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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延安作為抗戰時期我黨的大后方，其主要工作是發展經濟，為前線培訓人才、提供物資。延安模式最重要的貢獻之一是經濟方面的成功，即通過自主發展市場經濟建設了一個新的社會。這種新的經濟模式，主要依靠印鈔貸款給公私企業發展經濟，第一年發鈔就超過上年政府給八路軍所有軍費，短短3年半發行32.3億元，成為抗戰時期經濟發展的主要資金來源。當時主要提供給部隊、機關和學校等與民間私人資本開辦股份合作制公私企業，發展工農業生產和商業活動，例如雇傭難民開荒等，在短短4年使耕地面積增加26.3%，主要工業產品食鹽生產和銷售增長4倍以上，成為邊區財政主要來源之一。延安經驗證明，成功市場經濟是由政府印鈔支持民眾發展經濟，印鈔提供的資金包括衍生貨幣，常多于稅收。建議運用延安模式的金融經驗，我國人民幣發行應主要根據中國經濟內循環發展需要，服務于實現國家經濟發展目標，為自己的企業和民眾發展經濟提供資金支持和流通保障，而不再主要服從兌換美鈔等外幣需要。這是當前金融管理要解決的最大問題。

一、延安模式產生的背景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開始了自己的局部執政，構建了不同于以往，也不同于同時期國民黨統治的一整套治理理念、體制和方法，形成了自己獨特的一種執政模式——“延安模式”[1]。不僅完成了抗日任務，還成功地改造了西北農村，建設出一個新社會。這個模式在當時保證了中國共產黨的不斷發展和壯大，也極大地影響著新中國的發展。我黨總結為延安精神，是中國共產黨創造的一種紅色革命精神。最近習近平主席總結為，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和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

延安模式的成功，經濟方面是關鍵。抗日時期的延安，畢竟還是前線的大后方，毛澤東指出：它“中心的或第一位的工作……確確實實地就是經濟工作和教育工作。”[2]搞好抗日根據地的經濟建設，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根據地軍民堅持抗戰的重要基礎。當時延安所在的陜甘寧根據地地處大西北，是最貧窮落后的根據地之一，主要對付周邊重兵圍困邊區的國民黨反動派，為抗日前線培訓人才和物資。最近，習近平帶領中央政治局常委再次瞻仰革命圣地延安時指出，“黨中央和紅軍安家延安后，由于敵人的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條件十分艱苦。延安軍民積極響應毛澤東同志發出的‘自己動手、豐衣足食’號召，開展了熱火朝天的大生產運動，有力支持了抗日前線”。

1939年，抗戰到了相持階段，國民黨卻將中共領導的抗日力量當成主要敵人，開始對抗日根據地實行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第二年停發了八路軍的軍餉、彈藥、被服等，還“不讓一粒糧、一尺布進入邊區”。1941年1月發動皖南事變，屠殺皖南新四軍一部后,國民黨政府對陜甘寧邊區的包圍和封鎖更為加緊。他們在邊區周圍屯駐五十萬軍隊,建筑了一萬多個碉堡,重重封鎖、圍困邊區。另一方面，從1941年起，日軍對華北抗日根據地開展頻繁的“掃蕩”“清剿”，實行“三光”政策。加之華北又遭遇歷史上少見的特大災害，所以從1940年冬開始到1942年，華北抗日根據地陷入嚴重困難之中。1942年12月，在西北局高級干部會議上，毛澤東作了《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報告，介紹說“1940年及1941年”，“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藥，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窩。人家用停發經費與封鎖經濟來對待我們，企圖把我們困死”[2]。

面對困難，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號召根據地軍民開展大生產運動，自己動手解決糧食等問題。1942年底毛澤東作的《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報告，就是對延安模式在經濟方面的總結。毛澤東在報告開頭第一句話就說：“發展經濟，保障供給”，“財政政策的好壞固足影響經濟，但決定財政的卻是經濟，未有經濟無基礎而財政充裕的。”[2] 作為經濟工作與財政工作的總方針，就是用發展經濟而不是用增加稅收來解決財政困難。

毛澤東在報告中指出，“邊區經濟，分為民營、公營兩個方面。民營經濟就是一切私人的農工商業，公營經濟則是政府與軍隊所經營的農工商業。”而“這兩方面的作用與關系：民營經濟是為了解決邊區一百四十萬人民的生活，同時以租稅的形式援助政府與軍隊……在這里適用的原則，就是公私兼顧或曰軍民兼顧。”他明確指出公私兼顧也可以說是軍民兼顧的重要性，“如果我們的黨員政府不注意動員人民并幫助人民發展農工商業，則人民生活既不能改善，抗戰需要亦不能供給，其結果就是軍民交困，軍心民心不能鞏固，一切也就無從說起了。所以，黨與政府用極大力量注意人民經濟的建設，乃是我們非常重要的任務。”[2]

當時的陜甘寧邊區十分落后[3]，地主階級對農民的殘酷剝削和壓迫，使分散落后的農村經濟長期處于停滯狀態，社會分工和商品生產都很不發達，基本上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荒山遍野，地廣人稀，農業粗放，交通不便，農民終日勞動都難得溫飽；教育十分落后，農村方圓幾十里都找不到一所學校，文盲率高達99%；衛生條件極差，缺醫少藥，人畜死亡率很高，嬰兒死亡率甚至高達60%，是一個十分落后的地方。

二、延安模式在經濟金融方面的成功經驗

延安時期，我黨為建設最廣泛的抗日統一戰線，并沒有改變邊區的經濟制度和結構，承認地主占有大量土地的私有經濟，主要實施減租減息政策，實行市場經濟。所謂市場經濟，與命令經濟的根本區別就在于，不能用行政命令或者攤派等方式進行經濟活動，而是用買賣交易的方式，用貨幣來引導人們進行經濟活動，人們進行經濟活動都是自愿交易基礎上的，不是強迫命令下的被動行為。相比命令經濟或者說官僚經濟，人們的感受自然較好，更愿意認同和參與。雖然當時延安公營企業內部或之間有非市場性的資源調配，但與民間主要通過市場交易進行。

當時我黨采取的主要措施，就是發展公營和私營合作經濟。按照毛主席在報告中的總結，延安全部公營經濟事業包括下列三部分：“（一）政府經營的鹽業、工業及商業；（二）軍隊經營的農工商業；（三）黨政機關經營的農工商業。”[2]在戰爭時期，黨政軍都有過經商的階段，為解決本身的生活資料和事業經費，實屬不得已而為之。“依1942年的計算及1943年的預算看來，（公營經濟）超過了人民以租稅形式交納給政府的供給量。”[2]延安舉辦公營經濟的時期是“實行統一的有計劃的經營之重要時期”[2]。南泥灣就是軍隊開展大生產運動的一個典型，在八路軍的生產運動中，荒蕪的南泥灣，變成了陜北的好江南。

1942年以前，延安辦起的合作社，基本上都是公營官辦的，即政府的股金為主，吸收群眾的股金為補充，“1942年1月，建設廳根據延安南區合作社的經驗，提出‘克服包辦代替，實行民辦官助’的方針，民間合作經濟才迅速發展起來。”“延安縣南區合作社就是較早走上正軌的。” [2]

延安時期合作經濟的領域是無所不包的，至少有五種形式的合作社。以延安南區民間合作社為例，它是包括生產合作、消費合作、運輸合作（運鹽）、信用合作綜合性的合作社，以及手工合作社。“不僅經營消費事業，還經營供銷、運輸、生產、借貸等項事業”[2]。生產方面，合作社組織了紡織、榨油、制氈等手工作坊，它可以一次動員八百個婦女一起紡紗。運輸方面它有一個百余頭牲畜的運輸隊，主要進行鹽業貿易。它的商店“不僅使老百姓少走路，而且比大城市商店的東西還要便宜”。它的信用合作社除去為社員服務外，還為外地的移民、難民貸款，幫助他們安家落戶，發展生產。南區合作社還經常將社里的紅利為社員繳納教育經費和民兵的放哨費。總而言之，延安的合作經濟走上正軌以后，贏得了人民充分的信任，并給中央領導人留下深刻印象。毛澤東深信不疑，延安的合作社及一切抗日根據地實行的農業合作經濟都是符合中國農村實際的。他說：“這在中國經濟史上是要大書特書的”[2]。

延安南區合作社是一個合股制的企業，“它允許人民用公債劵、儲蓄票入股，以擴大股金。”“群眾要求入股無錢時，它號召群眾可用一切有價實物入股，如糧食、牲畜、雞蛋、柴草等等。”[2]南區合作社經常吸收群眾的馱鹽代金轉為股金，而且還幫助群眾完成了馱鹽的公差。合作社甚至收集“上年應交的公糧給合作社，合作社不僅保障替社員代交本年應出的公糧，而且承認所交公糧的數目即作為老百姓所入之股份。”[2]如果下年公糧數額增加，則增加量由合作社負擔。處處為農民著想，為社員著想：“他不斤斤于合作社本身的公積金、公益金的百分比的多少，而盡量將贏利分給社員，它不限制股份的紅利，不論社員股金多少，一律按股分紅；它不限制社員對股金處理的權利，每個社員都有隨時退股的自由；也不限制社員資格，各階層人民都可以加入，機關社團也可加入。”[2]

當時我黨推進陜甘寧邊區經濟的主要工具是金融，毛澤東指出，“公營經濟愈發展，則人民負擔就可愈減少，這又是培養民力的一個方法。而聯合與通融民營經濟與公營經濟這兩方面的工具，則是金融。” [2]

當時邊區政府自行發鈔，提供給邊區機關、單位和學校等單位興辦公立企業；還貸款給農民、手工業作坊等組成的合作企業，極大地推動了根據地經濟發展。通俗地說，就是印鈔貸款給公私企業，從而可以擴大企業規模，包括雇傭更多勞動力，發展經濟。

1937年10月1日，延安成立了“陜甘寧邊區銀行”。一開始，因國共合作，陜甘寧邊區銀行沒有鑄幣權，對外也沒有公開自己的身份，所以邊區銀行只能以“延安光華商店”的名義發行一元以下的角票和分票，它們均作為法幣的輔助券，在邊區流通，可以兌換法幣。當時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多次要求兌換輔幣都沒有結果，邊區流通的法幣主幣多，面額大，輔幣異常缺乏，市場上找零困難，交易不便，有些地方群眾被迫以郵票代替輔幣使用，為了適應群眾的需要而發行。最初發行較少，后來因國民政府拖欠軍費，不得不逐月加大發行量[4]，到1940年共發行311.154萬元，到1941年2月18日共計發行438萬元。光華商店代金券廣泛在陜甘寧邊區流通，后來甚至流通到邊區之外的國統區，侵占國民政府的發鈔收益。國民黨自然要嚴厲禁止，例如，在邊區的甘泉縣，有國民黨和共產黨分別建立了兩個共存的縣政府，國民黨縣政府就出臺布告，宣布光華商店代金券非法，禁止老百姓使用，共產黨縣政府則派軍人撕毀布告，維護發行的光華商店代價券。

1941年一月皖南事變發生后，1月30日邊區政府公布《關于停止法幣行使的布告》，2月18發布《發行邊區鈔票的布告》，開始公開發行邊區貨幣，同時全面禁止法幣流通。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決定，用邊幣代替國統區的法幣，就是去國統區法幣，建立獨立貨幣的一項大膽抉擇。這完全是皖南事變后我黨被迫無奈采取的一項重大措施。當年就發行了邊幣2300萬元，加上此前發行的光華商店代金券，到1941年底，累計發行2737.32萬元。

【各種面額的陜甘寧邊區銀行幣】

邊區銀行發行邊幣，禁止使用法幣，同時拿邊幣收兌民間的法幣，到國統區購買物資，從而等于印鈔獲得物資了。今后隨著經濟的發展，市場上交易的增加，需要的貨幣也就隨之增加，就可以增加印鈔，從而免費增加物資供應。還可以在危急時，超發貨幣提供資金支持抗日事業。

當時民國政府還是領導全國抗日的合法政府，但國統區的法幣已經大幅度貶值，通貨膨脹十分嚴重。國民黨設法把大量法幣引入陜甘寧邊區，以其貶值的法幣購買延安的農副產品和各種物資，以求達到破壞邊區金融秩序的目的。邊區政府一方面嚴禁法幣在邊區流通；另一方面則借助法幣通過公營公司，與國統區進行貿易活動，從國統區購買戰略物資，支持抗戰。邊區之所以能夠這么做，一則因為法幣大幅貶值，人們自然不愿意持有；二則因為邊區生產的糧食、副食、食鹽、牲畜已基本滿足了邊區居民的內需供給，并可以拿出一部分剩余和國統區去換取戰略物資了。這個斗爭過程是頗為復雜的，因為當時的民國政府還是合法的中央政府，加上地主等支持者在邊區合法存在，邊區政府并不能做到令行禁止，給邊區發行貨幣帶來很大困難[5]。例如，根據1942年7月調查，在陜甘寧邊區，法幣的市場占有率達到了55.3%，比邊幣還高10個百分點[6]。

邊幣一經發行，即以實體經濟的農業為主要服務對象。“邊區農民中，有三分之一的農戶缺乏耕牛農具。”“這里的一個辦法就是增加農貸。”[2]為此，1942年由邊區銀行發貸一百五十八萬元，加上農民自己集合的資金一百零三萬余元，“共買耕牛二千六百七十二頭，農具四千九百八十件，增開荒地十萬余畝，估計可增加粗糧二萬六千余擔。”“根據1942年農貸的成績，除本年已放收回的三百一十一萬元應繼續貸于農民外，1943年還應增加一千七百萬元，連前共計二千零十一萬元，其中以一千四百萬元辦理農具、耕牛貸款，以三百萬元辦理植棉貸款。”[2]

從1941年1月邊區政府停止法幣流通，開始發行邊幣，到1944年6月，改發商業流通券，共發行邊幣34.2億元[7]。以1940年底發行光華商店代金券311萬為起點，貨幣發行量增長了1100倍，平均每半年增加171.2%。最初半年可視為替代市場上流通的法幣，與市場上需要的貨幣量比較相近，由于第一個半年累計發行量為1535.9萬元，則平均每半年增加146.1%，增長十分迅速。

邊區發行貨幣，主要用于放貸搞建設。1943年10月7日，銀行檢查委員會報告，《財政放款》指出[4]，放款資金的主要來源是依靠發行。這是因為當時物價上漲快，銀行幾乎沒有存款。據1945年10月31日《邊區金融工作經驗講演提綱》[8]介紹， “1941年開始發行邊幣，是為了‘發展生產，保障供給，改善民生，堅持抗戰‘。……歷年來的發行分配：”

表1 陜甘寧邊區銀行發行貨幣直接使用比例

【摘自1945年10月31日《邊區金融工作經驗講演提綱》[8]】

從表1中可以看出，前兩年主要用于生產建設和貿易投資了，最后一年則主要是交給銀行，1941年增發了邊幣2426萬元，邊區政府從中貸款800萬元，用于建設投資，但未列入邊區財政開支，第二年增發9108萬元，邊區政府從邊區銀行貸款7000萬元，用于經濟建設，發行貨幣直接貸款給邊區政府搞經濟建設，恐怕只占這7000萬一部分。中間兩年則主要用于購進物資，多是在農產品收獲季節高價收購物資，防止被國民黨用法幣收走，是比較高明的經濟戰手段。例如，1944年9、10月份關中新棉花上市時[9]，國民黨區域花價每斤1100元，我們以2800元一斤收買，差價高達117%，與內地東三縣土產花價比較，東三縣僅為2400到2500元，每百斤高20%弱，以當時看起來是吃虧的，可是價高招遠客，有一天跑三次者，兩月的時間進口棉花百余萬斤，迫使國民黨的60萬擔購花計劃破產，雖屢次增加獎金好壞兼收，減少任務仍不能完成。嗣后不久，國民黨區域棉花逐漸上漲4倍多，所以最后算起來是大有利的。

皖南事變后，民國政府停止提供軍費，邊區抗戰只能自力更生，各機關、部隊和學校經費，由過去靠上級撥款，轉變為生產自給。銀行發鈔，最初主要任務是給經濟建設提供資金。當時邊區的政府機關，部隊和學校都要參加生產和經濟活動，不僅每個人都要參加勞動，更普遍的做法是由邊區銀行發鈔提供給各單位，招聘人員，合股辦股份制企業，從事工農業生產活動和貿易活動，獲得分紅。到抗戰后期，企業發展起來，稅收也大幅度增長，使得政府財政收支達到平衡，更重要的是物資供應增加，基本滿足邊區需要了。如支持公私股份制合作企業招聘難民開荒，大幅度增加了種植面積，增加了糧食產量。僅1939年到1942年開荒就達到237萬多畝[2]，人均超過一畝，使得邊區耕地面積增加了26.3%。到后來，邊幣不僅在邊區戰勝了法幣，而且進入敵占區和國民黨控制區，可以說，獲得了極大成功，為抗日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成為各根據地發展經濟的樣板。

如果說開荒種糧是邊區主要的經濟工作，那么發展植棉業、畜牧業則是在做經濟短板、綜合性的內需工作。“畜牧、運鹽、紡織是邊區農民的三宗主要副業。”“鹽是邊區的很大富源，是平衡出入口，穩定金融，調節物價的骨干，很大一部分人民賴鹽以交換外貨，……鹽又是政府財政收入的一個重要來源。”其中鹽業的七分之一由政府掌握，“是屬于公營的”[2]。在邊區銀行推動下，據不完全統計，1943年邊區鹽池產食鹽52.1萬馱(=7815萬斤)[10]，除邊區自用約645萬斤外[9]，主要對外銷售，是邊區主要收入來源之一，出境銷售食鹽收入為7.27億元。對比1938年對外銷售僅1050萬斤(7萬馱)。

邊區產業受限于自身技術水平，本地資源及市場限制，主要從事農產品加工和利用鹽池發展食鹽工業，在前兩年的大力投資下，也就走向良性循環，如食鹽產業在后幾年都連續發展，銷售到周邊國統區，代替國統區從前的海鹽。1943和1944年發鈔，主要用于儲備物資，如購買棉花，等于是印鈔進行經濟戰，也是非常重要的。延安作為抗日個根據地的大后方，也是前線很多物資，如軍服，軍糧的重要供應地。經過2年投資建設，邊區度過了最困難時期，實現了財政平衡和物資供應自給，為抗日奪得最終勝利打下了良好的經濟基礎。

與國民政府提供的軍費作比較，1940年每月提供給八路軍70萬軍費，總計840萬[11]，而1941年國民政府停止提供軍費后，陜甘寧邊區政府增印鈔2426萬元，按照平均物價指數折算到上一年，也相當970.4萬元，超過上一年八路軍獲得的政府軍費了。考慮到其他根據地同樣印鈔，說明印鈔成為八路軍籌措軍費的主要來源，早已遠遠超過政府撥款了。

事實上，由于法幣發行量增長過快，國統區物價上漲很快，國民政府提供給國民黨軍隊的軍費開支，早就比4年前上漲10倍以上，但提供給共產黨軍隊的軍費開支，到1940年，每月僅比4年前增加10%，加上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擴軍迅速，從1937年底整編時的八路軍4.5萬人，新四軍1.2萬人，增長到1940年合計超過40萬人了，早就不依賴政府撥款了。

在敵后抗日根據地，雙方軍隊控制范圍變化很快，勢力犬牙交錯，缺少經濟財政方面資料。相比陜甘寧邊區，其他根據地數據都很少，也就難以判斷發鈔占八路軍和新四軍軍費開支情況了。但是，當時各根據地都大量增發貨幣，不僅用于發展經濟，而且用于支持抗戰，比較早的是晉察冀邊區，從1938年3月開始發行代用券，到1945年抗戰結束，發行的貨幣總數是60億元[12]。山東根據地是1938年8月成立公私合營的北海銀行，發行一元及以下貨幣，后發行北海幣，到1944年底發行5.382億元，到1945年底發行20.9億元[13]。

到新中國成立前后，當時為加快解放戰爭的進程，縮短國統區人民的苦難，中央政府主要通過印鈔解決軍事開支。1949年11月陳云起草的指示指出，“從1949年7月底到11月13日，發鈔量從2800億元增長到1.6萬億元（增長5倍多）。……從十月初直至今天為止，共發行將近8000億元（僅一個月就增加一倍），我們手內絕無回籠或抵消此巨大數量貨幣的物資”[14]。

按照中財委報告，1949年共發行貨幣29951億元，比上年底上升167.3倍[15]，平均每月增長53.2%。到1950年2月1日，發鈔量又增加到4.1萬億元[16]。當年各解放區財政收入合計2.58萬億，但支出高達4.99萬億[15]，其差額2.41萬億，都是由印鈔來提供的，占印鈔量80%以上。當年軍費開支占財政支出一半[17]，因此，如果稅收主要用于財政開支，則軍費基本上是靠印鈔解決的，占軍費95%以上。

也就是說，發行貨幣成為政府主要融資來源，這不僅是當時推動解放戰爭進程的重要工具，而且幫助人民政府迅速消滅了當時蔣管區的惡性通貨膨脹，穩定了經濟。試想當時如果不用這種方法為軍隊籌資，出動軍隊迅速解放大陸，消滅蔣匪軍，則不僅有可能讓國民黨反動派死灰復燃，還可能引來美帝等干涉，增加人民的痛苦，給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帶來巨大的災難。相反，人民軍隊迅速出擊，很快就解放了整個大陸，從而從根本上保證了解放戰爭的勝利。

到1950年10月，新中國已基本實現了財政收支平衡，不再超發貨幣，全國物價基本穩定，困擾中國人民十幾年的通貨膨脹噩夢得以結束。與此同時，人民幣也牢固地占領了市場。毛澤東高度評價這一勝利意義“不下于淮海戰役”。國外經濟學界的一些人士，對中共財經部門指揮的這場穩定物價的戰斗也十分佩服，認為在短時間內使如此劇烈的通脹得到控制，簡直是經濟上的奇跡。10月25日志愿軍入朝作戰，抗美援朝戰爭開始，雖然開支更大，卻再也沒有通過超發貨幣來籌集資金了。除大躍進期間有所波動，人民幣也一直非常穩定，持續30年。

延安經驗證明，一國政權發展經濟，最有力的工具是金融；成功市場經濟是由政府印鈔提供資金，用于支持組織自己的民眾和企業發展經濟；印鈔提供的資金包括衍生貨幣，常多于稅收。

英美宣傳他們的金融實力，就是銀行能夠印鈔，為國家提供巨額資金。1694年英國設立英格蘭銀行，對英國的主要貢獻之一，就是國王授權英格蘭銀行簽發的銀行券，也就是銀行欠條，當流通的貨幣，主要用于購買國債，從而為政府提供了一筆巨大的資金[18]。當時英國國王主要通過封建貴族統治國家，無法直接對所有民眾征稅，對封建貴族征稅能力也十分有限，常常遭到反對，難以滿足對外侵略擴張的要求。有了英格蘭銀行提供的這筆資金，就可以發展英國海軍，英國對外侵略擴張能力得以明顯提高，對外掠奪又反過來增加財富，推動擴張，這是英國金融制度推動霸權的最重要作用。

1910年美國國會討論成立美國中央銀行美聯儲時，提交的報告總結[18]，就是成立英格蘭銀行壟斷貨幣發行權，可以大量印鈔購買國債，給政府提供巨額資金。西方推動市場化，向國外市場擴張，也是增加國內外對其貨幣需求量，從而可以增加貨幣發行量，讓政府獲得更多資金。新冠疫情在美國擴散后，美國央行曾在2年時間增發了4.8萬億美元，主要購買國債，交給了美國政府。

英美對外宣傳依據黃金發鈔，黃金往往只占很小部分，而且一遇危機就會停止兌現，主要作用是欺騙他人。例如，美國在金本位時期，曾經規定發行的基礎貨幣不低于25%購買黃金作為依據，但最終卻難以滿足貨幣發行需要，1971年8月公開宣布停止兌換，從而對西方盟友賴賬，價值約60000多噸黃金，約等于今天的3萬億美元。美國以前法律規定必須承諾貨幣可兌換為鑄幣，但銀行倒閉司空見慣，常常讓儲戶存款變成廢紙。例如，1929年金融危機，導致約一半銀行倒閉，1933年羅斯福上臺后取消對民間承諾。

市場經濟主要通過貨幣組織民眾，進行經濟活動的。貨幣作為一種權力，代替行政命令，是非常明顯的，例如，你想讓一家工廠給你生產一批產品，最常見的方法，就是和工廠簽訂合同，給工廠付款，工廠就會非常樂意為你生產了。貨幣就相當于行使讓工廠給你生產商品的權力指令。馬克斯在《資本論》中也多次提到貨幣權力，例如，在第一卷討論貨幣儲藏功能時說，“隨著商品流通的擴大，貨幣權力也日益增大”。

人們使用的紙幣有兩種，一種是央行發行的現鈔，又叫基礎貨幣；另一種是商業銀行發行的衍生貨幣，它是基于基礎貨幣發行的，是人們將手里的現鈔存到商業銀行，商業銀行就可以增發衍生貨幣給存款人，存款人就可以使用衍生貨幣支付交易，這個衍生貨幣，實際就是商業銀行提供給存款人的各種銀行單據，例如，企業交易主要使用銀行的轉賬單，或者干脆改變銀行賬戶中的存款數字而實現轉賬；而存款人的現鈔就歸商業銀行所有，由商業銀行貸款給企業或個人，企業或個人又可以將這筆貸來的現鈔存銀行，繼續增加衍生貨幣。央行要求銀行每一筆存款，都要按比例上交準備金，央行改變準備金率，就可以改變衍生貨幣發行上限。

如今市場主要使用衍生貨幣，其數量十分龐大。以2022年為例，按照央行公布的統計數據，上年底市場上的貨幣和衍生貨幣M2供應量是238.29萬億元；到到9月底增加到262.66萬億元，僅九個月就增加了24.37萬億元。2020年增發了20.03萬億元，而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工資總額僅有16.41萬億元，也就是說，銀行當年增發的衍生貨幣量比所有企事業單位就業人員總工資還高出24%。當年政府財政收入為18.3萬億元，仍然比銀行發鈔少了約10%。由于政府財政收入主要用于維護政府運營，推動經濟發展主要依靠印鈔。

在市場經濟下，人們的勞動都是由提供工資的雇傭者決定的，人們拿著老板發的工資，就不得不聽從老板的指揮。然而，老板的資金大都來自銀行的貸款，例如，按照央行公布的最新統計數據，我國所有企業在銀行的貸款要比它們在銀行的存款，也就是自有資金，多35%。也就是說，不但企業的所有資金都是銀行貸款提供的，而且還額外欠銀行的。因此，我們可以說，商業銀行發行衍生貨幣，提供給特定資本家，就決定了資本家該干什么，而資本家們雇傭工人，則決定了工人該干什么。

市場經濟是通過貨幣來組織經濟活動的，金融系統是驅動經濟運轉的最重要工具。以基礎貨幣發行機制為軸心的金融體系是資源配置和財富分配的樞紐，央行發行基礎貨幣，再由商業銀行依據基礎貨幣，發行衍生貨幣，作為貸款，提供給企業，決定著社會生產和分配，因此，金融業決定著經濟發展方向。美國雖然廣泛宣傳銀行是私人的，但美國的大銀行都是政府控制的，例如，占美國銀行業總資產46%的四大銀行[20]都是上市銀行，股份主要被政府管理的各類基金如養老基金和教育基金等控制。美國有90家上市銀行，是美國金融業主導的大銀行。因此，美國實際上是政府通過銀行發鈔組織經濟活動，管理和調控市場經濟的。

如今的問題在于，西方資本家拿走了我國發行的大部分人民幣?？煞治鋈缦拢?/p>

（一）我們知道的事實，是官方外匯儲備3萬多億美元，加上國內銀行等持有2萬億美元左右。這就意味著對應地兌換給美國和西方35萬億人民幣，讓他們用于從中國進口物資或收購中國的工廠等各類資產。

（二）以投資名義進入中國的外匯，官方統計實際利用外資額，今年前3個季度為1553億美元，去年全年是1734.8億美元。這對應的是給西方人民幣資金，一年就超過1萬億人民幣；更大的是配套貸款，一般是投資額的3到5倍。也就是說，很可能每年給西方資金就高達6萬億，主要是給美國。對比中國去年新增貨幣，包括衍生貨幣，也就19.6萬億。

（三）西方投資在中國賺取的利潤非常驚人，每年都匯出大筆投資收益，去年匯出4174億美元，等于人民幣約3萬億元。未匯出的也許更多。筆者曾經分析過蘋果公司六年情況[21]，平均每年賺1200億元。這得益于配套優惠政策。例如，蘋果在中國基本不繳稅，還搞平臺收費，等于在中國收稅，甚至將代收的消費稅（對消費者收取的增值稅）也拿走了。蘋果在西方逃稅很有名，因逃稅3年問題，被歐盟各國處罰上千億稅款。但就是如此嚴重逃稅，仍然利潤率比不上中國。原因是在中國更黑，不但不繳稅，還在中國收稅[22]。外資在中國有數萬家企業，僅蘋果一家企業控制的人民幣，就有如此規模了。

（四）西方在中國投資后，有了穩定的收益和固定資產后，又可使用利潤新建投資，增加貸款，從而控制更多資金。

（五）外資通過參股控股大量企業，從而通過這些企業，間接控制大量資金，也許比直接控制的資金更多。

僅計算投資和相關的貸款加上投資收益，就可能讓外資（主要是美資）每年獲得的新增貨幣就可能高達12萬億，這占當年新增19.6萬億貨幣的60%以上。就是按照上述比例計算，總計262.7萬億貨幣總量中，交給美國等外資控制的資金也許高達158萬億以上。

2009年中國B2B研究中心發布《我國互聯網外資控制調查報告》[23]，統計排名最前的78家互聯網企業都是外資控制。如今很多互聯網企業在美國上市，由美國資本控制，實際上等于讓美國資本控制了中國主流網絡平臺，從而控制了中國網絡輿論。這說明我們的主要意識形態平臺大都控制在美國資本手里，恐怕是當前最大的不穩定因素，最可能導致顛覆性錯誤的因素。也成為西方在中國牟利的主要工具。是亟需解決的關鍵問題之一。

雖然我們也獲得了大量西方貨幣，高達3萬多億美元官方外匯儲備，但由于我國承諾人民幣資本項可兌換，即讓任何人（主要是西方資本家）可以對外投資等名義，拿人民幣到中國的銀行兌換外匯，這就迫使政府必須儲備大量外匯以應付這種兌換。如今中國官方儲備3萬億美元外匯，已經超過十年，就是因為此項政策而不能使用這些外匯。既然兌換來的外匯不能用，那就意味著兌換給西方的人民幣是免費奉送。

另一方面，如今西方印鈔就可以到中國兌換人民幣，進行“投資”購買中國的工廠，為西方服務，給西方市場供應各種工業消費品，這就等于隨時都可使用中國的印鈔權。如今西方（特別是美國）基本不生產工業消費品，主要依靠進口，尤其是從中國進口，美國每年的貿易逆差接近一半來自中國。這也說明，中國是美國的主要供應方，中國的產出很大部分被美國拿走。

單方面承諾資本項可兌換，就必須儲備大量外匯用于應付兌換，從而減少了市場上的外匯供應，使得人民幣匯率嚴重偏低。如今人民幣實際匯率低到1美元兌換7.2元人民幣，而按照購買力平價匯率，僅能兌換3.6元左右，等于我們出口商品，換到的美元價值只有商品價值一半，每年出口3萬多億美元商品，等于損失3萬億美元以上財富。加上如今美元貶值十分嚴重，長期儲備貿易順差換回的美元，也因快速貶值而使其價值很快自動消失。

最不合理的是，中國完全是單方面實行人民幣可兌換美元，而美國從來就不安排銀行儲備人民幣、從事美元可兌換人民幣業務。在美國境內，除唐人街等，人們很難通過美國金融機構兌換人民幣，境內基本不存在人民幣，等于將中國當成敵人看待。對比抗戰時期，我根據地千方百計限制外來貨幣進入邊區，只是由于八路軍等軍事實力有限，難以杜絕外來貨幣，包括國統區貶值的法幣和偽幣（日寇大量印制的法幣偽鈔和邊幣偽鈔）進入邊區。而如今主動單方面承諾資本項可兌換，為滿足市場兌換需求而大量儲備美元，等于免費將對應發行的人民幣送給美國資本。

四、建  議

市場經濟是通過貨幣組織和調控經濟活動。中國已經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如果將大量貨幣交給西方資本家，就等于將大部分經濟資源交給西方資本掌控，用于為西方資本家牟利。建議運用延安模式的金融經驗，我國人民幣發行應主要根據中國經濟內循環發展需要，服務于實現國家經濟發展目標，為自己的企業和民眾發展經濟提供資金支持和流通保障，而不再主要服從兌換美鈔等外幣需要。這是當前金融管理要解決的最大問題。

建議中國停止單方面實行人民幣可兌換，從根本上終結美國印鈔就可兌換人民幣從而實際占有我國貨幣主權和人民幣發行權。人民幣的發行，應該回歸如同延安時期那樣的成功市場經濟的本原法則，即主要根據中國經濟內循環發展需要，服務于實現國家經濟發展目標，為自己的企業和民眾發展經濟、增加政府財政收入、解決當前重大問題等，提供必要的資金支持和流通保障；而再也不能主要服從兌換美鈔等外幣需要，將我國貨幣主權和人民幣發行權拱手送人，干“種他人的田、荒自己的地”的傻事。

我們應停止實施資本項可兌換，施行貿易平衡政策。停止單方面對西方開放資本項兌換，不但可終止讓美國印鈔便能換取人民幣，還可不用儲備大量外匯用于應付兌換。這樣一來，就可以將官方的外匯儲備投入貨幣兌換市場上的貿易項目，提高人民幣匯率，用于增加進口、抑制出口，既有利于降低外資企業收益，收回外資控制的資金，又兌現外匯欠條為進口物資，用于國內建設，還可避免低價賤賣而帶來的每年高達3萬億美元以上的出口損失。我們應逐步提高國內勞動者收入，從而與不斷增加生產能力相匹配，降低生產過剩。

再說我們停止實施資本項可兌換，在華投資的西方資本家手里的人民幣也就無法逃走了，就是要送給國外母公司人民幣也難。原因是企業總是負債經營，收益降低，很快就會資不抵債。不還清債務而轉移，那是逃債。美資最可能會用人民幣從母公司進口物資，通過造假而轉移資金。

說到底，我們的問題出在經濟金融界精英們思想上，很多人迷信美國散布的美元意識形態謊言。其關鍵是認清美元意識形態制造的五重陷阱[24]，諸如美元是美金，是可兌換貨幣，是國際貨幣之類謊言。如果美元真的是可兌換貨幣，我們還需要負責兌換嗎？西方國家對外貿易主要使用本幣，除了中國，沒有一個大國主要使用他國貨幣結算對外貿易。所謂美元是國際貨幣，完全是美帝的意識形態宣傳。我們限制西方印鈔購買我們的資產和產品，是完全符合國際貨幣基金協定[25]要求的自我決定開放程度的有限開放[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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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2811316878366269&wfr=spider&for=pc. 2019.

[22]黃衛東《從蘋果和華為公司在兩國的待遇看中美對外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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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曹磊主編《我國互聯網外資控制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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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黃衛東《必須擺脫美國通過美元意識形態洗腦中國經濟金融界的五重陷阱》

http://www.jqdstudio.net/ssjj/guojipinglun/2022-08-02/162951.html>. 2022 2022-08-02 08:23:19 2022.11.14.

[25]IMF, Articles of Agreement，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11,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USA. p. 20.

[26]黃衛東《美國對中國開放金融嗎？|外匯|國際貨幣基金協定》

_https://www.163.com/dy/article/G4NIGMC80550WCN1.html. 2021 2021-03-10 10:05:56 [cited 20222.11.14.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特約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