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中國為推動全球治理貢獻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得到了越來越多國家和國際組織的支持和認可。目前,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對這一理念的總體認同度較高,而少數西方國家基于意識形態偏見和霸權邏輯,肆意歪曲和抹黑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不斷制造所謂的“戰略偽裝論”“經濟脅迫論”“價值觀推廣論”“霸權爭奪論”等不實輿論,相當程度上惡化了我國發展的國際環境。對此,我們要進行充分辨析并作出有力駁斥,同時還要進一步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國際傳播,著力推動“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邁上新臺階,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民族化、本土化,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相關理論展開深入研究,加強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踐成果的積極宣傳。
進入21世紀以來,世界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強,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和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加速了國際格局的調整與演變,也引發了人類對于自身前途命運的深入思考。面對“世界怎么了,我們怎么辦”的時代之問,奉行自由主義、霸權主義的西方國家沒能給出切實答案,許多發展中國家無力擺脫自身發展困境而只能翹首以盼,唯有中國審時度勢、高瞻遠矚地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鮮明主張,讓世界重新看到了人類生存發展的希望。
正如希臘前總統帕夫洛普洛斯(Prokopis Pavlopoulos)所說:“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對世界和人類作出的貢獻不僅在于創造了多少物質,還在于提出了什么理念。”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中國為推動全球治理提供的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提出9年來,得到了越來越多國家和國際組織的支持與認同,先后被寫入聯合國安理會決議、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決議、聯合國外空決議等一系列重要決議,充分彰顯了這一理念的歷史合理性和時代價值。目前來看,發展中國家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總體認同度較高,而少數西方國家基于意識形態差異和霸權邏輯極力歪曲抹黑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妄圖在國際社會掀起抵制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浪潮,以達到其遏制中國的目的。此外,一些“中間國家”(小型發達經濟體)如挪威、芬蘭、新加坡、新西蘭等,他們雖然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心存疑慮,較少在官方層面談及或正面肯定這一理念,但在國際事務中強調并呼吁堅持多邊主義原則,這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本質上具有共通性,因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這些國家中有較大的認同空間。(一)發展中國家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認同度普遍較高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參與共建“一帶一路”的國家,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認同度普遍較高?;谌祟惷\共同體理念發起的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給參與國帶來了深厚福祉,加快其經貿發展、促進其基礎設施更新、增加當地就業、改善民生,受到參與國的普遍歡迎。據相關統計,截至2022年7月,全球已有149個國家和32個國際組織同中國簽署了200余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而亞非拉近90%的國家和地區都參與了共建“一帶一路”,這充分表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正在這些國家和地區得到廣泛認同。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政要和學者都表達了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支持和認可。俄羅斯聯邦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根納季·久加諾夫(Gennady Zyuganov)在致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的賀信中指出:“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雙邊和多邊關系正在擴大和深化。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激勵著各國人民,給人們帶來建設更美好世界——一個自由和公平的世界——的希望。”巴基斯坦伊斯蘭堡區域研究所中國項目研究員納比拉·賈法爾(Nabilla Jaffar)認為:“中國的經濟崛起為鄰國提供了巨大機遇。中國關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愿景,是該地區(亞洲地區)包容性發展的動力。”土耳其馬爾馬拉戰略與社會研究基金會主席阿肯·蘇威爾(Akkan Suver)強調,當今世界“沒有哪個國家能夠獨自生存”,各國必須“為建設一個更加美好、沒有沖突的未來而共同努力”,“一帶一路”倡議是我們“希望的燈塔”,目前的世界局勢表明“中國致力于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多么正確”。南非外交部副總司長、南非金磚國家事務協調人阿尼爾·蘇克拉爾(Anil Sooklal)在南非《星報》發表長篇評論文章指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已成為中國外交政策的核心概念,代表中國致力于建設更加公正、安全、繁榮的世界秩序的愿景,為世界發展和人類進步提供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思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之所以得到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支持和認同,不僅僅是因為這些國家與中國有著深厚的傳統友誼、相似的歷史經歷,以及同屬于發展中國家、都面臨著實現現代化的重要任務,更主要的是因為這一理念順應時代發展潮流,符合世界各國實現共同發展的利益要求。(二)部分西方國家極力歪曲和抹黑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基于意識形態的差異和霸權邏輯,部分西方國家極力歪曲抹黑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提出伊始,西方國家對于該理念的態度更多的是不以為然或報以蔑視,認為它不過是一種“政治口號”,不會產生太大影響。然而,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穩步推進,中國在國際事務中全方位積極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這一理念的時代價值和實際作用日益凸顯,也因此得到了越來越多國家和國際組織的支持與認可,影響逐步擴大。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便通過各類媒體和各種論壇、會議等,極力歪曲、抹黑、抵制這一理念,這從歐美國家一些主流媒體如《華爾街日報》《新聞周刊》《泰晤士報》《多倫多星報》等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報道整體偏負面的狀況中可見一斑。2021年12月6日,第76屆聯合國大會全會通過了“不首先在外空部署武器”決議,連續第五年寫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對此,美國《新聞周刊》卻刊文稱,該決議中出現了關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令人不快的措辭”。俄烏沖突爆發后,美國等西方國家不斷向中國施壓。英國《泰晤士報》刊文稱,俄烏沖突“正在改變戰后國際秩序”,這是中國“發揮關鍵和建設性作用的大好機會”,如果中國不能采取行動,那么“它所宣稱的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雄心將毫無用處”。加拿大《多倫多星報》也刊文稱,根據“一帶一路”倡議,世界經濟“將進行重組,明確將中國置于權力中心”,這將使中國主導“全球新秩序”,從而取代西方建立的自由世界秩序。由以上評論可以看出,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從其固有的思維邏輯出發,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視為中國“謀求全球霸權”的意識形態工具,因而采取抵制態度,實施遏制戰略。(三)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中間國家”有較大的認同空間“中間國家”在經濟體量、發展水平、對華政策主張等方面介于發展中國家和美歐大國之間。這些國家從其“小型發達經濟體”的實際出發,不愿現行國際體系發生大的改變,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懷有一定疑慮。一方面,它們希望在現行國際體系框架內受到歐美大國建立的安全體系的保護;另一方面,又希望同中國保持必要的經貿和文化往來,在一定程度上參與共建“一帶一路”,期待從中獲益。新加坡外交部部長維文(Vivian Balakrishnan)在出席2021年6月23日召開的“一帶一路”亞太區域國際合作高級別視頻會議時強調,即便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2020年中新(重慶)互聯互通貿易路線貨運量同比增長了30%,“一帶一路”倡議“促進了新加坡和中國之間更強有力的合作”,未來中新“一帶一路”合作前景廣闊。同樣地,北歐國家芬蘭看好“冰上絲路”的建設前景,積極致力于推動直接對接“冰上絲路”的“北極走廊”項目,希望通過芬挪鐵路使歐洲北部與中國及俄羅斯的北冰洋深水港口貫通,構筑依托陸海貿易新干線的跨洲經貿圈。挪威政府在一份題為《挪威在多邊合作中的作用和利益》的報告中指出,挪威在繼續加強與美國、歐盟和其他“志同道合”的歐洲國家合作的同時,“必須找到新的合作伙伴”,強調“在對華戰略工作中,促進多邊合作應該是我們共同利益的核心”。雖然這些國家在其官方文件和對外表態中較少提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但它們重視并積極致力于參與經濟、政治、安全、氣候變化等領域的多邊國際合作,認為唯有堅持多邊主義,其“小國”利益才能得到保證。多邊合作理念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本質上具有一定的內在共通性,因此,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上述“中間國家”中存在較大的認同空間。未來可通過加強多領域的務實合作,逐步提升其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認同度。自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提出以來,西方國家對這一理念的歪曲和抹黑就沒有停止過。它們主要從外交和戰略層面理解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內涵、性質和目的,長期以來形成了以下幾種主要論調。最初,一些西方國家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不過是中國的一種“外交辭令”“政治口號”,“夸張”而“無實際意義”,根本難以實現,因而沒有過多關注。隨著這一理念在國際社會引起了越來越大的反響并被廣泛接受,西方國家便緊張起來,大肆制造負面輿論,將其與“中國夢”“一帶一路”倡議等都視為“中國外交戰略的一部分”,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與“中國夢”一樣,不過是中國刻意制造的一種“戰略偽裝”和“政策包裝”,意在緩解西方發達國家“對中國崛起的擔憂”,以及“與鄰國在領海爭端等問題上日益加劇的緊張關系”。這實際上是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張視為一種“權宜之計”,認為中國是在為“壯大自身實力”“稱霸世界”爭取時間。這無疑是對中國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初衷的刻意曲解。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與“一帶一路”倡議一樣,雖然是由中國提出的,但它是屬于全世界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張不是基于任何國家的狹隘利己主義,而是基于這個時代全人類共同面臨的生存發展的現實挑戰而提出的,著眼于維護和實現全人類的共同利益,“是世界各國人民前途所在”。越來越多國家和國際組織的支持和認可,恰恰證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張絕不是“權宜之計”,而是關乎人類生存發展的長久之計,其世界意義和深遠影響正日益顯現。
以美國為代表的部分西方國家不僅自身不認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還將某些國家參與共建“一帶一路”、支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說成中國“經濟脅迫”的結果。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地緣經濟與戰略高級顧問戴維·戈登(David Gordon)稱,中國將自己打造成一個“地區大國”,交替使用“獎勵和脅迫的外交政策手段”,將東盟國家“納入其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中”。法國國際關系與戰略研究所研究員索菲·博伊索·杜羅謝爾(Sophie Boisseau du Rocher)認為,雖然部分東盟國家對于是否加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還有疑慮,但“如果東盟想要生存,只能接受它,別無選擇。中國之所以強大,是因為其合作伙伴存在弱點”。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David Shambaugh)甚至呼吁“東南亞國家更積極向華盛頓發聲,否則沉默將換來美國的持續忽視,中國最終可能在本區域建立21世紀版本的朝貢體系”,這是“多方不想看到的”。“經濟脅迫論”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中國威脅論”的變種。這一論調的產生,一方面,源于部分國家基于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巨大發展成就、國力迅速強盛的“擔憂”而抹黑中國;另一方面,源于一些人深受西方長期流行的所謂以中國為核心的東亞“朝貢體系說”影響。20世紀四五十年代,美國學者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將東亞國際秩序解析為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關系”,用“朝貢關系”界定從中華文明開端直到19世紀這段歷史長河中中國與鄰邦之間的官方關系,并強調這種關系的“等級性”和“不平等性”。這種界定實際上是將“朝貢關系”單向化,忽視了中國與鄰邦關系的互動性,沒有全面反映長期以來中國與鄰國的綜合性關系,更沒有客觀反映后者依靠前者實現發展并獲得安全的事實。我們應看到這些話語背后的西方政治邏輯,避免陷入西方國家的話語圈套。同時還要明確,我們今天的社會制度和社會性質完全不同于古代社會,社會主義的社會性質決定了中國絕不會像西方大國那樣搞霸權擴張。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強調世界各國在平等基礎上的共商、共建、共享,而非獨斷、脅迫、排他。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是以大國霸權更替為基本邏輯,而恰恰是要逐步變革這種一國獨霸世界、不利于各國共同發展和人類進步的舊國際體系。美國等西方國家還將中國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主張看作中國在努力傳播自身價值觀。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伊麗莎白·伊科諾米(Elizabeth Economy)認為,中國“通過其大規模的‘一帶一路’倡議,深化其全球政治、經濟和安全影響力,并利用其在聯合國和其他機構中的領導作用,使國際規范和價值觀……與其規范和價值觀保持一致”。為此,她呼吁美國及其盟友“充分了解”其中的“巨大風險和潛在機遇”并做好“應對”。還有西方學者直接稱,中國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目的就是“改變國際規則”“傳播專制價值觀”。很明顯,這些都是基于意識形態偏見而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主張的刻意曲解和抹黑。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當民族歷史發展成世界歷史,“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在世界歷史時代,任何一個民族國家的文化傳統及價值觀客觀上都會超出其國家界限而向外傳播。就主觀上而言,每個國家都希望自己的價值觀能夠為其他國家所接受并得到廣泛傳播,從而提高自身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問題的關鍵在于是基于霸權和掠奪而進行野蠻的文化殖民,還是基于文明多樣性而展開文化與價值觀的交流互鑒,這是中國與以美國為代表的部分西方國家的主要差別。19世紀至20世紀上半葉,西方列強的鐵蹄幾乎踏遍了整個非洲。然而,首先登上非洲大陸的,不是他們的軍隊,而是一群探險家和傳教士,這些探險家和傳教士通過先行“布道”來為本國軍隊開道。如果非洲國家拒不接受其宗教文化和意識形態,這些帝國主義國家便改說教為武力、大開殺戒,并為自己的暴行涂脂抹粉,稱“害死他們(非洲人)的不是帝國,而是他們對文明力量的盲目抗拒”。100多年后的今天,美國等西方國家打著傳播自由民主價值觀的旗號,先后入侵了阿富汗、伊拉克和敘利亞,這與它們100多年前在非洲的殖民行徑如出一轍。鐵蹄至多短暫卷起歷史的塵埃,但踏不出文明的新生之路。中國立足于當今世界各國謀和平、促發展的共同要求,創造性地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張,并致力于與世界各國一道共同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廣泛傳播,但這絕不是像西方國家那樣野蠻推行文化霸權主義,而是通過文明的交流互鑒形成全人類共同價值,進而共創美好世界。在西方國家歪曲抹黑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各種論調中,尤以“霸權爭奪論”最為典型,謬論也最多。實際上,前面幾種歪曲抹黑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論調都是圍繞“霸權爭奪論”展開的。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事務主任拉什·多希(Rush Doshi)在《長期博弈:中國取代美國秩序的大戰略》一書中寫道,中國通過包括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內的“一套連貫的戰略”,企圖建立“以中國為中心的全球秩序”,以“取代美國的世界地位”。《大西洋月刊》也刊文稱,現行國際秩序是以自由民主為基礎的治理形式,而在中國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張中,“不同的社會和政治制度都被接受”,這將“降低民主”,“把專制主義提升到平等甚至卓越的地位”。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與專制主義掛鉤,無疑是一種嚴重的意識形態偏見,反映出西方國家極度擔心由其打造的所謂自由世界秩序被破壞、被取代的心理。實際上,正如俄羅斯人民友誼大學教授、東方學家尤里·塔夫羅夫斯基(Yury Tavrovsky)所言,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倡議中“看不到謀求霸權的進攻性全球主義”,它不是“以氣勢壓人、置對手于死地的山巔之城”,而是如中國古代先賢所說的“四海之內皆兄弟”。西方國家之所以有這種擔心主要是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建立起來的由美歐國家主導的國際體系一定程度上使一些國家受益,這些國家不希望這一國際體系發生根本改變,尤其是不希望被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所改變。在它們的固有觀念中,資本主義就代表自由,社會主義的代名詞就是專制。西方國家所謂的自由世界秩序不僅力圖把社會主義國家排除在外,而且也使廣大發展中國家成為西方大國政治經濟博弈的犧牲品,因而遭到這些國家的嚴重抗議。近幾年來,發展中國家積極參與共建“一帶一路”,支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恰恰反映了它們對于變革國際政治經濟舊秩序、主動參與全球治理、謀求共同發展的熱切期待。國際秩序是否自由、合理,不是以少數國家的判斷為準,而是要看大多數國家的利益和愿望是否得到了滿足與實現。顯然,世界大多數國家對于長期由西方國家主導的現行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越來越不滿,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美歐國家在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和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上的表現極為糟糕,它們濫用自由主義和保護主義措施,破壞了基本國際秩序,嚴重損害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利益。這一切都表明,現行國際體系日益暴露出越來越多的問題,改革勢在必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方向發展的必由之路。它不是要顛覆現存國際秩序,而是要推進其改革與完善。這已經成為越來越多國家的共同愿望。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提出9年來,經受住了各種挑戰與考驗,得到越來越多國家和國際組織的支持與認可,其廣泛傳播和逐步深入人心已經成為一種必然趨勢。我們要順應這一發展趨勢,積極探索更加有效的傳播途徑,拓展其傳播空間,讓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道路越走越寬廣。第一,推動“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邁上新臺階。推動“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使參與國普遍獲得實惠,促進其經濟社會發展,是有效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國際傳播和提升其國際認同的最切實途徑。根據世界銀行發布的《“一帶一路”經濟學:交通走廊發展機遇與風險》研究報告的數據,“一帶一路”建設將使沿線國家和地區的實際收入增長1.2%-3.4%,全球實際收入增長0.7%-2.9%,其相關投資可幫助多達3400萬人擺脫中度貧困,使760萬人擺脫極端貧困。英國經濟和商業研究中心的研究也表明,到2040年,“一帶一路”倡議將使全球GDP每年增加7萬億美元以上,多達56個國家的GDP將因“一帶一路”而每年增長逾100億美元。可見,作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實踐平臺,“一帶一路”建設帶動參與國實現共同發展的潛力巨大。未來,我們應根據不同國家現代化建設的不同要求展開互利合作,同時著重考慮當地環保和勞動力就業,因地制宜推廣清潔能源利用和數字技術應用,適度參與當地公共服務和公益事業。這既有利于推動相關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同時也有助于打消部分國家對共建“一帶一路”的疑慮,有力回擊西方國家的各種負面輿論,盡可能擴大正面輿論空間,樹立中國良好的國際形象,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更加深入人心。第二,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民族化本土化。提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國際認同度,還要充分考慮世界各國不同的歷史文化傳統。促進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與不同國家歷史文化傳統有機結合,是增強和提升其國際認同的關鍵。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具有重要時代意義的理念,越來越多的國家能夠接受和認同這一理念,主要是基于當今時代人類共同面臨的生存發展困境。然而,僅僅停留于這一層面還不夠,必須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民族化本土化。要促進該理念與不同國家歷史文化傳統中的重要理念和價值觀相結合,進而增強其國民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理解和認同。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國普遍推崇的“只有合作才能成功”和“人類共享”的烏班圖思想,拉美的“相似的命運”理念等都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十分契合。今后,我們還應著重從思想文化層面加強對這些理念之間內在關系的深入研究與宣傳。只有引起思想文化上的共鳴,才能實現更深層次的內在認同。第三,加強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學術研究。目前為止,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更多地是通過官方渠道在政治、外交層面傳播,傳播效果雖較為明顯,但容易將這一理念固化為一個政治或外交理念,從而限制了其國際認同的范圍。要打破這一局面,必須進一步加強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學術研究,尤其是加強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哲學基礎、深層內涵、時代價值的研究,充分展現這一理念對于塑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重要意義,同時也要加強其與相關理念內在關系的研究,如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與全人類共同價值、共建“一帶一路”的關系研究等。要從哲學角度和人類文明的高度深入闡釋全人類共同價值的科學內涵及其與西方所謂自由民主價值觀的本質區別,揭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深厚的文化內涵,為其奠定牢固的哲學基礎。此外,很多發展中國家都對中國提出的共同富裕思想感興趣,說明共同發展、共同富裕是這些國家的現實關切,這些通俗易懂的理念更容易被接受。因此,我們還要加強諸如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一帶一路”建設和共同富裕的結合性研究,拓寬研究思路,豐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內涵和外延,使其逐步由政治、外交理念向文化理念轉變,從而引導國際社會走出意識形態的藩囿,爭取更多國家對這一理念的理解和認同。為此,要推動我國與有關國家的大學、智庫等重要研究機構的交流與合作,通過研究資源共享和研究成果共同宣傳,擴大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世界影響。第四,加強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踐成果的宣傳。作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重要實踐平臺,共建“一帶一路”仍有巨大發展潛力和廣闊發展空間。未來要著力加強“一帶一路”建設成果的宣傳,堅持“我說”與“他說”相結合,使兩者互相促進、相得益彰,形成宣傳合力。除此之外,對于諸如助力全球抗疫及其他各類人道主義援助、推動區域和全球政治經濟安全合作等基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展開的重要國際行動,都要以不同形式進行積極宣傳。應著力探索有效的宣傳方式和途徑。從宣傳主體方面來說,可從國家政要逐步向知名學者、企業家、媒體人以至普通民眾層面擴展,促進宣傳主體的多樣化,使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更“接地氣”,更快在不同國家落地生根。從宣傳手段上來說,要廣泛利用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使紙媒與網媒有效結合、圖文動畫等多種形式有效銜接;加強中外媒體的交流與合作,建立更多中外媒體合作平臺,完善稿件互換機制,做到信息準確、及時更新,盡可能覆蓋最廣泛的受眾群體,實現宣傳效果的最大化、最優化。
(作者王雪冬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碩士研究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副研究員;來源:“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微信公眾號,原載“《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2年第11期”;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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