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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中國-東盟關系為主線之一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和全球治理秩序探索的一種典范建構。中國-東盟有著長期的歷史文化淵源，有著區別于一般國際關系規范的親緣性和歷史認同基礎，這是人類命運共同體在該區域典范建構的關鍵基礎。但東南亞區域也是西方近代殖民史和后殖民控制史的重要承載區域，西方文化和制度霸權仍有強勢影響，民主全球化與西方經貿網絡仍有支配性和整合性優勢。這些西方殖民遺產和影響機制主要服務于西方霸權利益及政治經濟的具體利益，甚至作為遏制中國影響力以及中國-東盟重建緊密互動關系的對抗性工具。就中國國家利益和東南亞區域整體利益而言，緊密的歷史文化淵源、不斷擴展的縱深經貿關系、不斷推進的區域安全合作網絡以及中國市場和中國“一帶一路”的整體吸引力，正在推動東南亞區域的“東方式回歸”。人類命運共同體可以賦予這一切發展趨勢和未來愿景以堅實的哲學基礎和共同價值觀根基，并引導東南亞國家和中國之間建立有別于西方霸權文化和經濟宰制體系的和平發展新范式。對東盟體系及其內部的分層化和治理復雜性也需要強化國別區域范疇的精準化研究和知識儲備，并在法律體系上增強風險識別和應對能力。將中國-東盟關系作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典范建構，是中國打破西方“印太戰略”圍堵和戰略競爭隔離、建構區域和平發展新秩序的重要戰略杠桿，符合民族復興的大局觀和戰略整體要求，且有著廣闊的實踐空間和光明前景。

幾百年來，東南亞一直處于西方列強的博弈和爭奪的籠罩之中。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和東盟國家之間數千年來源遠流長的友好關系、山水相連的地緣空間及血脈相通的人文交流，這是雙邊歷史發展脈絡的主旋律。東南亞成為西方主導的全球化體系與崛起的中國發展體系之間長期深刻競爭與博弈的、地緣戰略意義凸顯的關鍵區域。

早在2013年，習近平主席就提出與東盟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打造更為緊密的命運共同體。東盟與東南亞是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建構的支柱性區域。多年來，雙方互聯互通不斷加速，經濟融合持續加深，經貿合作日益加快，人文交往更加密切，中國－東盟關系成為亞太區域合作中最為成功和最具活力的典范，成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生動例證。新形勢下，中方視東盟為周邊外交優先方向和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重點地區，支持東盟共同體建設，支持東盟在東亞合作中的中心地位，支持東盟在構建開放包容的地區架構中發揮更大作用。2021年11月22日，習近平主席站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系統回顧和總結了中國與東盟建立對話關系30年來取得的成就和歷史經驗，正式宣布建立中國東盟全面戰略伙伴關系，為構建更為緊密的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擘畫了發展藍圖，為地區和世界和平穩定、繁榮發展及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注入了新的動力。當今世界權力格局的演變十分深刻，充滿了復雜性，全球治理體系充滿挑戰。中美之間在貿易戰、科技戰和民主軟實力戰爭方面的體系性斗爭越來越激烈并波及廣泛的全球領域和利益各方。長遠來看，中國對世界和平與發展的經濟貢獻和制度貢獻將持續擴大，同東盟之間的合作天地將會更為廣闊。

值得一提的是，不論是中國還是東盟國家，在彼此的外交場合或新聞報道乃至民間俗語中，談及中國和東盟國家關系時，常用“家人”“兄弟”“同志”等表述定位。央視在報道本次中國－東盟建立對話關系30周年紀念峰會時，更是稱“中國與東盟是一個大家庭，更是一個命運共同體”。這樣的提法并不特別常見于中國和世界上其他國家的類似描述，但類似的提法卻并不鮮見于中國與東盟國家之間。由此可以看出，以中國-東盟關系為主線之一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和全球治理秩序探索的一種典范建構。中國-東盟有著長期的歷史文化淵源，有著“家人、兄弟、同志”般區別于一般國際關系規范的親緣性和歷史認同基礎，這是人類命運共同體在該區域典范建構的關鍵基礎。建立在歷史文化認同和現實戰略利益有機結合的基礎上，中國-東盟的整體關系已超越一般性的國際法范疇與雙邊互動的常規，存在著朝向“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更加緊密、更加互信和更為互惠的優質關系做戰略性提升與整合的發展空間。

一、中國-東南亞（東盟）：“家人、兄弟和同志”的歷史文化淵源

在中國與東南亞（東盟）的長期交往史中，“家人、兄弟和同志”所蘊含的親密關系要超越一般國際法的規范原則，持續記錄、儲存和釋放著雙方共享的“歷史資本”并激勵著雙方尋求建立更為緊密的區域共同體架構。

比如，“中泰一家親”已經成為中泰兩國的廣泛共識，習近平主席多次使用該表述。習近平主席曾評價中泰關系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時定位泰國和中國是“好親戚、好鄰居”。李克強總理曾在泰國國會發表演講時強調，中泰雙方應鞏固“中泰一家親”傳統友誼，做頻繁往來的好親戚，使兩國和兩國人民“親上加親”。詩琳通公主曾用漢語作詩盛贊中泰兩國為手足，“中泰手足情，綿延千秋好”。多年來，詩琳通公主也確實一直盡力詮釋著自己的這一詩句，在文化、教育等各個領域推動泰中友好合作。同樣，對于中國與緬甸而言，兩國互以“胞波”相稱。緬甸語中的“胞波”一詞就是指一母同胞的兄弟。2020年1月，習近平主席訪問緬甸，新華社以“中緬共命運，胞波情誼長”作為報道題目，此言不虛，是中緬關系的真實寫照。2000多公里的邊境線，2000多年的交往史，從秦漢時期南方絲綢之路上的互通有無，到驃國王子出使盛唐交流歌舞藝術，從上世紀雙方攜手反抗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到新中國成立后緬甸在不同社會制度國家中率先承認新中國，中緬山水相連，心意相通，休戚與共。2020年4月，中國人民解放軍援助緬甸的物資上也貼著“千年胞波情，眾志可成城”。 

類似的，中國與老撾和越南之間向來也有“同志加兄弟”的說法，這是在傳統歷史文化親情基礎上疊加了第三世界共同尋求解放和平等的革命友誼。傳統上，中國一般稱越南、老撾、古巴等同屬社會主義的國家為“同志”，而“兄弟”國更是指曾經共同抗敵的國家，關系親如兄弟。2017年，老撾外交部部長沙倫賽曾說，老撾和中國無論是現在還是將來，兩黨、兩國政府和兩國人民都會如兄弟般更加親密團結。2019年，老撾成為第一個和中國簽署“命運共同體”有關協議的國家。此次簽署行動計劃也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親自簽署的為數不多的雙邊合作文件之一，充分體現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高度重視。2020年，外交部長王毅同老撾外長沙倫賽舉行會談表示中老是山水相連、唇齒相依的友好近鄰，也是共同推進社會主義事業的同志加兄弟。沙倫賽則當即回應“同志加戰友”。2020年4月，解放軍援助老撾的物資上則貼著“占芭花常開，兄弟情常在”，占芭花是老撾的國花，花期長，易栽培。2021年3月23日習近平主席致電老撾人民革命黨中央總書記通倫，祝賀他當選老撾國家主席，在賀信中，稱中老關系為“兄弟般友好情誼”。2021年11月17日，老撾政府總理潘坎高度評價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重大成果，在他的講話中，兩次以“兄弟”稱呼中國人民、中國黨和中國政府。2021年12月3日，中老鐵路全線通車，習近平主席和通倫總書記共同出席通車儀式，老撾從“陸鎖國”變成“陸聯國”，成為中南半島的重要經濟交通樞紐，經濟社會發展前景空前明朗，具體生動詮釋了“中老命運共同體”的巨大價值和光明前景。2021年9月12日，越共中央總書記阮富仲在河內會見王毅時指出中越兩國關系是“同志加兄弟”的全面戰略合作伙伴關系。阮富仲在講話中數次用“兄弟”稱呼中國黨和國家。9月15日，外交部亞洲司司長劉勁松會見越南駐華大使范星梅時表示，越中情誼深，同志加兄弟，而越方的范星梅在其講話中也以“同志加兄弟”來形容中越情誼。

中國與柬埔寨之間的定位和稱呼更是獨具特色。今年 9月11日，柬埔寨王家軍總司令翁比塞上將表示，柬中是同呼吸、共患難的“鐵桿兄弟”。2021年9月12日王毅在金邊同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舉行會談，王毅表示“柬埔寨是中國的鐵桿朋友和友好近鄰”，“中柬友誼比鐵還硬、比鋼還強”。2018年6月，在柬埔寨與中國建交60周年時，柬埔寨副首相賀南洪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柬中兩國友誼源遠流長，兩國“不僅是好朋友，更是好兄弟”。2019年9月25日，中國駐柬埔寨大使館當晚在金邊舉行國慶70周年招待會，柬埔寨首相洪森出席并致辭說，中國是偉大的朋友。2020年11月6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為柬埔寨太后莫尼列舉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友誼勛章”頒授儀式，莫尼列在致答辭中數次稱中國為兄弟。從公元前的最初接觸到公元 1世紀的國家往來，從公元 10世紀的繁榮貿易到17世紀的反抗殖民，中柬兩國創造了長達近 2000年的交往歷史，官方的朝貢往來從政治上見證了兩國相互認同，民間的海上貿易從經濟上造就了多種物產的廣泛交換。彼此文明的傳播為兩國奠定了相互理解的哲學基礎，生活習俗的共通為人民提供了相互包容的現實條件。宋代以后，更多的中國居民遷往柬埔寨定居，逐漸融入當地，成為了柬埔寨國家不可缺少的社會群體。中柬兩國的交往從最早的官方往來，到后來的民間互市，最后演變為人民的遷移定居，兩國的合作互信不言而喻。悠久的歷史友誼不僅成為了在當今多元的國際社會中建立政治互信、實現經濟合作、加強文化交流的寶貴財富，政治上的相互信賴和民間的心靈相通更是兩國抵制外來勢力挑撥分歧、誹謗信譽的有力武器。

 中-菲、中-馬、中-印尼之間也有類似提法。2021年1月16日，王毅訪問菲律賓，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在馬尼拉會見到訪的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王毅在講話中指出菲律賓是中國的好朋友、好兄弟。無論是政府捐贈還是商業采購，中國都是首個向菲提供疫苗的國家。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強調自己有華人血統，曾說自己的外公是華人，并為自己擁有華人血統感到自豪，并也曾以“兄弟”稱呼中國，還表示“愿意永遠同兄弟般的中國做朋友”。菲律賓金磚國家政策研究會創始人赫爾曼·勞雷爾認為“中國是菲律賓可信賴的朋友和兄弟”。2020年10月13日王毅在吉隆坡同馬來西亞外長希沙姆丁共同會見記者。王毅表示中馬一同取得了合作抗疫的重大成果，深化了兄弟鄰邦的友好情誼。2021年4月1日王毅在福建南平與馬來西亞外長希沙姆丁舉行了會談。希沙姆丁在記者招待會的公開講話中，用漢語形容中馬關系為“我們都是一家人”，隨后還用漢語稱呼王毅為“我的大哥”，并稱王毅永遠是自己的大哥。而王毅回敬“我們是兄弟”，并表示，中馬兩國是跨越千年的好鄰居、好兄弟、好伙伴。早在 2013年10月3日，習近平在印尼國會發表了題為《攜手建設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的演講，在演講中，習近平主席使用了“兄弟的印度尼西亞人民”的稱呼。2021年1月12日，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北蘇門答臘應邀會見印度尼西亞政府對華合作牽頭人、統籌部長盧胡特。盧胡特稱中國和印尼是兄弟，表示愿意推進雙方深化合作。中方與文萊及還不是東盟成員國的東帝汶也都有類似的官方定位。 

當前，亞太地區局勢正在經歷著新一輪的復雜深刻演變。“以東盟為中心”是東盟發展對外關系、開展對外合作的基本原則，有兩大基本內涵，即既要防止被分裂，也要防止被主導。然而美國及其盟友卻積極打造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機制和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關系（AUKUS），打破地區原有的戰略平衡，本質是重塑“以美國為中心”的區域架構，對“以東盟為中心”的架構設計帶來沖擊，對東盟追求獨立自主的外交與安全政策加以遏制和破壞。東盟不會放棄把本地區話語敘事權掌握于自己手中，但美國企圖再造太平洋到印度洋地區的話語體系，東盟對地區的話語敘事權受到挑戰。在這一困境下，中國對東盟的支持立場顯得尤其及時和正義，在周邊率先落地，在人民心中扎根，可為攜手共建更為緊密的命運共同體、促進地區長期和平穩定繁榮作出更大貢獻，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說：“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首先從周邊做起，堅持睦鄰安鄰富鄰。”

二、在美國維系霸權與中國和平發展博弈中的東盟國家：策略選擇及其兩難

強制向別國輸出民主和意識形態是美國對外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美國對外投入外交資本的重要載體。中美博弈導致的亞太地區形勢新變化，對于東盟國家而言，不在中美之間選邊站是出于其最大利益的考量。東盟國家鐘意于中國高速發展能帶給它們豐富經濟回報和商業機遇，也依靠著美國在深度介入東南亞的“再保障”戰略政策獲得心理上的安全保障感。盡管美國嘗試“脅迫”，但東盟國家并未無條件服從。一邊是美國遙遙領先的霸主優勢，一邊是歷史悠久、共享被殖民情感遭遇的老鄰居，東盟國家堅持“不選邊站”，繼續采取“大國平衡戰略”。一向被認為東南亞國家中最親美的新加坡，其總理李顯 龍于2020年6月在《外交事務》雜志上發表的題為《瀕危的亞洲世紀》的文章也體現了這種思路。他指出：“亞洲國家視美國為本區域擁有重大利益的常駐大國。同時，中國是東南亞國家的強大鄰居，其他亞洲國家不想在兩者之間做出被迫的選擇。如果任何一方試圖迫使亞洲各國做出選擇，如華盛頓試圖遏制中國的崛起，或是北京尋求在亞洲建立一個專屬勢力范圍，美中將走上一段持續數十年的對峙之路，使長久以來預期出現的亞洲世紀岌岌可危。”新加坡資深外交家和戰略家馬凱碩先生對中美之間的第三方國家的選擇包括“新加坡處境”亦有精到的分析。菲律賓前總統拉莫斯認為中國一直是東亞地區的天然主導者，不斷崛起的中國將日益主導東亞地區的事務，而中美日三者的關系和角逐最終會決定本地區的走向。拉莫斯認為對于菲律賓而言，誰是最親密的鄰邦，尚且未知。從“南海仲裁案”的地緣斗爭以及美菲的復雜關系來看，東盟內部國家的具體立場存在很大差異，中美影響力的具體作用也各有不同。這就需要我們將東盟整體分析與東南亞國家具體分析做適當的區分與協調。 

美國認為中國是其新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挑戰，這種判斷基本貫穿了美國對華策略的底層邏輯。美國學術界對于中國崛起的討論已經幾乎不再理會中國崛起的非稱霸意圖或和平實質，而是空前一致地認為中國的發展和崛起沖擊著美國操縱下的國際秩序，擠占著美國的霸權空間，削弱著美國在全球事務與亞太事務中的領導地位和主導作用。同時，美國卻絕不會允許它在亞太、印太地區業已構建的霸權地位受到任何挑戰，也絕不愿在此框架下的美國政治與經濟利益遭受縮減，因此，在可預見的未來，美國很可能會向東盟國家施壓、進一步離間中國與東盟，加強美國軍事力量在東南亞的深度介入，從而壓制中國在東南亞國家中的影響力，進而保證美國霸權主義和普世價值的理論優越性不被人類命運共同體和“一帶一路”所撼動。中國已完全被美國作為事實上的假想敵和戰略競爭對手，無論美國政府的表面伎倆如何充滿模糊空間、如何玩弄文字游戲，對中國進行全方位打壓的立場已然是其未來相當長時間內很難變更的國策。在這場演進著的深刻變局中，中國究竟是能夠快速迎來民族復興的轉折機遇，還是被迫進入更加險象環生的復雜僵持，東南亞無論如何都是極其重要的戰略地帶，都不可避免地會成為中美博弈的焦點所在。作為最大的霸權主義和帝國主義國家，美國最為關注的就是讓其在全球的霸權地位能夠“萬世一（美）系”，維護搖搖欲墜的“美國治下的和平”，其霸權的自我捍衛已逐步進入一種“恐怖化”階段。美國朝野一直認為冷戰后對美國霸權能構成真實威脅的只有中國。盡管中國實際上并無挑戰美國的意圖，更無意稱霸，但美國人的基督教“異教”世界觀和功利霸權思維框架卻一直將美國局限在誤讀中國的思維陷阱中。美國在 2017年底發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將中國列為“主要對手”和“修正主義國家”。美國國防部在 2018年國防戰略概要中直言不諱：“中國試圖改變印太地區的秩序，使之有利于中國。中國的經濟和軍事力量持續上升，政府制定的長期全方位戰略將會發揮實力……中國近期的目標是尋求獲得印太地區的霸權，并在未來要取代美國、取得全球的主導地位。”通過掠奪和攫取原住民而建立起來的美國，從其誕生到現在一直以商業利益的價值格局矮化著、誤解著其他文明的世界觀和生活方式的合法性。19世紀中期以來更是持續質疑和挑戰中華民族由歷史發展長河所滋養起來的博大情懷、高遠境界和深厚格局。

因此，我們必須要清醒認識到，東南亞區域既是我們的歷史文化和戰略利益的近鄰，也是西方近代殖民史和后殖民控制史的重要承載區域，西方文化和制度霸權仍有強勢影響，民主全球化與西方經貿網絡仍有支配性和整合性優勢，但這些西方殖民遺產和影響機制主要服務于西方霸權利益和政治經濟的具體利益，甚至作為遏制中國影響力以及中國 -東盟重建緊密互動關系的對抗性工具。2018年貿易戰爆發以來，中美之間愈演愈烈的競爭關系不斷重塑東盟各國的外交戰略和決策，迫使東盟各國不得不依據地緣政治重新思考，不斷適應快速變化的國際和地區局勢，制定有利于本國的新策略和區域秩序。地緣政治的現實使得東盟國家生存在各大國際勢力利益交匯的漩渦中。 

同時，東南亞本地的曼陀羅體系也深深影響著本區域的外交政策和價值格局。哈佛大學學者斯坦利·杰亞拉雅·坦比亞（StanleyJeyaraja Tambiah）利用曼陀羅的框架來理解東南亞。曼陀羅的概念來自印度佛教，它由兩個元素組成：核心（manda）和一個容器或包圍的元素（la）。在印度佛教思想和實踐的各個層面上，都出現了如此堅持的曼陀羅設計。在哲學和教義的層面上，小乘佛教的“一切有部”（Sarvastivadin）學派用衛星法表示意識（citta）和其相關的精神現象（caitta）之間的關系，其中置于中心的意識被十個 caitta所包圍，每個caitta又被四個 laksana或衛星所包圍。婆羅浮屠和吳哥窟等宏偉建筑遺跡的設計和安排被稱為曼陀羅。地緣政治曼陀羅對東南亞國家執行其外交政策仍然至關重要。例如，印度尼西亞外交政策的優先事項仍然是用同心圓的觀點來決定的。此外，東盟通過建立從東盟 +1、東盟+3、東盟+6到東亞峰會的戰略集團層次體系來管理其區域架構的方式，可以說是東盟主張無政府主義的曼陀羅文化的例證。要理解東南亞歷史與現實中在國際關系領域的動態和結構，不能忽略殖民主義、朝貢體系和曼陀羅體系在其歷史上的相互作用，這三種體系的互動很大程度上形成了認識東南亞的本體論和方法論。在曼陀羅體系中，小國擁有重疊的宗主權很正常，存在向兩個領主朝貢或者向三個領主朝貢的情況。多個地區強國之間彼此勢均力敵，互相制衡，為了自保，小國習慣了腳踏幾只船，向兩個或者更多個國家朝貢。在此情勢下，受朝貢國無法要求小國對其忠心不二，而小國也不會為了某一個強國而在政治上守身如玉，因此，任其主權被多重共享的“政治偷情”在東南亞歷史上歷來有合理之處，也成為了東南亞小國乃至東南亞大國（特別是遭遇朝貢系統和西方殖民體系后）的生存策略。他們可以保持政治上的自主性，并在情況需要時毫不猶豫地將他們的忠誠從一方勢力轉移到另一方勢力。這在許多東南亞國家的歷史上，都得到了極好的證明。比如泰國，曼谷王朝一世王先是殺害華人泰王鄭信奪權，但隨即就自稱是鄭信兒子即位，以此繼續和中華帝國（清）的傳統關系，且泰王室的鄭姓文化延續至今，十世泰王本人都會有一個鄭姓的中文名字，甚至公主和王子也不例外。隨著中華帝國的勢衰以及殖民體系的進一步擴張，泰國迅速退出了朝貢體系，夾在英美的亞洲爭霸之間，成為其自豪的“東南亞唯一沒有淪陷于殖民地的國家”，后來，又在二戰后從追隨日本法西斯，瞬間轉換為反法西斯國家。泰國從古至今的平衡戰略所蘊含的古典曼陀羅策略似乎相當濃厚。這在儒家傳統看起來似乎有些“不恥”的文化邏輯和外交策略，在泰國文化中，卻被認為是泰式智慧的獨特之處。泰國只是東南亞區域內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其他的地區和國家，也或多或少地在曼陀羅、朝貢和殖民三種體系的互動扭結中發展出了獨特的東南亞實用生存和外交方略。 

東盟國家善于“左右逢源”既有歷史原因，也有現實考量。新加坡深諳“國家間政治”的生存之道，號稱奉行“大國平衡”戰略，實則是堅定不移奉行實用主義的政策。新加坡目前仍以華人人口為主的，該國雖然不是政治意義上的中國人，但卻是血緣意義上的炎黃子孫和一定程度的文化意義上的“中國人”。新加坡對中華文明有著基于自身的獨特理解和更敏銳、更深透的領悟能力，而這些都成為新加坡研判和制定對華政策創造了有別于其他東盟國家的、獨一無二的謀略優勢。在新加坡看來，中國雖然正在不斷挑戰美國的現實霸權和五百年以來由西方創立并不斷加固的既有結構體系，但新加坡又能迅速從其與中國共享的中華文化底蘊深處理解并相信：中國從長遠來說并無稱霸全球的野心。新加坡并不傾向于相信中國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有能力撼動美國在亞太的布局——畢竟，臺灣問題的徹底解決還很棘手——但是，作為地理位置極其特殊的微小型城市國家，新加坡沒有條件或來不及完全參透中國所構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豐富內涵和正向意義。對于一個已處在戰略要道上以“存活中求財富”的城市島國，要求其超越時代性和地緣觀去深刻領悟歷史悠久、土地廣袤、人口眾多的中國所提出的全球戰略頂層設計，似乎是力不從心的政治夢想。因此，“平衡”的生存戰略深入新加坡的國家思想之中，并時刻指導與糾正其國家行為。一方面，新加坡能夠對中華文明天然地進行更深厚的理解和運用，另一方面，新加坡處在世界十字路口馬六甲海峽的特殊地緣，缺乏戰略縱深的先天不足，新加坡不僅扮演著東盟國家對華協調者的身份，更是以復雜多面的國際戰略政策，一邊從與中國密切頻繁的經貿往來中獲取財富保障，一邊又從與美國的深度軍事合作中消除心理不安帶來的恐懼。新加坡認為如果美國維持著主導性位置，并在一定程度上也容納中國的崛起，有助于最大化地維護新加坡的利益，因此它往往能以極其微妙和潛化的籌謀在中美之間為自己創造最大可能的價值和安全。因此，新加坡的“大國平衡”策略往往表現得既幽深隱蔽，卻又能做到深廣遠大。 

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主張類似的戰略平衡，但兩者又有明顯不同。相比新加坡，馬來西亞的“平衡牌”打法更為淺近和直白。馬來西亞非常清楚中國是維護亞太地區和平穩定的重要力量，而且在經濟上中國對于馬來西亞來說不只是競爭者 ,更是合作互利的伙伴。中國崛起所釋放的經濟活力和紅利，讓與之有密切商業往來的東盟國家獲益巨大，中國帶來的經貿利好反過來促進了東盟諸國政府和既有政治機構在本區域內的合法性和穩定性。早在上世紀 70年代，馬來西亞在對外關系方面就積極主張“東南亞中立化”，在東盟國家中率先改變“兩個中國”的政策，并采取措施改善與中國的關系。美國一味發展一家獨大的單極世界，在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輸出上越來越專制獨裁，其外交政策越來越復現中世紀宗教戰爭式的霸蠻和狂熱，幾乎以美式或西式價值作為外交發展的基礎，這對于文化復雜、政治多元的東南亞國家來說頗具壓力。然而另一方面，馬方卻也積極支持美國在東亞和東南亞業已過度的軍事化的架構與發展。一方面，不少馬來西亞政客更愿意看到美國和馬來西亞之間建立更緊密的軍事伙伴關系以遏制中國；但另一方面，數量同樣不少的馬來西亞政治家卻會更加謹慎地將馬來西亞和中國的分歧（尤其是南海相關問題）簡化到最少。馬方一面接待中國軍方來訪，但又不予在媒體上報道，生怕得罪美國；但一面又在坦然接受美國捐贈戰機后立即解釋馬來西亞是“與所有人結為朋友”，避免讓中國憂慮。雖然馬來西亞在南海問題上與中國的主張矛盾，但馬來西亞朝野并不認為中國是能夠帶來新威脅和新霸權的對手，更不愿意被卷入中美對峙之中。雖然馬來西亞在政治和外交上對中國與其南海海洋爭議表面態度相對平和，但是也有學者指出其實際行動卻越發強硬。迄今為止，馬來西亞實際占領和控制著南沙群島南部多個島礁，除了打造為旅游勝地賺錢外，馬方所占據的海域還有著極其豐富的油氣資源，且與越南占據的海域不同，該海域的油氣資源相對較易開發。馬來西亞在南海開采的石油遠超菲律賓，這些油氣板塊提供了馬來西亞政府收入的 1/3，但卻沒有引起與中國的重大外交糾紛。馬方的智慧在于它更看重經濟獲利，主權聲索反而被它置后。它雖然承認南沙爭端是一個由主權聲索重疊引起的復雜問題，但向來主張有關各國以《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為依據，不贊成超過對話和協商這樣的外交范疇去解決問題。 

越南是與中國在南海利益沖突最深的國家，然而越南又是在文化親緣和政治制度綜合起來最像中國的國家。越南在宋代以前長期是中國中央政府直接治理的一部分，獲得相對獨立之后又與中國保持了近千年的朝貢關系，長期受惠于中國。二戰后，中國對越南的統一事業提供了長期援助。但統一之后的越南背信棄義，在中南半島推行霸權主義政策，導致雙邊關系惡化，進而在陸地和海上都與中國有過較嚴重的軍事沖突。越南對南海主權的立場有兩個階段變化，首先在 1970年代之前，越南對于中國大陸在南海的主權并沒有表示任何異議，甚至還表達了是中國領土的立場（盡管 1960年代因南海發現石油，實際爭奪已經開始，爆發過西沙戰役）。這主要是由于越南建國初期極需要來自中國的援助，而中國當時基于共產國際、安全與戰略等考量，積極提供越南各方面援助：早期以軍事援助為主，后期以經濟援助為主、軍事援助為輔。因此，當時越南對南海問題并不表示意見，甚至承認中國對南海擁有主權。越南外交部曾表示其承認中國在南海的主權是為了獲得中國支持越南對美國的戰爭所做的立場表態。在 1974年前的越南，無論是其政府照會或一切官方資料，都承認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屬于中國領土。例如，1958年9月4日，中國政府發表《關于領海的聲明》，明確對世界宣布“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是中國領土，適用領海寬度12海里主權范圍”。9月14日，越南民主共和國總理范文同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周恩來簽發外交照會，表示“承認和贊成”中國的上述聲明，越方還承諾在國家關系中“徹底尊重”中國的領海主權。然而隨著外部環境轉變，1975年，一方面越南擊敗法國與美國完成統一，另一方面前蘇聯開始對越南進行援助，中蘇關系惡化、中國大陸與越南北部邊界問題、越南入侵柬埔寨等問題，致使雙方關系開始惡化，中國停止對越南進行援助，兩國甚至發生軍事沖突。越南迅速改變其在南海問題的立場，不僅不再承認西沙、南沙為中國領土，而且開始宣稱越南對南海的“主權”。越南宣稱根據歷史文件與大陸礁層原則，整個南海島嶼都是其慶和省 (KhanhHoaProvince) 的離岸行政區，并出動海軍接收原為西貢當局占領的南沙海島，非法將西沙、南沙納入越南版圖，改名為“黃沙群島”“長沙群島”。后又爆發了 1988年的“3.14海戰”，越南通過石油開發、駐兵等方式實際占領南海島嶼，到目前為止共占領了 29個。

越南的見利忘義和出爾反爾，生動地詮釋了同患難易，共富貴難。越南對中國以怨報德、自食其言進而非法占有南海島嶼最重要原因之一是出于資源利益。油氣資源對于經濟發展至關重要。早在上世 紀60年代前，南海地區擁有豐富石油和天然氣資源的報告尚未被聯合國有關機構公布時，該地區的形勢基本風平浪靜，有關國家也并不反對南海主權屬于中國。然而報告出臺后，該地區關涉其中的國家卻突然爭先恐后、一擁而上，紛紛動用軍事力量占領島嶼，聲索主權，將爭端常態化、復雜化。油氣儲量豐富的南海已經讓越南嘗到巨大甜頭，越南之后的經濟迅速爬升乃至騰飛都離不開對該區域油氣資源的大量非法開采。除了石油產業成為越南第一大經濟支柱外，南海區域豐富的漁業資源和充滿潛力的旅游資源也為越南貢獻著巨額回報，這讓越南決心一條道走到黑。進入 1990年代，中越關系逐漸恢復正常化。雖然雙方都強調過去兩國兩黨兄弟情誼，彼此在總體關系上也表達出合作意愿，承認過去所建立的堅實基礎對兩國的重要性，同時兩國在黨對黨高層互動上開始維持定期互訪，但由于越南對于南海的非法索求與我方的主權主張高度重疊，矛盾最為深重。越南陸地國土狹窄逼仄，富含油氣資源的南海成為它覬覦的救命稻草和希望之光。越南深知，安穩地坐擁油氣資源不僅能讓它實現經濟目標，也能帶來國際籌碼。不僅如此，和馬來西亞的純粹務實發財不一樣，越南爭奪南海的野心顯然遠遠不止是暫時的經濟獲益，更為了實現越南“海洋強國”的核心戰略。越南用石油利益推動南沙群島爭端國際化，歡迎西方公司大舉進入該地區，目的就是讓西方國家也參與到協助其繼續非法占有南海島嶼的事實，繼而以西制華，謀求奪取其未能實現的地區霸權。 

2020年初以來，越南頻繁就南海問題向中國挑釁。例如，大量漁船涌入海南島附近島嶼，甚至進入12海里以內的范圍；多次向聯合國遞交照會，強調其對南海擁有主權；派遣武裝漁船進入西沙群島，與我國海警船發生激烈對抗等。與此同時，越南從不忘從美國借力制衡中國。7月22日，美越就南海漁業合作簽署備忘錄，內容包括加強越南執法能力的合作。2019年，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菲利普·戴維森和國防部長紛紛訪問越南，加強兩國國防關系，并調動了漢密爾頓級巡邏艦幫助越南增強海岸警衛隊的能力。但盡管如此，在面對根本的中美站隊問題時，越南態度模糊。當蓬佩奧就南海發表強硬聲明，拒絕承認中方控制島嶼 12海里以外提出的任何海洋權利主張時，越南只是簡單地表明認同《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立場。但我們有理由相信，越南黨和國家領導人不會不明白美國的真實意圖，越南人民也不會短視到底。越南和美國基于遏制中國之目的的暫時合作，并不能掩蓋和縮減美國和越南從根本上的制度分歧和深層價值的互斥。 

“千島之國”的印尼，其領土面積的30%為陸地，其余均為海洋，海岸線長達 81000公里，其90%的國際貿易依靠海上運輸，是東南亞名副其實的海上大國。印尼不同于其他對南海有主權聲索的東南亞國家，實際上中印尼僅就部分海域存在海洋權益方面的不同主張，但雙方并無重大領土紛爭，因此一直以來在南海問題上印尼的表達均是含混間接，立場和越南等國相去甚遠。但是 2020年初，印尼突然在雙方爭議區附近島嶼部署戰斗機和軍艦巡邏，總統佐科還親自登島巡視，強硬表示與中國就納土納領土權沒有討價還價的余地。5月，印尼力挺中菲仲裁案裁決，聲稱中國針對南海約 90%水域所提出的主權聲張“缺乏法律基礎”。6月，印尼外長蕾特諾甚至在第36屆東盟峰會上呼吁東盟團結起來抵制我國在南海的“九段線”主張。印尼的這一系列行為意在向美、日等國表明其不依附中國的態度，將“對華關系”作為投名狀向美日示好，以吸引外資。印尼政府甚至邀請日本和美國參與納土納群島的開發和投資。與越南相類似，印尼在根本問題上也曖昧不清。7、8月，印尼多次回絕美國提出的允許其 P-8“海神”反潛巡邏機在印尼降落、加油的請求；9月初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和訪問時，印尼一系列的強硬態度也有所緩和，雙方表示將加強對話協商，共同維護南海的和平穩定。在此基調下，印尼外交部長更是表明立場，稱印尼無意參與到中美對抗的進程中。實際上，中印本身就無本質領土糾紛，而且中國與印尼在海洋戰略方面有共同的目標，如果經略得當，印尼有可能在南海立場上轉變對中國的態度，進而對與我國沖突最深重的越南起到孤立作用。 

菲律賓和泰國是美國在東南亞地區僅有的兩個正式同盟國。雖然同為同盟國，但歷史變遷、地緣政治等因素形塑了泰菲非常不一樣的對華和對美政治設計，從而在中美競爭中展現出不同的外交態度。盡管中國和菲律賓之間的經濟聯系緊密，但由于南海問題，中菲在政治和安全領域的分歧長期存在。菲律賓多次試圖利用東盟作為一個“統一戰線”來遏制中國在南海的行動。作為美國在亞洲歷史最悠久的盟友，菲律賓迄今為止一直與美國保持著密切的安全合作，雙邊防務關系緊密。與其他東盟國家相比，菲律賓和美國的軍事互動最為密切。與美國重建防務合作一直是馬尼拉試圖威懾中國的動機之一。自 2010年以來，菲律賓強化與美國的軍事合作，積極反華，突出其對中國的戰略價值，并試圖成為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重要排頭兵，以換取美國的軍事保護，壓制中國崛起，攫取更多的南海利益。杜特爾特在2016年上臺，菲律賓一度開始轉向，嘗試逃脫美國的軍事捆綁，積極尋求與中國的商貿互動。杜特爾特甚至曾宣布要取消與美軍之間的《訪問部隊協議》。然而，疫情來襲，全球經濟和政治格局變遷，小國的發展更加動蕩不安，在軍方的挾持下，杜特爾特不得不重新回到親美路線，在南海問題上再度對華強硬，重新加強與美國和西方的軍事合作。然而同時，在經貿往來方面，表示絕不跟在美國之后制裁中國企業，展現出對華寬松友好的姿態以換取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前文提到過，由于歷史因素和文化特點，泰國是東南亞國家中外交手段最靈活多變、最善于左右逢源的國家。泰國一方面在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中發揮著積極作用，尋求美國保護，但另一方面也避免對美國過度依賴，以方便爭取中國的投資和市場。但泰國在 2006年和2014年兩度遭到美國的制裁懲罰，泰國政府敢怒不敢言，但是卻韌性十足地在這一時期迅速發展與中俄的關系。2014年4月，泰國先后深度接觸俄中兩國，其間，泰國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對中國訪問 3日，討論了購買潛艇的事宜。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為壓制中國在東南亞的影響，有意緩和美泰矛盾，并在 2019年簽署了雙邊同盟關系的新軍事條約。但是，同時需要看到的是，雖然作為美國的盟友，但泰國與中國之間的關系卻非常溫和。即便在美國高調重返亞洲的時期，泰國一方面大力支持美國，但是在對華關系上卻依然溫和且務實。這體現出泰方以開明務實的態度，從意識形態、政治戰略、經濟合作、文化源流等方面深刻地考量了中泰之間的空間。在地緣和戰略方面，無論是陸地還是領海，中泰之間都沒有摩擦的基礎，也沒有歷史遺留問題，具備天然優勢。在經濟方面，中泰之間雖也有競爭，但總體上來說卻是互補遠遠大于競爭。另外，泰國文化與中國文化都不是進攻性、掠奪性的文明，雙方比較容易以和為貴。盡管泰國內部不存在類似于馬來西亞的華人社會，但恰恰說明華人融入到泰國社會的事實，也從側面反映了中泰文化之間的相容性。泰國學者傾向于認為其目前處于西方霸權與中俄發展之間，類似于其曾經處于英法之間，所以泰國有很成功的歷史案例和文化資源來將其再度打造成一個新的“緩沖地帶”而維持其泰式智慧的遺產。

柬埔寨、老撾、緬甸是東南亞陸地國家，與中國之間不存在海洋爭端，在地緣位置和歷史傳統等因素的影響下，受到西方的迫害更加深重，對美國保持警惕，未與美國進行深度軍事合作，這三國與中國關系一直較為親密。近年來，中國已經是柬、老、緬三國的最大投資來源國。在“一帶一路”倡議的框架下，中國不僅在這三國建立自貿區、經濟走廊、產業園等，還致力于打造國家間的互聯互通，比如中老鐵路、中緬跨境光纜信息通道等合作項目都在順利推進。在區域合作中，中國還與相關東盟國家共同創設了“瀾湄合作機制”，進一步促進這一地區的發展。除了密切的經濟聯系以外，柬埔寨、老撾、緬甸與中國的政治互信度較高。尤其是被稱為“柬鐵”的柬埔寨，前文提到過，王毅部長用鋼鐵來形容中柬之間的友誼。中柬之間經歷的困難洗禮和歷史考驗化為了當代中柬友誼的重要資源。柬埔寨 -中國友好協會主席艾森沃曾這樣評價根深葉茂的中柬友誼：在柬埔寨被外敵入侵時，中國一直與柬埔寨站在一起，并幫柬埔寨趕走侵略者，為柬埔寨奪回主權，贏得獨立。他還認為中國在 1991年柬埔寨達成巴黎和平協定時也作出很大貢獻。1993年柬埔寨恢復君主立憲制，也同樣得到了中國的大力支持。西哈努克太皇長期在中國避難，已把中國當作自己的第二故鄉。同時他也分析到柬埔寨也一直積極地幫助中國。在國際外交的平臺，柬埔寨積極號召第三世界支持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此外，洪森的雙贏政策之所以能夠成功、最近20年來之所以柬埔寨能維持每年較高的經濟增長率、同時每年都能夠實現一定的減貧目標，中國功不可沒。1988年緬甸政權更替后，西方國家對其孤立制裁，而中緬之間關系則迅速升溫。2011年兩國就宣布建立全面戰略合作伙伴關系，緬方參與中印緬經濟走廊的積極性也非常高。中老關系在 1990年代后就一直升溫，兩國合作不斷深入，2019年《構建中老命運共同體行動計劃》的簽署使老撾成為第一個也是唯一與中國簽署該類協定的國家，兩國領袖均表示要努力推動中老命運共同體建設不斷向前邁進，共同開啟中老關系新時代。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這三個國家希望或打算“依附”于中國。實際上，中國在東盟所努力營造的國際關系范式的核心在于強調國際道義、合作共贏、公平正義和親誠惠容，更能超越歷史遺留、戰勝現實困境、包容未來發展，從根本上顯著地區別于英美在國際關系路徑中仍然不放手的霸權范式和業已破產的道德虛偽。中國哲學所參透的“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深刻地體現在中國的國際觀及其實踐中。義利相兼、以義為先、重義輕利、舍利取義的義利觀是中國對外交往的格局定位。與西方對非西方地區要么壓榨、要么拋棄的掠奪思維不同，中國追求的是優勢互補、共同發展，而不是以鄰為壑，損人利己。這樣一種有真正擔當和情懷的世界觀和宇宙觀與現代國際政治相結合，對欠發達的國家起到的是深層次的精神助推，而不是像西方國家那樣，僅僅是制定并穩固有利于西方世界的產業鏈分工，試圖永遠讓西方處于頂端，而第三世界國家僅僅是提供原材料和低端產品的最底層，利用第三世界的資源，卻不幫助它們的發展，妄想永遠維持“第三世界資源低價輸出——歐美加工生產——歐美高價返銷產品回第三世界”的惡性循環體系。在中國的設計中，以“修文德以徠天下”作為理想和氣度，將“義”作為價值基準，在尊重文化差異、懂得兼容并蓄的前提下，真心鼓勵東盟國家在和平共處的原則上走出自己的路，成為自己的靠山。這樣的格局，從根子上追求的不是讓鄰國臣服或依附，而是在較高道德標準的共享和認同下，共謀人類美好未來。西方世界對此的理解尚且膚淺，而東盟國家卻有最扎實的歷史文化根基和最豐富便利的理解資源。

三、廣闊的經貿空間與雙邊交流：關系重構的經驗基礎

中國與東盟擁有廣闊經貿空間的根源在于雙方經濟有很強的互補性，此外東盟與中國之間有地理優勢，雙方互通有無的成本大大低于彼此和歐美。 

【圖1 2003-2020年東盟國家主要貿易伙伴的貿易額占比】

如圖1、圖2所示，2003年，東盟四分之一的國際貿易發生在東盟成員國之間，美日歐分列東盟第 1-3位貿易伙伴，三者合計占東盟貿易額40%，此時中國占比僅為 7.4%。2009年，中國首次躍居為東盟第一大貿易伙伴，且此后連續 10年都是。中國事實上已經成為東盟最重要的貿易伙伴。2020年，東盟內部間的貿易占比下降至 21.3%，中國一躍成為東盟第一大貿易伙伴，占比上升為 19.4%。而此時的美國、歐盟和日本分列第 2-4位，三者合計占東盟貿易額的28.9%。相應的，2020年東盟取代歐盟和美國，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雙方的貿易總額為 4.74萬億人民幣，占中國全年對外貿易總額的 14.7%。對于東盟國家，2017年數據顯示東盟與中國彼此間的貿易額都超過了雙方與美國的貿易額。中國已經超過歐盟、美國和日本，成為東盟除文萊外九個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對中國貿易依存度最低的是印尼，為 5.8%，最高的是越南，高達 41.9%。2018年中國對東盟的對外直接投資總額以 101.9億美元，首次超過了美國81億美元的直接投資額。除新馬泰三國外，中國在其他東盟國家的投資都已超過美國，東盟也成為中國第三大投資來源，僅次于中國香港和英屬維爾京群島。2019年，東盟連續兩年成為中國第二大對外投資目的地，雙向投資存量保持大幅度增長。截至 2019年12月，中國與東盟雙向投資額累計2369.1億美元，其中，中國對東盟累計投資額達 1123.0億美元，東盟對中國累計投資額達 1246.1億美元。

【圖2 2015-2020年東盟國家主要投資伙伴的直接投資額】

 源于西方的現實主義理論派往往認為國與國之間不存在永久的敵人或朋友，只有利益，因此所有國家都會在某種程度上進行外交對沖。從短期視野和局部角度來看，這或許是頗具實用主義的指導思想，但如果無限放大其理論適用面，就會被根植于西方商業思維中的功利和勢利所影響，被放置于一種充滿偏見的狹窄視野中，從而被固化于二元對立敘事與思維中，進而催生出更多的文明沖突與戰爭。而中國及東南亞不少國家文化思維的表達范式內蘊著族群間的文化平等、價值互鑒與交融共生，這是對西方“二元對立”價值分殊的全面超越。在東方文化包容并蓄、平和內斂的催化下，真誠的友誼很可能誕生并持久。國際關系不是機器人和機器人交流，本質上是人與人、民族與民族、文化與文化的關系，其中的人際和人文因素才是基礎。因此，敘事很重要，它可以不斷塑造情感、價值觀和身份。充滿友誼感的關系確實能促進更強的信任和合作，拓展雙邊的互利和理解。世界深刻進展在變局中，考驗著中國與東盟各國之間精心構建的各類友誼敘事。幸運的是，歷史上的友好交往、長期的雙邊互動、交叉重疊的反殖記憶和共生共榮的現實經歷，在中國和東盟之間成為了共享敘事的良好基礎。

 西方理論體系中隱含了大量的價值建構，并將西方范式標榜為天然的、普遍有效的、唯一正確的。超過 20億人口的中國-東盟，擁有獨特而相近的東亞文明形態和民族傳統，不可能任由未經適配調整的、簡單化的西方理論進行刻板地裁剪。基于特定文明和國家、歷史與經驗而形成的西方理論在其內部的解釋力尚且錯漏百出，不僅越來越無法解決自身發展路途中的頑疾，更無力解釋中國目前的改革和發展進程，從不具備粗暴鑒定東方文化與發展的學理資格與道德立場。東西方的交鋒會更加激烈并且持續，以東盟和中國現代化新征程作為典型事實，進一步發展出屬于自己的理論體系和檢驗標準才是終極法則。中國和東盟國家必須基于自身的長期經驗與歷史脈絡，在不斷的摸索和發展中，建立自主性的理論體系和強有力的話語體系，形成適配于東方的理論和概念，說明東南亞各國的發展現狀，從而講好中國故事，講好東盟國家故事，講好中國 -東盟的故事。

美國在東盟與中國之間不斷的介入以及對其全球霸權的全力捍衛，持續不斷地給東盟國家帶來源源不斷的不確定性，營造著負面的中國形象，扭曲著中國與東盟互利互惠的正當性，意圖打壓和毀謗中國通過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所釋放出來的文明善意和政治智慧，從而進一步強化美國霸權的野蠻發展。能否在新時期開創全新的中國 -東盟雙邊關系，進一步提升雙邊合作的質量，事關中國國家核心利益的堅定維護和國家安全的長久穩固，也關系到東盟各國的發展前景，更影響著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家門口的深入實踐及成效檢驗。如何抓住時機，合理調配各類有益資源，推進區域的持久繁榮發展與和平穩定，關系到中國和東盟國家共同的使命和切身的利益。中國與東盟雙方都須從根上保持戰略清醒：任何域外霸權挑唆和離間中國-東盟關系的最終目的，都絕不是為了 20億中國-東盟人民的真正福祉。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說：“無論國際風云如何變幻，中國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的信心和決心不會變，中國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的誠意和善意不會變。我們將積極推動共建‘一帶一路’，繼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建設一個更加繁榮的世界而不懈努力。”在堅守全面復興偉大目標的同時，從容應對美國霸權新挑戰，將是中國推行特色大國外交戰略和東盟進一步實現獨立發展、繁榮富強的重要任務。在偉大征程中，20億中國與東盟人民必須承受中美關系劇烈變化帶來的挑戰和考驗，準備開展更加艱巨和復雜的外交斗爭。

四、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東盟新型區域關系的理想架構

就漫長的古代史而言，東南亞是中國傳統文化及其“朝貢體系”所覆蓋的重要區域。中國的文化、知識、技術和人口成為東南亞早期發展及文明演變的關鍵來源之一，并由此結成了中國與東南亞之間無法隔斷的歷史文化親緣關系。在與東盟國家的當代交往中，中國有著顯著的歷史優勢和文化親和力。但東南亞也是被西方“地理大發現”所“發現”和“征服”的歷史區域，在近代以來有著長期復雜的殖民史和后殖民控制史。歷史上的殖民國家以及作為全球帝國的美國，對東南亞各國仍有著千絲萬縷甚至較為強烈的控制欲、控制網絡和控制策略。2021年美國國會審議的《戰略競爭法案》對東南亞的戰略地位和角色有較為凸顯的分析和控制策略，作為圍堵中國的戰略競爭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

東南亞的現代史，某種意義上是一種“脫亞”與“入亞”交替和交織的歷史，而在二戰后的非殖民化和現代化發展進程中，東南亞各國長期處于東西方激烈爭奪的風口浪尖，在機巧性選擇“平衡策略”的同時也更深刻感受到“亞洲價值觀”“亞洲敘事”和“亞洲現代化”自主建構的艱難。中國在走出一條獨立自主的民族解放與現代化道路方面有著最為豐富和具有實效性的觀念體系和制度體系，并在 21世紀的區域和全球發展議程中鮮明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構想，將東南亞各國作為承載與共享這一歸屬于亞洲自身、中國首倡的新型現代化和全球化道路的優先合作對象。在此意義上，21世紀的“中國機遇”就是“中國 -東南亞（東盟）”的共同機遇。 

東盟是東南亞各國“聯合自強”的區域國家組織，屬于地區性聯盟體系，試圖以集體價值、力量、政策和文化策略實現對西方列強和周邊大國的獨立自主地位，并將自身塑造為區域治理和國際秩序的重要一極。我們在強調中國與東盟“親如兄弟”般歷史情誼和地緣友好關系的同時，也需要客觀認識和應對東盟與西方的復雜關系、東盟作為整體的政治訴求以及東盟內部的權力構成、利益分歧及對中國的不同立場取向，以便更好制定和調校我國與東盟全方位的戰略合作伙伴關系。 

其一，西方的“民主全球化”戰略及海洋體系的開放經貿網絡，對東南亞各國的政體穩定、經濟發展、社會變遷與民心塑造起到非常重要的控制和引導作用，并繼續起到一種“霸權”延續的特定功能。“西方化”在東盟各國精英層以及社會公眾心理層面仍有強大的歷史慣性和影響力，而美國針對中國的“戰略競爭”的種種策略部署無疑將繼續加強而不是削弱西方的整體影響力，中國與西方在東南亞區域的長期“影響力戰爭”無法避免，是中美全球性軟實力戰爭的重要一環。“民主全球化”是西方的后殖民戰略，不以殖民性領土占領和直接統治為特征，但卻以民主制度和民主價值觀為霸權話語和強勢行動邏輯，以策劃“顏色革命”、培養扶植民主運動代理人以及強加西方式“公民社會”、對尋求不同發展道路的國家進行多種形式“長臂管轄”和非法制裁，以此造成對東南亞區域的價值性和制度性宰制。海洋體系的經貿網絡，與英美的簡式英語、普通法、跨國金融體系以及英語文化的普遍性建構密切相關，是對亞洲“大陸性格”的反制和壓抑，也是對中國與東南亞重新建立歷史文化與經濟聯系的阻隔。

 其二，東盟主義所包含的“以東盟為中心”的基本原則和定位，對西方和中國同時構成一定的戰略和文化制約，并可能產生一定的地緣和利益競爭及沖突。任何理性的政治共同體均訴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比如“美國優先”“以東盟為中心”乃至于我們自身的“民族復興”，但區別在于我們的“民族復興”受到天下主義和諧世界觀的節制，在當代則受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限定和塑造，成為與外部和平發展的有利民族基礎，而“美國優先”則是一種嚴格的霸權民族主義。“以東盟為中心”，到底會發展成為一種帶有東方文化內涵的和平主義，還是沾染上西方霸權主義色彩的泛民族主義，則存在不確定性和可塑造性。同時，“以東盟為中心”也可能成為內部某些成員謀求地區霸權的策略工具。故中國與東盟的戰略合作應具有一定的價值引導性，使“以東盟為中心”在東方文化的節制和引導下成為區域內積極合作、共同發展的因素，祛除西方霸權主義的誘惑和誤導。

其三，東南亞區域在政治體系上是分層的，包括東盟整體層面和東南亞各國層面，其中又可區分出海洋型國家和陸地型國家，以及區域霸權性國家和非霸權性國家。東南亞不是鐵板一塊，且各自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發展也并不平衡，其作為一個整體的“區域性”并未真正完成精神自覺和制度建構，但長期趨勢來看是朝著“一體化”方向進展。中國與東盟的新型關系格局，需要從國別區域知識和策略上區分：第一層，東盟整體和東南亞各國，存在“兩軌制”的操作空間；第二層，海洋型國家和陸地型國家，前者如新加坡等，高度依賴海洋經濟和西方聯系，后者如中南半島國家，對陸地經濟、高鐵經濟圈以及與中國南方經濟范疇的整合發展有戰略需求和依賴性；第三層，霸權性國家和非霸權性國家，這需要結合各國與中國的交往歷史和各自的國家戰略、在南海區域及東盟內部的行為邏輯加以判定和區別對待，以掌握對東南亞外交和戰略互動的精準性與主導權。

在厘清東南亞區域在中西之間的復雜歷史過程和現實定位以及東盟政治體系的分層性質后，中國 -東盟的新型關系格局需要確立相對清晰的理想性架構和現實化策略，穩步推進中國面向東南亞區域的和平發展主義的體系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與東盟深度交往與合作的可行理想架構，既排除了西方秩序中的“霸權”因素，又轉化改造了中國古代的“朝貢體系”，在尊重各國主權及推進區域共同發展、實現永久和平方面有著開闊的理念溝通空間和制度實踐余地。 

“共同體”并非新穎的社會科學概念，滕尼斯的《共同體與社會》就研究了人類如何從古典的“共同體”轉型為現代“社會”的，并提供了一系列的批判性分析概念和框架。重新朝向“共同體”的哲學和制度努力，確實體現了中國文化與中國制度的一種體系性的和平發展理想。事實上，在啟蒙現代性的知識和制度邏輯之下，古典的“共同體”已不具備合法性，訴諸個體主義的民主政體與自由法治才是正統模式，但自由民主范式無法克制和約束西方的全球霸權及其到處制造的“顏色革命”和“意識形態戰爭”，從而證明現代“社會”的離散化、脆弱性和不可持續性。中國以其文化和制度的自主性和堅韌性成功抵御和化解了西方的“顏色革命”和民主霸權，但東南亞各國卻未能完全擺脫西方范式帶來的政局動蕩、人心離散和社會秩序混亂。兩相對比，東南亞各國越來越多的政治家和有識之士逐步認識到了中國文化和中國制度在東方的代表性和相對優越性，產生了與西方保持距離、對后殖民文化進行批判以及適當學習中國經驗的取向，從而為中國與東盟新型關系格局的開辟提供了良好的心理基礎和歷史契機。 

在現代性的世界體系中，曾經出現過以冷戰形式并存的兩個“命運共同體”：其一，前蘇聯的社會主義陣營；其二，美國的資本主義陣營。表面上是兩個“命運共同體”，各自完成了價值和制度整合，但實質上是人類的精神和制度的大分裂，且始終伴隨著遏制、沖突、局部熱戰以及極不穩定的全球治理秩序，最終導致了蘇東劇變、前蘇聯解體和美國獨霸。前蘇聯體系的解體是前蘇聯式社會主義模式的失敗，但不等同于社會主義真理性的喪失和社會主義道路探索的終結，人類歷史并未終結。美國的“民主獨霸”也沒有帶來一個“自由繁榮”的新世界，而是一個“起火的世界”（菲律賓裔美國法學教授蔡美兒）、一個“霸權的世界”、一個“顏色革命的世界”。取代冷戰體系的是美國獨霸主義下的“遍地霸凌”，人類的永久和平與共同發展仍然遙遙無期，甚至美國的獨霸行為還在嚴重威脅和侵蝕二戰后建立的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多邊主義治理體系。美國尋求羅馬式的世界霸權，無法平等對待其他文明和生活方式，也無法接受國際治理中的民主原則和民主程序。于是，古典的“共同體”消失了，一個個孤立的現代“社會”出現了，人心離散，和平紐帶松弱不堪，人類和平無處錨定。

中國倡議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一個來自東方文化的堅實的理想基礎和架構：其一，從中國的全球治理哲學而言，“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新世界觀，是星空理想，而“一帶一路”是實踐論和方法論，是大地實踐；其二，從歷史基礎而言，中國通過歷史性的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在漫長的古代歷史過程中促進了文明文化的交流互融以及廣泛的區域和平秩序之實現；其三，從哲學理念而言，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古典的天下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國際主義以及改革開放以來的世界主義理念的有機結合，其中有孔子的元素，有馬克思的元素，也有康德的元素，是中國共產黨之歷史哲學的一種發揚和升華。在前蘇聯和美國失敗的基礎上，在 21世紀全球化秩序重組的新周期里，在民族復興的最后闖關階段，人類命運共同體表征著中國與世界當然也包括東盟之間新型關系的嶄新規范基礎和共同發展空間。

就中國與東盟未來關系新格局而言，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規范指引下，在中國與東盟各國歷史文化基礎的激活和互動下，在中國市場與中國“一帶一路”經濟圈的輻射與整合下，將逐步呈現如下的發展趨勢和特征：

其一，“海上絲路”的文化與經貿網絡的體系性建構成為主導和共識，區域內各國將更加重視與中國“一帶一路”的項目對接、規則對接和文化互動，東南亞的“區域性”在與中國更緊密的歷史文化溝通和經貿合作過程中得到有效和結構性的增強，推動東南亞向東方文化與文明傳統的規范性回歸和重建。

其二，區域內相關的主權爭議和利益爭端在更緊密的經貿合作和安全架構下逐步得到制度性解決，如南海主權爭議、海峽通道壟斷權爭議、高鐵網絡與中國南方經濟體的整合爭議等，中國的高鐵、產品、人才以及語言教育、文化影響力將更多出現于東南亞區域，并帶動東南亞相關產業和元素的升級及互動。

其三，東盟國家和中國區域合作會出現多點支撐和重點連接的趨勢，比如東盟與粵港澳大灣區特別是香港平臺的互聯互通會顯著增強，充分利用“一國兩制”及大灣區發展的制度紅利和全球商業網絡紅利，以及東盟與包括成都、重慶在內的“西南增長極”的深度經貿合作也將獲得突破，從而在結構和體系上打通海上絲綢之路和陸上絲綢之路。 

其四，美國及其西方盟友將進一步強化對東南亞的文化控制、精英籠絡和安全約束，以一切可能手段阻止中國影響力的擴展和東南亞國家向東方文化的回歸，以延續西方的制度霸權和文化霸權，該區域的“戰略競爭”沖突和文化戰爭無可避免，個別國家的動搖背叛無可避免，故必須加強對東盟體系及東南亞各國的分層次研究和風險研判，并做好依法制裁和反制的法律準備和策略設計，精準有力回擊美西方勢力的干預破壞行為和區域內個別國家的利益侵害行為。

其五，中國與東盟國家的深度經貿合作需要同步展開治理能力的支援和建設，實現穩定和發展的協同。東南亞不少國家的經濟仍較為落后，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較為脆弱，自身傳統治理體系的規范性和社會認同度下降以及民主化和民主鞏固過程受到外部干預和本土挑戰的嚴重威脅。這些影響政局穩定和制度安全的因素必須考慮在內，必須在涉及東南亞的國別區域研究以及經貿合作中統籌對待。中國與東南亞的深度合作，無論是為了東南亞各國的繁榮穩定，還是為了中國投資利益安全和海上絲路建設的可持續發展，都需要對合作國進行治理能力援助，幫助其提升治理體系規范性和現代化，幫助其實現更加獨立自主的決策和執行能力，有效擺脫西方外來干預和本國敵對勢力挑戰，實現長治久安和可持續增長。這也是高質量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和制度性合作網絡建構的必由之路。 

關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諸多理念和實踐性倡議，本是普遍、中性并符合全人類基本利益的，但就是因為由中國提出和推動，就會被判定為是“中國威脅”和“中國陰謀”，就會遭遇來自西方輿論、外交、政治、法律、地緣等多個維度的嚴厲和過度的攻擊與破壞。人類命運共同體本身是一個本體性的哲學范疇和人類社會的建構性命題，是開放性和多元性的，邏輯上并不存在主體性霸權和對美國的排斥性，但卻觸痛了美國的霸權神經及其敏感性。中國不僅有理念倡議，還有實踐行動，主要付諸“一帶一路”倡議及其建設項目與制度合作體系，這本來是填充和矯正美國式全球化的戰略增益行為，卻被判定為是中國的“帝國式”擴張行為，是對美國建立的“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的修正和挑戰。在 2021年4月份美國《戰略競爭法案》的草案版本中甚至提出了每年撥款 3億美元用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專項抹黑中國的倡議和行動。而美國的印太戰略及其執行細節，甚至包括拜登政府的“民主軟實力戰爭”，都顯著體現出對中國的戰略敵意和激烈的戰略競爭的取向。美國無法以民主方法改變中國，如今又試圖以“惡性戰略競爭”的方法破壞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共建共享的新全球化合作體系，破壞“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良性實踐和體系性建構。這些宏觀的外部風險，對中國 -東盟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典范建構造成直接和持續性的挑戰和危害，是中國與東盟需要準確認知和共同反制的戰略障礙因素。 

總之，中國與東南亞（東盟）的歷史文化聯系、睦鄰友好關系以及在“一帶一路”范疇廣泛而深入的經貿合作與人文互動，正邁入中國實現第二個百年目標的民族復興新周期。借著習近平主席宣布中國與東盟建立全面戰略伙伴關系的東風，借著 21世紀全球化“東升西降”的歷史大趨勢，借著中華文化復興與民族復興的戰略議程，借著中國與美國全體系“戰略競爭”的新格局與新秩序，中國與東盟可以在歷史、人文、經濟、社會、法律和區域治理秩序方面形成更加緊密與互惠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關系模式，做人類和平發展新道路的共同探索者和建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