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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近代西方國家崛起為海洋大國所依托的大西洋不同，太平洋是世界新興市場國家最密集因而也是市場潛力最大的區域，印度洋是世界包括石油天然氣在內的工業資源最豐富，因而也是工業大國的必入之地，現在也是中國政府倡導的海上絲路的必經之地。 

但中國不同于遠離印度洋的西方海權國家，遠道而來的西方海權國家在印度洋只能靠占領島嶼而存在，目前我們能讀到的海權理論，特別是馬漢的海權理論提供的都是這樣的視角。

盡管中國海權起步較晚，但自然條件相對于英國和美國還是有比較大的優勢。青藏高原的存在使中國天然具有了優于英美的東接太平洋財源（市場）、西接印度洋資源的地理優勢。

中國依靠全球戰略制高點青藏高原，盡占兩洋地利。這種地緣優勢——如能在青藏高原遠望印度洋中部迪戈加西亞島上的美國空軍基地，或由此反視青藏高原，我們就會對中國在印度洋所具有的地緣政治的天然優勢毫不懷疑——又使中國得以避免了英美國家為獲取世界優質市場和優質資源、能源而不得不勞師遠涉西太平洋和西印度洋的困境，并由此可以避免英美國家通過建立漫長的海上島鏈的方式推進中國海權。 

陸權與海權的作用與反作用理論告訴我們，最有效的制海權是有大陸板塊依托，因而可以獲得可持續的巨量資源跟進制海權。中國因超大的近海大陸板塊，特別是具有中遠程導彈打擊技術，使得當代中國對兩洋有著強大的反作用力以及由此形成的較強的近海制海能力。由此反觀西方國家因距離印度洋太遠而產生“島嶼鏈”思維，實屬無奈之舉。

在遠海建立島嶼鏈則需要巨大的資源支持，英國和美國要控制或占領印度洋，首先要從大西洋經過地中海或太平洋過來，而中國進入印度洋遑論太平洋則可就近直達，這種地緣政治中的大陸板塊所具有強大的海上反作用力的優勢，如果再考慮到中國沿海已具有的強大的空防力量，使得中國在相當程度上可彌補了被西方人認為的海權技術上的短板。有利的地理位置，大大降低了中國處理海洋事務的成本，并因此有遠比西方國家更從容的等待時間。 

中國所獨具的“東接太平洋財源（市場）、西接印度洋資源”的地緣政治優勢打破了近代西方“海權”神話，它使中國海洋安全研究有了革命性的視角，這就是：中國是一個天然具有海權資質的大國；幫助西方涉遠來到印度洋的是工業，而幫助中國就近步入印度洋的則是上帝。

目前中國尚不是世界一流的海權技術大國，但中國以自身的地緣政治優勢，會比西方英美國家以更快的速度步入海權大國行列。由此，“海洋自信”，繼而“海權自信”應是中國文化中的應有之義。

具體地，筆者認為未來中國在對外戰略利益特別是海洋戰略利益方面，要尤其注重以下幾個方面的理論與實踐革新： 

一、要學會用“西太平洋中國海”的概念統合“南海”、“東海”、“黃海”分立表述 

西太平洋關乎中國重大的主權利益，又是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起始線，在全新的視角下，我們對西太平洋的制海權建設也會有革命性的變化。 

1958年10月6日凌晨1時，毛澤東在起草《告臺灣同胞書》中告誡美國人說：“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東太平洋是東太平洋人的東太平洋一樣。”1959年2月22日，毛澤東在審閱并修改陳毅報送的《陳毅外長答新華社記者問》一文再次強調“西太平洋”的概念。毛澤東寫道：

所有西太平洋各國人民不了解，處在遙遠地方的美國人，為什么，有什么理由，要跑到西太平洋這些國家來，以其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力量，對這些國家加以控制呢？實在說不出理由的。所以總有一天，不論遲早，如同美國要從世界其他地區放手、縮回家去一樣，美國也一定要從世界的西太平洋這部分地區放手，縮回家去。如果美國人自己不走，硬是要無限期地賴在這些國家的話，那末，總有一天，各國人民要起來把它趕走的。

毛澤東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兩次用“西太平洋”的概念，顯然是有成熟的戰略考慮。我們可沿著毛澤東從中國視角提出的“西太平洋”的構想，用“西太平洋中國海”的概念統合“南海”“東海”“黃海”分立式表述。其中，用“西太平洋中國海南方海域”表述南海中與中國主權相關的部分水域，用“西太平洋中國海東部海域”和“西太平洋中國海北部海域”表述與中國主權相關的東海和黃海水域。這樣可以避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式的政策傾向，并以此推動中國人對中國海的整體認識。 

根據英美等海洋國家海軍建設的經驗以及中國近現代失去臺灣后即失近海制海權并由此反遭大規模入侵的教訓，將并排于中國東部海域的南海、東海、黃海三大海上力量合編為統一的西太平洋艦隊指揮體系實屬必要。在這樣的海上力量體系中，臺灣回歸祖國以及捍衛東海、南海海域的中國主權已成應有之義，同時又不至將其力量伸展過遠，大體在遠東雅爾塔體系安排之內。只要我們堅持不懈地努力，在不遠的將來，切實將中國海上實際控制線前移至臺灣東界——這原本就是中國領土的東界，屆時臺灣和平回歸就是可想象的事。

臺灣回歸祖國意味著中國有效的安全邊界真正推至西太平洋深海海域。有了深海，中國的核潛艇才可發揮終極反擊作用，中國航母建設才能大步向前邁進，中國大陸的經濟建設成果才能得到有效保衛，中國內陸安全的壓力將會大幅降低。 

二、要牢記：中國國內安全是一個相互聯動的整體 

如果說在明朝之前，中國東南安全與西北安全緊密聯動的話，那么明朝之后，中國西南方向的安全日益緊密地與東部，特別是東北部安全相聯動。明代中期，中國東海尚未出現大的危機，此前西南方向對于中原諸王朝而言，只是穩邊安民的問題。但到明末，東海倭患蜂起，特別是清兵入關后，西南便成了各類反清力量的嘯聚之地，緬甸之于中國地緣政治的戰略意義也隨之上升，漸成為中國大西南諸力量獲取外援的重要通道。

清末，中國東部出現亂局，英俄境外勢力也加大對西南地區的打劫。1902年，英日簽訂《英日同盟條約》，1903年10月英印軍隊便向藏邊發起攻擊并于年底進占拉薩。1907年8月31日，英俄簽訂協約，調整了各自在中亞的勢力范圍，協約把伊朗分為三部分，北部屬俄國勢力范圍，東南部屬英國勢力范圍，中部劃為“緩沖區”；俄國承認阿富汗為英國的附屬國，規定雙方“承認中國對西藏的宗主權”。這個協定表明俄國退出與英國在西藏問題上的爭奪。

1937年，日本全面侵略中國，東海的制海權淪落日本之手，中央政府遷至重慶。緬甸通道對于中國的戰略意義陡然增升，西康設省已刻不容緩。1938年11月22日，行政院議決西康準予建省。在中國東部被日本全面封鎖的情況下，中央政府急需打通滇緬公路，于1937年10月始征調云南民工20萬人，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修成了連接昆明至瑞麗的中國境內段公路，進入緬甸后又繼續修建了經過緬北的公路，兩段合稱“史迪威公路”，中國由此從境外獲得大量戰略物資，為抗戰勝利提供了有力支持。而所有這些舉措得到有力執行，西康省的設置功不可沒，而以西藏為重心的青藏高原的主體部分在中國境內的存在則為中華民族一次次戰勝外敵入侵提供了堅不可摧的后方支撐。 

鑒于這些歷史的經驗，毛澤東始終將中國東部安全與西部安全、繼而東北安全與西南安全聯系起來考慮。1953年，就在朝鮮停戰協議即將簽字的前夕，毛澤東即從抗美援朝前線抽調秦基偉至云南，當年6月13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接見秦基偉，告訴他：“調你到云南工作。云南是我國的西南大門，處于重要的戰略位置。”1959年中蘇交惡后的一系列事件引起毛澤東的高度警覺，為了對付“從中間突破”的可能性，在各種方案中，毛澤東首選以西南為重心的“大后方”建設。集中投資于四川東部山區和中部平原，特別是重慶一帶，在四川西南端的攀枝花和甘肅酒泉建造鋼鐵基地。毛澤東提議“三線建設”。為了消除大三線建設的外圍干擾，1962年，毛澤東指示在西南中印邊境發起自衛反擊戰，有力遏止了印方對我方邊界的蠶食。1969年3月，中國在東北黑龍江省烏蘇里江主航道中心線中國一側珍寶島針對蘇聯入侵發起反擊，隨后毛澤東迅速將目光移至中國大西南，12月18日，經毛澤東審閱同意，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加強西藏阿里地區工作的指示》，指出：“阿里地區地處我國西南邊疆，戰略地位十分重要。” 

三、歐亞大陸戰略力量存在比例也有一個“黃金分割率” 

“黃金分割率”是古希臘哲學家畢達哥拉斯發現的美學定理。他曾經過反復比較，最后確定1：0.618的比例最完美。事實上，歐亞大陸戰略力量存在也有一個天然比例。 

在歐亞大陸分區并存有歐洲、中亞和中國三種戰略力量。歷史表明，在歐亞大陸的主要區位即北緯30°至60°之間可容納戰略力量只有2.5個，也就是說，在三種戰略力量之間，必然有一個生存空間要受到其他兩個的嚴重擠壓并因此出現破碎地帶。比如上古時代在歐亞大陸分區并存的是歐洲羅馬帝國、中亞諸帝國和中華帝國。此間歐洲羅馬帝國和中華秦漢帝國強大，中亞地區力量受到擠壓并分出安息、貴霜諸帝國。此時歐洲、中亞和中國之間的力量比為1：0.5：1。羅馬帝國解體后歐洲中世紀陷入碎片化時代，這為中亞阿拉伯帝國繼而蒙古帝國、奧斯曼帝國乃至俄羅斯帝國的崛起和大面積擴張騰出空間。此時中華帝國保存完好并轉入隋、唐、宋、元、明的持續統一朝代。同期，歐洲、中亞和中國之間的力量比就轉為0.5：1：1。進入工業革命后，歐洲又開始復興和強大，中亞伊斯蘭力量在歐洲、中國尤其俄羅斯的擠壓下日漸式微，此間歐洲、中亞和中國之間的力量比又恢復到1：0.5：1。俄羅斯在北方崛起并向南強力插入中亞地區，部分地取代了原來夾在歐洲和中國之間的伊斯蘭力量及其比例。此后原來的歐洲、中亞伊斯蘭和中國的三種戰略力量并存的格局就為歐洲、俄羅斯-中亞伊斯蘭諸國和中國（1：0.5/2：1）并存的格局所取代。近代歷史經驗表明，在歐洲、俄羅斯、中國三者中很少有一支力量能單獨擴充到1.5的水平，即使有，比如唐帝國、蒙古帝國都勉強接近這個水平，英國、沙俄、蘇聯也都曾入侵阿富汗試圖填充中亞，其結果也都是短命和失敗的。如果將中亞戰略力量比喻為歐亞高地的“堰塞湖”，那么，不管是歐洲還是中國，在近代以后還有俄羅斯，其中若有任何一方衰落——比如19世紀末清王朝的衰落和20世紀上半葉歐洲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的衰落及20世紀末的蘇聯解體——并由此造成的戰略力量的收縮，都會引發中亞戰略力量（主要是伊斯蘭力量）在歐亞接合部即中亞地區的崛起及向其他戰略力量坍塌的方向擴張。今天出現大規模涌入歐洲的“難民潮”與歐盟分裂相伴而生便是這一規律的歷史再現。

認識歐亞大陸戰略力量“黃金分割”規律有利于我們看清歐亞大陸此起彼伏的戰略力量消長規律及其成因，并由此認識在這個規律作用下中國國力在中亞地區伸張的極限。而認識國家力量的極限，是成熟和成功外交的前提。

麥金德先生以天才的想象提出了歐亞大陸的“樞紐地帶”理論，由于他沒有認識到歐亞戰略力量存在著這樣的一個“黃金分割”規律，以致他的理論成了英國將國力延伸到中亞和印度洋并由此造成大英帝國的衰落誘因。凱南、布熱津斯基步麥金德后塵，他們的理論更成了將美國驅至印度洋和中亞并由此造成美國衰落的元兇。 

四、中國在世界格局中有著獨特的定位，不能任意夸大和縮小 

美國和俄羅斯作為民族國家，因其擁有巨大的戰略回旋空間而擁有超強的生存能力和超強的反侵略能力，它們是保證世界戰略平衡的主角，是“真老虎”；但作為帝國，它們也為其巨大的本國版圖所拖累，它們又是“紙老虎”，其擴張和帝國控制能力是脆弱和不堪一擊的。與俄羅斯和美國不同，中國不是保證世界戰略平衡的主角，卻是決定主角間輸贏的關鍵砝碼。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戰敗和蘇俄十月革命勝利，決定了世界格局，而中國在太平洋戰爭中的勝利和新中國的建立,只是加強了雅爾塔格局和世界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相對于歐洲而言，中國政治具有很強的整體性，在大陸中心國家和海洋邊緣國家之間，中國砝碼的倒向——相對于法國、德國而言——對于兩邊平衡具有更為關鍵的作用；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中國在世界變局中扮演著“The last straw that breaks a camel's back”即“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的角色。 

五、未來中國國家利益的拓展要在不失國重、保持國力支出不失衡的原則下進行 

李斯特說：“政治科學是以歷史為依據的。”歷史上因贏而敗的戰爭要比因敗而贏的戰爭多得多，這是由于戰略制定者沒有把握好資源和戰略目標在特定空間距離間的匹配關系，以及利用地理阻力實現戰略與目標之間矛盾轉化的節點。與歐洲政治版圖的破碎地帶由中心發生的地緣形勢相反，亞洲政治版圖的破碎地帶圍繞中國展開，這使中國天然地成為亞洲的中心和重心。中國又與美國不同，中國是一個近鄰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國家，東接市場財源西接工業資源，這種天然優勢使中國不需勞師涉遠就可獲得國際優質資源；同時，中國又是一個大陸國家，受四面牽制，與任意一邊過度拉伸會導致平行四邊形的穩定性受到破壞的道理一樣，中國在四邊任意方向的過度擴張都會導致另一方向受到相應擠壓及不得不做出的相應的戰略收縮。根據亞洲的地緣政治的特點，伴隨國力增長，未來中國國家利益的拓展要在不失國重、保持國力支出不失衡的原則下進行，筆者認為：“國家保主權、國內保政權、周邊保格局、全球穩利益”應是這一原則的具體表述，而做到了這幾點，國家基本就可行穩致遠和長治久安。 

今天的中國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中國在不遠的將來亦將步入世界大國的行列，與此相應，中國地緣政治研究需要告別“言必稱希臘”的心態，回歸到“中國的月亮與外國一樣圓”的基本常識之中。