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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映輝丨駕馭市場經濟：中國制度優勢與高水平發展

點擊：作者：隋映輝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23-01-23 19:37:14

【提要】面對風云變幻、錯綜復雜的國內外形勢，西方自由市場經濟亂象叢生，囧像百出。美式自由市場經濟的歷史，以及中國市場經濟改革的經驗教訓一再告之，中國要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實現科技經濟與社會的高質量發展，既要謀局開篇，用好政治、外交、軍事、科技、經濟等資源，更要有效地運用社會主義體制優勢下的巨大市場杠桿，促進創新創業、轉型發展，服務社會，改善民生，讓投資布局、產業發展、市場消費與惠及民生、服務民生緊密相連。釋放出億萬人的創新創業的積極性與創造力，挖掘與拓展超大規模市場消費潛力，以堅定不移地實現共同富裕的國家戰略，引領科技經濟與社會健康發展，滿足廣大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與愿景。

面對風云變幻、錯綜復雜的國內外形勢，西方自由市場經濟亂象叢生，囧像百出。美式自由市場經濟的歷史，以及中國市場經濟改革的經驗教訓一再告之，中國要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實現科技經濟與社會的高質量發展，既要謀局開篇，用好政治、外交、軍事、科技、經濟等資源，更要有效地運用社會主義體制優勢下的巨大市場杠桿，促進創新創業、轉型發展，服務社會，改善民生，讓投資布局、產業發展、市場消費與惠及民生、服務民生緊密相連。釋放出億萬人的創新創業的積極性與創造力，挖掘與拓展超大規模市場消費潛力，以堅定不移地實現共同富裕的國家戰略，引領科技經濟與社會健康發展，滿足廣大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與愿景。

一、市場經濟與自由的周期現象

西方定義的市場經濟，又稱為自由市場經濟或自由企業經濟，是一種經濟體系。這是一種什么經濟？是波動經濟、假性經濟。為什么？在這種體系下產品和服務的生產及銷售完全由自由市場的自由價格機制所引導，它具有自發性、盲目性、滯后性、欺詐性特征，既然是走（自由市場）市場經濟之路，通常就必然受制于“四性”的影響，決定了以資本積累較高為特征的市場經濟可能出現增長波動、失業率遞增、供給斷鏈、通貨膨脹、物價上升、企業倒閉等風險。并且每過幾年來一次周期性的經濟危機、金融危機，引發重復性、波動式的衰退現象，這已成為西方市場經濟發展的一種常態。

市場經濟同樣劃分為自由市場經濟，也劃分為有計劃的市場經濟，混合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等。即使在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美式、歐式、日韓式等市場經濟模式也有明顯的區別。但不管西方政客鼓噪與國內某些經濟學家如何說的天花亂墜，歷史與實踐證明，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也有計劃控制，則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不同的是，市場經濟并非世外桃源，它受制于制度因素、調控能力等影響頗為深刻。早在新中國社會主義改造時期，毛主席就深刻地指出：“商品生產，要看它是同什么經濟制度相聯系，同資本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同社會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西方價值觀，意識形態、黨派利益作祟，為資本服務的基本制度，美國等西方國家往往是建立在自由市場經濟的基礎上的。其病根在于“完全自由市場”，而并沒有有效地服務大多數民眾，以及對公共基礎工程實現有計劃的規劃與投資布局。從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爆發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危機四伏，一直陷入了極大的困境，經濟增長乏力、政治局勢動蕩不安、社會秩序紊亂，“黑天鵝”“灰犀牛”不時出現。

尤為明顯的是，2016年以來美國的一系列戰略政策引起巨大的爭議，政壇斗爭加劇，社會分裂加深；中東難民大規模涌入歐洲，攪亂了幾乎所有歐洲國家的政局；英國公投脫歐給世界經濟帶來了持續的不確定性。尤其是俄烏戰爭爆發，歐洲被美國綁上戰車，深陷為其挖的“坑”，其國內經濟危機進一步加深。西方國家為了擺脫經濟危機，普遍采取了包括“量化寬松”在內的各種措施，實施以鄰為壑的貿易保護主義等政策，但是依然沒有擺脫其“低增長、低就業、低利率”的經濟發展局面。

截至2022年6月，美國國家債務激增至30.5萬億美元。每個美國公民為此背負的債務為91,570美元，每個美國納稅人為此背負242,985美元債務。這些債務并非用于“再生產、再創新”，投資廠房、設備、科技和人力資源，反倒是用于資本唯利是圖的“薅羊毛”、“割韭菜”。債務日積月累，80%的美國家庭依賴債務成性，形成了不以欠債為恥，反以債務處優的畸形生活積習。滾雪球式的舉債消費方式，使得這些家庭被債務緊緊套牢，過著“家無隔夜糧”、“過一天是一天”的日子，走上了“寅吃卯糧”的不歸路。

虛假繁榮、通貨膨脹、負債累累，加劇了貧富差距，促使許多美國人失去住房和無家可歸，目前，美國房屋的中位銷售價格在幾年內急劇飆升30%，2022 年截至目前，美國房屋的中位成本為428,000 美元，而美國人的平均年收入約為 50,000 美元或更少。近一半的美國人口沒有足夠的錢來維持一間臥室的租金。據美國住房和城市發展部(HUD) 最新公布的無家可歸報告顯示，在美國，每晚都有超過32.6萬人無家可歸。這個數字代表了美國無家可歸率已高達千分之一。

美國債務無處不在，以“大水漫灌”為生，靠“割韭菜”、挑動戰爭發財，成為了全球最大、最不安全的債務國。在經歷了長達三十年的以債務為生的虛假繁榮之后，整個西方及美國經濟社會的生存脈絡、發展軌跡都已經被徹底顛覆扭曲。以壟斷資本高度積累造成的債務高企、貧富差距擴大，促使自由市場經濟引發的生產關系劇烈沖突，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日益激化。

根據pen world tables database數據，從2008至今，西方發達經濟體的生產率增長速度逐年在下降。

另據美國Main Street America的一項調查顯示，僅2022年4月接下來的兩個月中，有350萬家小型企業永久關閉；在接下來的五個月中，有750萬家小型企業將永久關閉。這意味著大約3570萬美國人面臨失業風險。既然奉行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自由”的企業倒閉、工人失業或失業的“自由””還將累見不鮮地繼續下去。美國經濟大衰退不可避免。

可見，目前全球各地的失業、物價上漲、通貨膨脹，乃至戰亂不止，是西方資本主義長期奉行自由市場經濟的必然結果。新冠疫情爆發，乃至俄烏戰爭的影響，都只是西方政治、經濟體制積弊形成的長期“西方之亂”的延續與遮掩罩、催化劑。將再一次成為自由市場經濟“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的歷史見證。

二、駕馭市場經濟，關鍵在社會主義

在經濟全球化與疫情反復擴散的影響下，“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中國市場經濟發展也必然面臨著生產經營困難，吸納就業能力有所下降，同時年輕人求職更傾向于具有選擇性、穩定性強的崗位，加劇了就業供需結構性矛盾。出現了年輕人的失業率偏高現象。如我國5月份，16-24歲年輕人的失業率是18.4%，比上月上升了0.2個百分點。

但我們應當看到，三年的疫情沖擊，引起經濟波動，促其增長方式轉變與產業轉型是市場經濟的基本特色。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并沒有失業率一說。自由市場經濟下的增長波動、通貨膨脹、金融危機以及失業率遞增是一種周期性常態，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業大部分是選擇性、地域性、政策性的就業問題。今年我國大學畢業生達到1076萬人，隨著畢業季的到來，大學畢業生集中進入勞動力市場，也將進一步加重就業壓力，但中國經濟的韌性就在于戰略堅定不移，政策落地有聲，且具有全局性、空間性與可持續性。同樣是市場經濟，為何大多數市場經濟國家苦不堪言，中國經濟卻波瀾不驚、砥礪前行，抑制通脹能力有聲有色，就在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異于西方自由市場經濟模式。沒有社會主義這一戰略定位與導向儀，就沒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發展也就無異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同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之處，就在于體制優勢。社會主義體制是系統創新、協調發展的舉國體制，也是共享共建、共同富裕、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賦能體制，面對著全球極其復雜的局面，社會主義中國充分發揮體制優勢，有能力舉全國之力，實現東西南北中，全國一盤棋，落實好、穩定好、協調好經濟大盤的各項措施，促進經濟的穩定恢復，增強就業的吸納能力。這是西方政黨輪換、政黨利益下互相攻訐，推諉扯皮，內斗不止，高通脹、低效率的西方自由市場經濟國家所無法比擬的。

雖然中國勞動力供大于求等因素，但近十年來，我國失業率的回落，并不能完全歸因于市場經濟行為的自動調節與影響。實際上，實現物價穩定、失業率下降，破解科技經濟發展中瓶頸與難題，要深化改革，系統解決改革開放中的積弊與問題，這些都離不開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地位，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離不開社會主義創新創業政策與體制優勢的發揮。

三、波瀾不驚：中國調控能力與體制優勢

事實上，亞當斯密古典經濟學關于自由放任，自動調整市場的結論，早已被歷史事實所推翻、所唾棄了。國之發展、無信不立。美國等西方國家奉行自由市場經濟的“虛偽性”，常常表現為言不由衷，缺乏誠信。對別國要求遵守自由市場經濟，對自己則常常違背市場經濟規則，口頭上鼓吹放任市場經濟“自由”，但別國一觸動它的霸權利益就“假自由”暴露無遺，立馬“打棍子”、“戴帽子”“卡脖子”，以國內法與條款（如301條款等）制裁、凍結、禁運他國，甚至實施武裝干預與肆意侵略。

市場經濟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即使在自由化的世界中，規則和規定也始終存在，對規則與規定的設計就會塑造市場（約瑟夫.斯蒂格利茨，2017）。在奉行自由市場經濟的歐美國家，長期以來一直采取政府干預（公共投入）的市場創新方式。20世紀 60年代，OECD組織估計法國的比率是35%，美國的比率是27%，英國的比率是32%，OECD成員組織（除了美國）的平均比率是31%。美國實施國家戰略和政策及公共投入，促進科技產業和服務業的發展，每年創造了數以千億美元的市場需求。例如美國政府通過科研投入以及大型項目和合同，創造了一些大型公司及新興產業，尤其是對國防和應用投產方面的投入。政府科研投資占GNP的比重從1955年的1.5%上升到1990年的3%以上。從1995年以來的公共市場結構來看，美國政府每年創造的公共市場容量至少達到２萬億美元，是國民生產總值的1/3。

表美國主要公共市場（單位：10億美元）

【資料來源:《美國統計摘要（1996）》等】

美國等西方國家的虛偽性、兩面性，就在于口頭上不承認計劃經濟，實則一貫實行資本主義計劃經濟。在市場規模較大的美國制造業核心技術領域，如半導體，航空航天，醫療器械、制藥、軍工裝備、汽車（電動汽車）、軟件等領域。政府長期以戰略政策、法律法規為準則，“有計劃”地通過70%以上的政府采購、軍事采購方式掌控市場、干預市場，刺激投資與生產，對高科技產業轉型升級與結構調整進行調控。而在30%的民品采購市場，如農產品加工和貿易，品牌服裝，食品飲料品牌，電子品牌，科研儀器和耗材，工程機械和農業機械，日用化工和消費品品牌等給以市場“自由”競爭，但又通過投資、關稅、金融、貿易、財稅等政策加以干預、調控與保護，見表所示。

從體制優勢來看，美國等西方國家深知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獨特優勢，關鍵在于社會主義的體制優越性。表現為制度性，也表現在凝聚共識、協調發展與持續發展的戰略調控能力與政策的執行力。在關鍵技術的“卡脖子”領域，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顯示出“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能力。在3年的抗疫期間的戰略部署、政策調控與項目規劃等落實，一以貫之，持之以恒。2021年中國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達到了27.4%，連續12年位居世界首位。從1990年到2020年，中國建造了32座生產芯片的超級工廠，而全世界其它地區的工廠加在一起也只有24座。中國在芯片制造領域取得了重大進展。中國大陸有望最早在2025年超越臺灣地區，成為全世界最大的芯片制造國。中國現已制造了全世界一半以上的電路板，沒有這些電路板，芯片就無法安裝設備。中國還控制著供應鏈中對芯片制造至關重要的關鍵原材料：中國生產了全世界70%的硅、80%的鎢和97%的鎵，每一種原材料都是芯片制造不可或缺的。

但長期以來，美國政界與經濟學界對世界許多國家采取的有計劃的經濟調控與產業政策不以為然，但經過經濟危機、疫情突發等，美國等西方國家也在潛移默化地學習與實施有計劃的經濟改革與產業政策。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認為：“市場失靈是普遍的，產業政策的目標就是要彌補市場失靈的問題”，“國家沒有選擇，必須擁有產業政策”，美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CNAS）的一項研究報告承認自由市場具有局限性。指出美國戰略中所缺失的部分恰恰就是獨特的美國產業政策。認為中國是唯一既有重塑國際秩序意圖，又有日益強大的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實力來實現這一目標的國家。美國需要一個新的、以經濟繁榮所需為基礎的、積極的產業政策戰略，以及與之匹配的產業政策工具箱。一些國家轉而采取了有計劃、可調控的資本主義計劃經濟方式。西方自由市場經濟的美式干預范式在悄悄地發生變化。

四、得中國市場得天下，棄中國市場失天下

30年多年前筆者在一份研究報告中指出：“得美國（市場）得天下”，今天可以說，棄中國（市場）失天下。

2021年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超過44萬億元，貨物進出口總額超過39萬億元，繼續保持全球第一。中國巨大市場已經成為影響全球經濟科技轉型、持續發展的杠桿。

中國與消費發達國家相比，擁有巨大、潛在的消費群及其潛力，多元并具有領跑的能量。

以汽車市場為例。截至2022年3月底，中國機動車保有量達4.02億輛，其中汽車3.07億輛。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統計，1月-9月國內汽車銷量1947萬輛，同比增長4.4%。從出口潛力來看，據中汽協數據顯示，中國2021年整車出口首次突破200萬輛，達到201.5萬輛，位居全球第三，僅次于日本（382萬輛）和德國（230萬輛），已大幅超過韓國（152萬輛）。其中，新能源出口量達到31萬輛，同比增長304.6%。

英國調查公司LMC Automotive預測，到2030年，全球純電動汽車銷量將達到3544萬輛，快速擴大到2021年的7.6倍。中國新能源汽車消費將領跑世界。我國工信部的數據顯示，即使受到疫情反復、“缺芯”危機以及原材料價格上漲等不利因素的沖擊，中國新能源汽車依然在2021年實現了逆勢增長。全年新能源汽車銷售完成352.1萬輛，同比增長1.6倍，連續7年位居全球第一。市場滲透率高達13.4%，同比增長8%。從人口規模和人均收入來看，日本電產判斷最大的消費市場只能是在中國，這意味著，中國將引導新能源車定價和車型的需求，成為世界市場的一個風向標。

其實，何止新能源車，其他產品的消費市場難道不也是與中國息息相關嗎？韓國半導體產業一方面受制于美國掌握的技術和設備，另一方面又依賴中國的市場和生產場地。2021年韓國半導體出口總額中，對中國內地與中國香港的合計出口份額高達60%，雙邊半導體貿易體量達到760億美元，比10年前增加了3倍以上。在韓企三星電子和SK海力士的半導體銷售總額中，對華銷售額所占比重均超過30%。

在中國巨大市場，日韓企業獲得經濟效益卻是西方無法企及的。美國去中國化，與中國“斷鏈”、“斷供”是一個偽命題。根據中國海關總署11月7日公布的數據，10月份，中美貿易額達到了598.42億美元；其中，中國對美國出口額為470.18億美元，自美國進口128.24億美元。前10個月中美累計貿易規模達到6398.30億美元，同比增長5.1%。美國能離開中國商品、零部件，裝備、人才、資源、市場嗎？從美國一般消費品進口來源來看，美國的消費者一天也離不開中國市場。從圖所示，在美國消費品進口來源結構中，中國（淺藍）占21.5%，在單一國家中居于絕對領先地位；加拿大（橙色）占13.2%，墨西哥（灰色）占13.1%（見圖）。

去中國化，美國只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不僅加劇物價高企、成本遞增、通貨膨脹，而且引發嚴重的社會危機與政治危機。實際上，在當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市場結構與利益關系中，美國驅趕日韓與歐洲國家與中國“斷供”、“斷鏈”，美國何曾“斷鏈”？在政治、經濟、軍事、輿論被美國全方位控制的日韓與歐洲國家心知肚明，美國鼓吹自由市場經濟是言不由衷，對人不對己，日韓與歐洲國家企業并沒有“自由”，如打著促進競爭、維護市場秩序、保護知識產權等旗號，通過巨額罰款、派駐監管專員、逮捕及拘禁相關人員等多種形式來實施“長臂管轄”政策，讓日本、法國、德國等眾多外國公司深受其害。如今，美國又利用“長臂管轄”對中國高科技企業采取精準打擊。例如拜登政府在2021年3月升級了對華為公司的5G禁令，進一步切斷華為公司上下游供應鏈，同時，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發布了新的“黑名單”，認定華為、中興通訊、海康威視、海能達和大華等公司對美國國家安全形成威脅。可見，所謂美式自由市場經濟，不過是美國過河拆橋，從中謀利，長臂管轄之伎也。

五、謀好市場布局，用好大市場資源

市場是全球最稀缺的資源之一，逐利資本與跨國公司最重視的就是市場消費空間與能量。我國目前擁有14億多人口、全球最大的中等收入群體。2021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80976元，接近高收入國家門檻，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已非常接近美國，是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消費市場的超大規模市場。市場監管總局發布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8月底，登記在冊市場主體達1.63億戶，相比2012年底的5500萬戶，凈增超1億戶，年平均增幅12%。其中，企業從1300多萬戶增加至5100多萬戶，接近美國和歐盟企業數量之和。千人企業數由11.4戶提升至36.1戶。個體工商戶從4060萬戶增加至1.09億戶。農民專業合作社由原來的不足70萬戶增長至222.5萬戶，增長了2倍多。

自新冠疫情首次爆發以來，美國等西方國家加快與中國“脫鉤”，一面在技術領域“卡脖子”，一面加緊推進供應鏈回流，但幾乎沒有證據表明，技術“卡脖子”，供應鏈回流，會有助于美國抵御未來的經濟沖擊與通貨膨脹。中國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國，2021年貨物出口217348億元，比上年增長21.2%，服務出口25435億元，比上年增長31.4%。2021年西方國家占中國進口額的41.2%，其中歐盟占比最大，為10.6%。另外，美國不少500強企業對中國產品及其市場的依賴度非常高。如美國高通公司2021年67%的營收來自中國。寶潔公司在廣州、北京、上海、成都、天津、東莞、江蘇等地均設有多家分公司及工廠。30多年寶潔公司已占據中國日化市場的半壁江山，中國員工占員工總數的98%以上。

2022年10月11日德國總理朔爾茨明確表示支持全球化，反對“脫鉤”。他稱“脫鉤”是完全錯誤的道路，德國必須和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開展貿易。德國大眾汽車在中國的銷量占其總銷量的49% ，奧迪、梅賽德斯-奔馳和寶馬分別占42% 、36% 和34%。

而在日本，如果零部件等中國對日本的進口的80%中斷兩個月（約1.4萬億日元），日本不僅無法生產家用電器、汽車和樹脂，而且也無法生產服裝和食品。價值約53萬億日元（目前匯率約合人民幣2.5623萬億元）的生產值將消失。早稻田大學的戶堂康之教授等在超級計算機“富岳”上進行了計算，相當于日本每年國內生產總值（GDP）10%的金額被吹走。

另外兩項研究（一項來自經合組織，一項來自德國研究網絡CESifo）發現，一旦遭遇國外的經濟沖擊，“脫鉤”的美國及歐洲經濟受到的損害與當下全球一體化狀態下的損害一樣嚴重。事實上，誰與中國過不去，自己也過不去，離開中國產品及服務，市場營銷就明顯下降，經濟就加快衰退。

尤其是過去三年的新冠疫情、俄烏戰爭、供應鏈紊亂、能源危機，給全球經濟帶來了三次供給沖擊。相比之下，中國不僅具備完備的工業基礎與產業鏈體系，龐大的內需市場、逐漸壯大的技術能力，還同時具有了“兩個石油體系”下的能源成本優勢和穩定性優勢，制造業的全球相對優勢吸引國外繼續加大投入。德國等西方國家向中國加快投資轉移，如有機化學，電氣設備，機械設備，汽車及零部件等，就是一例。謀好市場布局，用好大市場資源，建設好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統一大市場，需要有戰略定力，更需要思想智慧與政策落地。

六、結論

面對錯綜復雜、跌宕起伏的國內外形勢，21世紀中國加快現代化進程，實現科技經濟高質量發展，既要用好政治、外交、軍事、科技等利器，更要謀局開篇，有效地用好社會主義體制優勢下的巨大市場杠桿，釋放億萬人的創新創業創造力，拓展超大規模市場消費潛力，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促進創新發展、轉型發展，服務社會，改善民生，讓投資布局、產業發展、市場消費與惠及民生、服務民生相聯系。

中共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要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總結改革開放40多年以來中國在推進市場經濟過程中的成功模式與經驗教訓，就是牢記俄羅斯被西方經濟學家“休克療法”禍國殃民的典型案例，在西方自由市場經濟學的蠱惑下，莫要恣意妄為，意亂情迷。

要堅持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之路，就要明確何謂高水平、高質量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首先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不是政府無為，資本橫行，爾虞我詐，貧富差距擴大的市場經濟。為此“要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同時，“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要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著力擴大內需，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地結合，提高人民群眾市場消費能力與經濟建設的熱情，激發各類市場主體的活力。

毫無疑問，實現這一大市場戰略目標，離不開中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優勢。這是加快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根基，也是實現高質量、可持續發展、共同富裕的獨特動能和必要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