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久99国产精品尤物-国产高清色播视频免费看-男生肌肌往女人桶爽视频-精品国产-91PORNY九色|www.jqdstudio.net

在馬克思主義最初傳入中國時，思想界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認識非常不一致，唯物史觀對于中國革命的真正價值并不被許多人所認識。在當時經驗論科學主義思潮的影響下，黨的早期領導人如陳獨秀、鄧中夏等，認為哲學（當時也稱玄學）遠離人們的現實生活，不能解決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應該被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所取代。李漢俊認為，黑格爾的哲學代表了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馬克思的學說不是“抽象的哲學”，而是“具體的科學”。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不是哲學，而是“馬克斯科學”。唯物史觀究竟屬于社會歷史科學還是一種新哲學?抑或唯物史觀本身就代表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在當時科學與哲學被嚴格區分的語境下，科學被認為是提供經驗性或實證性的知識，而哲學作為本體論和方法論，并不提供經驗性的知識。馬克思把社會歷史看作是處于一定現實生活中的能動的主體的人所進行的社會發展過程，他批判“抽象的經驗主義者”和“唯心主義者”把歷史看作“是一些僵死的事實的匯集”和“想象的主體的想象活動”。馬克思對社會歷史的考察力求按照事物的本來面目來理解事物，其唯物史觀雖然“不提供可以適用于各個歷史時代的藥方或公式”，但卻是“從對人類歷史發展的考察中抽象出來的最一般的結果的概括”。從這個意義上講，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既是社會歷史科學，又是我們考察社會歷史的行動指南，是歷史哲學。唯物史觀同時具有科學與哲學雙重屬性。

蔡和森和毛澤東對唯物史觀的認識不同于經驗科學論者，他們不僅對唯物史觀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重要地位有正確的判斷，而且對唯物史觀在黨的革命事業的指導地位方面也有清醒的認識。

學術界一般認為，毛澤東早期馬克思主義思想主要受李大釗、陳獨秀的影響，但同時，蔡和森的哲學思想和建黨思想對毛澤東也有重要的影響。毛澤東與蔡和森在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結識后就成為志同道合的摯友。此時，毛澤東的哲學立場還不完全是唯物主義的，毛澤東在1917年所寫的《心之力》的論文得到其老師楊昌濟的高度贊賞。正如毛澤東自己所說，當時其思想“是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等思想的大雜燴”。1918年，新民學會成立后不久，蔡和森赴法國勤工儉學，1921年10月回國。這期間，毛澤東與蔡和森之間進行了比較頻繁的書信往來，通過這些書信，可以看到蔡和森建黨思想和哲學思想對毛澤東的影響。

1920年初，蔡和森到法國以后，“猛看猛譯”馬列主義著作，并通過書信將自己的學習心得與毛澤東交流，把馬克思主義在國際傳播的形勢告訴國內的毛澤東。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在給毛澤東的信中闡述了馬列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思想，并主張中國應該走俄國的革命道路。蔡和森在信中寫道：“我近對各種主義綜合審締，覺社會主義真為改造現世界對癥之方，中國也不能外此。社會主義必要之方法：階級戰爭——無產階級專政。”蔡和森認為，中國要走俄國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道路，通過階級戰爭來實現無產階級專政是“現世革命唯一制勝的方法”，“我對于中國將來的改造，以為完全適用社會主義的原理和方法”。同時蔡和森認為，要實現中國革命的勝利，需要“四種利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組建共產黨。“我以為先要組織黨——共產黨。因為他是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大概在1920年11月底，毛澤東收到了蔡和森的這封信。同年12月初，毛澤東給蔡和森回信，信中講到“我于子升和笙二兄的主張，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張，表示深切的贊同”。“據和森的意見，以為應用俄國式的方法去達到改造中國與世界，是贊成馬克思的方法的”。毛澤東贊同蔡和森提出的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主張，反對蕭子升和李維漢提出的“用平和的手段，謀全體的幸福”的主張及無政府主義。1920年9月16日，蔡和森又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主要闡述了唯物史觀作為無產階級革命指導思想的重要性。蔡和森認為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顯然為無產階級的思想，并將唯物史觀視為人生哲學社會哲學的出發點。由此，蔡和森還列出了一個公式：“俄社會革命出發點＝唯物史觀。方法＝階級戰爭＋階級專政。目的＝創造共產主義的社會。”由此公式來看，蔡和森對俄國革命的方法、目的的理解是比較準確的，也是符合《共產黨宣言》所闡述的基本理論的。蔡和森把唯物史觀看作是俄國革命的“出發點”，是指導俄國革命勝利的思想基礎，這種深刻理解迥異于當時經驗科學論者忽視哲學的錯誤傾向。就在這一封信中，蔡和森還提出，中國流血的社會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組建黨組織十分重要。他在信中提出，“顯然公布一種有力的出版物，然后明目張膽正式成立一個中國共產黨”。蔡和森是最早明確提出“中國共產黨”這個響亮名字的領導人。蔡和森對組建黨組織與唯物史觀關系的認識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中少見的，這與蔡和森“猛看猛譯”馬列主義著作，廣泛宣傳馬克思主義思想有直接的關系。對于蔡和森提出的組建共產黨與唯物史觀關系的理論，毛澤東基本上全部接受，明確提出“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

1920年底，毛澤東收到了蔡和森的這封信，他在回信中寫道：“來信于年底始由子升轉到。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這是事實，不象唯理觀之不能證實而容易被人搖動。”“你這一封信見地極當，我沒有一個字不贊成。”蔡和森的這兩封信是影響毛澤東成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的重要因素，使毛澤東反思了唯理觀（唯心論）的錯誤，徹底擺脫了唯心主義的思想影響，把唯物史觀看作是黨的指導思想，走上了革命道路。延安時期，埃德加·斯諾在采訪毛澤東時，毛澤東回憶了他從一個激進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的過程。他說：“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事實上，當時的毛澤東還只是在理論上確立了馬克思主義信仰（主要是通過閱讀《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史》和《階級斗爭》這三本書確立了馬克思主義信仰），他轉變為一個徹底的馬克思主義者還需要革命行動上對于無產階級專政革命道路的選擇。1920年冬天，毛澤東領導的“湖南自治”運動失敗，使他認識到政治改良的道路“絕無希望”，“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革命才能成功。1921年1月，毛澤東在新民學會長沙會員座談會上的發言中贊同蔡和森提出的用俄國式的無產階級專政革命道路來改造世界的主張，他明確表示，“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采用”。中國應該采用俄國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激烈革命方式，而不能走改良的道路。此時，毛澤東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與舊思想徹底決裂，標志著他成為一個徹底的馬克思主義者。

毛澤東提出的“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的光輝命題，成為其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的理論根基。該命題的提出，對此后中國正確革命道路的探索和中國共產黨正確思想路線的形成，都起到了思想奠基的作用。

（一）馬克思主義的“本本”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

毛澤東成為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后，雖然充分認識到唯物史觀對黨的革命事業的指導作用，但他并不是教條式地理解和運用馬克思主義，而是強調“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

陳獨秀的右傾錯誤導致了大革命的失敗，“八七會議”雖然糾正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但并沒有注意防止“左”傾錯誤，導致此后的黨中央又犯了“左”傾盲動主義錯誤，給中國革命造成很大危害。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都是主觀主義的表現，但教條主義的危害更大，為了系統批判“左”傾教條主義，毛澤東于1930年５月，撰寫了《反對本本主義》一文。這篇文章強調的核心觀點就是：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馬克思主義的“本本”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從根本上講，這篇文章講的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問題，講的是共產黨人遵循的思想路線問題”。在中國革命道路問題上，王明堅持“城市中心論”，反對毛澤東主張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針對王明脫離中國實際的教條主義錯誤，毛澤東針鋒相對地提出，“共產黨的正確而不動搖的斗爭策略，決不是少數人坐在房子里能夠產生的，它是要在群眾的斗爭過程中才能產生的，這就是說要在實際經驗中才能產生。因此，我們需要時時了解社會情況，時時進行實際調查”。毛澤東之所以在繁忙的革命工作中堅持搞社會調查，特別是農村調查，其目的就是要糾正教條主義的錯誤，扭轉當時黨中央錯誤的思想路線。

（二）糾正本本主義錯誤必須作實際情況調查

在毛澤東撰寫《反對本本主義》這篇文章時，王明教條主義錯誤的危害還沒有充分顯現，但毛澤東已經深刻地認識到教條主義是唯心主義世界觀的表現，脫離實際的教條主義會對中國革命造成難以估量的損失。毛澤東認為：“離開實際調查就要產生唯心的階級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導，那末，它的結果，不是機會主義，便是盲動主義。”毛澤東指出：“必須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機會主義盲動主義錯誤出現，才能完成爭取群眾戰勝敵人的任務。”雖然此后黨中央并沒有完全防止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錯誤，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后，王明的“左”傾錯誤差一點斷送中國革命，但是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中對教條主義危害的預見非常正確和深刻，《反對本本主義》對黨的正確思想路線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反對本本主義》完成后，毛澤東將注重調查研究、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唯物主義思想方法貫徹到工作當中。從1930年到1934年，他先后進行了尋烏調查、興國調查、長岡鄉調查、才溪鄉調查，撰寫了調查材料。所形成的《尋烏調查》和《興國調查》主要調查農村社會的階級狀況和城鎮手工業商業狀況，以明確我們所能依靠的階級力量，是比較深入系統的調查材料。在《<興國調查>前言》里面，毛澤東批評了當時教條主義者的錯誤工作方法，指出：“實際政策的決定，一定要根據具體情況，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東西，和看到的粗枝大葉的書面報告上寫著的東西，決不是具體的情況。倘若根據‘想當然’或不合實際的報告來決定政策，那是危險的。”他提出黨的正確的政策要建立在詳細的科學的調查基礎上，要根據具體的實際情況來制定政策，而不能想當然地隨意決定政策，其中包含了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想。《長岡鄉調查》和《才溪鄉調查》主要是為了了解鄉蘇維埃和市蘇維埃政權是如何進行工作的。當時的一些上級領導發布了許多命令和決議，“卻不知道任何一個鄉蘇、市蘇工作的實際內容”，針對當時工作中存在的嚴重官僚主義，為了能夠更好地領導蘇維埃工作，毛澤東選擇長岡鄉進行了調查，因為長岡鄉是“蘇維埃工作的模范”，在基層蘇維埃工作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這些經驗有利于“團結千百萬群眾于蘇維埃的周圍，爭取一切蘇維埃工作適合于粉碎敵人‘圍剿’的要求”。為了確保黨指導政策的正確，毛澤東還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的名義起草了《關于調查人口和土地狀況的通知》，其中強調了調查工作的極端重要性，“過去許多地方往往忽視實際事實的調查，只憑自己空想去決定工作計劃，去指導下級工作，結果計劃是行不通的，指導是錯了的”。在這個通知的最后，毛澤東進一步提出：“我們的口號是：一，不做調查沒有發言權。二，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毛澤東的這些調查材料反映了在當時的實際工作中，已經基本形成了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想路線和密切聯系群眾的群眾路線。只不過，這些思想還沒有上升到哲學思想的高度。

中央蘇區時期，毛澤東在進行革命戰爭和蘇維埃政權建設的過程中，由于有了注重調查、密切聯系群眾的工作方法，領導打退了敵人三次大規模的“圍剿”，使中央革命根據地得以不斷鞏固和擴大。“無論是軍事路線，土地革命的路線，根據地建設的方針，還是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毛澤東都已提出明確而系統的、適合中國國情的主張”。但就在這個時候，從1931年1月到1935年1月，在長達4年的時間里，毛澤東受到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的指責、排斥，受到了“殘酷斗爭”“無情打擊”。但毛澤東堅持原則，拒不認“錯”，決不放棄符合實際的正確主張。同時，毛澤東還堅持做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工作，用自己的實際行動抵制和反對“左”傾教條主義。像長岡鄉調查、才溪鄉調查、會昌調查和于都調查，都是在這個時期完成的。

通過扎實的調查研究，毛澤東能夠正確認識客觀實際，制定正確的決策，并在實踐中探索出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同時，“左”傾教條主義對毛澤東的打擊迫害使他對教條主義的危害有切膚之痛，“左”傾教條主義堅持“城市中心論”又幾乎斷送了中國革命的前途。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促使毛澤東從唯物主義世界觀和認識論上來反思“左”傾錯誤。對教條主義的清算工作直到長征勝利，黨中央到延安后才得以實現。

（三）毛澤東正確實踐哲學成為黨的思想路線的哲學基礎

長征途中召開的遵義會議只是糾正了博古、李德軍事路線的錯誤，并沒有來得及全面糾正王明“左”傾思想路線。紅軍到達陜北后，中國共產黨已經有兩次勝利（北伐的勝利和長征的勝利）和兩次失敗（大革命的失敗和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慕涷灲逃?。“在一定時期內，一部分領導人之所以犯全局性的、嚴重的錯誤，主要是沒有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統一起來”。1937年6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的發言中總結了黨成立15年以來的路線，他說：“黨曾經犯過右的與‘左’的總路線上的錯誤，使革命受到損失，這是不能否認與不應否認的事實”，要糾正或者避免這些錯誤，就必須使黨員干部真正認識和掌握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思想。毛澤東認為，與右傾錯誤相比較，“左”傾錯誤更難以克服。“至于右的東西，則因為環境不容許這種東西的存在，又克服得比較徹底，所以不成其為錯誤傳統或不良習慣”。而“左”傾則不一樣，在黨內有其存在的深厚的社會環境和深刻的思想認識根源，“黨內還存在著若干表現‘左’的不良的習慣或傳統”。毛澤東認為，黨內長期存在“左”傾錯誤的傳統，而且未能得到徹底解決。這些錯誤的存在是因為“唯物辯證法思想在黨內還沒有普及與深入”，而當時“新的環境與任務迫切要求對這個問題來一個徹底的轉變”。因此，糾正“左”傾錯誤，解決思想路線問題成為當時中國共產黨迫切需要解決的重大理論問題。對此，毛澤東在黨的思想建設方面進行了大量的理論創新工作，特別是他在1937年完成的《實踐論》和《矛盾論》為黨的思想路線的確立奠定了哲學基礎。

《實踐論》主要是為了反對黨內存在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而寫的。毛澤東認為，認識依賴于實踐，實踐決定人的認識，“社會實踐才是人們對于外界認識的真理性的標準”。而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都違背了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教條主義從本本出發，生吞活剝地引用馬克思主義的個別詞句去指導革命，否認認識依賴于實踐，忽視實踐對認識的決定作用。經驗主義局限于片面的感性認識，“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見”，忽視理論的指導作用。這兩種思想路線都是錯誤的。毛澤東認為，無論是思想落后于實際的右傾機會主義，還是思想超越于實際的“左”傾冒險主義，“都是以主觀和客觀相分裂，以認識和實踐相脫離為特征的”。毛澤東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徹底批判了“左”右傾錯誤的思想認識根源，把實踐看作是認識的來源和檢驗認識正確與否的標準，為黨的“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確立奠定了哲學基礎。

《矛盾論》主要是為了克服黨內嚴重的教條主義思想而寫的。毛澤東進一步發展了列寧的唯物辯證法思想，深入地闡述了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及其相互關系。毛澤東認為，矛盾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系是共性與個性、絕對與相對的關系，這一辯證關系原理“是關于事物矛盾的問題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拋棄了辯證法”。教條主義者不懂得必須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拒絕對于具體事物進行艱苦的研究工作，不能進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把一般真理當作固定不變的抽象公式。正如王明那些“左”傾教條主義者一樣，他們不能正確認識把握中國的具體國情，只知道生搬硬套蘇聯的經驗和共產國際的決議，必然對中國革命造成危害。“中國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同志們所以犯錯誤，就是因為他們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觀的、片面的和表面的”。毛澤東認為，如果掌握了矛盾問題的精髓，就可以克服教條主義思想，避免經驗主義錯誤。

《實踐論》和《矛盾論》從哲學方法論的高度剖析了黨內“左”右傾錯誤的思想根源，論證了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重要性，為以后的延安整風作了理論準備，為系統提出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奠定了理論基礎。

《實踐論》和《矛盾論》還為黨的群眾路線提供了理論基礎。毛澤東在《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一文中闡述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觀點，實際上就是“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實踐論哲學在群眾工作中的具體運用，毛澤東的實踐論哲學也是黨的群眾路線的哲學基礎。

要真正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必須徹底批判教條主義，把廣大黨員干部的思想從教條主義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在毛澤東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的指導下，通過大興調查研究之風，通過整風運動，才最終確立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1937年11月，王明從蘇聯回到延安后，以“欽差大臣”自居，把自己凌駕于中共中央之上，照搬共產國際的“新政策”，仍然堅持教條主義的思想路線，只不過這次是從“左”傾轉向右傾。王明反對中共中央確定的全面抗戰的方針，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抹煞中國共產黨全面抗戰路線與國民黨片面抗戰路線的區別，否認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的獨立自主原則。1938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召開，毛澤東在《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中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光輝命題，馬列主義雖然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但不應當把它當作教條看待，而應當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這樣才能解決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毛澤東強調“共產黨員應是實事求是的模范”，“因為只有實事求是，才能完成確定的任務”，而對中國革命造成嚴重危害的“教條主義必須休息”。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基本糾正了王明的右傾錯誤，但王明教條主義的影響尚未肅清。

1941年5月，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明確闡述了“實事求是”作為思想路線的科學含義：“‘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毛澤東把實事求是的態度看作是黨性的表現，是黨的指導思想在工作作風中的表現。1941年8月，毛澤東起草了《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其中特別強調了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的重要性，他警告全黨：“粗枝大葉、自以為是的主觀主義作風，就是黨性不純的第一個表現；而實事求是，理論與實際密切聯系，則是一個黨性堅強的黨員的起碼態度。”通過這個表述，“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的內涵得到彰顯。通過整風運動，大興調查研究之風，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肅清了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思想根源，使全黨深刻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教育，也使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深入人心，加強了黨的思想建設，實現了全黨思想的統一，為抗戰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奠定了思想政治基礎。

黨的思想路線的確立經過了一個非常曲折的、艱難的探索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蔡和森等許多共產黨人都作出了貢獻，但毛澤東的實踐探索和理論創新無疑起著決定的作用。在唯物史觀的指導下，毛澤東自覺地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的革命實踐相結合，把馬克思主義唯物論、認識論、辯證法與唯物史觀融會貫通，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堅持通過調查研究來把握中國國情，堅決同黨內的“左”右傾錯誤進行了不妥協的斗爭，不斷反思革命成功與失敗的經驗教訓，反思“左”右傾錯誤的思想認識根源，形成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理論成果——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奠定了黨的思想路線的哲學基礎，保證了黨的正確思想路線得以形成。

（一）必須不斷提高黨員干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素養

毛澤東認為，唯物史觀是中國共產黨的哲學基礎，當時黨內之所以存在各種“左”右傾錯誤思想，其主要原因在于“唯物辯證法思想在黨內還沒有普及與深入”，廣大黨員干部還不能立足于唯物史觀來正確認識和分析革命形勢。因此，毛澤東要撰寫《實踐論》和《矛盾論》，并推動在全黨進行整風運動，提高了全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肅清了教條主義的思想根源，形成了實事求是的正確思想路線。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習近平多次強調馬克思主義哲學對中國共產黨人的重要性。2013年12月，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體學習的講話中指出，馬克思主義哲學在當今時代依然是指導共產黨人的強大思想武器，學哲學、用哲學，是我們黨的一個好傳統。“黨的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要原原本本學習和研讀經典著作，努力把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自己的看家本領”，這樣才能堅定理想信念，堅持正確政治方向，提高戰略思維能力、綜合決策能力和駕馭全局能力。面對新時代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習近平在黨的二十大報告里提出，要把握好新時代a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堅持唯物辯證法的系統觀念，提高黨員干部的戰略思維、歷史思維、辯證思維、系統思維、創新思維、法治思維、底線思維能力，增強干部服務群眾的本領。習近平指出有些黨員干部“新辦法不會用，老辦法不管用，硬辦法不敢用，軟辦法不頂用”，因此，要建設學習型、服務型、創新型馬克思主義執政黨。“首先要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這是我們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領，也是領導干部必須普遍掌握的工作制勝的看家本領”。習近平多次強調學習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要性，要求全黨同志都要學習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掌握過硬的“看家本領”，才能擔當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

提高黨員干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素養，是新時代提高黨員干部“看家本領”的需要，也是繼承我黨“學哲學、用哲學”光榮傳統的需要，是應對新時代風險和挑戰考驗、解決工作中實際問題的需要，歸根結底，是堅持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需要。

（二）必須要注重調查研究，立足中國實際思考和解決問題

貫徹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前提，就是對中國客觀實際的把握，而掌握客觀實際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調查研究。毛澤東認為，馬克思主義的“本本”必須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糾正本本主義只有向實際情況作調查”，探索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需要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而不能像教條主義者那樣，照抄照搬蘇俄的經驗。只有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才能找到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

重視調查研究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也是堅持黨的思想路線的客觀要求。重視調查研究，是我們黨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做好領導工作的重要傳家寶。習近平指出：“堅持從實際出發，前提是深入實際、了解實際，只有這樣才能做到實事求是。要了解實際，就要掌握調查研究這個基本功。”習近平不僅把調查研究看作是一種工作方法和黨員干部的基本功，而且把調查研究看作是關系黨和人民事業得失成敗的大問題。黨員干部進行調查研究，必須立足中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必須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而不是簡單套用其他地區其他國家的模式和經驗。“當代中國的偉大社會變革，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歷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現成的教科書”。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是中國共產黨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們黨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領導方法。不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要堅持黨的思想路線，注重調查研究。

（三）回應時代問題，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創新

“理論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樹常青”。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具有永恒的指導意義，但必須同各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對此，毛澤東有非常清醒的認識。毛澤東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的一個鮮明的特點就是確立了實踐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中的決定性地位。實踐是認識的來源、目的和動力，實踐還是檢驗認識正確與否的唯一標準。“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認為十分重要的問題，不在于懂得了客觀世界的規律性，因而能夠解釋世界，而在于拿了這種對于客觀規律性的認識去能動地改造世界”。通過實踐檢驗為正確的真理性的認識還應該回到實踐中去，指導中國的革命和建設。毛澤東自覺地進行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的探索，其目的還是為了指向現實，回應當時中國革命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清算教條主義錯誤思想，確立黨的思想路線。

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不斷創新，世情、國情、黨情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創新也要求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創新。在當今新形勢下，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貫徹新發展理念，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增強國家的文化軟實力，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都迫切需要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創新。近年來，學術界在構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方面進行一些探索，雖然在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特征、功能、體系和研究范式等方面仍然存在許多分歧，但在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方向方面基本達成了共識。許多專家都認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應該關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現實問題，應該解讀當今重大問題、重大命題，特別是應該充分認識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哲學思想的地位，探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哲學思想的基礎，加快構建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中的原創性的哲學命題，更好地發揮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指導實踐的功能，不斷提高黨治國理政的能力和水平，確保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貫徹執行，確保黨的事業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斷前進。

在新時代，正確貫徹黨的思想路線，首先要繼承我們黨“學哲學、用哲學”的良好傳統，堅持唯物史觀和正確的黨史觀，掌握馬克思主義哲學這個思想武器，提高黨員干部的“看家本領”；其次要繼承我們黨重視調查研究的優良傳統，了解不斷變化的中國實際，全面把握我國的基本國情；最后要結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重大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加快構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不斷鞏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新境界。

（作者：崔海亮，延安大學教授、碩士生導師；王玉，延安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研究生。來源：昆侖策網，原刊于《毛澤東研究》2022年第6期，修訂發布）

【本公眾號所編發文章歡迎轉載，為尊重和維護原創權利，請轉載時務必注明原創作者、來源網站和公眾號。閱讀更多文章，請點擊微信號最后左下角“閱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