們就是害怕作家、文藝家走與工農兵相結合的創作道路。你聽他們說：“民間文化根本無法回避政治意識形態的思維定勢”、“民間文藝與國家權威意識形態結成的聯盟是永久性的，不宜過分看重民間的反抗力量”，“無論認同都市民間還是認同鄉土民間，都可能導致知識分子自身的沉沒……都不是知識分子應該選擇的道路”，于是就煽動知識分子要“以筆為旗，要為當代人樹立起精神的旗幟”，否則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種悲劇”，就是“沒有操守”，就是“缺少堅守陣地的精神”！（10）

昭然若揭！原來他們極力反對民間文藝，反對雅俗共賞，割裂通俗文藝與高雅文藝的聯系，是因為“民間文藝與國家權威意識形態結成的聯盟是永久性的”，他們最害怕、最仇恨的，就是人民群眾與黨和政府這種“永久性”的“聯盟”，所以就千方百計地破壞和割裂這種“聯盟”；他們在寄希望于“民間的反抗力量”的時候，又害怕民間“與國家權威意識形態”的“永久性”的“聯盟”，使他們的希望破滅，所以他們“不宜看重”、也不敢“看重”這種所謂的民間“反抗力量”。既然民間文化不行，“雅俗共賞”也不行，那就只好用他們所謂的“知識分子的精英話語”、所謂的“雅文化”這“一線希望”，來攻擊、占領“國家權威意識形態”的“陣地”。

堅守陣地！這是中國共產黨人須臾不可忽視的。2013年8月19日，習近平同志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就是要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鞏固全黨全國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必須堅持鞏固壯大主流思想輿論，弘揚主旋律，傳播正能量，激發全社會團結奮進的強大力量。”這就是“公知”先生們所害怕、所仇恨、所反對的人民“與國家權威意識形態”的“永久性的”“聯盟”，就是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所應堅守的陣地精神！

注釋：

（1）《社會科學論壇》2011年第4期

（2）《社會科學論壇》2013年第10期

（3）2016年11月30日習近平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

（4） 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

（5）《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60頁）

（6）恩格斯致敏·考茨基《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第四卷第453頁

（7）《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60——861頁

（8）轉自《文藝研究》2010年第7期第 50 頁

（9）2006年5月26日《北京日報》，又見《新華文摘》2006年第15期107——109頁

（2022年5月23日）

（作者系河北省文化市場管委會辦公室會原主任、文化市場處長，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來源：紅色文化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