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和結果,是構成世界普遍聯系與發展的基本環節之一。人們之所以重視對歷史因果關系的分析,目的在于通過正確認識因果關系,更好地總結歷史,把握現在,預測未來。
新中國成立后,用了不到30年時間,就在落后農業國的基礎上建立起了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用了不到50年就使鋼產量由60萬噸攀升到1億噸,又用不到10年攀升到8億噸,占世界鋼產量一半;用了僅僅40年就使GDP由世界各國排名之外進入前10名,又用了10年躍居世界第二;人均GDP更是由不足50美元,僅用70年就達到了1萬美元。在短短70年里,新中國由農業社會進入到工業社會,又開始跨進信息化社會。這種時空跨越,超過了中國古代的幾千年,也走過了西方發達國家近代的三四百年。這樣的變化速度,可以說在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這就發生了一個問題,即這種發展變化的原因何在?我們研究新中國史,不能不分析這個問題。
任何歷史發展的原因都不可能是單一的,何況新中國歷史的成就如此之大、發展如此之快,原因當然更是多方面的。但我認為,最基本、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新中國走了一條既不同于當代世界大多數國家所走的資本主義道路,也不完全相同于當年蘇聯和許多東歐國家所走的社會主義道路,而是從一開始就走了一條有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道路,尤其改革開放后,更走出了一條日益成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條道路的優越性,說到底就在于領導人民建立了新中國的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人民建設新中國的過程中,繼續秉奉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和向人類最美好社會共產主義前進的理想,并結合中國的國情和國際形勢的實際,堅持人民群眾是歷史前進動力的觀點,創造并自覺運用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矛盾的學說,充分發揮作為歷史主體的人的歷史能動性、主動性、選擇性、創造性,從而呈現了人類社會發展普遍規律與特殊規律的完美統一。
現在國內外敵對勢力集中攻擊新中國實行共產黨領導的制度,這從反面說明,它恰恰是新中國成功的主要原因,說明我們做對了。那些人之所以指責它違背“普世價值”,“不民主”“不合法”“專制”,因為他們是用資本主義國家政黨制度的尺子來衡量社會主義國家的政黨制度。馬克思主義告訴人們:一個國家的上層建筑,特別是它的政治制度、政黨制度,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新中國之所以實行共產黨領導的制度而不實行多黨輪流執政,其根源就在于它的經濟基礎是以公有制為基礎、多種經濟共同發展的經濟制度,而不是由多個大財團為主導的資本家所有制。在這個經濟基礎上,人民內部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并且不允許有任何勢力破壞這種利益的一致性。過去,中國共產黨在國家中的領導地位是采用憲法序言敘述中國革命過程的形式加以體現的。中共在十八大后,進一步認識到,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大優勢。因此,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根據實踐發展的需要,把“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特征”寫進了憲法修正案總綱第一條。可見,實行中國共產黨領導不僅有理可據,也是有法可依的。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制度之所以最適合經濟后進國家追趕先進國家,關鍵在于這種制度有利于最大限度地減少不必要的政治內耗,最大限度地發動群眾、調動資源、集中力量,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作效率、加快建設效率,以此彌補自己的后進劣勢。特別是像中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人口和民族眾多,歷史上長期存在封建割據、民族分裂、一盤散沙的國家,如果不實行這種制度,力量更不容易得到集中。中國共產黨在實行這種政治制度的同時,十分注意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并且重視處理黨和非黨、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比如:創立并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注意發揮各民主黨派參政議政的積極性;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盡可能擴大地方權力,發揮地方積極性;在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建立民族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自治鄉。正是這些做法,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制度在追趕先進國家的過程中,更加顯示出巨大的優越性和威力。
當然,實行這種政治制度必須有一個前提,那就是確保中國共產黨始終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并確保自身不謀私利、不脫離群眾、不改變顏色。改革開放前,我們接二連三地搞黨內整風和政治運動,盡管其中有的存在簡單、粗暴、擴大化的錯誤,但目的皆在于此。改革開放后,中共總結了經驗教訓,不再采取政治運動的形式,但整黨和各種主題的黨內集中教育一直沒有停止,目的也在于此。
新中國歷史成就大、發展快的原因,還在于中國的社會主義采取了一種結合自身需要和實際的經濟體制。新中國成立之初,為了適應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采用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并相應進行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公有化改造,對短時間里建立獨立的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由于缺少經驗、要求過急,致使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一統天下,計劃經濟集中過分,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生產經營的多樣性、靈活性和群眾的積極性。后來雖然也提出要統籌兼顧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實行以國家和集體經營、計劃生產、國家市場為主體,以個體經營、自由生產、自由市場為補充的體制,但始終由于種種原因而未能很好做到,有的完全沒有做到。改革開放后,創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允許發展個體和私營經濟,不斷加強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同時,堅持把土地、礦藏等重要自然資源和金融、交通、通信、能源等關系國計民生的行業,牢牢掌握在國家和國有企業手中,堅持發揮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作用。這種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一方面有利于調動人的積極性和快速反映社會需求,有利于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另一方面,有利于彌補市場自發性、盲目性、滯后性等局限性的不足,防止資本控制國民經濟的命脈和左右政策的制定,抵制國際經濟危機的沖擊,有利于保證公平競爭,維護市場秩序,促進共同富裕,保護生態環境,推動可持續發展。
當前,探尋和總結新中國歷史發展的原因,不僅是新中國歷史學者的研究課題,也是理論界和實際工作者探討的問題;不僅受到發展中國家學者的重視,也引起許多發達國家學者的興趣,成為世界性的課題,有人甚至提出“中國模式”的概念。我認為,世界上不存在“普世”的發展模式,我們不贊成中國照搬別國經驗,也不贊成別國照搬中國經驗。如果說有一個“中國模式”,這個“模式”只能是社會主義制度中的一種模式。如果說這種“模式”具有普適的意義,這個意義只能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本國具體情況相結合。準確地說,“中國模式”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條道路是新中國歷史發展的根本原因,也是發展的基本經驗。
(作者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兼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來源:察網,本文摘自《當代中國史研究的理論范疇與方法論》一文第5部分,原載《廣東黨史與文獻研究》2020年01期。原標題為“關于當代中國史發展的原因”。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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