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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雙寧 中國光大（集團）總公司黨委書記 董事長

毛澤東同志在長期革命實踐中形成了許多自己獨特的思維方式。這些思維方式日久年深，以至成為一種“自覺意識”，對推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起到了特殊作用。毛澤東的思維方式對我們這一代人影響深遠，對我從事的金融工作也有許多有益的啟示。

一、實踐意識

毛澤東非常重視實踐，實踐意識是他思維方式的首要特征。他認為理論來源于實踐又應用于實踐。他的實踐思想、實踐意識集中體現在《實踐論》、《整頓黨的作風》、《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及其他著作中。《實踐論》發表于1937年7月，當時正值土地革命戰爭向抗日戰爭轉變，中國社會局勢處于重大轉折的歷史時刻。面對錯綜復雜的國內外各種矛盾，迫切要求黨對形勢做出科學的分析，制定出正確的路線、政策和策略，使全黨思想統一到正確的軌道上來。在這樣的背景下，毛澤東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依據自己長期革命斗爭的實踐及對當時國內外形勢的觀察，寫出了《辯證法唯物論》一文，并在延安抗大講授。《實踐論》就是講義第二章的一部分。1950年12月29日，《人民日報》又正式以《實踐論》的名義發表。在《實踐論》中，他特別強調“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 ；在《整頓黨的作風》中，他明確指出，“真正的理論在世界上只有一種，就是從客觀實際抽出來又在客觀實際中得到了證明的理論”。

毛澤東的實踐意識源于自己長期革命實踐活動及大量的調查研究。他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反對本本主義》、《興國調查》、《長岡鄉調查》、《才溪鄉調查》等大量著作，以及著名軍事著作《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都是實踐意識的具體體現。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的實踐意識進一步發展完善。他在《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一文中進一步指出: “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是自己頭腦里固有的嗎?不是。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只能從社會的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這三項實踐中來”。“一個正確的認識,往往需要經過由物質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質，即由實踐到認識，由認識到實踐這樣多次的反復，才能夠完成。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就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

毛澤東的實踐意識建立在哲學的高度上并成為一種行為自覺，對我們金融工作提供了許多有益的啟示。比如，貨幣政策是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我國自1995年正式提出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如果再從1984年開始實行中央銀行體制并以信貸總量調控經濟推算，我國在貨幣政策問題上摸索了30年。30年中，有11年執行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有13年執行穩健的貨幣政策，有3年執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有3年執行從緊的貨幣政策。這其中經歷了無數次的“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過程，使我國的貨幣政策逐漸向成熟過渡。受實踐意識的啟示，總結30年我國貨幣政策的實踐，我認為今后我國的貨幣政策應按“二常二特一不取”思路掌握，即“穩健”、“適度從緊”為常態，“從緊”、“適度寬松”為特態，不可取“寬松貨幣政策”。同時，這一思路的“內涵”和具體操作也要根據新的實踐不斷完善。

二、全局意識

毛澤東善于從全局的高度思考問題。他反復指出“世界上的事情是復雜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決定的。看問題要從各方面去看，不能只從單方面看。”“研究問題，忌帶主觀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謂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問題。……或者叫做只看見局部，不看見全體，只看見樹木，不看見森林。” “馬克思主義者看問題，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體。一個蝦蟆坐在井里說：‘天有一個井大。’這是不對的。” 坐井觀天是導致決策失誤的重要原因。指揮全局的人，最要緊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擺在照顧要緊的全局上，如果丟了這些，而去忙那些次要問題，那就難免吃虧了。毛澤東總是這樣善于從全局上思考問題、把握問題。在這方面，他的眼界之高、洞察力之敏銳、決斷和反應之迅速，超過了同時代的所有人。

毛澤東的全局意識對我們認識金融形勢有著重要意義。比如從全局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金融業取得快速發展，表現為“硬實力”的大幅提升，包括我國金融資產規模已達到150萬億元人民幣，是1978年的1300多倍；全世界1000家大銀行排名，中國有101家。但另一方面我國的金融“軟實力”仍有不小的差距，具體表現在金融宏觀調控能力、金融企業治理機制、金融發展環境、金融監管有效性、金融文化與金融理論建設等方面。這些從局部是看不清楚的。從局部看，可能看得成績滿滿，也可能看得問題多多。“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只有從全局的高度，才能全面認清這些問題，既看到成績增強信心，又看到問題保持清醒。

三、前瞻意識

毛澤東歷經過大風大浪，經常面臨黑暗、險峻的形勢，但總能憑借“前瞻意識”在險峻中找到生機。井岡山時期，針對當時革命隊伍的前途迷茫和絕望情緒，毛澤東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這樣鼓勵道：“馬克思主義者不是算命先生，未來的發展和變化，只應該也只能說出個大的方向，不應該也不可能機械地規定時日。但我所說的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決不是如有些人所謂‘有到來之可能’那樣完全沒有行動意義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種空的東西。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1940年日寇瘋狂大掃蕩，國民黨掀起反共高潮，毛澤東再次用詩一般語言預見革命高潮：“一切內外黑暗勢力的猖獗，造成了民族的災難；但是這種猖獗，不但表示了這些黑暗勢力的還有力量，而且表示了它們的最后掙扎，表示了人民大眾逐漸接近了勝利……新中國航船的桅頂已經冒出地平線了，我們應該拍掌歡迎它。”1946年蔣介石發動內戰，聲稱三個月到六個月時間解決共產黨問題。毛澤東后來寫道：“中國共產黨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清醒地估計了國際和國內的形勢，知道一切內外反動派的進攻，不但是必須打敗的，而且是能夠打敗的。當著天空中出現烏云的時候，我們就指出：這不過是暫時的現象，黑暗即將過去，曙光即在前頭。”

毛澤東的前瞻意識對我們這一代人有著深刻的影響。2007年4月，我在《認識經濟運動規律，警惕經濟拐點下的金融風險》一文中提到“美國經濟的不確定性正在增長”，“美元債券正趨于垃圾化”；“經濟拐點遲早是要來的，我們的任務是登高望遠，在拐點來臨前變急拐點為慢拐點，防止翻車”；“外匯儲備過高、流動性過剩與經濟增長過快互為因果循環推動經濟拐點的到來，外匯儲備過高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這應當引起我們的高度警覺”。一年多以后，出現了誰也不愿意看到的全球金融危機。

這里我還要多說一句，毛澤東的“當著天空中出現烏云的時候,我們就指出：這不過是暫時的現象，黑暗即將過去，曙光即在前頭”這句話，不但反映了他的前瞻意識，也充分體現了他的樂觀主義精神。他的這句話影響了我40多年，每到工作中遇到困難時，想到他這句話，就頓感信心倍增。這可能是我們這一代人的特有現象。

四、自主意識

毛澤東對任何事物都有自己鮮明的獨立思考，并形成了堅定的自主意識。這些表現在他的思想觀點、政治立場以及國家主權等各個方面。

或許是性格使然，早在少年時期毛澤東同父親的抗爭，就體現了一種“自主意識”。在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堅持“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道路，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自主”。在統一戰線問題上，毛澤東堅決反對和抵制王明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錯誤主張，保持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自主地位。

毛澤東的自主意識還體現在他對大國關系的處理方面，包括新中國成立后面對西方的封鎖，包括上世紀60年代的中蘇爭論等等。拋開其他因素不談，這些都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毛澤東的“自主意識”。

毛澤東的自主意識對我們的影響是非常大的。今天，槍桿子、筆桿子、印把子、錢袋子，是共產黨執政的基礎。戰爭就是掠奪財富。過去的戰爭主要是掠奪“物質形態”財富的有硝煙戰爭，必須把住槍桿子；現代戰爭主要是掠奪“價值形態”財富的無硝煙戰爭，必須看緊錢袋子。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一定要堅持“自主意識”，決不能被所謂的“精英”忽悠。

五、合力意識

合力意識就是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力量，形成解決問題的合力。這是毛澤東一貫的指導思想。在軍事上，他提出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在政治上，他提出“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進攻的需要” ；在和平建設的特殊歷史時期，他堅持集中力量辦大事，提出并堅持“統籌兼顧”方針，奠定了共和國的物質基礎。

在統一戰線工作中，他說，我國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是一個包括全國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以及一切愛國民主人士在內的幾萬萬人的統一戰線”，“它是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領導之下的，它又是采用自我批評方法的，因此，它就能夠鞏固地團結一致”，“是任何敵人所不能戰勝的。”

農村金融是一個社會廣泛關注的熱點問題。我在銀監會工作時曾經分管過農村金融工作。受毛澤東“合力意識”的影響，我認為解決農村金融問題要發揮“合力”，即“建立一個體系，實現九龍治水”。“一個體系”就是加快建立市場主導與政策扶持相結合的農村金融資源配置體系。“九龍治水”一是農村合作金融機構要繼續發揮支農主渠道作用；二是農業銀行要以縣域為主，上下輻射；三是農業發展銀行要擴大業務范圍，開辦對貧困縣基礎設施貸款；四是郵政儲蓄銀行信貸服務對象重點要面向農村；五是鼓勵其他商業銀行和政策性銀行到農村設立機構，發展業務；六是支持民間資本到農村投資，開辦村鎮銀行等金融機構；七是支持外資到農村投資，設立村鎮銀行；八是發揮財政資金的補貼引導作用；九是發揮直接融資對有效益涉農項目的支持作用。只有通過多方合作形成合力，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城鄉金融發展不平衡的問題。

六、差異意識

所謂差異意識就是認識矛盾的特殊性，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同質的矛盾用不同質的方法去解決。毛澤東指出：“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無從確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質。”“不同質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質的方法才能解決。”“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不同的矛盾，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嚴格地遵守的一個原則。” 他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狀況及分別對革命態度的分析，就是毛澤東“差異意識”的經典體現。

用“差異意識”認識金融工作，就是認識我國金融工作發展的不平衡。當前，我國金融工作存在十個不平衡，一是城鄉金融發展不平衡，二是東中西部金融發展不平衡，三是大中小金融機構發展不平衡，四是直接金融、間接金融發展不平衡，五是金融創新水平與經濟發展要求不平衡(這同美國過度創新的情況相反)，六是金融監管水平與防范風險要求不平衡，七是金融業發展速度與人才供應不平衡，八是金融業的發展趨勢與金融企業的管理水平、體制機制、金融文化、金融理論建設不平衡，九是中國金融實力和我們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話語權、規則制定權及其他參與權上的不平衡，十是人民幣的國際地位與中國的經濟地位不平衡。按“差異意識”認識這些不平衡，才能解決不平衡。

七、反證意識

反證意識就是既看到事物的這一面又看到另一面，特別是看到問題的一面。這就是毛澤東始終倡導的“兩點論”。反證意識也可以理解為轉化意識。反證意識是轉化的認識前提，轉化是反證意識的行為結果。毛澤東常講事物總是要走向反面的，“矛盾著的雙方，依據一定的條件，各向著其相反的方向轉化”。他認為走向反面的機制，是原先處于主導地位的矛盾方面，在一定條件下，被原先處于被支配地位的矛盾一方取代。此即“物極必反”。他曾引用三國魏人李康的話說到“木秀于林，風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出于眾，人必非之。”又引用李固遺黃瓊書中的話：“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陽春白雪，和者蓋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

毛澤東的反證意識常以“既要……又要”的論述來表述。如既要當先生，又要當學生；既要藐視敵人，又要重視敵人；既要民主，又要集中；既要自由，又要紀律；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既要削弱山頭，又要照顧山頭；既要吸取精華，又要剔除糟粕等等。毛澤東總結規律得出兩句話：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他因此凡事往好處努力，往壞處打算，甚至常常往最壞處打算，比如重慶談判時的壞處打算，是準備被軟禁、“坐班房”。

對于金融工作來說，反證意識就是既看到事情的正面又要看到事情的反面。受毛澤東“反證意識”的影響，我在《金融企業家的“十個思維”》一文中曾提到金融工作“逆向思維”的觀點，難要看到易，易要看到難；起要看到落，落要看到起。在我的具體工作中，六年前我被中央派到中國光大集團，當時企業長期虧損，資不抵債，已經頻臨破產的邊緣。受反證意識和轉化意識的影響，我認為企業在困難中既有不利因素，也存在人心思變的有利因素，“難到極處就是易”，這種人心思變的因素，調動得好就能促進企業向好的方向轉化。經過幾年的努力，現在光大已經彌補了全部歷史虧損，資產增長了四倍，年利潤達到300多億元。同樣，按“反證意識”思考我們的金融工作，幾十年來我們的金融運行是波浪式前進的。在波浪式前進中，有時越處于波峰就越容易轉化成波谷，越處于波谷就越有可能轉化成波峰。因此，我認為在當今復雜的市場環境下，假設按一、二、三、四、五站隊，我們要多站在二、三位，少站一、四位，不可站第五位。

八、遞進意識

遞進意識就是認為事物的變化是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是漸變而非突變。毛澤東提出革命發展階段論，認為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必須分為兩步走，其第一步是民主主義的革命，其第二步才是社會主義的革命”；民主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趨勢；抗日戰爭中，他在《論持久戰》中提出“中日戰爭是持久戰”，將具體地表現于三個階段之中，“第一個階段，是敵之戰略進攻、我之戰略防御的時期。第二個階段，是敵之戰略保守、我之準備反攻的時期。第三個階段，是我之戰略反攻、敵之戰略退卻的時期。” 這些都反映了他的“遞進意識”。

總結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金融工作，可以看出也是遞進式發展的，大體經歷了四個階段，一是1978-1983 年的“鋪墊階段”，主要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開始重視、發展、搞活金融，客觀上為向市場經濟轉軌作出鋪墊，包括1978年人民銀行升格為國務院組成部門，實行流動資金撥給貸等等。二是1984-1992 年的“起步階段”，開始向市場經濟轉軌的起步。包括人工兩行分家，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金融機構開始辦理新的金融業務，成立了一大批新的金融機構，資本市場初步形成等等。三是1993-2002 年的“攻堅階段”，開始全面向市場經濟轉軌的攻堅。包括實施外匯體制改革和匯率并軌，完善資本市場，實施政策性金融和商業性金融分離，頒布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建成全國統一的貨幣市場，定向發行2700億人民幣特別國債補充國有商業銀行資本金，成立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等等。四是2003 年至今的“確立階段”，基本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形成了“一行三會”的管理格局，并進一步推進金融改革特別是國有商業銀行的股份制改造，進一步推進匯率改革，銀行業全面對外開放，有效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等等。

今天我們提出人民幣國際化，這是一個大方向。在這個大的方向下，人民幣的國際化也需要在兩個方面通過“遞進”實現，一是貨幣職能上從結算貨幣到投資貨幣再到儲備貨幣的“遞進”；二是地域上從周邊化到區域化再到國際化的“遞進”。

當前強調利率市場化改革，這也應是一個“遞進”的過程。目前我國已經實現了利率“準市場化”，一是外幣存貸款利率已經完全市場化；二是同業拆借利率、銀行間市場利率、國債、政策性金融債和企業債利率已經完全市場化；三是人民幣貸款利率上限除信用社外已放開；四是人民幣存款利率下限已放開，目前監管上限主要是防止亂拉存款擾亂市場秩序。在利率市場化問題上我們也應按“遞進”的方式逐步推進。

九、風險意識

毛澤東在長期革命戰爭的險惡環境中養成了強烈的風險意識。在軍事斗爭中，他堅決反對冒險主義，指出“軍事家不能超過物質條件許可的范圍外企圖戰爭的勝利……我們不許可任何一個紅軍指揮員變為亂撞亂碰的魯莽家”。他強調: “一切軍事行動的指導原則，都根據于一個基本的原則，就是：盡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消滅敵人的力量。” 在黨的七大，為使全黨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毛澤東在《結論》報告中用了很長的篇幅專門講了“準備吃虧”的問題。他一口氣講了十七條可能出現的困難：第一條，外國大罵。第二條，國內大罵。第三條，準備被他們占去幾大塊根據地。第四條，被他們消滅若干萬軍隊。第五條，偽軍歡迎蔣介石。第六條，爆發內戰。第七條，出了斯科比，中國變成希臘。第八條，“不承認波蘭”。這里是比喻我們得不到承認。第九條，跑掉、散掉若干萬黨員。第十條，黨內出現悲觀心理、疲勞情緒。第十一條，天災流行，赤地千里。第十二條，經濟困難。第十三條，敵人兵力集中華北。第十四條，國民黨實行暗殺陰謀，暗殺我們的負責同志。第十五條，黨的領導機關發生意見分歧。第十六條，國際無產階級長期不援助我們。第十七條，其他意想不到的事。許多事情是意料不到的,但是一定要想到，尤其是我們的高級負責干部要有這種精神準備,準備對付非常的困難，對付非常的不利情況。這些，我們都要透徹地想好。毛澤東當時所列舉的十七條困難，就是可能發生的風險。

在七屆二中全會上，面對很快就要在全國的勝利，毛澤東看到“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看到“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的風險，提出“兩個務必”——“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

在實際工作中，他也時刻保持應有的警覺，防止意外。長征中的巴西會議及會后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隊，就是在同張國燾的斗爭中依據風險意識，挫敗張國燾分裂主義的體現。解放戰爭中胡宗南一度占領延安，在陜北清澗的棗林溝，毛澤東主持會議將中央分為以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為首的“前委”，以劉少奇、朱德為首的“工委”，以葉劍英、楊尚昆為首的“后委”，都是在“風險意識”作用下防止“中央”被國民黨“一鍋端”的有效措施。今天，按“風險意識”指導金融工作，在看到金融工作成績的同時，一定要看到金融風險的一面。金融風險永遠存在，經濟越發展越存在，當前主要集中在銀行業不良貸款反彈、民間融資與非法集資、地方融資平臺、房地產金融、影子銀行、外匯儲備、流動性管理不善等方面。比如外匯儲備問題，今天，3.5萬億外匯儲備是最大家底也是最大風險，我們應建設消化外匯儲備風險的“一五”工程，即按經驗和測算，保持一萬億美元左右外匯儲備（外債+3個月進口+外資分紅等），其余實行五路分流，包括補充國有資本、購買戰略資源、擴大境外投資、發行外國債券、鼓勵民間持匯等等。

十、管用意識

管用意識，就是工作措施、政策理論都要管用，起實際作用。毛澤東的性格特點之一就是沒框框、不信邪，反映在理論與實踐的關系上就是要管用。毛澤東指出：“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要能夠精通它、應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應用。”據回憶，在延安時期，他曾經討論“什么叫政治，什么叫軍事”的問題——所謂政治，就是把擁護你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對你的人搞得少少的。所謂軍事，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走到對自己有利的地方接著打。在實際工作中，毛澤東也完全是按照有用、管用的思路去做，不搞花拳繡腿。他提出的“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 “十六字”訣，在那個時代就是最管用、最通俗的軍事理論。

那么，金融工作的管用意識是什么呢？比如我國目前的金融體系是借鑒國際經驗建立起來的，這是必要的。但我們在借鑒中一定要符合國情、管用。以我國的金融監管體制為例，過去我們實行人民銀行一家監管，優點是“全覆蓋、效率高”，有問題內部協調即可，缺點是力不從心。從防范風險“管用”的角度出發，我們現在實行“一行三會”體制，加大了監管力度，為抵御全球金融危機發揮了作用，但也出現了新的問題，一是容易出現“真空”（幾不管地帶），二是效率低（需要國務院協調）。這些都需要根據變化了的情況從“實際管用”出發適時進行完善。可以說沒有絕對好的體制，關鍵是管用。我們金融工作中其他一切從國外引進的“舶來品”，也都要按符合國情、管用的原則掌握。

總之，毛澤東在長期革命斗爭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思維方式，這些思維方式與他的革命實踐相結合，指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并使其成為全黨公認的偉大領袖，他的思維方式也成為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財富。毛澤東的歷史功過在《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已有定論。毛澤東是人不是神，但他絕不是一般的人。毛澤東的思維方式對我們這一代人包括我們從事的金融工作有著深刻的影響。上述“十種意識”是我的一些粗淺體會，在毛澤東誕辰120周年的時候，謹以拙文以志紀念。

（作者為中國光大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副會長，中國金融學會副會長。來源金融時報，本文發表于201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