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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華士”是一個威士忌酒的品牌。筆者由此想到，“知華士”諧音“知華士”，可以指美國新生代的“知華派”，但這不只是一個諧音梗。“芝華士”品牌的調和威士忌在中國面臨的境地，和“知華士”這些美國新生代“知華派”在美國面臨的境地相似。

威士忌可以按照制造方式劃分為調和類、單一麥芽類。“芝華士”品牌主打調和類，它是中國威士忌市場的“元老”之一，現在卻逐步被以日本品牌為代表的單一麥芽類威士忌搶了風頭。而單一麥芽類威士忌品牌，在中國的宣傳戰略就是強調文化、稀缺性和品質。當今美國也有很多吃著中國主題“政治紅利”的人，正在通過強調自身“政治文化正統”“能力素質稀缺”“忠于美利堅國家利益”的方式，要么把美國新生代“知華派”力量搶回來，要么擠壓他們的生存和發展空間。我們對待美國新生代“知華派”，要把握代際特點，結合當前局勢用好他們。

伴隨中美博弈走向深水區和美國政治舞臺出現代際轉變，不僅政府層面各種“中國”主題的機構紛紛成立，美智庫界也競相“與時俱進”跟進，例如保守派智庫哈德遜研究所就成立了“中國中心”，請了一些反華政客以“知華”名義充門面；大西洋理事會在經費充足后新成立了“全球中國中心”，開展跨大西洋政策研究的同時也更多關注中國，等等。但這些智庫的“知華”學者影響力是否得以拓展、其觀點是否影響美國政府對華政策，尚待觀察。

目前美國政壇對華氛圍整體并不積極，很多內心并不反華的人也在給自己樹立“對中國強硬”的人設，或至少避免被貼上“親華”標簽。在這種大環境下，我們要和美國新生代的“知華派”打好交道，首先要掌握“知華”概念在美國政壇生態鏈中的位置。

若部分“知華派”受到打壓，“知華”概念是否也會被歧視？并非如此。事實上，恰因美國政壇關注中國，且氛圍整體偏向“反華”，“知華”在美國政壇生態鏈中的位置反而被抬高。越是想依靠“反華”去分一杯羹的人，越在意別人是否認為其“懂中國”。美國前總統特朗普關于“沒有人比我更懂某某”系列言論中，“沒有人比我更懂中國”幾乎成為他的口頭禪；前國務卿蓬佩奧，以及他的首席中國政策及規劃顧問、美籍華裔余茂春，也都是圍繞“我懂中國，因此可以更精準的傷害中國”給自己打政治廣告。當然，不管是特朗普、蓬佩奧還是余茂春，最多也只是在“讓別人認為他們懂”方面有些功夫，實際他們并不真的懂中國。和面對一些實力遠遜美國的國家不同，面對中國這種重量級選手，“知己知彼方可百戰不殆”的道理，美國人不僅明白，而且看的很重。

二、不同來源的“知華派”

美國《華盛頓郵報》曾發表過一篇題為《美對華政策大辯論呈現“代際沖突”》的文章，指出美國戰略界持續進行的對華政策大辯論正產生“代際分野”，相對費正清、傅高義、李侃如等老牌“中國通”，美國新生代的中國問題專家在對華認知上更負面、對華政策主張更具攻擊性。這不難理解：代際變更中發生了太多事，中美關系發生結構性變化，美國政府對華戰略已經并還將繼續調整，而這些新生代在時代洪流中還抱著“仕學互促”的個人追求。

他們中有相對“穩定”的代表，例如拜登政府的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事務主任杜如松，是個曾在中國留學的80后學者。2012年，他作為美國政府資助項目的一員在中國西南邊境待了一年，期間還曾游歷喜馬拉雅山，通過實地走訪研究了中緬、中巴、中印邊界問題，這使得他關于中國大戰略的論述在學術上雖然中規中矩，卻有大量文獻和數據來支持，因此說服力較高。再如像拜登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另一位80后朱利安·格維茨，因受其父耶魯法學院中國中心主任葛維寶（對中國法律制度深有研究）的影響，自幼學習中文、通曉中國歷史，還來中國《財經》雜志做過實習生，那段經歷讓他成為深入中國社會一線的記者，促成他日后研究中美經濟學家往來歷史的興趣。

當然，并不是每一位新生代“知華派”的在華經歷都如此“傳統”。比如特朗普政府的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也譯作波廷杰），曾任路透社與《華爾街日報》駐華記者——這兩家媒體本身對華立場也不那么友好。博明自稱在中國工作長達七年，采訪期間曾有“被政府情報人員監視”“被警察打過”等種種“坎坷經歷”。我們不必糾結這話成色幾分，但即便這是其個人的“廣告詞”，也不可否認不同的經歷會對不同人的“中國觀”產生不同影響。進入白宮后，博明被認為是特朗普政府中少有的中國專家，推動了華盛頓多項對華鷹派政策。

近年來，一些美西方甚至臺島內的反華媒體越來越傾向會找一些所謂“華裔學者”參與時事評論，而這些人本身帶有對我意識形態的偏見，甚至早年在國內屬于“異見人士”。例如夏業良，曾任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2013年被北大停止續聘，現在是美國卡托研究所客座研究員。他自稱“提倡自由民主、法治、個人自由和自由市場競爭”，最近時不時在美國媒體上妄評涉華時政。從年齡上看他雖然不是“新生代”，但他出現在美媒視野中的時機卻是在“新形勢”背景下的。

還有一些有臺灣背景的華裔學者也被美西方自欺欺人地打上“知華”標簽，比如美籍華裔經濟學家文貫中，是康涅狄格州三一學院經濟系終身教授，原國民黨中將文強之子。他的主要研究領域包括中國農村土地制度、中國城市化問題、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的影響，常被一些美國反華媒體拉去為攻擊大陸、美化臺灣而發聲。

除了美政府官員、學者（以及偽學者），另一個值得我們深入觀察的“知華”群體來自社交媒體。近年來，許多在華生活的外國人涌入社交媒體分享他們的經歷和對華印象，微博、嗶哩嗶哩網（B站）、小紅書、抖音這幾大平臺是外國創作者進入中國互聯網的主要入口，此外國外的臉書、推特、照片墻上也有不少“知華洋網紅”。比如美國猶太人郭杰瑞（Jerry Kowal），就是B站2018、2019年度的“百大UP主”。他原為美食博主，其視頻中不乏介紹中國美食和城市生活的元素。2020年新冠疫情延燒全球后，他回到美國走上街頭實地采訪，透過視頻傳遞美國疫情現況，引起更多人追蹤；之后他又拍了講解美國政治、美國選舉制度和種族議題的視頻，甚至受到央視新聞連線采訪，大談美國疫情以及黑人佛洛伊德死亡事件。又如，以聚焦中外文化差異起家的“歪果仁研究協會”近年來也開始關注香港抗議、新冠疫情等時事話題，向世界傳播有關中國的敘事。

網紅始于個性、顏值或視角，但會借助互聯網工具瞬間爆發，并逐漸形成經濟。所有具備吸引眼球與傳播裂變效益的載體，都有可能形成一個新的價值風口。這些人無法直接左右美政府政策，但可以對美國社會輿論起到作用。他們生活在中國老百姓當中，自帶“接地氣”的屬性，相比華盛頓的政客、智庫專家，更能快速的抓準那些，可以引起中美兩國民關注的時下議題，且有商業利益驅動，就是容易做工作的“草根知華派”——利用網紅的公眾影響力和知名度，即便難以左右風向，但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測試和感知風向，且在一些情況下，或許也能反映到中美兩國的政策上。但須把握，會說中文且在中國生活了幾年的外國人，如若因某些動因，決心吃“反華”或“辱華”的飯，編起故事來也會更生動，我們至少需要防范他們“騎墻”。此外，利用他們也宜避免“用力過度”，像是“老外豎起大拇指”“中國就是我的家”這類粗制濫造的設計和話題，已經引起國內網民的反感，同時還會引發反華勢力抹黑我“大外宣”，美聯社就曾發布一篇調查報導稱“中國政府招募外國網紅，專門在美國社交媒體上為中國大外宣服務”。

總體來說，美國年輕一代的“知華派”更關注當下、更擅長語言表達和技術性細節，但對中國社會的認知不夠深厚。關鍵在于，“知華”和“支（持）華”是兩個概念，“知華”并不代表親華。美國新生代的“知華派”雖不盡然“反華”，但整體也分積極、消極、冒牌三類：積極一類圍繞中國事務確實有一定的積累，且認識和行動整體較為理性，有時會偏正面；消極一類圍繞中國事務有一定的了解，但認識和行動不穩定，整體偏負面；冒牌一類并不了解中國，僅以宣稱“知華”作為獲得人氣與收益的籌碼，這類人中以反華謀利的居多。在當前美國整體的政治環境中，圍繞三類開展工作時，宜首先把握一個總體原則，“知華”也許和“支（持）華”有一定的關系，但我們在開展工作的時候，不宜將兩件事綁在一起。

一是用好“知華派”。對于明顯抱持“支（持）華”態度的人，既然他們已經跳出來支持我們，我們宜以適當的方式予其支持和肯定。對于具有發展潛力及合作空間的人，可以對他們從“知華”到“支（持）華”的過渡有所期待，但在促成這種轉變的過程中，所開展的各項工作宜把住“知華”的原始概念，動作上向他們提供相對立體的多層次溝通交流機會，語言上只談“水平”不談“性質”——肯定他們對中國有所了解，但僅限于此，不必把評價往“支持中國”“有益交流”的方向引。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成長年代不同，美國年輕一代沒經歷過蘇聯和冷戰，一方面冷戰思維不像前幾代人那么強，另一方面正因“見識少”，所以也比較容易被美政府“忽悠”。中國年輕一代成長在國家快速發展且“外部挑戰經歷豐富”的環境下，相較前幾代人更自信的同時，并不缺乏緊迫感、危機感，他們或許可以成為撬動美國新生代“知華派”中積極一類的力量。

二是看清消極“知華派”。一般認為，他們雖然消極，但未墮入“逢中必反”的境地，可以拉一把、引導一下。和傳統看法不同，筆者認為這件事宜更理性看待。須把握，在樣本足夠大的情況下，改變一個人永遠比找到一個人難；“非戰爭手段”下，改造一個人的真本性所花的時間和精力，足夠去找十個原本就志同道合的人。一方面，我們可以投入的精力和資源總量是有限的；另一方面，換位思考一下，國內和身邊那些“看起來與我總體一致，但時不時變臉的人”，雖有一些是堅持原則，但更多是以此為籌碼“顯示水平”，博取關注和重視，且其中其實不乏“騎墻者”。消極“知華派”的引導宜慎重，要始終把握他們“消極”的本質，不是每一個看似“模棱兩可”的人都值得投入精力和資源。對那些確有潛力的人，我們可邀請他們多來中國看看，通過商業合作、人文交流、學術聯合研究、實地調研走訪等方式拓寬渠道，推動他們更客觀全面地認識中國，這能為中美人文交流回暖打下基礎，但首先宜判斷清楚對象。

三是打擊冒牌“知華派”。余茂春是典型的冒牌“知華派”，此外，還有前文所述的那些在反華媒體上頻頻發聲的“華裔學者”。“冒牌”的關鍵在于與大勢相悖，即便腦袋不是完全空白，但逆勢而動的局限最終只能把他的價值剩作“一張東方人的臉”，這既現實又殘酷。分析他的動機也許有價值，但更重要的是提煉打擊“冒牌”的規律。這種規律不是只針對“東方面孔”，而包括范圍更大的試圖以“知華”作為“反華”的前提，在美博取利益的“白黑黃們”。對這部分人的打擊方案，在境內宜抓兩手，一是強化其“反華”形象、貼緊標簽；二是強調其水平低劣、不夠專業。但面向境外，特別是對其所屬國家或陣營的受眾，只需圍繞其水平低劣、不夠專業開展動作，把其從自身賴以生存的土壤中拔出來，不宜過度強調其“反華”的政治立場，減少其借力擴展自身空間的機會。

但我們也需清醒認識到，美對華政策不僅取決于“中國通”或“知華派”的態度，而取決于特定時期的總體外交戰略以及特定政府的對華政策偏好。同時，美國國內政治生態對“知華派”也存在制約，我對于新一代“知華派”在美政府對華決策方面的作用不宜高估，而應利用好他們與老一派“中國通”的代溝、利用好他們自身的特性、處境去分類做工作，贏得更多輿論及其他博弈分野的籌碼。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作者授權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