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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學新：抹黑中國知青一代的實質到底是什么？——評《失落的一代》

點擊：作者：范學新來源：知青問題研究微信號發布時間:2022-04-17 11:09:48

十多年前，法國著名漢學家、學者潘鳴嘯以一部研究中國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著作《失落的一代》而在中國嶄露頭角，得到一些人的青睞、追捧，特別成為了國內某大學教授等的座上賓，令人匪夷所思，驚詫不已。

一個法國人，作為學術研究涉獵中國知青問題是他的自由，不管作者的立場、觀點、方法、效果如何，本無可厚非。問題是，一些中國公知把潘鳴嘯和其《失落的一代》捧若神明，借尸還魂，大做文章，宣揚錯誤觀點，混淆顛倒是非，散布歷史虛無主義，毒害不明真相的中國青年一代，問題就嚴重了。作為中國知青的親歷者，有必要站出來發聲，嚴肅批判，正本清源，以正視聽。

《失落的一代》到底是一部怎樣的書？作者使用這樣的書名，不言自明就已經全盤否定了中國知青一代。全書洋洋灑灑近500頁、30萬字，涉及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動因、政策演變、生活狀態及運動產生的后果等諸多方面。據說，作者采用社會學研究的科學系統方法，搜集資料、走訪問卷、閱覽專著等，用了十幾年的工夫才于2010年由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

翻開全書，每個有良知的人都不難發現，作者絕不是站在客觀公正立場上在做學術研究，而是預設立場，充斥強烈的西方意識形態偏見和唯心主義頑疾，從個人的偏好、觀點出發找證據，以偏概全、主觀臆斷、道聽途說、無中生有、生拉硬扯，極盡歪曲污蔑、攻擊煽動之能事。作者選擇“中國知青”這個專題的目的并不在于其本身，而是要借此全盤否定中國革命、中國共產黨、人民領袖毛主席及毛澤東思想，否定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用他自己的話說，“通過對這場運動做的總結，闡明極權政府的局限性及跟毛澤東式烏托邦臆想正相反的結果。”作者寫作的目的不打自招，昭然若揭！

一、拙劣、卑鄙的研究手法

我們不妨看一看潘鳴嘯的拙劣手法。

（一）預設立場、主觀臆想

潘鳴嘯是法國一所大學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教授。在研究中國知青專題之前，早已形成了自己對中國的固有立場和獨特觀點，正是帶著這樣的“有色眼鏡”來研究中國的知青問題。有什么樣的政治立場就有什么樣的方法論，中國在他的“有色眼鏡”下一切都改變了顏色，面目全非。

在本書《自序》中，作者毫不隱晦地質疑中國政府的合法性，他說：“政府的合法性是建立在社會政治現實幻覺基礎上的。”“這個政府一直以來就禁止社會學研究，包括一切有關他們自己歷史的研究”。

他對毛澤東與中國革命的污蔑與攻擊更是不遺余力，獨樹一幟。“毛澤東一類的空想家們與劉少奇一類的掌管實務的領導們似乎都能取得共識”。“毛澤東執著地要預防魅力領袖式威權的常規化并不是沒有個人利益的：問題的要害在于這個魅力領袖式威權是他自己的。他向他的政治對手顯示這種威權，同時也施加于整個社會”“文革中發起的下鄉運動的意識形態動機應該是首要的而我們稱之為‘加強魅力領袖威權’的政治動機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民粹主義運動在中國倒是比較走運，但是不得不和他的對手之一：馬克思主義結合在一起”， “帶著強烈烏托邦色彩的政治思想目標在這場運動中占首屈一指地位。”毛澤東主義的這種懷古思舊情懷部分解釋了為什么農村被看成是培養青年的理想天地。這種經驗只會令他少年時期就有的反知識分子傾向更加明顯，同時滋生出某種報復心態。毛澤東一向心懷反知識分子情緒，那時就走到了極端。“其實，毛澤東自從大躍進失敗靠邊站之后，心中就念念不忘進行政治報復。”這些純粹是主觀臆斷式抹黑。……不勝枚舉，不一而足。看一看吧，毛澤東是空想家、威權式“魅力領袖”、心懷反知識分子情緒、個人利益，中國革命是民粹主義與烏托邦的結合。借用作者自己的話說，這些是“多么絕妙的言辭生硬的政治宣傳術語”啊！

作者所一貫持有、毫不隱晦的反對中國革命、中國政府、毛澤東思想的政治立場，已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

（二）強烈的西方立場、意識形態偏見

作者在書中處處充滿了西式意識形態偏見。無需引經據典，就可以隨心所欲，妄下結論。

“降伏紅衛兵與重新大規模下放青年下鄉，這兩者之間的關系昭然若揭。下鄉運動包含著鎮壓的殺機。”“上山下鄉運動的政治動機似乎是雙重的，在某種程度上說還是相當矛盾的，無論是恢復秩序，還是制造新的‘混亂’對保住毛澤東在文革中重新奪得絕對權力都是有用的。”知青上山下行運動的動機是為了“降伏紅衛兵”、保住毛澤東的絕對權力、“包含著鎮壓的殺機”，純屬憑空想象，無稽之談。知青上山下鄉從1955年就開始了，那時哪來的“紅衛兵”？到1968年，大專院校的“紅衛兵”已經畢業分配，中學“老三屆”的紅衛兵早已“退燒”、低潮，何用“降服”、“鎮壓”？

作者對寫作的資料來源有專門的交代。他特別偏愛香港知青中的“偷渡者”和香港的報刊。他曾與偷渡者進長談。“除了三位農民中的一位，所有從廣東出來的都是非法偷渡。曾經有人說，移居香港的內地中國人都對共產制度極度反感，假如把研究建筑在訪問這些人的基礎上，就會得到歪曲的事實而沒有代表性的結論。時至今日，已不再值得對這類說法去做詳盡的反駁了。”“我從未猶豫過，那些年輕人沒有理由對著我們這些陌生人用幾個小時去撒謊。我信得過他們。筆者愿意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充分利用這種‘情感共鳴’”；“香港的報刊……，在我所研究的時期中，都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他們發布傳播了有關中國的‘真實’新聞，……。”

我們知道，中國1700萬下鄉知青絕大多數在大陸，而作者卻偏愛香港的極少數幾個知青偷渡者和香港報刊。作者放任自己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充分利用“情感共鳴”，獲得廉價的共同語言和可信度，并聊以自慰。香港的報刊“發布傳播了有關中國的‘真實’新聞”，換言之，中國內地的新聞都是不真實的、不可信的。其實，即使在香港的返城知青也不乏其人，北大荒的知青張載村、陳慧中夫婦（20年前大量反饋、資助他倆當年下鄉的北大荒859農場）就是典型代表。俗話說：兼聽則明。聽一聽他們的意見，哪怕是“反面的”又何妨？非不能也，實不愿為也！

“工作的最后一個原始資料由兩部分組成：一是1979年2月及9月我自己從‘北京民主墻’用相機照下來的大字報，另一是‘文化大革命’與1978-1979年北京之春期間流傳在民間的部分非官方小報。”作者對官方的消息、資料歷來不感冒，唯獨對“北京民主墻”“北京之春”的大字報、小道消息偏愛有加，情有獨鐘。作者不打自招，在中國文革、北京民主墻、北京之春期間又是用相機拍照大字報，又是搜集民間小報，混跡期間，忙的不亦樂乎，用心可謂良苦！

縱觀全書，作者懷著陰暗心理，選擇性失明，專注陰暗面。在他的眼里，中國混亂黑暗、一無是處。本來獲得信息的渠道、手段十分有限，卻又往往采取“鴕鳥政策”，注定了作者研究的局限性、片面性、極端性。

作者的西方意識形態偏見在他的知青研究中確實“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問題是偏愛+偏見會得到什么呢？只會“得到歪曲的事實而沒有代表性的結論”。這真是一套妙不可言的“縝密系統的研究方法”啊！

（三）主觀唯心主義的惡習、頑疾

作者的唯心主義思維在本書中隨處可見、洋洋大觀。作者因預設立場、意識形態偏見，不從事實出發做結論，而是完全顛倒過來，從結論出發找證據，是典型的唯心主義方法論。列寧說過，“在社會現象方面，沒有哪種方法比胡亂抽出一些個別事實和玩弄實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腳的了。挑選任何例子是毫不費勁的，但這沒有任何意義，或者有純粹消極的意義，因為問題完全在于，每一個別情況都有些具體的歷史環境。如果從事實的整體上，從他們的聯系中去掌握事實，那么事實不僅是頑強的東西，而且是絕對確鑿的證據。如果不是從整體上，不是從聯系中去掌握事實。如果事實是零碎的和隨意挑出來的，那么他們就是一種兒戲，或者連兒戲都不如！”

以偏概全、主觀臆斷、道聽途說、無中生有、似是而非，生拉硬扯，極盡歪曲污蔑、攻擊煽動之能事，這就是作者在本書中唯心史觀的真實寫照。

書中作者羅織編造了許多毫無根據、似是而非的數據和事實。說什么，中國在文革期間同時存在知青上山下鄉與農民進城的“雙向遷移”。“1981年透露出來的1966-1976年期間大量農民遷入城鎮，……被招工進城的農民數量跟下放農村的知青數量‘一樣那么多’或者‘幾乎一樣那么多’”，“這十年被招工進城的農民有800萬，這個數字可能還是低估了”。我們作為下鄉知青、歷史的見證者，我們的父輩、親朋好友都在城市工廠、企業工作一輩子，從未聽過見過這樣荒謬絕倫的天下奇觀。直至現在，我國北上廣等大中城市的人口也是嚴格控制的，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大量農民被招工進城落戶更是癡人說夢。這只能是作者的胡編亂造，惡意杜撰，不值一駁。

他說，“1962年底全國有2000萬社會青年是當局要送去鄉下的”。這不知從哪兒弄來的統計數字。三年困難時期“在農村有兩三千萬農民餓死”，這種以訛傳訛的把戲也在這里上演。“一篇報告文學曾經講過，在某個礦區本來只需要男工，因為黨委書記的兒子要找‘媳婦’，后來成為大經濟犯的女主角想法被招工進城，就開始她的‘事業’，給負責那項重大使命招工隊隊員補襪子。”真是奇葩，報告文學中的故事也可以拿來做實證？“事實上，這類招工的發展使許多城鎮干部罔顧禁止任意遷居的法例，利用他們的關系網，將他們的親屬全部從農村弄到城里來。而解放軍宣傳隊的部隊干部在這方面就做的更絕了，無人不知，他們從1968年在城鎮基層單位耀武揚威多年。”這段敘述，除了蓄意抹黑，與知青下鄉有一毛錢關系嗎？

既然《失落的一代》是研究中國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專著，按道理應該把運動的基本統計、來龍去脈、政策措施、經驗教訓等都弄個一清二楚。但是他給你的確是一片混沌，十分遺憾，連許多基本的東西都沒搞清楚，海市蜃樓，空中樓閣，這種建立在沙灘上研究的科學性、可信度、社會價值能有幾分？

“1973年全國上山下鄉知青工作會議，……從此，每個家庭均有權留一名子女在身邊，這不能不說是一項新的政策”。“結果，一些傷殘的、有病在身的、未滿16歲的，都不得不下鄉了。同樣相悖的，獲得分配在城里工作的，很多是被軍代表看好的‘保皇派’紅衛兵組織的頭頭。可他在動員其他人下鄉時的表現卻積極得很。”作者以為，似乎到1978年第二次知青會議才提出“病退、困退”等政策……，這些都與事實相去甚遠。

其實，全國各地從1968年知青下鄉時起，就允許留一名子女在身邊。“病退、困退”的政策從1971年就開始執行，只是標準比較嚴格。說到“保皇派紅衛兵頭頭”可以被軍代表看好分配留城，更是獨撰的笑話，聞所未聞，連望風撲影都不如！作者在“下放知青政策的演變”一章中，除了道聽途說、東拼西湊、歪曲混亂的政策以外，重點闡述了所謂“派系、權力斗爭”，基本未涉及真正的政策演變。說白了，醉翁之意不在酒，作者的心思不在這里，借題發揮才是他的本意。

“全國范圍內，只有10%的知青被送往國營的或解放軍的農場，通常是去開發條件最差的地區。出現這一現象唯一的解釋就是經濟問題：國家沒錢”。“不少兵團農場在原有勞改營基礎上建立起來，……”。這“10%的知青”的數字哪里來的？什么叫“解放軍農場”？解放軍農場從來沒接受過知青；兵團農場與勞改農場分屬兩個不同的系統，兵團組建時，根本沒有也不可能接管勞改農場。知青到兵團屬于城鎮戶口，國家職工，是“吃皇糧”的。作者根本不了解情況，信口開河，瞎說一氣，無中生有，在捏造的事實上做結論，實在荒唐至極！

綜上所述，作者的研究手法不但談不上“系統縝密”，而且十分荒唐、拙劣。作者的嘴臉不但卑鄙無恥，而且十分狡詐猙獰。這怨不得別人，是他自己跳將出來自我打臉，與中國廣大知青、全國人民為敵，不打自招地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

二、笑掉大牙的“歷史悖論”

作者的專著取名為《失落的一代》。“自序”中解釋說：“像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年輕人一樣，中國知青失去了很多幻想和童年時期學得的價值觀。他們在應該學習的年齡失去了求學機會。所以，也算是‘失落的一代’，或者說‘迷惘的一代’，但另一方面，也是‘思考的一代’。”表面看來，其解釋也算合情合理。但問題的實質不在這里，借用作者的話說，“這是暗藏殺機的”。

按圖索驥，《失落的一代》無疑是這本書的主題，是寫一代中國知青失落的前世今生，如何失落，結果如何？但作者卻沒有寫中國知青本身，卻“顧左右而言他”,書寫了中國文革期間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二者雖然聯系緊密，但顯然不是一個主題，跑題了，是實實在在的名不符實。作者的真實意圖在于通過全面否定知青上山下鄉運動，進而否定中國知青一代，否定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全面抹黑中國，同時懷有離間中國知青與黨和國家血肉聯系的險惡用心。

作者雖然輕描淡寫給出了“失落一代”理由，并沒有進行全面考察和論證，但畢竟武斷地做出了結論，把這樣一頂羞辱、詆毀、抹黑的帽子扣到中國知青頭上，完全違背事實，我們完全不能接受。

作者說，“中國知青失去了很多幻想和童年時期學得的價值觀。”他似乎很同情中國知青。其實，知青這一代，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是值得自豪的“共和國長子”,是以天下為己任，在毛澤東思想撫育下“好兒女志在四方”的理想主義一代，是學習雷鋒好榜樣的一代。我們童年時期學得的價值觀不但沒有失去，而且不斷發揚光大。我們并不否認，在文革特殊時期曾中斷學業，曾經彷徨和失落，有的甚至萎靡不振。但那只是“一瞬”不是“一生”，只是部分人，不是一代人。

同任何事物一樣，知青上山下鄉同樣有得有失，衡量得失的標準不能完全以個人的好惡得失來衡量，必須以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為重。農村、邊疆的生活比起大城市確實落后得多、艱苦得多，但那時知青們顧全大局，為國分憂做出了犧牲，也在磨礪中成長，培育人民情感，了解民情國情，傳播城市文明，開發繁榮邊疆。以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為例，56萬知青成為兵團戰士，擔負、完成屯墾戍邊使命，為黨和國家培養了無數擔當大任的棟梁之才，是彪炳史冊的歷史功績。

這一代人生于20世紀四五十年代，成熟于七八十年代，國家改革開放的重任歷史地落在了知青一代肩上。習近平主席說，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長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長征路”。如果說我們的前輩是建國創業的一代，我們就是名副其實的改革開放的一代。我們參與了改革開放的全過程，成為改革開放的主力軍、先鋒隊、開創者，改革開放40年的偉大成就主要是我們知青一代創造的，是我們開創了新時期新長征的新輝煌。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在十分復雜的國內外環境下開啟的。當時，中國十年“文革”剛剛結束，東歐劇變，蘇聯解體，“衛星上天，紅旗落地”，中國何去何從，處于歷史的十字路口上，必須刻不容緩回答。我們黨和國家選擇了改革開放，走上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既避免了走封閉僵化的老路，又避免了走改旗易幟的邪路，避免了一場災難性的巨大風險和后果，使西方預言家門把改變中國顏色寄托在中國第三代、第四代青年身上的希望徹底破產。這種結果，無疑與這一代人的歷史品格存在必然的因果關系。正是這一代人，既有紅色基因，又富于革新創造，既反對僵化又反對西化，繼往開來，代表人民的意志，堅守初心使命，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駕馭中國這艘巨輪戰勝各種艱難險阻、大風大浪的考驗，保持正確的航向，駛向理想的彼岸，被公認為“世界上最勤奮的一代人”。這是中國之幸，中國人民之幸。

這一代人與上一代、下一代是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是新老交替、自然接續的，不可能截然分開，是一個相對概念，不可絕對化、形而上學。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特質和時代特征，有優勢也有劣勢，都不可避免地打上歷史的烙印。歷史拒絕“如果”，每一代人都不可能人為設計與理想化，只能尊重歷史，順應歷史潮流和發展規律。

對這一代人的評價并非一種聲音，也有一些否定、抹黑的雜音，特別是以潘鳴嘯們為典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失落的一代》，截取了1968年至1980年的12年歷史，論定這一代人必然是“失落的一代”，顯然極其偏頗、武斷，難以成立。還有一些人以一些文革“紅衛兵運動”中的極左行為及上山下鄉運動中的消極現象為證，否定這一代人奮斗、奉獻、創造的主流，也是站不住腳的。如果按著他們“失落論”的論斷，中國改革開放4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是誰創造的，又是怎樣得來的？“失落的一代”怎能創造改革開放的輝煌？難道是外星人創造的嗎？歷史真的可以玩“穿越”嗎？這是典型的“鴕鳥”政策、歷史虛無主義。這種歷史悖論不合邏輯，不堪一擊。

每一個尊重事實、不帶偏見的人都會發現，深圳的崛起、中關村的創新、浦東新區的開發、中國航天的偉業等等改革開放的代表性杰作，都是這一代人的奮斗足跡和歷史見證。從基層街道社區，到中央黨政領導，這一代人都是黨和國家的“四梁八柱”。直到現在，中國政界、經濟界、科技界、教育界、文藝界等各個領域仍然是這一代人主導的舞臺。有些人也許會說，他們只是少數精英，代表不了這一代人。這一代人的多數屬于弱勢群體，生不逢時，無所作為。此話差矣。任何社會結構和社會分工都是寶塔形的，都有底層、中層、上層，上層來源于中層、底層。也許，底層的許多人并不是人生的成功者，甚至他們在改革中經歷了許多痛苦，做出了許多犧牲，但他們顧全大局，忍辱負重，擁護改革，是改革開放的“壓艙石”，是人心向背的穩定器，保證改革開放有一個穩定的國內環境。關鍵還在于，一個社會能否形成各盡所能，平等競爭，廣納賢才，英才輩出的體制機制，人們的積極性、創造性得以充分迸發奔涌，這才是社會進步的源泉。如果這個社會不能產生治國理政、改革發展的人才精英，而是庸才權貴當道，“英雄無用武之地”，那才是社會之大不幸，國家民族之悲哀！

“世界最勤奮的一代人老了”，即將退出歷史舞臺，這是毋庸諱忌的客觀規律。但是，這一代人的優秀品質值得發揚傳承，這一代人創造的改革開放的偉業必須充分肯定和褒獎，這是我們繼續前進、取得更大勝利的基礎。特別是我們的下一代，絕不能讓潘鳴嘯一類歪理邪說所蒙蔽，在分享改革開放、繁榮、幸福生活成果的同時，必須飲水思源，銘記歷史，汲取智慧和力量，一代接著一代干，一代更比一代強，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接續奮斗，夢想成真！

潘鳴嘯們一類人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一葉障目，不見泰山，違背基本的歷史事實，是對我們奮斗歷史的詆毀，是對我們尊嚴的藐視，是對我們人格的侮辱。

知青的歷史已經書寫在祖國的大地上，銘刻在廣大人民的心里，是一部波瀾壯闊、光輝燦爛的奮斗史、奉獻史，絕不是少數人可以妄加定論、輕易否定的。我們每個重事實、有良知的知青有責任實事求是地書寫自己的歷史，維護自己的尊嚴，絕不允許少數人詆毀、歪曲和污蔑，魚目混珠，混淆視聽。說知青是失落的一代，失敗的一代，被毀掉的一代，這完全是一個偽命題，是知青領域的歷史虛無主義，是根本站不住腳的。

潘鳴嘯是法國人，除了其主觀固有的立場、觀點外，要弄懂中國博大精深的歷史文化絕非易事，受到客觀制約限制，孤陋寡聞尚情有可原。但是，那些頂著中國知青桂冠的公知們則大不同。他們深諳中國國情，曾經共同奮斗，而今卻閉著眼睛，昧著良心，與潘鳴嘯們同臺共舞，搖旗吶喊，沆瀣一氣，干著“欲滅其國，必先去其史”的漢奸勾當，無疑是對自己歷史的背叛，對國家民族的背叛。

現在，我們正闊步邁進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輝大道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反動勢力千方百計阻撓破壞中國的崛起，這是一場新的長征和偉大斗爭。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中國“公知”們作為敵對勢力在中國的“第五縱隊”也不遺余力地呼應“顏色革命”，培養他們的接班人。我們必須堅定立場、提高警惕、丟掉幻想、堅決斗爭，揭穿敵人及其代理人的陰謀詭計。他們逆歷史潮流而動，不得人心，必然失敗。我們對勝利充滿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