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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波諾馬廖夫｜烏克蘭的“去納粹化”意味著什么？
點擊：4080 作者：尼古拉·波諾馬廖夫 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編發】 發布時間:2022-05-27 16:58:07
根據烏克蘭《每周鏡報》的說法，俄羅斯外交官正在向基輔方面尋求其禁止國內的極端民族主義、納粹主義和新納粹主義政黨組織的活動，并廢除現行的將納粹和新納粹分子英雄化的法律。
“烏克蘭愛國者”總司令安德烈·比列茨基，在2008年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講話會場內懸掛“狼鉤”旗幟
俄羅斯軍隊正在烏克蘭進行的“特別軍事行動”，其中任務之一就是對烏克蘭“去納粹化”。而這個詞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們的政治領袖仍然沒有給出具體說明。根據烏克蘭《每周鏡報》的說法，俄羅斯外交官正在向基輔方面尋求其禁止國內的極端民族主義、納粹主義和新納粹主義政黨組織的活動，并廢除現行的將納粹和新納粹分子英雄化的法律。
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在一次演講中也間接地表示，他打算將去“納粹化”的進程擴大到烏克蘭的行政當局。普京總統說“我和我的西方同仁們談到：你們國家也有極端分子。是的，就連我們也有，但我們的政府中沒有極端分子。而現在每個人都承認在那個國家（烏克蘭）的政府里就有極端分子”。
從烏克蘭方面來說，有消息可以證明，基輔當局對“去納粹化”的要求反應強烈。弗拉基米爾·澤連斯基總統經常強調自己是猶太人，并聲稱他的家人在納粹大屠殺中深受其害，而他的祖父則是一名紅軍戰士。
這自然就產生了一個問題：既然如此，為什么基輔當局在“去納粹化”的問題上不讓步？如果在烏克蘭的國家權力機關和國內政治中沒有相關因素，那么莫斯科的要求就不過是做一種表面文章，去納粹化并無實際意義。說起來，這甚至不能算是烏克蘭對俄羅斯的“讓步”。
去納粹化的烏克蘭模式
提到“去納粹化”最廣為人知的版本，就是二戰后反法西斯國家推行的一項政策。該政策旨在清除德國和奧地利殘存的納粹意識形態。這是一項重建社會和文化體制的全面進程，通過這個過程，希特勒時代留下的一切印記都被徹底地清除。
從這個意義上說，乍一看似乎對烏克蘭使用這個術語并不完全準確。納粹主義在烏克蘭沒有在納粹德國那么猖獗。它不是國家的官方意識形態，在議會里也沒有代表。然而，烏克蘭當局從未明確否認納粹主義的存在。
對比一下俄羅斯是如何看待，二戰期間投降德國人的弗拉索夫將軍和由他指揮的“俄羅斯解放軍”就足以說明問題了。在俄羅斯，弗拉索夫被公認是一個賣國賊，無法想象他的支持者可以沿著莫斯科市中心的特維爾大街進行游行。
誠然，烏克蘭的“新納粹主義”意識形態還比較模糊。在現代烏克蘭，形形色色的極右翼團體正在宣揚的東西，實際上都與“烏克蘭整體民族主義”的概念是密不可分的。烏克蘭納粹意識形態目前的表現形式是：對斯捷潘·班德拉、羅曼·舒赫維奇進行英雄化地歌頌。后者的兒子尤里（目前還健在）是極右翼組織烏克蘭民族會議——烏克蘭人民自衛軍的骨干，該組織在烏克蘭目前是完全合法的。
同時這種意識形態還體現為，將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和烏克蘭反抗軍的血腥歷史浪漫化（這兩個組織在俄羅斯都是被禁止的）。烏克蘭右翼意識形態的特點是，否認過去的蘇聯歷史乃至對歷史記憶明目張膽地篡改修正，奉行極端保守主義、反猶太恐懼癥、沙文主義和仇外心理，以及將俄羅斯或蘇聯視為威脅烏克蘭生存的主要敵人。
就像對所有冠以“列寧”名字的街道、建筑進行改名那樣，對于烏克蘭民族主義來說，反對共產主義的首要任務，就是要否定和俄羅斯人的共同的歷史。
例如，俄羅斯歷史學家普遍認為，烏克蘭大饑荒是斯大林和其他政治精英玩忽職守的過失，他們通過階級關系的有色眼鏡來審視各個民族的居民。而在烏克蘭，他們認為大饑荒具有明顯的種族傾向，烏克蘭人的面包和其他糧食（順便說一下，俄羅斯人和哈薩克人也遭遇了同樣的事情）被布爾什維克收繳。而這在基輔政權的官方口徑中，必須要歸咎于俄羅斯人。很難確切地說，大多數烏克蘭老百姓是否接受這樣的看法。然而，在一些邊緣群體中，尤其是在2014年頓巴斯沖突開始之后，這種意識形態受越來越受歡迎。
新納粹主義的“志愿者”滲透進了烏克蘭的正規軍，并對普通士兵進行意識形態宣傳。但更重要的是，這些思想與基輔政權的政治發展進程交織在了一起，導致這些意識形態出現在對語言的立法中、對納粹符號的鞏固以及對班德拉分子的崇拜中。從廣播和電視節目中，我們已經聽到更極端的聲音——在烏克蘭東部建立集中營，或者用更激烈的方式完成他們的民族建構。
那些極右翼和新納粹組織的領導人經常在媒體上發表言論，盡管他們既沒有議員之類的身份，也沒有什么官職，但他們徹底改變了烏克蘭的國防部門和武裝部隊的高級干部們的想法。這就是為什么，烏克蘭的軍隊不太可能成為我們在去納粹化問題上的協調人。他們只能是我們的敵人。
他們是實實在在存在的
烏克蘭人經常會提出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你們在烏克蘭的哪里看到有納粹分子？但只需在任何搜索引擎或視頻分享網站點擊幾下，都將出現數百個視頻，其中包含帶有納粹符號的烏克蘭極右分子游行，并在“榮耀歸于民族，死亡屬于敵人”或“烏克蘭高于一切”的口號下要求“統一的家園（country）、統一的國家（state）、統一的民族！” （這直接引用了納粹的口號 ，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領袖）
就在不久前，一些烏克蘭團體還被美國視為是宣揚新納粹主義的。早在2015年，美國國會就正式禁止使用國防部經費向“亞速營”提供武器、訓練或其他支持。原因在于，烏克蘭軍隊的這支武裝處于新納粹分子的控制之下。在美國國會，它被稱為“令人作嘔的納粹組織”。
實際上，亞速營的武裝分子對一些問題毫不避諱。亞速營指揮官、前最高拉達議員安德烈·比列茨基公開宣稱：在當今這個危急存亡的時刻，我們民族的歷史使命就是——領導全世界的白種人，為其生存而進行最后一次“十字軍東征”。這次征討將是閃米特人針對劣等民族的。
亞速營武裝分子使用經過修改的萬字符作為自身的標志——這又被叫做狼之鉤，源自德語“狼鉤”（Wolfsangel）。在納粹德國時期，它是黨衛軍第二師“帝國師”的標志。然而，烏克蘭所有的極右翼組織都以某種方式與納粹符號勾勾搭搭。在這些組織的任何一間辦公室里，都可以看到貨真價實的法西斯卐字符號。
烏克蘭民族主義者中有很大一部分也是新納粹主義和“白人至上主義”支持者。以他們為代表，公開美化二戰時期的通敵者和戰犯，具有仇外心理和反猶主義，對暴力和強人領袖原則加以崇拜，對“祖先的傳統”的頌揚，神秘主義學說大行其道，排斥持不同政見者，崇敬“血與土”，以及精英主義和民粹主義——這一切都將現代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的意識形態和《我的奮斗》作者的信條結合在了一起。
針對2021年烏克蘭局勢，自由之家發布的報告中，提到了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對記者、活動家和反對派政客的定期襲擊，但警方對此沒有任何反應。頓巴斯的難民在選舉中試圖投票時經常面臨各種阻礙，持不同政見者在媒體和社交網絡中表達異議往往會遭至公開的暴力，猶太公墓經常被人為破壞。
新納粹主義在當今的烏克蘭，以一些右翼激進組織的形式存在。他們暫時無法在組織上團結起來，克服意識形態矛盾，公然將其意識形態強制施加給國家。但他們對烏克蘭強力部門的影響力極為顯著，當未來政治局勢發生變化時，新納粹分子上臺的風險是很高的。
那么為什么烏克蘭的普通人沒有注意到自己國家的新納粹主義呢？應當有人是注意到了，但低估了這種意識形態。人們緬懷致敬斯捷潘·班德拉，并用他的名字命名街道，他們認為這只是關于溫和的民族主義和對國家的熱愛；政府通過禁止使用俄語的法律，這就是我們建設國家的方式；暴徒拆除列寧紀念碑并毆打二戰老兵軍人，這難道就算是納粹主義嗎？這不過是從過去的共產主義模式解放自己并找到通往歐洲的道路。
選民的棄兒
烏克蘭的民族主義在烏克蘭的政治生活中發揮著特殊作用。有數十個小黨派和政治運動支持這種意識形態，這些政黨的領導人時而相互結盟，時而從合作走向公開對抗。他們不是很受人民歡迎，但一部分烏克蘭政壇的建制派與右翼激進分子勾結在了一起。
在1990年代初期，烏克蘭社會學家發現，近60%的烏克蘭公民沒有任何意識形態上的偏好。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里，這樣的情況沒有發生太大變化。2017年，55%的烏克蘭人認為自己在意識形態上是中立的，大約18%人認為自己屬于左派，自由派和“綠黨”的支持比例都是1-2%，“純粹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即在某些條件下的“班德拉分子”）的數量在烏克蘭廣場革命后的前三年里翻了一番：從2%增加到 4%。類似的，民族民主人士和持自由主義觀點的民族主義者所占比例有所增加達到了15%。
在1998年至2012年間，最高拉達從嚴格意義上來說沒有極端民族主義派的議員。在2014年議會選舉中，“自由”黨在國家名單上投票時僅得到4.71%的選民支持。在同年的總統選舉中，“自由”黨領導人奧列格·加尼伯克獲得了1.16%的選票，“右區”組織（在俄羅斯被禁止）領導人德米特里·亞羅什獲得了0.7%的選票。
但是，這存在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因奉行中間立場，而在選民眼中更受到信任的烏克蘭政客，事實上接管了民族主義分子的政治任務。
自2014年廣場革命以來，烏克蘭當局從未譴責過民族主義行動以及右翼組織不計其數的火炬游行，甚至部分地區將其作為意識形態的組成，在傳統記憶里清除了反法西斯勝利日，通過整個文化系統追悼烏克蘭大饑荒受難者，并借此完成對所有歷史記憶的受害者化。最終，烏克蘭當局正式授權了對不計其數的街道重新命名和對蘇聯紀念碑進行拆毀。
烏克蘭起義軍（UPA）支持者舉火炬在街頭游行
2018年，自由黨、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在俄羅斯被禁止）、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大會、右區和S14組織在總統大選中聯合提名了一位候選人。結果是2019年1月，“納粹候選人”魯斯蘭·科舒林斯基獲得了1.6%的選票，在最高拉達選舉的上卷土重來的企圖慘淡落空，由自由黨、右區、亞羅什政府倡議和國民兵團組成的競選聯盟僅獲得2.15%的選票。
傳統上，右翼激進分子只能在地方性選舉中取得勝利，而且大部分勝利還是在2000年代取得的。同時，即使在西烏克蘭，他們的支持度也不太高。在2019 年利沃夫地區的最高拉達選舉中，自由黨只獲得了5.36%的選票，而較為溫和的自助黨獲得了2.89%的選票。在利沃夫地區委員會的選舉中，自助黨、自由黨、烏克蘭人民黨和烏克蘭加利西亞黨在94個席位中只獲得了27個席位。相比之下，只有歐洲團結黨（前總統波羅申科所在政黨）一黨在地區議會選舉中贏得了28個席位。
但不能排除，極右翼在選民中的低人氣是因為主流政黨挪用抄襲了他們的部分政治綱領。對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的贊美、去共產主義化、限制使用俄語，所有這些都不過是表面上公開譴責新納粹主義并且受人尊敬的政客們的政治武器。只不過他們的策略不是攻擊和誹謗污蔑別人，而是穿上維什萬卡（烏克蘭民族服飾）著手建立一個新的民族——不過只有那些愿意忘記自己是俄羅斯人、猶太人或頓涅茨克人，并只稱自己為烏克蘭人的公民可以參與其中。
僅靠著如此低的支持度，右翼激進分子想取得政權只有一條途徑——通過貴賓廳的接待大門。激進分子們會做一些見不得人的勾當，恐嚇記者和公民活動家、參與驅散抗議活動人群或組織自己的抗議活動。人權觀察、大赦國際和自由之家的報告不止一次提到了這些事實。
在許多城市，右翼分子們被招募成與警察一起行動的支持人員。對此，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亞速營的首任指揮官創建的另一個民間武裝組織——國民兵團。與此同時，右翼激進分子扮演著恐嚇老百姓的角色，盡管物業費和水電費不斷上漲，但新納粹分子的火炬游行一如既往，這自然會促使大多數烏克蘭人投票支持溫和派政黨。
激進的領導人可以被獲準進入政府，但通常他們只能活躍很短的時間。烏克蘭廣場革命后的頭幾個月是這些烏克蘭新納粹分子的黃金時期。只需回顧一下，在2014 年初，四名自由黨的成員加入了阿爾謝尼·亞采紐克的臨時政府。然而，這些激進分子很快就被攆到了政治劇場中的“看臺長廊”。
現在弗拉基米爾·澤連斯基的辦公室里聚集了很多律師和商人，有蘇聯英雄的孫子，但沒有一個人與極右翼有直接關系。只有退伍軍人事務部長尤利婭·拉普蒂娜（Yulia Laputina）疑似同情激進的民族主義者。
在烏克蘭社會中清洗新納粹分子有些困難，主要是因為這些納粹分子沒有機構化地顯現出來。現存的烏克蘭右翼激進組織的特點是結構松散，不穩定性高。不穩定性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這些民族主義者的傳統——即使在嚴重的危機中，他們在組織內部也會與對手拼命爭奪權力。
此外，在極右組織中也有不少政治實用主義者，參與政治活動對他們來說無非是一個事業跳板。表現出這種政治靈活性的典型例子是最高拉達議員伊利亞·基瓦，他在俄羅斯被許多人視為反對極右翼分子的戰士。而過去，他是波爾塔瓦州“右區”中心的負責人，也是內政部長阿爾森·阿瓦科夫的顧問。但這并沒有影響他最終成為“反對派平臺——為了生活”（烏克蘭最大親俄政黨）黨的候選人。
烏克蘭新納粹分子在烏克蘭武裝部隊中占據了特殊位置。早在1990年代，在烏克蘭西部就出現了準軍事化的小型民族主義組織，其中一些成員甚至還趕上了加入車臣武裝分子的反政府戰隊。如果說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大規模參與了在車臣對抗俄羅斯的軍事行動，顯然是夸大其詞，盡管如此，但對他們的歌頌美化是隨處可見的，比如利沃夫有一條街就以“車臣領導人”杜達耶夫命名。隨后，他們中的一些人加入了準軍事組織，這些組織為烏克蘭精英階層或犯罪集團服務。
烏克蘭民族主義團體與一些烏克蘭狂熱足球迷一起構成了廣場革命的骨干力量，他們中的很大一部分人表示準備好了參加頓巴斯的戰爭。這其中有狂熱的邁丹分子（廣場革命參與者）和新納粹分子，還有一些罪犯、強奸犯、虐待狂。5月2日在敖德薩發生的事件使他們第一次團結起來，所有上述的團體都積極參與了對反對廣場革命者的大屠殺和以及對敖德薩工會大廈放火焚燒（最終有48名反廣場革命的示威者死于該大廈內）。
2013年11月21日基輔爆發廣場革命
在烏克蘭武裝部隊的領導下，民間人士一共成立了32個國土防御營。與此同時，國民警衛隊所屬的志愿營也成立了（其最終數量達到33個）一些軍事組織，包括“右區”和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 ，他們至少在形式上服從于基輔當局。
通常志愿部隊戰士的作戰積極性很高，但他們的訓練和紀律水平還有很多不足之處。2014年秋季，在多次被投訴有針對平民的罪行后，“礦工營”被解散。而這些戰士，隨后又組成了“龍卷風”營。而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烏克蘭當局不得不對這個軍事組織的領導人提起刑事訴訟，指控他們綁架、酷刑和強奸。
將“龍卷風”繩之以法的嘗試，差點以軍事叛亂告終，但最終這支倒霉的部隊還是被解散了。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的報告明確指出，戰爭罪犯們在烏克蘭“藍黃旗”下對平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掠奪私有財產、綁架平民、對犯人施以酷刑和酷刑，對涉嫌“同情分裂分子”的人進行懲罰性行動——這一切幾乎成為在前線戰斗的志愿營軍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志愿營的犯罪歷史最終還是結束了。烏克蘭當局表示，只有正式編列進烏克蘭武裝部隊或國民警衛隊（即內政部）的部隊才能留在前線。第一類包括艾達爾突擊團，第二類是亞速團。讓這些“野蠻人”撤離前線的過程一直拖到2018年才結束。在內政部特種部隊的幫助下，烏克蘭安全局解除了一些軍事組織的武裝，例如“阿拉塔”獨立營（隸屬于在俄羅斯被禁止的“右區”組織領導）。到2019年，大量的戰斗志愿營已經不復存在。
在烏克蘭武裝部隊和國民警衛隊中形形色色的志愿營的總數尚不清楚，他們的總人數可能在一萬五到三萬人左右。與之相比，在俄羅斯對烏克蘭發起特別行動時，烏克蘭國民警衛隊有六萬名士兵，烏克蘭武裝部隊一共有二十萬人。這些志愿營中的軍事人員普遍訓練有素，并且戰斗經驗豐富，他們的服從指揮度已經明顯提高。但是總的來說，它們的戰斗能力比起烏克蘭的正規軍沒有明顯優勢。
利用過去的經驗
是否可以利用二戰時期的經驗來解決“去納粹化”的問題？更加有可能的情況是，在與烏克蘭的沖突結束后，我們將要賦予這個詞新的內涵。
在納粹德國，納粹黨直接或間接控制著社會的各個領域，它擁有極為發達的官僚體系，而這就導致了使納粹分子及其支持者很難在“去納粹化”中逃脫正義的審判。
對于烏克蘭新納粹分子來說，他們遠沒有達到這樣高度的組織水平。他們的角色可以認為是，為各種精英群體服務的雇傭兵。極右翼組織是烏克蘭當局用來恐嚇政治對手和操縱公眾意識的恐怖工具。
在烏克蘭，沒有占主導地位的新納粹黨和與之相關的公共組織網絡覆蓋廣大民眾。新納粹分子只能組成星星點點的小團體和政治運動組織，這些小團體和政治運動組織時不時會加入一些逢場作戲的政治聯盟。
正是由于烏克蘭納粹組織實力相對薄弱，機制化程度低的特點，我們無法利用將德國從“棕色瘟疫”（去納粹化）中解救出來的經驗來解決烏克蘭的問題。首先，在烏克蘭沒有出現 “第三帝國”官僚機構完全納粹化的情況，這就造成了烏克蘭政治體制仍然是民主的幻覺。
同時，在烏克蘭社會里存在一種謊言般的錯覺——極右翼勢力是在國家的控制之下，他們不可能掌握國家機器。然而，烏克蘭老百姓忽視了民主黨派正式開始在立法層面上，支持恢復極右翼組織及其意識形態遺產的名譽。隨著強力部門在意識形態上變得越來越 “班德拉分子”化。與當局的縱容甚至像直接支持一樣，他們不僅鎮壓政治上的反對派，而且還鎮壓任何持不同觀點的人。
事實上，我們近年來觀察到烏克蘭逐漸過渡到了極右翼國家。你盡可以說，烏克蘭總統弗拉基米爾·澤連斯基是猶太人，而納粹空軍元帥埃哈德·米爾希也是半個猶太人，但這并不妨礙他忠實地為第三帝國服務，最后淪為一名戰犯。在德國國防軍中大約有十五萬名混血的軍人，其中包括那些具有猶太血統的人，但沒有一個人敢于拿起武器為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受害者抗爭。
極右翼組織在目前烏克蘭政治中并不占據主導地位。但同樣，在1929年金融危機之前，納粹黨對許多德國人來說就是一群政治邊緣分子。
歷史事實什么也沒有教會大眾，但它又總是懲罰人們的無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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