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分封制到中央集權制的偉大社會革命及其歷史啟示
——從漢初賈誼瓦解分封制、維護大一統的革命貢獻談起
“胸羅文章兵百萬，膽照華國樹千臺”①，這是革命領袖毛澤東對才華橫溢的賈誼的高度評價。毛澤東兩次為賈誼②作詩③，歌頌他在瓦解分封制、維護大一統的革命中所做出的杰出貢獻，歷史人物中享此殊榮的只有賈誼。賈誼的一生雖然非常短暫，但他為瓦解漢初分封制奠定了理論基礎，為后來的平叛戰爭進行了重要的戰略規劃，使西漢王朝在前期順利完成了從分封制到中央集權制的偉大社會革命。研究賈誼的著作及相關歷史，對我們清醒認識當前的任務，開展偉大斗爭意義非凡。
一、賈誼是西漢瓦解分封制、維護中央集權制的政治設計師
在西漢建立時，由于形勢所致，中央政府不得已在“山東”（筆者按：古代所指的山東，就是崤山以東）采取了分封制。分封制的危害在建國之初就頻頻顯露，異姓諸侯韓信、彭越、英布、韓王信、盧綰、陳豨等相繼與朝廷離心離德，甚至叛國投敵（包括韓王信、盧綰、陳豨）。到漢文帝朝，竟然發展到劉姓諸侯王相繼公然叛亂：先是濟北王劉興居在朝廷征討匈奴時造反，然后是淮南王劉長勾結匈奴，作亂謀反，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分封制走到漢景帝時期，形成了以吳王劉濞為首的強大分裂勢力“山東七國”（筆者按：文帝時期的山東七國是指吳、楚、趙、濟南、膠東、膠西、淄川等七個諸侯國），他們蓄軍隊，鑄銅幣，廢朝廷官員，與漢中央政權形成分庭抗禮之勢。簡而言之，分封制與中央集權制的深刻矛盾隨時可能激化，諸侯們與漢中央政權的沖突一觸即發。面對強大諸侯勢力的咄咄逼人，賈誼尖銳地指出“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④，必將導致“漢法不得行矣”⑤的災難性后果。鑒于此，重病在身的賈誼寫下了重要的政論文《請封建子弟疏》上奏漢文帝。賈誼在文章中指出，從分封制到中央集權制不是社會制度的更迭，而是一場深刻的社會革命。所以，賈誼說“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⑥，這說明他對秦國結束分封、建立中央集權制的偉大社會革命是高度肯定的；同時，他對漢文帝惑于“天下已安已治”⑦的錯誤論調，對這場深刻的社會革命認識和準備嚴重不足，聽任諸侯坐大而不早作準備深感憂慮：“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茍身無事，蓄亂，宿祝，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后，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⑧為了進一步闡述瓦解分封制的重要性和緊迫性，賈誼在著名的《治安策》——毛澤東稱它為“西漢一代最好的政論”——中從歷史經驗、現實情況和形勢發展三個維度對分封制的危害進行了系統性分析，“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者。……黃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其異姓負強而動者，漢已幸而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征矣，其勢盡又復燃。殃禍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后世將如之何！”⑨最終，賈誼得出結論，只要國家搞分封制，諸侯一旦強大，最終國家必然面臨內亂和分裂，“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⑩。要想“天下之治安”?，就必須順應歷史，從根本上解決諸侯勢力對國家安全的危害，實事求是地完成從分封制到中央集權制的社會革命，從而可以“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如何完成從分封制到中央集權制的社會革命，這是一個需要超高智慧的重大政治命題。完成這個重大政治命題的挑戰在于：第一，當分裂勢力與中央政府的激烈對抗在難以避免的情況下，如何在分封制的框架內提早建立中央與分裂勢力之間的“防洪堤”；第二，在諸侯整體力量明顯大于中央的情況下，必須建立從分封勢力內部瓦解分封制的機制。簡而言之，既要用分封勢力來對付分封制，又要用分封的辦法來瓦解分封制。于是，賈誼在生命中的最后幾年，經過深刻的思考后，先后在《治安策》和《請封建子弟疏》中提出了分兩步走的宏大規劃，為從分封制到中央集權制這一重大政治命題提交了一個經受起歷史考驗的答卷：第一步，建立國家中樞——關中地區——與山東七國之間的戰略緩沖帶，為即將出現的反叛斗爭做前瞻性規劃。賈誼首先指出，當前堪稱“藩捍”?，可為中央與分裂勢力提供戰略緩沖的只有淮陽，“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廑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而不足以有所禁御”?，所以，必須“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后，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于新而北著之河，淮陽包陳而南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捍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漢文帝很快采納了賈誼的這一重要建議，把戰略要地淮陽劃進梁國的地盤，派自己的兒子劉武擔任梁王，要求他積極進行軍備，以預防不測。這樣，漢朝中央政權對山東七國的戰略緩沖線已經完成。到漢景帝時期，山東七國諸侯王?悍然發動叛亂戰爭，但叛軍被橫亙在山東七國與關中之間的梁國成功阻擋。直到平叛結束，叛軍都沒有越過梁國都城睢陽，更不用說攻到帝國的核心地區——關中平原。賈誼這一戰略規劃得以實施，為漢景帝平定七國叛亂奠定了堅實的地緣基礎，同時為中央平定七國叛亂爭取了寶貴時間。所以，地緣政治學家顧祖禹先生評價漢朝平定七國叛亂時說，“七國變起，賴賈誼效謀于前，亞夫陳力于后，是以危而無患。”?由此可見，賈誼當初的戰略規劃何其重要。第二步，提出“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政治原則，從制度上迫使分封制走向全面瓦解。賈誼先從歷史角度闡釋諸侯們對國家安全的威脅，“臣竊跡前事，大抵強者先反”?，接著賈誼從政治安全的高度提出了“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政治原則，對威脅國家安全的分封勢力進行根本性瓦解。“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原則就是將大諸侯國分為數個甚至數十個諸侯國，廢除諸侯國對軍隊和戰略資源的控制權，使得諸侯國沒有能力對國家安全構成真正的威脅。后來，“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原則成了漢武帝后來實施的“推恩令”?的理論基礎。“推恩令”規定諸侯的后嗣均有繼承諸侯土地的權力，并由朝廷任命為諸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分封諸侯的土地越分越小，其掌握的資源也越來越少，分封諸侯再也無力挑戰中央政府，遑論發動分裂國家的行動，即分封諸侯不再成為威脅國家安全的因素。由此，我們不難看出，“推恩令”全面推行后，漢朝實現了賈誼的“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原則的根本目標。在包括賈誼在內的幾代人的努力下，分封制作為漢朝基本政治制度之一走向了全面瓦解。完成大一統，全面推行郡縣制的漢朝，擊匈奴，通西域，平甌越，定昆明，鎮兩廣，奠定了中華民族的版圖基礎，書寫了華夏文明的歷史性篇章。而這其中，賈誼所做的策略謀劃和理論貢獻是至關重要的，尤其是“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思想精髓對歷朝歷代國家治理體系的構建影響很大。
二、“革命不是請客吃飯”，而是社會制度更迭的根本動力
盡管賈誼對瓦解分封制居功至偉，但也有史學家對此持不同觀點。最有影響力的莫過于思想家、史學家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對秦漢兩朝瓦解分封制的評價。王夫之首先否定了秦國瓦解分封制的努力，他認為，“漢初封諸侯王之大也，去三代未遠，民之視聽，猶習于封建之舊，而怨秦之孤，故勢有所不得遽革也。秦政、李斯以破封建為萬世罪，而賈誼以諸侯王之大為漢痛哭，亦何以異于孤秦。而論者若將黥刖秦而揖進賈生以坐論，數十年之間，是非之易如水火。甚矣夫論史者之惛惛也！”?在王夫之的觀點里，因為分封制“去三代未遠，民之視聽，猶習于封建之舊”?，秦朝以中央集權制代替分封制的“遽革”是“萬世罪”?。王夫之接著對賈誼等西漢政治家瓦解分封制的努力也進行了批判：“夫封建之不可復也，勢也。雖然，習久而變者，必以其漸。秦惟暴裂之一朝，而怨滿天下。漢略師三代以建侯王，而其勢必不能久延，無亦徐俟天之不可回、人之不思返，而后因之。七國之變未形，遽起而翦之，則亦一秦也。封建之在漢初，鐙炬之光欲滅，而姑一耀其燄。智者因天，仁者安土，俟之而已。誼操之已蹙，而所為謀者，抑不出封建之殘局，特一異其跡以緩目前爾。繇此言之，則誼亦知事之必不可以百年，而姑以憂貽子孫也。封建之盡革，天地之大變也，非仁智不足以與于斯，而誼何為焉！”?由是觀之，盡管王夫之認識到“封建之不可復也，勢也”?，但他堅決反對像秦始皇、賈誼那樣“遽起而剪之”?，只可“修文德以靜待其自定”?，然后等到“天之不可回、人之不思返”?的時候，再優雅地象拋棄一件舊衣服一樣拋棄分封制。即便像西漢初期那樣對分封制采取更緩和的態度和行動——先因循三代分封，使其政策有一個過渡的過程，使其歷史慣性逐漸減弱，才開始著手進行瓦解分封制的變革，王夫之都嫌賈誼等人操之過急，這是其非唯物史觀的表現，有其認識上的歷史局限性，導致其無法看到當時分封制必然被中央集權制取代的必然性、必要性和緊迫性。首先，分封制被中央集權制取代是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必然。分封制和井田制分別代表著奴隸社會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到了戰國時期，井田制已經退出歷史主舞臺，而建立其上的上層建筑——包括分封制在內的政治體系——越來越不適應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成為束縛生產力發展的關鍵因素。在這一個重要的歷史階段，秦國通過“商鞅變法”，對原有的井田制和分封制進行了徹底的改革，大大促進了秦國生產力的發展，使秦國成為當時最強的諸侯。秦統一了中原后，結束了戰國時期長達二百多年的分裂局面，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制王朝，將郡縣制推到全國。這就充分說明秦國率先結束分封制和井田制的革命是歷史的選擇，是符合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偉大創造。其次，只有革命才能實現社會政治領導權和生產利益分配主導權的正常更迭。毛澤東說過，“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讓。革命是暴力，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行動。”?一部人類社會發展史，既是一部生產力發展史，也是政治領導權和社會生產利益分配主導權的革命斗爭史。一種新的社會制度替代一種舊的社會制度，意味著一個新的領導階級取代一個舊的領導階級，并掌握社會生產利益分配的主導權。在歷次社會制度更迭過程中，沒有哪一個舊的領導階級愿意輕易地放棄自己手中的既得利益。涉及到政治領導權和社會生產利益分配主導權的爭奪，沒有不經歷激烈斗爭的，這種激烈斗爭就是社會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無論是被秦國滅掉的六國，還是西漢初期的諸侯勢力，他們不但不會心甘情愿地放棄手中的政治權利和巨大的經濟利益，而且還會利用手中掌握的政治、軍事、經濟資源破壞社會的安定，阻礙社會的發展，以此來維護一己私利。面對這樣的形勢，那種一廂情愿地希望以溫良恭儉讓的方式，消極等待分封勢力將政治領導權和社會生產利益分配主導權交到階級敵人手中，這無異于天方夜譚。再次，只有革命才能根本清理分封制的歷史慣性帶給社會的頑固“污漬”。歷史慣性就是前一個歷史階段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及意識形態沿著社會發展的軌道對后一個歷史階段所能再產生的持續性影響力，主要表現為后一個歷史階段的社會思想意識一定程度上的對前一個歷史階段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和意識形態的認可和沿襲。分封制歷時二千多年，直到西漢時期，其歷史慣性依然很強，包括六國舊貴族、西漢建國時的大批功臣及皇室宗親在內的政治勢力依然頑固地存在著分封建國的思想。面對有著頑強的韌性和附著力的歷史“污漬”——分封制，必須有人拿起革命的“掃帚”進行歷史大掃除，深刻蕩滌分封制在社會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及意識形態中形成的“污漬”，消除它的歷史慣性給國家、人民帶來的消極影響。瓦解分封制是一項偉大而艱巨的歷史任務，包括秦始皇、文景武三帝、賈誼在內的諸多杰出政治家為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最終使得分封制在漢朝全面瓦解，充分體現了他們卓越的政治智慧和高度的歷史自覺。最后，結束分封制，實現大一統，是漢朝應對匈奴霸權主義侵略在政治、經濟、軍事和戰略上的根本保障。在春秋時期，北方草原存在著大大小小的分散的部落，“各分散居溪谷，自幼軍長，往往而聚者百有余，然莫能相一”，他們對中原的威脅還只是局部的。但到了戰國末期，冒頓單于逐漸統一了北方大漠，建立了東接穢貉、朝鮮，西抵蔥嶺、里海，北達“零丁”（筆者注：指居住在貝加爾湖邊上的敕勒部。）的強大匈奴部落軍事聯盟。統一后的匈奴迅速向南侵略擴張，嚴重威脅著中原人民的安全。殘酷的現實擺在漢王朝面前，如果漢王朝無法對國內政治、經濟、國防、文化等資源進行集中統一領導，就難以形成應對匈奴霸權主義威脅的強大合力。漢王朝不得不盡快瓦解分封制，減少分封諸侯對朝廷政策的掣肘，結束國內長期以來的內耗，集中國內一切有利資源，統一思想和行動，將國家的工作重心放在抵御匈奴霸權主義的侵略上。于是，在文景武三帝和賈誼、晁錯等政治家的推動下，歷時數十年，最終漢武帝時期基本瓦解分封制，使漢王朝第一次實現了全國意義的集中統一領導。進而，漢王朝有效地組織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一切必要資源，使舉國上下形成了強大的戰略合力，達到賈誼希望的“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的良好政治局面，積極開展抗擊匈奴霸權主義的偉大斗爭，最終將匈奴打敗，使得其一部不得不西進到歐洲平原，一部融入華夏。實現真正的大一統的漢朝結束了對匈奴和親的屈辱歷史，國力、疆域和影響力都發展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在反擊匈奴的戰爭中，漢王朝取得了河西走廊的控制權，解放了長期被匈奴壓迫、欺凌的西域人民，使中原政權第一次對西域進行了有效的政治管理，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影響力擴散到中亞。嚴重打擊了匈奴后，漢王朝開辟的絲綢之路，成了連通中國與中亞、西亞等地區的貿易紐帶。取得這一系列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成果的根本前提，就是瓦解分封制，全面落實中央集權制。當然，如果漢王朝不瓦解分封制，實現大一統，那么歷史很可能得改寫：一個形分勢散、內斗嚴重的國家顯然無法形成強大的戰略合力來抵抗匈奴的侵略，其結果就是西漢在匈奴的打擊下，四分五裂，并長期陷入混戰與內亂。這種情形與上世紀前四十幾年的中國一樣，四分五裂，軍閥混戰，日本軍國主義勢力趁機發動侵華戰爭，大半個中國淪為日本的殖民地。而到了1949年，在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結束了四分五裂的局面，又一次歷史性地完成了大一統。當以美國糾集的“聯合國軍”入侵朝鮮，進而威脅新生的人民政權時，一窮二白的新中國就敢跨過鴨綠江，與朝鮮人民并肩抗擊美帝國主義侵略，最終將美國從鴨綠江趕到三八線以南，并迫使美國在談判桌上簽訂停戰協議。以史為鑒，我們才會對賈誼等人瓦解分封制，維護中央集權制的革命實踐有了更進一步的深刻認識。必須指出，盡管王夫之對秦漢兩代瓦解分封制的社會革命有非唯物史觀的觀點，但絲毫不影響他為中華民族的史學、哲學、文學等領域的發展做出的杰出貢獻。
三、“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原則的歷史啟示
賈誼提出的“眾建諸侯而少其力”政治原則為漢朝瓦解分封制的社會革命，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礎和理論基礎。“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核心要義就是強化漢朝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減少地方與中央相抵觸的權力和資源，避免國家治理過程中的內耗與掣肘，降低非必要的政治運行代價。其減少的地方與中央相抵觸的權力和資源包括分解大的行政區域，將之分為數個更小的地方行政區，并由中央任命新建立的地方行政區的官員；收回地方對軍隊的管轄權和指揮權；收回地方政府發行貨幣的權力；收回地方政府對戰略物資——在漢朝，主要是指鹽、鐵、馬——的管控權。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得到有效加強后，全國上下凝心聚力，形成了強大的戰略合力。賈誼提出的這一政治原則，對瓦解漢朝的分封制、推動全面完成大一統的漢朝走向鼎盛居功甚偉。必須指出，“眾建諸侯而少其力”也是歷代王朝進行各級地方行政區域劃分，規范中央與地方的權責邊界，特別是明確中央與地方對軍隊和重要戰略資源的管控權劃分，完善國家治理體系的歷史參考和理論基石。縱觀中國數千年歷史，我們不難找到這樣一個規律：凡是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得以加強，地方（藩鎮、諸侯、行政區）過度的權力受到必要限制的時候，都是國家強盛的階段；反之，凡是地方（藩鎮、諸侯）權力和控制的資源超過必要的程度，而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無法得以保障的時候，都是國家虛弱的階段，譬如東漢末年、唐朝后期、民國初期的軍閥割據和藩鎮稱雄。這一規律毫無疑問地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因此，我們站在兩千年后的今天來理解“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深刻內涵，從政治智慧中汲取有益的養分，依然有著極強的現實意義。第一，全面加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指出，“為了建設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有中央的強有力的統一領導，必須有全國的統一計劃和統一紀律，破壞這種必要的統一，是不允許的。”?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首先要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保證全黨令行禁止，是黨和國家前途命運所系，是全國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毛澤東和習近平的論斷正是以史為鑒的政治智慧的高度體現。在國家治理體系的大棋局中，黨中央是坐鎮中軍帳的“帥”；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廈中，黨中央是頂梁柱。堅持黨的全面領導，首先是堅持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這是黨的領導的最高原則，是最根本的政治規矩，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含糊、不能動搖。確保黨中央令行禁止，決不搞山頭主義、本位主義和地方保護主義，決不允許自行其是、各自為政，決不允許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決不允許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第二，控制地方與加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原則相抵觸的權力和資源。首先嚴格控制地方行政區域的體量，特別是特大型政治經濟中心地區（或者直轄市）、特大型資源地區以及戰略意義極端重要的地區，應該對上述地區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行政區細分，并使之垂直于中央的領導之下；慎重設立特大經濟區域，已經設立的特大經濟區域的領導機構應該由中央垂直領導，其下的日常事務執行機構應該由國務院牽頭任命。其次，就是堅持戰略資源全國一盤棋的原則，將戰略資源（包括石油、稀土等）的管控權收歸中央，實施垂直管理。這樣既能合理管理好戰略資源，又能避免象過去一段時間那樣，對戰略資源無序開采，競相向國外賤賣，使得外國以極低的價格輕松獲得我們的戰略資源。最后，包括軍隊、武警部隊在內的武裝力量必須接受黨的絕對領導，武裝力量的領導權和指揮權必須由黨中央、中央軍委牢牢掌握。當然，除了上述與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相抵觸的權力和資源應該收歸中央外，也應該尊重和維護地方合理合法的權利，注意發揮地方的積極性，但這種尊重和維護地方權利是從維護全國整體利益這一根本原則出發，而不是尊重山頭主義、本位主義和地方保護主義。①杜改運 杜曉華編，“七律 詠賈誼 少年倜儻廊廟才，壯志未酬事堪哀。胸羅文章兵百萬，膽照華國樹千臺。雄英無計傾圣主，高節終竟受疑猜。千古同惜長沙傅，空白汨羅不塵埃。”《毛澤東詩詞》，中州古籍出版社2020年7月第2版，第385頁。③杜改運 杜曉華編，《毛澤東詩詞》，中州古籍出版社2020年7月第2版，第383頁，第385頁。④司馬光編，《資治通鑒 卷第十五》，光明日報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第二冊第2頁⑤司馬光編，《資治通鑒 卷第十五》，光明日報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第二冊第2頁⑥司馬光編，《資治通鑒 卷第十五》，光明日報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第二冊第2頁⑦司馬光編，《資治通鑒 卷第十四》，光明日報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第一冊第504頁⑧司馬光編，《資治通鑒 卷第十五》，光明日報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第二冊第2頁⑨⑩司馬光編，《資治通鑒 卷第十四》，光明日報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第一冊第504頁?司馬光編，《資治通鑒 卷第十四》，光明日報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第一冊第506頁????司馬光編，《資治通鑒 卷第十五》，光明日報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第二冊第2頁?山東七國，指當時在西漢東部的七個諸侯國：吳王劉濞、楚王劉戊、趙王劉遂、濟南王劉辟光、淄川王劉賢、膠西王劉昂、膠東王劉雄渠?顧祖禹撰，《讀史方輿紀要》，中華書局2005年3月第一版，歷代州域形勢第51頁?司馬光編，《資治通鑒 卷第十五》，光明日報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第二冊第2頁?“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強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強而合從以逆京師；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晁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余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上從之。春，正月，詔曰：“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于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 司馬光編，《資治通鑒 卷第十八》，光明日報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第二冊第140頁???王夫之著，《船山全書•讀通鑒論卷二》，岳麓書社2011年1月第二版，第十冊第108頁?王夫之著，《船山全書•讀通鑒論卷二》，岳麓書社2011年1月第二版，第十冊第109頁????王夫之著，《船山全書•讀通鑒論卷二》，岳麓書社2011年1月第二版，第十冊第110頁?毛澤東著，《毛澤東選集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冊第12頁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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